自从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部从华北撤退，白色恐怖总算过去了。严知孝给严萍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位置，教起书来；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对一个女同志来说，是愉快的。薪水不多，对于家庭生活也不无小补。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杨虎城和张学良两将军强迫蒋介石和共产党订下停战协定，释放政治犯……严萍又到北平跑了几趟，请马老将军写了两封信，由严知孝出面交涉，江涛才获得了释放。
江涛出狱，正赶上形势日益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灭亡中国的步伐。于是，江涛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毫无犹豫，立刻请求组织上分配了工作，回到他的家乡，做县委书记的工作，重建地方党。他托吴良栋找到了公开的职业，回到县立高小教书，还是住在贾老师住过的那间小房子里。
卢沟桥事变之后，时局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上级党又下了新的指示：建党、建军、建政，建设抗日根据地，一大溜子工作这就下来了。
卢沟桥事变是震惊全国的，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严萍在炮火声中辞了小学教员，要回到家乡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严知孝也觉得敌人来到脚下，老两口子住在保定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把房子和家具让给亲戚，一家人拔锅卷席回到家乡。
今天严萍和严知孝进城来找江涛。严知孝照旧住在宴宾楼，严萍到高小学堂，在门房打听了江涛的住处，一进江涛的门，江涛、忠大伯、张嘉庆正在屋里坐着。张嘉庆看见严萍进来，脸上腾地红了，拍手大笑了说：“你看！说着曹操，曹操就到了！”
虽然，严萍不知道张嘉庆说话的意思，也由不得红了脸，一手拉起忠大伯的手，一手拉起嘉庆的手，笑了说：“看！经过这么大的变乱，我们不是又到了一起吗？”
朱老忠说：“当然，我们又到了一起了，江山河海都挡不住我们！”
江涛也说：“我们又到了一起了！”说着，叫校友打洗脸水来，叫严萍洗脸。
几个人在一起又说又笑，谈了一会子大暴动的话；贾老师直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严萍洗着脸，说：“这么几年了，这个回来，那个回来，就是贾老师回不来！”江涛说：“也许在什么地方被捕牺牲，也许是去苏联学习了……”谈到这里，谁也不再说什么。在这么几年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谁又知道谁落个什么下场呢？
正在谈着，校长吴良栋走进来。他们还在噙着泪花儿谈，学生们一谈到贾老师，没有不伤心落泪的。吴良栋不知道他们谈的什么事，他说：“大伯！又逗着孩子们玩哪！”说着，他促膝蹲在椅子上，掏出小烟袋儿，打火抽烟。他光着两只脚，两个大拇脚趾头，好像猫儿对爪一样，互相玩弄着。
朱老忠说：“可不是！老同志们到了一块儿，就是爱说几句老话！谈过去的事情和过去的人儿。”
吴良栋，脸上长得黑模悠的，一副温厚的脸，良善的眼睛，谈起话来慢条斯理的。自从大暴动以后，党把他派来这座小城里，隐蔽在这个学校里做工作，一向是单线联系。卢沟桥炮声一响，他才和江涛接了头，参与县委会的工作。江涛过去唱的是独角戏；今天工作多了，只有依靠良栋。良栋自小儿忍辱负重惯了，如今经常是独自一个儿，悄悄吹着口哨，做完党委机关一切繁琐的工作。他常说：着什么急？有多少羊也得轰到山里。铁打房梁磨绣针么，功到自然成。工作的成绩，在于刻苦和努力，着急顶了什么事？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生铁牛”，就是最扎手的工作，也挡不住他。卢沟桥炮声一响，他叫学生们暂时回家，更好开展抗日救亡的工作，成天价人来人往。
吴良栋比江涛入党还早一些。年岁也比较大。家里有几间房子，几亩地。他上了几年小学，跟着父亲蹬上铁轮机，织起洋布来。织着洋布看了很多小说，什么包公案、彭公案、水浒、三国……只要能找到的书，没有不看的。高阳布垮台了，又和父亲走西口贩牲口。他在古小说上，学习了一些中国人的美德——谦、良、恭、俭、让。自从受了党的教育，更懂得怎样做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他成天价埋头苦干，但不爱多说话。吴良栋说：“早听得江涛说过，知道大伯正义行事，是有名的枣木老头儿！”
朱老忠说：“趁身子骨儿结实，多跟你们跑蹅个几年，多做点工作。将来跑蹅不动了，再坐着看你们的！”
吴良栋说：“咱父一辈子一辈的，都在革命里，真是一场老少会！”又转过脸对江涛说：“明天，后援会该开会了，咱还没研究这会怎么开法？”
江涛扬起下颏想了想，说：“我看，主要是做成几件决议。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问题、组织宣传队的问题。宣传费的垫办，恐怕也得经过这个会议向县政府提出来，由地方款开支。还有，各机关对后援会性质的认识上还不一致。有的人认为发发通电，散散传单就算了，不必有什么实际行动。老实讲，他们就是支这么个空架子，不见实际行动。”
吴良栋慢搭搭地说：“明理不用细讲！他们怕发动群众，咱就是要发动群众！他们怕闹武装，咱就是为了组织武装！不这样就不能打败日本鬼子，像他们那样就只能当亡国奴！”
严萍接着说：“这是本质的问题！”
江涛说：“你说得一点不差，明天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还有一番争论。争论就争论，打开天窗说亮话，今天的抗日救亡，不是明争，就是暗斗，不过，为了祖国，为了打败日本鬼子，我们要用最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去感召他们。”
良栋说：“一点不错！明天县长恐怕不出席，你还得准备把抗日的形势讲一讲！”
江涛说：“应该讲一讲，这是个上层的会议，开好了影响也很大！”江涛在屋里走来走去，旋了一个圈。继续说，“讲起工作，可真费劲！过去咱没处过这环境，没接触过这些人，穿袍的戴帽的……今天做起这个工作来，哎呀！真……”他摆着头笑着。严萍插了一句，说：“这就是所谓统一战线工作。”
良栋说：“工作还得好生做啊！我看，在目前说，工作成败，三十六着，就是这一着上，在上层工作上……”
江涛说：“基层工作，更加重要！”
严萍说：“当然是呀，我们要扎扎实实搞好村里的工作！”嘉庆说：“就是！就是！”
当江涛和吴良栋关于后援会的谈话结束的时候，朱老忠和张嘉庆正在谈着。五年不见，他们谈起革命历史上的故事，老同志们的不幸，不同的遭遇，有多少肺腑话想一下谈出来，可惜时间短，一下子谈不完。
天晚，有一道长虹映在东天边。夜暗扑来，江涛点着一盏洋油灯，灯上发出橙红的光亮。
几个人围在桌子上，江涛说明是开县委会，格外有朱老忠和严萍参加。会上张嘉庆传达了特委关于建党、发动群众、武装建设及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他们根据地方情况做了讨论。
张嘉庆取出一个黑漆砚台盒子，用刀子将砚台撬出来，取出四本小书。是油印的、高粱粒大的字。一本《党的建设》，一本《游击战术》，一本《连队政治工作》，一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他们拿到书，趴在昏黄的灯光之下，默默地读着。屋里静下来，桌子上的小座钟，清脆地、嗒嗒地响着。
朱老忠拿起一本小书，字太小，他眯细了眼睛，在灯下反复看着。离远一点，再离近一点，模糊一片，说什么也看不清楚。他抓着脑瓜皮，急得浑身发痒。他想：“这样重要的文件，咱要有个眼，多好！”他转过身递给严萍说：“你有眼，你看。”
他们根据特委的意见，根据工作的需要，作了分工。张嘉庆管理军事和宣传队的工作，老吴管组织，朱老忠管农民工作。决定：严萍入党，今后管理政权的工作。严萍笑了说：“我可管不了。”江涛说：“你学习。”这倒是真情，过去都是在敌人的军队和政权之下秘密活动，今后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了，这是新问题，只有学习才能掌握。
夜晚，天是湛蓝的，闪着银色的星星。夜愈静，房后头的蛙声愈是爽朗。随着河水的波音，一起一伏地唱着。
第二天，会议在学校里召开。江涛在救国会的委员会上做了抗战形势的报告：七月七日的晚晌，日寇借口挑衅。八日攻宛平，占丰台。十二日占领天津车站。华北形势危急，党号召人们起来保卫家乡，保卫平津。报告完毕，把问题提出，讨论完决议案的时候，就宣布散会了。
江涛走出教室，立在门口，等陈金波和严知孝走出来。严萍在后头跟着。
严知孝今天在会上发表了很多意见，他提议救国会的名字应该加上“抗日”两字，才能引起群众的注意，并提出群众武装应该由政府统一领导，免得紊乱社会秩序。江涛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大家也表示赞成。经过江涛和吴良栋的努力，把议案通过了。
严知孝身材比过去胖了，红四方脸，苍白胡子，和一脑袋苍白的头发。穿着灰绸子大褂，双梁鞋子。他把白羊肚毛巾折成四方块，擦着脸上的汗，看见江涛，点着头微笑着说：“好，这么着好啊！你一通知我，我就来了，晚上到我那儿坐坐吧！”说着，又连连用毛巾抹着胡子。严萍架着他，迈动慢吞吞的脚步走出去了。
江涛拉着陈金波的手走回来，喊工友打上洗脸水，请他洗个脸。江涛盯着陈金波说：“表兄！今天我讲的话，有什么毛病没有？”
陈金波抹了满脸胰子沫，用手搓着，伸出大拇指头，白眼珠从眼角透出来，瞥了江涛一眼，说：“好！叫座！不愧是才子！”
陈金波是公安局的督察员，四十多岁，穿一身黄布马裤军装，圆脸蛋儿，白得像鸡蛋清儿，嘴巴上留着黑黑的短胡须，说起话来，嘴唇上皱起细纹。他取出烟盒，用大拇指一弹，一棵纸烟蹦到江涛手里，随手划个火给江涛点着烟。这种小动作，练得那么熟练。江涛想到：没有十几年的社会生活，连这一手儿也很难学得好。
他坐在椅子上，左手扒着靠背，架起腿儿、打着哆嗦。说：“表弟！这战事当真像你说的那样？”
江涛说：“一点不错，卢沟桥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日本鬼子侵略东北，进攻上海，进攻长城各口之后，现在要进攻华北了！”
陈金波用两个手指头挪开烟，瞪起两只白眼仁多、黑眼仁儿少的眼睛，射出尖锐的光芒。说：“日本鬼子准能占领华北？”
江涛说：“这问题，先看敌我力量的对比，再看双方的准备工作。从抗战的三个阶段来说，在消耗战的阶段，主要是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所以退却较快，不能死拼！”
陈金波抬起额角，沉吟了一刻，深深吸了一口烟。说：“这玩意儿……可就是个问题了！”
江涛说：“表兄！你打算怎么办？”
陈金波说：“我吗？咱哥俩说话是大年初一吃饺子——没外人！我呀，冬夏常青，俩肩膀扛着一个嘴，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别说日本鬼子，美国鬼子我也不怕！”
陈金波是江涛母亲的侄子，住在城里，祖父在衙门口里当差，父亲靠帮助乡下人打官司，写个呈文卖个状纸吃饭。陈金波念了几年书，在公安局当个小差使，后来升了督察员。在江涛来说，这门亲戚向来是不走动的。江涛这次回到县里，为了工作，才和他取得了联系。
江涛留心着他的言谈语貌、心理状态，好像是个医生，要把每个人的心思和愿望，放在自己的眼前看个清楚明白，才好处方下药。他踌躇了一下，谨慎地用手指甲弹着烟灰，说：“你说，我应该怎么办？表兄！”
陈金波把黑眼珠向白眼角上一斜，嘴头儿上带着一抹笑容，说：“你呀，表弟！你和我不一样，我是找饭吃的；你是干事业的，你呀，你上太行山，占山为王，下白洋淀，落草为寇！”说着，他又弯下腰哈哈大笑了。
江涛听完最后几句话，大吃一惊，怔了一刻。他没有想到陈金波会对他有这么深刻的了解，但他不打算对他有什么表示。
陈金波看出他犹豫的神气，说：“自小我看着你长大的。什么心思，什么脾气，我还不知道？说是说，笑是笑，也许，将来我也得走了你这条道儿。不过，我得看情况！”
陈金波说完，各自沉默了一会，江涛想想日本鬼子要来了，孙悟空有孙悟空的法宝，猪八戒有猪八戒的法宝，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走自己的道路，这是肯定的。
江涛说：“表兄！看政府对我的态度怎么样？”他极其微妙地探询所要了解的情况，声音轻巧、有力。
陈金波说：“他吗？这位县长，外来人做官，还不是为了吃、喝、穿。只要有钱掖腰包儿，上峰不催，国民党不问，谁去狗拿耗子？这个当儿，还不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江涛又轻俏地问了一声：“他和张荫梧的关系怎么样？张荫梧在定县当七县专员，他在张的管辖之内。”
陈金波见江涛注意了这个问题，也就把话匣子拉开了：“他们哪！棉花线子，两市！张荫梧老早想撤他，换自己人。可是，这位县太爷根子硬，道眼儿宽，硬是撤不了！这早晚，他把你抬出来搞救国会，叫你当这个副主任，也有所谓！我说说，你听听！”他把烟嘴攥在手心里，竖起大拇指头说，“大敌之年！乱世，不比治世。我看他这步棋是这么摆的；张荫梧撤不了他，他可以和你合作。这咱不比那咱，那咱国民党在着，如今国民党撤退了。因为你手下有人！否则，你再闹个反割头税呀大暴动的，够他一戗！咱县自从出了这两回乱子，这个日进斗金的地方，就成了火山口。可，话又说回来，张荫梧要是撤了他呀，算是脱了裤子坐在炸弹上！”说着，他取出手绢，擦了擦嘴上的唾沫。又说，“比方说，张荫梧的人一来，他和咱县长不一样。那家伙，他是个唱白脸的，刚愎自用，拧着鼻子抖威风。他一见你，一定不同意你这一份。不同意，他就要收拾你。可，表弟！你是好惹的？你一定要发动人进行抵抗。哎！这大暴动，就又要闹起来！”他又擦了擦眼，提高嗓门，说，“这叫做借刀杀人！这刀啊，表弟，就在你手里攥着！我不是诸葛亮，可这棋，我也不能只看一步。表弟！是不？”
说完，他向江涛肩膀子上狠狠地拍了一掌，又自以为是地盯直眼睛，绷起嘴唇骄傲地笑了。
江涛暗自点头：过去对地方形势的估计，大致还不错。看到环境的困难、责任的重大，就越觉得自己的渺小。国民党接受了合作抗日的条件，不过是一纸空文。在这个地区，在那恐怖的年月里，经过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共产党怎样发动群众登上政治舞台，把抗日运动搞起来，还是个严重的斗争过程。非常明显，县长和士绅的矛盾，并没有减弱。党与群众对封建势力的矛盾，在大暴动以后是隐蔽了，“九·一八”以后不久，又突出了。目前，外来县长，地方士绅，尤其是广大群众跟张荫梧的矛盾，逐步尖锐。群众力量怎样在这复杂的矛盾中生长，问题在于党怎样站在领导地位，让各种落后力量得到对消，使积极抗战的力量得到生长。这个问题，要放在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上去考虑。要紧的是要掌握情况，掌握突出的矛盾。
直到现在，江涛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个谜。他这顶红帽子，是公开的秘密。“何梅协定”以后，国民党部在华北撤退了。谁插足在复杂的矛盾中，也不肯冷手抓热馒头。他就是这样站稳了脚步。江涛说：“还得请表兄多加帮助！”
陈金波说：“自己兄弟，还有什么说的。我吃这碗饭，还不是靠朋友帮助？话又说回来，反割头税的时候，要是有我呀，也成不了那个样子！”
其实，他这是说大话。就是目前，他能掌握的情况，也只是公安局的内部和政府个别部门。
陈金波缓缓地开门走出来，立在台阶上，伸开手打了个哈欠，说了声“再见！”扭头走回去。
江涛站在台阶上，看着陈金波的背影走远。他从历史上、政治上、性格上，考虑这个人：“他能跟着共产党走吗？”这个问题，由小而大，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最后决心争取他合作。共产党的胸怀宽大，愿和一切同情的人们交朋友，愿和一切抗日的人们携手前进！
因为战乱，学生们回家了，大操场上很清静。他走回来倒了一杯茶喝着，茶在玻璃杯里透出鲜明的棕黄色。两枝叶梗，在茶杯里上下浮沉。
下午，他走到大街上，在成衣铺里穿上新做的蓝布制服，把那身穿脏了的旧制服，用包袱包起来，又到鞋店里穿上一双新鞋子。确实，这几天他总想把自己打扮得整齐一点。在大街上遛了个弯儿，走进理发馆，请伙计给他把头推光。工作忙，再没有时间去梳拢它，推个光头，更显得精神。
今天，好不容易在会议上做成有利于抗战的决议：要成立办公室，出版救亡小报，成立宣传队；下乡把卢沟桥事变的真相告诉群众，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他想搞得好，准备了多时的救亡运动，就可蒸蒸日上了。
当然，有人对江涛的主张有意见，那还不如说是对共产党不满。他们认为这位县太爷，做不了三早起两晚晌，抬腿要走了，给地方上找下这么大的麻烦。认为县长把江涛请出来搞救亡工作，是引狼入室。江涛想：必须用一切力量克服这种困难。
卢沟桥事变以后，冀察政委会给县政府下了命令：要各县成立后援会，协办后方勤务。在这个当口，保属特委也给县委下了指示：要各县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发动群众起来“打鬼子，保家乡！”江涛把严知孝、陈金波请出来，通过他们的力量和政府当局联合成立了抗日救国后援会，后来简称救国会了。县长为当然主任，江涛担任了副主任。人们以为这样一来，江涛就和县长平起平坐了。
在这紧要关头，救国会的建立，好像动荡的水上投下一块巨石，把人们从激动的波纹上簸动起来。亲戚朋友们，同学同事们，即便素常里互不往来，也互相走动起来。有些士绅名流，平素不常进城的人们，也开始进城来，打听打听消息。他们不约而同地关心国家大事了。
自从救国会的牌子挂起来，老战友们都来找江涛，向他诉说几年来的遭遇和不幸。江涛把目前形势告诉他们，要他们为党、为阶级、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继续奋斗。也有不少人来找嘉庆，自动签名加入救国会，做救亡工作。他们组织了宣传队，开始在乡村里宣传着、组织着。只要不出什么风险，这抗日运动是一帆风顺的。
想着，他理完了发，付了钱。立在镜前，摇着脑袋看了看，这个坐过监狱，做过艰苦的地下工作的年轻人，脸上还不失为英俊。但又仔细看看，额角上隐约地显露一条皱纹。这不能说不是一点新的变化。工作逼着人不得不改变，自从卢沟桥事变，自从搞起救国会，生活上、工作上，起了很多新的变化，和工作在地下的时候，不相同了。过去生活的圈子，仅限于学校和乡村；现在工作逼着他走动公安局、商会、教育局。他要出入衙门口，不用传达，抬着头儿，迈着大步走进去，县长也要让他座儿，面对面商量工作。工作逼着他和各阶层、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于是衣裳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常理理发，刮刮胡子。这也是礼貌。开始他很觉勉强，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听得多见得广了，心胸里自然开阔了。思路广了，解决问题的手法，也就灵活起来。
在衙门口走过的时候，买卖人们立在门口，品头论足的议论：这个住过监牢狱、上过黑名册子的共产党员，一步登天了，走起红运来！
走进宴宾楼，堂屋里高高的挂起泡子明灯。小灶上的伙计，把小勺磕着大勺呱呱响着。跑堂的用尖锐的声音报着菜单。城里的老辈子风俗：冠盖往来，士绅名流，刑名笔吏，调词嫁讼的人们，进城上县都住在大馆子里。这些大馆子，包办酒席，带管着出赁房屋被褥，侍候茶水。
江涛向跑堂的伙计说明是来找严知孝的。伙计把他领到一间小房门口，在小门上轻轻敲了两下。
“谁？请进来！”严萍说着，开了门，一见江涛，笑了说：“请进来！”
桌子上搁着一壶酒，两碟菜，还有一卷《史记》。严知孝在独斟独饮，边读边谈。
他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眼看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北伐战争，在眼前匆匆地过去。几十年来，是连年的军阀混战。争城的人，杀人无数；略地的人，酿成血雨腥风，都于国家民族无益。如今，这古老的中国，还是百孔千疮！他怀着无尽的忧愁说：“咳！沧海桑田如白驹之过隙哪！眨眼之间，时过境迁，世间就不属于我这一代了！”于是，他又想：“由他去吧！”他觉得，自己有无尽的才华，可惜没机会用在祖国的事业上，多咱一想起来，便免不了掉几点老泪。
在国难当头的年月里，一来东北沦亡，长城各口抗战失败，战争危急。二来，冯登龙阵亡，真是国难家仇集结在他的心上。年老了，力衰了，回到故乡的农村里，谢绝了宾客，闭户读书，向来不多见人的。这次，是因为江涛的提名，参加了抗日救国会的活动，他才和严萍来到城里的。
江涛坐在椅子上，取出烟盒来吸着烟，说：“先生！请你告诉我，我在会上的讲话，有不妥当的地方吗？”
严萍不等严知孝说话，笑笑说：“挺好的！”
严知孝给江涛斟上一杯酒，说：“还好！话是说得有分量！”
江涛诚恳地问：“有什么毛病没有？”
严知孝说：“要问毛病……那就是讲得太少了一点，人们没有听够。好比吃饭，好吃的菜，谁肯撂筷儿？不，你又不讲了！哈哈！我知道你是不爱多讲话的，尤其在这稠人广众之中！”
老头子说着，又痰喘着笑了，说：“在这个关键上，人们要看你的！从讲话上看，你魄力还够。口吻和提法也好。当前，政府很看重你，认为你是人材！眼看战争就到脚下，有谁肯出来执掌时艰呢？”说着，手捋着花白胡须，看着窗外的、辽远的黑暗。
江涛端起酒杯，瞥着严知孝说：“老师，县长和张荫梧的关系怎么样？”
严知孝说：“怎么样？那不就很明显了吗？现在是鹬蚌之争。仅张荫梧那点小小的表示，就够县太爷捉摸老半天的了！本来，他还想把我架出来耍巴耍巴。我看透了这步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胡子老脸的了，不愿再费那个劲了！”
他端起酒杯，等着江涛，一同喝下这杯酒。严萍走过去给他们把酒斟上。
江涛也明白，县长抬他出来，是要借他的力量突挡住张荫梧，突挡住地方士绅。是要把他作为一颗炸弹，或者炸掉张荫梧侵略该地政权的野心；或者炸掉江涛自己。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即便两个便宜都捡不到，他还可以把日本鬼子这把刀扔在别人脚下。可是，江涛考虑：党和群众，一旦与其他势力的要求有某些一致的时候，这就是合作的条件。也许有人会坐山观虎斗，企图从中渔利，但对于这些，江涛都不放在心上。他要考虑的是：在这国家存亡的关头，共产党人不挺身而出，还等待哪一个？于是，他放弃一切顾虎，就坡骑驴，一蹴而上了政治舞台。
江涛听到严知孝和陈金波的谈话本质上相同，他们的看法，又恰与目前掌握的材料相符。于是，他把这个问题，暗暗地肯定下来：“问题就是如此！一切决定于斗争，斗争，斗争！”江涛伸出右手，抖动了几下。他说：“我觉得，我还是年轻……”
严知孝把酒杯撂在桌子上，怔了一霎，说：“你不年轻了！”他掐指算了一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你正在‘而立’之年，即使不表现在自己的学问和事业上，这也是造福桑梓呀！”
江涛说：“我自小没走入过政界，没混过官场！……那只有接受你老人家的帮助了……”他端起一杯酒，微笑着，两眼瞥着严萍。
严萍说：“哈哈！闯荡闯荡就学会了！”
谈到这里，江涛想到自己参加政治活动的历史，全部是学习和斗争的历史。向反动派斗争，向封建势力斗争，向帝国主义斗争，向困难的环境斗争。斗争，斗争……一切只有斗争。他说：“冯贵堂的态度怎么样？老师！”
严知孝拍了一下桌子说：“他吗？他和张荫梧有瓜葛。冯悦轩在山西，和张荫梧有一面之交……”他又冷笑两声说，“这人，不学无术，大混蛋一个！他的眼睛光认得大钱。他就是扯着冯悦轩的旗号！鸡鸣狗盗之辈，我们不要把他放在眼里！”
严知孝自己认为是名门出身，以学者名流身份在社会上不多交往。士绅群里，说他是“屎茅坑里的砖，又臭又硬”！
江涛听夜静下来，城墙上传来敲木梆儿的声音，起更了，他立起身来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说着，不由得弯下腰咳嗽着。
严萍见江涛不住地咳嗽。她说：“唔！饿了吧！吃点东西？”
江涛说：“不！”
严萍说：“你吃碗肉丝烩饼！”
江涛说：“不饿！”
严知孝说：“不吃，你去吧！你，我是深知道的，一辈子不容易！这乱世是个出英雄的时候啊！”说着，拿起四方块手巾擦着他的长胡子。
江涛立起来说：“老师！缺什么东西不缺？”
严知孝说：“不缺什么！明早儿，我就回去了。做活的赶了家里的大车来，在这里等着哩。”
江涛从明亮的灯光里走出来，走在黑暗的街道上，出了县前街，他走进一家小面馆里，吃了一大碗面条！路上，他想：“严知孝这样的人，在民族革命里，还有他用武之地。只可惜，他太刚愎自用了！”
走回来，趴在桌子上写了一封信。他打算，明天接待张荫梧的代表。后天，到锁井去，把锁井镇上的支部工作整理一下。
躺在床上。在灯光底下，看着墙上那幅画：一只雄劲的大手，握着通红的火把。好像有熊熊的火焰，在胸中燃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