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江涛回到家里，看了父亲，又把大贵和老拔叫来，几个人一块谈着：小游击队怎样离开了平原到了山里，怎样在阜平的大黑山上安营扎寨，怎么到张家口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又怎么收复了多伦……直谈到夜晚，母亲又让他们吃了饭、喝了酒。
第二天，江涛回到城里。锁井镇上的工作做完，他才放下心来。他觉得这几天精神疲劳，脸上又瘦了许多。为了了解群众思想情况，他坚持深入农村，深入群众。每天下乡回来，除了翻阅报纸，看文件，准备材料，还要听取各宣传队的汇报。战争的局势一天天地紧起来，发展下去，还不知道成个什么样子。上级党的指示又不是随身跟着的。他觉得这政治责任实在重大。在卢沟桥事变以前，是秘密进行抗日宣传，秘密地在群众里进行抗日活动。从思想上准备组织武装，迎接新形势的到来。卢沟桥事变以后，在同情分子的协助下，建立了救国会。把党的工作结合在救国会里。他想在一个什么时机，采取一种什么方式，把抗日武装组织起来。这个问题，他开始在陈金波身上下功夫。但不知这把钥匙能不能开他这个锁。
这的确是个费心思的问题，在目前来说，建设武装，建设政权，是个平地上起鼓堆的事情。当天晚上，他考虑这个问题，眯眯糊糊地睡了觉。第二天一早，太阳照上窗玻璃他还不想起。几只麻雀子在窗外马荣花树上唧唧喳喳地叫，叫得烦人。一阵皮鞋声，嘉庆走进来。他抽着大烟斗，眨巴着眼睛说：“江涛！你还不起……”
江涛说：“常说，早茶晚酒黎明觉，谁叫你起这么早？”说着，他把身子向上蹿了一下，趴在枕头上。
嘉庆坐在江涛的床边上说：“学生们都回家了，该你睡懒觉了！”说着，脑子里打了一个忽闪：他见我进来就冷不丁地一蹿，这里一定有问题！悄悄儿伸手到他枕头底下一摸，硬邦邦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又嘻嘻地笑了说：“快起吧！该吃早饭了！”
江涛说：“你出去我才起呢！”
嘉庆说：“嘿！怕什么？又不是大姑娘！”他又偷偷伸手摸了一把，还猜不透是什么东西，心里急躁起来，推着江涛的膀子说，“起！起！起！”
江涛只管抽烟，也不理一理。
嘉庆猛地把江涛推到一边，伸手抓起枕头。江涛反过头，从嘉庆手里又掏回枕头来，搂在怀里，说：“反正你闹不清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时，急得嘉庆满头大汗，跺起脚来说：“什么玩意儿？给我看看！”
江涛说：“你猜！”他紧紧搂在怀里不放。
嘉庆抬起头来，估量了估量，说：“一只大烧鸡！昨日个在锁井镇买来的！”说着，又下手去抢，说，“来，给我！”
江涛蜷起两腿、两脚，更加搂得紧紧的，说，“就不给你！看你怎么的！”
张嘉庆伸手扑上去，一心要抢过来，说：“不给我？说什么今天也过不去。快给我！”
张嘉庆身强力壮，个子又大，江涛是个小紧绷个儿，自觉抢不过他。咕咚一声扔在床上，说：“吃吧！德国造！”
张嘉庆解开枕头一看，吃了一惊，咧起大嘴说：“嘿！德国造，插梭、二十响，我那亲娘！好枪！好枪！就是锈了点，有点斑，这是哪来的？”他用手把枪擒结实，挡在身子一边，只怕江涛来抢。
江涛说：“你猜！”
嘉庆说：“是从公安局借来的！”
江涛说：“不是！”
嘉庆说：“是从大严村借来的！”
江涛说：“更不是！”
嘉庆说：“是老爹爹去了二亩地买的！”
江涛说：“你算猜不着边儿！”说话中间，江涛穿好了衣裳，洗了脸，指着书橱说，“你看那儿还有一件宝物！”张嘉庆打开书橱，看见红旗，恍然大悟，说：“从忠大伯那儿拿来的！”
江涛点了点头。
嘉庆说：“这红旗面熟熟的，我认得是大暴动时打的那面旗！这枪呢？”
江涛说：“这枪是缴的冯老兰的！”见嘉庆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他才把忠大伯在暴动起手时如何缴了冯老兰这把枪，后来如何给了湘农司令员；大暴动失败后，湘农司令员临走又如何把枪和红旗一块留给了忠大伯，以及要忠大伯如何凭着枪和红旗向党接关系的话，都详细讲了一遍。最后，他赞叹地说：“忠大伯是个有心人，大暴动失败后，他在白色恐怖里把枪转移回来，悄悄垒在墙里，昨日个才拆了墙拿出来！”
江涛说完，俩人默默地把红旗挂在白墙上，像早晨的晴空透出霞光。
张嘉庆又拿起那枪，站在窗户底下，弄得机钮咯咯响，不由得喜从天上来，说：“枪啊，枪！可找着你的主人了！从今以后，在抗日战场上，冲锋陷阵不愁没有武器了！”说着，笑着，伸手照篮球架子上的两只雀子，当当地就是两枪，两枪打下两只麻雀。
江涛看他这么冒失，乱放枪，气得直跺脚，怕惹出乱子来。他说：“干吗！又发疯了！平白无故地惊动四邻！”
嘉庆把枪插在腰里，说：“别跺脚，同志！我一时高兴，过了这股劲头就好了！”
正在谈着，宣传队员们来叫他。各宣传队吃了早饭就下乡，请他去报告宣传材料。他拿腿就走，出了门，又回过头来说：“这枪算是我的了！”
江涛看看嘉庆，眯眯地笑着；这人，这么天真，这么单纯，这么忠实热情，就是做起事来，冒冒失失。他坐在椅子上，生气地说：“爱放枪，冒失鬼！”
张嘉庆才来的时候，宣传队还没一个人。自从他来了，又是给各关系方面发通知，又是给老熟人们写信，还在城门上贴告示，招收学生，开了个三五天的训练班，讲了讲“群众工作”、“抗日宣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几天，宣传队成立了。人们说：“这人真能折腾！”
吃过早饭，张嘉庆拿把笤帚扫了他的毛蓝大褂子，擦了擦破皮鞋。江涛走进来，一进门就说：“冒失鬼！叫你下乡去工作，可又不是叫你去相亲！小心姑娘们看见你的两只眼睛，看迷了！……”张嘉庆半句话不说，扭屁股走出来，回头了，谨防江涛抢他的枪。
张嘉庆骑上自行车，十几辆车子紧跟着他在大街上一走，燕儿飞似的一大溜子。街上人们都说：“好火爆的宣传队！”嘉庆听得说，两脚急蹬了几下子，车子队箭儿似的出了城门，来到南岗大集的中心，敲锣动鼓开起大会，做起宣传来。
开完会，张嘉庆带上宣传队，推车子出了村，上了堤坡，跷腿骑上。天干地硬，像刮着一阵风儿，便到了锁井村头儿上。离远看见大杨树底下坐着个老头儿，戳着锄抽烟，仔细一看，是忠大伯。他紧蹬了两下车子，提高了嗓门，摆着手儿大喊：“忠大伯！忠大伯！”
听得有人喊叫，朱老忠打了个眼罩儿一看，一溜车子，飞也似的到了眼前，领头儿的脑袋上的长头发在太阳下放着光。他想：“从哪里来了个女学生？”近了一看是嘉庆，心里由不得笑起来，破开铜嗓子，大喊：“哎！嘉庆！是你来了！早盼着你哩，你大娘给你捎了个讯去了！”
说着道着，车子队到了大杨树底下。嘉庆说：“江涛叫我来看老人家们！”
朱老忠扛起锄头，领人们朝家走，到了河神庙底下，嘉庆说：“大伯！俺们上村公所里去吧，今天来的人多！……”朱老忠愣了愣，说：“怎么说？上村公所里去？那村公所不过是几间空房子，又没人伺候。你看你大伯穷了，是呗？不要紧，同志们来了，我脱裤子扒袄，也不能叫你们搂着空肚子回去。来吧，上咱家去！”
朱老忠手指头上耍得烟袋杆溜溜地转。见人就说：“县救国会的宣传队来了，别慌下地。听听日本鬼子炮打卢沟桥吧！”到了门口，等不及进门就喊，“他嫂子！快烧洗脸水，嘉庆他们来了！”
金华听说嘉庆来了，扒着窗户桃形的小玻璃看了看，把针插在活计上走出来，说：“嘉庆来了，我看看还认得不？……哟！还那么闺女儿似的！”
嘉庆说：“嫂子，你好！我大娘呢？”
金华说：“背着起义串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金华忙抱柴烧水。
嘉庆搬出板床来，放在小院里，抬起头看了看从房后头伸过来的那几枝柳枝。他发现柳枝比前更粗更长了，叶儿密密层层，遮住了太阳。他坐在忠大伯的软床上说：“咳！五年了，五年不到忠大伯家来了！”
朱老忠笑得对不上牙儿，铜声铜气地说：“好啊，咱同志们，又就上伴了。”
人们在树底下喝着茶，忠大伯迈步走到东锁井。一进刘二卯的门就说：“二卯兄弟，今日个有‘官事’下来了，在我家里打尖呢。等会儿你可去呀，吭！”
刘二卯听得说有“官事”下来了，在朱老忠家里打尖呢，装模作样地说：“好吧！随后就到！”
刘二卯急忙放下饭碗，走过了苇塘，一上坡，看见朱老忠门上插着个小红旗儿，旗上扎着“宣传队”三个白字。走进院子，强打笑脸，油腔滑调地说：“众位的们到了，我知道得晚，这就是怠慢了。诸位的们请原谅，走吧，到大街上，吃饭喝水都方便！”
朱老忠说：“用不着，自己人，这算到了家了。你敲个锣吧，就说县救国会的宣传队来了，演讲‘日本鬼子炮打卢沟桥’。请乡亲们听个清楚明白！”
朱老忠打发朱庆从磨房里背了半笆斗白面来，叫伍顺、朱庆亲自下手，烙饼擀面条，给宣传队员们做饭吃。
刘二卯咂着嘴，看这人们：有书理人，有穿破衣裳的庄稼汉，有的骑着新鲜的自行车，不用说，就明白了七八分。可是他闹不清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好吧！众位的们先吃饭，今日个一切花销村里可兜了！”
刘二卯走进聚源号，冯贵堂正和齐掌柜谈论“卢沟桥事变”。他把嘴头儿对准冯贵堂的耳朵，用两手遮着说：“喂！朱老忠家里又来人了！”
冯贵堂一听，睁圆两只大眼睛，吸了一口冷气，咕嘟着嘴说：“非同小可，这番不比往昔，国共合作了，又有条文。说不上，问题这又来了！”
刘二卯哑着嗓子，说：“说叫敲锣动鼓集合人，要做宣传！”
冯贵堂乍起胡髭，说：“叫他们宣传吧，那顶了什么事？看看时间再说，不然，将来……这号人，要是公开合法了，更加厉害呀！”
刘二卯听了冯贵堂的吩咐，拿了催银子的大锣，在大街上敲着，边敲边喊：“大家小户听着！今天不许下地，齐集戏楼，听宣传抗日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大人、孩子……卢沟桥闹了事变，齐集戏楼听听去了！”
锣声一响，人们都支棱起耳朵，端着饭碗走出来。端着岗尖一大碗小米饭，蹲在饭场上，随吃随嘟哝：“准了，这仗算打上了，听听怎么宣传吧！”“咳！又是慌乱之年呀！”
朱老忠听得锣声从十字街上飘过来，脸上的肌肉松动了一下，伸开大拇指头说：“嘉庆！行了，咱又吃开了！”
嘉庆抽着烟斗，笑模悠地眨着眼睛，说：“走着瞧，大伯！形势好转是争取来的，干吧！”
忠大娘背了起义，一进门见坐了一院子人，愣了一会儿，一眼看见嘉庆。她说：“嘉庆！你可来了！”接着埋怨金华，“他嫂子！嘉庆来了，也不说叫我一声！”又叫起义，“去！问你叔叔个好儿！”她上下打量着嘉庆，好半天，又笑着说：“你们都长了这么老高，回家来不？”
嘉庆说：“我呀！没家可归了，自从领导了吃粮分大户，我爸爸怕共产党连累他，登报跟我脱离了父子关系。大暴动以后，我又回去过一次，爸爸是个胆小鬼，说什么也不肯留我！”
忠大娘眼圈红起来：“咳！这年头什么样的人都有。活过来就好啊！你看你，穿着那大破鞋，衣裳也该换洗换洗！咳！年幼幼的，又没家没业的。他嫂子，明日个打夹纸，先给嘉庆做两双鞋。把大褂脱下来，叫你嫂子给你洗洗！”
朱老忠说：“我看这倒好，才给你摘了个大帽子呢，不当地主的儿子了。”
一句话，说得满院子的人们都呱呱大笑。
忠大娘说：“干上这个了，你们就是另一个天下了。人家是高攀亲贵，你们有个财主爹，就算给大帽子压住了。来了不能白来，找人们看看你！”说着拔腿就向外走。
嘉庆说：“大娘！干什么去？”
忠大娘说：“我去叫人们！”
嘉庆说：“不用，一会要开大会，都见见面。”
嘉庆抱起起义，仔细看了看，说：“这孩子，倒是像大贵哥，像个革命的后代，没走了样儿！”
金华笑红了脸说：“你说什么？嘉庆？那还能走了样儿？告诉你吧，不管十年八年，你大贵嫂子还是你大贵嫂子呀！今天他不在家，等会儿就回来了。”说着，严志和伍老拔也来了，张嘉庆跟他们一一握手，老同志们到了一块，说不完的久别重逢的话。
宣传队洗了脸，吃了饭，要上大街，去开会做宣传。朱老忠对金华说：“你们都去听听讲道理，留下你娘看家。”忠大娘说：“说什么？这些年来，憋躁的人难受，叫我看家？我也听听去！”朱老忠说：“都去，锁上门！”
张嘉庆跟了忠大伯，一齐往西锁井去。大贵也回来了。人们一群群，一伙伙地朝西走去，好像锁井镇上又出了什么大事情。听说张飞同志来了，三里五里的乡亲们都来看，挤满了三街两巷，张嘉庆挤不过去，忠大伯喊哑了嗓子，指挥着人们让开条道儿。
今天锁井大集，庄稼人、买卖人，都停了手来看打日本的人们做宣传。刘二卯和李德才看见宣传队上还有女学生，挤在人群里，蝇子似的、蚊子似的嗡嗡着。李德才说：“我看这是男女混杂！”刘二卯说：“这还不热闹，像玩大棚一样！”
张嘉庆跟着忠大伯到了四合号。掌柜的是个油荤荤的黑胖子，胖得脊梁上像背了半拉猪肉片儿，见了朱老忠嘴里哼哼唧唧地说：“朱老忠！今日个来的客人不少啊，吃饭哪？用酒哪？”朱老忠说：“饭也不吃，酒也不喝，来壶茶！”
李德才气势汹汹地走过来，说：“朱老忠！这就是你的不对，锁井镇上，大事小情儿，哪个离了我？朋友们来了，也不早通知我一声！”
朱老忠大气不出，愣着眼待了一会儿，说：“谁脱了裤子，又露出你来！你这，又不逢官，又不逢私，你说，你在哪儿搁？”
李德才不提防合着眼儿碰到砖头上，于是改头换面，笑嘻嘻地说：“不是别的，朋友们来了，是吃饭，是喝酒，朝我李德才说，今日个鞋钱也得多带上个儿！”
刘二卯一听，打了个愣怔，伸手捅了李德才一把：“你耩到桑棵外头去了！”他挤了一下眼睛，又大声喊叫：“人不少了，上戏楼吧！”
宣传队上了戏楼，他们不开会，也不做宣传，先演起戏来。扮了一出《放下你的鞭子》，男学生化装老头儿，女学生化装年轻的女儿。老艺人担上卖艺的担子，踉踉跄跄走到舞台中心。抬头，看看天气不早，停下担子敲起锣鼓。老艺人停下锣鼓，在场上练了练手脚，摆了个式子。女儿拾掇了下衣袖，父女俩敲起锣鼓，对口儿念起上场诗。……
人来得挺多，台下拥拥挤挤，静不下去。李德才罗锅着腰，倒背着手儿，提着大烟袋，气愤愤地走到台口，拿出管台的姿势说：“那是怎么回事呀，那是！乡亲当块没外人，吵吵嚷嚷的，显着不好看呗！”说着，他抬起右手，好像切面刀一样，一切一晃，一切一晃。
他记得在往日里站在台口这么一说，台下的人们会立刻闭上嘴静下去。想不到这早晚这服药不灵了，人们见他立在台口上，就打起呼哨，说：“还充什么大人灯！”
台上，“父女”两个，交代着生意话儿，耍起把戏。不料想，女儿失了手，当场出了丑，老艺人上去用鞭子抽她。一个青年人见打得女儿苦，跳上台去打抱不平。引出：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拱手把东北让给日寇。自此东北同胞就沦亡在日寇铁蹄之下，受苦受难。他们只有离乡背井，流落到江湖上，过起牛马不如的生活。
台下的人们，开始鸦雀无声，接着眼圈儿发红，眼里流出泪来，担心着国土沦亡，骨肉离散。有的暗暗哭泣，有的大声啼哭，心上有说不尽的难受。
演完了戏，宣传队员又上台讲了话。
最后是张嘉庆讲统一战线问题。他说：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化除私人成见，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团结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的出枪……共同打走鬼子享太平！末后，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结了尾。讲完了，人们热烈鼓掌，喊出响亮的口号。开完了会，又吹起口琴，唱起了救亡歌曲。在讲完话的那一霎，台下像一窝蜂似的，议论起来：“这个没法呀，仗是打定了！”“这年头，非抱起团体来打日本鬼子不行！”“日本鬼子，真他娘不是东西！东北小村并大村！哼！”老太太们，妇女们，听说“小村并大村”，瞪起眼睛看那说话的人，看看是什么奇怪的人，说出这样奇怪的话。其实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只是她们整天围着锅台转惯了，这些“新闻”，早已成了“旧闻”了。
朱大贵听说张嘉庆来了，也跑来了，握手言欢，说了一会子久别重逢的话。张嘉庆跟朱大贵说：“今天时间紧，以后有了时间，咱们再长谈，江涛还说叫你上县里去工作，咱们要成立抗日游击队了！”大贵高兴地跳了起来。
人们听了讲话，更加怀疑不安，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回去。不知事的孩子们，肩打肩地上到墙上，撕下红绿纸印成的标语，拿回去给妈妈剪鞋样子，糊箱子。红的绿的纸片，迎风飞舞。朱老忠生着气，打发伍顺把他们轰跑了。
李德才抱了两个大西瓜来，说：“走吧，朋友们！上鸿兴馆，吃吃喝喝，休息休息！”
刘二卯说：“走吧，垫补垫补……”
宣传队不理他们，说了声：“我们要回城了！”他们不吃饭也不喝酒，走回忠大伯家里，推着车子出来，上了堤坡，一溜烟儿回了城里。
李德才和刘二卯跟到河神庙底下。看看走远了，对着脸喷地笑了，弯下腰，撇着嘴，说：“这净是一起子什么人们哪，这是？”说着，手指头指着鼻尖儿，吐着舌头，相对着一对滑稽笑脸。
宣传队回了城里，忠大伯拉着张嘉庆，还有明大伯、大贵、志和、伍老拔、朱庆、二贵、伍顺、春兰他们，一同走回忠大伯的小院里。嘉庆坐在软床上。朱老明说：“今日个讲的，我都拥护。就是统一战线，各党各派，各个阶级阶层团结起来……这事儿，过去还没人听得这么说过。”
大贵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十年内战，也讲团结？咱们和冯贵堂打破了脑袋，也讲合作？”说着，他年轻的脸上，僵得比铁板还硬。
伍老拔说：“国民党把咱同志们砍头下狱，冯贵堂放大利钱收高租，还治死老星、霜泗同志，再说有几家不使聚源号的账？有几家不租冯家大院的地？”他指手画脚，气愤鼓动得鼻子翅儿，打着哆嗦说，“依我说，他杀了咱多少共产党员，下了咱多少监狱，把账还清了，咱再讲团结！”
严志和慢搭搭地说：“是呀，国民党这方面是个不大对。在恐怖年月里，弄住咱革命学生也给下狱，十七八的姑娘也给杀了。我看哪，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穷人们和地主团结，这是捅老虎须！”受了残酷的镇压之后，他们拉着游击队上了太行山，一直去了五年，这才回来。国民党的凶残，在人们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一提起来，就像锥子钻心一样疼痛。
张嘉庆抽着烟，仔细听着。看到统一战线政策在群众里受到抵触，他说：“大革命的时候，不是有个国共合作，才有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吗？如今大敌当前，不团结起来，不能打跑日本鬼子。”
明大伯把膀子一歪，挺起脖颈说：“是呀！要不，就有了国民党大清党吗？运涛是怎么入狱的？江涛是怎么入狱的？”他擦了擦眼泪，对朱庆、伍顺他们说，“告诉你们年幼的人们，到什么时候，也别忘了这个！这会儿又闹国共合作呀！”他气愤得用拐杖戳着地，血淋淋的仇恨，又涌上心头。
嘉庆一听，坐在软床上僵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还没有经验，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说服基本群众，团结千百万群众进入统一战线。
忠大伯说：“反正不论什么工作，上级在大处说好说，一到了咱这乡村里，这具体事故上，就遭了难了！这统一战线呀，上头还得研究研究，不的话，下头不好办！”
嘉庆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东北，卢沟桥事变，民族矛盾高过阶级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和军阀官僚变化的可能性，讲到统一战线有重新建立的充分条件。讲了半天，他看还不能一下子转变基层同志们的思想，说：“是的，大伯！回去我们还要具体化一下。”
朱老忠说：“上级怎么说，我们怎么听，可也得打通人们的思想。”
最后，嘉庆布置下工作，要发动群众组织村级救国会，要在群众基础上建立抗日武装。
朱老忠说：“就是吧，我们赶快操持。这统一战线也很要紧，不的话，怎么能做到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呢！”
张嘉庆看忠大伯心思有了转变，也想，滴水穿石，不是一日之功，要从长着想。天一擦黑，他就回了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