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部各种体裁之中，虽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之三种旧分类方法；但另一方面亦可分为两大类，即通史与断代史是也。《史记》囊括两千余年之事，《资治通鉴》囊括一千三百余年之事，皆不以朝代为目标。两书虽一为纪传体，一为编年体，然其为通史则相类。其余多以朝代为段落，如《汉书》以下各史是也。其间亦有撰通史者，然较断代史为少。如李延寿之《南》、《北史》，各包括四代，亦属通史性质。在李氏以前，梁武帝曾撰通史，由吴均主持，起自上古，下至南朝之齐，分为本纪、世家、列传，共六百卷，列传未修毕而均卒（《梁书·吴均传》）。其稿后亦焚于江陵。盖事体过大，非一人所能成也。至宋郑樵，始试重修通史。
郑樵字渔仲，生于北宋之末，著述甚多，对于史学则极力主张通史，故对班固力加批评，《通志》序中言之甚详：
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
又曰：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
郑氏此论，反对班固而极力表扬司马迁，与刘知几之见解恰相反，刘氏虽不反对司马迁，但极赞成断代史。此外郑樵对史表亦与刘知几意见不同。刘氏不赞成史表，而郑氏则谓：“《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故《通志》中之谱即等于《史记》之表；而郑氏尤致意于志，其二十略即志也。其最自喜者亦为二十略，对各种事物皆依详密之分析，明其内列，注意于实际之观察，而不轻信传注。谓书中所言者，关于人情事理，可以用自己意见以推求；至于天文、地理、器物、草木、鸟兽、虫鱼，若不实际调査，则无由确知其名，所以学问必须从实际观察入手，且须注重图谱之学。郑氏更以史书之注意褒贬为非，以为后人之误在于模仿《春秋》，而专注意褒贬，殊不知后代史策较《春秋》为详，则美恶因文已能自见，不必待作史者之褒贬。作史者只需文字详细，记载完备足矣。因此对各史论赞正事，亦主张删削，因论赞多属褒贬性质也。
后世对《通志》，有赞同反对两派，赞同者当推章学诚为首，《文史通义》中有《释通》《申郑》两篇，皆赞成通史而反对断代史，与郑樵之意见相类。章氏以为通史体裁大都不离以下四种书范围：即（一）郑樵《通志》，综古今之学术，而本纪、列传皆以《史记》为规矩。（二）司马光《资治通鉴》，综合各史本纪、列传之文而改为编年体。（三）杜佑《通典》，荟粹各史之志而成。（四）裴潾《太和通选》，汇各代之文章以保存史料。以后作者皆难超越以上各体。而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若断代为史，则易代之际，人物事实前后两史常重出并见；若修通史，则可免此类重复。且各史志表，不只立名常常不同，即内容亦每互易；通史则可统一类例。通历代为史，即可将不同朝代之子孙，附于祖父传中；时代不同而性质相同之人物，亦可同一列传，如《史记》之屈原、贾生是也；此所谓便诠配也。断代为史，距当时过近，是非曲直颇难论定；若通史则是非得其平。前后两代之史所记同一事迹，每有歧意，通史则可免此弊。四夷或邻国，常不与本国一朝代同终始，若断代为史，只能录其一段，而不得其全貌。以上即章氏所谓六便。至于二长，则通合诸史，即可统一凡例，并可免有缺略，则翦裁可具。且有独见别裁，虽事实与旧史不殊，亦能自标新意，所谓家法也。（见《释通篇》）在通史之中，章学诚尤推重《通志》，谓郑樵生千载之后而能见古人著述之源，且知其著述之宗旨；又能独出心裁，自成一家之言，非马端临可比。（见《申郑篇》）但章氏亦知通史之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修通史者常用各史原标题，既无所更改，而又以通史所包括时间过长，读者亦不明传中个人之朝代，然此三者皆极易改正，故通史之便仍多于弊也。（见《释通篇》）
（摘自《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2010 年）
隋唐以后的史官及史馆
隋唐以后之史官，已脱离古代天人观念，而专门撰写史籍，于是太史令与史官分为二，前者专司天象，而后者注重记人事。唐代史馆分为两种：一种修前代史，属于临时性质，其书修成，其职即罢，太宗、高宗间，所修晋、梁、陈、齐、周、隋各朝史之史馆，即属此类。另一种为国史馆，所修为实录及国史，其性质较前一类为永久，有兼修官多以宰相充之，有史官专任执笔撰写。有时史官外任，仍以修史自随，如开元年间张说及吴兢，长庆间沈传师皆是。（见《唐会要》卷六十三）至于史馆所收材料，《唐会要》载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甚详：
祥瑞；天文祥异；蕃国朝贡；蕃夷入寇及来降；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法令变改；断狱新议；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滥；诸色封建；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刺史县令善政异迹；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京诸司长官薨卒；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以下薨；公主百官定谥；诸王来朝。以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
五代所行史馆条例，略如唐代者，亦见《五代会要》。宋代以史馆为三馆之一。南宋实录、国史最早皆由史馆修撰，后罢史馆，欲修实录则设实录院，欲修国史则设国史院。元朝则以翰林国史院职掌修撰国史；明代则由翰林院官掌修国史；清代则设有国史馆；此皆专掌修撰国史之责者。自唐代设立史馆以后，国史遂成集体之作品，与司马迁、班固之一家修成者不同。两种方式各有赞成反对之者，然社会既已改变，史书之含义亦愈后愈广，而史料亦愈后愈多，如用一人之力撰成包括数十年或数百年之史书者，势不可能，则合众人之力成之，亦必然之理也。
国史馆以外，唐亦设记注之官，盖沿自汉、晋，徐一夔对此所述甚详：
近世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璹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于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如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问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于吏牍，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者，于岁终检点修撰官日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明史·文苑传》，朱彝尊《曝书亭集·徐一夔传》文字有小异。）
记注虽不能谓为撰成之史籍，然其为史官所掌则同。下逮清末，起居注官仍存不废。盖中国史官之职权随时有更改，或扩大或缩小，然绵亘不绝者历四五千年之久，可谓专且长矣；非世界其余各国所能有也。
（摘自《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201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