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绵长不绝的记载

若欲明了二十五史之能够写成，必须先知道中国史学的绵长。即以现存者而论，《春秋》及《左传》皆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这与希腊的第一次奥林匹亚节（公元前七七六年）时代相近，吾国史籍之古不亚于希腊。何况晋朝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其编年体裁与鲁国旧史《春秋》相近，而年代则始自夏朝，由此更可知中国史学当上溯至千余年前。这虽不能比埃及史由近代考古学之研究，可上溯至距今七千年，但论其绵长则世上各国皆不可能与吾邦相较。第一，比如埃及史之古多由于考古学的研究，而非因有文字的记载传至现今；而我国则今本《竹书纪年》书虽残缺，其中仍有一部分确属古代史官所记。第二，欧西各国记载或古有而后绝，或绵长不绝而开始甚晚。前者如希腊各古邦史记，开始虽早，然自希腊中衰以后，记载中绝。后者如德法各国，现今虽有国立文献馆为保存史料之机关，有精密之方法为国史之研究，然皆不过近数百年事，其最古之史料而用本国文字写的不能超过千年。故以欧西论，绵长不绝的记载绝无；而我国则几千年来有绵长不绝的记载及屡朝皆置的史官，所以能有二十五史的写成。

二 起居注、实录与国史

起居注的起始当在汉代，《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著记百九十卷。”唐朝颜师古的《注》说：“若今之起居注。”可见汉人所谓著记（或作注记）就等于后代所谓起居注。并且《隋书·经籍志》有“汉献帝起居注五卷”，这是至南朝（梁）尚存的最早的起居注。汉朝虽有时称为著记（或注记），有时称为起居注，名称不一而性质则似。盖皆如刘知几《史通·史官篇》所说：

起居注者，论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因之以成功，即今为载笔之别曹，立言之贰职。

起居注是按月日而记载史事的，因为他是当时人所记载，对于年月等项当极真实，可以说是直接的史料。唐朝并有起居郎及起居舍人专掌管这件事，所以《史通·史官篇》又说：

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

临轩就是临朝，郎与舍人逼近朝堂的台阶去听天子与大臣们的问答，没有能比这种再直接的史料了。所以说他是原始史料。唐以前的起居注若何记载的方法，虽不可确知，但周因殷，殷因夏，想亦不过大同小异而已。并且这种方法直沿用至清朝。

刘氏所说“凡欲撰帝纪者，皆因之以成功”，就是说撰国史及实录者，皆须根据史料，而原始史料莫过起居注，利用他亦是自然的道理。

实录是后一帝为前一帝所修的史书，国史是本朝人所修的国史。实录始自《梁皇帝实录》，《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两种：一为周兴嗣撰，三卷；一为谢昊所撰，五卷。以后唐宋元明清皆按朝撰修实录。至于国史，则东汉由明帝至献帝共修六次，唐由太宗至肃宗共修八次，宋由太宗至理宗共修六次，皆包括本纪，志，表，列传，与现存正史体裁相同。盖用起居注而修为实录，更由实录参以起居注，遂成国史，这是历朝修国史大体途径。

三 后代用前朝的国史改修为前朝史

第二朝或更晚的朝代根据以前的国史改修为前朝史，这是二十五史写成的普通途径。比如刘宋时的范晔所写的《后汉书》，即系大体根据东汉官修的国史，《东观汉记》而成。这有若干明证足征。比若《明八王传》有“本书”的话，本书即指《东观汉记》而言。又若《光武本纪》有“于赫有命，系隆我汉”的话，清儒钱大昕以为范氏是宋人，不应当有“我汉”之称，这必是沿袭自《东观汉记》的旧文，亦合于东汉官修国史。此外如《旧唐书》多用唐国史及实录旧文，现尚能寻出若干痕迹。赵翼《廿二史劄记》论及这些：

今按《唐绍传》：“先天二年，今上讲武骊山，绍以仪注不合，坐斩。”今上指玄宗也，此《玄宗实录》原文也。《刘仁轨传》后引韦述论曰：“仁轨好以甘言悦人，以收物望；戴至德正色拒下，推善于君；故身后毁誉各异。”此引韦述《国史》旧文也。

赵翼另列有元修宋史多用宋国史的证据，亦见《廿二史劄记》。又明洪武“诏发秘府所藏元十三朝实录”，以为纂修元史之用，（见朱彝尊《曝书亭集·赵壎传》）是元史亦大部根据元官修实录也。其余各史大都皆然，因前朝官修国史或实录以成功。

二十五史中有两书为例外：一为《史记》，一为《新元史》。西汉之初虽尚未有官修国史，然太史公所引用的仍多官藏书及史料，《史记·自序》所谓“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也。至于《新元史》则除明修《元史》沿自元实录部分外，颇采用西文史料，此其异也。

吾人可以总说一句，二十五史的撰写是由起居注进而为实录及官修国史，更由是进展而成的。

（《中国一周》1955 年 8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