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国，多从自由市展扩而成，及国土既恢，而市政常保持其独立，故制度可纪者多。中国都市，向隶属于国家行政之下，其特载可征者希焉。现存之书，若《三辅黄图》《长安志》《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春明梦余录》《日下旧闻》等，其间可宝之史料虽甚多，然大率详于风俗、略于制度，其所记述又限于首都。至如《两京》《三都》诸赋，则纯属文学作品，足资取材者益少。本章惟于所记忆之范围内，对于一二首都为断片的记述，而近世之商业都市则较详焉，续蒐资料，更当改作也。
古代盖无乡市之别，“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公羊传》宣十五年何《注》文），城郭不过农民积储糗粮岁终休燕之地而已。其后职业渐分，治工商业者，吏之治人者，皆以阛阓域阙为恒居，于是始有“国”与“野”之分。野扩为村落，国衍为城市（《孟子·滕文公篇》：“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又《万章篇》：“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周礼》中邦国都鄙对文，或国与鄙对文尤多，鄙即野也。《说文》：“或，邦也。”邦国之“国”字，实以“或”字为正文，外加围者表垣壁保聚之意，即古代“秋冬入保”之地也）。
后此城市，可分为政治的、军事的、商业的之三种，古代则同出一源。盖筑为崇墉以保积聚，以圉寇盗，而商旅亦于是集焉。其后政务渐扩，即以为行政首长所注地，为出令之中枢，故最初之都市皆政治都市也，市行政即占中央行政之重要一部分。《周礼·天官》之内宰，《地官》之司市、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虣、司稽、肆长、泉府、司门、司关，《秋官》之禁暴氏、野庐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诸职，其所职掌，类皆今世市政府所有事也（内宰掌建国立市事；司市总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质人掌稽市之书契质剂，裁判买卖之争议；廛人掌市之征收事项；胥师、贾师察诈伪，平物价；司虣、司稽掌维持市之秩序；泉府掌官卖事业及金融；司门、司关掌入市税；禁暴氏掌禁民众之乱暴及不法集会者；野庐氏掌修理扫除道路、种树及其他道禁；蜡氏掌掩埋市中尸骸；雍氏掌沟渠；萍氏掌水禁，其职略如水上警察；司寤氏掌夜禁；司烜氏掌火禁）。
使《周礼》若全部可信，则周时市政之特点略如下：一曰货品须经市官检查，有妨害风化或治安及窳伪者皆禁之（《司市》：“以政令禁物摩而均市，以贾民禁伪而除诈。凡市伪饰之禁，在民在商在贾在工者各十有二。”《王制》列举某物某物不鬻于市者若干事，与此相应）。
二曰卖买契约有一定程式，由市官登记，市官得听判商事诉讼，诉讼有“时效”的限制（《质人》：“掌成市之货贿，凡卖买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掌稽市之书契。……凡治质剂者，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听，期外不听。”）。
三曰市官得斟酌情形，干涉物价之腾贵，货物滞销者，市官则买入之以转卖于人（《贾师》：“凡天患，禁贵卖者，使有恒价，四时之珍异亦如之。”《泉府》：“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
四曰市官得贷钱与民而取其息，略如现代之银行（《泉府》：“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
五曰市有巡察之官，略如今之警察，犯违警罪者得处罚之（《司虣》：“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嚣者与其暴乱者，出入相凌犯者，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与其不物者而搏之，掌执市之盗贼以徇。”《胥》：“执鞭度而巡其前……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禁暴民》：“掌禁庶民之乱暴力正者……凡国聚众庶，则戮其犯禁者以徇。”）。
六曰得收入市税，或免之（《司关》：“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国凶扎则无关门之征。”）。
七曰有专官司掌扫除道路及道旁种树等事，又有专司救火者（《掌固》：“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野庐氏》：“掌国道路宿息林树，掌凡道禁。”《司烜氏》：“以木铎修火禁，邦若屋诛，则为明竁焉。”）。
八曰有公立旅馆（《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周礼》虽不敢信为周公之书，然据其他传记所散见，则春秋时列国国都，其行政实颇纤悉周备。故陈国司空不视途，道无列树，而单襄公卜其将亡。孔子为鲁司寇，而朝不饮羊，市无诳价（单襄公事见《国语·周语》“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篇，孔子事见《荀子·儒效篇》及伪《家语》）。
战国时，旧邦次第翦灭，并为七雄，政治势力渐趋于集中，而大都市亦随之而起。齐表东海，泱泱大风，自管仲时即以工商立国，至威、宣而益盛，故稷下谈士，萃文化之薮，临畜户著，极殷乐之观（《史记·田敬仲世家》：“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齐策》：“临菑之中七万户，……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菑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祍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自余各国都会故实，虽书阙有间，而弘敞殷盛，殆相仿佛（《越绝书》记：“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所记里步，详细如此，决非臆造，然则春秋战国间吴故城，其大几等今之北京矣。《越绝书》又言：“吴市者春申君所造，阙两城以为市，在湖里。”市而阙两城为之，则其大可想。魏之大梁，赵之邯郸，其实况虽无可考，然据《史记》信陵、平原诸《传》，犹可仿佛其一二）。
秦汉以降，政治统一，全国视听集于首都。秦始皇及汉诸帝，先后移各地强宗大侠豪富以实长安，所谓“三选七迁，充奉陵邑，所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班固《西都赋》文）其政策与近世法王路易十四之铺张巴黎盖相似（《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并天下……徒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汉书·地理志》：“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
西汉盛时，长安以政治首都同时并为商业首都，壮丽殷阗，超越前古（班固《西都赋》：“建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江尘四合，烟云相连。”张衡《西京赋》：“廓开九市，通阛第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三辅黄图》：“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二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又有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又有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
市民品流复杂，习俗豪侈，最称难治（《西都赋》：“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汉书·地理志》：“……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按：据以上诸文，可见汉时长安，实具有近代各国大都市之规模）。
汉制掌市政之官，一曰京兆尹及长安令（东汉则河南尹与洛阳令），其常职虽同于郡国守相及县令长，管其所属郡县之一切民事，然其课绩实以首都治理之能举与否为殿最。若比附今制，则京兆尹正如伦敦、巴黎之市长也。汉代以“徙郡国豪杰实关中”故，市民复杂，抚御最难，加以达官贵戚所聚，挠法者多，故京兆尹必以武健综覈者为称职。如雋不疑、韩延寿、赵广汉、王尊、王章皆其选也。其夙以循良著称如黄霸之流，一登斯职，声誉顿减焉（《汉书·百官公卿表》：“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吏更名左冯翊。”《汉书·张敞传》称：“京兆典京师，长安中浩穰，于三辅尤剧。”《雋不疑传》称：“不疑为京兆尹，京师吏民敬其威信。”《赵广汉传》称：“广汉为京兆尹，发长安吏自将至博陵侯霍禹第搜索私屠酤，又率长安丞捕贼。”《张敞传》称：“敞为京兆尹，长安市无偷盗。”则长安吏卒皆统率于京兆尹可知。汉京兆尹职权甚大，可以专行诛杀，看《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列传》便知其概。《汉书·酷吏传》：“义纵迁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尹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后汉书·董宣传》：“特征为洛阳令，搏击豪强，莫不震栗。”又《周纡传》：“征拜洛阳令，贵戚跼蹐，京师肃清。”可见两汉之长安、洛阳二令苟得其人，则亦能行其职权）。
二曰执金吾，掌徼巡京师，擒奸讨猾，其职略如今之警察［《唐六典》：“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师。”《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尉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后汉书》注引《汉官》：“执金吾缇骑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世祖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崔豹《古今注》（《玉海》引）：“金吾，棒也，以铜为之，御史大夫、司隶校尉亦得执焉。”按：此棒疑为卫士所执，若今警察之持棍。《北齐书·崔暹传》：“暹为御史中尉，世宗出之东山，遇暹在道，前驱为赤棒所击，世宗回马避之。”北齐之御史中尉，其职正如汉之执金吾，导从皆持赤棒，时高澄正以世子执朝政，见之亦须避道也］。
三曰司隶校尉，初本暂设，与执金吾权限不甚分明，其后遂为统部之官，等于州牧，京师市政非所管矣［《汉书·百官公卿表》：“司隶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徙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玉海》引《汉仪》：“司隶校尉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按：司隶本武帝末年为察捕巫蛊，一时权设，其职略如民国以来所谓军警执法处卫戍总司令等。其职权与执金吾相混，亦正如总司令部之与警察厅争权，其后权力日张，则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皆其属部。故《汉·地理志》以京兆等郡为司隶所部，而六朝以降则直改称“司州”矣。《后汉书·鲍永传》：“永为司隶校尉，帝（光武）叔父赵王良尊戚贵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又辟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强御。帝常曰：‘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按：此可见东汉初司隶职权之一斑！］。
上三官者，皆以国家大吏（官皆中二千石）而绾都市之政，其主要职责在摧豪强，纠奸慝，以维持市之秩序。至于市官有令丞等职，则皆小吏奉行细故，不足为重轻也（《汉书·百官表》：“京兆尹所属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左冯翊所属有长安四市四长丞。”）。
上三官者，后代递相沿袭，而职权之伸缩，因时而异。西汉之京兆尹，在东汉、魏、晋则为河南尹，在东晋、宋、齐、梁、陈则为丹阳尹，在北魏都代时为万年尹，迁洛后为河南尹，在后周及隋皆为京兆尹，唐则京兆、河南、太原三尹、五代、北宋则开封尹，南宋则临安尹，辽则五京皆以留守行尹事，金则为大兴府尹，元则大都路都总管，明清则顺天府尹，民国复为京兆尹。历代之中，两汉及两宋尹权最重。苟得其人，则于市政能有所整饬。六朝则恒为要人领兵者所兼，于吏事市政两无关焉。唐则专为地方官监属县之治而已。元明皆以应办官府供需，与清末各省首县职权相类。清及民国则为地方官，略如唐制，京师坊市之事非所过问。此其大较也。
执金吾与司隶校尉，职权本相混。魏晋复汉初名为中尉，东晋称北军中侯，宋、齐、梁、陈皆为卫尉，北魏为城门校尉，隋为左右武侯大将军，唐、五代为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宋为左右金吾卫司仗司，金元为都指挥使司。明为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其后复设东厂以内监领之，故并称厂卫。清为步军统领，清末置警部及京师警察厅，警部后改为民政部。民国复改为内务部，又别置京师市政公所，以内务部次长领之，而步军统领仍存，专管四郊，至十三年始并于警厅焉。又常有所谓卫戍总司令、警备总司令等与警察对峙，权力恒在其上。此历代首都保安机关沿革之大凡也。
凡此组织，皆与市政之独立、市民之自治绝无关系，然历史事实之所以诏吾侪者实止于此。一言蔽之，则吾民族只有乡自治之史迹而无市自治之史迹而已。首都如此，其他大小都市亦一皆由地方官吏主持，可以类推。
历代都市状况，虽故事杂记中间有记载，然皆琐屑散漫，难可条次，今略举其有述者，则：汉长安街道修广平直，列树甚多（《三辅决录》：“长安城面三门，四面十二门，皆通逵九达以相经纬，衢路平正，可并列车轨。三途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
东汉末，洛阳曾以机引水洒扫道路（《后汉书·宦者传》：“作翻车渴乌，施于平门外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苻坚时，长安沿郊有旅馆，街中有列树，北魏孝文时之洛阳亦然（《晋书·苻坚载记》：“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贩卖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
北魏时洛阳市面积盖甚大，商民以职业分别部居（《洛阳伽蓝记》：“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别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
隋则于长安、洛阳盛开河渠（徐松《唐两京城坊考》：“长安龙首渠、永安渠皆隋开皇三年开，清明渠亦开皇初开，洛阳通津渠隋大业元年开。”）。
阴渠之制，盖起于汉武帝时。其后魏武帝行之于邺，唐代似亦行之于洛阳（？），元明以降则大行于北京（《史记·河渠书》：“武帝初，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水经注》：“魏武引漳流自城西东入，迳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明沟。”《唐两京城坊考》：“泄城渠自含嘉仓出，流入漕渠。”名曰“泄城”，似是宣泄污水，其制为阴为阳，无考。今北京沿城之阴沟——即大明沟，盖起于元代，明清因之，及民国而废）。
盛唐长安中公园，盖天子与庶民同乐（曲江宫殿栉比，同时又为都人士游赏之地。杜诗：“江头宫殿锁千门。”其《丽人行》又写士女杂沓游冶之状，且言“慎勿近前丞相嗔”，自余诗文纪曲江宴游者甚多。文宗太和九年敕：“都城胜赏之地，唯有曲江，承平以前，亭馆接连。近年废毁，思俾葺修，要创置亭馆者，给与闲地，任其营造。”）。
在今日研究古都市状况，其资料较多者惟南宋之临安（杭州）。盖有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两书，里巷琐故，往往甄录，又欧人《马可·波罗游记》亦多称述焉。今于其坊陌之繁丽，士女之昌丰，不必多述，刺举如下数事以见其概。
临安全盛时人口盖百万（？），除官俸米由官支给外，每日民间食米由米铺供给者尚需二千石（？），户数约三十万（？）（《梦粱录》卷十八“户口”条引《乾道志》人口十四万五千八百八，《淳祐志》三十二万四百八十九，《咸淳志》四十三万二千四十六。其卷十六“米铺”条则云：“城内外不下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武林旧事》卷六：“俗谚云，‘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头’，以三十万家为率，大约每十家日吃擂搥一分，合而计之，则三十丈矣。”按：擂搥盖舂米之杵）。
其人口登记甚周悉（《马可·波罗游记》：“每家必以家人姓名书之门上，妻子，奴隶，同居友人，须一一记入。人死则删旧名，育儿则添新名，故国家周知人口多少。远客至京师者，逆旅诸人须以客之姓名并来去时日登记入簿。”）。
其所属市镇十有五，略如今之分画市区（见《梦粱录》卷十三“两赤县市镇”条）。
其市肆则以货物种类分地段（《旧事》卷六“诸市”条载各行市所在地，如药市在炭桥，花市在官巷，书坊在橘园亭等）。
其专管市政之官曰点检司（？）（《梦粱录》《武林旧事》多言点检司办某事某事，大概是管市政之官，其官似属于户部）。
市之收入，不得其详，大抵酒税占重要部分（《旧事》卷六：“点检所酒息日课以数十万计，而诸司邸第及诸州供送之酒不与焉。”）。
其民以服色辨职业（《梦粱录》卷十八：“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著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着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可辨是何名目人。”）。
民俗敦厚，乐相友助，尤敬爱外客（《梦粱录》卷十八“风俗”条：“人皆笃高谊，若见外方人为人所欺，众必为之救解，或有新搬来居，则邻人争藉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吉凶事出力与之扶持。”又云：“富家每沿门亲察贫家，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令插于门缝以周其苦。俾侵晨开户，得之如自天降。”《游记》：“其人从未有执兵器自卫者，亦无喧哗忿争之事。工商家与人贸易，尤诚朴无欺，待外国人尤恳挚，忠告辅助如不及。”又云：“国中绝无莠民，夜不闭户。”）。
其学校有大学，学生一千七百十六人；有医学，学生二百五十人（看《梦粱录》卷十五“学校”条）。
其慈善事业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及米场、柴场（施药局每年官拨钱十六万贯，以赏罚课督医员；慈幼局雇乳媪育弃儿，养济院收养老病者，漏泽园十二所收葬遗骸，米场、柴场，官收买柴米，以原价售与贫民。详见《梦粱录》卷十八“恩沛军民”条。《游记》云：“路有残疾不能谋生者，即引至病院，公费给养。无疾游民，则迫充公役。”）。
其巡警分二十二区，其救火事业设备极周［看《梦粱录》卷十“防隅巡警”条，“帅司节制军马”条（原文太长不录）。《游记》亦言：“地多火灾，故火禁极严，救火极敏捷，万二千石桥，每桥有司击柝者，救火者由各桥麋集，动以千数。”淳祐《临安志》卷六：“辇下繁盛，火政当严，自赵公与筹尹正京邑，因嘉定以来成规，增置灊火军兵总为十二隅七队，皆就禁军数内抽拨。”此当时消防队沿革之大凡也。该志详述各区人数，十二隅共千一百二十二人，灊火七队共八百七十六人，城南北厢灊火隅兵千八百人，城外四隅千二百人，合计四千九百九十八人］。
有保险仓库数十所，设于水中央［《梦粱录》卷十九“塌房”条：“城郭内北关水门里，有水路周回数里，于水次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货，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风烛，亦可免偷盗，必月月取索假赁（租钱）者，管巡廓钱也（因须支给守夜巡警薪水）。”］。
有公设浴室三千所（《游记》云：“其民好洁，间日辄浴，浴室之美备洪大为天下最。”）。
有公设酒楼十一所，极壮丽（《武林旧事》卷六月胪举其名如和乐楼、丰乐楼等，云：“已上并官库，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库有祗直者数人，名曰下番。……凡肴核盃盘，各随意携至，库中初无庭人。……”按：吴文英、周密皆有《登丰乐楼长词》《调寄莺啼序》，读之可见此项酒楼游赏之胜，丰乐楼后因大学学生争坐闹事，停止公开。见《旧事》卷五）。
私家园林亭馆皆公开游览（《旧事》卷五《湖山胜慨篇》所记皆公共游览之地，其中私人园馆甚多。私馆公开，盖宋时风俗如此，观《洛阳名园记》可知。至今西湖诸园，依然为半公开的，亦沿宋旧也）。
公园亦天子与庶民同乐（《旧事》卷三载朱静佳六言诗：“柳下白头钓叟，不知生长何年？前度君王游幸，卖鱼收得金钱。”又载：孝宗常经断桥旁小酒肆，见太学生俞国宝所题《风入松》一词，为之改窜。可见天子雅游，不异民庶）。
全市有石桥一万二千座，高者虽大舰亦可通行，道路皆以石砾筑成。两旁设分道，各阔十步，其下为沟以泄积水，有公差常司淘运（俱见《游记》。所谓沟者为阳沟抑阴沟，俟查原文乃明。《梦粱录》卷十三：“街道巷陌，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
诸如此类，可纪者甚多。在九百余年前有此等市政，良可以无惭于世界其他都市。书阙有间，不能一一论列也。
复次，述商业都市。
春秋前之商业，不足以成都市。商业都市，盖萌芽于春秋之末，而渐盛于战国中叶以后。当时政治都市，实惟各国之都，然自工商业勃兴，则地之交通利便为货物集散绾毂者，自然为商旅所萃，而新都市兴焉。故范蠡逐时于陶，吕不韦居奇于阳翟，皆非国都也（《史记·货殖列传》：“范蠡乘扁舟游于五湖，在陶为朱公。朱公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按：陶，今山东定陶县。《史记·吕不韦列传》：“不韦，阳翟大贾也。”按：阳翟，今河南禹县）。
秦汉以降，政治都市集于一。此外则以商业所萃为发展主要条件，司马迁序传《货殖》，最能了解此中消息，《传》中所举当时大都市如下：
甲、关中区域（潼关以西。今陕西、四川、甘肃诸省）。
（一）长安（今陕西长安县）。“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秦孝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昭治咸阳，因以汉兴，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
（二）巴蜀（今四川）。“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
（三）天水（今甘肃通渭县）、陇西（今甘肃狄道县）、北地（今甘肃环县）、上郡（今陕西榆林道及内蒙鄂尔多斯左翼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乙、三河区域（今河南全省及山西南部）。
（一）河东之杨（今山西洪洞县）、平阳（今山西临汾县）。“杨、平阳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故杨、平阳陈椽其间得所欲。”
（二）河内之温（今河南温县）、轵（今河南济源县）。
“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欲儇急，仰机利而食。”
（三）河南之洛阳（今河南洛阳县）。“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四）颍川（今河南禹县）及南阳之宛（今河南南阳县）。“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
丙、燕赵区域（今直隶）。
（一）赵故都邯郸（今直隶邯郸县）。“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征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为气任侠。”
（二）燕故都燕（今京师）。“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扶余，东绾貉、朝鲜、真番之利。”
丁、齐、鲁、梁、宋区域（今山东全省及河南东部、江苏北部）。
（一）齐故都临菑（今山东济南）。“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夫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二）陶（今山东定陶县）、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畜藏。”
戊、楚越区域（今淮河及长江流域各省及其以南）。
（一）西楚之楚故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
（二）西楚之陈（今河南陈留县）。“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利，其民多贾徐、僮取虑。”
（三）东楚之吴（今江苏苏州）。“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四）南楚之楚故都寿春（今安徽寿县）及合肥（今安徽合肥县）。“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五）越之番禺（今广东广州）。“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
据《货殖传》所言：“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故上表所谓第一区域者，实占当时全国财富之过半。而其唯一大都市即京师长安，巴蜀陇西诸地，实不过长安之贸易区域及物品供给地而已。故《传》中亦不数其都市之名，盖关中都市之发达，为绝对的集中状态也。此外大都市，则在今河南者七，在今直隶、山东、山西、安徽者各二，在今江苏、湖北、广东者各一，其他诸省无闻。可见当时经济状况，北丰而南啬。其在北地，则西部尤殷赈焉。今所谓东南富庶之区者，西汉全盛时，则“江淮以南，无冻馁之民，亦无千金之家”，气象适相反矣。
汉后，江淮以南逐渐开拓。三国时吴之鼎立，以至晋宋两次南渡，在政治上为分化发展，经济上亦当然随之为转移。长江流域及东部沿海岸线陆续发生新都市，二千余年间，变化殊著，其大势别在《地理篇》论之，今不详叙。
现代之商业都市，大约可以现行之八十九个大小通商口岸总括无遗。换言之，则今日海关常关所在地即全国商业集散之要所。再换言之，则商业市之繁荣，实以对外贸易之关系为主要条件也。今专就此部分为历史的观察，说明我国“通商口岸”之来历。
中外交通，自汉初即以广州为孔道，《货殖传》所谓：“番禺一都会，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盖货品自海外来者集焉。东汉末，中国与罗马之海道交通，殆即以交州或广州为键（《后汉书·西域传》：“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
中国、印度间之海通，西汉时似已颇盛，其海程见班《志》，而绾毂之者则广东也（《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都甘卢国，自夫都甘卢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返矣。”据此则汉时航路出发点，不在今广州市而在今广州湾。已程不，丁谦谓属南印度境，待考）。
广州以通商关系故，自汉至隋，继续发达。观官吏贪黩之迹，可想见市廛殷赈之概（《晋书·吴隐之传》：“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南齐书·王琨传》：“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十万也。”《隋书·侯莫陈颖传》：“时朝廷以岭南刺史县令贪鄙，蛮夷怨叛，妙简清吏以镇抚之。”）。
隋末迄唐，大食（阿剌伯）、波斯人与中国贸易极盛，中国通商口岸，因此渐扩充及于广州以外。外国人著述中关于此方外之记载，最古者为九世纪中叶阿剌伯地理学家伊般哥达比（ibnkhordadbeh）之《道程及郡国志》。［此书1865年译成法文，1889年重译成荷兰文。据欧洲学者所考定，大概为844年至848年间（唐武宗会昌四年至宣宗大中二年）作品。此书吾未得见，以下所引，据日本桑原骘藏著《伊般哥达比》中之《支那贸易港》文中（《史学杂志》三十卷十号），但桑原亦未见原书，亦从欧人论文中转引云］
据彼书所记，则中国当时通商口岸有四：最南者为loukin，迤北曰khanfou，更迤北曰djaufau，最北曰kantou。经东西学者考证辨难之结果，则第一口岸为龙编，实今安南境之河内；第二为广府，即广州；第三为泉府，即厦门；第四为江都即扬州。［原书略云：“自semb（此为印度地名，即玄奘《西域记》之瞻波，义净《寄归传》之占波，《新唐书》之占婆）至中国第一口岸loukin，水陆路皆约一百farsange，由此往khanfou，海行四日，陆行二十日，由khanbon行八日至djanbou，更行六日至kontou。”此四市所在地，东西学者不一其说。今据桑原所征引，定为以上四地，其各家所根据之理由恕不详引］
还观中国记载，则当时沿海大市实惟此四处。文宗太和八年曾下诏言“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之当保护，令各节度使优待。岭南盖包举龙编、广州二地，福建则泉州，扬州则江都也［《全唐文》卷七十五太和八年诏：“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其怜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常加存问……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按：唐时安南都护府属岭南道，龙编即岭南节度使下之一县（看《旧唐书·地理志》上）。伊般书中四市，此诏仅举三地，以两市隶岭南也］。
当时回教随大食商人势力入中国，其根据地亦即广、泉、扬三州（明何乔远《闽书》卷三七：“……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
故知唐时通商口岸可指数者，实如伊般氏所云也。今依其顺序加以叙述。
其一龙编，即今安南之河内（《续汉书·郡国志》引《交州记》云：“龙编县西带江，有仙山数百里。”《旧唐书·地理志》“岭南道安南都护府”条下云：“贞观元年置。”《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八：“龙编县在交州东南四十五里。”）。
盖外船入境之第一码头，先经彼而后达广州（《旧唐书·地理志》：“交州都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下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唐李肇《国史补》卷下：“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
中唐以后，且曾议于其地设市舶司焉（《陆宣公奏议》卷十八有《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一篇，内云：“岭南节度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
其名亦屡见于诗人讴歌及公牍（沈佺期有《度安海入龙编》一诗，见《全唐诗》卷四。陆龟蒙诗云“路入龙编海舶遥”，见《全唐诗》卷二十三。高骈《回云南牒》叙平定安南事迹云：“比者亲征海裔，克复龙编。”见《全唐文》卷八十二）。
盖自两汉时，今两广之地，全属交州刺史治，而龙编实为其首府（东汉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始移治番禺），故入唐犹为商业重镇，骎骎与广州争席。及清光绪十一年以后，安南割隶法国，龙编繁盛之迹，只留供读史者之凭吊而已。
其二广州。广州自汉以来既为一都会，及唐则市舶使在焉。海关之起源，总管对外贸易而直隶于政府者也，其始置之年无考「市舶使为唐代创置无疑，但自《唐六典》至《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皆不载其官，故无从考其始置之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百二十言贞观十七年始置，实误引《宋史》绍兴十七年之文，桑原氏辨之甚详）］。
惟玄宗开元初既有是官，似是特派大员专领（市舶使之名最初见于史者曰周庆立。《新唐书·柳泽传》云：“开元中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周庆立造奇器以进。”又《册府元龟》卷五四六云：“柳泽开元二年为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似其官为特派，非节度使兼领。又《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年，周庆立为安南使舶使。”似其时舶使驻安南也）。
时亦似宦官任之（《通鉴》卷二二三胡《注》：“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舶之利，时以宦者为之。”《旧唐书·代宗纪》：“广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体，纵下大掠广州。”杜甫诗：“自平中官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即记其事。又《新唐书·卢奂传》称：“奂为南海太守，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按：奂为玄宗时人，则中官领市舶，自玄宗末年已然矣）。
其后盖兼领于节度使焉（柳宗元为马总作《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云：“……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内之辐员万里以执秩拱壁，时听教命；外之羁縻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贡职，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故宾军之事，宜无与校大。”据此知市舶使亦名押蕃舶使，由节度使兼领，故曰合二使之重莫与校大也。此文作于宪宗元和八年，或者自吕太一叛乱后，朝廷鉴其祸乃收其权于节度使也。《唐书·黄巢传》：“……巢又丐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书闻，右仆射于琮议：‘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可见唐末亦以节度使领市舶，故巢欲得之而朝议靳不与也）。
盖当唐全盛时，海外交通之发达，为从来所未有。正如韩愈所云：“唐受天命为天子，凡四方万国，不问海内外，无大小，时节贡水土百物，大者特来，小者附集。”（《送殷员外序》）而绾毂其口者实惟广州，故广州市之殷阗，为天下最。李肇记其事云：
南海船母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国史补》卷下）
又天宝九载，僧鉴真往游日本，道出广州，记其所睹情形云：
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鉴真书中国失传，日本有之，名曰《唐大和上东征传》。见《群书类从》卷六十九）
韩愈尝为文送岭南节度使郑权赴任，亦云：
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送郑尚书序》）
观此则广州繁荣之状——外国人来往之多，民物之殷阜，略可想见。故当时印度乃至西域各国人皆呼广州曰“中国”，长安则曰“大中国”（义净《求法高僧传》卷上：“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自注云：“支那即广州也，摩诃支那即京师也。”按：摩诃译言大）。
据鉴真“往来居住，种类杂多”之文，知外国人杂居城中者不少，此外同样之记载尚多［《旧唐书·王锷传》：“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簿而丛求于川市。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王虔休《进岭南王馆使院图表》（《全唐文》卷五一五）云：“今年波斯古暹本国二舶顺风而至……宝舶荐臻，倍于恒数。……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
故广州具殊方诡俗，诗人往往诧叹，形诸吟咏［《图书集成》卷一三一四引《广东通志》（旧志）云：“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留寓流滨湾泊之地，筑室联城以长子孙。使客至者，往往诧异，形诸吟咏。陆龟蒙诗：‘居人爱近环珠浦，候吏多来拾翠洲。賨税尽应输紫具，蛮童多学带金钩。’”按：张九龄《送广州周判官》诗：“海郡雄蛮落。”王建《送郑权尚书之南海》诗：“敕设薰炉出，蛮辞咒节开。”张籍《送郑尚书赴广州》诗：“海外蛮夷来舞蹈。”又：“蛮声喧夜市。”皆足为当时诸蛮杂居之证］。
有时长官处置失宜，则惹起骚动（《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广州都督路元叡，为昆仑所杀。元叡暗懦，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叡，元叡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厅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按：《旧唐书·南蛮传》云：“林邑已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昆仑盖唐时对印度及马来人之通称）。
甚者相率为寇乱（《旧唐书·西戎传》“波斯”条：“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按：此殆如英法联军之烧圆明园矣。杜甫《诸将》诗：“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即咏其事）。
据当时阿剌伯商人之旅行记，则当乾符五年黄巢陷广州时，回教徒、景教徒、祆教徒被害者已十二万人，则外国人流寓之多可想［唐五代时阿剌伯人之中国旅行记，近代陆续发现译成欧文者不少，内中有一部为阿蒲卓（ahouzeyd）所著，记回回历二六四年（西纪878）有大盗banshoa攻陷khanfou，摩哈默教徒、基督教徒、穆护教徒被杀者十二万（据日本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引》。回历二六四年即乾符五年，《新唐书·僖宗纪》言黄巢以乾符六年陷广州，而《旧唐书·卢携传》《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皆云事在五年，然则阿蒲卓书所云khanfou者即广府，其所云大盗banshou者必黄巢之讹无疑。《唐书·黄巢传》称“巢焚室庐，杀人如蓻”，其屠戮固不限于外国人。然此役亦可谓千年前之义和团矣］。
黄巢乱后，广州元气固大伤，然在唐末犹不失为一乐土。五代时南汉刘氏割据其地，尚极侈靡焉（昭宗大顺元年，刘崇龟任岭南节度使，时黄巢乱后十二年也。《广州府志》卷七十六纪其事云：“崇龟至广州，修理城隍，抚恤疮痍，岭海靖安，民夷赖之。”是广州并未十分残破之证。《五代史·南汉世家》云：“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之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亦广州较为宁谧之证）。
其三泉州。泉州为唐时通商口岸，可据之史料较乏，然福建为当时外商凑集之一区域则甚明［《唐会要》卷百：“天祐元年，三佛齐使者蒲栗诃至福建。”《文苑英华》卷四五七载乾宁三年授王潮威武军（福州）节度使制云：“闽越之间，岛夷斯杂。”《五代史记》卷六八记王审知政绩，称其“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此皆唐时福建通商之证。前所述文宗太和八年诏明言岭南、福建、扬州蕃商，则蕃商悉集此三区甚明］。
福建中则泉为首辟，据当时回教传播区域可推［前文引何乔远《闽书》称：“摩哈默德四门徒，其二人各传教广州、扬州，其二人传教泉州。”今扬州故迹虽无可考，然广州现存有怀圣寺番塔（今粤人所称花塔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谓创建于唐时。泉州现存清净寺，有阿剌伯文之碑，谓创建于宋大中祥符二年（据桑原骘藏著《蒲寿庚事迹》），则唐代回教，随大食商人势力以入中国，而其最初根据地为广、泉二州盖事实也］。
泉州至南宋以后，骎骎夺广州之席，为全国第一口岸，其事实当在下文别论之。
其四扬州。扬州为唐时第一大都市，时有“扬一益二”之称（《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昭宗景福元年”条下云：“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
为盐铁转运使所在地，东南财政枢轴寄焉（唐代最著名之财政家刘晏，整顿盐铁及漕运，即以扬州为根据地。宋洪迈《容斋初笔》卷九云：“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干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十七）云：“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扬州之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十之七。”此虽宋人记述之言，其所述者实唐以来情状也（《唐书·李袭誉传》：“扬州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又《苏环传》：“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皆唐代扬州商业极盛之证。又《唐会要》卷八十六载代宗大历十四年诏书云：“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民事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肄贸易者罢之。”则当时扬州为利权渊薮可知）。
大抵因海岸、江岸变迁之结果，扬州地势，今昔颇殊。在盛唐时，扬州城盖距江岸甚近，其江岸又距海岸甚近，海船出入已便焉（唐李颀《送刘昱》诗：“鸬鹚山头片雨晴，扬州郭里见潮生。”又李绅《入扬州郭诗序》：“潮水旧通扬州郭内，大历以后，潮信不通。”此可为中唐以后扬州岸移海远之证）。
坐是蕃客麋集，教徒沓来（文宗太和八年诏言：“扬州蕃客。”《闽书》记：“一贤传教扬州。”俱见前引）。
波斯胡店，往往而有（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唐时，扬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广记》往往称之，想不妄也。”按：《太平广记》未及细查，当更有资料可采）。
偶值兵乱，则外商罹其难者且不少（《旧唐书·田神功传》：“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此肃宗上元元年事也。可见当时扬州外侨不少）。
狭邪曲巷，且多贾胡足迹，供诗人谑笑之资（《全唐诗·谐谑二》载崔涯《嘲妓》诗云：“虽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崔涯与白居易同时，集中多扬州游冶诗）。
观此可知扬州为唐代第一都市，即以对外贸易论，其殷盛亦亚于广州矣。后经五代之乱，扬州糜烂最剧，自此不复为互市重镇（《旧唐书·秦彦传》：“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观此可知扬州衰落之原因。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条下云：“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可见经北宋百余年间，扬州迄不能恢复，重以金军蹂躏，南宋后益不可问矣）。
宋代颇奖励对外贸易，先后置市舶司之地七，元因之，而其地颇有异同。明初因元旧，中叶以后，因倭寇而始设海禁，末年还驰焉。清初以郑氏据台湾，禁海益严。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平，始弛禁，设江海、浙海、闽海、粤海四海榷关。大抵由宋初迄清之道光，沿海诸市虽递有盛衰，而广州、泉州、宁波、上海恒保持优越地位，后此《南京条约》之所谓“五口通商”者，即沿历史上基础而成立也。今列举宋、元、明三朝之重要海港如下。
宋代市舶司所在地及建置沿革，据《宋史》食货、职官两志可考见者如下：
一广州（开宝四年置），二杭州（初置年不详，熙宁九年议罢，未行，南宋乾道二年罢），三明州（今宁波。同上），四泉州（元祐二年置，南宋建炎初罢，未几复），五密州板桥镇（今胶州青岛。元祐三年置），六秀州（今松江。宣和间置监官），七江阴（绍兴二十九年置市舶务），八温州（初置年不详）。
元置市舶司七，后渐裁并，仅存其三。《元典章》（柯劭忞《新元史》卷六十二引）及《元史·食货志》记其名如下：
一广州（初置年不详，大抵因宋之旧。至元二十五年改称海南博易市舶提举司），二泉州（至元十四年置），三杭州（初置年不详，至元三十年罢），四庆元（今宁波。至元十四年置），五上海，六澉浦（今海盐。上二地皆至元十四年置，大德二年罢，并入庆元），七温州（初置年不详，至元三十一年并入庆元）。
明代市舶司置罢不常，其曾置者则有以下诸市：
一太仓黄渡（此为一市抑二市待考。吴元年置，洪武三年罢），二明州（洪武初置，洪武七年罢，永乐元年复，嘉靖元年再罢，三十九年再复，四十四年再罢，万历中再复），三泉州（同上），四广州（洪武初置，洪武七年罢，永乐元年复。嘉靖后全国舶司总于此市），五交趾、云南（永乐初置。为两官分领两地，抑一官兼领两地，司署设在何处，皆待考）。
据上所述，合以清初之四海关，则自唐迄明各通市之废兴如下表：
上诸市中，扬州、安南，唐以后皆渐衰落。安南今且沦为异域，云南据樊绰《蛮书》所记，似唐时已颇占重要位置（《蛮书》云：“大银孔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通交易之处多诸珍宝。”），宋则至斧画江等诸化外，元亦不闻经略。惟明始一措意焉，后亦无闻。太仓暂兴旋替，温州仅为宁波附庸，皆不复细叙，惟叙自余各市状况。
其一广州。宋初广、杭、明三舶司并立，而广州实占全国对外贸易额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引北宋毕仲衍之《中书备对》，记神宗熙宁十年之贸易统计表，而加按语云：“谨按《备对》所言，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八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虽三处置司，实只广州最盛也。”朱彧（北宋末人）《萍洲可谈》卷二云：“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惟广最盛。”按：所谓三路者，广南东路，福建路，两浙路也。是时泉已开市矣］。
南宋及元，虽一时为泉州所压倒，然广州终常保持优势。他地市舶司，屡有裁并，惟广则除海禁时代外，常为互市门户，历千年无替（绝对的海禁时代，一为明嘉靖元年迄三十九年，二为清顺治元年迄康熙二十二年。广州闭关，惟此两时期耳）。
清康熙海禁开后，首设粤海关总西南洋互市之枢，至鸦片战役后，则以条约定为五口通商之第一口焉（《广东通志》卷一八：“康熙二十四年开南洋之禁，番舶来粤者岁以二十余柁为率。至则劳以牛酒，牙行主之，所谓‘十三行’是也。”）。
其二泉州。泉州自唐太和时已为蕃客走集之地，入宋而浸盛，当真宗时其地侨民盖已甚多。创建颇壮丽之回教寺院，故神宗时已感有置市舶司之必要，哲宗时遂实行（泉州清净寺创建于大中祥符二三年之间，有现存阿剌伯文碑记为证，前文已引及。则当时泉州外侨之多可想。《宋史·食货志》：“熙宁五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又云：“元祐二年增置市舶司于泉州。”）。
南宋以杭州为行在所，泉州以晋江转输内地便利故，骎骎夺广府之席，为全国对外通商之总门户（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云：“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可见当时以泉州为海外航线之出发点）。
及其末年，泉州市舶提举官有西域人蒲寿庚者，且能举足轻重以制宋元兴亡之键。泉之为重于天下可概见矣（蒲寿庚，《宋史》《元史》皆无传。其人盖阿剌伯人，先世侨居广州，久以豪富闻。寿庚迁于泉，提举泉市舶三十余年，宋末任为福建招抚使。杭州陷，宋少帝逃至泉，欲依之，寿庚不纳，旋以泉降元，杀戮宋宗室。宋不能偏安于闽粤，实寿庚之由。近日本桑原骘藏著《蒲寿庚事迹》一书，考证其全部史实，为历史界一杰作）。
入元，泉州仍继续其在商市中所占之最优地位。《元史》记西南诸蛮夷所在，大率以泉为计里之起点焉（《元史·外夷传》“爪哇”条下云：“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后至其国。”又“马八儿”条下云：“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此类尚多）。
当时欧洲人来游者如马可·波罗之流，咸称之为全世界第一商埠，入明清不替，道光后以厦门为五口通商之一焉［《马可·波罗游记》称泉州为塞登（zayton），其书云：“塞登为外国商人入蛮子国（元人称南宋为蛮子国）之大埠，凡外国货物，必先至此然后转输至他处。即胡椒一项，经塞登输入中国者，与经亚历山大输入欧洲各国者，盖为百与一之比例。此埠实世界独一无二之大商埠也。”按：泉州称为塞登者，桑原氏考证为“剌桐”之译音。盖宋时泉州亦称剌桐城云。此外，当时阿剌伯人称剌桐城为世界第一大市者尚多，俱见桑原所引。］。
其三杭州。杭在北宋为海船辐辏之区，故初置三舶司而杭与居一焉（欧阳修《杭州有美堂记》：“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见其时杭州海舶之盛）。
其后舶司或与明州合并，或独立（《宋史·食货志》“开宝四年，始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置司。”据此似是杭、明同时并置，然《玉海》卷一八六则云：“后又置于杭，淳化中徙于明之定州。”然则先置于杭，后乃由杭徙明耳。徙明之年，《玉海》仅云“淳化中”，不得其确年。乾道《临安志》卷二云：“提举市舶衙旧在城中，淳化三年四月庚午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定海县。”则知在淳化三年，且日月皆可考矣。《玉海》又云：“咸平中，杭、明各置司。”《文献通考》卷六十二云：“‘咸平二年九月庚子，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听蕃官从便。’据此，当是太祖开宝间置司杭州，太宗淳化三年废杭司而移于明，真宗咸平二年乃杭、明并置。《宋史》混言之，误也。”）。
南宋则杭为行在所，乾道间曾罢舶司，未几旋复（《宋史·职官志》云：“乾道初，臣僚言两浙市舶冗蠹，可罢。从之。”然淳祐《临安志》卷七云：“市舶务旧在保安门外。淳祐八年，拨归户部，于浙江清水闸河岸新建，牌曰行在市舶务。”则淳祜间杭州明有市舶务，不知何年复置也。咸淳《临安志》卷九亦有市舶务之记事）。
据元代西域人所记载，则宋元之间杭城盖划出二三市区专为外国人居留之地［有阿剌伯人伊般白都达（ibnbatuta）于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著有《记南宋杭都事》之书，言：“城内分六区，第二区为犹太人，基督教徒及拜日教之突厥人所居，第三区则回教徒所居，其市场与回教国无异。”（日本《史学杂志》第二十七编第十号藤田丰八著《宋元时代杭州海港篇》所引）］。
中国故书所记，亦多有景教、回教、摩尼教徒杂居之痕迹（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六：“旧十方寺在荐桥西，元僧也里可温建。”按：也里可温为元代基督教徒之称。又卷十八云：“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先是宋室徙跸，西域夷人安插者多从驾而南，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夥。”又云：“灵寿寺，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尔建，本畏吾氏世族，故称为畏吾寺，俗讹为义乌寺。”按：此即白都达所谓拜日教之突厥人，其寺实摩尼教寺也）。
然自元以后，杭州渐为明州所掩，不复能占两浙商业市第一流位置。
其四明州庆元。今之宁波，在宋为明州，在元为庆元。当北宋初年，曾移杭州舶司于此，其后与杭并立（见前注），入元则杭为明绌矣（《元史·食货志》：“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而杭州不与焉）。
杭屈于明之故，盖因海岸变迁，杭渐不适于碇泊，明则恃内河转运之便，灌输内地（宋姚宽《西溪丛话》卷上引无名氏之海潮说云：“今观浙江之口，起自纂风亭，北望嘉兴大山，水阔二百余里，故海商舶船，畏避沙潬，不由大江，惟浮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按：据此知杭州商舶日少之故，由于钱塘江所淤沙滩太大，不适碇泊，而宁波有余姚小江，接连运河，可通杭州、绍兴各地也）。
宁波以交通优便故，元初江浙间虽三市并立，非久皆并于庆元（《元史·食货志》：“大德二年并上海、澉浦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
明则专为日本通市之地（《明史·食货志》：“市舶司……洪武初……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日本叛服不常，故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
嘉靖间，日人以争互市真伪哄于长官，遂引起倭寇之难。于是宁波封锁，而全国海禁且缘之而起。中国自唐宋以来皆奖励互市，輓近政策之变，自兹始也（《明史·食货志》：“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设、朱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宁台，数千人登岸焚劫……乃严海禁，毁余皇。”）。
明清之交，浙东为明守者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间开海禁，仍置浙海关于宁波，道光二十二年，遂为五口通商之一。
其五温州。南宋及元曾开市，非久遂罢，无得而详述焉（《元史·食货志》称：“至元三十年以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温市何时旬置，无考，想为期甚暂）。
其六澉浦。今海盐也，宋末开市（？），元因之，非久亦并归庆元（明王樵《槜李记》：“澉浦在海盐之西，宋元时通番舶之处。”宋常棠《澉水志》：“市舶场在镇东海岸，淳祐六年创市舶官，十年置场。”《元史·食货志》：“至元三十年，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庆元市舶司凡七所。”元姚桐寿《乐郊私语》云：“澉浦市舶司，前代不设，惟宋嘉定间置有骑都尉监本镇盐课耳。国朝至元三十年，以留梦炎议置市舶司。”按：以上各书所言，互相违异，据《澉水志》则宋已置司，且能确指其年与地。据《乐郊私语》则云“前代不设”，且明述其创之年与建议之人，而《宋史》亦绝不言有澉浦置司事。两说孰当，更待考证。又《元史》及《续文献通考》皆言澉浦司置于至元十四年，姚相寿云在三十年，疑姚较可信）。
其七秀州、上海。秀州在宋时领嘉兴、华亭、海盐、崇德四县，属两浙路。宣和中始置市舶务于华亭之青龙江浦，实今日上海市场之嚆矢（《宋史·食货志》：“宣和元年，秀州开青龙江浦，舶船辐辏，请复置监官。先是政和中，置务设官于华亭县，后江浦湮塞，蕃舶鲜至，止令县官兼掌。至是复设官专领焉。”）。
华亭为旧松江府附郭，南宋时既为通商名县（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十四《朱公墓志铭》云：“华泉据江瞰海，富室大家，蛮商舶贾，交错于水陆之道，为东南第一大镇。……”）。
青龙江在城北七十里，明隆庆间始即其地分置青浦县，盖宋时海舶出入之所（《明一统志》“松江府”条下：“青龙江在府城北七十里，上接松江，下通沪渎，吴孙权造青龙战舰于此，故名。”明隆庆六年分青龙镇置青浦县，亦见《明一统志》）。
然吴淞江为大江入海尾闾之泄，淤积最易，故宣和元年青龙虽一度开浚，及南宋淳熙开又复堙塞（宋袁燮《絜斋集》卷十二《罗公行状》云：“华亭河流断绝，邑宰刘璧相视青龙江可通潮，而湮废已久，集丁夫，给官价，不超五日，浚七十余里，潮达县市。”按：此文所记为淳熙十四年事，上距宣和元年仅六十八年）。
今之上海，本华亭属，旧名华亭海。青龙湮后，江岸南徙，宋末已发展为市，及元而折置县治。历明迄清，至今遂为国中第一市场（《明一统志》：“上海本华亭县地，居海之上洋，旧曰华亭海。宋时商贩积聚，名曰上海市。元至元中，置上海县。”明曹学佺《松江志胜》云：“按《永乐大典》载《郏亶水利考》谓：‘松江南有大浦十八，中有上海、下海二浦。’今县治之左有大川，曰黄浦，亦曰上海浦，县之得名以此。”按：以上两条，记上海沿革及其名称之由来，甚明。《文献通考》卷六十二载宋乾道间臣僚言“市舶置司，乃在华亭”，疑即指“华亭海”，即今上海地）。
其八江阴。在北宋时亦为贾船走集之所（《王荆公诗集》卷三十四有一题云：“予求守江阴未得，酬昌叔忆江阴见及之作。”诗云：“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
南宋初曾置市舶务，盖来者多高丽贾客云［江阴市舶务《宋史》食货志、职官志皆未载，不知设于何年，惟《文献通考》一言之（详下条）。袁燮《絜斋集》卷十七《赵公墓志铭》云：“擢隆兴元年进士第……历江阴县……有市舶务，公兼之。高丽之至者，初止一艘，明年六七焉。语人曰：吾闻长官清正，所以来此。”是袁燮时其官犹存也］。
盖南宋以都浙故，浙中设官特多，市舶之在两浙路者凡五处，江阴军其一也（《宋史·食货志》纪宋时市舶，其在两浙者仅及杭、明、秀三州。《职官志》则言：“福建广南各置务于一州，两浙市舶乃分建于五所。”所谓“五所”者未尝举其名。《文献通考》卷六十二引乾道初臣僚言：“两浙惟临安、明州、秀州、温州、江阴军凡五处有市舶。”此足补《宋史》之阙矣）。
其九太仓。盖明太祖初起时互市之所，未几而废（《明史·食货志》：“市舶司提举官……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
其十密州板桥镇。今青岛也，自晋以来，即为中国与印度交通孔道（法显归国时，舟泊于长广郡之劳山，即青岛也。西域僧遵此路来朝者尚有数人。见《高僧传》。今未及细检，容更补注）。
北宋之初，其地海上贸易已颇盛［有蔡齐者，官密州，范仲淹为作墓志铭，称其“力请放海利以救东人”（见《范文正集》卷十二）。欧阳修为作行状，称其“使民得贾海易食以救饥，东人至今赖之”（见《欧阳文忠公集》卷□）。据此知前此密州有海禁，至仁宗时由蔡齐解放］。
至神宗元丰间，遂议置板桥市舶司，哲宗元祐间实行，徽宗政和间益趋繁盛（《宋史·食货志》元丰五年知密州范锷言：“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桥镇置抽解务。……”元祐三年，锷等复言：“……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货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乃置板桥市舶司。”杨时《龟山集》卷三十四《陆恺墓志铭》云：“乞监密州板桥镇，镇濒海，海舶麋至，多异国珍宝。”按：此盖徽宗大观、政和间事）。
密州所以勃兴之故，盖缘淮南一带，既因唐末五代之乱而衰落，而北宋建都汴梁，北方宜有海港以为灌注，恰值当时对高丽贸易正盛，故密为其最适之地点焉（《萍洲可谈》卷二：“元丰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高丽人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谓之南路。或至密州，则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按：此文叙汴梁与海岸交通状况最明了）。
南北海路交通，在此时似亦已盛开，而北之密，南之明，即为两主要港（姚宽《西溪丛话》：“今自二浙至登州与密州，皆由北洋。水极险恶，然有自胶水镇三日而抵明州定海者。”）。
宋南渡后，密州实为宋金互市之要地（《宋史·李全传》：“胶西当宁海之冲，百货辐辏，全使其兄福守之，为窟宅计，时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货，价增十倍。全诱商人至山阳，以舟浮其货而中分之，自淮转海，达于胶西。”）。
元行海运，此为运河入海处，置海仓焉（《莱州府志》：“元至元时，海运故道入海处，尚有海仓遗迹。”）。
明初为倭寇滋扰，逐渐衰落，海禁后益无可纪。直至近代，德日先后占领，迄今葛藤未绝焉（《山东通志》云：“黄岛在胶州东南六十里海中，旧有居民，因倭寇迁避，遗址多存。”）。
以上十地，并前文所述之扬州、龙编，可称为自唐以来中国沿海十二大都市。尤大者为广、泉、扬、杭、明、秀六州，其他六地次之。最盛时期为唐宋，元尚继续保持，自明以迄清中叶则为中落时期。其原因，盖缘波斯、大食人在唐宋时正为全世界商业活动最主要之民族。其人无政治野心，壹惟以通商为务，我国人亦以怀柔远人之态度欢迎之保护之，耦俱无猜焉。都市之繁荣，彼我皆利赖之。明清以还，波斯久衰，大食亦日已不竞。葡萄牙、荷兰先后代兴，其势力未能大伸于远东。故东西互市，顿呈中落之象。中间倭寇滋扰，几与明祚相终始，国人厌恶外夷之心日益甚，驯至有海禁之设。清中叶后，英人横行海上，驯至有“毒药战役”，我师熸焉，作城下盟。今之所谓通商口岸，非复昔所云矣。各市商业状况，当于《通商篇》别述，今但刺取侨民掌故与市政有连者论次一二云。
外人除通商市外是否可以杂居内地，唐以前法制无可考（唐文宗太和八年诏书言：“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似当时无杂居内地之禁）。
宋初，盖仅听在广州居止，不得适他地，崇宁间始由市舶司发给护照来往焉（《宋史·食货志》：“崇宁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毋杂禁物奸人。初，广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广州，听其往还居止，而大食诸国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东贩易，故有是诏。”）。
即在通商市中，原则上亦只许居城外（朱熹《文公集》卷九十八《傅自得行状》云：“化外人法不当城居。”可见南宋时法律上明有此规定，大抵自唐时已然矣）。
外人所居地谓之“蕃坊”，名义上颇类今租界矣。盖起自唐时，宋后沿之［朱彧《萍洲可谈》云：“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彧书成于宋徽宗宣和元年（据《直斋书录解题》），则北宋时确有蕃坊可知。然蕃坊恐不止起于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引《投荒录》云：“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投荒录》为唐文宗太和中房千里所著，见《新唐书·艺文志》，则唐之中叶，广州既有蕃坊矣］。
明则政府特建馆舍以居之（《明史·食货志》：“永乐三年，以诸蕃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广东通志》卷一八〇引郝《志》云：“置怀远驿于广州城蚬子步，建屋一百二十间以居番人。”据此知福建、浙江两驿亦必有建屋矣）。
清则牙商筑室招待焉（《广东通志》卷一八〇：“番舶来粤则劳以牛酒，牙行主之，所谓‘十三行’也，皆起重楼台榭为番人居停之所。”按：十三行今为西关街名，在城中极繁盛处，盖昔日番商租界遗址也。十三行招待番商，盖鸦片战役前尤然）。
宋时蕃坊所在，广、泉、杭三州尚约略可考，广州盖在城西南（广州蕃坊所在确地，今难考。惟据《广东通志》卷二一八引金《志》云：“旧府学在西城蕃市通衢。”则蕃市在城西可知。又引黄《志》云：“明市舶提举司署在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故址。”又云：“海山楼建于嘉祐中，……在镇南门外，山川拱揖，百越伟观此为第一，楼下即市舶亭。”市舶亭计当与蕃坊相近也。又引郝《志》云：“明怀远废驿在府城西。”先辈或言今濠畔街为怀远驿站故址。要之，宋以来外侨皆居城西南，殆无可疑。昔时珠江江面必较今为阔，故在城西南一里之海山楼即临大江。《萍洲可谈》记其形胜云：“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
泉州盖在城南（南宋赵汝适《诸蕃录》卷上记：“大食巨商施那帏侨寓泉南，且在泉州城外东南作丛冢为贾胡之公葬地。”又言：“南毗国蕃商时罗巴智力干父子住居泉南。”又言：“天竺僧啰护哪在泉州城南建宝林院。”据此，则当时泉州蕃坊在城南可知）。
杭州盖在城东清泰门内（《西湖游览志》云：“三太傅祠，在荐桥东，旧十方寺基也，元僧也里可温建。”又云：“文锦坊在荐桥西。”又云：“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先是宋室徙跸，西域夷人安插者多从驾而南。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夥。”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八云：“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之八间楼，皆富贵回回所居。……”则荐桥一带为外侨所聚居，甚明。荐桥在何地耶？《游览志》云：“清泰门在城东，宋名崇新门，俗称荐桥门。”据此诸条，杭州蕃坊地可以略定矣。前文引伊般具都达所言杭城第二、第三市区，即其地也。《辍耕录》又云：“聚景园回回蕞冢在焉。”聚景园又在何处耶？徐逢吉《清波小志》卷上云：“聚景园在清波门外，孝宗致养之地……此《武林旧事》所载，今则为番回埋骨之地。”嘉靖《仁和县志》云：“旧城基南路有回回坟。”则宋聚景园故址入元为回回坟者，明时在旧城基南可知。旧城基又在何处耶？《游览志》又云：“张士诚据两浙，改筑杭城，自艮山门、清泰门展出三里，而络市河于内，此其旧基也。”据此则清泰门内一带地即所谓荐桥附近者，在张士诚以前实为城外，宋元蕃坊即在此）。
然所谓“化外人法不当城居”者，不过法律上有此规定云尔。事实上因禁网疏阔之故，城居者盖亦不少（宋楼钥《攻媿集》卷八十八《汪大猷行状》云：“蕃商杂处民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四云：“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禁网疏阔，夷人随商，翱翔城市。”）。
唐代蕃人杂居广州事，前文已述（看第八十叶），至宋时则有蒲姓之酋豪，世居广州城中，实为宋末卖国奴蒲寿庚之祖（宋岳珂《桯史》卷十一：“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曰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侈靡逾制，使者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
蕃商在唐时则波斯最富（波斯胡贾之豪奢，见于唐人笔记小说中者甚多，不可悉举。李商隐《杂纂》卷上有“不相称”一条，所列举者一穷波斯，二病医人，三瘦人相扑，四肥大新妇。波斯不宜有穷人，此段小滑稽语句，可代表晚唐时人感想），在宋时则阿剌伯最富［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云：“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桯史》卷十一所记豪商蒲姓者，即大食人也。岳珂记其人赴知州宴时豪侈之状云：“其挥金如粪土（赏犒），舆皂无遗，珠玑香贝，狼藉座上。”］。
其商人至能报效私财以修城池［《宋史·外国传》“大食国”条下云：“熙宁中，其使辛押陀罗进钱银，助修广州城，不许。”按：使所云使者，盖前此商人皆以贡使为名，其实则侨商耳。苏辙《龙川略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别有关于辛氏之纪事云：“番商辛押陀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缗。”明杨思谦《泉州府志》卷四云：“嘉定四年，守邹应龙以贾胡簿录之赀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是熙宁中虽不许蕃商助修广州城，嘉定间却许其助修泉州城矣］。
其侨民首领，名曰蕃长，又有都蕃长，实为后此领事、总领事之滥觞（《萍洲可谈》卷二：“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唐会要》卷一百：“天祐元年六月，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栗为宁远将军。”），亦名曰蕃首，或呼之为番酋（《宋史·大食传》记都蕃首蒲陀罗离慈事。唐刘恂《岭表录异》记在番酋家食枣事）。
蕃长虽以蕃人为之，但须经朝命，非如今领事官由彼国简派也（《宋史·大食传》云：“熙宁中，其使辛押陀罗乞统察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又云：“都蕃首保顺郎将蒲阨婆离慈表令男麻勿奉贡物，乞以自代，诏但授麻勿郎将。”可见蕃长次经政府任命，不轻授，且常须经广州吏察核保举）。
故其人实为中国官吏，服中国之服（《萍洲可谈》卷二：“蕃长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
其关于外人犯罪之裁判，据《唐律疏议》所规定：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卷六《名例》）
此实为领事裁判权之嚆矢。盖守“因其风不易其俗”之训，以寓“怀柔远人”之意，纯出于恩惠的特许，非有所胁而然也（《疏议》云：“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其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按：此疏解释律文甚明。例如英人与英人争讼，则适用英国法律。英人与法人争议，则适用中国法律也。至英法人与中国人争讼，须用中国法律，自无待言）。
《明律》则改为“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无复中外之别（《明律》注云：“化外人即外夷来降之人及收捕夷寇散处各地方者皆是。”对于化外人之解释与《唐律疏议》不同，恐非是。盖来降人等，已变成中国人，不必别立规定也。明代外人侨寓者视唐宋为少，且不见有蕃长等官，则其一切受治于本国法律固宜）。
依《唐律》本意，则中国法官审判外人罪犯时，“须问其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云尔，原则上并不以审判权授诸外人也。然对于外国而一一调查其“俗法”，为事颇繁难，故为程序简易起见，往往委蕃长以便宜从事，然亦限于轻微罪而已，罪稍重者仍付正式法庭（《萍洲可谈》卷二：“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
然而官吏偷惰，奉行不善，时或放弃职权委诸外人，甚至中外斗讼之案，亦依蕃例「楼钥《攻媿集》卷八十八《特进汪公（大猷）行状》云：“蕃商杂处民间，而旧法与郡人争斗，非至折伤，皆用其国俗。”］。
惟伉直守法之长吏，每当官而行，不稍假借（《宋史·王涣之传》：“涣之知福州，未至，复徙广州。蕃客杀奴，市舶使据旧比，止送其长杖笞，涣之不可，论如法。”又《汪大猷传》：“大猷知泉州。故事，蕃商与人争斗，非伤折罪，皆以牛赎。大猷曰：‘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当用吾法。’”又《张昷之传》：“徒广南路转运使，夷人有罪，其酋长得自治，而多惨酷，昷之请一以汉法从事。”）。
其有滥用此特许的恩惠与惰力的习惯，而认为正当权利为治外法权之要求者，实自明成化间之日本人始，论史者有余恫焉耳（《明史·日本传》云：“成化四年十一月，使臣清启复来贡，伤人于市，有司请治其罪，诏付，清启奏言：‘犯法者当用本国之刑。’且自服不能铃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者益无忌。”按：清启曲解《唐律》条文，不服裁判，而朝廷亦竟优容之。此领事裁判权痛史之第一幕也矣）。
（192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