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有关匈奴历史的外国史料_匈奴史稿(陈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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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有关匈奴历史的外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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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的西迁，对欧洲来说，是历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匈奴人横扫欧洲：东起君士坦丁堡，西至法兰西，南抵意大利，北到德意志，时间约二十年之久。罗马皇帝的使者往来于匈奴王庭者不绝于途，差不多整个欧洲的人民都受其影响，欧人之被迫服役于匈奴军队者不知凡几，商人、技工、艺术家、知识分子之在匈奴王庭供驱使者更不知多少。传说匈奴人中也有懂拉丁语的。至于匈奴王庭与罗马皇帝或其欧洲君侯之订定条约、往来公文，次数之多，更难枚举。然而，可惜的是这些条约、文件很少留存，而当时人中记载这个惊天动地时代的史实者，也寥寥无几。至少可以说，直到现在，人们能够发现的关于匈奴在欧洲活动的记载或古物、古迹实在太少了。

尽管如此，在那个时代和匈奴帝国灭亡之后，仍有一些作家记载了一些匈奴人在欧洲活动的情况。现将比较重要的著作及著者略做介绍。

记载匈奴较早而又较为详细的是罗马史家阿密阿那斯·马西林那斯（ammianus marcellinus），生于约公元325年至330年之间，死于公元395年至400年之间。他生于一个希腊贵族家庭，参加过罗马军队。他的《罗马帝国史》始于罗马皇帝纳尔发（nerva）的登位，止于瓦伦斯（valens）的卒年，即公元96年至378年。因为他亲身参加过多次战争，到过许多地方，对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问题较为注意，不仅注意罗马人的政治生活情况，而且注意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这一点上，他的胸怀比其他罗马史学家如李维（livy）、塔西佗（tacitus）广阔得多。

匈奴人于公元374年侵入欧洲东部由哥特人占领的地方。哥特王赫尔曼利克战败自杀，匈奴人遂长驱直入欧洲。阿密阿那斯即使没有见过匈奴人，也一定听说过这件事。所以他在书中指出，匈奴人不会耕种，从来没有摸过犁柄。匈奴人没有固定的住宅，经常坐在马背上，在马背上做买卖，在马背上饮食，甚至在马背上睡觉。他还描述了匈奴人的形状，及其所穿的上衣、裤子与鞋。

他还告诉我们，在欧洲东边有阿兰人（alans）。阿兰人居住在我国史书所说的“奄蔡”之地，即《魏书》中的“粟特国”。阿密阿那斯认为，阿兰人的领土远伸到亚洲。他指出，阿兰人生得高大而美丽，头发近于黄色，但其生活习惯与匈奴人相似。《魏书·西域传》中说，匈奴杀粟特王而有其国。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阿兰人受到了匈奴人生活习惯的影响。

虽然有些学者怀疑阿密阿那斯关于匈奴的记载，可是经过研究，他的记载应无问题。因为匈奴人之侵入欧洲仅在他死前约二十年，作为一名军人，他注意到这一事件是可能的。

关于匈奴侵入欧洲的最重要史料，到现在为止，要算普利斯库斯的《希腊史残稿》（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卷四，69页以下），原文是希腊文，现在残缺不全。普利斯库斯是东罗马的历史学家。东罗马皇帝曾派遣一个使团到匈牙利的匈奴王庭，使团团长名为马克西明（maximin），他既是文官，又是武将，很有才干，他邀请好友普利斯库斯参加这个使团。他们离开君士坦丁堡时，匈奴王庭派遣去见东罗马皇帝的使团也正出发，便一路同行。无论在途程中、在宴会上和在匈奴王庭里的所见所闻，这位历史学家都详细地记了下来。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关于匈奴西迁的最有价值的史料，既是第一手材料，又是他个人的经历，是最可靠的报告。他所叙述的事，在时间上达三十二年（公元440—472年）。

普利斯库斯的著作是后来拜占庭的历史学家与许多西方历史学者研究匈奴和哥特历史的主要史料来源。公元6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卡西俄多拉斯（cassiodorus）的《哥特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goths ）即以这部著作为根据。卡西俄多拉斯的著作因6世纪人约但尼斯（jordanes）的简略采用而保存下来。

近代人研究匈奴西迁历史者如吉本（e.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西克（o. seeck）的《古代世界衰落史》（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 ，1920—1922年），均主要取材于普利斯库斯的著作。弗赖塔格（g. freitag）在其《德意志往代心影录》（bilder aus deutschen vergangenheit ）里还把普利斯库斯的记载翻译为德文。总之，后人研究匈奴之在欧洲建立强大的帝国，尤其关于阿提拉的生平事迹，主要是根据普利斯库斯的残稿。

约但尼斯据卡西俄多拉斯的《哥特人的历史》写的节录本，题名《哥特人的起源和活动》（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 ），通称《哥特史》（getica ）。这本书共分四个部分。在第三部分里，叙述西哥特历史，从匈奴的侵入至哥特王国的覆灭（公元376—507年）。最值得重视的是叙述阿提拉侵入高卢与毛利亚库斯平原的战役。第四部分叙述东哥特历史，从匈奴的侵入至首次推翻在意大利的哥特王国，时间为公元376年至539年。

约但尼斯的著作，以德国著名罗马史家蒙森（t. mommsen）收在其《日耳曼史资料大全》（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1882年出版于柏林）中的最称善本。英文翻译者为密埃劳（c. c. mierow），题为“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1915年出版于普林斯顿）。

此外，在那个时代，说及匈奴人的著作还有马西林那斯·科密斯（marcellinus comes）的《编年史》（chronicle ）、阿波利内利·西多尼阿斯（apollinaris sidonius）的书札和诗篇，以及普罗斯培·泰罗（prosper tiro）与海德底阿斯（hydatius）的《编年史》和《南高卢编年史》（south gallic chronicle ）。但这些著作对匈奴的叙述较为片断，所以只能作为补充材料。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参看《剑桥中古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卷一，1957年）“阿提拉”条的参考书目。

此外，还有一些著作中偶尔说到的所谓“野蛮人”，大致也是指匈奴人。如索西马斯（zosimus）的《新历史》（historia nova ）、俄罗西阿斯（orosius）的《反对异教史》（historiae adversum paganos ）、苏格拉底·斯科拉斯底库斯（socrates scholasticus）的《基督教史》、索佐门（sozomen）的《基督教史》、西俄多利特（theodoret）的《基督教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格累哥利亚斯·图伦内西斯（gregorius turonensis）的《法兰克史》（historia francorum ）及尤内彼阿斯（eunapius）的历史残卷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参看麦戈文（w. m. mcgovern）的《中亚古帝国》（the early empire of central asia ）一书中第十七章的注解（450页）。

随着阿提拉的失败和他在欧洲建立的帝国的瓦解，匈奴人逐渐退出欧洲和亚洲的历史舞台。虽然后来有人把别的种族（如突厥、柔然等）称为匈奴的别种或后裔，但所谓匈奴族却再也没有复兴，所谓匈奴王国、匈奴帝国也再没有重见于历史。

然而，这并不是说阿提拉及其帝国已完全被人们忘记。据说，12世纪的达尔马提那斯（juvencus caelius calanus dalmatinus）与16世纪的尼古拉·俄拉胡斯（nicolas olahus）主教都曾写过阿提拉的传略。1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德国，“阿提拉”这个名字变为“哀提最耳”（etzel）。在《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 ）中，哀提最耳（即阿提拉）被认为是一位征服者。虽然这首诗歌把许多人名和时间都弄错了，但这是一首流行很广的诗歌，阿提拉是诗歌中的英雄。把阿提拉当作英雄人物的不仅见于《尼伯龙根之歌》，同样也见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德国的其他诗歌中。

阿提拉失败之后，欧洲进入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时代”。中国唐朝的势力范围虽然延伸到中亚细亚，但从中国经中亚细亚到欧洲的陆路交通几乎断绝。至于海路交通，则为阿拉伯人所垄断。直到13世纪，蒙古西侵，中西的陆路与海路交通才又打通，马可·波罗便走过这两条路。

蒙古西侵以后，许多欧洲人从陆路经中亚细亚来到中国。16世纪上半叶时，又从海路来到东亚。从此以后，欧洲人来中国的便愈来愈多，研究中国的兴趣也愈来愈大。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的百余年间，欧洲人无论在文化、物质或精神方面都深受中国的影响。不仅有许多学者注意研究中国，统治阶级乃至帝王王室中也有许多人极力提倡和支持这种研究，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和路易十五（1715—1774年在位）就是显著的例子。

法国史学家得岐尼2 （1721—1800）在1756年至1758年出版的五册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鞑靼各族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des turcs，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ouvrage tiré des livres chinois et des manuscrits orientaux de la billiotheque du roi paris ）的序言中曾说，路易十四在位时，有一位姓黄的中国人，被巴黎的一位教长比侬（bignon）留在法国皇家图书馆工作。此人曾写过几篇论文，但工作没有完成便病故了。当时法国的东方学者、皇家图书馆馆长孚尔蒙（e. fourmont）被任命去审查他的遗著。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并遇到一些困难后，孚尔蒙便计划编一部中法字典，因而需要了解更多的中国名物，于是设法搜罗中国书籍。这时在位的是路易十五，他奖励研究中国学问，命工匠铸铜制定模十二万个，以供印刷中、法文书籍和字典之用。得岐尼在孚尔蒙的指导之下学习东方语言，尤其是中国语言。后来，孚尔蒙死了，得岐尼接替孚尔蒙的职位，因而有机会博览巴黎的中国书籍。他的五册巨著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成的。序言中还指出，人到处都是相同的。欧洲人没有完全仿效希腊人与罗马人，他们赞扬希腊人与罗马人的优点，但也指摘其缺点。他认为欧洲人也应该用这种公正态度去对待其他民族。无疑，所谓“其他民族”也指中国民族。

关于匈奴历史的叙述，见于该书第一册。第一册分六编。第一编叙述匈奴的历史及其单于或皇帝，时间自公元前210年至公元93年。第二编分二章：第一章叙述南匈奴（居住在中国边界的匈奴）的历史，时间自公元48年至277年；第二章叙述在中国境内的匈奴的历史，即“汉”（按，为刘渊）或前赵的历史，时间自公元279年至329年。第三编分三章：第一章叙述中国境内的匈奴的历史，即“赵”（按，为石勒）的历史，时间自公元319年至352年；第二章叙述匈奴的历史，即“夏”（按，为赫连勃勃）的历史；第三章叙述陕西与哈密间的北凉的历史（按，为沮渠蒙逊），时间自公元397年至460年。第四编分三章：第一章叙述西方匈奴的历史，时间从公元91年至618年；第二章叙述白匈奴（即哒）的历史，时间从公元420年至531年；第三章叙述鞑靼、柔然的历史，时间从公元310年至799年。第五编的标题是“匈奴的复兴”，也就是突厥族的兴起，时间从公元545年至744年。第六编叙述西方突厥的历史，包括与中国、波斯的战争，突厥征服波斯，突厥帝国、土库曼帝国与匈牙利帝国，与罗马的战争和匈牙利人在潘诺尼亚的殖民地等内容。3

得岐尼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西方的“匈人”（hunnen、huns或hunni）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载的“匈奴”。因此，他要解释中国的匈奴是如何迁到西方并侵入欧洲的。他在第一编中说：

罗马的历史家，对他们（西部的鞑靼人）只笼统称之为“匈人”，一切描写与记载，均属不经的寓言，并不知道这些匈人来自何处。他们在鞑靼人中，被称为“匈奴”，曾建立大帝国，后被中国打败，势力分散。一部分迁到西方，后来入寇罗马帝国的阿提拉即出身于这部分西迁的匈奴。留在中国边境的匈人，一部分为东部鞑靼（按，指鲜卑）所征服；一部分据有北中国，建立数个小帝国，惟势力微弱，已不能统有鞑靼全部。后来到了土门时代，复建大国，得号土耳其（突厥），对于全部鞑靼，方重新统一。4

此外，欧洲学者如维斯德劳5 （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在其《鞑靼史略》（histoire abrégée de la tartarie ）6 一文里早已指出，西方的“匈人”就是中国的“匈奴”。但是他的这个主张，只是偶尔的提出，明确地提出这个主张的应归功于得岐尼。得岐尼的这个主张发表以后，欧洲的许多学者都表示同意。如诺伊曼（k. f. neumann）的《亚细亚研究》（asiatische studien ，1837年出版于莱比锡）、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共六卷，1776—1788年）都采纳了这种看法。但在19世纪初期，也有人反对这种看法，如克拉普罗特7 （j. klaproth）在《亚洲史》（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 ，1826年），雷米札8 在《鞑靼语言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1820年），里特尔（c. ritter）在《亚洲地理》（die erdkunde von asien ，1832—1859年）中都怀疑得岐尼的主张。但是经过一百多年来的研究，近代学者大致都承认西方的匈人就是东方匈奴的后裔，得岐尼确有先见之明。

得岐尼在第四编中，曾对中国史书中所说的匈奴西迁的过程加以说明。他从中国史料中知道匈奴西迁，于是联想到欧洲史书中所载的“匈人”就是东方的匈奴的后裔。他指出，匈奴人因受中国的攻击而从蒙古高原西迁到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又从这里向西到黑海东北一带。在这里，匈奴人杀了阿兰（奄蔡）国王而有其国，再从这里侵入多瑙河流域。到公元435年，阿提拉领导这个民族，兵临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西向压迫西罗马帝国与欧洲。这是得岐尼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可以说是他在匈奴史研究上的最大贡献。

由于他的书写于二百年前，当时的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知识还很少，刚刚开始翻译中国古书，因而他的著作中有很多缺点。如第一册中所叙述的匈奴历史，严格地说只有四编。第四编第二章所说的白匈奴（哒）是否应列入匈奴历史很值得讨论。第三章所说的柔然和第五编、第六编的突厥族，则根本就不应当作为匈奴来看待。柔然就是蠕蠕9 ，是东胡的后裔。这两个种族都不是匈奴，这一点，近代学者大致是公认的。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匈奴帝国瓦解之后，其留在蒙古高原或中国内地以及西徙到中亚细亚或欧洲的部分人民，既与其他民族（如鲜卑、柔然、突厥）互相混杂，因而在这些民族中也可能混有匈奴人的血统。

匈奴最强盛的时候是在汉朝初期。我国史书记载匈奴较为详细的是两汉时代，这是匈奴帝国在历史上很重要的时代。得岐尼在书中对于两汉匈奴的叙述，占的篇幅较少。又，匈奴在欧洲的活动，在欧洲史上也占极重要的地位，可惜叙述得也不多。

18世纪欧洲人之研究匈奴者，除得岐尼外，普雷（pray）在《古代匈奴编年史》（annales verteres hunorum ，1761年）中与得岐尼有同样的看法。此外，吉本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尤值得注意。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大量篇幅叙述匈奴人在欧洲的活动，也简略地解释过匈奴人从东方迁到西方的历史。吉本有关欧洲匈奴历史著作的史料来源，是前面举出的一些古罗马时代的著作，主要的则是普利斯库斯的残稿。关于东方的匈奴的历史，他利用得岐尼的著作，并参考马拉10 （p. de mailla）所翻译的《通鉴纲目》（tong-kien-kang-mou：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1776年出版于巴黎）。此外，当时住在北京的外国教士所介绍的一些文献，他也加以注意。

吉本很佩服得岐尼的著作。他认为，匈奴从东方迁到欧洲的这一经过是得岐尼发现的。他认为得岐尼是一位灵巧、勤劳的中国语言的传译者，“在人类历史上揭开了新的重要的篇章”。⑪

吉本对于“匈奴”“鞑靼”和“塞种”（scythians）⑫ 三个词似乎没有区分。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十六章注五中明白地说，不分开使用“鞑靼”与“塞种”两个词。在这一章里，他叙述了游牧民族的行为与特性，这些都是匈奴、鞑靼和塞种的民族习性。然而他在谈到各民族间的争斗时，却又把匈奴、塞种、鲜卑等分开。

前已指出，18世纪时，研究匈奴问题的人都要提出这一问题：欧洲的“匈人”是不是中国史书中所载的“匈奴”？吉本与得岐尼都肯定二者为同一民族，并同样肯定欧洲的匈人来自蒙古高原。但人们不免要问：这个东方的匈奴是怎样迁到西方的？这是东西匈奴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前已述及，得岐尼做过解释，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又加以说明，即匈奴人受压力（指其他民族的压力，如汉族）而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又受压力而西徙至欧洲东部。匈奴人从蒙古高原来到伏尔加河流域这一段历史，中国人是知道的。可是如何从这里西徙至罗马，中国人就不清楚了。吉本以为，除了汉人的攻击，鲜卑人进入蒙古高原也是匈奴西徙的一个原因。此外，塞种人在历史上曾各方奔迁，对于匈奴人的再往西进，也是有关系的。吉本又指出，3世纪时，投降汉朝的匈奴人（指南匈奴）中也有相当大的数目往西边走，与早已到了或越过伏尔加河流域的北匈奴人联合起来。这样，在这个流域或以西的匈奴人的势力便增强起来，他们再往西走，便抵达阿兰或古奄蔡的地方。这就是伏尔加河与泰内伊斯河（tanais，顿河古名）之间的平原。在这里，匈奴人与阿兰人互相攻打。最后，匈奴人杀死阿兰国王而占有其国。吉本是从得岐尼翻译的《魏书·粟特传》中知道这个史实的。

吉本用了不少篇幅叙述匈奴是如何打败东哥特人并进入欧洲的。在第三十四章和第三十五章里，他描写了阿提拉的性格与活动、阿提拉的王庭与东征西伐。他认为，在古代至近代的欧洲史上，阿提拉是唯一的征服者，他征服了日耳曼人与塞种人的国家，把二者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德国历史学者尼布尔（b. g. niebuhr，1776—1831）在《罗马历史讲义》中，认为吉本对于阿提拉的威力、统治权与领土有夸大之嫌，这是其缺点。然而事实上，在欧洲的征服者中很难找出一位像阿提拉这样曾威加欧洲，使欧洲在民族迁徙和其他许多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人。

自得岐尼和吉本把匈奴西侵的历史加入罗马的历史之后，许多历史学者在编写罗马史或欧洲史时，往往也加入“匈奴西侵”一章。1911年出版的《剑桥中古史》第一卷中就有“阿提拉”一章。西克在《古代世界衰落史》中，也把这一段历史编在里面。应该说，这不仅是欧洲历史上重要的一章，在世界史上也是重要的一章。在东方，当匈奴强盛时，汉族屡受侵略，东胡也被打败，还在西域设了僮仆都尉以夺取其资源。只是前汉王朝与民休息六十多年以后，又经过武帝的五十年，而后倾汉朝的人力物力，不断前往进攻，才使其威力受挫。从此以后，匈奴虽逐渐趋于衰弱，然而在汉代、三国时仍不断为患。即使到了两晋时代，中国北部仍遭到匈奴人的严重蹂躏。等到在东方的匈奴人逐渐衰亡或被同化的时候，从蒙古高原西徙的匈奴人又出现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这就是说，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的历史上，匈奴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换言之，匈奴的历史是世界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近代欧洲的学者，如韦尔斯（h. g. wells）在其《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 ，1921年）中就很重视这一部分。

匈奴的历史，不仅被列入世界史和欧洲史范畴，也被列入国别史范畴。我国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固不待说，至于欧洲的国家，其中显著的就是匈牙利的历史。戈德金（e. l. godkin）在《匈牙利与马札儿人的历史》（history of hungary and the magyars：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late war ，1856年出版于伦敦）中，就列有“匈奴与阿提拉”一章。该书第一章标题为“罗马时代”，仅两页；第二章标题为“匈人-阿提拉，公元337—453年”（the huns-attila，a.d. 337—453）。

在这一章里，开头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说起。他说这个高原上的民族，古代的希腊人与罗马人称之为“scythians”（塞种），他们的财产是走动的马、牛、羊，没有一定的住宅，武器是弓矢。利即战，不利即退。一退千里，敌人欲追而不可得。即使是居鲁士（cyrus）与亚历山大能征善战与纪律严明的军队，遇到他们也无可奈何。这个游牧民族，其在中国北部的就是匈奴。尽管匈奴很强盛，但自然灾害和汉朝的反攻使他们遇到很大的失败，从而分裂为南、北匈奴。在南方者，后来出现于欧洲，叫作突厥，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大本营。在北方者也进入欧洲，近代的匈牙利人把这部分匈奴人作为自己的祖先。戈德金又指出，尽管吉本认为，近代的匈牙利人与古代匈奴人的关系从遗传方面来说极为微小，但吉本相信，突厥人（土耳其人）与马札儿人在来源上是相同的。他又说，近代语言学研究说明，芬兰、突厥、马札儿、蒙古与中亚的文化较低的鞑靼人都是同种，如果说有差别，那么也只是像近代德国的各种民族一样。

在该书第9页，著者从阿提拉的叔父卢加（或鲁吉拉斯）说起。他认为，在这位匈奴领袖的时代，匈奴人在欧洲扎营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匈牙利。在这一页上还印着阿提拉的像，这是西文典籍中很少见的阿提拉画像。著者叙述卢加死后，其侄布雷达与阿提拉继承大位。不久，前者被后者杀死，阿提拉遂成为匈奴人的唯一领袖。匈牙利人固然把其历史与祖先追溯到阿提拉，而马札儿的历史学者也把这位非常人物当作他们的国王之一。

戈德金详细地叙述阿提拉在欧洲的活动。对阿提拉与东罗马皇帝的交涉，尤其是东罗马派遣以马克西明为首并包括普利斯库斯在内的使团出使匈奴王庭的经过，用的篇幅很多。他还叙述了阿提拉与西罗马皇帝瓦伦蒂尼安⑬ （valentinian）的关系，对这位皇帝的妹妹霍诺利娅（honoria）如何写信给阿提拉和阿提拉一再要求娶这位公主等也加以解释。此外，他又用不少篇幅描写了公元451年阿提拉征伐高卢被击退，次年阿提拉南侵意大利，以及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去和匈奴帝国的崩溃。最后，他简单地说明了匈奴帝国崩溃后，一些民族（如蠕蠕）迁到匈牙利的历史，以及查理大帝（charlemagne）在7世纪中叶征伐这个地方的蠕蠕，迫使他们退回亚洲。

在第三章里，著者叙述了公元884年至954年间的匈牙利历史。只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他指出：尽管马札儿的历史学家总想追溯马札儿人（或匈牙利人）是阿提拉的后裔，但其理由是不够充分的，结果只是一种推论。著者又指出：从种族的来源与风俗习惯上看，近代的匈牙利人与古代的匈奴人有相同之处是无疑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的近亲。匈牙利人之出现于欧洲是在公元884年，他们的民族在东方的名称是“马札儿”，即希腊人称之为“scythians”（塞种），他称之为“突厥”者。这样一来，匈奴人、塞种人、突厥人、土耳其人之间，可以说有密切的关系。

戈德金是受得岐尼与吉本的影响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前已指出，这个结论是可疑的，值得讨论。

19世纪以来，欧洲人研究中国历史的越来越多，对于匈奴的研究，除戈德金的著作外还有很多。翻译的中国古籍中，包括有关匈奴记载在内的也逐渐增多。如1828年，法国的布罗斯（brosset）曾把《史记·大宛列传》译为法文，题为《大宛国的关系》（relation des pays de la ta-ovan ），刊载于《新亚洲学报》（neuveau journal asiatique ）第二卷（418—450页）。

1874年，英国人威理⑭ （a. wylie）译《汉书·匈奴传》，题为《匈奴人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history of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刊登于1874年至1875年间出版的《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人类学研究所学报》（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第三卷（401—451页）和第四卷（41—80页）。此外，他还翻译了《汉书·西域传》，并于1882年翻译了《后汉书·西羌传》，发表于这一年的《远东评论》（revue de vextrseme orient ）。此外，还有金斯密尔（t. w. kingsmill）所译的《大宛传》，题为《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交通》（the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central and west asia in the 2nd century b.c. ），发表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学报》（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又，夏德的译本题为《张骞的故事》（the story of chang k’ien ），登载于《美国东方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汉书·匈奴传》的西文译文中较好的是巴克（e. h. parker）译的《突厥-塞人部落》（the turco-scythian tribes ），他于1894年所著的《鞑靼千年史》⑮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e ）的第一部分的匈奴史中，很多篇幅译自中国史籍。此外，德格罗特⑯ 的《纪元前的匈人》也翻译了不少中国史书上关于匈奴的记载。

上面所举的一些翻译工作，虽然不是严格的研究工作，但对匈奴的研究是有一定作用的。许多不懂中文的人可以从中得到关于匈奴历史的知识，尽管这些翻译有不少缺点和错误。

从19世纪到本世纪上半叶，关于匈奴的著作不胜枚举，兹将几本较为重要的略做介绍。

首先是巴克的《鞑靼千年史》。据“再版序”说：“本书于1893年至1894年间草于琼州，即华南之海南岛也。琼州府尹曾贷余以中文历史要籍多种。1894年余去华，是时詹姆生先生（mr. george jamieson）适代理上海按察司⑰ ，承其校阅排样，主理出版事……余于《中国评论》第二十卷中尝言，匈奴、塞种、匈人、突厥为同一部落之异名。自是而后，沙畹、夏德诸学者继续努力，更有深切之研究云。”

这本书共分七卷：卷一、匈奴；卷二、鲜卑；卷三、蠕蠕；卷四、突厥；卷五、西突厥；卷六、回纥；卷七、契丹。卷七里的第五章叙述女真的兴起及契丹的败亡。

巴克既用“鞑靼”这个名称包括匈奴、鲜卑、蠕蠕、突厥、西突厥、回纥与契丹，说明他认为这些民族之间有密切关系，正如他在“再版序”中所说：“匈奴、塞种、匈人（按，指欧洲的匈奴人）、突厥为同一部落之异名。”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鲜卑为东胡，在东汉时代，匈奴与鲜卑就已分为两个不同的民族。笼统地把鲜卑作为“鞑靼”名称之下的一种民族或无问题，作为匈奴的一种就不对了。至于蠕蠕、突厥、回纥、契丹是否都为匈奴或匈奴的别种，也是有问题的。关于这个问题不在这里讨论，但巴克既把匈奴专在卷一中叙述而与其他民族分开，这也说明匈奴与其他民族不同。

《鞑靼千年史》中关于匈奴的部分约三万字，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但若从匈奴整个历史来说则又很简略。

这一卷又分为七章：匈奴的古史；冒顿的御宇；与汉族争霸时期；衰败时期；属国时期；匈奴的内属、分裂与衰亡；匈奴人称帝于中国北部。所叙历史约七百年，即从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末年至公元5世纪初的两晋时代。

在最后一章中，石勒、石虎也被列为匈奴，是值得商榷的。

在第一章中，他认为“中国人对于北亚骑马、食肉、饮酪之游牧民族，除匈奴一词外，并无他名以称之”。这是不对的。在中国的古籍中，除“匈奴”这个名词外，还有昆夷、猃狁、獯鬻、北狄、戎狄、东胡、胡等名称。巴克既以为中国人把北亚的民族统称为“匈奴”，又以为希罗多德所叙述的，与希腊、波斯接触的塞种与中国的匈奴或欧洲的匈人都是同种，这种看法是欧洲人从得岐尼以来到吉本以及后来的一些学者所主张的，这种看法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巴克对于中国史书的阅读能力胜过得岐尼与威理，所译的《匈奴传》也比他们好。《鞑靼千年史》中关于匈奴的叙述也比在他之前的欧洲人正确，书中还指出以前的学者（如吉本）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尽管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也未见得正确。

德国人夏德是近代西方的汉学家中成绩较大的一位。夏德于1869年在德国大学得博士学位后，曾在我国的广州、九龙、厦门、上海、扬州、宜昌、重庆、台湾等地的海关任职。1889年，曾与施古达（g. schlegel）、考狄（h. cordier）等创办《通报》，1895年解职后即专攻汉学,1902年至1917年间受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历史，1920年返德，1926年逝世于慕尼黑。

夏德的著述很多，据说达一百六十余种，为人们引用得最多的是《中国与罗马的东边地》（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1885年）。关于匈奴问题的研究以《伏尔加河流域的匈人与匈奴》（ueber wolga-hunnen und hiung-nu ）一文为最重要。该文于1899年6月在慕尼黑科学院的哲学、语言与历史学会上宣读，刊行于1900年的该会出版物上。

1900年，俄国圣彼得堡的帝国科学会印刷局刊行了夏德关于土耳其民族历史的中文资料的第一部分——《阿提拉族谱考》（die ahnentafel attilas ）。1901年，他又在匈牙利的《东方评论》（keleti szemle ）上发表了《匈奴的研究》（hunnen forschungen ）和《关于匈奴人与中国人的关系》（zu den hunn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此外，又如他的《金斯密尔先生与匈奴》（mr. kingsmill and the hiung-nu ），刊载于《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第三十卷（32—45页），是答复金斯密尔在上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学报》第三十四卷发表的《夏德博士与匈奴》（dr. hirth and the hiung-nu ）中对他关于匈奴问题的批评的文章。

夏德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匈人与匈奴》一文，主要是说欧洲的“匈人”，就是中国《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所记载的“匈奴”，他的主要论证是根据拓跋魏国时代魏收所著的《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条中的记载，他对这一条记载作了很详细的注释。他指出，匈奴人强悍好战，不甘屈服，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所以虽然有一部分投降于汉，但也有很多往西方跑。最先往西迁徙的是公元前51年的郅支单于，其次往西方迁徙的是在公元90年，前者为甘延寿、陈汤所败，后者为耿秉、窦宪所系。两次西迁都到了康居的境内，《魏书·西域传》中所说的“悦般”也是匈奴人建立起来的国家，悦般在乌孙的西北，这就是康居所统治的地方。

匈奴的两次迁徙既然都抵达康居所在地，其后往西迁徙，遂到了粟特，也就是古奄蔡地，也是后来阿兰人所占领的地方。粟特东接康居，西近大秦，也就是东罗马的领地。匈奴到了粟特，遂与粟特人（或阿兰人）互相征伐，结果粟特王被匈奴王杀死，匈奴乃有其国。匈奴人又以这个地方为根据地，而后从这里侵入东罗马与欧洲的其他地方。

夏德认为，《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条中所说的王“忽倪已”为粟特王名（按，“粟特国”条说：“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实，粟特的王名应该是“忽倪”而不是“忽倪已”。“已”字应该是紧连下句，而非紧连忽倪而成为“忽倪已”。夏德又推算，“忽倪已”在位的时候应该是魏文成帝太安时代，就是公元455年至459年间，他以三世约为百年这样推上去，认为匈奴人之侵入粟特当在355年。大约二十年后，他们又侵入欧洲。

夏德又推算出，忽倪应为阿提拉的幼子厄内克。我们以为，这样的推算在时间上是错误的，以忽倪为阿提拉的幼子也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别有解说，这里只好从略。

其实夏德这篇论文，不仅好多论据有其错误的一面，就是在翻译方面也有很多错误。至于他在阿提拉的世系表中，以为从阿提拉推上去，每代以三十三年计算，阿提拉算上去二十代的祖先就是冒顿，这也是一个错误。1925年，李基提（l. ligeti）在《阿提拉的世系与匈奴单于的名号》（die ahnentafel attilas und die hunnische tahunamen ）一文中曾指出，匈牙利的编年史中的阿提拉世系表乃后人的伪造，夏德不察，竟信以为真。

尽管这种错误在夏德的著作中并非少见，但是西洋人之研究中国古书中所记载的匈奴之西徙到粟特的解释中较为详细而又较为准确的，要算夏德了。

1911年出版的《剑桥中古史》（我用的是1957年的再版本）第一卷中，有施密特（l. schmidt）的一篇文章，题为《阿提拉》。施密特这篇文章是说明阿提拉即位以后以至死去的历史，时间是从公元435年至453年，他的主要史料来自普利斯库斯与约但尼斯。他描述匈奴人在这个时期中在欧洲的活动，但他也指出在公元5世纪之前，匈奴人有了好多不同的部落与好多侯王的统治，在5世纪初年以后，特别是从其王卢加的时代起，大部分匈奴人尤其是在匈牙利平原居住的匈奴人开始联合起来。在这个地方，除了匈奴人，还有好多斯拉夫人、德意志人和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也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卢加死后，他的两个侄子即布雷达和阿提拉，他们都是蒙特粟克（mundzuk）的儿子。这两兄弟虽然共同统治匈奴人，但内政上还是各管某一部分或某一区域的部落，只是在外交上共同合作。公元444年或445年后，才由阿提拉一人统治。有人说布雷达是被阿提拉杀死的，但施密特则只说是被阿提拉排挤。应该指出，布雷达若不是被阿提拉杀死，也是在被排挤之后不久就死了。因为当东罗马帝国的使团（即普利斯库斯所参加的使团）到达匈奴境内时，曾见过布雷达的妻子，而她当时已是其遗孀。

施密特的这篇文章虽不长，对历史的叙述也不够详细，然而对阿提拉即位后的匈奴人在欧洲的主要活动都简略地叙述到了。《剑桥中古史》的作者们参考的史书较多，所以这篇文章常被人们引用。

在欧洲的历史学者中，德格罗特关于匈奴的著作的成绩与影响都较大。德格罗特是荷兰人，生于1854年，死于1921年，曾在荷兰的东印度殖民地政府当过翻译和顾问。他于1877年到我国厦门，学习厦门方言并研究我国的风土民情，1902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的方面很广，如有关厦门的岁时节令的两册、有关中国宗教的六册、有关中国大乘佛教的两册、关于中国排斥异教的历史两册及大同主义一册。他被认为是近代欧洲研究汉学的较为渊博的学者。

德格罗特关于匈奴的著作是《纪元前的匈人》和《纪元前中国的西域》（die westlande chinas i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 ）两书。这两本书都是在他死后出版的，前者刊行于1921年，后者刊行于1926年，由继承他教授位置的佛朗克⑱ （o. franke）整理。二书又合称《亚洲历史的中国史料》（chinesische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asiens ）。德格罗特这两本书总结了欧洲学者过去一百多年间对《史记》与《汉书》的《匈奴传》和《西域传》的翻译及研究情况，所以西方学者研究这方面问题的，都很重视这两本书。

《纪元前的匈人》一书共分二十二章，另有导言。第一章是最古的传说，第二章是秦代盛时的匈奴与长城的修筑，第三章为头曼时代，第四章为冒顿时代，以下叙述历代单于，差不多每一位单于为一章，唯第十六章与第十九章各有两位单于，而第十六章与第十八章都说到了呼韩邪单于。全书写到公元1世纪初（公元18年）尸道皋若鞮单于止，共约三百多年，除导言外共288页。

德格罗特在序文中指出，中国古书中关于匈奴与西域的记载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记载。凡研究东亚、北亚或中亚的人，都要依赖这些材料。他认为，公元3世纪以前，中国有记载的世界民族中最重要的就是匈奴，欧洲人知道欧洲的匈人就是来自中国的匈奴，即系从中国古书中记载的匈奴的历史推论而来的。哥卑尔⑲ （gaubil）、得岐尼、德厄布罗（d’herbelot）、维什德劳等人介绍和翻译了中国的一些史料，使欧洲人得到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可是这些人所用的史料并非最古的史料，而是像《通典》《通考》《通鉴》等数百年后的转手材料。法国的东方学者使用的就是这些材料。因此，他认为把有关匈奴的原始资料加以翻译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后来的欧洲学者如布罗斯和威理所翻译的《汉书·匈奴传》和《汉书·西域传》，德格罗特认为远在水平以下而无科学价值。他认为巴克译得较好，但仍有不清楚和与原文有出入之处，因而他自己又重新翻译。他希望经他翻译之后，别人就永远不用再做这项工作了。

德格罗特对这次翻译工作确是下了工夫。他除了读《匈奴传》的原文，还参考了好多有关这个问题的其他史料，如《左传》等。但是如果说他的翻译完全没有错误，则未免言之过甚。例如《汉书·萧望之传》中说：“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德格罗特把“正朔”当为北方，这里的“非正朔”的意义是不奉正朔或者是不按照汉朝的礼节和制度，而并非北方，这一类的错误并不算少。又如他在第一章最后的传说中，虽然用了不少篇幅去加以说明，可是他对于秦或者战国以前有关匈奴的传说及《史记》或《汉书》的《匈奴传》中首一段中所说的，不仅没有批评，反而当为史实，加以注释，这也是有问题的。

在韦尔斯所著的《世界史纲》里，匈奴的历史占了不少篇幅，他在第十四章《最初的文化》第五节中叙述中国早期的历史，就谈到匈奴。他以为中国最早的历史上说到的西北边境的人民，就是乌拉阿尔泰族，也就是匈奴。中国最早的一些皇帝为了抵抗这个外族而曾引起战争。他指出，古代的匈奴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没有得到中国文化中统一的思想。他指出，铁器何时传入中国不得而知，可是把铁当为武器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他认为铁可能是从北边的匈奴人那里传入中国的。

在第二十八章里，他把匈奴的历史从秦汉说起，认为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秦汉统一天下是与中国政治统一的传统思想有密切关系的。而秦汉对于西北民族的反应，是中国统一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中国文化中新的政治组织与力量，对匈奴不断的扰乱与侵入给予打击。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中国历史进入好转的道路。

长城是中国人用以抵抗匈奴南下的障塞，可是并不阻碍中国人越过长城而北上。中国不仅有长城，还有坚固的政府，又有熟练的军队。他们可以深入漠北，把匈奴驱逐出有水草的高原。

韦尔斯用“匈奴”或“匈人”这个名词，与欧洲所用的“scythians”（塞种）这个称呼都是广义的采用。在欧洲，人们把在多瑙河与中亚的好多民族，如萨尔马特、波斯、粟特等都称为“scythians”。在亚洲，匈奴或匈人与后来的蒙古族是相类似的，所谓“突厥鞑靼”，也是这个蒙古族的支派。在欧洲人所说的塞种支派中，有一部分人往南迁徙而发展文化，另一部分仍旧过着帐幕车马的生活，并以牛、马、羊为食。同样，在内蒙古高原的匈奴，有一部分南迁，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而被同化；而留在北边的则逐渐西迁。公元1世纪时，已有一部分迁至欧洲东部边境，后来又进入欧洲本部。

关于匈奴的中文史料，韦尔斯根据的是巴克及19世纪一些欧洲学者的翻译与著作；关于匈奴的西迁，特别是侵入欧洲以后的活动，主要利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有关记载。在他的《世界史纲》里，匈奴的历史是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

韦尔斯虽非专门研究历史的人，但《世界史纲》曾风行一时，这就使一般读世界历史的人对匈奴历史的重要性有初步的了解。然而，韦尔斯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人，他对于匈奴历史的研究又只是从一些转手材料中得到的，所以必然有错误。如第二十八章第五节中谓，当阿提拉强盛时曾与中国的皇帝办交涉，而且是在互相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无论在中国还是欧西的史籍中都是找不到根据的。《魏书》曾记载匈奴统治下的粟特国的商人到过中国，但没有派遣过使团，而粟特国王也不是阿提拉。

近代研究匈奴历史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书，是麦戈文的《中亚古帝国——斯基泰人与匈奴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的研究》（the early empire of central asia：a study of the scythians and the huns and the part they played in world history ，1939年）。麦戈文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少年学习中文，后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研究院教授中文与日文。

全书除导言外共分四册：《阿利安⑳ 的背景》（the aryan background ）、《第一（或前期）匈奴帝国》（the first hunnish empire ）、《第二（或中期）匈奴帝国》（the second hunnish empire ）、《晚期（或后期）匈奴王国》（the later hunnish kingdoms ）。

虽然这本书的副题把斯基泰人（即塞种人）与匈奴人分列，可是读者很容易了解这本书主要是关于匈奴历史的著作。

第一册中，第一章叙述突厥斯坦（turkistan）的早期居民。第二章叙述居住在中亚北部的塞种人与萨马提安人。第三章叙述居住在中亚南部的大夏人（bactrians）与康居人（sogdians）。第一册共33页，占全书419页的十三分之一。这一册既题为《阿利安的背景》，而作者又认为最初的匈奴人属于阿利安种族（关于这一点下面再加讨论），那么这一册也可作为全书的“引言”。因此，这本中亚早期帝国史若改为“匈奴历史”，似更为确切。

第二册第四章叙述蒙古高原的早期居民，第五章讲匈奴帝国的兴起，第六章为匈奴人与中国人争霸，第七章述匈奴帝国的逐渐衰弱，第八章述匈奴为中国属国的时代。

第三册共五章。第九章为匈奴帝国的再兴，第十章为匈奴帝国的变化，第十一章为匈奴人与中国人再起战争，第十二章为拉锯式的平衡力量，第十三章为匈奴帝国的最后崩溃。

第四册叙述后期的匈奴王国。这里所说的“王国”（kingdom）与上面所说的“帝国”（empire）不同。因为崩溃以后，大的帝国已经灭亡，此后只有小的王国分散于各方。第十四章与第十五章叙述在中国或中国边境的匈奴人，第十六章与第十七章叙述欧洲的匈奴。在中国的匈奴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刘渊到刘聪；第二期从刘曜到北凉或匈奴在东方统治的终止。在欧洲的匈奴也分为两期：第一期从匈奴灭亡阿兰至击败西哥特；第二期从匈牙利的匈奴王国勃兴至阿提拉的逝世及其王国的崩溃。最后，第十八章叙述在波斯与印度的匈奴人。

麦戈文区别蒙古人与突厥人，认为前者属于东方的黄种人，后者属于欧洲的白种人。他认为最初的匈奴人近于突厥人（或土耳其人），是白种人；但经过与中国北部的居民长期的通婚，匈奴人逐渐有了黄种人的特性而与蒙古种相类。这里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但要指出，这种看法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推论。

以上介绍的是近代的西方学者研究匈奴历史较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详细的参考书目或论文可参看麦戈文书中的附录。该书的参考书目占二十多页，其中有些与本题的关系不大，但大致上包括了他的这本著作出版前有关这方面的主要参考资料。少数没有收入这个书目的，可参看姚从吾的《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中介绍的专著或论文。

下面将日本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略做介绍。

1879年（明治十二年），冈本监辅撰《万国史记》，卷三中说：

鞑靼诸部古称匈奴，群居亚细亚北方，不详其祖，以游牧为业，蛮野好战，侵掠邻邦，屡寇中国，及罗马衰，入欧罗巴。一千三十年间匈奴入俄罗斯及罗马境，其酋遏底拉为人残暴，大恣焚掠，所过一空。益进劫略日耳曼，并吞比利时。再进入法兰西，与罗马合力拒战，匈奴大败，死者三十万，遏底拉途死，部下溃散，乱始平。自是，匈奴族屡出百战百胜之将，横行中国诸国，侵晋、唐、辽、金，蚕食大半。其用兵于欧罗巴诸国声名赫著者，首推铁木真帖木儿郎。㉑

这是简单地叙述匈奴从中国的北方侵入欧洲的过程。“遏底拉”当即阿提拉。但他说匈奴于一千三十年间侵入俄罗斯及罗马境内，时间有误。匈奴侵入现在的俄罗斯的西部在公元4世纪，侵入欧洲则在4世纪下半叶与5世纪上半叶。又，他把铁木真与帖木儿当作匈奴人也是错的，二人都是元朝的后裔。

白鸟库吉在1897年（明治三十年）的《史学杂志》第八卷第八号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匈奴究属何种族》的论文。1907年又在同杂志第十八卷第二至第五号刊载一篇题为《蒙古民族起源考》的文章，主要是考订见于《史记》和《汉书》的《匈奴传》上的一些名词。何健民于1936年将其译为中文，书名为《匈奴民族考》。㉒ 1929年（昭和四年）10月，为了庆祝三宅博士七十寿辰，他又写了一篇《匈奴休屠王之领域及其祭天金人》，收入纪念论文集并被译为几种西文。㉓此外，他还发表了好多关于西域与蒙古的论文。因为他是东方人中研究匈奴、西域与蒙古较早的一位，有的论文又被译成西文，所以他的论文曾为欧西学者所参考。

白鸟库吉研究匈奴、西域与蒙古问题多从语言方面入手。这虽然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但过于注重甚或专赖这个方法，也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如在匈奴民族的起源问题上，就有这种缺点。他起初用突厥语去解释，遂以为匈奴是突厥种族；后来又用蒙古语去解释，于是又认为匈奴人是蒙古种。现摘录其《蒙古民族起源考》中的两段话，就可看出这一点来。他说：

欧洲之东洋学者，咸视匈奴为turk种。然其在初，异说聚讼，论战良久。后经许多波折，始一致于turk说。余今不拟一一列举而加以批评，然为叙述自家之见解起见，仍有介绍其梗概之必要。当18世纪顷，有耶稣教宣教师，被派至中国，彼辈在此从事著述匈奴史，其时只视匈奴为政治的团体，故未考究此民族之种类。洎乎pallas、bergman等学者，始考匈奴为西史上之hunnen，而均结论为mongol种，是即匈奴问题之发轫。而iakinth bicurin氏与neumann氏等学者亦赞同是说，然最驰名者首推schmidt氏，而有名之《蒙古史》之著者howorth氏亦倾于是说。然至klaproth氏，乃谓匈奴为turk种，hunnen为finn种，并抨击schmidt氏说，氏之主张，后渐得力，而schmidt一派之mongol说遂无人过问矣。saint martin氏谓匈奴与hunn均属于finn种，然以赞成者不多，遂淹没无闻。如上所述，匈奴人种问题，异说纷纭，莫衷一是。迄castren氏，乃采最安全之方法，谓匈奴在其极盛时代，turk人固不待言，如mongol人、mandju人与finn人等皆包含在其中。lacouperie氏谓《史记》所载之匈奴语，一部分为turk语，一部分为tunguse语，故不能视匈奴为政治的集团国民。现如munkacsi氏乃根据余之材料，考匈奴为turk与mongol之混合种。如上所述，关于匈奴民族，自古则既议论纷然，未有定说，然在今日，殆已一致于turk，唯尚有munkacsi氏说，是以此问题犹未获解决。余于兹对匈奴语得发表新材料与新解释，想不无少补。

他又说：

余于此二文㉔中所研钻之要点如下：各国学者虽断定匈奴民族为turk种，然未有积极的考证，是为憾事，故特考究turk语，解释从来之turk说予以确切之根据，俾补西人之疏忽，此其一。对东胡民族，例如乌丸、鲜卑、托跋、蠕蠕、奚及契丹等族，学者咸异口同声谓系tunguse种。然此等民族语言中，颇多蒙古语，故遽即视为tunguse，实属谬误，余故予以证明，此其二。关于乌孙民族，有谓白皙人种者，有主张turk种者，犹无定论。余以乌孙之语言及其传说，考为turk种，此其三。嗣后余仍继续研究此等民族，结果仅承认第二及第三说，略有增补及修正之必要，而其趣旨，无须变更。然至第一说之匈奴种族，则须重行予以根本的解释。如上所述，余为证明匈奴民族之为turk种起见，尝搜《史记》与《汉书》等所见之匈奴语，而专以turk语解释之，在今日观之，殊不无牵强，转从mongol语或tunguse语加以解释，则颇觉可靠。职是之故，余乃另草《蒙古民族起源考》（按，即何译之《匈奴民族考》）发表愚见，或可藉以解决此问题。

我把这两大段话抄下来，说明白鸟库吉的主张的改变，同时也可看出西欧学者对于匈奴人种起源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

近代其他日本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如1934年《中国语》上发表的竹内几之助的《关于匈奴与现代蒙古的饮食》，及1935年《史学杂志》上发表的江上波夫的《匈奴的居住》。后者还发表过《关于匈奴的宗教习俗》㉕《关于匈奴妇女的颜色——焉支》㉖《匈奴的祭祀》㉗等论文，以及《中亚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论考》一书（全国书房，1948年）。此外，还有榎一雄的《关于史记匈奴传补续说》㉘与大野恭平的《西汉对匈奴政策》㉙等。

1 参看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三十四章，注一。

2 前引姚从吾文中作得几内，又译德揆尼。——编者注

3 参看得岐尼于1748年写的《匈人与土耳其人的来源》（memoire sur l’origine des huns et des turcs ）。

4 转引自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1930年，462页。

5 维斯德劳是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汉名为刘应。——编者注

6 见d’herbelot之bibliotheque orientale ，卷四，46页以下。

7 前引姚从吾文中作克拉普楼特。——编者注

8 前引姚从吾文中作瑞米萨，通译作雷慕沙。——编者注

9 又作茹茹、芮芮、蝚蠕等。——编者注

10 汉名作冯秉正神父。——编者注

⑪ 参看《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十六章与注十。

⑫ “scythians”一词有塞种、塞人、斯基泰人、西徐亚人等多种译法，为古代东南欧游牧民族。波斯人称之为“seka”，即中译之“塞迦人”，汉语古译为“塞种”。除所引中文论著中的原有译法外，本书整理过程中统一译为“塞种”。——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