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匈奴的种族及其来源问题，近数十年来，在国内关注的人逐渐增加。在苏联，学者也很为注意。在日本，也有人研究。在欧洲，以英文、法文尤其以德文进行的讨论也很多。但研究这一问题的专篇论文却很少，即以所发表的论著而言，亦多属片断、重复而缺乏系统性。本章主要以司马迁、王国维和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比较重要的外文著作作为讨论的依据，并辅以我所认为的一些重要的中外文著作和所能找到的材料。
“匈奴”这个族称，在我国历史上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们采用，直到现在，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实在很少。《逸周书·王会解》中有“匈奴狡犬”1 四字，篇后附载的《成汤献令》上说，在正北的十三个少数民族中，有一个叫作“匈奴”。其所列举的十三个外族原名如下：“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近人丁谦在《〈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中曾据此断定，“匈奴”这个名词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
《逸周书》是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盗发汲郡魏安釐王冢而得的，因此，有人以为是魏晋时代的著作。但班固《汉书·艺文志》已载有此书，故其著作年代当在汉代或汉代以前。一般学者都肯定，这本书不是周朝初期的作品，因而不能同意丁谦因这本书里有“匈奴”之名，遂断定周初以前就有“匈奴”这个族称的说法。
有人以为，《逸周书》是战国之世的逸民处士所纂辑。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匈奴”这个族称可以说在战国时代已经被引用了，但我怀疑《逸周书》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其中列举的十三个北方种族中，有些是我们不清楚的，如“旦略”“其龙”；有些是战国时代已经知道的，如“东胡”“楼烦”。但“月氏”则是汉初或汉武帝时才知道的；而“莎车”之名，《史记》没有记载，《汉书》始有传，是故最早也应当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才知道的。所以，若从这一点来看，我以为《王会解》篇的著作年代应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
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里也以为，“战国以降”始有“匈奴”之名。我查阅战国时代的著作，在战国初年和中期，没有发现连用“匈奴”这两个字的。《史记·秦本纪》“惠文君后七年”（公元前318年）条云：“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又，《李牧传》云：“常居代雁门，备匈奴。”这也许是司马迁根据旧时典籍所重述，也许是用当时通用的名词去追记一个外族。究竟前者是对的还是后者是对的，我们无从考证。
战国末年的荀况在著作中曾用过“匈”字。《荀子·天论》云：“君子不为小人匈匈也辍行。”然而，这里的“匈”字与匈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荀子·强国》在谈到秦国时说：“今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而《史记·匈奴列传》说：“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三国”是燕、赵、秦。虽则司马迁在这里所用的“匈奴”二字，可能是用当时通用的名称去追记战国时代的一个外族，但是荀子所说的“胡貉”既与秦的北边为邻，那么应该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匈奴”。然而，荀子不用“匈奴”而用“胡貉”二字，说明“匈奴”这个名称在荀子时还没有被采用，或者这两个字还没有通用。
我在《战国策·燕策·燕太子丹质于秦》里找到“匈奴”这个词，而且连用二次。其文云：
樊将军（於期）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谏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积怨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在乎？……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太子丹曰：“……夫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
这是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7年）的事情，上距秦之统一天下七年，是目前我所能找到的“匈奴”这个名词之最早见于著作者。《战国策》为前汉刘向集先秦人所记战国时事之书，刘向是宣、元时代人。虽然有人对这部书所记的事情也有怀疑的地方，但在刘向之前的司马迁作《史记》时已多采其文，所以我们对于“匈奴”这个名词最早见于上面所录的那段话，似乎不应有所怀疑。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荀子至齐，年已五十，因为齐人谗他，乃到楚，楚春申君以他为兰陵令。据说，他在兰陵的时候“著书数万言”。春申君于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被杀，假使荀子是在春申君死后始著书，那么与燕太子丹之收容樊於期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太傅鞫武与太子丹用“匈奴”这个名词，而荀子却仍用“胡貉”这两个字，可能是在燕已开始采用“匈奴”这个名词，而在他处还没有采用。而且“匈奴”这个名词，自从太傅鞫武与太子丹用了之后，好像直到汉代的贾谊才再用。所以我们可以说，战国末年虽然已有人用“匈奴”这个名词，但是并未被普遍采用，而仅限于个别人与个别地方。
“匈奴”这个族称与这个民族的历史，无疑要以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为研究这个问题最早的系统材料。但是直至秦，匈奴的通用名称仍是“胡”。秦始皇时，曾有传说曰“亡秦者胡”。秦始皇以为这是指所谓的“匈奴”，因此便派蒙恬去伐胡，并修筑长城。可见在秦时，通用的名称是“胡”而不是“匈奴”。
司马迁作《史记·匈奴列传》时，这个名词已普遍通用，但是在贾谊的《新书》里，已数见“匈奴”这个名词。贾谊卒于公元前168年，而司马迁在二十三年后始出生，所以贾谊采用这个名词比《史记》要早数十年。在贾谊的《新书》里，除《势卑》篇屡用“匈奴”之名外，还有一篇是以“匈奴”为题的。这两篇都是讨论对付匈奴的对策。
在贾谊死前三十一年，汉高祖曾被匈奴困于平城。这三十年中，匈奴不断扰乱汉朝边境，追溯上去，在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曾遣蒙恬征伐匈奴，这说明匈奴已很强大了。再追溯上去，李牧曾破杀匈奴十余万骑。这也可说明匈奴的势力很强大。从李牧时起，尤其是秦亡之后，匈奴南下，成为西汉王朝最大的外患。可以推想，“匈奴”之名在这个时期才逐渐地被普遍采用，从而有人笔之于书。
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里，曾区别匈奴民族的本名和汉人所加的丑名。他说：
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猃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
我们要指出，声音上可能是本名，但是文字上可能是丑名。因为“奴”固是一个不好的名词，而“匈”这个字也非好意。“匈”古虽与“胸”通，如《荀子·王霸》云，“三邪者在匈中”，“匈中”同“胸中”。但《荀子·天论》云，“君子不为小人匈匈也辍行”，“匈匈”是“喧哗之声”的意思；《史记·项羽本纪》之“天下匈匈”，“匈匈”是“喧扰骚乱”之意。说不定是因为秦时及汉初，匈奴常常入侵，骚扰北边，时人因受害而生厌恶之心，因而用这两个字去名这个民族的。
此外，《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云：“（赵破奴）为匈河将军，攻胡至匈河水，无功。”《汉书·赵破奴传》文同，但《汉书·匈奴传》云：“从票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河水。”丁谦在《〈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中说：“匈奴水指塔米尔河西源，以匈奴王庭在此水滨，故以为名。”丁谦所考证的“匈奴水”是否即塔米尔河，不在这里讨论，但是否因匈奴种族在地理上发祥于匈河或匈奴河，所以叫作“匈”或“匈奴”，则是值得注意的。
“匈奴”之名见于著作虽在战国末期，但匈奴这个民族当然不是始于这时候。那么，这个民族究竟始于什么时候，属于什么种族，这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
在历史上，最先对这个问题给以解答的是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云：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鄷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郤。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渭泾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鄷鄗而东徙雒邑。
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后二十有余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 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后百有余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巉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拢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
我特地抄了这一大段文字，不仅是因为这段文字是关于匈奴起源问题最早的记载，而且是因为凡司马迁以后的人们谈到这个问题的，差不多都以这段话为根据，虽则他们在对这段话的解释与取舍上有不同之处。此外，我以为这段话本身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所以不厌其长，录之如上。
班固是汉代对于匈奴最有研究的人，他不仅在《汉书》里写了上、下两篇很长的《匈奴传》，而且曾偕窦宪到过匈奴，关于匈奴的知识是很丰富的。但是他对于匈奴的起源问题，完全照抄上面所录的那段话。换句话说，他与司马迁的意见是完全相同的。
司马贞《史记·匈奴列传索隐》云：
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
《括地谱》这本书，《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无著录，故乐产的年代无从考见。但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曾引述这段话，则作者的年代应在唐或唐以前。张晏以为，夏亡后，淳维跑到北边，成为匈奴的始祖，不外是从司马迁“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段话引申而来。但司马迁并没有说淳维是在夏亡之后的殷代初年跑到北边。张晏既肯定了北奔的时间，乐产更进一步说明，奔到北野的是夏桀的儿子，并且他的名字不是“淳维”，而是“獯粥”。“獯粥”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荤粥”。獯粥妻桀之妾的话，恐是由司马迁的“其俗……父死，妻其后母”脱胎而来。至于他所说“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当系由司马迁的“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而来。总之，乐产的话，一部分是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而略加修改，一部分可能是从张晏的“殷时奔北边”而来。至于他说奔北边的是桀子獯粥而非淳维，这是他与司马迁、张晏的异处。
《索隐》于引述乐产上文后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这是有怀疑的意思，但是接着又说：
故应劭《风俗通》云：“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则淳维是其始祖，盖与獯粥是一也。
乐产并没有指出“淳维”与“獯粥”相同，而司马贞却当为一。司马贞一方面对于匈奴是夏后苗裔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却指出司马迁、班固、张晏所说的“淳维”就是乐产所说的“獯粥”。
日人桑原骘藏在《张骞西征考》2 里说：
据《史记》之《匈奴传》：匈奴祖先为夏后氏之后，即所谓淳维者是。其与夏后氏之关系固难凭信。惟淳维（shun-wei）之发音，与hunni（按，指匈奴）想稍接近。或谓此因淳维始祖之名，方发生所谓匈奴种族之名称，然乎？否乎？
这是不相信淳维与夏后的关系。但是，他既以为“淳维”与“匈奴”发音稍接近，又指出“匈奴”与“獯粥”是同音之转，他说“然乎否乎”，也持怀疑的态度。他又说：
视淳维与匈奴为同一之发音者，虽涉牵强附会，然sh、kh、h三音之彼此转讹，在音韵学上，当非绝无。
他在同书《参照》（按，即注释）“十九”中说：
此《本论》脱稿后，在d’herbelot之bibliotheque orientale 第四册所收之visdelou的《鞑靼略史》（histoire abrégée de la tartarie ）五一页内，发见关于匈奴如次之记载：“匈奴初依其祖先淳维（chun-vei）或獯粥（hiun-yu）之名，在商（殷）时代（以种族之名）称作獯粥。”此记载稍嫌不彻底。要之，匈奴祖先称作淳维或獯粥，主张种族名之獯粥（因之獯粥与异字同名之匈奴）依其祖先之名一点上，与予所说一致。
《本论》中又说：
始祖之名或有力之君主名称，尝负有其种族或部族之名称，在塞外种族之间，其实便甚伙。如鲜卑种族之吐谷浑部，即取名其祖先吐谷浑。又如白匈奴 哒（ephthal）种族，亦系取其王之名，而定种族之名称者。
司马贞除了以为“獯粥”就是“淳维”，还以为山戎、鬼方、猃狁、淳维、熏粥、匈奴等各种名称均是异名同族。他在《五帝本纪·黄帝纪》“北逐荤粥”句下说：“（荤粥）匈奴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这个说法，表面上看虽然与他上面所说的“淳维是其（匈奴）始祖，盖与獯粥是一也”没有什么不同，然而稍加考察，就能明白前后有矛盾。因为在《匈奴列传》里，他同意乐产所说的“獯粥”是夏桀的儿子，而在《五帝本纪》里，他所说的“熏粥”却是唐虞以上的熏粥，或是山戎。在时间上，这两种“獯粥”相差约一千年。唐虞以上已有獯粥，獯粥怎能说是夏桀之子？司马贞把乐产所创出的夏桀之子“獯粥”，与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所说的唐虞以上的“荤粥”混为一谈，并且把夏的“淳维”当作唐虞以上的“荤粥”，去为乐产解释，这是很大的错误。
关于乐产与司马贞的错误，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匈奴列传”条曾指出：
案：《索隐》曰“乐彦（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之北野”。淳维盖与獯粥是一。据此，则獯粥为淳维别名，乃匈奴之始祖，其后随代异称，将名作号，遂以獯粥与山戎、猃狁、匈奴同呼矣。然言夏后苗裔，似夏后之先无此种族，安得言唐虞以上有之。而《五帝纪》又云：“黄帝北逐荤粥”，服虔、晋灼亦皆云“尧时曰荤粥”3 ，是知夏后苗裔之说不尽可凭，而乐彦所述者妄也。
班固、张晏、乐产、司马贞、桑原骘藏以及其他学者，都是根据司马迁的《匈奴列传》解释匈奴的起源的。但是，他们之间却有不同的见解。班固完全接受司马迁的说法。张晏只说“淳维以殷时奔北”。乐产说，匈奴的始祖是桀的儿子獯粥。司马贞和桑原骘藏以司马迁的“淳维”与乐产的“獯粥”为同一发音。而司马贞对于说匈奴是夏后的苗裔已有怀疑，可是不像桑原骘藏那么肯定地说“其与夏后氏之关系固难凭信”。我们要问：为什么对于同是司马迁所说的话，却有不同的看法呢？我以为，主要是由于司马迁自己对于匈奴的起源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梁玉绳《史记志疑》“匈奴列传”条说：
夫自辟天地即生戎狄，殷以前谓之獯鬻，周谓之猃狁，汉谓之匈奴。莫考其始，孰辨其类？相传有所谓淳维者，难稽谁氏之出，未识何代之人。而史公既著其先世，复杂取经传合并为一，无所区分，岂不误哉。
既说匈奴是夏的苗裔，其名叫作“淳维”，这应该是汉人，而且下文又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那么头曼及其后代的匈奴人应该是汉族的苗裔了。但是紧接着又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犹、荤粥，居于北蛮”，那么在淳维及其祖先夏后氏之前，在北方已住有其他民族。夏后氏的苗裔之于这些民族有什么关系，司马迁没有说明。淳维是否奔居北蛮，也没有提及。而下文所说的“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乃是说明周的祖先“变于西戎”，而非夏的苗裔“变于西戎”。因为照《史记》所载，周的祖先并非夏的后裔。前者是帝喾之后，而后者是帝颛顼之后。据《史记·周本纪》载：
周后稷，名弃……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
《匈奴列传》说“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这里又说公刘的祖父不窋失官而奔于戎狄。对于这一点，不必在这里讨论。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周的祖先变为西戎，后来受到戎狄的攻伐，离豳到岐下。不仅亶父自己到岐下，其百姓也跟他到岐下。他不仅复修后稷之业，而与戎狄随畜牧而转移的生活方式不同，而且至文王、周公而成为汉族文化的代表人物。简单地说，华夏的苗裔虽然因夏道衰而跑到戎狄的地方居住，但终不因此而成为戎狄。照这个例子来推论，夏后氏的苗裔也不一定就变为匈奴，完全放弃其固有的文化，流为“不知礼义……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何况司马迁很肯定地指出，自“唐虞以上”以及春秋战国时代，除了淳维与不窋的子孙，在西北一带有许多种戎狄。当时，华夏与戎狄的分别主要是种族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对种族虽有影响，但不能过于强调。义渠之戎仿效汉族，“筑城郭以自守”，甚至其王与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乱，有二子”，而义渠还是戎狄。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赵武灵王及其臣民也不因此而流为戎狄。
司马迁对于匈奴的起源问题，大概没有经过详细的考虑，只是搜集了当时的一些传说及各种记载。这些材料作为反映当时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不同看法，是很有价值的，但若作为一种有系统的见解，就很值得商榷。上面指出的他的一些错误，就是因为他在《匈奴列传》里，没有说明那些材料是反映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不同看法，而仅用“或曰”的方式去表达。其实，司马迁在叙述外族的列传中，常常说他们的祖先是华夏苗裔。如在《朝鲜列传》中说：“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在《东越列传》中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这可能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与历史事实未必符合。
事实是，把各种外族都当作华夏的苗裔是错误的。而现代之研究匈奴的学者中，几乎没有人相信像《史记·匈奴列传》所说匈奴是夏后氏的苗裔了。
匈奴不是夏后氏的苗裔，但匈奴是不是唐虞以上的山戎、猃狁、荤粥，以及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的各种戎狄的后裔，或是他们的混合民族呢？
司马迁对这个问题没有解答，但后来注解《史记》的许多学者曾提供了一些意见。如《吕氏春秋·审为篇》高诱注曰：“狄人猃狁，今之匈奴。”又如上面所举的应劭、晋灼、司马贞等说，唐虞以上叫作山戎或熏粥，殷时叫作鬼方，周时叫作猃狁，秦汉叫作匈奴。这就是说，匈奴之与唐虞的山戎或熏粥、殷时的鬼方、周时的猃狁，不过是同族而异名罢了。
这个说法似过简单。司马迁在《匈奴列传》里除了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没有说到夏殷二代的戎狄。说得比较详细的，是周的祖先和西周、春秋、战国的戎狄与汉族的关系。在这个时期里，西北外族名称之为他所采用的，除匈奴外，还有四种：一为戎，一为夷，一为狄（或翟），一为胡。戎有西戎，犬戎，山戎，绵诸、绲戎，翟、 之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楼烦之戎；夷有畎夷（按，有人谓即昆夷）；狄（或翟）有赤翟、白翟；胡有东胡、林胡（或胡貉）或普通所谓的“胡”。或“戎”“狄”连用。他指出，散居于谿谷的戎有一百多，“然莫能相一”。“匈奴”之名，除一见于《秦本纪》外，在《匈奴列传》里两见于叙述战国时事：一为“三国（燕赵秦）边于匈奴”，一为“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然而在《匈奴列传》里，“匈奴”与“胡”“戎狄”是并用的，且可通用。如燕“边于匈奴”，但燕亦筑长城，置各郡以“拒胡”。秦“边于匈奴”，但“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蒙恬列传》中则说：“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是时蒙恬威振匈奴。”这样看起来，胡、戎狄、匈奴好像是同一个民族了。
但是《匈奴列传》又说，在战国末年，“东胡强而月氏盛”。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凉、甘、肃、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国。”则月氏也是西边的戎狄。月氏既不同于匈奴，东胡也异于匈奴。若说除月氏与东胡外，上面所列举的各种胡、戎狄与匈奴是同一民族，恐怕也是不对的。司马迁曾说，各种戎狄“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这就是说，这么多种戎狄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能因司马迁互用“胡”“戎狄”与“匈奴”等名词，而遂谓其为一个民族。
《匈奴列传》说，匈奴是一个以畜牧为生和骑猎为主的民族。我们怀疑，许多居于西北及塞内谿谷的戎狄是否也与匈奴同俗。《左传》记载，隐公九年（公元前714年）北戎侵郑时的军队是徒步的，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狄人的军队也是徒步的。那么，戎狄的步兵是异于匈奴的骑射了。这些用步兵的民族与以骑猎为主的民族是否为同一民族，是很值得研究的。
司马迁指出，自淳维至头曼有一千多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匈奴“世传不可得而次”。这清楚地说明，他对于匈奴的历史是不清楚的。在塞内与华夏杂居的戎狄的情况，如人种、语言、风俗、习惯之记载于书籍的已经很少，则远处塞外的匈奴，在头曼以前的历史当然更不容易了解。匈奴既没有文字记载历史，而汉人除了受外族的严重侵扰时，对于外族又是很少注意的。匈奴不但远居塞外，而且在匈奴与汉的边界上，又被其他好多戎狄隔离，那么汉人对于匈奴知识的贫乏是很自然的。
头曼以后，匈奴开始为西汉人所注意。司马迁说“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又说在冒顿时，匈奴“尽服北夷”。其他北夷与匈奴是否为同一民族？这又是值得研究的。
司马迁对匈奴的起源问题虽有矛盾与含糊之处，但近人丁谦在《〈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里曾为之做解释：
汉代匈奴，为北方之大敌，但推原种族，实与塞外诸番迥不相同。盖其始祖淳维，系出夏后，居然中国神明之裔，与周之先世后稷封邰，相距不远。唯稷之后虽不窋换官，窜于戎狄，而公刘亶父，世守华风，故日渐内迁。至文武二王，遂有天下。淳维之后，至殷北徙，戎狄杂居，竟与同化，舍耕稼而事牧畜，旷宫室而处穹庐，去衣冠而服皮褐，殆所谓用夷变夏者非耶？此传之首，备述三代以来诸戎狄之盛衰，似与匈奴本事不相附丽，然细按之，实所以着匈奴勃兴之所自。盖荒服诸部，种类虽多，皆力薄势分，初无与于中国之利害。自战国列王，竞事开疆，诸部遂日渐沦亡。特诸部亡，而诸部之人民岂能尽灭。当其时，近东者多归并于东胡，近西者多归并于月氏，近北者多归并于匈奴。故嬴秦之世，三部并强。迨汉初，匈奴冒顿以枭雄之质，崛起朔方，灭东胡，破月氏，遂统一大漠南北，南面与中国相颉颃矣。
丁谦想把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说与唐虞以上实有的外族混合起来，而形成“用夷变夏”的调和论调，但这只是丁谦的说法，司马迁在《匈奴列传》里并不是这样说的。丁谦以为，自淳维跑到北边之后，与戎狄杂居，竟与同化。同化之后，逐渐征服其他的荒服诸部，遂成为匈奴。这不能说是历史上不会有的事。但是，淳维既在荒服杂居而同化于外族，则淳维就变为该外族的分子，因为这个外族是在淳维未到北边之前便已存在的。若说淳维到了北边之后，外族人拥立他为君长，因而遂改号曰“匈奴”，则匈奴人的祖先便不能谓为夏后氏之苗裔。明代有一名暹罗华侨的儿子郑昭，曾打败缅甸，恢复暹罗，做暹罗的皇帝。但是暹罗的统治民族仍是泰族，并不因此而成为华夏苗裔，最多只能说在暹罗王室的王族中有汉族的血统。
近人专题研究匈奴起源问题较早的著作是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猃狁考》，全文七千余言，也是研究这个问题最长的文章。他除利用古代典籍外，又得古文字及古器物之助。他以为，见于古金文之“ ”“ 允”“ 允”皆与猃狁相同。又以为，《易》的“鬼方”、《诗》的“混夷”“昆夷”、《国语》的“犬戎”、《尚书大传》的“畎夷”皆与猃狁相同，而猃狁又与匈奴相同。他说：
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猃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当中国呼之为戎狄之时，彼之自称绝非如此。其居边裔者，尤当仍其故号，故战国时，中国戎狄既尽，强国辟土，与边裔接，乃复以其本名呼之。此族春秋以降之事，载籍稍具，而远古之事，则颇茫然，学者但知其名而已。今由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助，始得言其崖略。
他又说：
此族见于最古之书者，实为鬼方。《易·既济》“爻辞”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爻辞”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诗·大雅·荡》之篇曰：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易》之“爻辞”盖作于商周之际，《大雅·荡》之篇作于周厉王之世，而托为文王斥殷纣之言，盖亦谓殷时已有此族矣。后人于《易》见鬼方之克需以三年，知其为强国。于《诗》见鬼方与中国对举，知其为远方。
他以为：
鬼方之名，《易》《诗》作鬼，然古金文作 ，或作 ……皆为古文畏字……鬼方之名，当作畏方……混夷之名，亦见于周初之书。《大雅·绵》之诗曰：混夷 矣……而《孟子》及《毛诗·采薇·序》作昆，《史记·匈奴列传》作绲，《尚书大传》则作畎夷……四字声皆相近……又变而为荤粥、为熏育、为獯鬻，又变而为猃狁……故鬼方、昆夷、熏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
他指出：
至猃狁之后裔如何，经传所纪，自幽平以后至于春秋隐桓之间，但有戎号，庄闵以后，乃有狄号。戎与狄皆中国语，非外族之本名。戎者兵也……则凡持兵器以侵盗者亦谓之戎。狄者远也……因之凡种族之本居远方而当驱除者亦谓之狄。且其字从犬，中含贱恶之意，故《说文》有犬种之说，其非外族所自名而为中国所加之名，甚为明白。故宣王以后，有戎狄而无猃狁者，非猃狁种类一旦灭绝或远徙他处之谓，反因猃狁荐食中国，为害尤甚，故不呼其本名而以中国之名呼之。其追纪其先世也，且被以恶名。是故言昆戎则谓之犬戎，薰鬻则谓之獯鬻， 允则谓之猃狁，盖周室东迁以后事矣。
他最后说：
及春秋中叶，赤狄诸国皆灭于晋。河南山北诸戎，亦多为晋役属。白狄僻在西方，不与中国通，故戎狄之称泯焉。尔后强国并起，外族不得逞于中国，其逃亡奔走复其故土者，或本在边裔未入中国者，战国辟土时乃复与之相接。彼所自称本无戎狄之名，乃复以其本名呼之。于是胡与匈奴之名始见于战国之际，与数百年前之獯鬻、猃狁先后相应，其为同种，当司马氏作匈奴传时盖已知之矣。
王国维在这篇文章里，除了从音韵上去说明鬼方、昆夷、猃狁、戎狄、胡、匈奴为同一种族，又找了许多材料，去说明这个异名同族的“匈奴”在地理上的递嬗之迹。他由古器物及史料证明，“鬼方之地”与“昆夷地正同”。他说：“后世猃狁所据之地，亦与昆夷略同。故自史事及地理观之，混夷之为畏夷之异名，又为猃狁之祖先，盖无可疑，不独有音韵上之证据也。”
王国维的这篇文章也是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提示而作的，所以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指出，獯鬻、猃狁、戎狄、胡、匈奴为同种，而“当司马氏作匈奴传时盖已知之矣”。但是，他对司马迁所说的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苗裔叫作“淳维”这一点，则避而不谈，连一些人以为“淳维”与“獯鬻”是同声同族也没有提及，这表明他不同意司马迁的匈奴是夏后氏后裔的看法。从这一点看，他与过去许多注解《史记·匈奴列传》或说到匈奴起源问题的人不同。因为那些人一方面保留司马迁所说匈奴是夏后氏后裔的说法，一方面又接受司马迁所说的唐虞以上的山戎、猃狁、荤粥也是匈奴祖先的说法，结果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王国维则直截指出：匈奴这个外族的祖先，无论叫作鬼方、昆夷、猃狁、戎狄，都是外族，而非汉族苗裔。
王国维说鬼方、昆夷、猃狁、戎、狄、胡、匈奴是异名同族，也不是一种创见，司马迁、应劭、晋灼、韦昭、司马贞都有这种看法。司马贞《五帝本纪索隐》中曾说过，唐虞叫作“山戎”，熏粥则叫作“鬼方”，周时叫“猃狁”，汉叫作“匈奴”。至于昆夷与犬戎、猃狁是异名同族，颜师古、司马贞、崔述都曾说过。《史记·匈奴列传》“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句下，《索隐》云：“韦昭云：‘春秋以为犬戎。’按，畎音犬，大颜云‘即昆夷也’。”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七云：
郑氏以西戎为昆夷，猃狁为北狄……余按太原及方，皆在周之西北，猃狁之国，当在凉、巩之间。所谓西戎盖即猃狁，而变其文以叶韵耳。猃狁之为周患，见于“出车”“六月”“采薇”“采芑”四篇详矣。而传记初未有言者。《国语》有犬戎，有姜氏之戎，而史伯则但称西戎，足为周患者皆戎，然则猃狁者亦戎也……猃狁文皆从犬，疑则《周语》之犬戎犹鄋瞒之或称为长狄也。以猃狁、西戎为二国而曲为之解，误矣。程子疑西戎兵不加而服，朱子疑既却猃狁而还师以伐昆夷，亦沿郑孔之误。
我们可以说，王国维是把以往学者对于这几个名词的解释综合起来，从音韵上与地理上去说明其为异名同族。他简化司马迁及其他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而归纳秦汉以上从“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的外族为鬼方、昆夷、熏鬻、猃狁、戎狄、匈奴几个名词，而断定其为异名同族。其实，孟子早已指出“太王事薰鬻而文王事昆夷”，那么“薰鬻”与“昆夷”是不同了。又，《史记》与《汉书》《匈奴传》均说冒顿“后北服浑庾”，“浑庚”即“昆夷”的异音。匈奴征服浑庾，那么浑庾就不见得是匈奴的同族了，这说明薰鬻与昆夷异于匈奴。
王国维以后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大都同意他的结论。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4 中，在匈奴的起源问题上是同意王国维的。日本学者研究这个问题时也参考他的著作，可见他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在声韵和地理的考证方面，王国维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他的论据可以说是“同韵就同族”，“同地也同族”。不能否认，这是研究古代民族的一种方法，但是只靠这种方法，却不一定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如“但”与“疍”在音韵上相同，然而不能说广西山居的“但”与两广、福建水居的“疍”是同族。“闽”与“蛮”在音韵上相同，然而不能说“蛮”就是“闽”。“粤”与“越”在音韵上相同，然而只能说，在广东，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粤人”与“越人”是指同一民族。若一概而论，凡“越”都是“粤”，那就不见得是对的。因为春秋战国时代越国的越人和越南的越人未必相同。至于现在广东的粤人与越南的越人，也不能谓为同族。其实，同音字也未必是同族，春秋时浙江的“越”、汉以后广东的“越”以至越南的“越”，都不能一概而论为同族。当然，这也不是说猃狁或熏鬻等之于匈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同样，“同地即同族”也不是绝对的。西北民族多事游牧，随地迁徙，一个民族不一定老是在一个地区，而同一地区也可有几个民族。新疆一省有十数种少数民族，云南、广西也各有好多种少数民族。这是以比较大的区域来说明同地未必同族。在海南岛，有些很小的地方，苗黎杂居，他们虽有很相同的地方，然而严格地说，他们不是同族。
王国维所说的鬼方、昆夷、猃狁、戎狄、胡、匈奴，不仅地域上是“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这么大的地域中，只有“一强梁之外族”，又何况这个外族历时两千余年，即自黄帝至秦汉，“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始终还只是“一强梁之外族”。地广数千里，年历两千余，在中国的西北，只有一个名异实同的外族。从常识来说，这种看法恐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相反，在黄河一带，尤其是黄河以南，在同时间里，除汉族或戎狄以外，还有其他的南方民族。所谓“东夷”“南蛮”，不过是大的分类。东夷、南蛮本身，就有好多不同的民族。直至现在，滇黔两粤不必说，即湖南浙江也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地区。若谓同音即同族，同地也同族，则黄河以南除汉、戎狄以外只有东夷、南蛮两种民族了。《汉书·乌孙传》有匈奴“百蛮大国”句，《史记·匈奴列传》有“居于北蛮”句，“梁伯戈铭”称“抑鬼方蛮”，我们不能因此说匈奴或鬼方与南蛮的“蛮”是同一民族。同字尚且如此，何况同音呢？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原已指出，在头曼、冒顿之前，西北的外族“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莫能相一”，可见得不是一个外族，而是好多外族。毛诗《出车》的序中也说过，“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这说明，昆夷与猃狁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种族。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虽然说犬戎、昆夷、猃狁为同族，然而他也指出，“盖西戎之国不一而猃狁为最强”。关于这一点，王国维与崔述一样，承认犬戎或猃狁是戎的一种，是戎中最强大的。我以为，他们若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去研究外族的相异处，可能会明白这些外族不是一个种族，而是好多种族。可惜他们只着重于“同音同地”，因而把两千余年间的西北民族归纳为数个名词，而认定为同名同族。
再看自头曼以后至两晋南北朝的七百余年中西北民族的新陈代谢，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个。单以秦汉来说，最初是除匈奴外有东胡与月氏。此后，匈奴之北有丁零、坚昆，匈奴之西有乌孙、塞种。西域三十六国后来分为五十余国，其民族是否相同也值得研究。《汉书·西域传》“西夜国”条说，“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氏”，可见种族不同。同传“康居国”条说“匈奴百蛮大国”，更说明匈奴是好多外族中的一个。匈奴为“百蛮大国”是在冒顿之后。在头曼以前，恐怕只是好多外族中的一个。
据现存的史料记载，古代西北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的在西北边境，有的在塞外，有的常侵入内地。《史记·匈奴列传》说，“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其深入内地，猖獗可知。周襄王欲伐郑，娶戎狄女为后，可见戎狄与王室的接近。边疆戎狄，忽来忽去，史不绝书。至于塞外的戎狄，因为接触少，不易知其情况。自管仲相齐之后，“攘夷狄”是霸业的主要内容，所以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5 晋文以后，秦晋在西北扩充领土。战国时，秦赵也继续在西北发展。大致说，有的外族在内地或靠近内地的，被征服后就同化于汉族。在边境的，有的内迁，有的外走至塞外。可是塞外不是空而无人的，也有其他外族，则二者或互相征伐，或合并，也绝不会在短时期内就成为一个大帝国。司马迁说：“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6 可见是经过长期的征伐的。只看冒顿对东胡的要求，忍让爱马与妻子，便说明这个民族的强盛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匈奴在强盛之前，只是好多民族中的一个，而即使强盛之后，在这个“大国”里，也仍存在着好多不同的民族。因为其他民族固不会全部跑光或被杀光，匈奴的人口也不会一下增加起来。“匈奴”这个族名，在战国时代尚不能包括所有的外族，那么就更不能包括战国以前以至唐虞以上西北的所有外族了。
王国维除《鬼方昆夷猃狁考》外，还有《西胡考》上、下及续考三篇，虽主要论述西域的胡人，但续考中也有一节与匈奴有关，兹录之如下：
自唐以来，皆呼多须或深目高鼻者为胡或胡子……是唐人已谓须为胡，岂知此语之源本出于西域胡人之状貌乎？且深目多须不独西胡为然，古代专有胡名之匈奴，疑亦如是。两汉人书，虽无记匈奴形貌者，然晋时胡羯皆南匈奴之裔。《晋书·石季龙载记》云：太子詹事孙珍问侍中崔约曰：“吾患目疾，何方疗之？”约素狎珍，戏之曰：“溺中可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告石宣。宣诸子中最胡状，目深，闻之大怒，诛约父子。又云：冉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是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晋之羯胡，则明明匈奴别部，而其状高鼻多须与西胡无异，则古之匈奴盖可识矣……西域人民与匈奴形貌相似，故匈奴失国之后，此种人遂专有胡名，顾当时所以独名为胡者，实因形貌相同之故，观《晋书》载记之所记，殆非偶然矣。
我觉得王国维的主张可商榷。首先，他以为谓须为“胡”乃出于西域胡人的状貌，因以为深目多须不独西胡为然，古代专有“胡”名之匈奴疑亦如此。在理论上，这种说法很勉强。西域的胡是否皆深目多须姑不置论，若说因西域的胡是多须深目，而遂说古代专有“胡”名的匈奴也是多须深目，那就不一定是对的。否则，古代的东胡也该是多须深目了。
至于他用《晋书·石季龙载记》中的两段话去证明匈奴是高鼻深目，则亦可商榷。王国维说西汉人书没有记匈奴形貌的，但是司马迁应该见过匈奴人，班固则更该见过。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很注意匈奴人的语言、风俗、习惯，而没有提到匈奴人的形貌。班固曾深入匈奴人所居的地方，所接触的匈奴人必定很多，然而在《汉书》的长篇《匈奴传》里也没有说到匈奴人的形貌。假使匈奴人的形貌与汉人差别太大，像高鼻、深目、多须等，不会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他们对于匈奴的风俗习惯之异于汉族的，都曾做过比较详细的叙述。所以，他们没有提及匈奴人的形貌，大概是因为匈奴人与汉人大致相同。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班固《汉书·西域传》“大宛”条除重述司马迁这几句话外，在“西夜国”条又指出：“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氏行国。”可见他二人对外族的形貌是注意的。司马迁所说的“皆”，即“大宛以西至安息”，无例外的是深目多须髯。反之，在大宛以东，他既没有说不是深目多须髯，则亦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北史·西域列传》除“康国”条说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外，在“于阗”条又说：“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在“高昌”条又说：“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史记·大宛列传》记大宛的位置是“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汉书·西域传》“大宛”条云：“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汉书》记大月氏的位置虽与《史记》略异，但大宛的位置没有什么变化。高昌既为“车师前王之故地”，车师在大宛之东，《汉书》说大宛去长安一万二千二百五十里，车师去长安八千八百五十里，则大宛距车师三千四百里。《史记》《汉书》都说大宛以西的人皆深目高鼻，而《北史》谓高昌以西的人深目高鼻，则自后汉以后，深目高鼻的人是逐渐东移了。于阗的位置在车师（高昌）西南，在大宛东南，则高昌以西各国应为深目高鼻的人所居住了。至于“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则既非全类华夏，亦非全异于胡了。
应该指出，这里的“胡”不一定是匈奴。因为秦汉时的“胡”主要指匈奴，而这时的“胡”主要是西胡，亦即西域一带的外族人。
《北史·西域传》无“大宛”条，可能这个国家已被消灭，但是其人民未必完全被消灭。高昌人与大宛人在民族上是否有关系，我们不得而知。（按，《北史》说高昌东去长安四千九百里，则高昌的位置比《汉书》所说的车师是更东了。可是《汉书》说，车师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北史》又说高昌为“车师前王之故地”，《北史》恐有误。）《北史》又说“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又说“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据河西，皆置太守以统之”，则本为汉人所统治。蠕蠕在太延中（公元435—439年）侵伐这个地方，至和平元年（公元460年）遂“为蠕蠕所并”，“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则统治权已归外族，而非汉人，而这些外族是深目高鼻的人种。
西北民族多从事畜牧，逐水草而居，经常迁徙。大月氏、乌孙、康居均曾移居。在匈奴西北的民族，为丁令、坚昆，也可能时时迁徙。大宛虽为居国，然而人民的移动也是可能的。塞种即曾为他族所迫而迁徙。这些民族种类不同：大宛是深目多须；乌孙据颜师古说是“青眼赤须，状类猕猴”；月氏、塞种、丁令、坚昆都与匈奴各异。在匈奴强盛时，有的民族（如月氏、塞种）虽移居别处，但其人民之留在原处的不一定很少。匈奴征服各国后，在其大“帝国”里，必有各种不同民族，他们不仅受匈奴的统治，而且为匈奴所驱使，在匈奴的军队中，也必有这些人。在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凡为匈奴服务的，均可能称为“匈奴人”，或如《晋书·石勒载记》所称是“匈奴别部”。《晋书·石勒载记上》说：“石勒……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并为部落小率。”
按匈奴先后入塞共十九种，而羯为其中之一。石勒虽为匈奴的刘渊效命，然而他自己的种族未必与刘渊相同。他所以叫作“羯人”，足以证明与匈奴有别。说不定他的祖先就原与匈奴异族，在匈奴强盛时并在匈奴“帝国”之内，后来才称其族为“羯”。假使这种看法是可能的，那么石勒及其同族的部众，就不能因为说他是“匈奴别部”而说他是匈奴人，更不能因为他效命刘渊而遂谓其为匈奴族的后裔了。《石勒载记》云，石勒“状貌奇异”，也是说他的血统有特殊的地方。
其实，深目多须的人不仅在匈奴“帝国”中和大宛以西以至安息可以找出来，在林邑也可以找出来。《隋书·林邑传》说：“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晋书·四夷列传》“林邑”条说：“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则马援铸柱之处也。”林邑在今越南境内的中圻。邝露《赤雅》说：“马人本林邑蛮，深目猳鼻，散居峒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八”中有同样的词句。《南史·林邑传》说，“其大姓号婆罗门”，可能是从印度移过来的民族。但是不能因此而说，越南或印度支那半岛的民族都是深目高鼻的。
总之，在一个国家里有几种不同的种族，是常有的事情。匈奴在强盛时是“百蛮大国”，既可说成“百蛮”中的大国，也可说在这个“大国”里有“百蛮”，而其中有的人则是深目多须，但又不一定是凡匈奴人皆深目多须。近人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第二章第十节中，于“赵的石氏”下注云：“案此即胡羯之状，为高鼻、多须而深目，此状颇类今亚细亚西境诸族人，而非匈奴种也。”清楚地表明胡羯不是匈奴种，亦即高鼻、多须、深目不是匈奴人的形貌特征。一般来说，这是白种人或阿利安人的特征。假使匈奴人没有这种特征，匈奴人当属于黄种人或蒙古种人。
公元4世纪时，匈奴人曾侵入欧洲，与当时在东欧的哥特人（即现代的德意志人）接触。约但尼斯在其《哥特史》中，曾有关于匈奴人的叙述。大意谓他们令人恐怖的容貌，使那些在战争中未被他们战胜的人们也大为畏惧；他们使其敌人战栗而逃，因为他们黑色的外表是可畏的，他们的体格是丑陋而无定形的；头部不像头部，眼睛像针孔一样；粗犷的体形说明他们壮健；他们的婴儿，一出世就被残忍对待，他们用剑割男孩的脸，使其在未得奶汁哺育之前先练习忍受创伤，所以他们长大后没有须；他们的颈是骄傲而时时直立的云云。约但尼斯还说，他们的脚部是有毛的。由此可见，匈奴人不是白种人，而是蒙古种人。
约但尼斯的生卒年代不明，一般谓约公元6世纪时人，此书写于何时无考。我们仅知公元445年前后，罗马曾派外交人员与匈奴皇帝阿提拉办交涉，其中一位名普利斯库斯者曾在阿提拉的宫廷里见过阿提拉。他在《第八残篇》中曾说：“他（阿提拉）的身材是矮短的，胸部广阔，头很大，眼睛小，散播出灰色。他的鼻子是平的，脸色是黑的。”这说明这位著名的匈奴英雄是黄种人，属于蒙古种——因为断定人种的标准最好是从形貌方面，虽然其他方面如人体骨骼、文化特性等也有参考的价值。
今存的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最古的文物，是汉代霍去病墓前的石刻——马所踏的匈奴人。霍去病以击匈奴卓立战功，死时年仅二十四岁。《汉书·霍去病传》云：“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颜师古注云：“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是也。”近人冯承钧译色伽兰（v. segalen）等所著之《中国西部考古记》（premier des résulats archéologiques obtenus dans la chine occidentale ，1915年）中说：“石马以整石刻之，质为灰色花岗石。自地至马顶，高一公尺四十分。其下台石虽已埋没，马身虽小，其姿势之雄健，尚可仿佛得之。”最重要的记载是：“马无鞍辔，身重蹄短，尾长垂地，腹抵一人于下。其人以膝抵马腹，趾接马尾，左手持弓，右手以短矛刺于马肋之中，其头甚巨而后仰，眼大而圆，额低耳巨，其乱须蓬接马胸，一见而知非中国人而为夷狄。此马与人猛勇镇定之状，除完全型范之外，殆难仿造。”这个夷狄的形貌绝非白种人。匈奴人与汉人是有分别的，但汉人与匈奴人均为黄种人，为蒙古种。
然而这不等于说，匈奴人在血统上没有与其他民族相混杂。头曼以前，史料缺乏，无从稽考。头曼以后，匈奴人与汉人通婚，见于史书者甚多，往往是王室或一些重要人物。当时民间，尤其边境地方，通婚者必更多。另外，匈奴之东有东胡，西北有丁零、坚昆、塞种、乌孙、月氏等种族，西南有西域各国的民族及羌氏。在匈奴强盛时，多处于匈奴统治之下，即匈奴衰弱时，与匈奴来往接触也未断绝，则种族之间通婚当亦为常事。《汉书·西域传》载，江都王建女细君嫁给乌孙昆莫为右夫人，而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为左夫人。匈奴女可嫁给乌孙人，乌孙女嫁给匈奴人也不应有问题。匈奴自郅支单于西迁以后，与大宛以西各民族通婚也无可疑。《汉书·陈汤传》言郅支娶康居王之女，康居王又娶郅支女。东汉时，匈奴大规模西迁，则与大宛以西民族的血统相混杂的程度可能更深。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七八百年间，匈奴种族之有外族血统是事实。然而从阿提拉的形貌来看，则匈奴血统的遗传仍是主要因素。
现简单地重述一下关于匈奴起源的问题：
一、匈奴人不是夏后氏的苗裔，不是华夏族。
二、匈奴是春秋战国时的所谓“戎狄”之一，可能是边境或塞外的一个新兴民族。逐渐强盛后，“匈奴”之名也逐渐被通用。这个民族不是唐虞以上的犬戎、荤粥，也不是殷周时的鬼方、昆夷、獯鬻、猃犹。只从同音或同地来说明他们是一族，是未必可靠的。
三、匈奴人是黄种人，其后与外族长期接触、通婚，也有了其他种族的血统。
到18世纪，法国学者得岐尼在其《匈奴、土耳其、蒙古与其他的西方鞑靼人的通史》中，对于匈奴究竟是何种族问题，做了如下的解释与说明：
罗马的历史学家对于他们（西部的鞑靼人）只笼统地称为“匈人”，一切描写与记载均属不经之谈。并不知道这些匈人来自何处。他们在鞑靼人中，被称为“匈奴”，曾建立大帝国，后被中国人打败，势力分散，一部分迁到西方。后来入寇罗马帝国的阿提拉即出身于这一部分。留在中国边境的匈人，一部分为东鞑靼所征服，一部分据有北中国，唯势力微弱，已不能统有鞑靼全部。后来到了土门时代，复建大国，得号土耳其（突厥），对于全部鞑靼方重新统一。
……
土耳其族既得到政权，所有各部族都被叫作“土耳其”，匈奴人至此也变作土耳其人。后来成吉思汗由蒙古族崛起，得到政权，所有各部鞑靼族又都变成蒙古人了。
……
“匈奴”这个名词的消灭，似乎仍依照鞑靼族中的常例：一部兴起，得到政权，统一各部族后，即拿自己本族的名称代表其余各部族。7
得岐尼认为匈奴人即突厥人，即蒙古人。其书第一册第一编中曾说“匈奴人就是后来的突厥人”，又说“蒙古人，据各书所载，出自突厥族”。这就是说蒙古人是突厥人的后代，而突厥人是匈奴人的后代。同时，这三种人也可以总称为“鞑靼人”。
我们知道，“鞑靼”是国名，是靺鞨的别部。《辞源》说“靺鞨”是种族名，有人把其历史追溯到周代的肃慎、汉魏的挹娄、后魏的勿吉。但靺鞨最先见于隋唐，分为黑龙江（或黑水）靺鞨与松花江（或粟末水）靺鞨。前者于宋代建国，后者于唐时建渤海国。“鞑靼国”之名，唐末始见于史书，后为蒙古人之称。元朝灭亡之后，其族往西北走，通称“鞑靼”，故又为族称。西文为“tartar”,也称“塔塔儿”，他们随元朝西侵，散居于中亚细亚与欧洲等处，欧洲人统称之为“鞑靼”，虽然这个民族已与所居之地的各民族混杂。
得岐尼与欧洲许多学者，都对13世纪时蒙古人的西侵印象深刻。不过蒙古人的西侵，最西不过到达今苏联的基辅与黑海附近，没有进入欧洲本部。匈奴人却一直打到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以至法国巴黎附近。可是这是公元4至5世纪的事，时间已久，史书所记甚少。而蒙古人之西侵则时间较近，且火药、印刷术与指南针亦于此时传入欧洲，再加上马可·波罗的游记，使欧洲人不但羡慕中国的高度文化，而且对世界地理的观念亦大为改变。
由于欧洲人对蒙古的西侵印象深刻，于是注意蒙古的种族问题。元朝灭亡之后，其宗族或部落既散居于中亚细亚与欧洲而称为“鞑靼”，其后裔亦称为“鞑靼”，并且把与蒙古人混杂的人也称为“鞑靼”，把来自蒙古高原和我国东北各省的少数民族也称为“鞑靼”，甚至把古代住在中亚细亚北部的塞种人与鞑靼也混而为一。如英国的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第二十六章注解五中即如此主张。
所谓“斯基泰族”，有人以为即我国史书中的“塞种”，原居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后迁至新疆伊犁一带，其后又为乌孙所占，遂分布于葱岭一带，“休循”即塞种所建立的“国家”。
英国的巴克在《鞑靼千年史》中即把“塞种”与“斯基泰”并而为一。其卷一第一章《匈奴之古史》中说：
中史谓匈奴之先出于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以失行遁入北荒，建国称王。自是以迄西元前2世纪，中国北方诸邦，屡遭此辈游牧民族侵寇之害；然其世代年系绝少记述。今日勾稽古籍，于此辈往迹略窥一二；顾其蒙昧之状，比之希罗多德之纪塞种无以异也。斯时东胡民族尚未为中国所知，二者接触，犹在数百年后。唯匈奴以泱泱大国，故知之甚悉。后来屡用突厥人或突厥塞种（turko-scythian）之名以称匈奴帝国中各种部落；然在西元后第5世纪以前，犹无突厥之名，漫以此称往昔匈奴，将不免通人之讥矣。鞑靼一辞或称塔塔，或称鞑子，中史用此，殊为含混；而其见于史籍，亦在西元后第2世纪，其始此辞仅指一小部落而言，与突厥同。是故匈奴与匈人（hun）是否一辞，今姑不论，要之中国人对于北亚骑马食肉饮酪之游牧民族，除匈奴一辞外，并无他名以称之。此与匈奴势力失堕，为中国所驱，西行而入于北欧以后，北欧除匈奴以外之无他名以称此辈骑马食肉饮酪之游牧民族则可决也。复次，希罗多德所述与希腊波斯接触之塞种，与中国之匈奴、欧洲之匈人正同。则屏去其他纷异之证，而谓此三者在种族上彼此息息相关，固至为合理之结论也。
他又说：
匈奴以马背为家，随畜牧而转移（按，以下述《史记·匈奴列传》，略）……鞑靼此俗历千数年而不衰……鞑靼民族中亦复战伐不绝，唯古纪蒙昧，难得其概。要之，自西元前1400年至西元前200年之间，中国与此辈游牧民族战争之事，时见古籍，时期亦可见梗概……今日中国如陕西、山西、河北诸省之北部，在当时俱为此辈游牧民族牧马之区；终战国之世（西元前700年至前200年），中国与此辈常保其平等之势。周室自天子以至诸侯，先后数与此辈游牧民族藉和亲以保其安谧，而赵武灵王且胡服骑射以效之也。现今又有一字源问题，即所谓东胡（此辞大率用以称契丹满洲以及高丽之先世而言，与以匈奴指突厥、回鹘、黠戛斯之先世而言正同——原注）一辞，是否与欧洲之通古斯（tungusie或tunguz）一辞是否同源是也，在此不欲为详细之讨论，今只略述其概。案俄文此字与中文意义正同，故二字根语，若非同出一源，则当属非常巧遇之事。此外，尚有一点，亦可见中国边陲诸邦，渐染鞑靼思想之深也。赵襄子曾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此事深悖孔子礼教之观念，而与匈奴塞种之习则甚近也。
关于鞑靼人与匈奴之异同，巴克在此书卷二第一章《乌桓与鲜卑等东胡民族》中说：“古时中国人称匈奴以东之民族为东胡。胡之一名，广义言之，盖包括各种鞑靼民族、高丽人、喀什噶尔人、突厥人、阿富汗人，以及一部分之叙利亚人、印度人、波斯人亦可用之……而东胡之名称则限于高丽人以及满洲人种之祖先，亦即吾人所称之通古斯族及与通古斯族同文者之谓耳。”在卷二第三章《入主中国北部之鲜卑族人》中又说：“西元第2世纪时，鲜卑人已尽有匈奴故地，今楚库河、土拉河、克鲁伦河、鄂鲁浑河诸流域及杭爱山一带，胥有此辈足迹。自是鞑靼民族日益发达。”巴克的《鞑靼千年史》从约公元前2世纪叙至公元12、13世纪。他虽然把匈奴与鲜卑或东胡的不同之处加以说明，但他既把匈奴、鲜卑、蠕蠕、突厥、西突厥、回纥、契丹都分卷分章叙述，亦即把这些民族统属于鞑靼民族，是则巴克书中的“鞑靼”的范围比得岐尼和吉本所说的都广。
应该指出，“鞑靼”之名见于我国史书固晚，见于欧洲史书则更晚，而且包括那么多民族也是不得当的。此点将在以后讨论。现在所要指出的是，从得岐尼、吉本、巴克至今日的欧洲学者、日本学者，对于匈奴的种族问题的看法，大致可分三类，而见解则或多或少地受得岐尼、吉本、巴克的影响。吉本受得岐尼的影响很大，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十六章的注解中，称誉得岐尼为一位灵巧、勤劳的中国语言的传译者，并称得岐尼“在人类历史上揭开了新的重要的篇章”。在18世纪的欧洲，能从中国史书中把中国的历史介绍给欧洲人的学者极少，吉本不懂中文，得岐尼能由中国的转手材料写成一部史学巨著，吉本当然以为是件了不起的事。吉本正是依靠得岐尼的著作去解释匈奴的种族，故得岐尼之误吉本亦因之而误。巴克则做了不少纠正工作。巴克在《鞑靼千年史》中所批判的吉本的缺点，也可以说是间接地在批判得岐尼。然而在用“鞑靼”这个名称上，巴克比吉本和得岐尼更为笼统，而欧洲学者在讨论匈奴种族问题上，都直接、间接地受他们的影响。
三类观点如下：
一、得岐尼的看法，即匈奴人是蒙古种，也是突厥族。蒙加西（munkacsi）也持这种看法。卡斯特楞（m. a. castren）在其《阿尔泰民族讲义》（vorlesungen über die altaischen völker ）中也有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匈奴在强盛时期是包括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芬兰人马尔札（magyars）与麦戈文在其所著《中亚古帝国》中，也倾向于这种看法。不过他们以为，最初的匈奴人只是近于突厥族，后因匈奴人多与蒙古族通婚，于是蒙古族的特征逐渐增加而成为蒙古种。另外，马尔札又从语言方面进行解释，认为匈奴人的语言接近土耳其的语言，是土耳其最早的和最特殊的语种。他的结论是，匈奴人可能是土耳其人（突厥人）的“叔父”，而不是父亲。
日人白鸟库吉在1900年发表的《匈奴及东胡诸族语言考》与1902年发表的《乌孙考》中，以为匈奴是突厥种，可是后来又认为匈奴是蒙古种。他在《史学杂志》第十八编第二、三、四、五各号中发表的《蒙古民族起源考》中主张，匈奴是蒙古种。
主张匈奴是突厥种的学者还有下列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一）雷米札的《鞑靼语言的研究》；
（二）克拉普罗特的《论突厥与匈奴以及土耳其的类同》；
（三）沙畹（e. chavannes）的《司马迁的史记》（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
（四）佛朗克的《从中国的史料中所认识的突厥与塞族》（1904年在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宣读的论文）。
主张匈奴人为蒙古族的也很多。下面是一些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一）帕拉斯的《蒙古民族历史资料汇编》；
（二）贝格曼的《卡尔麦克带领下的游牧生活》；
（三）诺伊曼的《亚洲研究》；
（四）霍渥儿特的《关于匈奴浅注》（some notes on the huns ）8 。
这不过是随手举出的一些主张匈奴族是蒙古族或突厥族的人物与著作。此外，如zeuss9 、prichard10 、latham⑪ 、laufer⑫ 、夏德等都主张匈奴是突厥族。而尼布尔、施米特则主张匈奴是蒙古族。
二、有些人，如圣马丁在其《李柏的东罗马帝国史注释》（notes for le beau’s histoire du bas-empire ，卷二、三、四）中主张，匈奴是芬兰族。
三、有人以为匈奴是回纥族，德国的洪保德（humboldt）是代表人物。
主张匈奴是芬兰族或回纥族的意见，现在几乎无人赞同了。至于匈奴到底是突厥族还是蒙古族，则仍有不同意见。
在我国历史上，突厥盛于隋唐时。《周书·异域传》说：“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北史·突厥传》说：“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所谓“匈奴之别种”，可以解释为匈奴的一种。但在中国历史上，突厥的出现系在公元5至6世纪之后，匈奴“国家”早已灭亡，其民族有的远徙西方，到了欧洲，有的投降入塞，逐渐汉化；其留在本部者，鲜卑侵入后皆称为“鲜卑人”。从《周书》《北史》中所说突厥的祖先中，找不出与匈奴的关系。故二书所云突厥为“匈奴之别种”，不见得是可靠的。
匈奴人无疑是蒙古族。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蒙古族里有很多民族支派，匈奴是其中之一。这个民族自很早以前就称为“匈奴”，与其他民族如东胡的鲜卑、乌桓、西域的塞种或其他的蒙古族是不同的。
古代的华夏族所称“胡人”虽主要指匈奴，但对于“胡”与“东胡”是清楚地分开说的。《史记·匈奴列传》说，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冒顿时代，东胡强盛，冒顿严格训练士卒，才击败东胡。后汉时，窦宪击败匈奴之后，鲜卑侵入匈奴故地，匈奴人之留在故地者据说尚有十余万落，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应该指出，匈奴人自号“鲜卑”，是政治上的鲜卑，或是鲜卑“国”的人民，而非种族上的鲜卑人。至于以后与鲜卑人通婚、杂处而同化于鲜卑，则是另一回事。
西域的乌孙所居之地，据《汉书·西域传》“乌孙”条说：“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氏有塞种、大月氏种云。”《汉书·西域传》的“休循”与“捐毒”条说，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塞种。在民族上，这个种族与匈奴也是不同的。在古代，“胡”主要指匈奴人。葱岭以东的西域诸民族则很少称为“胡”，这也说明其与匈奴有别。
《汉书·西域传》“乌孙”条颜师古注云：“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狝猴者，本其种也。”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引《焦氏易林》说：“乌孙氏女深目黑丑，是其形异也。”
乌孙族中有大月氏种、塞种。颜师古与《焦氏易林》所说的乌孙人，也可能包括塞种。塞种若像他们所描写的，也不是匈奴人的形状。但这种塞族也可能是与乌孙人同化的结果。又，颜师古所说的“今之胡人”，也并非指匈奴人。因此，巴克以为匈奴人与塞族同种，也是有问题的。
至于说希罗多德所述之与希腊、波斯接触的斯基泰人，即中国史书中的“塞种”，也有待研究，我们现在还不能作这样的结论。从希腊人画在花瓶上的斯基泰人的形貌是深目、高鼻、长发来看，又从地下掘出的一些残骨来看，也与西欧的种族相近——身体高而头作圆形。这些特征都说明，斯基泰人是属于白种人而非蒙古人，所以斯基泰人与匈奴人有很大差别。
斯基泰人既属于白种人，其与来自东方或中亚的鞑靼自然不同。虽然二者的风俗习惯多有相同，但种族的特征主要取决于体质形貌。吉本把斯基泰族与鞑靼族混为一谈更是错误，何况匈奴是否为鞑靼之一种还成问题。
总而言之，匈奴不是白种人，而是蒙古种族。在蒙古族中，匈奴自成一个支派，与东胡固有差异，与西域各民族也不相同。当然，匈奴在发展过程中，无论强盛或衰弱时代，都会与其他民族混杂。这是一切民族通有的现象。匈奴这个国家灭亡之后，族人星散，同化于其他民族，历时既久，其民族特征遂慢慢消失。尽管现在已很难找出一个典型的匈奴人，然而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存在于蒙古人种中，是不容置疑的。
1 《汉魏丛书》中之《汲冢周书·王会解》作“匈戎狡犬”（清乾隆十六年金谿王氏刊本）。
2 杨铄译，收入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编者注
3 《风俗通》云：“殷时曰獯粥”。
4 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
5 《论语·宪问》。
6 《史记·匈奴列传》。
7 以上三段译文均据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一文，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1930年9月）。
8 见sixth oriental congress ，1883年第4期，177页以下。
9 johann kaspar zeuss（1806—1856），德国语言学家。——编者注
10 james cowles prichard（1786—1848），英国人类学家。——编者注
⑪ rober gordon latham（1812—1888），英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编者注
⑫ berthold laufer（1874—1934），德裔美籍东方学家。——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