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朝的闭关政策，中国社会开始变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以后，中国就存在着三条路线：一条是人民大众的革命路线，它的特征是坚决的反帝反封建，坚决的反对专制主义和失败主义，坚决的要求建立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一条是统治阶级顽固派的反动路线，它的特征是对内死守专制政体，摧毁革命，屠杀人民，对侵略者实行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变到完全殖民地。还有一条在这两者之间摇摆着的改良路线，它的特征就是没有坚决明确的立场，虽然不满意于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但又没有革命的勇气，害怕革命，经常幻想统治阶级的“回心向善”，以便吸收改良主义者参加到统治阶级的营垒里面去，他们的口号就是君主立宪。正因为这样，这末一条路线就不产生决定的作用。
三条路线的历史发展
近代人民的革命路线肇端于鸦片战争中群众的反侵略斗争。禁烟派首领林则徐坚信“民心可用”，从人民方面寻求力量，不重官兵而重民兵，这是他异乎一般统治人士的卓识。1841 年广州数万人民所代表的沿海各省反侵略的群众运动，尤为百年来民族运动的前锋。马克思、恩格斯都称许“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当然，林则徐和广州人民都因顽固派的压迫破坏，没有达到目的。但是相隔不过 10 年，1851 年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革命。这次革命，前后 15 年，扩大到 16 省，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反对封建剥削，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可惜洪秀全在政略上战略上都不免错误，尤其是领导集团内部分裂，国势衰落，给曾国藩等一群汉奸以可乘之机。太平革命挫败了，但革命运动不停止，幼年时代的孙中山先生“即以洪秀全第二自任”，毅然担负起民族革命的大任。
1895 年，孙中山先生在香港创立兴中会，首先提出“排满”、“共和”两大口号。1903 年，徐锡麟、蔡元培、章太炎、秋瑾在上海组织光复会，1904 年，黄兴、宋教仁在长沙成立华兴会。这三个革命团体，代表两广、江浙、两湖三个重要地区的革命势力。1905 年，三团体在东京联合组织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公推中山先生为总理，领导革命。中山先生极重视这一统一战线的成立，说“予之希望，为之开一新纪元”，“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1905 年以后，这个统一战线组织的海内外会员增至万人左右，革命影响普及全国，因此它虽然有军事冒险和组织涣散等严重弱点，以致后来竟不能成为辛亥革命的首先发动者，也不能领导辛亥革命使得真正成功，但究竟不失为当时革命路线的主要代表。同盟会和当时的其他革命组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对于革命应该推翻一个什么社会制度，建立一个什么社会制度，虽也有一些口号，其实是很模糊的，但他们对于推翻清皇朝，建立共和政体一点是明确的、革命的，这是他们和当时一切改良主义者（保皇党、君主立宪派）不同的地方。
近代顽固派的反动路线，也开始于鸦片战争，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便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斥逐禁烟派，解散人民的武装自卫组织，对侵略者割地赔款，使中国开始变成半殖民地，便是这一派的问世之作。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曾国藩，组织贼匪军——湘军，屠杀中国人民 2500 万，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绞杀太平革命。曾国藩的衣钵又传给李鸿章。李鸿章是包办卖国的专家，马关、辛丑两约都是他干的。他送掉广大国土，出卖千百万人民当殖民地奴隶。他最后又传衣钵给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对于垂死的清廷虽不再如曾、李之尽忠尽孝，但对于反对人民却是完全一致的，他终于勾结外国侵略者绞杀辛亥革命。
清皇朝首领西太后及其后继者摄政王载沣，曾利用曾国藩、李鸿章等一群走狗，摧残太平天国和捻、回、苗等起义军，摧残戊戌新政和同盟会的一切革命活动，抱定“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决心，指使李鸿章等大卖国贼，同时又伪装“变法”“立宪”，企图欺骗人民。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凶残狡猾，他们还是没有能挽救清皇朝的灭亡的命运。
至于改良主义之成为一条显著路线，开始于容闳向曾国藩建议办洋务（办江南制造局，派遣留美学生等），而发展于 1888 年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斥曾、李办洋务。康有为说“洋务奸蠹丛生，反成巨害”，应大变旧法，通达下情。所谓变法通下情，就是要求君主立宪，给资产阶级一些民主权利。1895 年，他发起“公车上书”，反对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容闳这时也与康有为等合作，他们专力鼓励立宪运动，居然造成一大势力。1898年（戊戌），光绪帝下诏变法，召见康有为，商议变法步骤。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最激进的谭嗣同都得重用，雷厉风行地变起法来。变法刚满 100 天，顽固派首领西太后突然捕杀谭嗣同等六人，囚禁光绪帝，康梁得外人保护逃往香港、东京。容闳逃往上海租界，全部新法取消了。容闳在上海与唐才常、林圭等组织自立会，被举为会长，1900 年谋起义“力扶皇上复辟”，事败逃美国。康梁逃日本后，不但不觉悟到改良主义的毫无出路，反而组织起保皇党，希望西太后老死，光绪复位，好回国当帝师宰相，并从这样的自私的愿望出发，在华侨中竭力反对革命运动。但是改良主义者并不一定始终是保皇党。庚子以后，国内改良主义者又以张謇为首，发动请愿立宪运动。这一派人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并没有像康有为一样主张复辟，他们拥护了那原来也是保皇党的顽固头子袁世凯，终于和袁世凯共同绞死辛亥革命。
光绪末年三条路线的斗争
1900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西太后逃往西安，她知道顽固路线闯了大祸，不参用欺骗方法，不能平全国公愤，她下了一道变法的上谕，说“世有万世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果然，改良主义者欣欣有喜色，说她在失败中长了一层识见。她回到北京，四、五年中，至少颁布30 种以上的新政令，实际是把外交、军事、教育三大新政都归腐败的满员管理。改良主义者失望了，但仍不忘君主立宪。1905年，清政府被迫讨论立宪，派了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西太后下一道预备立宪的上谕，标明宗旨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办法是“必从官制入手”。改革官制的结果，军机处三个大臣，满员占 2 名，11 个部，满员又占 7 名，主要政权仍全被顽固分子独占，自称中央集权，政令统一，“以预备立宪基础”。改良主义者更失望了，但仍念念不忘于君主立宪。1908 年，江浙闽豪绅资本家以张謇、汤寿潜、郑孝胥为首，组织预备立宪公会，联合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立会以及南北各省绅士向清政府请愿开国会。革命方面，1906年以来，湖南有萍浏起义，光复会有安庆起义，同盟会有黄冈、惠州、钦廉、镇南关、河口五次起义，把清政府骇倒了。因此，不敢正面压迫请愿团，允许“缩短”预备期为九年（本定十年或十年以上），并开给一张叫做钦定宪法大纲的支票，但申明宪政必须以守法与统一为前提，“如有不靖之徒，附会名义，借端构煽或躁妄生事，紊乱秩序，朝廷惟有执法惩儆，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云云。
所谓钦定宪法大纲，是些什么东西呢？条文共 23 条，“关于君上大权”占了 14 条，“关于臣民权利义务”占了 9 条，这是顽固派的标本宪法。国民党“五五宪草”完全继承它的传统精神，只是把它“发扬光大”罢了。试看所谓“君上大权”：
第一条、“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第二条、“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死狗烂鱼，人人掩鼻的清政府，侥幸统治中国 260 年，还妄想保持“万世一系”“不可侵犯”的“正统”。让逐臭之夫去承认你的顽固派“正统”罢，人民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是不知道这些的。
第三条、“君上有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院之权”。
第六条、“君上有统率海陆及编定军制之权，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专制独裁者在政治上按照自私自利的需要“钦定颁行”了许多法律，强迫人民服从，在军事上，对外每战必败，丧失广大领土，对内则以武力压制人民，维持自己的腐败统治，这样的政治军事，自然要禁止人民“干预”，这就是清廷高唱“政令军令统一”的意义。
再试看所谓臣民权利义务：
第一条、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什么“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呵，“所有……均准其自由”呵，似乎民主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但冒头来一个“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于法律范围内”，什么权利都落空了。国民党的“五五宪草”以及在全国人民要求民主的呼声前面，故意强调“法治”“守法”的思想，不也还继承了这个传统吗？
第九条、“臣民皆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懿欤休哉！（《中国之命运》第六章）“国家法律”可以听便“钦定”，臣民不得“干预”，但是却必须“遵守”。仅此一条，就说明了人民的义务无限大，权利等于零。无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人民却坚决否认这个“义务”，因此宪法大纲的名字尽管好听，并没有挽救清朝统治的危机。
宪法大纲公布后，不但没有缓和革命运动，就是改良主义者也是又一次地大大失望。但他们仍念念不忘于君主立宪，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运动。正在这时，恰巧西太后死了，给他们一个新幻想。
宣统时期三条路线的斗争
继承西太后当权的摄政王载沣，是光绪帝的亲兄弟。这一点，改良主义者认为大有希望。载沣也装腔作势，表示预备立宪，北京成立资政院，各省成立谘议局，地方办理“自治”。谘议局议员选民的资格是：
（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
（二）曾在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
（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
（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
（五）在本省地方有 500 元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六）凡非本省籍贯之男子，寄居本省满十年以上，而有 1万元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资格限制如此之苛，而选出的谘议局，又并无立法的实权。它的决议要呈候督抚公布施行，督抚认为不合即须复议。督抚对谘议局选举开会，并有监督甚至解散之权。资政院议员半数由皇帝派定，其决议亦须得皇帝批准才能有效。可见这一套都是为了换取时间，以便集中一切权力，完成寡头专政的迷梦。但是君主立宪派却以为事情大有希望了。1910 年，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约集十六省谘议局，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两次请愿，均被拒绝，第三次又联合资政院及各省督抚请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最后清政府被迫允许立宪筹备期再“缩短”为五年，并提前设立责任内阁。张謇一派以为请愿已获相当结果，停止活动。其他政派还准备进一步活动，载沣乃下令解散请愿团，一律送回原籍，并令各省督抚开导弹压，违抗者实行拿办。在天津组织第四次请愿的温世霖，竟被充军新疆。1911 年，载沣实现了他的“军令统一”的计划，自任大元帅，其弟载洵任海军大臣，另一弟载涛任军谘大臣（参谋总长）。接着所谓责任内阁也出现了。内阁大臣 13 人，满员占 8 名，内 5 名是皇族，全部权力集中在皇族手中。这是贵族、买办的独裁内阁，大买办盛宣怀任邮传大臣，由他经手，用“铁路国有政策”名义，出卖中国全部铁路，去交换帝国主义的支持。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对这个内阁当然不满意，要求改组，又遭斥责，说是“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妄行干涉”。改良主义者到此真是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了。辛亥三月同盟会竭尽全力，在广州作最后之一击，牺牲烈士 72 人以上。那个请愿会首领张謇又生出希望，向内阁总理奕劻说党人对朝廷如此深仇大恨，应该挽回民心，以求治安。直到这时，他还想利用统治者畏惧革命的弱点，挽救清廷垂死的统治，挽救自己破产了的改良路线！
“君主立宪”式的“中华民国”之产生
辛亥（1911 年）时的中国革命运动，虽被同盟会的军事冒险政策遭遇 3 月 29 日的惨败，和同盟会的内部分歧发展到分裂（陶成章、章太炎被排斥，陶在辛亥后且被暗杀，宋教仁、陈其美自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受到挫折，但革命的火焰是消灭不了的，它在另一个未被注意的地方爆发了，而且得到了成功，这就是双十节的武昌文学社起义。武昌起义后，各省迅速响应，清政府连续战败，惊慌失措，恳请政敌袁世凯当内阁总理大臣，一切大权被迫交出来，希望他出力保护自己。随着南方革命势力的发展与袁世凯的摆布，清廷顽固派在绝望中还要演两幕丑剧，表现它的死硬性。第一幕是最后的一骗。它颁布“宪法十九信条”，第一条依然是“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第二条依然是“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第十条“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它想借“民意”（国会议员选举法是政府定的）来发动反革命内战，形式上似乎让了一大步，实际是要打更大的内战。第二幕是最后的一硬，袁世凯反对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嗾使部下走狗冯国璋、段祺瑞等 40 余将领通电维持君宪，誓死扑灭共和，清廷顽固派喜极，发内帑黄金八万锭作战费。但是欺骗和威吓都不生效了。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交涉总统地位成功，又嗾使段祺瑞等 40 余将领通电立采共和政体，要求清帝退位。清廷顽固派经不住这一吓，接受优待条件，下退位诏宣告自己的灭亡。
清朝是失败了，但人民和革命党并没有胜利，胜利的是袁世凯。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只有直隶河南东三省暂时受清支配，事实上清朝的灭亡已经决定了。但是袁世凯要保存它几个月，自己在君主共和中间制造个人地位。如果南方起义军真正联系群众，坚持革命立场，组织统一战线，继续北伐，清廷连同袁世凯一起推倒是完全可能的。可惜当时革命领导权被改良主义者把持着，两湖江浙等重要省份的都督是他们，作为立法机关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参议院”，多数代表、议员也是他们，支持临时政府的有力总长是他们，支配着当时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也是他们。这些人名义上虽然也赞成共和，实际上还是君主立宪派，不过他们所拥的君不是爱新觉罗家的皇帝，而是袁世凯或其他袁世凯式的“元首”，他们要这样的人物来做“君”（形式上叫做总统或是旁的什么都一样）作“主”，并幻想在这样的“君主”之下给他们“立宪”。1912 年（民国元年）4 月 1 日，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退位，辛亥革命结束，袁世凯式的“中华民国”从此产生，并存在了 33 年之久。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840—1911 年）的 70 年间，三条路线的斗争就得着这样一个结果。从保持或推翻一个具体的反动政权和反动政权形式——清皇朝——来说，主张君主专制的顽固派是失败了，他们的欺骗和他们的压迫一样没有成功；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也失败了，清皇朝和中国人民都没有采取他们的路线（或者说他们的幻想）；成功的是主张人民民主的革命派，因为只有革命，只有民主共和国，才能解决人民与统治阶级间的深刻矛盾。但是从保持或推翻一个社会政制制度——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专制主义制度——来说，那么，革命派就完全失败了，他们并没有真正改变这上面任何一个小节；君主立宪派也失败了，袁世凯和其后的一切袁世凯们虽然做到了不折不扣的“君主”，而“立宪”在他们手里却始终连影子还看不见；成功的是顽固派，因为他们还保留了自己的统治，只是把满族的皇帝换成汉族的总统之类。但是这究竟还是就历史的表面结果说罢了。历史的真实结果却远不止此。人民是又失败了一次，但学习了很多。还是革命才有出路，而且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贯彻正确政策的革命。人民的革命运动，此后再没有停止过。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纪念民国 30 年双十节的决定所说：“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与民权自由的伟大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斗争，乃能因国际国内新因素的成长而发展到明确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制度的阶段。于是乃有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乃有国民党的改组、国共合作的实现与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执行，乃有北伐战争和红军的英勇奋斗，乃有今天全民族的伟大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进入了第八年的抗日战争，今天正是一个决定的关键。全国人民正热烈要求结束国民党寡头的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实行民主政治，挽救正面战场的严重危机。这是辛亥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学习了辛亥革命教训的中国人民，将不会再对任何专制主义者发生幻想。中国人民将要得到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将要得到胜利。
（原载 1944 年 10 月 10 日延安《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