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自称，他治学的态度是“历史的态度”，治学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情批判下，它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实在是站不住脚了。它要作垂死的挣扎，不得不采取各种花样的卑劣手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披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是一种，打自然科学旗帜的又是一种。被胡适改称为实验主义的那个实用主义，就是属于后一种的反动哲学。胡适说：“这种新哲学（指实用主义）完全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 所谓“结果”，照胡适说，就是“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两个“根本观念”。

马克思第一次用唯物主义态度研究人类历史，证明了迄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指出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根源都在于生产方式的变更和发展。自马克思起，历史才从迷乱混沌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成为科学的历史。

实用主义拿出叫做“历史的态度”的东西来和马克思主义对抗。胡适说：“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方面来应用；……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这种历史的态度便是实验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胡适所说“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正是那种庸俗进化论。庸俗进化论把生物进化过程看作只有数变渐变，没有质变突变。实用主义者又把生物的数变渐变搬到社会学说里来，形式上也在讲发展变化，实际上是在否认根本的变——革命。应用庸俗进化论作为“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的理论根据，是“历史的态度”的一个内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是近代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但是，达尔文关于“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的学说是错误的。“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来而已。” 实用主义又把它搬回到社会里来，说这是“达尔文的真精神”。胡适说：“达尔文的主要观念是‘物类起于自然的选择，起于生存竞争里最适宜的种族的保存’。他的几部书都只是用无数的证据与事例来证明这一个大原则。在哲学史上，这个概念是一个革命的观念。” 把历史看作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彼此之间极少差异的各个阶段，因而否认历史是一系列的阶级斗争。这种“生存竞争”说显然也是“历史的态度”的一个内容。这两个内容合起来，构成实用主义反对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态度”。

前面说的“历史的态度”以外，还有另一个“历史的态度”。胡适说：“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它的前因与后果，不把它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 胡适所谓前因与后果，是怎样的一种因果呢？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指出：“划分哲学派别的真正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并不是关于我们对因果联系的记述精确到什么程度，这些记述是否能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的问题，而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些联系的认识的泉源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还是我们心的特性，即心所固有的认识某些先验真理等等的能力？” 实用主义所说的因果正是从心底特性里得出来的。实用主义的祖师马赫说过，“在自然界中，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又说“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从主观意向（trieben）中产生的。” 这样说来，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既然可以否认，那么，客观存在的一切真理也都可以否认了。主观冲动既然可以产生因果律的一切形态，那么，主观冲动也可以产生一切“真理”了。实用主义把这个谬说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实用主义使用了这个法宝，就可以为所欲为。胡适说：“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 又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 如此等等。把客观实在的和从主观冲动产生的东西统称为人造的假设，藉以制造是非不明、真假不分的混乱状态，企图达到否认社会发展规律性的目的。胡适所谓“总想寻出前因与后果”的“历史的态度”，说穿了就是实用主义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的态度”。这种“历史的态度”，胡适又称为“科学试验室的态度”。

胡适说：“实验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第一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这两个基本观念都是 19 世纪科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 胡适解释道：“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这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这种“科学试验室的态度”难道不就是那个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的态度”么？为什么这里又改名为“科学试验室的态度”。事实很明显，所谓“第二是历史的态度”，指的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态度”，它主要说明胡适的历史观点。所谓“科学试验室的态度”，指的是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的态度”。它作为观点来说，就是认为历史是可以任意“人造”和“涂抹装扮”的；它作为方法来说，就是胡适的“科学的方法”，即“假设”的方法。所以胡适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因为没有这种“科学方法”，反对阶级斗争和反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观点也就无法表达出来。

现在看看胡适的“科学的方法”。胡适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的确，这套把戏说来其实是很简单的。胡适早就说过，实在与真理都是人造的。这里所谓“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只不过是教人要“信仰”不要怀疑胡适自造的事实与证据。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不过是大胆的武断，小心的弥缝。胡适给他的“科学的方法”作注脚说：“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 胡适最大的“新发明”，要首推“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那一条（据他在《信心与反省》篇里自供，这个“新发明”确实是属于他的）。论起胆来，真是大到包天之大；他做了积稿等身的文篇，企图证明这个“新发明”。论起“求证”来，真是东拉西扯，左支右绌，使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怎样呢？他那充足的证据，证来证去，丝毫也不能证明他那个“新发明”，却只证明胡适是个汉奸卖国贼。抱着“科学的方法”和一小撮蒋介石卖国集团中人椎心泣血苫块昏迷去吧！

胡适的“历史的态度”是“一点一滴进化”的、崇拜强者而为之奴的、否认客观真理与因果关系的、任意“涂抹”“装扮”历史的态度，这是他的历史观点，也是他的政治观点，其目的则在于反对革命、卖国求荣。为这种见不得天日的目的而说话，当然很难取信于人，因之必须使用完全是骗术的所谓“科学的方法”。谁都知道，科学结论是从大量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凭空造出结论放到事实里去，或寻一些个别事实来作证据，都是反科学的。而胡适甚至连作为证据的事实也能捏造。所谓“大胆的假设”，就是先作出主观的违反事实强加于事实的结论。所谓“小心的求证”，就是寻找一些个别事实或捏造一些事实来证成自己的假设。这种“科学的方法”是他的“历史的态度”的工具，整套连篇累牍的《胡适文集》是“历史的态度”通过“科学的方法”而表现出来的各种毒物，篇篇有毒，句句有毒，决不可等闲视之。下面的论证，第一部分指出他在特定问题上表现的毒物；第二部分指出他在历史学上散播的毒物，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到底都是些什么玩艺儿。

1935 年，胡适出版了一本叫做《论学近著》的书，书中所载都是所谓关于学术思想的得意文章。其中表示最得意的有两篇，一篇叫做《说儒》，一篇叫做《醒世姻缘传考证》。这里就拿这两篇作例，看看他在特定问题上表现的毒物。

《说儒》是一篇 5 万多字的长文，在胡适《论学近著》里，《说儒》考列第一名。胡适自诩说：“《说儒》一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新鲜的看法，我自信这个看法，将来大概可以渐渐得着史学家的承认，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 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都集中表现在这篇长文里，他那个最大的“新发明”的典型说明和行动纲领在这篇长文里说得够清楚了。他肯定中国必亡，他“自信这个看法”，在亡国后可以渐渐为当亡国奴的史学家所承认。他的自信是完全建立在中国必亡的汉奸洋奴观点上的。《醒世姻缘传考证》，长约等于《说儒》的五分之四，据胡适说，积了六七年之久才做成这篇长文。他自鸣得意地说：“这个难题的解答，经过了几许的波折，其中有大胆的假设，有耐心的搜求证据，终于得着我们认为满意的证实。这一段故事，我认为可以做思想方法的实例。……正是：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夸下好大的口！真的是一支金针么？显然是一条朽木棒。

先看看《说儒》说些什么？《说儒》提出三个要点：（一）“殷民族”被“周民族”“征服”，“殷文化”与“周文化”“同化”。儒在“同化”中“很有重大的关系”。（二）“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他们的宗教是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老子是“正宗儒学”、“殷商老派的儒”、“消极的儒”的代表人物。（三）“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

好吧！如果三个要点里存在着一丝一毫的理由的话，当然不能抹煞它，可是丝毫的理由都找不出来。

商甲骨文上的文法与周金文上的文法是一致的，甲骨文与金文字体是一致的，只有一些笔画繁简的不同。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商书·盘庚》等篇与《周书·大诰》等篇也是完全一致的。殷墟器物的制作与周器物是出于一个源头的。《周书》召诰、多士、多方等篇，确认夏商是“中国”相继受天命的前朝。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三代文化是一脉相传的。古代史书和神话传说里，都说夏、商、周三代世系溯源于黄帝，商、周二代又同是帝喾的后裔，尽管细节上有分歧，同属黄帝族却绝无异说。殷周是不同“民族”（这里姑用“民族”一词）的说法是绝对没有根据的。胡适在《说儒》里“来无踪去无影”地提出“殷民族”、“周民族”两“民族”来，算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吧，然而并没有下半截的“小心的求证”，连一个字的“证”也没有。如果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载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已经替胡适求了证的话，傅斯年说东说西，说得十分糊涂，根本不曾说出一些东西来。傅斯年说“商起于东北”，又说“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因为不足……”，自己否定了“商起于东北”。说“殷人本非夷族，而拥有夷之人民土地”；又说“殷人是不是东方土著，或是从东北来的，自是可以辩论的问题，却断乎不能是从西北来的，如太史公所说”。《史记·殷本纪》说契母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吞玄鸟卵因孕生契。傅斯年“断乎不能是从西北来的”理由是东方、东北方诸夷有卵生的神话，契即卵生，那么，殷人始终只能是东方或东北方人。傅斯年自己糊涂是可以的，他那一套“殷人是不是东方土著”、殷人是不是“起于东北”、“殷人本非夷族”、“殷人断乎不能从西北来的”等等一片糊涂话却把听的人闹糊涂了。事实上黄帝族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黄帝族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事例至多，决不像草木那样，一生在那里就永远不能移动。秦祖先带着卵生神话自东迁西，殷祖先自西迁东以后也可以采取卵生神话。简狄不是帝喾次妻，但契无妨是帝喾的后裔，《史记》索隐引谯周说是可取的。契或契的先人迁居东方，商人要神圣化自己的始祖，采取诸夷卵生神话，说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和刘邦做了皇帝以后，西汉人说刘邦是蛟龙所生，同样是不足为奇。从契卵生的神话里，并不能得出“殷人断乎不能是从西北来的”结论。而夷在东方、夏在西方的一般情况，经过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在某些人的头脑里，产生凡在东方的都是夷族，凡在西方的都是戎狄氐羌族的糊涂观念。胡适于是只要用半个“科学的方法”，从混水里摸出“殷民族”、“周民族”两条假设的鱼来，听的人也就以为真有两条鱼了。多么大胆的武断！周本来是殷的属国，周灭殷，是一个兴起的小国灭一个衰朽的大国，任何材料不能证明是一个“民族”征服别一个“民族”。胡适虚构“殷民族”被“周民族”“征服”的概念，作为《说儒》篇的基础，在这个空中基础上，建立起楼阁来，当然，不能不都是空中的楼阁。

这里附带指出傅斯年的又一胡说，这种胡说恰给胡适以便利。傅斯年引《史记·秦本纪》一大段文字，作附注说：“按周人惯呼殷人曰戎，‘戎商必克’，‘殪戎殷’皆其证。则称胥轩为戎者，当亦因其为东方族类也。嬴姓为商人置之西垂后，婚于西戎之姜姓，所生之子在殷周之末，以母系故，归顺周人，所谓‘西垂和睦’者，此其义也。”这里有“戎殷”和“母系”两个问题。“戎商必克”见于伪《泰誓》，不能作为证据。《康诰》有“殪戎殷”语，周秦之际儒者作《中庸》篇，改为“壹戎衣”；魏晋人造伪古文《尚书》，在伪《武成》篇里改为“一戎衣”；《左传》宣公六年，中行桓子引《周书》曰“殪戎殷”，可信《康诰》原文确作“殪戎殷”。傅斯年是主张“殷人断乎不是从西北来的”，而西方非黄炎族文化的人统称为戎，又是无可否认的惯词（戎人迁居中原和南方东方，仍称戎人）。他硬把戎的名称加在“东方族类”身上，照他的说法，东方夷族又称戎族，毫无根据，岂非武断。是的，孟子说过这样的话：“舜生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习惯上非黄炎族的各族，可以统称为夷；非中原地区（当时称中原地区为中国）的各地，也可以统称为夷（四夷、四方）。孟子这里以舜、文王生卒地所在称他们为东夷之人、西夷之人，意谓舜、文王虽居在东方、西方，只要有圣德仁政，就可以王天下，断不可误解为舜是夷族，文王也是夷族；也不可误解为西方称夷，“东方族类”也可称戎。《尔雅·释诂篇》训戎为大，大殷犹《周书》中许多篇里称殷为大邦、大国。郑玄注《中庸》篇，训戎为兵，读衣为殷，说“壹戎衣者，壹用兵伐殷也”。《康诰》说文王殪戎殷，郑注说是武王克商之事，显然与《康诰》不合。戎殷是一称呼，仅见于《康诰》一处，不能说是“周人惯呼殷人曰戎”。契母简狄有娥氏之女，娥或即戎。文王对殷王有杀父之仇，称殷为戎殷，可能是加殷以一种恶名而欲殪之，并不是说殷是戎族。大殷、戎殷含义美恶不同，都还可通，但傅斯年的说法总是错误的。母系之说同样是错误。恩格斯指出：“……这样就废除了按照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而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 按照神话和传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以前，只能从神话传说里得出氏族制解体时期的历史），黄帝时已经确立了父权制，母系只有某些形式上的残余。父权确立以后，一夫多妻，而多妻中可能有异族人。儿子们认父以外，又认己身之母，以区别于异母兄弟。商周都稀帝喾（契、弃不是帝喾的儿子，但同出帝喾系），又各尊简狄、姜嫄为先妣，不能因此说当时还是母权制氏族，也不能因此说秦是戎族或狄族，周是羌族。《左传》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日，七月戊子，晋君将死……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晋人尊邑姜为先妣，以区别武王他妻所生之子。汉宫中称诸皇子，冠以母姓。殷、周尊简狄、姜嫄也就是这个意义。傅斯年“以母系故，归顺周人”的说法，暗示周也是戎或羌，是十分荒谬的。傅斯年一派胡言，但还不敢公然说出殷周是两个“民族”。胡适胆更大，公然把“殷民族”“周民族”作为《说儒》的基础。

《说儒》从一个丝毫没有事实根据的武断出发，产生一系列的武断。首先是殷周文化问题。周文化是在殷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其中有损有益，正是发展而不是所谓“同化”。胡适硬把发展叫做“同化”，说“同化”有“不自觉的同化”和“自觉的同化”两种。照胡适说：“那自觉的同化，依我们看来，与‘儒’的一个阶级或职业很有重大的关系。”毕竟不知是个什么“重大的关系”，且看他在所谓老派的儒和新派的儒两回里如何分解。

胡适假设“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正宗的儒是殷民族亡国遗民的宗教”。说得明白些，就是说，儒是亡国奴的“宗教”。有什么证据呢？胡适举出儒服和三年之丧两个证据。胡适以为三年之丧是“殷礼”，即殷的“祖先教”。《史记·殷本纪》说殷高宗“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这说明殷高宗只是三年不理政事，并不是守了三年丧制。战国时齐威王初即位，不理政事，委政卿大夫，多至九年，决不能因此说齐国有九年丧制。郭沫若《驳说儒》 据殷墟卜辞和殷金文证明殷“毫无三年丧制的痕迹”，有力的风把胡适的这部分空中楼阁一吹而散了。胡适以为代表亡国顺民的儒“独能继续保存殷商的古衣冠”，认为《礼记·儒行篇》记孔子对鲁哀公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就是“儒服只是殷服”的老大证据。孔子的冠服，《论语·乡党篇》所记比其他记载当较为可信，但其中并没有“章甫之冠”“逢掖之衣”。如果孔子有不同于周制的冠服，不应缺而不载。“吉月，必朝服而朝”，这朝服无疑是周制的朝服。“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如果像胡适所说“鲁之国民是殷人”，孔子是“自信”“自任”为“复兴殷民族”的“救世圣人”，那么，孔子为什么不着殷服却着周朝服去见“殷遗民”呢！《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足见孔子认为周礼冠是可取的。《先进篇》载公西华说：“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郑玄说，“衣玄端，冠章甫，诸侯日视朝之服。”这里所说诸侯当然是周时诸侯，不管《仪礼·士冠礼》和《礼记·郊特牲》“章甫，殷道也”是否可信，既然周诸侯用作视朝之服，孔子决不敢冠诸侯之冠。就以胡适作为老大证据的《儒行篇》来说，逢掖是鲁衣，章甫是宋冠，足见宋鲁衣冠不同，有什么证据证明宋冠鲁衣凑起来恰恰是“殷服”呢？《礼记》，汉儒所辑，其中很多是七十子后学的杂说，《荀子·儒效篇》所斥俗儒的冠服，正是《儒行篇》托名孔子的那种冠服（如果俗儒戴的高帽子等于章甫之冠的话），与《乡党篇》所记孔子的冠服，根本是两回事。胡适把俗儒的冠服，一搭搭到孔子的题上，再一搭搭到老子的题上，按照八股搭题法，可称虔修古方，如法炮制，不过问题并不能用搭题法解决的呵！胡适好容易搭出“儒服是殷服”的这条“线索”，不幸得很，孔子冠服不同于俗儒，老子冠服胡适无法证明同于俗儒，“线索”落空了。从这条“线索上”“大胆推想”出来“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等等空中楼阁，不幸得很，全部幻灭了。

老子被胡适硬派当“殷商老派的儒”的代表，并且“装扮”成“殷民族”的亡国奴，“涂抹”出一副“柔顺以取容”的丑嘴脸。莫须有冤狱加在老子身上，老子可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外来也已。老子招来这个飞灾，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因为《礼记·曾子问》和《史记·孔子世家》都说孔子问礼于老子，孔子是老子的学生。既然学生是个儒，老师不能不也是个儒了；既然孔子被胡适封为“新儒教”的创始者，老子不能不也被封为“老儒”“殷商老派的儒”了。当有人依据《史记》孔子世家、老子列传所载世系，提出孔子十三代孙与老子八代孙同时的问题时，胡适怎样来解答呢？他说：“此一点任公自己对我说，他梁家便有此事，故他是大房，与最小房的人相差五六辈。我自己也是大房，我们族里的排行是‘天德锡祯祥，洪恩育善良’十字，我是‘洪’字辈，今日我的一支已有‘善’字辈了，而别的一支还只到‘祥’字辈。”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呀！大房代数多，辈份小，小房代数少，辈份大，所以一族的族长总是出在小房。这是一种最普通的常识，胡适却把常识颠倒了。孔子三十四岁或稍后见老子，当时老子已称老，年龄应比孔子大。即使算是同出一父，老子该是大房，孔子该是小房，传到太史公时，小房子孙却比大房子孙多了四五代，这正说明战国时著《道德经》的老子（李耳）与孔子问礼的老子不是一个人，而胡适举出梁家、胡家牛头不对马嘴的例证算是把问题解决了，多么可笑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胡适假设“殷民族”被“周民族”“征服”，从而又假设老子是“殷民族”亡国奴的“教士”，是“正宗儒学”、“老儒”、“殷商老派的儒”，这些假设都是为了以便引出主要的假设而假设的。主要的假设是什么？是要假设出一个合乎胡适需要的孔子。

胡适把孔子说成“儒的中兴领袖”。为什么是中兴？照胡适说，因为“孔子的新教义已经改变那传统的儒，形成一种弘毅的新儒”。为什么是领袖？照胡适说，因为孔子“对自己有绝大信心，对他领导的文化教育运动也有绝大信心。他提倡的新儒行只是那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这个“儒的中兴领袖”据说有两大贡献：“（1）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2）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两大贡献的内容是什么？胡适说孔子是个“有历史眼光的人”，是殷亡以后“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代表者”，他“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杂居，文化逐渐混合的趋势，他知道那个富有部落性的殷遗民的‘儒’是无法能拒绝那六百年来统治中国的周文化的了”，所以“他打破了殷周文化的藩篱，打通了殷周民族的畛域”，“大胆的冲破那民族的界限，大胆的宣言：‘吾从周’！”所谓两大贡献实际是一个大贡献，即“吾从周”。如果还不很懂得胡适所谓“吾从周”的真意的话，那么，请看他在武汉大学讲的《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载在 1932 年 12 月 6 日至 9 日《大公报》）。胡适讲道：“殷民族”“正在建设文化的时候，西方的蛮族——周侵犯过来了”，把“文化较高的殷民族征服了。这一来，上面的——政治方面是属于周民族，下面的就是属于殷民族。二民族不断的奋斗，在上面的周民族很难征服下面的殷民族。孔子虽是殷人（宋国），至此很想建设一个现代文化，故曰‘吾从周’。”所谓“现代文化”是什么？胡适在《说儒》里解答道：“其实是接受那个因袭夏殷文化而演变出来的现代文化”，即“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集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这里面含有绝大的因袭夏殷古文化的成份的‘周礼’。”照胡适说，孔子所以能“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只是因为他带去了“一份赔嫁妆奁”。这份妆奁是“殷商的古衣冠”、“三年丧服和许多宗教仪节”，“也许还继续保存了殷商的古文字言语”，除此以外，都“从周”了。哈哈！胡适所谓“吾从周”的真意还不够明白么？那就是“周民族”经过六百年，还很难“征服下面的殷民族”，孔子——“文化教育运动”的“领导”者，“殷宋正考父的嫡系”，“一般民众心目中已成了一个五百年应运而兴的圣人”，凭着他的“历史的眼光”，认清了“殷民族”大势已去，“刚毅”地、“勇敢”地、“进取”地、“大胆”地“冲破那民族的界限”，放弃“那狭义的畛域观念”，“宣言”我孔丘实行“‘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义”，投降“周民族”的政治统治，服从“周民族”的“现代文化”，好让“周民族”完成对“殷民族”的“征服”。胡适把孔子捧得高高的，“伟大”“博大”，赞不绝口，原来因为孔子是个“殷奸”！所谓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所谓“那自觉的同化，儒很有重大的关系”，原来说的是“殷奸”的作用。

胡适涂抹装扮出一个“消极”的“忍辱”的亡国奴老子，为的好烘托出一个积极的无耻的死硬“殷奸”孔子。孔子说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句话，被胡适抓住胡纠缠，硬派他充当“殷奸”，真是无妄之灾，从那里说起！

《说儒》五万多字，可谓洋洋大篇，点睛却只在“吾从周”三字。胡适为什么要在这三个字上大做文章，且待下面再说。这里先看胡适自诩为“金针”的《醒世姻缘传考证》。

胡适自己说：“我因为不曾考出这书（指《醒世姻缘》）的作者‘西周生’是谁，所以六七年不能动手做这篇序。我很高兴，这几年之中，材料渐渐增添，到今天我居然可以放胆解答‘《醒世姻缘》的作者是谁’的一个难题了。”胡适把制造这篇考证的经过，“认为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个实例”，一步一步地写了出来，现在看看他的“思想方法”又叫做“科学的方法”的那个方法。

第一步，他什么材料也没有，只是看到《醒世姻缘》和《聊斋志异·江城篇》所讲故事有“相同之点”（共八点），认为“得着一个下手的地点”，便做出“凭空设想的一个推论”，“推测《醒世姻缘》的作者也许就是《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也许是他的朋友”。

第二步，胡适说：“我有了这个大假设，到处寻求证据，但总寻不着有力的证据。民国十八年，我回到北京，买了一部《骨董琐记》，在第七卷里看见一条‘蒲留仙’……高兴得直跳起来。”好呵！“一条‘蒲留仙’”救了他一条“科学的方法”的命。那条“蒲留仙”是这样说的：“《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莱阳赵起皋守睦州，以稿本授鲍以文廷博刊行。……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实有所指。书为其家所讦，至褫其衿。易箦时自知后身即平阳徐崑，登乡榜，撰《柳崖外编》。”胡适在《后记》二里说，寻着了那条“蒲留仙”的“娘家”——杨复吉的《梦兰琐笔》。《梦兰琐笔》注明徐崑事“亦以文云”。鲍廷博在蒲松龄死后五六十年，说有关蒲松龄的两件事。第二件事完全荒唐，第一件中所谓实有所指。照胡适说，指的是王鹿瞻等人，并非势家豪绅；所谓书成为其家所讦云云全非事实，剩下蒲松龄尚有《醒世姻缘》一语，是否传闻失实，至少该怀疑一下吧！张元在蒲松龄死后十一年为蒲松龄撰墓表，列举蒲松龄一生著作。墓表所列有文集、诗集、《聊斋志异》三种，碑阴所列有杂著五种、戏三出、通俗俚曲十四种。可能还有一些不重要的著作或有目无书的书名不列于碑，但长达 100 万字，蒲松龄六十四五岁还在撰写（照胡适说）的巨著《醒世姻缘》，不容“遗漏”失记，是否蒲松龄实在不曾撰写《醒世姻缘》，至少该考虑一下吧！胡适把可靠性较大的墓表和碑阴，称为“显然有很大的遗漏”，而把展转传闻的鲍廷博所说，当作至宝，说“我凭空设想的一个推论，在几年之后，居然得着这样一条古传的证明”，凭“这样一条古传说”，就宣称：“第一次证实”了。胡适所谓“小心的求证”，只是求有利于自己假设的“证”，排斥不利于己的证，这不是很明显的事么？

第三步，有了上面所谓“有力的证据”以后，他还配备些所谓证据，以资装点。什么“这部小说的作者必是淄川或章邱人，他的时代在崇祯与康熙之间。蒲松龄最合这些条件”；什么“蒲松龄是能做写实的土话文学的作家”；什么《聊斋》十几种曲本的特别土话与《醒世姻缘》的特别土话很多相同；都算作证据。好像与蒲松龄同乡同时或较后的人，决不会写《醒世姻缘》似的，蒲松龄以外，决没有人能写“土话文学”和使用“特别土话”似的，其实这都是胡适的凭空假设，并不能证明《醒世姻缘》一定是蒲松龄所作。浪费了写三四万字的笔墨，问题依然停留在原来的凭空假设上，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前进，这就是胡适最得意的一篇考证文字。

我没有看见过《醒世姻缘》这部小说，照胡适说，可以用来研究当时的文学、社会风俗、教育、经济、政治等等。胡适不就这些方面写序文，却宁愿费六七年功夫，做西周生是谁那种其细已甚而且必无结果的考证。这叫做金针度人吧，那就是把人度进牛角尖最深处，一辈子不得见天日。如果被度的人，像胡适那样考西周生六七年，又考然藜子（《醒世姻缘》校定者）若干年，又考环碧主人（《醒世姻缘》弁语的作者）若干年，几个这一考那一考，把考证先生考得须眉皓然，一生差不多断送完了。可怜被金针度与的人们！

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这种考据学使用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指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附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项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乾嘉考据学正是这样的一种学问，它在训诂名物方面，确有丰富的成就，可是当涉及较大的典章制度需要作一些历史的说明时，便显得无能为力，更不必期待它能发现什么历史发展的规律了。例如王国维凭藉大量殷墟出土的新资料，在方法的运用上也较为精密，他的《殷周制度论》比起前人所作称为大题目的《井田考》《明堂论》之类的文章来，显然超过了他们。不过《殷周制度论》所使用的方法，正是“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 那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殷周两朝制度的不同，看作周公制礼作乐，大改殷制，不从损益演变方面着眼，当然更不会看到社会制度的变化。所以这种考据学只能考察“很小的关系或很短的时间”以内的事物，只能“对于科学的小买卖”有其效力，它的成就部分，只能作为一些可靠材料供历史研究采用。过此以往，那是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了。

至于胡适的考据学，则是另外的一种东西，乾嘉考据学属于形而上学范畴，而胡适的考据学则属于诡辩论的范畴。列宁屡次指出资产阶级诡辩家的手法说：“诡辩论者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但黑格尔就已说得很对，人们可以替宇宙万物去寻找‘论据’。” 又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被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胡适就是这伙诡辩家中的一个。胡适的哲学是专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人民革命而贩运来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治学态度是专为迷惑书呆子和一些幼稚学生而贩运来的“历史的态度”，即极端不老实的态度。胡适的治学方法是专为颠倒是非毁灭真理而贩运来的“科学的方法”，即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说到贡献么，胡适的学术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确有重大的贡献，而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却吃了他的大苦头。这些，都是和乾嘉考据学不同的。纵然胡适在考生卒（如蒲松龄年 76 岁）、世系（如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等琐碎问题上不无考对的地方，但丝毫也不能掩盖他的诡辩论的本质，也不能因为他推崇乾嘉考据学而认为他们做的是同样的考据学。胡适从美帝国主义御用哲学家杜威那里学来了诡辩论手法，得到美帝国主义金钱的支持和蒋介石匪帮屠刀的保护，开场卖艺，大显身手。可笑得很，他这副身手，不要说在鲁迅笔锋讨伐下，口称“不理”的那种缩头相，固然可笑，就是他本人派下的一些人，在老子年代问题上略略提点不关重要的相反材料，他的“科学的方法”便招架不住，窘态可掬。胡适自己用“思想系统”“思想线索”“义合”等“科学的方法”证明老子在孔子之前，他的派下人用同样的方法证明老子远在孔子之后，而且提出的所谓证据比胡适的多了好多倍。胡适强辩得舌敝唇焦，终于哀鸣道：“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我现在很诚恳的对我的朋友们说：这个方法是很有危险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你的成见偏向东，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如果没有严格的自觉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决不会有证据的价值。” 好呵！这个方法是可以两边割的，不作别用，只作帮助成见之用的，这一点所供是实。但是其余供辞并不够老实，所谓“如果没有严格的自觉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绝不会有证据的价值”是什么意思？替他说个明白，就是胡适既然向了东，派下人就该严格的自觉的不再说向西，否则眩眼法败露，确实决不会有证据的价值，因为这种证据只是些举例游戏。变戏法的人，当着观众哼哼哈哈，煞有介事，再加上助手们从旁喝采助势，观众愈多，戏法变得愈起劲，最怕的是有人在后面戳穿他的秘密。胡适在老子问题上秘密被派下人不自觉的戳穿了，怎么不哀鸣呢！

胡适这个哀鸣，就是宣告他的“科学的方法”彻底破产。

胡适有了自供，现在可以考案胡适写《说儒》的成见是什么？“吾从周”为什么成为《说儒》篇的点睛处？

“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是胡适的最大成见之一。“吾从周”（写《说儒》时周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替字）是胡适政治行动的公式。日本帝国主义来了很好，美帝国主义来了更好，这个公式总是适用的。胡适要证明自己这个成见并宣布行动公式，用力写出这一篇以考据为形式的政治论文《说儒》。《说儒》与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有密切关系。傅斯年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篇前写了几句话，摘录如下：“日本侵辽东，心乱如焚。……此章（指《周东封与殷遗民》）大约写于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今春（指民国二十三年春）适之先生已于同一道路上作成丰伟之论文……而适之先生勉以同时刊行，俾读者有所参考。今从其命，并志同声之欣悦焉。”傅斯年以《周东封与殷遗民》为题，借孔子来表示自己对日寇侵入，中国灭亡后的态度。他引了一些《论语》、《檀弓》所记孔子的话，作出论断说：“这些话都看出孔子对于殷周一视同仁，殷为胜国，周为王朝，却毫无宗周之意。所谓从周，正以其‘后王灿然’之故，不曾有他意。”把这些话翻成老实话，就是傅斯年说，中国灭亡后，我对中日一视同仁，但并不算真心投降日本。我的从日，只是因为日本“后王灿然”地统治了中国，我并不会有其他的意图（！？）。从傅斯年说的话看来，如果真的不曾有他意的话，他采取的态度是亡国奴顺民的态度。胡适认为这种“消极”“柔逊”的态度应改为积极进取的态度，有“于同一道路上作成丰伟之论文”的必要，《说儒》就这样作成了。胡适把自比孔子的傅斯年改比老子，自己装扮成称为“儒的中兴领袖”的孔子，准备担起“绝大使命”，“刚毅勇敢”（死硬）地打破中日文化的藩篱，打通中日民族的畛域，在“自觉的同化”（全盘日化、全盘西化都可以）上发生“很大的关系”（作用）。这不是态度十分死硬的汉奸卖国贼是什么！胡适不是“发明”过“周民族”经 600 年之久还是“征服”不了“殷民族”么，他便毛遂自荐向日本帝国主义献策：“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那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日寇要“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当然非借重“领导文化教育运动”的当今孔子胡适不可，胡适的身价当然可以涨价万倍。也许是日本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愚蠢，没有出价来购买这个奴才；也许是日本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聪明，看透这个奴才的不中用。不管两个帝国主义谁愚蠢谁聪明，反正胡适是一个装扮成当今孔子待价而沽的汉奸卖国贼。凡是《说儒》篇里描写颂赞孔子的辞句，都是胡适自道也。胡适描写孔子“从周”的情形是穿戴着“殷服”，“带着许多宗教仪节”（风俗习惯），“也许还保存殷商的古文字言语”，接受周的“现代文化”（“周礼”）。这是一张活现的胡适照片。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里说，他“穿着长袍”（等于孔子的殷衣），“踏着中国缎鞋子”（相当于孔子的殷冠），“用的是钢笔”（等于孔子用周人所制毛笔），“写的是中国字”（即孔子的“也许保存殷商古文字言语”），“谈的是西化”（洋奴文化、“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全力现代化”都是一样，等于孔子的“周礼”“现代文化”），胡适用自己的假设证明自己真的是当今孔子。“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善价）者也。”这一条胡适算是学会了，可是严夷夏之辨的孔子并不曾教人待汉奸卖国贼的卖身价。胡适硬要窃比于孔子，到底是什么原因。说他想用孔子作遮羞布吧！胡适根本不知道羞耻，用不着这条布。说他用孔子作挡箭牌吧！胡适决心要当“刚毅勇敢”的死硬汉奸，根本不怕唾骂，用不着这块牌。那么，惟一的原因只是借孔子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以便在卖身契上多写几文钱。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这里可以得出一个公正的判决来了，即胡适是卖国求荣的文汉奸头子。

胡适想当一名汉奸卖国贼，早在留学美国的时候，思想上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见胡适民国 4 年 3 月 1 日、5 月 9 日日记）。回国以后开始了他的待价时期，他为帝国主义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大卖力气，进行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这些活动是：（一）装扮成学者面目，以提倡学术为名，把持文化教育部门，形成相当广泛的胡适派。蒋廷黻、傅斯年一流的文化买办，是胡适派的核心，他们的任务是协同胡适作反革命的政治活动；另一部分则多是迷信所谓“纯学术”的老少书生，他们因慕胡适之名，向其学习，被胡适拉入派内或发生多少不等的关系，客观上成为胡适派的参加者或同情者。这两部分人在胡适看来，各有用处，都是“吾从周”的政治资本。（二）竭尽全力为帝国主义主要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颂德歌功，色色俱全。他公然传播亡国论，替主子们培养汉奸和顺民。他善于看帝国主义颜色行事，有时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也表示某些不满，以讨好主子并用以迷惑一般人的视听。（三）竭尽全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明枪暗箭，应有尽有。凡是属于历史上社会上一切积极因素，胡适无不对之咬牙切齿，必欲加以破坏而后快意。虽然在鲁迅率领下的文化新军阵前，这个自称“领导文化教育运动”的胡适被打得一败涂地，但他的反革命野心仍然是死不甘休。郭沫若在《三点建议》里指出：“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事实正是这样，一个文的胡适，一个武的蒋介石，半斤对八两，是一双孪生的卖国贼。胡适组织派系，奉承帝国主义，一力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卖国求荣。

胡适卖国求荣的行动和他的“历史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上面说过，他的“历史的态度”之一是“达尔文主义”的“历史的态度”。恩格斯指出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的学说是错误的。恩格斯说，最强者能留存下来，但同时最弱者的在某些方面也能如此。达尔文本来说的是动植物界的生存斗争，恩格斯指出，这种斗争事实上是在植物界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和动物界的低级发展阶段上发生的。达尔文用来说明一切动植物的生存斗争，当然是错误了。实用主义者硬把它搬到人类社会里来应用，藉以反对阶级斗争，因而成为最反动的哲学。胡适生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他深信弱者的肉必然是强者之食，帝国主义是强者，它们食中国是“天理”。“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胡适想生存，想做一个“最适者”，除了积极地为帝国主义服务，争取当一名汉奸卖国贼头子，再也无法符合于“最适者生存”的“天理”，他的死硬态度，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胡适是个文人，因之在文化学术部门里大肆活动。他全力破坏毒害中国的文化学术，历史学当然也不能例外。他在历史学上散播了许多毒物，这里予以初步的揭露，虽然只是初步的，但已足够骇人的了。

胡适自己说有“历史癖”，我看，他癖是有的，但不是普通历史学者爱好历史的所谓癖，而是胡适所特有的破坏历史癖。他这个癖和他的洋奴身份分不开，像他这样的洋奴对中国历史应该有这样的癖。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一定要消灭和歪曲殖民地国家的历史，以便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遗弃其祖国，安心当帝国主义的奴隶。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还不便自己出面太畅所欲为的来破坏（虽然他们也已经大肆破坏）中国历史，挂着学者招牌的胡适替它来干这件事，显得很合适。胡适破坏中国历史的癖就是这样产生的。他说：“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 这句话不是十分难懂么？如果把所谓“历史癖太深”读作破坏历史癖太深，那就十分好懂了。

胡适散播毒物破坏中国历史是采取这样的办法的：

第一，去头空足脔割其身。

何谓去头？恩格斯指出：“这是太古时代，无论如何总是历史的时代。它对于一切将来的世代，都将有巨大的兴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更高发展的基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一个国家，根据地下发掘的材料，中国历史可以上溯到四五十万年以前。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虽然中间还有不少空白处，但比较上说来，中国历史的太古部分是记载人类社会从猿人逐步发展的一部最完整的历史。地下材料配合古史以及神话传说中的真实部分，说明氏族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的历史也是形迹显然的。胡适挥动武断的刀，断言“中国有历史的时期自商周始，” 商周以前的历史一下子都被砍掉了。一部分考古工作被规定为孤立的与历史无关的技术性工作，客观上有助于胡适的主张。照胡适的说法，龟甲文字是“原始象形的文字，这文字是很笨的图画，全不能达抽象的意思，只能勉强记几个事物的名词而已。” 事实上甲骨文字是经历了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谁也不能否认，甲骨文以前，文字早就发明了。《尚书·多士篇》，周公对殷士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能说是“只能勉强记几个事物的名词”么？照胡适说，“周是西方的蛮族”，文化比“殷民族”还要低。如果真是这样，西周初《尚书》所载文诰和《周颂》诗篇也是假的么？胡适砍掉中国历史的头，还要在断脖子上再加一刀，劈成两半，凭空捏造出殷周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割断并搅乱一脉相传的种族和文化，暗示人们周是侵入的“蛮族”，殷是来历不明的“民族”，殷周先例具在，现在也何妨让外族侵入。当然，作为学术上的一个问题，不妨提出殷周不同族的意见以供讨论，至于胡适所说，乃是一种政治阴谋，这就必须予以斥责，以免谬说继续流传。胡适用心之恶毒如此，然而他尤其恶毒的用心还在下面。

何谓空足？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结合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一步深入一步地侵略中国，一心想变半殖民地的中国为完全殖民地的中国。蒋介石匪帮篡夺政权建立起亚种法西斯统治以后，中国形势愈益危急。这个匪帮与帝国主义主要是与美帝国主义更加沆瀣一气，仰赖帝国主义的支持，全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誓必灭亡中国而后快意。但是，中国人民对反革命斗争从来是英勇顽强的，特别是在获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后，革命形势蓬勃地向前发展。经过 30 年的艰苦奋斗，终于驱逐了帝国主义，消灭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从亡国危境中屹然站立起来，成为伟大的国家。这部革命的中国人民和中外一切反革命生死搏斗的近百年史，不仅是中国全部历史中的精华所在，而且和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史同为全人类历史中的精华所在。光荣的中国古代史有这一部更光荣的近 100 多年来的历史继续着，所以中国的人民历史是光荣的。胡适，这个中国历史的破坏者，他可以割掉中国历史的头，说“中国有历史的时期自商周始”；但无法割掉中国历史的足，说中国无历史的时期自鸦片战争始，因为活生生的事实摆在人们的眼前，怎么也是骗不过去的。他要达到破坏的目的，玩了一套无耻抵赖的办法，硬把近 100 多年的历史内容全部抽空，宣称中国没有封建势力，也没有帝国主义的侵害。他又否认中国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他这样说，不只是替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打掩护，主要还是为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产阶级打掩护。他要使人觉得没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自然也没有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产阶级。他既然认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根本不存在，那么，革命当然也根本不存在，100 多年来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不是“五大敌”里最大的一敌“扰乱”了 。所谓“扰乱”，胡适在《答梁漱溟先生》里自供说：“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照胡适的说法说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是洪秀全、孙中山等“文人所造成的”“扰乱”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是中国共产党“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扰乱”史。胡适只承认不“侵害”而且有“恩惠”于中国的帝国主义是存在的，但他们是被“扰乱”者，而 100 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斗争则是“扰乱”者，他和他的徒党讲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讲的，这不是汉奸卖国贼的口吻是什么呢！

何谓脔割其身？胡适既割去中国历史的头，又抽空中国历史的足，对周秦以至鸦片战争以前的一段，自然也不能放过他的毒手，使它得保存本段的完整性，那怕是封建主义历史学家所能做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的那种“完整性”。胡适的毒手，一种是按照他的需要，把历史任意“装扮涂抹”，连时间地点都可以随手摆布，当然更反对历史本身存在着的发展规律。例如《说儒》是他“吾从日”的卖身白契。他需要一个“殷民族”亡国奴和一个“殷奸”替自己作先例，就把战国时候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隐君子号称老子的李耳割下来，黏贴在春秋时候周国史官、孔子之师老子的地位上，把“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的道家学派割下来，黏贴在儒家学派之前，作为孔子学说之所自出。这样，饰亡国奴的老子和饰“殷奸”的孔子一个接一个的登场了。这与历史事实有什么相似处呢？一丝一毫也没有。另一种也是最通行的一种是把胡适式考据文当作历史研究，他教人专找些秋毫大的题目来钻研，例如《醒世姻缘传考证》是胡适用以示范的得意文字。它考一个西周生是谁的问题，不要说考得毫无结果，即使考出结果来，有什么意义呢？一丝一毫也没有。大骗子胡适一人倡之，受骗者千百人和之，各拿一把刀，在中国历史的身上东割下一小块肉来钻钻，西割下一小片皮来研研。胡适早就说过，一个字义的发明，等于发见一颗恒星，何况一小块一小片比一个字总要大一些，怎能不令人抱着希望，在“一点一滴都是进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 的欺骗下甘愿付出毕生精力而不悔。

胡适对中国历史下了去头空足脔割其身的毒手，其目的何在呢？目的在于闭塞学历史的人的耳目，使他们没有可能去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也就没有可能去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反之，使他们接受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历史观，作胡适的助手，至少可以安眠在唯心史观里，不会开眼看见胡适和一切反革命所最骇怕的历史规律性。

第二，仇视祖国，反对爱国主义。

中国人民自遥远的古代起，各族祖先就在中国广大的领土上创造财富和文化，创造自己的历史。即使中国国土真是贫瘠的，也不能因其贫瘠而不爱，何况中国是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国度。中国历史确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黑暗史，那是历来剥削阶级所造的罪孽，人民自己的历史则是英勇奋斗文物灿烂的光明史，人民自然要热爱自己的历史。胡适站在完全反人民的立场上，对祖国的土地和历史采取仇视态度，自己证明不是中国人而是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把中国看作“一座破碎的舞台”，生在中国的人从古以来都是活该倒灶。他说：“剧中的主人是姓中名华——老中华。舞台是‘中国’，是一座破碎的舞台——穷中国。老天给我们祖宗的，实在不是地大物博，而是一块很穷的地方。金银矿是没有的，除东北黑龙江和西南的云贵一部分外，都是要用丝茶到外国去换的。煤铁古代是不需要的。土地虽称广阔，然可耕之地不过 20%，而丝毫无用的地却有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的祖宗生下来，就是在困难中。” 照胡适的说法，耕地不过 20%不算地大，没有金银矿不算物博，这“一座破碎的舞台”是不值得爱护的，帝国主义要它，奉送就是了。试问帝国主义为什么千方百计要夺取这“一座破碎的舞台”？试问胡适当作天国的美国，是否每州都有金银矿？胡适崇拜金银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不是汉奸卖国贼还能是什么！

中国有悠久丰富的历史遗产，这种遗产必须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才能吸取它的有价值的成果，盲目颂古是错误的。胡适却把历史遗产一笔勾销，奴颜婢膝地歌颂帝国主义的历史，特别是歌颂美帝国主义历史。他说中国从“周秦时代”以来就是“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 又说，从“二千多年前”以来，“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一派胡说，连文字也是不通的！），人家都比我们强。” 胡适宣扬十足反动的世界主义，力图贬黜中国历史为西欧历史的附庸。他以为西欧有过的，中国才能有或未必有，西欧没有的，中国也不可能有或虽有而不值得一提，反正“人家都比我们强”。他奉西欧历史为模型，拿中国历史照样来比附，胡比附一番以后，算是有了根据。他替资本主义发送“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 的讣告，就是比附欧洲封建社会的形式为根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方法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确认任何民族的历史一般的都遵循着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但是，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着差别性，即使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何况是不同民族的历史，怎么能若合符节呢？所以，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一定是要通过各民族的特点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决不能削一个民族历史之足去适别个民族历史之履。当然，胡适是否认这些道理的，他把历史看作可以任意涂抹装扮的女孩子，按照世界主义的需要，硬造“百事不如人”的谬论。他举出这样的例来作证明：他说，中国有孔子、孟子，同时欧洲有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研究植物学，欧几里得研究几何学，所以孔子、孟子比不上他们。孔孟既然比不上，“周秦时代”以后的“百事”也都比不上了。多么出奇的比附！

胡适用比附法贬黜祖国的土地和历史，意图是很显然的，就是，在这“一座破碎的舞台”上演“悲剧”的那个“姓中名华”的“剧中主人”，从古到今都不曾演过好戏，快下台吧，应该连舞台连演员一起让帝国主义来管理。胡适歌颂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如天如神，确是衷心的欢迎它来管理。他说：“中国这个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那班所谓‘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 帝国主义“带来了一点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胡适感谢得“焚香顶礼”，如果帝国主义灭亡了中国，实行“全盘西化”，并且实行把胡适、蒋介石全伙汉奸卖国贼从中国人民革命的火焰里救出来的“新人道主义”，胡适能不感谢天神，磕头如捣蒜，岂仅“焚香顶礼”而已。

祖国的土地被胡适装扮成为“一座破碎的舞台”，祖国的历史被胡适涂抹成为一团黑漆，“老祖宗造孽太深，祸延到我们今日。” “青年一辈人全不明白祖宗造的罪孽如何深重，所以他们不能明白国家民族何以堕落到今日的地步。” 胡适企图把“青年一辈人”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仇恨转移到自然环境和“老祖宗”身上。而“老祖宗”是谁呢？胡适既然替秦桧辩护，捧曾国藩、李鸿章之类为“社会重心”，显然造孽的不是他们，也不是他们的子孙蒋介石。那么，“造孽太深”的“老祖宗”，只能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革命领袖和创造历史的劳动群众了。“老祖宗”“祸延到我们今日”，照胡适说来，“我们”只好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铁律” 下，低首认罪的去接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祖国是不值得爱的，爱国主义是反“因果铁律”的。胡适如此明目张胆，仇视祖国，不是汉奸卖国贼还能是什么！

第三，一切为了反对阶级斗争。

胡适的“历史的态度”是以“一点一滴的进化”来反对革命的，以“生存竞争”来反对阶级斗争的，以弱肉强食为“天理”的，以“一切都是假设”来否认客观真理的，一言以蔽之，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中心思想的反革命主义——实用主义。

中华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历史上汉族和各族的农民起义，大小不下数百次之多。中国劳动人民是进行阶级斗争的老手，任何一个反动统治都被他们推翻了，因之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这个光荣的革命传统，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有很大的发展；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已经发展到足以消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推动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胡适像土拨鼠怕见太阳那样，不敢睁开它那双无光之眼去正视这个事实，他只好使用一些卑劣手法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称太平天国起义为“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那么，历史上所有农民战争都是“破坏”“精华区域”的“乱”了。他不敢公开斥责岳飞，却替秦桧辩护，那么，狡诈的把历史上所有民族斗争（本质上是阶级斗争）都看作不明大势的妄动了。否认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借以否认当前的阶级斗争，这是胡适的第一种手法。他说，中国封建主义在两千年前已经崩坏，西汉是“资本主义初发达时代，” “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王莽的“魄力和手腕还在王安石之上。” 他拿几个名词随口胡诌，企图使人觉得中国早没有“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也早“发达”过，“社会主义”行不通，“社会主义者”王莽因此头被“商人砍去”，尸首被“军人脔分”。“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幸亏我胡适替他做了“公平的论定”。既然自己毫无成见，对“社会主义者王莽”做了一千九百年以来惟一的“公平论定”，那么，我胡适的“公平”是无可置疑的了；那么，我胡适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也是“公平”无可置疑的了。伪造历史，借以否认当前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这是胡适的第二种手法。他说：“我们离开封建时代太远了”，意思是在否认还有地主阶级存在；“科举盛行以后社会的阶级已太平等化了，” 意思是在否认还有被压迫阶级存在。照他的说法，中国并没有阶级，所以不能有阶级斗争。革命只是“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中之一的“扰乱。” 否认阶级的存在借以否认阶级斗争，这是胡适的第三种手法。胡适这个土拨鼠总算是想尽办法了，可是客观存在着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丝毫不曾因为被否认而不存在不发展，相反，恰恰证明胡适反革命的阶级立场十分坚顽。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切反革命阶级最怕的也就是这个阶级斗争。看胡适想尽各种卑劣手法来否认阶级斗争，就可以看到一切反革命阶级在阶级斗争论面前发抖的丑恶相。

自称有“历史癖”的胡适，就是这样来破坏中国历史的。胡适在《论学近著自序》里说：“第四卷是我近年对国内几个重要的思想问题发表的文字。青年读者若嫌这一集的考据文字太沉闷了，他们最好是先读这一卷。这一卷的文字最容易读；并且这里提出的一些思想问题，也都是值得大家平心静气的想想的。”所谓“都是值得大家平心静气的想想的”第四卷都是些什么文字？都是亡国论的毒物。胡适有步骤地先教人接受亡国论毒物，然后，中毒深的可以接受他的以《说儒》为代表的“考据文字”，中毒浅的可以接受他的以《醒世姻缘传考证》为代表的“考据文字”。是否读过《论学近著》，先读的是那一卷，接受的是那一种，接受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无须在这些事情上考究。胡适在文化教育界活动了 30 多年，一贯地散播他的毒物，他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对旧史学界发生影响是势所必然的。胡适如此露骨的破坏中国历史，很少听说有人出而反对，足以说明他的影响之大。不过这并不是奇怪的事。胡适的大肆活动，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中国正当革命与反革命各自决定命运的紧急关头，反革命方面自然要产生文的胡适武的蒋介石两个反革命头子，而他们也必然要影响一批人。但是，史学界虽然受了胡适的影响，在思想上却是和胡适有根本的区别，那就是胡适是个汉奸卖国贼，而史学界除了极其少数的文化买办不算，一般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即使那些一时跟着胡适跑走的人，其中怀念祖国，盼望早日脱离罗网的还是占绝大多数。这是被证明和将被证明的事实，丝毫不容怀疑的。过去史学界之所以接受胡适的影响，也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史学界和其他文化界一样接受胡适影响有其复杂的原因：总的原因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开办学校，目的在传播反动文化。因之知识分子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思想上含有很大成份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又和封建思想买办思想有多少的联系。社会条件促使这些思想发展起来：第一，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侵略愈来愈急，亡国大祸逼在眼前，知识分子看不出国家还有什么转机，因而产生严重的民族自卑感。第二，清末政府以至蒋介石政府，一个比一个更黑暗更丑恶，知识分子看不出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因而产生不满现状，索性闭眼不看的怯懦心理。第三，中国希望是有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可是知识分子，一般是害怕革命的，有些是憎恶革命的，再加上蒋介石匪帮在文化思想上的摧残压迫，远过于清朝的文字狱，更使得知识分子不敢接近革命运动，因而宁愿在蒋介石统治下苟安度日。胡适利用第一个弱点，公然为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高唱赞美歌，听的人也就觉得颇有道理了。胡适利用第二个弱点，装出“愤慨”的样子，公然叫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吠声，听的人也就觉得不甚刺耳了。胡适利用第三个弱点，提倡“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听的人也就觉得可以同意了。胡适利用这三个弱点，这才有可能顺利地引导不少的知识分子进入“纯学术”之门。

所谓“纯学术”，含义就是做考据工夫，它的前身是乾嘉考据学。清朝士人慑于文字狱之暴力，一部分人逃往故纸堆里，专心做考据，久而成为风气。他们躲避现实惟恐隔离得不够遥远，民族大义惟恐抛弃得不够干净，头脑的空虚不亚于八股先生。这些人中间，虽然有的在考证训诂名物上曾经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就乾嘉考据学本身来说，和理学、八股、桐城古文之类同是协助清朝统治的工具。乾嘉考据学与胡适的考据学都是提倡为考据而考据，或者说为学术而学术。不过，乾嘉考据学必须先读若干部必要的书，然后在许郑束缚下做他们的考据工夫；而胡适的考据学，只要领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诀窍，什么东西都可以随心所欲的考出来。胡适的考据学给乾嘉考据学开出新局面，实际上也是恢复并发展八股学的老局面。胡适继承旧文化的最坏部分，再加上贩运来的“科学的方法”，这就出现了胡适派的“纯学术”。

醉心于“纯学术”的人，头脑一般是空虚的，胡适乘机给他们灌“历史的态度”的毒汁。一切反动的东西，如亡国论、历史多元论、“生存竞争”说、世界主义、社会的不朽论以及托匪的邪说等等，胡适全拿来作实用主义的历史观点，以“纯学术”的形式浸润或输进“纯学术”者的心脑。即使这样，胡适对“纯学术”者还是不放心，怕偶尔有人考到像太平天国运动那种问题时，难免从考据接近革命。他给考据者划地为牢，规定考据的范围，例如考证《红楼梦》“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仅仅在考证方面，就限制出这样的一个“正当范围”，越出一点就不算正当。确有不少人恪守范围，可称出于诚意。而胡适怎样对待他们呢？蓄意让他们当亡国奴。胡适教他们学“德国大文豪葛德”和“德国大哲学家费希特”，据说，这两个人都是在外国兵打进德国的时候，关着门做学问的 。但是，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的时候，胡适便插翅飞走了。这倒不必去说他，最可恨的是他恨不得把所有史学家都插上翅膀飞走。外国侵略军来了可以关门不管，中国人民解放军来了，便要人飞走，这不是安心教人要当亡国奴不要当中国人民么？胡适提倡“纯学术”，原来是准备出卖“纯学术”者当亡国奴的，“纯学术”原来是服务于反革命政治的，这不是很明显的事么？

中国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几次思想改造运动以后，胡适的反革命政治面目，在史学界里一般是认识出来了。但在学术问题上，还有一些人守住“纯学术”的堡垒，以为考据是学术、是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只是一种政治论文或宣传文字，不能算是学术。这是完全谬误的想法。作如是想的人，无疑是中胡适毒甚深，至少是保存余毒很多。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对胡适还有什么留恋，胡适这条腐鼠，早就人皆掩鼻的了。他们之所以还作如是想，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套用惯了舍不得放弃，从而也无法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果不得不在胡适“纯学术”那个废墟上充当一名守兵。事情很明白，尽管自己与胡适学派上不同、来源上各别的宣告是出于诚意的，但不从切实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着手，想和胡适思想真正分家是不可能的。

也有些人是真心诚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或者是因为还保存着唯心主义思想的老根，或者是因为用考据的方法（乾嘉的胡适的都一样）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形变质不变，或变得不多，依然逃不脱唯心主义的范围。他们虽然主观上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实际上仍不免不自觉地与胡适思想阴沟暗通，这种病症，是我们必须十分警惕的。

我们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应该而且必须担负起自己应有的一部分责任。而这首先要彻底批判胡适实用主义思想和一切其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同时建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有可能。一般学习历史的人，特别是做“纯学术”的人，往往以为学历史无须学哲学。他们没有从过去不曾学实用主义哲学而终究参加（当然有些是不自觉的）了胡适派的痛苦教训中取得经验，怎么能指望今后的进步呢！这里必须深切体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给我们的教训。恩格斯说道：“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而这些范畴是他们盲从地从那些被早已过时的哲学的残余所统治着的所谓有教养者的一般意识中取来的，或是从大学必修课中所听到的一点儿哲学（这种哲学不仅是片断的东西，而且还是属于各种不同的和多半是最坏的学派的人们的观点的混合物）中取来的，或是从无批判地和杂乱地读到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著作中取来的，所以他们完全作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 恩格斯这段话，对我们历史工作者来说，是多么深切的教训。我们如果不能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必然解脱不了实用主义和一切其他资产阶级哲学的枷锁，也就是永远不能不做它们的奴隶。我深深地感觉自己多年来没有认真地系统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因之研究问题不能深入，工作上错误也就很多。自从参加这次批判胡适、胡风反动思想运动，我获得深刻的教育，深感转而成痛感，愿意再引恩格斯的一段话，和史学工作者共勉。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两条哲学道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仅要消除前一个愿意，坚定后一个愿意，而且必须在后一个愿意的基础上，认真地系统地进行学习，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对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多少有些贡献。

（原载 1955 年《历史研究》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