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

一、新仕宦阶级的产生

14 世纪勃发的民族革命，经过了二十年（1348—1368）的长期战争，方才告一结束。战争所波及的地带，北至和林，东至高丽，南至两广，西至陕甘，无一地不受蹂躏，战争的主角最初是被统治的南人、汉人向统治者蒙古人、色目人进攻，夺取当地的政权，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后来这些割据者的向外发展，引起各个利益的冲突，陷于混乱的互相残杀的吞并战中。同时对方的统治阶级也发生内部的政变——政权和军权的争夺！也同样地互相吞并，发生内战。这样，一方面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断地在苦战，另一方面统治者因内部分化而发生内战，被统治者也因个别发展而互相吞并，结果，双方实力俱因外战、内战而减削，许多有地盘、有实力的领袖都自然地被淘汰，被吞并，形成一个混乱的、分裂的、多元的局面。最后统治者因内乱而失去抵抗的能力，被统治者的无数反抗集团则为一后起的有力的革命领袖所吞并，一蹴而将盘踞中国百余年的外族逐岀塞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汉族自治的大明帝国。

这一次大混战的发动，动机是民众不堪外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 最后才一转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号。 在革命开始时，外表上蒙着极浓厚的宗教的迷信的罩袍，绝大多数的革命领袖和群众都是白莲教和弥勒教——明教的信徒，举行着种种仪式，宣传弥勒下世明王降生救民疾苦的口号 ；接着又加上政治的宣传，势力最大最成功的一个宗教领袖韩林儿又假托是宋徽宗的子孙，把这次革命解释为宋的复国运动。一直到朱元璋出来，他自己本人及其军队虽然原来隶属于上述的系统，可是他一到了能独立行动的时候，他便决然地舍弃这双重的、矛盾的策略——肤浅的、欺骗的神话宣传，和已经失去时效的、冒牌的复宋掩护旗帜，更进一步，赤裸裸地提出这一次的革命的目标是民族的解放，汉族应由汉人治理的大宣言。这一鲜明的划时代的转变，更掀起了过去百多年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仇恨，得到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深切同情，地主们也因旧秩序的维持和利益的保全而加入合作，在各阶层支持之下，这一新兴势力在十年中便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把整个汉族从蒙古人铁蹄之下解放岀来，民族革命成功了！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二十年混战的结果虽然完成了民族革命的伟业，而在实质上，分析战争双方所含的因子，官吏、地主、商人完全拥护旧势力，和蒙古皇室及贵族站在同一战线。在对面，革命的无数领袖——方国珍和张士诚是贩私盐的；陈友定是农人，尚且是佃农；韩林儿的祖父被罪迁谪，本人是牧羊人；郭子兴是相命人的儿子；陈友谅为渔家子；徐寿辉是贩布的；明玉珍家世代务农；朱元璋是游方的穷和尚——及其群众却完全是另一阶级，贫农、佃户、流民组成了以推翻统治者为共同目标的革命势力。阶级意识的潜伏性划分了双方的群众，农民和地主冲突的尖锐化发动了这一次战争。统治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革命集团所代表的却是农民的利益，所以在表面上尽管是揭岀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号，而在实质上，却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可是到后期民族意识的强烈自觉，使革命集团的口号从经济的、政治的被压迫，转而偏重于民族地位的歧视方面去，因之，民族革命虽然完全成功，这一群领导者却已为胜利之杯所炫惑，忘记了当初起事时的动机和目标，外族的压迫虽已解除，同族同种间的畸形的经济社会组织，却并未因之而有所改变。并且，这一群成功的领袖，都因他们的劳绩从下层爬到最上层，从平民变成新贵族，从农民变成大地主，代替他们所打倒的外族贵族地主的地位。同时，因参加维持旧秩序而加入朱元璋集团的旧地主，也因劳绩而成为新朝的中层基础，出任新政府和农民的中间人——如粮长、里长、甲长，或直接参加政府，他们的大量土地和社会地位，都因之而为法律所默认。再加上新朝由科举出身的新官僚地主，和正在科举阶段中的举、贡、生员，皇家子弟和皇帝外亲及宫廷阉竖，这一新地主集团成为新帝国的新重心，新基础，我们名之曰新仕宦阶级。以暴易暴，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积月累，愈来愈重，新统治者的榨取技术，经过长期的训练，却愈来愈高明。在这新的对立之下，造成了明代无数次的农民叛乱，最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竟颠覆了这帝国。

由经济的、政治的革命转变为民族革命，虽然在当时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手段——保护旧地主的利益和容纳旧官僚，可是同时也正因为这转变，忽略了革命之所以发生的背景，和最初所指出的社会病态，不能对最切要的土地问题加以彻底的、合理的解决，这是一个最辉煌的成功，同时也是一个最严重的失败。

以下分两部分叙述，第一是新仕宦阶级，第二是农民 。

新仕宦阶级部分所研究的对象是这一阶级的社会地位所造成的政治病态，寄生于农民阶层的情形，他们的生活，这一阶级所产生的文化——文学、戏剧、小说、音乐、金石学、建筑学……和社会风气。

这一论文只是概括的、普泛的说明，至于属于这一阶级的思想家如薛瑄、王阳明、刘宗周、黄道周等人，文学家如宋濂、归有光诸人，所谓独立特行之士，不为这一阶级的风气所同流合化者，不包括在本文的说明之内。

二、法律所规定的特权阶级

明代士庶两阶级的分别，从《大明律·名例》里关于文武官犯私罪一条最可以看岀。这条例规定：“文武官职，举人，监生，生员，冠带官，义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但有职役者，犯赃犯奸，并一应行止有亏，俱发为民。”发为民的意思就是褫夺仕宦阶级的特权。

仕宦阶级最重要的特权是免役。士人一入学校，除本身外，并免户内二丁差役。 温宝忠的《士民说》里有这样的话：“民间二十亩土产，不得一襕袍，则里役立碎。” 意思是说小农家如没有人进学校，没有一个青衿作护符，则其家业立为徭役所毁碎。关于见任官的免役，明太祖曾特降诏令说：

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

明代里役之制，以十家为甲，百家为里，每年按甲轮值为官府服役。里长、甲长在原则上以殷户（地主）充当。里役最为庶民所苦，独仕宦阶级可置身事外。明末刘宗周曾疏言其不平，他说：

臣生之初，见现年里役，亦止费二三十金，积至五六十金，今遂有赢至百金者。至一承南粮解户，则计亩约费三五两不等而家尽破矣。独宦户偃然处十甲之外，不值现年。

致仕宦家居——乡绅，除免役外，其尊严亦有法令的保障。这法令颁布于洪武十二年（1379 年）八月辛巳：

上谕中书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为难，而保全始终为难。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其居乡里，惟于宗族叙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者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必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著为令。

甚至有由所在县官送门皂、吏书、承应，体貌一如在官时。 其所享受之特权并可庇及宗族 。

蓄奴也是次要的特权，反之庶民如存养奴婢，便须受法律制裁。

至一般进士、举、贡、生员，在法律上亦著有优待之条文，死罪至三宥，《明太祖实录》记：

洪武二十年三月丙辰，常州府宜兴县丞张福生犯法当死，特宥之。先是，上以进士、国子生皆朝廷培养人材，初入仕有即丽于法者，虽欲改过不可得，遂命凡所犯难死罪，三宥之。福生以国子生故得宥。

太祖以后，这一条法令虽然无形取消，但生员如犯刑章，地方官在行文学校褫革其衣衿以前，仍不得加以刑责。如所犯非重罪，也只行文学校当局，薄责了事。其家道寒苦、无力完粮者，并由地方官奏销豁免，因之不但本人免役免赋，甚至包揽隐庇，成为利源。顾公燮记：

明季廩生官给每岁膏火银一百二十两……贫生无力完粮，奏销豁免。诸生中不安分者，每月朔望赴县恳准词十张，名曰乞恩。又揽富户钱粮立于自名下隐吞。故生员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语。

这一阶级的居室间数、建筑方式、衣服材料颜色、舆马仪从、相见礼貌，一切都按地位高下，由政府分别予以规定，不许紊越。 为保障阶级的尊严，并着令不许和非类为婚，违者置法，例如明初李宜之案：

洪武十七年二月甲申，降江西布政使李宜之为广西思恩县主簿。时宜之在任，以小隶为壻。事闻，故降用之。

三、进入仕宦阶级的梯子——科举和学校

明太祖既统一了全国，用残杀的恐怖手段，用新的行政机构来集中政权，增高皇帝的威严。洪武十三年（1380 年）以后，他个人综揽国家庶务，朝廷大臣都成了备位的闲员。历史上记着他在八天内所处理批阅的诸司奏札 1660 件，计 3391 事。 平均每天有 200 多件，400 多事，真可算是“衡石量书”，“传餐而食”，和秦始皇、隋文帝鼎足而三了。他拼着命干，不肯放松一点，专凭残杀来救济个人精力所不及。 但隔了一两代，娇生惯养的年轻皇帝受不了这苦工，政权便慢慢转移到皇帝的私人秘书——阁臣——手上，英宗以后，诸帝多冲年即位，政权又慢慢地从外廷秘书的阁臣，转移到内廷秘书的司礼监手上。阁臣和司礼监——外廷和内廷的政权互为消长，也间或有同流合污的时候，皇帝只是一个傀儡。皇族除了拿禄米，多养孩子，在封地渔虐平民，肆作威福以外，绝对不能做一点事。中央的政权被宦官，地方的政权被仕宦阶级所把持。他们和他们的宗族戚党同时是大地主，也是大商人，因此这一阶级所代表的也只是这两种人的利益。

皇族指皇家子弟，数量很多，从明太祖起繁衍到明末，这一家系有十几万人。外戚包括帝婿，所谓驸马和皇族的女婿；最主要的是后妃的家族。这两类人都因血统的结合而取得地位和特权，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宦官的产生最简便，经过生理上的改变便可取得资格，在政治上取得大权唯一途径为博得皇帝欢心，方法不外乎“便嬖柔佞，妾妇之道”。这三类人都纯粹是社会的寄生虫。皇族在明代前期不许参加考试，也不许在政府服务，到末年才开放这两条禁例。外戚和宦官则以其特殊地位，其子弟、宗族、亲戚、门客往往因之而获得科名和官职，间接地产生新官僚地主，影响政治的清明。

至于庶民进入仕宦阶级的主要途径，主要的两条大路，一是科举，二是学校。参加科举和进学校的敲门砖只有一块——八股文。明制参加科举的必须是州府县学的生员和国子监的监生，学校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因此这两条路其实是一条路。

科举制度分三段，生员考试（入学考试）初由地方官吏主持，后特设提督学政官以领之。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入学者谓之诸生（有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之别）。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试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试者再经皇帝亲自考试曰殿试。殿试发榜分三甲，一甲只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岀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不及第入国子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及州县正官，或州县学教授。明制入内阁办事者必为翰林，而入翰林者又必为进士。宣德（1426—1435）以前政府用人尚参用他途（如税户人才、吏员、征辟等），以后则专用科举。科举和铨选合二为一，一旦及第，便登仕途，由此全国读书人都以科举为唯一出路，科举之外无岀路，科举之外无人才，王鏊曾畅论这一制度的弊端：

古者用人，其途非一，耕钓渔盐版筑饭牛皆起为辅弼，而刍牧贾竖，奴仆降虏，亦皆得为世用。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时时意外用人，若郁新、严震直之流，皆以人才至尚书。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纷纷皆得效用于时。降及后世，一唯科目是尚。夫科目诚可尚也，岂科目之外，更无一人乎？有人焉不独不为人知，即举世知之而不见用，非不欲用，不敢用也。一或用焉，则群起而咻诸，亦且自退缩，前后相戒，谨守资格……是故下多遗贤，朝多旷事，仕法之过，端至是哉！

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的精力集中于科举，科举名额有规定，考试规定便日趋严酷，搜检防闲，如对盗贼，祈寒盛暑，苦不可言。艾南英曾描写明代科举的苦况说：

试之日，衙鼓三号，虽冰霜冻结，诸生露立门外。督学衣裶坐堂上，灯烛辉煌，围炉轻暖自如。诸生解衣露足，左手执笔砚，右手执布袜，听郡县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学前。每诸生一名，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踝，为漏数箭而后毕，虽壮者无不齿震冻慄，腰以下大都寒沍僵裂，不知为体肤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学轻绮荫凉，饮茗挥箑自如。诸生什佰为群，拥立尘坌中，法既不敢挥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数百人夹坐，蒸薫腥杂，汗流夹背，勺浆不入口，虽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饮，饮必朱钤其牍，疑以为弊，文虽工，降一等，盖受困于寒暑者如此。

既试，东西立瞭望军四名，诸生无敢仰视四顾，丽立伸欠、倚语侧席者，则又朱钤其牍，以越规论，文虽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虽溲溺不得自由，盖所以絷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给工吏，吏大半侵渔所费，仓卒取办临时，规制狭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缝，据坐稍重，即恐拆仆。而同号诸生尝十余人，率十余坐，以竹联之。手足稍动，则诸坐皆动，竟日无宁时，字为跛踦。

中叶以后，士风日替，怀挟抢替，成为习惯。徐学谟说：

会闱自庚戌（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后，举子多怀挟博进取，有掇大魁者，始犹讳之。至丙辰（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以来，则明言而公行之矣。此仕进之一大蠹也。

奔竞嘱托，毫无忌惮。陈洪绪记：

近时奔竞最甚，无如铨选、考试两端。督学试士，已不免竿牍纷沓。若郡邑之试，请嘱公然，更不复略为讳，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纳金饷，无使缙绅专利者。

到末年则士子多以关节得第，商人、地主的子弟以金钱换科名。

科场之事，明季即有以关节进者。每科五六月间，分房就聘之期，则先为道地，或伏谒，或为之行金购于诸上台，使得棘闱之聘，后分房验取如握券而得也。每榜发不下数十人。

在这制度之下所造成的新官僚，以利进自然以利终，读书受苦是为得科名，辛苦得科名是为发财做官，做官的目的是发财，由读书到发财成为一连串的人生哲学。黄省曾曾说当时的士人以士为贾：

吴人好游托权要之家……家无担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巨富。由是莫不以士为贾，而求入学庠者，肯捐百金图之，以大利在后也。

谢肇淛更指出这制度和吏治的关系，和社会风气的关系，和家庭教育的关系：

今之人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 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政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

刘宗周所论士习之坏影响于政治及社会，尤为明切。他说：

自科举之学兴而士习日坏，明经取金紫，读易规利禄，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学，非是不出焉。士童而习之，几与性成，未能操觚，先熟钻刺，一入学校，闯行公庭。等而上之，势分虽殊，行径一辙，以嘱托为通津，以官府为奴隶，伤风败俗，寡廉鲜耻，即乡里且为厉焉，何论出门而往，尚望其居官尽节，临难忘身，一效之君父乎？此盖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由此可知这个时代的吏治贪污，寡廉鲜耻，是有其历史的背景的。进学校得科名的唯一手段是作制义——八股文，此外的学问都非必要，不妨束之高阁。因此在这制度下所造成的学风是空疏浅薄，除八股外，于历史、政治、经济各方面一无所知，哲学、科学更是莫名其妙，这弊病明初学者宋濂即曾痛快地指出，他说：

治古之时，非惟道德纯一而政教修明，至于文学之彦，亦精瞻弘博，足以为经济之用。盖自童草之始，十四经之文，画以岁月，期于默记，又推之于迁、固、范晔之书，岂直览之，其默记亦如经，基本既出，而后偏观历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异同，会其纲纪，知识益且至矣，而又参于秦汉以来之子书，古今譔定之集录，探幽索微，使无遁情。于是道德性命之奥，以至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封建、郊祀、职官、选举、学校、财用、贡赋、户口、征役之属，无所不诣其极。或庙堂之上有所建议，必旁引曲证以白其疑，不翅指诸掌之易也。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呜呼！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孰谓如是之学，其能有以济世哉！

中叶时唐顺之也说：

经义策试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至于以举业为教，则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

谢肇淛亦大加攻击：

我国家始以制义为不刊之典，士童而习之，白而纷如。文字之变，日异月更，不可穷诘，即登上第取华 者，其间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刍狗，不足以训今，不可以传后，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经世务，不知国家何故以是为进贤之具也。

末年周顺昌至坦白自悔不多读书，为一不识时务进士：

漫以书生当局，其筹边治河大政无论，问以簿书钱谷之数天下几何，茫然不能对。始知书不可不多读。平日止为八股徒，做一不识时务进士，良可叹也。

清吴翌凤记一明巨公故事，虽未免刻薄，却是史实：

故明一巨公致政家居，偶过友人书塾，询其子弟所读何书，曰《史记》。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何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巨公取其书略观之，即掩卷曰亦不见得。

在这制度下的这个时代，学术思想的贫乏，是必然的，也是应该原谅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许有思想。 政治家、财政家的寥寥可数，也是有其社会背景的，有其特别的原因的，因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培养这类人才的专门教育。学校原来是育人才之所，明制乡里有社学，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卫所有卫学，南北两京则有国子监。《明史》说：

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表面看上似乎真是极一代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然而事实上恰好相反，我们先看社学的情形，明太祖曾严斥官吏以社学扰民：

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

此后便无声无息，名实都亡了。至于府州县学，以明制诸生入仕必由科举，学校失去独立培养人才的地位，在开国后即已不为社会所重视，宋濂曾说：

近代以来，急于簿书期会，而视教民为悠缓，司学计者以岁月序迁，豪右海商，行贿觅荐，往往来倚讲席，虽有一二君子获厕其中，孤薫而群莸，一鼓吻，一投足，辄与之柚凿。唯彼饮食是务，号称子游氏之贱儒者，日月与居，是故稍励廉隅者不愿入学，而学行彰彰有闻者，未必尽出于弟子员。

中叶以后，则学校竟如废寺，无复生徒肄业。陆容记：

作兴学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谓作兴，不过报选生员，起造屋宇之类而已。此皆末务，非知要者……况今学舍屡修，而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深可叹息。

两京国子监也日渐废弛，学生品质不齐，人才日下，郭明龙任国子监祭酒，《条陈雍政疏》说：

臣初试士，举人仅五七人，其文理优长，考在前列者书选贡耳。向非选贡一途，大学几无文字矣。臣窃叹天下府州县学之士，尽皆属文，而太学之士，乃半居写仿。又府州县学之士，不无以文理被黜而来，与夫商贾之挟重糈者，游士之猎原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学，诸侯进其选士最优最上者贡之天子；而今之太学，郡邑以其被访被黜、无文无行者纳之辟雍，良可叹也。

郭去，刘幼安代之，朱国桢为司业。刘每叹曰：“成甚国学，朝廷设此骗局骗人几两银子，我为长，兄为副，亦可羞也。” 这是明代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告诉他的教务长的老实话。

在这一套的教育组织下，自然谈不到培养人才。而且，国子监从景泰元年（1450 年）开纳粟之例以后，豪绅、地主、商人的子弟都可因纳粟纳马而入监，称为例监。 末年地方学也因军费的需要逼切，可以用钱买取，有辽生、饷生、赞生种种名目，包汝楫记：

自军饷烦兴，开辽生之例，每名输银百两有奇，给授衣巾，愿考试者学巨一体黜陟，不与考者青衿终身，尚有限制也。楚中协济黔饷，别有饷生之例，每名仅二十两，亦滥极矣。武陵、桃、沅间又有所谓赞生，纳银五六两，县给札付，专司行香拜贺赞礼，服色与诸生同，混见道府州邑，称谓、起居一如诸生礼节，昂步街市，人不敢呵，此亦学宫一玷也。

因之，一般商人和地主的子弟，虽目不识丁，亦相率掉臂而入学校，避赋役，列缙绅，俨然是社会上的上层人物了。

反之，家徒四壁的寒士只要一入学校，取得学校的制服——青衿以后，其地位便已超出庶民，作威乡里。等到一中了举，情形更是喧赫，通谱的、招婿的、投拜门生的、送钱的都争先恐后地来包围了。顾公燮记明人中举情形：

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即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出则乘大轿，扇盖引导于前。生员则门斗张油伞前导。婚丧之家，绅衿不与齐民同坐，另构一堂名曰大宾堂，盖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齿矣。

清人吴敬梓所作《儒林外史》，穷秀才范进中举一段绝妙文字，正是顾公燮所记这情形的绝妙注脚。

而且，不但社会地位改变了，连经济地位也改变了。一中了举，中了进士，或做了官以后，一般困于徭役的小自耕农，自然会把田土投靠在一批新贵的门下，避免对国家的负担，因此，这一批新仕宦阶级，同时也就是大地主。反之，大商人、大地主的子弟可以拿金钱换取科第，甚至官位，以此，这两种剥削者同时也成为新仕宦阶级。新仕宦阶级有地位，有大量的土地和金钱，剩余的财货的投资目标是兼并土地和经营商业，因此，他们同时又是大商人。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仕宦阶级，是有明一代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重心，也是大明帝国政权所寄托的基础。

四、贪污的吏治

明代仕宦阶级的一生，可以从陶奭龄的《五计说》看出。他把这一阶级人的一生分作五个阶段。“十岁为儿童，依依父母，嬉嬉饱暖，无虑无营，忘得忘失，其名曰仙计。二十以还，坚强自用，舞蹈欲前，视青紫如拾芥，鹜声名若逐膻，其名曰贾计。三十至四十，利欲熏心，趋避著念，官欲高，门欲大，子孙欲多，奴婢欲众，其名曰丐计。五十之年，嗜好渐减，经变已多，仆起于斗争之场，享寒于险 之境，得意尚有强阳，失意逐成枯木，其名曰囚计。过此以往，聪明既哀，齿发非故，子弟为卿，方有后子，期颐未艾，愿为婴儿，其名曰尸计。大约世人一生尽此五计，非学道人鲜自脱者。” 再从社会关系来看，这一阶级人入仕的时期是见任官吏，退休的时期和入仕以前是乡绅（明代或称乡官，或称绅衿，绅指退休官，衿指生员——民间称秀才——和举人）。做官时期和外地的庶民发生关系，作乡绅时期则和本地的庶民发生关系。总之，无论他们是在官或居乡，一般的庶民都在他们的脚下生活着。

我曾习惯地把明代分作两个段落，分水岭是嘉靖朝（1522—1566）。谈到明代的吏治时也不能例外。最好的说明是《明史·循吏传序》：

明太祖……下逮宣仁，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嘉隆以后，资格既重……庙堂考课，一切以虚文从事，不复加意循良之选，吏治既已日始，民生由之益蹙。

嘉靖、隆庆以前，据赵翼的研究，“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有两汉之遗风” 。明人陈邦彦所论更为具体扼要，他说：

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游宦来归，客或询其囊橐，必唾斥之。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受铨天曹，得膻地则更相庆，得瘠地则更相吊。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上当齿学之初，问以读书何为，皆以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一行作吏，所以受知于上者非贿赂不为功，而相与文之以美名曰礼。

其实这只是一种比较的说法。嘉隆以前，吏治澄清；嘉隆以后，吏治贪污，固是事实。但在实际上，我们也可说，嘉隆以前吏治亦贪污，不过不如以后之甚；嘉隆后亦有循良，但不如前此之多。我们试看洪武时代的勾捕逃军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赃二十二万 ；盗粮案，户部侍郎郭桓侵没至千万，诸司官吏系狱至数万人 。成祖朝纪纲之贪作恶 ，方宾之贪赃 。宣宗朝刘观之黩货 。英宗朝王振之贿赂辏集 ，逮果、门达之勒贿乱政 。宪宗朝汪直、尚铭、梁芳 ，武宗朝刘瑾、朱彬、焦芳、韩福、张彩之权震天下，公然纳贿 。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不闹得乌烟瘴气的，和嘉靖以来的严嵩、魏忠贤两个时代比较，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假如真有划然不同之点，那我们可学陈邦彦的说法：嘉隆以前，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嘉隆以后，则社会且指斥不贪污为无能。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是值得今日的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这一种社会风气的造成，我在上文曾指出由于那时代人的人生哲学，从读书到发财成一自然的体系。此外还有两种社会环境，第一是寒士登第举债，第二是明代官俸之薄。

寒士得科名的一天，同时也是开始负债的一天，吴应箕说：

士始一窭人子耳。一列贤书，即有报赏宴饮之费，衣服舆马之需，于是不得不假贷戚友，干谒有司，假贷则期报以异日，谒见则先丧其在我。黠者因之而交通之径熟，圆巧之习成。拙者债日益重，气日益卑，盖未仕而所根柢于仕者已如此矣。及登甲榜，费且数倍，债亦如之。彼仕者即无言营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属债给于民，能堪之乎？

甚至一入仕途，债家即随之赴任，京债之累，使官更不至贪污不可。陶奭龄尝慨乎言之：

今寒士一旦登第，诸凡舆马仆从饮食衣服之类，即欲与膏粱华腴之家争为盛丽，秋毫皆出债家。谒选之后，债家即随之而至，非盗窃帑藏，朘削闾阎，何以偿之？

反之，官吏而不贪污，不法外弄钱，那就非狼狈万状不可。周顺昌在做官后被债主所逼，向他的亲戚诉苦说：

读来札知诸亲友之索债者，填门盈户，甚至有怒面相訾者……做秀才时艰苦备历，反能以馆谷怡二人，当大事……今以滥叨之故，做一不干净人，五年宦游，不能还诸债主，官之累人也多矣。

加之，农业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体的，一人出仕，不但父母、妻妾、子女靠他养活，提高了生活的水准，甚至母族、妻族、媳族、婿族、乡里、年谊都要一窝蜂钻来，打抽丰，求关节，真所谓“鸡犬同升”，教这人如何能不贪污？

次之，假如明代官俸如唐宋之优赡，那还可对付。可是，恰巧相反，明代官俸之薄，可说是历史上所仅见的。宣宗时名臣杨士奇记：

宣德四年（1429 年），吏有遭笞者，捃都御史顾佐之过，谓受皂隶赂放归。上密以示杨士奇，士奇曰所诉之事，诚有非诬，盖今朝臣月俸止给米一石，薪炭驺咸资于皂，不得不遣半归，使备所用。皂亦皆乐得归耕，实官皂两便。

郑晓记宣德时一朝官惨剧云：

正统元年（1436 年）副都御史吴讷言：洪武年间京官俸全支，后因菅造减省，遂为例。近小官多不能赡。如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余石，去年病死，竟负无还。乞下建议增俸。

正统时曹泰指出官吏之贪，由于俸薄，奏请增俸，事竟不行：

正统六年（1441 年）二月戊辰，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曹泰奏：今在内诸司文臣，去家远仕，妻子随行，然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禄薄者一石二石而已，其所折钞，急不得济，九载之间，仰事俯畜之费具，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移其所守，此所以陷于罪者多也。乞敕廷臣会议，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其仍贪污冒法者置之重典，则贪风息矣。上命行在户部详议以闻，尚书刘中敷等言官员俸禄已有定制，难以增益。从之。

俸给之薄，由于折色，以米折钞，以布折米，王琼记：

国初定制，百官俸给，皆支本色米，如知县月支米七石，岁支米八十四石，足勾养廉用度。后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后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余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钞为则，每米一石，折钞十五贯或二十贯，每布一匹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贪婪之难禁也。

折色相当于现在米贴之改发代金。不发米而发同等价值的钞，在原则上并不吃亏，可是第一月薪打折扣，只发原数的三十五分之一，第二钞值贬价。由于这样的左折右折，折得当时官吏无以为生，试举一实例，据《明史·李贤传》，当时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实支仅一石，米一石折钞十贯，钞一贯值钱二文至三文，由是知指挥使一月所得不过铜钱二三十文。推而上之，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照比例折成实支，又折起钞再算钱，也不过月得七八十文；推而下之，正七品（知县）月俸七石，左折右折，可怜只能拿到二三文铜钱了。其后又改定官俸折银例，虽然官吏的收入在比例上增加了一点，可是如专靠正俸生活，也还是非饿死不可。在这情形之下，中外官仰无以事父母，俯无以畜妻子，更谈不到还官债，赡亲族，何况上司要贿赂，皇帝要进献，层层剥削，除了剥削民众，贪污以外，更有什么办法！要做好官，那便非像潘蕃那样，做了若干年的方面大臣，罢官后连住宅也没有，寄住人家终老， 海瑞剔历内外，死后全家产只有一两银子，连买棺木也不够。 这些自然是违反这社会风气的可忽略的例外，大多数官吏很容易有办法，找出一条生财大道。

明代前期的吏治，从英宗任用王振到武宗任用刘瑾，这阶段的污浊情形是尽人皆知的。太祖、太宗二朝严刑重法，宣宗、孝宗二朝政局清明。现在试以这几朝作例，分酷虐和苛敛两方面说明。

太祖朝以酷虐知名的大臣有陈烙铁，《明史》说他：

洪武三年（1370 年），宁知苏州，征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史民苦之，号为陈烙铁。

太宗朝则有残杀农民的丁珏：

丁珏，山阳人。永乐四年（1406 年）里社赛神，诬以聚众谋不轨，坐死者数十人。

至于苛敛民财，以做官为发财的捷径的，则更难仆数。其著者如太祖朝之郭桓案，《大诰》曾再三宣布其罪状：

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止收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五十万贯，致使府州县官黄文等通同刁顽人吏边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又说：

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等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石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盗卖金银，广惠库官张惠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宝钞金银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反米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等项诸色课程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精粮。

浙西有司苛敛案：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发放，母米一石官折钞二贯，巧立名色，取要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库子又要辨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宣宗时政府曾宣布地方官吏科敛无度之情形云：

宣德三年（1428 年）三月壬辰，敕谕北京行部曰：比者所司每缘公务，急于科差，贫富困于买办，丁中之民服役连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间耗费，常十数倍。加以郡邑官鲜得人，吏肆为奸，征收不时，科敛无度，假公菅私，弊不胜纪，以致吾民衣食不足，转徙逃亡，凡百应输，年年通欠，国家仓庾，月计不足。

英宗时夏时上言地方官吏贪酷之弊：

正统三年（1438 年）江西按察佥事夏时言：切惟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贪泉一酌而邪念顿兴，非深文以逞，即钩距之求，或假公营私，或诛求百计，经年置人于肝狱，滥刑恒及于无辜，甚至不任法律而颠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不贪则酷，不怠则奸，或通吏胥以贾祸，或纵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谁何，遂使枉者含冤于囹圄，徒愤于桎梏，其伤和气，乖国宪，莫此为甚。

七年以后，王振擅权用事，“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贿赂臻集，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 。孝宗时太监李广惧罪自杀，“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 。武宗信任刘瑾，上下交征，竟成贿赂世界，“瑾故急贿，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原献。给事中周钥勘事归，以无金自杀。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边将失律，赂入即不问，有反升擢者” 。综上所记，可知地方官横征暴敛，以所得之一部分作家业，一部分献给上官。地方长官又以所得分赂京中权贵和太监，京中权贵再以所得分赂太监。从太监、阁臣到地方州县官成一连串的贿赂系统。

前期吏治贪污，政府尚执法以绳，社会舆论亦往往加以指责。后期则以贪污为正常之现象。内外上下，贿赂公行，驯至民不聊生，盗贼四起，万历初年高拱指出这一现象，实由于有司之贪残。他说：

一地方之所以多贼者，实逼起于有司之贪残，而养成于有司之蒙蔽，及其势成，计无所出，乃为招抚之说，以苟且于目前。于是我以抚款彼，而彼亦以抚款我，东且抚而西且杀人，非有抚之实也，而徒以冠裳金币羊酒宴犒，设金鼓以宠之与之，有司将领固有称贼酋为翁，相对宴饮欢笑为宾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贼之荣利乃如此，不亦为贼劝乎？奈何民之不为贼也！

细析此种现象，第一由于乡绅和官吏的狼狈为奸，魏大中说：

百姓穷苦，皆由外吏贪残。其所以敢于贪残而无忌者，繇谄笑居间，求田间舍之乡绅为之延誉，拟赎庆生；贺节投欢之有司道与之作缘，少望风解绶之巡按，多计日待迁之巡抚，而辇毂赂遗，往来如织，入计之年，尤厚以声酬实，其应如响。故民苦贪残者，官称卓异，不但幸免计黜，寻且选科选道，或为吏部司官。风尚日非，仕路秽浊，贪官污吏，布满郡邑，百姓求一日之苟活不可得，而天下幸其久安长治，万无是理。

第二由于署印官之趁火打劫，赵南星说：

今佐领官所在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会署事，入门即征租税以图加收，日夜敲朴，急于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虚语也。

而总以催科之火耗、词讼之赎锾为应得之私款，公然入己，毫无避忌。方孩未《整饬吏治疏》说：

百姓何以日穷，亦曰天下贪吏多，而惩贪之法太疏耳。一邑设佐贰二三员，各有职掌，司捕者以捕为外府，收粮者以粮为外府，清军者以军为外府，其刑驱势逼，虽绿林之豪，何以加焉？稍上而长吏，则有科罚，有羡余，曰吾以备朝京之需，吾以备考满之用，上言之而不讳，下闻之而不惊，虽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尽无也。又上之而为郡守方面，岁时则有献，生辰则有贺，不谋而集，相摩而来，寻常之套数，不足以献芹，方外之奇珍，始足以下点，虽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尽无也，萧然而来，捆载而去。夫此捆载者，非其携之于家，雨之于天，又非输于神，运于鬼，总皆为百姓之脂膏，又穷百姓卖儿卖女而得之耳。如是安得不日剥日削，以至于尽也。而铨司之考成，止于罢职，抚按之弹劾，极于为民，夫携有余之金钱，高田广宅，歌儿舞女，肥肉美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进贤乎？

赵南皇《朝觐合行事宜疏》也说：

今士人一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问其所以，率由条鞭法行，钱粮经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羡余，加派在其中矣。而数年来又以军兴加派，则加重收而取羡余，是加派无已矣。有司之贪如此，民安得不为盗，小盗起而大盗随之，皆有司为之竽也。

所谓羡余即是火耗，顾亭林说得最为明白：

火耗之所由起，其起于征银之代乎？……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此法相传，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利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凡征收之数两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或至于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羨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矣。

驯至以火耗赎锾为国有之常例，于常例外更辟财源，国家颁一令，地方兴一事，都成官吏之利薮，刘宗周《敬条职掌疏》：

今日吏治之污，如催科而火耗，词讼而赎锾，已视为常例未厌也。及至朝廷颁一令，则一令即为渔猎之媒。地方有一事，则一事即为科敛之籍，官取其一，吏取其九，一者尝见持而九者遂不敢问，民费其十，上供其一，十者方取赢，而一者愈苦不足。以是百姓视上官如仇雠，一旦有事，可献城则献城，可从贼则甘心从贼，计不反顾也……一令耳，上官之诛求，自府而道而司而抚而按而过客而乡绅，而在京之权要，递而进焉，肆应不给。而至于营升谢荐之巡方御史尤甚。即其间岂无矫矫自好者，而相沿之例，有司已捆载而往遗其家，巡方不及问也。如是者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穷且盗以死可得乎？

地方守令更动一次，民间即被剥削数百万；巡方御史出巡一次，地方又被剥削数百万：

崇祯三年（1630 年）梁廷栋言：一岁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则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加派数百万。巡抚查盘访缉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选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

内外官的贿赂技术，也随吏治风气而进步，前期的黄米、白米，到后期末年易以雅称为书帕，馈遗金珠时必以书为副。刘宗周《敬循职掌条例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说：

往者京师士大夫与外官交际，自臣通籍时有科三道四之说，识者已为之哕呕。其后稍稍滥觞……禁愈严而犯者愈众，情愈巧。臣受事冬官时，见内外官相见以贽，辄袖手授受，不令班皂见窥，至列柬投递，必托小书名色曰十册二十册以示讳……久之白镪易以黄金，致长安金价日高，如是者习以成风，恬不为耻。

徐树丕亦记：

往时书帕惟重两衙门，然至三四十金至矣。外舅宫詹姚公（希孟）为翰林时，少者仅三四金，余所亲见，此不过往来交际之常，亦何足禁。今上严旨屡申，而白者易以黄矣，犹嫌其重，更易以圆白而光明者。近年来每于相见揖时，口叙寒暄，两手授受，世风日偷，如江河之下，不可止矣。

清人蒋超伯指出由于这一种风气，使一般地方官喜欢滥刻文集，以为应酬之用，鲁鱼亥豕，不可卒读，他说：

明世苞苴盛行，但其馈遗必以书为副，尤以新刊之本为贵，一时剞劂纷如，鲁鱼罔校，如陈埴《木锺集》弘治中温州知府郑淮重刊，都穆《南濠诗话》乃和州知州黄桓所刻，其序云捐俸绣梓，用广厥传。似此不一而足。

这种风气沿袭到清朝，有名的理学家仪封张伯行在每一任上，科敛民财，专刻前代理学书，却又偷工减料，只刻原书的一部分，或腰斩，或凌迟，而总颜曰《正谊堂丛书》，即是一个好例。

中央各机关中以户部掌国家出纳，吏部掌官吏铨选，故弊亦最重。试各举一例说明，李清记：

上虞赵钺老部胥，奸蠹也。因与部诸新胥瓜分不平，愤激上密疏尽发积弊：一，辽盐原议引价四万余两解部充饷，而米不纳宁远，银亦不交户部，二十余年诳纳可百万金。一，新增附纲二十九万引，多无归着，及天津派买米豆并带运追此挂欠米折船价水脚各项，尽属侵渔，每年数十万。一，长芦及淮北盐价逋负甚多，必责按年征解。朋扣马干为各镇道将侵分，岁数十余万。一，各处屯牧加增钱粮，并不察催，皆被侵隐。一，召买弊大，宣镇每年十二万尤为奸蠹，即他处可省亦数十万。一，各州县摊派里甲储备米豆，不可胜计，亦宜察核。

这是明北都倾覆前一年的事。竭全国的民脂民膏，不用之军，不用之国，却一部分徒饱贪官污吏的私囊，这是最可痛心的记载。关于吏部的，赵南星《陈铨曹积弊疏》：

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过于吏部。今之士人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循情为盛德，以请教为谦厚。闻有司管选者，每遇朝退，则三五成群，如墙而遮留之，讲升，讲调，讲地方，讲起用。既唯喏矣，则又有遮留者，恒至嗌干舌敝而后脱。一至署中，则以私书至，其三五联名者谓之公书，填户盈几，应接不暇，面皮世界，书帕长安。

驯至科场亦讲关节，勾结试官，出卖题目。 辅臣——内阁大学士是行政中枢最高人物，也多由贿赂太监入阁，黄尊素说：

大拜之事，相传必用间金数万，有类富人为注。馆中诸公明对人名，某某俱有以数万获之。沈吴兴（淮）入相，诱洞庭翁姓者五万金，以总戎许之。其余废弁弃官以千金进者不可胜计。即他相号称贤者往往为之。

其他著例如高拱之复相，由于邵芳行贿大珰。 周延儒之复相，由于吴昌时之交关近侍。 富人地主废弁弃官大家凑钱投资使某一人入阁执政，事成后以中外要官为酬佣分红之报偿，再从所任官上科敛搜括，收回资本和利息，这是明代的吏治，也是明代所以亡国之主因！

五、乡绅——举、贡、生员和乡官

见任官作恶于外，乡绅——乡官和绅衿——则作恶于乡里。赵翼曾说：

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鱼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

在农业社会的家族集团之下，乡绅的身份不但是荫及子孙，并且荣及祖考，一人及第，举族登天。其所以敢于作恶，第一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中坚分子，有法律上的特殊而且多方面的保障。第二因为乡官多半是显宦，他的政治地位必然高于地方守令，举、贡、生员则为将来之显宦，地方官也不敢或不愿得罪。谢肇淛论吏治与巨室说：

今之仕者，宁得罪于朝廷，无得罪于官长；宁得罪于小民，无得罪于巨室。得罪朝廷者，竟冒批鳞之名；得罪于小民者，可施弥缝之术。惟官长、巨室，朝忤旨而夕报罢矣。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赵南星也说：

夫吏于士者，不过守令。而乡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乡官往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则明辱暗害，无所不至。

第三明人重年谊和乡谊，科举的同榜构成师生和同年的政治关系，同一乡里则又构成同乡关系。这两种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党争；在地方的反映，是利用在朝的座主、同年、同乡来控制地方守令，使其顾惜前途，不敢加以钤制。尤其是父兄或子弟在朝的乡绅，更是势焰熏赫，奴使守令，成为地方政府的太上政权。

乡绅作恶于乡里，方面很多。第一是包揽词讼，嘱托官府。举例说：

永乐二十年（1422 年）八月壬寅，皇太子谓吏部、刑部、都察院臣曰：比年各处闲吏群聚于乡，或起灭词讼，扰揽官府，虐害平民，为患不少。

陶奭龄记：

今寒士登第……谒选之官……及其罢官归休，则恣横于乡党，居间请托，估计占夺，无所不至，安得国有廉吏，乡有端人？

刘宗周《责成巡方职掌疏》说：

江南冠盖辐辏之地，无一事无绅衿孝廉把持，无一时无绅衿孝廉嘱托，有司惟力是视，有钱者生。且亦有衅起琐亵，而两造动至费不资以乞居间之牍，至辗转更番求胜，皆不破家不已。甚至或径行贿于问官，或假抽丰于乡客，动盈千百，日新月盛。

顾公燮记明季缙绅云：

明季搢绅……尤重师生年谊，平昔稍有睚眦，即嘱抚按访挐。甚至门下之人，遇有司对簿将刑，豪奴上禀主人呼唤，立即扶出，有司无可如何。其他细事，虽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

甚至以理学自命，正襟危坐者，也要干涉官府，艾南英《复陈怡云公祖书》：

敝乡理学之盛，无过吉安。嘉隆以前，大概质行质言，以身践之。近岁自爱者多，而亦不无仰愧前哲者，田土之讼，子女之争，告讦把持之风，日有见闻，不肖视其人皆正襟危坐以持论相髙者也。

第二是隐庇徭役，靠损小民。顾亭林说：

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官，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丝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试科举之费，犹皆派取于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员也。

钱谦益《谭公墓志铭》：

吴中士大夫……田连阡陌，受请寄，避繇役，贻累闾里。

至于一般地主，子弟太不成才，无法进学校，则以金钱营充中外各机关吏役。英宗正统七年（1442 年）应天府尹李敏奏：

本府上元、江宁二县富实丁多之家，往往营充钦天监、太医院阴阳、医生，各公主府坟户，太常、光禄二寺厨役及女户者。一户多至一二十丁，俱避差役，负累小民。

或窜名府县为隶卒：

奸民避役者，率役司府为隶卒，主者纳其赂而庇之。多者百余人，少者亦七八十人。

第三是豪夺田宅，有同白著，试以英宗朝事为例：

正统元年（1436 年）十月戊寅，命监察御史李彝、于奎往南京，赐之敕日：比者南京有等权豪之人，不畏公法，侵凌军民，强夺田亩，占据市肆，隐匿军囚，种田看庄小人依附为非，良善被其扰害。

彝等廉得中官外戚所占田地六万二千三百五十亩。房屋一千二百二十八间。

景泰二年（1451 年）户部所议宽恤条例中说：

顺天、河间等府县地土，多被官豪蒙昽奏讨，及私自占据，或为草场，或立庄所，动计数十百顷，间接小民纳粮地亩，多被占夺，岁赔粮草。

成化十年（1474 年）蒋琬上言：

大同、宣府诸塞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畿内八府良田半属势要家，佃民失业。

弘治（1488—1505）时外戚王源占夺民产至二千二百余顷：

外戚源赐田初止二十七顷，乃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占夺民产至二千二百余顷。及贫民赴告，御史刘乔徇情曲奏，致源无忌惮，家奴益横。

世宗时夏言《奉敕勘报皇庄及功臣国戚田土疏》说：

近年以来，皇亲侯伯凭借宠昵，奏讨无厌，而朝廷眷顾优隆，赐予无节，其所赐地土多是受人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如庆阳伯受奸民王政等投献，奏讨庆都、清苑、清河三县地五千四百余顷。如长宁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献，奏讨景州东光等县地一千九百余顷。如指挥佥事沈傅、吴让受奸民马仲名等投献，奏讨沧州静海县地六千五百余顷。以致被害之民，构讼经年，流离失所，甚伤国体，大失人心。

景恭王于嘉靖四十年（1561 年）之国，多请庄田，其他土田湖波侵入者数万顷。 潞王在京邸时王店王庄遍畿内，居藩田多至四万顷。 福王之国时，诏赐庄田四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尺寸皆夺之民间，伴读、承奉诸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岀入，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动。 假如照人口和土地的比率，平均每一小农耕种十亩的话，那明末一个亲王就国，以法令所占夺的田土，够四十万个小农家的生活，再以每家平均五口计算，一亲王夺田四万顷，就有二百万农民饿死。

第四是擅役乡民，广兴造作。例如武宗朝之焦芳：

芳居第宏丽，役作劳数郡。

松江之钱尚书：

松江钱尚书治第，多役乡人，砖甓亦取给于役者。有老佣后至，钱责之，对曰：某担自黄瀚坟，路远故迟耳。钱益怒，答曰：黄家坟亦吾所筑，其坟亦取自旧冢，勿怪也。

世宗朝之严世蕃：

世蕃得罪后，与罗龙文日诽谤时政，其治第役众四千。

第五是营放收息，重利盘剥。方孝孺记：

洪武初，宁海及邻县饥，里中富人以麦贷贫乏者，每斗责谷二斗三升，乘时取倍获之息。

成祖朝宗室有以取息虐民遭戒敕者：

永乐十年（1412 年）敕靖江之辅国将军赞亿曰：监察御史言尔交通卫卒，以钱货民，多取利息，至系人妻孥，逼胁鬻居以偿所负，国家旧制四品以上官不得与民争利，汝宗室之亲，乃恣肆如此乎？

宣宗朝政府且指出高利贷为贫民流移之一因：

宣德五年（1430 年）九月戊申，上谕掌行在户部事兵部尚书张本曰：闻各处细民，多因有司失于抚字，及富豪之家施贷取息过虐，以致贫窘，流移外境。

英宗朝至重申权豪势要违例收息之禁：

正统五年（1440 年）四月乙未，严违例收息之禁。先是驸马都尉石璟家奴诉领璟银钞借与卫军，取索不还，乞为追理。上命行在户部检例言，洪武旧制，凡公侯内外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放债。永乐中亦尝禁约。今璟家奴放债而欲官追，于法有违。上命行在都察院执问惩治，仍揭榜申明旧制，严加禁约，有权豪势要仍前故违，及有司听嘱同害百姓者俱罪不宥。

但此禁例，亦显然只是具文，观下引一事可知：

（外戚）孙忠家奴贷子钱于滨州民，规利数倍。有司望风奉行。民不堪诉诣朝，言官交章劾之，命执家奴戍边，忠不问。

至各地方则更豪无忌惮，以为兼并蚕食之手段：

正统十三年（1448 年）六月甲申，浙江按察使轩輗言：各处豪民私债，倍取利息，至有奴其男女，占其田产者，官府莫敢指斥，小民无由控诉。

小民无力偿纳，往往破产，吴宽记：

民岁漕粟输纳多不足，豪家利以金贷，比比破产。

或则以田产典质，无力取赎，产去而税存：

正统元年六月戊戌，湖广辰州府沅陵县奏：民多因赔纳税粮，充军为事贫乏，将本户田产，典借富人钱帛，岁久不能赎，产去税存，衣食艰难。

或则以房屋抵押，无力取赎，即被没收：

正统六年五月甲寅，直隶淮安府知府杨理言：本府贫民以供给繁重，将屋宅典与富民，期三年赎以原本，过期即立契永卖。以是贫民往往趁食在外，莫能招抚。

或借则以银，而偿则以米，取数倍之息。顾炎武记：

日见凤翔之民，举债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此尚能支持岁月乎？

政府虽明知有这种兼并情形，也只能通令私债须等丰收时偿还，期前不得追索。可是结果这一仕宦阶级就因此索性不肯借贷，农民在春耕时，修理农具，准备种子，收购肥料，在在需钱，平时则或有疾病死亡，苛税力役，都非钱不办，一遇天灾兵祸，更是一筹莫展，政府不能救济，乡绅地主又拒绝借贷，贫农更是走投无路。政府只好又自动把这法案取消，让地主得有法律上允许的自由兼并的机会：

景泰二年（1451 年）八月癸巳，刑部员外郎陈金言：军民私债，例不得追索，俟丰稔归其本息。以此贫民有急，偏叩富户，不能救济。宜听其理取。从之。

第六是擅抽私税，扰苦商民。宣德八年（1433 年）顺天府尹李庸言：

比奉命修筑桥道，而豪势之家，占据要路，私搭小桥，邀取行人，榷取其利，请行禁革。上曰：豪强擅利至此，将何所不为？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约，不悛者具以名闻。

英宗时驸马都尉焦敬至私科商税，为有司举发，奉特旨赦罪：

正统元年（1436 年）十二月甲申，驸马都尉焦敬令其司副李昶于文明门外五里建广鲸店，集市井无赖，假牙行名，诈税商贩者钱，积数十千。又于武清县马驹桥遮截磁器鱼枣数车，留店不遣。又令阍首马进于张家湾溧阳闸河诸通商贩处诈收米八九十石，钞以千计。事觉下刑部，昶等俱引伏。尚书魏源上其罪，请执敬治之。上曰：姑赦敬、昶等，征其赃，人杖八十释之。

宪宗时著令严治，入律正条：

成化十五年（1479 年）七月二十二日节该，钦奉宪宗皇帝圣旨，管庄佃仆人等占守水陆关隘，抽分掯取财物，挟制把持害人的，都发边卫永远充军。钦此！

但到世宗时，犯者仍不过输赎：

嘉靖二十年（1541 年）言官劾勋爵权豪家置店房，科私税。惠安侯张镧亦预，输赎还爵。

第七是经营商业，和民争利，如行商中盐，例如成祖朝之蔡福：

永乐八年（1410 年）十月乙未，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庆言：公侯都督往往令家人子弟行商中盐，凌轹运司及各场官吏，倍数多支。朝廷申明旧制，四品以上官员之家，不许与民争利。已令罢支，今都督蔡福等妄行奏请，既付于法，其公侯有犯者，亦宜鞫治。上曰：姑勿治。令户部榜谕禁止。

宪宗朝之赵阳：

成化十七年（1481 年）中官赵阳等乞两淮盐十万引，帝已许之。户部左侍郎潘荣等言，近禁势家中盐，诏旨甫颁，而阳等辄违犯，宜正其罪。帝为切责阳等。

这一阶级以其雄厚之财力，政治之背景，独占市场，操纵物价，小商人因之失业破产，弊不可言，英宗时曾敕户部指出这一弊端：

正统九年（1444 年）四月壬辰，敕户部曰：朝廷令人易纳马草，开中盐场，本期资国便民。比间各场纳草之人，多系官豪势要及该管内外官，贪图重利，令子侄家人伴当，假托军民，出名承纳。各处所中盐粮亦系官豪势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挟势将杂糙米上仓，该管官司畏避权势，辄与收受，以致给军，多不堪用。及至支盐，又嘱管盐官搀越关支，倍取利息，致无势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丧资失业，嗟怨莫伸，其弊何可胜言！

如开行列肆，例如世宗朝之郭勋：

翊国公郭勋被劾下狱，有司勘勋京师店舍多至千余区。

周能父子：

周瑛嗣封庆云伯，封殖过于父。嘉靖中于河西务设肆邀商贷，虐市民，亏国课……周寿尝奉使道吕梁洪，多挟商艘，主事谢敬不可。寿与关，且劾之，敬坐落戢。

楚中宗室之开䌷帛店：

楚宗错处市廛者甚多，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通衢诸纟由帛店俱系宗室。间有三吴人携负至彼开铺者，亦必借王府名色。

吴中士大夫之急于货殖，黄省曾记：

自刘氏、毛氏创起利端，为鼓铸囤房，王氏债典，而大村名镇必张开百货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镇之负担者俱困，由是累金百万。至今吴中搢绅仕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

至福建则以地势濒海，豪绅巨室多投资于海外贸易，在禁海时期，称为通蕃。何乔新《福建按察司副使辛公（访）墓表》：

（访）奉敕巡视海道。濒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番市易，因相剽杀。公捕其党渠，没入其舰，事连达官，穷治甚急。其家讼于御史，诬公激变良民。或劝公少缓其狱，公奋曰：吾宁报法而死，不思卖法而生也。于是奸民屏息，海道肃清。

蔡清《椒丘先生（何乔新）传》记福清薛氏：

福清薛氏以所居濒海，岁出诸蕃互市，事觉，遂聚众欲为乱。先生掩其不备，尽获其渠，海道以宁。

海上风涛险恶，一有亏折，便掳掠行旅，成为海盗，张燮说：

闽在宋元俱设市舶司，国初因之，后竟废。成弘之际（1465—1505），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初亦渐享赢，后乃勾引为乱，至嘉靖而弊极矣。

甚或加入倭寇，为之向导，为虎作伥。由此当时的仕宦阶级以利害不同分裂为两派相对立，在内地兼并农民寄生于土地的主张禁海，片帆不许出港，绝通蕃即所以绝倭寇。在沿海经营海外贸易寄生于海洋的，就主张开放海禁，重设市舶司，以为海通后贸易发达，人民生计优裕，海盗自然绝迹。这两派的争论甚至影响国策和政局，嘉靖时朱纨的自杀就是一个著例：

朱纨长洲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七月倭寇起，改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久，奸人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葡萄牙）诸国入互市。闽人李克头、歙人许栋据宁波之双屿，司其质契。势家护持之，漳、泉为多，或与通婚姻。假济渡为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物，将吏不敢诘也。或负其直，栋等即诱之攻剽，负直者胁将吏捕逐之，泄师期令去，期他日偿，他日至，负如初，倭大怨恨，益与栋等合……纨巡海道……谓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上疏具列其状，于是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坯之……势家既失利，则宣言被禽者皆良民，非贼党，用摇惑人心……纨执法既坚，势家皆惧……纨且曰：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闽浙人益恨之……吏部用御史闽人周亮及给事中叶镗言，奏改纨巡视以杀其权……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闽人言，亦有不悦纨者矣……纨语复侵诸势家。御史陈九德遂劾纨擅杀，落纨职，命兵科都给事中杜汝祯按问。纨闻之，慷慨流涕曰：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制圹志作绝命词，仰药死……未几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

这是一次大陆和海洋的斗争，也是农业和商业的斗争，朱纨代表内地的农业地主的利益，周亮、叶镗、陈九德等闽浙人则代表沿海的新商业资本家的利益。我国祖先从西北向东南发展，到十四五世纪已发展到尽头，尤其是闽浙人多地狭，向南发展到海洋本是一个自然的趋势，明初的禁海令是反时代潮流的。朱纨的死，正说明是这反时代潮流的必然的牺牲。也说明这时代的新商业资本家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力量。

第八是抑买货物，占夺水利，例如明初之番禺土豪：

番禺土豪数十人，遇闾里珍货，辄抑价买之，稍不如意，即诬以钞法，人莫敢谁何。

明末之温体仁：

御史毛九华劾体仁居家时，以抑买商人物，为商人所诉，赂崔呈秀以免。

弋阳官陂之碓磨：

正统八年十二月戊戌，吏部听选官胡秉贤言：臣原籍江西弋阳县，有官陂二所，民田三万余亩，借其灌溉。近年被沿陂豪强之人，私创碓磨，走泄水利，稍有旱暵，民皆失望。

西湖菱芡之利：

杭州西湖傍近，编竹节水，可专菱芡之利，而惟时有势力者可得之。故杭人有俗谣云：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载功名尽，只见湖光不见笆！

顺德之占沙抢割，陈邦彦《中兴政要书·保民篇》第三《禁侵渔》：

臣乡田多近海，或数十年辄有浮生。势豪之家，以承饷为名，而影占他人已成之税田，认为己物，业户畏之而不敢争，官司闻之而不能直，此所谓占沙也。及至秋稼将登，豪家召募打手，驾使大船，列刃张旗，以争新占之业。其后转相摹仿，虽夙昔无因者，亦皆席卷而有之，耕者之少不敌抢者之多，或杀越折伤而不能问，此所谓抢割也。斯二者小民积怨深怒，皆归怒于乡绅……去冬寇犯彬、桂，民言至有愿寇之来与乡绅俱毙者。

“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这两句话正可做明代农民对乡绅的怨恨的注脚。

第九是淫虐杀人，无恶不作。例如杨稷：

杨士奇子稷居乡，尝横暴杀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乃下之理。

梁次摅：

梁储子次摅为锦衣百户。居家与富民杨端争民田，端杀田主，次摅遂灭端家二百余人。武宗以储故，仅发边卫立功。

这两个都是阁臣的儿子，在家当乡绅，前一个到杨士奇死后才正法，后一个则仅发边卫充军了事。又如衍圣公案：

成化丙戌（1466 年）三月癸卯，衍圣公孔弘绪坐奸乐妇四十余人，杀无辜四人，法当斩，以宣圣故，削爵为民，以弟洪泰代官。

同一年的张真人案：

四月戊午，正一嗣教大真人张元吉坐僭用器物，擅易制书，强夺子女，先后杀平人四十余人，至有一家三人者。法当凌迟处死，下狱禁锢。寻杖一百戍铁岭，而子亥庆得袭。元吉竟以母老放归。

这一对又因为是孔子和张道陵的子孙，是几千年来的老牌乡绅，虽然是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也竟可以逍遥法外，并且其地位还许其子弟承袭！又如程峋至公开和地方士民相杀，彭孙贻记：

永平荐绅程峋蓄苍头健儿数百，为害里党。士民揭竿与角，相杀亡算。

甚至以理学自命的正人君子，也私法杀人：

罗伦里居，立乡约以整顿风俗，其法甚严，莫敢不遵，独有强梁二人不服，且屡违教令，乃命其徒共执投水中。

此外如王应熊任首辅，其弟王应熙在乡作恶的罪状至四百八十余条，赃一百七十余万。 温体仁、唐世济的族人，甚至作盗，为盗奥主。 汤一泰倚从子汤宾尹之势，强夺已字之女，逼之至死。 文学家茅坤的家人也倚仗主势，横行乡里。 陈于泰、陈于鼎的兄弟在乡作恶，致引起民变。

国法不论是非，但论社会阶级，议亲则裙带，议贵则家族，有钱有势有地位的都可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农民无所控诉，只好造反：

白莲贼徐鸿儒薄胜县，民什九从乱。知县姬文允徒步叫号，驱吏卒登陴不满三百，望贼辄走，存者才数十。问何故从贼，曰：祸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绥巡抚董国光子也，居乡贪暴，民不聊生，故从贼。

替乡绅作恶的爪牙是豪奴悍仆。奴仆的来源，一是价买，例如杨继盛遗嘱所说：

曲钺他若守分，到日后与他地二十亩，村宅一小所。若是生事，心里想回去，你就令你两个丈人商议告着他……原是四两银子买的他，放债一年，银一两得利六钱，按著年问他要，不可饶他，恐怕小厮们照样行，你就难管。

一是投靠，如顾公燮所记：

明季搢绅，豪奴悍仆，倚势横行，里党不能安居，而市井小民，计惟投身门下，得与此辈水乳交融，且可凭为城狐社鼠，由是一乡一邑之地，挂名僮仆者十有二三。

尤其是一般小农，稍有田产，仅可生活，经不起苛税和里役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投靠乡绅之门为奴，借以逃避对国家的负担。徐阶是嘉靖朝的名相，家人多至数千，大半都是由投靠而来。于慎行说：

华亭家人多至数千，有一籍记之，半系假借。海（瑞）至相君第，请其籍削之，仅留数百以供役使，相君无以难也。

二者都立有身契，世世子孙不能改，奴倚主以避税避役，横行作恶；主则利用奴作爪牙，作敲诈的工具，如明后期娄东情形：

娄风俗极重主仆，男子入富家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间有富厚者以多金之，即名赎而终不得与等肩，此制驭人奴之律令也。然其人任事，得因缘上下，累累起家为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饥寒，更借托声势，外人不得轻相呵，即有犯者，主人必极力卫捍，此其食主恩之大略也。

如黄尊素所记宛刘氏事：

宛有刘氏者登戊戌第，其先世济恶。父以一日杀太平夫妇三人系狱，子登第得脱。刘自戊午自上江道罢秩，即蓄仆从数百人，养陆博酒徒数十辈，田宅之美者，子女之少者皆钩致之，以罄其所有，或把其阴事，或因其怨家，名谓投献。以是膏腴厌丰国中，民间百舍中产无不失业。诉于道府，置不为理。

和平民不同的是不许读书应试和通婚。谢肇淛说：

长乐（奴庶）之禁甚厉。为人奴者，子孙不许读书应试，违者必群击之。及之新安，见其俗不禁出仕而禁婚姻。

主奴的关系纯由金钱造成，用法律保障。一到社会局面改变的时候，秩序扰乱，法律无灵。17 世纪中叶，遂发生普遍的奴变。

六、生活与文化

这时代这一阶级的生活，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可以用“骄奢淫逸”四字书之。风行草偃，以这阶级作重心的社会，也整个地被濡染在风气中。由这种生活和风气所产生的文化，当然也是多余的，消费的，颓废的。

骄奢淫逸的生活，在明代前期即已有人具体地指出，以当时的首都京师——北京作代表，一事佛，二营丧，三服食，四倡优，五赌博：

正统十三年（1448 年）八月己卯，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陈鉴言：今风俗浇浮，京师为甚。冠攘窃发，畿甸为多。此愚者以为迂缓不急之务，而知者所深虑也。臣推其故有五：其一军民之家，事佛过盛，供养布施，倾赀不吝。其二营办丧事，率至破家，唯夸观视之美，实非送死之益。其三服食靡丽，侈用伤财。其四倡优为蠢，淫败无极。其五赌博破产，十凡八九。凡此数者，前此未尝不禁，但禁之不严，齐之无礼，日滋月炽，害治非细。请下有司申明国初条例，参以前代礼制，务使其简而易知，畏而不犯，则盗贼可以消弭，而风俗可以还淳。礼部尚书胡 等以为所言者已尝屡有禁令，无庸别作施行。事遂止。

五十年后，周玺上疏说出当时奢侈的生活：

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侈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居室则一概雕画，首饰则滥用金宝，倡优下贱以绫缎为袴，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厮役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奢靡僭用之习自如。

又过五十年，嘉靖时（1522—1566）钱薇则以为弘治间（1488—1505）侈在勋戚，正德间（1506—1521）奢乃在士大夫。他说：

党蓝田昔游京师，在弘治间，士大夫彬彬以礼自饬，诸勋戚乃有侈而泰者。正德时奢乃在士大夫，石齐阁老与宁、堂辈序约兄弟，每饮，赏庖役白金多或至二百，噫！宴劳之滥，自此始矣。

到世宗朝严氏父子当国，穷奢极欲的风气，遂达顶点。例如严家子孙的生活：

严嵩孙严绍庚、严鹄等尝对人言，一年尽费二万金，尚苦多藏无可用处。于是竞相穷奢极欲。

严嵩门下邹懋卿的生活：

恃严嵩之势，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白金饰溺器。其按部尝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

朱国桢把这时代和永乐时代比较说：

永乐时阁臣子弟至附舟潜行，盖国初规制如此。即大臣不敢过分，何况子弟？余入京见阁臣子弟驾驿舟极宏丽，气势烜赫，所司趋奉不暇，乡里亲戚皆缘为市。其风大约起于严氏父子，后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也。

万历初年名相张居正奉旨归葬时，沿途地方官挖空心思趋奉：

一真定守钱普创为坐舆，前舆后室，旁有两虎，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过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

闹阔的风气，也影响到民间婚姻，索重聘，陪厚嫁，有类唐代的卖婚。徐渭记浙东情形：

吾乡（山阴）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归之日，担负舟载，络绎于水陆之涂，绣袱冒箱笥如鳞，往往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自矜高，闭门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虽在襁褓，则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轻之，谈多不及也，相率以为常。

崇祯十二年（1639 年）杨嗣昌上疏说：

海内士大夫自神皇末年相习奢侈，凡宫室车马衣服器用之属，无不崇饰华丽，迈越等伦。即或清高自命，宦橐无多，亦称贷母钱，缔构园亭卉木，耽娱山水诗文，以是优游卒岁为快。其亲串朋好，偶逢吉庆生辰，相率敛钱，造杯制帐，更迭酬赠，以为固然。臣等身在流俗之中，沿染至今，皆不能免。

堵允锡上疏斥奢淫之习说：

冠裳之辈，怡堂成习，厝火忘危。膏梁文绣厌于口体，宫室妻妾昏于志虑，一簋之费数金，一日之供中产，声伎优乐，日缘而盛。夫搢绅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风。于是有纨绔子弟，益侈豪华之志，以先其父兄。温饱少年，亦竞习裘马之容，以破其家业，挟弹垆头，呼卢伎室，意气已骄，心神俱溃，贤者丧志，不肖倾身，此士人之蠹也。于是又有游手之辈，习谐媚以蛊良家子，市井之徒，恣凶谲以行无赖事，白日思群，昏夜伏莽，不耕不获，生涯问诸傥来，非士非商，身业寄于亡命，狐面狼心，冶服盗质，此庶人之蠢也。如是而风俗不致颓坏，士民不致饥寒，盗贼不致风起者，未之有也。

大声疾呼，无人理睬，流贼起而明遂亡。

从上文所引的从正统到崇祯的史料看，可见这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也是造成这时代的这一阶级的风气。

这一阶级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筑在金钱上。一生的前半期耗费在科举上，等到登科入仕以后，八股文固束之高阁，即切身的现实的如何做事，如何从政，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问题都一概不管。却用全副精神来讲求物质的享受，一般地说，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刻意谋生活的舒适，纳姬妾，营居室，筑园亭，侈饮食，备仆役，再进而召伎女，养优伶，事博弈。雅致一点或附庸风雅的更提倡玩古董，讲版刻，组文会，究音律。这一阶级人的生活风趣影响是文学、美术、建筑学、金石学、戏曲、版本学……使之具有特殊的时代的面目。

八股家幸而遭遇机缘，得了科名时，第一步是先起一个别号，如什么斋什么甫庵之类，以便于官场和同一阶级人的称呼。顾起元引王丹丘说，以为此风自嘉靖以后始盛。他说：

正德中士大夫有号者十有四五，虽有号，然多呼字。嘉靖年来，束发时即有号，末年奴仆舆隶俳优无不有之。

第二步是娶一个姨太太，沈德符说：

搢绅羁宦都下，及士子卒业辟雍，久客无聊，多买本京妇女，以伴寂寥。

王崇简也说：

明末习尚，士人登第后，多易号娶妾。故京师谚云：改个号，娶个小。

第三步是建筑适合身份的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骇人听闻。例如严嵩得罪籍没时的家产清单，光是第宅房屋一项，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零四间，在北京的共一千七百余间。 陆炳用事时，营别宅至十余所。 郑芝龙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数月，增置仓庄至五百余所。 顾起元说：

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本，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斤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栏之中，亦多画屋矣。

仕宦阶级经构园亭风气之盛，大概也是嘉靖以后的事。陶奭龄说：

少时越中绝无园亭，近亦多有。然其间亦有人已之辨菜径棘篱，林木蓊蘙，内有清池数亩，修竹数千，洞房素闼，具体而微，北牖延风，南荣宾日，身可休老，子孙可诵读，亲朋过从，亦可觞咏，为己者也。岩夫雕阑绮榭，杰观危楼，修廊引带其间，花径汇缘而入，标奇踞胜，带霓饮云，使夫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有应接之烦，无燕处之适，此为人者也。

奭龄是万历时人。可见在嘉隆以前，即素称繁庶的越中，仕宦阶级尚未有经营园亭的风气。园亭的缔构，除自己出资建置外，大抵多出于门生故吏的报效，顾公燮说：

前明搢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门生故吏代为经营，非尽出己资也。

王世贞记南京名园，王公贵戚有太傅园，西园，魏公南园、西园，锦衣东园，万竹园，西园，徐锦衣家园，金盘李园，徐九宅园，莫愁湖园，同春园，凤台园，武定侯园；士人则有市隐园，武氏园，正贡士杞园，遯园，逸园，尔祝园，吴孝廉园，何参知露园，卜太学味斋园，许典客长卿园，李象先茂才园，许长卿新园，无射园，汤太守熙台园，陆文学园，方太学园，张保御园，李民小园，武文学园，太复新园，华林园等园。 娄东（太仓）一邑有田氏园，安氏园，王锡爵园，杨氏日涉园，吴氏园，季氏园，尝氏杜家桥园，王世贞弇州园，王士骐约园，琅玡离薋园，王敬美澹园等数十园。 北京则有米仲诏湛园，勺园，漫园，宣家园，清华园等名园。 全国名都大邑，都竞相建筑，园亭建筑学由之盛极一代，西洋教士东来后，将东方建筑意境带回欧洲，大大地影响了十七八世纪时代的欧洲园亭建筑。园中多凿水叠假山，郎瑛记：

近日富贵家之叠假山，是山之成也，自不能如真山之有生气，春夏且多蛇虺，而月夜不可乐也。

张南垣至以叠石成名，为当时人造风景、园亭艺术专家，黄宗羲说：

三吴大家名园皆出其手。其后东至于越，北至于燕，召之者无虚日。

对于饮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正德时大臣宴会，赏赍庖役动至数百金。万历时张居正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陶奭龄说：

近来人食酒席，专事华侈，非数日治具，水陆毕集，不敢轻易速客。汤饵者簌，源源而来，非惟口不给尝，兼亦目不周视，一筵之费，少亦数金。

“一簋之费数金，一日之供中产。”平居则“耽耽逐逐，日为以腹谋”。张岱自述：

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则苹婆果，黄巤，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橘，福橘饼，牛皮糖，红腐乳。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査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南京则套樱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查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笋，塘栖蜜橘。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狸，樱桃，虎栗。嵊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海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橘，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蛭，白蛤，江鱼，鲥鱼，里河鰦。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

“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 争奇斗巧，普通的作法不足以标新立异，于是别出蹊径，惨杀物命：

京师…宰杀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巨珰富戚，转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为意。

在这风气之下，专讲饮食烹调的食谱茶谱酒谱便成为这阶级的流行著作，饮食口腹之学也成为专门之学了。

同样衣服也由布而䌷绢，由浅色而淡红。隆万时范濂说：

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 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从典肆中觅旧殷旧服，翻改新起，与豪华公子列坐，亦一奇也。春元必穿大红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浅红道袍，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鬃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稍富则绒衣巾盖益加盛矣。

巾帽则变易更多，花样翻新，不可究诘。范濂又记：

余始为诸生时，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搢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午（1546 年）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两边玉屏花一对。而少年貌美者加犀玉奇簪贯发。综巾始于丁卯（1567 年）以后，其制渐高，今又渐易。盈纱巾为松江上产，志所载者，今又有马尾罗巾、高淳罗巾，而马尾罗者与综巾似已乱真矣。童生用方包巾，自陈继儒出，用两飘带束顶，边亦去之，用吴门直罗头法，而狷儿更觉雅俏。瓦楞综帽在嘉靖初年唯生员始带，至二十年外则富民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皆尚罗帽、纻丝帽。故人称丝罗必曰帽缎……万历以来，不论贫富皆用综，价亦甚贱，有四五钱七八钱者，又有朗素密结等名。

此外又有玉壶巾、明道巾、折角巾、东坡巾、阳明巾等名色。 妇女服饰，正德时多用璎珞：

正德元年（1506 年）妇女多用珠结盖头，谓之璎珞。

嘉靖以后则愈趋繁杂，范濂说：

妇人头髻在隆庆初年，皆尚圆褊，顶用宝花，谓之挑心，两边用捧鬓，后用满冠倒插，两耳用宝嵌大环，年少者用头箍，缀以圆花方块。身穿裙袄，袄用大袖圆领，裙有销金拖。自后翻出挑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圆，并去前饰，皆尚雅装，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鬓髻，髻皆后垂，又名墮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对，前用金铰丝灯笼簪，两边用西番莲稍簪插两三对，发眼中用犀玉大簪横贯一二枝，后用点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装缀明珠数颗，谓之鬓边，花插两鬓边，又谓之飘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领窄袖，长三尺余，如男人穿褶，仅露裙二三寸。梅条裙拖，膝裤拖初尚刻丝，又尚本色，尚画，尚插绣，尚堆纱，近又尚大红绿绣，如藕莲裙之类，而披风便服并其梅条去之矣。

髻则愈后愈高，董含说：

余为诸生时，见妇人梳髻高三寸许，号为新样。年来渐高至六七寸，蓬松光润，谓之壮丹头，皆用假发衬垫，其垂至不可举首。又仕官家或辫发螺髻珠宝错落，乌靴秃秃，貂皮抹额，闺阁风流，不堪过目，而彼自以为逢时之制也。

生活上的穷奢极欲，再进一步便是狎妓。唐宋以来的官妓，到明初仍沿其制，刘玉记：

（南京）江东门外，洪武间建轻烟、淡粉、梅妍、翠柳四楼，令官妓居之，以接四方贵客大贾，及士大夫休沐时往游焉。后士大夫多耽酒悦色废事，渐加制限。

胡纳亦记：

台、温二郡，经方氏籍据之后，全乖人道。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挟倡饮，有司疲于供应。熊君鼎为浙佥事，下永嘉令籍倡家数千，悉械送之京。

至宣德三年（1428 年）左都御史刘观挟妓宴饮被斥，《明史》记：

时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观私纳贿赂，诸御史亦贪纵无忌。

次年复有萧翔等挟妓废事案：

七月丙寅，给事中贾谅、张居杰劾奏行在户部郎中萧翔等不理职务，日惟挟妓酣饮恣乐。命悉下之狱。上谓尚书夏原吉等曰：饮酒人之常情，朕未尝禁。但君子当以廉耻相尚，倡优贱人，岂宜亵狎。近颇闻此风盛行，如刘观辈尤甚，每趁人邀请，辄以妓自随，此辈仿效，若流而不返，岂不大坏礼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当以朕此言偏谕之。

一月后政府遂申令禁约，现任官不许狎妓：

八月丙申，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 曰：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沈酣终日，怠废政事，甚者留宿，败坏礼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罚之。

替代官妓的是变形男娼的小唱，沈德符说：

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搢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几如西晋太康矣。

史玄记：

唐宋有官妓侑觞，本朝惟许歌童答应，名为小唱。而京师又有小唱不唱曲之谚。每一行酒止传唱上盏及诸菜，小唱伎俩尽此焉。小唱在莲子衙衕，门与倡无异。其侏好者或乃过于倡，有耽之者往往与托合欢之梦矣。

但非现任官吏即不受此禁例之束缚，勾栏盛况并不因之减色。驯至士人以老称妓，茅元仪曾愤慨地说：

近来士人称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类。老者吾辈所尊，而尤物所忌，似不近人情。

17 世纪初年，轻薄文人至以科举名次来标榜妓女，称为花榜，冰华梅史《燕都妓品序》：

燕赵佳人，颜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都建鼎，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薫陶，其艳宜惊天下无疑。万历丁酉庚子间（1596—1606）。其妖冶已极。

有状元、榜眼、探花之目。同时曹大章有《秦淮士女表》，萍乡花史有《广陵士女殿最表》。 可见这风气之普遍。余怀记南京教坊之盛，甚至说：

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

崇祯中四方兵起，南京未遭兵燹，这一阶级在国亡家破的前夕，依然征歌召妓：

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

明代后期的色情小说，最著者如《金瓶梅》，就是代表这时代的作品。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所描写的秦淮河教坊盛况，也是这时代的写实之作。

和妓女、小唱并行——或者可以说部分由妓女、小唱改业的有女戏和男戏。女戏之盛行亦为隆万以后之事，徐树丕说：

十余年苏城女戏盛行，必有乡绅为之主，盖以倡兼优，而搢绅为之主。充类言之，不知当名以何等，不肖者习而不察，滔滔者皆是也。

以排演女戏著称的艺术家有朱云崃，以音乐著，张岱说他：

朱云崃教女戏，非教戏也，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箫管鼓吹歌舞，借戏为之，其实不专为戏也。郭汾阳、杨越公、王司徒女乐，当日未必有此。

刘晖吉以布景著：

若刘晖吉奇情幻想，欲补梨园从来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宫，叶法善作法，场上一时黑魅地暗，手起剑落，霹雳一声，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圆如规，四下以羊角染五色云气，中坐常仪，桂树吴刚，白兔捣药。轻纱缦之内，燃寒月明数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撤布成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为戏也。

朱楚生则以科白著：

朱楚生，女戏耳，调腔戏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盖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与焦生辈讲究关节，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剑》、《画中人》等戏，虽昆山老教师，细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也。

至男戏则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职业伶人，第二种是业余消遣，第三种是贵家戏社。职业伶人游行城乡，搭草台，临时演唱，民间重迷信，酬神赛会，必招戏班演戏，是近代最重要的民间娱乐，汤来贺《梨园说》：

自元人王实甫、关汉卿作俑为《西厢》，其字句音节足以动人，而后世淫词纷然继作。然闻万历中，家庭之中，犹相戒演此，恶其导淫也，且以为鄙陋而羞见之也。近日若《红梅》、《桃花》、《玉簪》、《绿袍》等记，不啻百种。括其大意，则皆一女游园，一生窥而悦之，遂约为夫妇，其后及第而归，即成好合，皆徒撰诡名，绝无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无可喜，徒创此以导邪。近来各乡从前质朴者，因演戏而习冶容矣。闻某村演戏，席罢之后，妇女逐优人而去矣；又见有嗜戏之家，处子怀孕，淫乱非常矣……然乡村信神，咸矫诬其说，谓不以戏为祷，则居民难免疾病，商贾必值风涛，是以莫能禁之。

故事的公式化，游园、定情、及第、好合四个段落，以及第为必然的中心，正是反映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人的趣味。浙江绍兴一城就聚有这类伶人至数千人之多，刘宗周《与张太符太守书》：

梨园之为天下病，不能更仆数，虽三尺童子知之，而于吾越为独甚。斗大一城，屯拥数千人，夜聚晓散，日耗千金，养奸诲盗，且挟宦家之势以陵齐民，官司不敢问。

伶人服饰至有值千金以上者。 甚至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吴中奇荒之后，仍大规模演戏，徐树丕说：

辛巳奇荒之后……而优人鲜衣美食，横行里中，人家做戏一本，费至十余金，而诸优犹恨恨嫌少。甚至有乘马者，乘舆者，在戏房索人参汤者，种种恶状。然必有乡绅主之，人家惴惴奉之，得一日无事，便为厚幸矣。

业余消遣的，东南到处多有，浙江各地称为戏文子弟，陆容说：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悽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其膺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

江西则有永丰腔，唐顺之说：

永丰又素善为优，闾里浸淫传习，谓永丰腔。使民淫于欲而匮于财。

贵家戏社则由巨家家优排演，供私人欣赏，角色俱经精选，陈懋仁说：

优伶媚趣者，不吝高价，豪奢家攘而有之，蝉鬓传粉，日以为常。

明末最著者为山阴张家和桐城阮家。山阴张家从万历时理学名臣张元忭起到张岱三世都以声伎著名，张岱自述：

我家声伎，前世无之。自大父于万历年间，与范长白、邹愚公、黄贞父、包涵所诸先生讲此道，遂破天荒为之。有可餐班……次则武陵班……再次则梯仙班……再次则吴郡班……再次则苏小小班……再次则平苑茂子班。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僮技艺，亦愈出愈奇。

张岱自己也工于妙解音律，工于填词度曲。 溪僮到其家，至谓之“过剑门”。曲中经其一顾，声价十倍。 阮大铖则是明末最负盛名的戏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名震一时，张岱说：

阮圆海家优美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画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这一般乡绅不但谱制剧曲，蓄优自娱，并能自己度曲，厌倒伶工。沈德符记：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吴中搢绅，留意音律，如太仓张工部新、吴江沈吏部璟、无锡吴进士澄时俱工度曲，每广座命伎，即老优名倡俱遑遽失措，真不减江东公瑾。

我们假如把明代的剧作家的身份做一统计，将发现大部分是属于本文所说的这一阶级，主要的如朱权、丘濬、王世贞、汪道昆、梁辰鱼、汤显祖、陆采、张凤翼、梅鼎祚、屠隆、李玉、阮大铖……除开第一个是亲王外，其他的全是进士，官阶从内阁大学士到县令。假如再和元曲的作家相比，则将发现元曲的作者大多数是平民和吏胥，而明代传奇的作者则大半是文人达官。这一对比的事实，从平民的艺术转变为贵族的艺术（文辞之细腻佳丽，故事题材之从日常生活转变为科名团圆），也正是这整个时代的趋势的说明。

仕宦阶级的另一种娱乐是赌博。缙绅士大夫至以赌博为风流，随便举几个例子，如祝允明：

长洲祝允明好酒色方博。

皇甫冲：

长洲皇甫冲博综群籍，通挟丸击球音乐博弈之戏，吴中轻侠少年咸推服之。

何士璧：

福清何士璧跅跑放迹，使酒纵博。

韩上桂：

万历间，韩上桂为诗多倚待急就，方与人纵谈大噱，呼号饮博，探题立就，斐然可观。

最通行的赌博有两种，一种是马吊，始行于天启中，顾亭林说：

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论所云：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

其发展自南而北，申涵光说：

赌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南中，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问之，皆云极有趣。吾第见废时失事，劳精耗财，每一场毕，冒冒然目昏体惫，不知其趣安在也？

另一种是叶子戏，源于小说《水浒传》，以政府所出缉捕水浒群盗赏格数目及所指名之人图形博胜负，名为斗叶子，成化英宗时即已盛行于东南，陆容记：

斗叶子戏，吾昆城上至士夫，下至童竖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斗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作此者盖以赌博为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为利所迷，不自悟耳。记此庶吾后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到万历末年，成为民间最流行的赌博，进士甚至有“以不工赌博为耻”的情形。内容又小变，有“闯”，有“献，有“大顺”三牌，吴伟业说：

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赵宋时山东群盗姓名于牌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有曰闯，有曰献，有曰大顺。初不知所自起，后皆验。

举国上下，都淫于赌博，结果是如沈德符所说：

今天下赌博盛行。其始失货财，甚则鬻田宅，又甚则为穿窬，浸成大夥劫贼。盖因本朝法轻，愚民易犯。

崇祯流寇四起，都自立名号，赌惯了叶子戏的就以叶子戏上最脍炙人口的绰号自名，闯、大顺之外，如闯塌天、立地王、一堵墙、曹操、老回回之类，大体上都是从叶子戏上的绰号演变而来的。

除狎妓、捧戏子、赌博这一类事以外，自命风流或附庸风雅的，则进而搜集古董书画，沾沾自喜，号为收藏家。明代前期称这一类人为“爱清”。陆容说：

京师人家能蓄书画及诸玩器盆景花木之类，辄谓之爱清。盖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绅之好事者往来，壮观门户。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润以行其私，溺于所好者不悟也。

嘉靖以后，此风大盛，巧取豪夺，无所不至。沈德符说：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义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稽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携李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叶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史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相国父子（严嵩、世蕃），朱成公兄弟（希孝、希忠），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于是严以势劫，朱以货取，所蓄几及天府。张江陵（居正）当国亦有此嗜。董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

严家籍没后，抄没清单中有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册轴，古今名画刻丝纳纱纸金绣子卷册共三千二百零一轴。 这些书画的内容和源流都具见于文嘉的《钤山堂书画记》。 内中有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画，据李东阳的《怀麓堂集》、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四艺蘅《留青日札》和《钤山堂书画记》、钱谦益《初学集》等书的记载，此图的主人有宜兴徐氏（溥）、西涯李氏（东阳）、陈湖陆氏、昆山顾氏（懋宏）、袁州严氏（嵩）、内府、嘉禾谭梁生等主人。徐、李、严三家都是宰辅，陆、顾则为世族。 由此可见这时代这风气之盛！可是从学术的立场看，这时代人对于古物的态度只是一种玩意、珍宝，收藏的风气虽盛，研究的成绩像两宋的《集古录》《金石录》《钟鼎彝器款识》《东观余论》《隶释》，讲形制，讲花纹，究文字，正史实的著作，却一部也没有。金石学、考古学的成为专学，直需等到下一个对明学反动的清代，在学术史上虚过三百年，真是值得今人惋惜的一件事。勉强地说，这时代人对金石学的贡献，是搜集和保存古物，供给下一代人研究的基础。

另外一种兴趣是刻书，由于上文所说“书帕”的需要，外任或岀使官进京时的人情或贿赂都以新刻书为贵，于是各地竞相刻书，各官竞相刻书，刻前人著作，刻经史，刻本朝人著作，刻自己著作，刻丛书，刻类书。书籍的数量的陡增和普遍，可说是这时代对于近代文化的一大贡献。我们试读明初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元末明初这一段时期书籍是如何缺乏，如何难得。这种情形直到正德末年还是无大进步，顾亭林说：

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亦非好古之家不蓄。

到正德以后，随吏治风气之日坏而刻书日益增多，刻工印刷日益坏，所刻书日益滥，内容芜陋，灾梨祸枣，嘉靖时唐顺之至大声疾呼抨击此等陋习，他指出当代文集之多而滥说：

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者，皆不久泯灭。然其往者减矣，而在者尚满屋也。若皆存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则南山竹木煤炭当尽减价矣。可笑可笑！

他又说：

居常以刻文字为无廉耻之一节，若使吾身后有闲人作此业障，则非吾敢知。至于自家子弟，则须有遗嘱说破此意，不欲其作此业障也。

又说：

今世所谓文集者，遍满世间，不为少矣。其实一字无用。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于不朽之图，而适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诮于观者，亦可谓木灾而已。

可惜他身后仍然有闲人替他刻文集，刻杂著，做此业障！其实不但是文集之多而滥而已，丛书、类书也一样。刻书到无新书可刻，而又非新书不够炫耀，不够送“礼”时，只好偷工减料，杂抄、类书应市。或者取巧，窃取已刻丛书，截足去腕，改头换面，伪造作者和书名，作为一新丛书岀面。欺世盗名，贻误学者，明代后期刻书之草率，和类书、丛书之饾饤瓜剖，恶劣万状，原因就在于此。

再就现存的明人文集而论明代的文学，明初的一些文人，如宋濂所说到底还是曾经钻研经史，博读子集，学有根底的。自科举兴而开始有不读书的风气，士子除“四书”以外，不读他书。到中期王世贞、李攀龙反抗这潮流，提倡复古，不读唐以后书，唐以前的书，《史》、《汉》、诸子还是非读不可的。到后期三袁（宗道、宏道、中道）、钟惺、谭元春力反王李之说，遍主唐宋，文坛上有公安体、竟陵体之目，却索性唐以前也不读，唐以后亦不读，空疏之上加上浅薄，矫揉造作，模仿晋人语调，造一二隽语，今人名之为小品文。其弊正如禅宗不立文字，白痴村夫只要会一两句口头禅，会喝会打，便可自命禅学，机锋。这是八股制度所产生的机锋文学，也是亡国文学。

由于乡里的、同年的、同门的观念，在政治上也因之而分党立派，乡谊重而国事轻，年谊重而是非乱。谈迁说：

万历末朝士分党，竞立门户。有东林之党，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金坛于玉立等废居讲学，立东林书院，而常、镇人附之。有昆山之党，则顾天埈及湘潭李胜芳，苏人附之。有四明之党，则沈一贯，浙人附之。有宣城之党，则汤宾尹，而宁国、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党，则邹元标。有关中之党，则冯从吾，各同省人附之。冯尝督学山西，则山、陕合。冯、邹又讲学相善，又江右、山、陕合也。闽、楚、粵、蜀远不具论。庚戌大计，江右淮抚李三才庇东林而诸党左矣。时攻东林俱见罪，四明至楚粤无一人台省者。天启初东林独盛，起邹元标，而江右亦东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东林也，福清叶白高、归德侯执躬秉政，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径，非东林不灵，波及诸生，如复社、几社不一而足，家驰人鹜，恐汉末标榜不是过也。

大致地说，可以分为东林和非东林两派：

万历三十八年……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竣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峻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织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挑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

非东林系统复杂，即东林亦以地分左右：

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魏大中尝驳苏松巡抚王象恒恤典，山东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

东林党人多名儒学者，以讲学相高，其意见往往可左右政治。非东林则多不为物论所予，为东林所攻击，窘而附于内廷的阉宦，由此又成为外廷的清流和内廷的阉人争夺政权的局面。两方互相排挤攻击，争门户，争封疆，争“三案”，争京察，不胜则纠纷错杂，不可究诘，这一派上台，那一派下野，此伏彼起，只图顾全乡谊年谊，置国家利害于不顾。这一阶级是这帝国政权的基础，基础崩溃，所建设的政权自然也就瓦解了。

年轻一点的举、贡、生员，贵家公子，受了上一代分党立派的刺激，则组织文社，自相标榜，以为名高。顾公燮说：

文社始于天启甲子（1624 年）张天如等之应社……推大讫于四海。于是有广应社、复社。云间有几社，浙江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佥会于吴，统于复社。

其学风好糅杂庄老，混合儒释，顾亭林说：

当万历之末，士子好新说，以庄老百家之言，窜入经义，甚者合佛老与儒为一，自谓千载绝学。

空谈性命，不切实际。有讲求经世实用之学者则共目为迂，为疏，为腐，陶奭龄说：

士大夫膏肓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脱者，即共命之为迂为疏为俗。于是一入仕途，即相师相仿，以求入于俗而后已。如相率而饮狂泉，亦可悲矣。

以抨击剿袭为能事，一书新出，即有一书讥评之，诗文则仿效时贤，亦步亦趋，了无生气。 黄宗羲讥为学骂，他说：

昔之学者学道也，今之学者学骂也。矜气节者则骂为标榜，志经世家则骂为功利，读书作文者则骂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骂为俗吏，接庸僧数辈则骂考亭为不足学矣，读艾千子定待之尾则骂象山、阳明为禅学矣，濂溪之主静则曰盘桓于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则曰是有方所之学也。逊志骂其学误主，东林骂其党亡国，相讼不决，以后息者为胜。

这上下两代人有四字宝诀，在登政府时应用，曰调停，曰作用，于慎行说：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宝诀，自谓救时良方，不知乃其膏肓之疾也。进退人才用调停二字，区画政机用作用二字。此非圣贤之教也。夫贤则进，否则舍，何假调停？政可则行，不可则止，何烦作用？君子以调停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作用为方，而小人之弥缝者借焉，四字不除，太平不可兴也。

甚至以留心国事为多言多事：

编修倪元璐屡疏争时事。同乡前辈来宗道谓曰：渠何事多言！吾词林故事，惟香茗耳。时谓宗道清客宰相云。

又有三法，谢肇淛说：

今之仕者，为郡县则假条议以济其贪，任京职则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闬则假道学以行其私。举世之无学术事功，三者坏之也。

我们可以学他的话说：明代之无学术事功，是由于这个特殊的社会重心，这个特殊的新仕宦阶级所构成的社会风气和制度。由于这种风气和制度所造成的人生哲学是读书取科第，做官要贪污，居乡为土豪。学术不能疗贫，事功不能致富，则此时代之无学术事功，正是此时代之本色。何怪之有！

1943 年 1 月 10 日于昆明瑞云巷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