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序一

端木蕻良

《稗雅》、《释小》这一类书，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类书”，又不同于一般的“工具书”。这些作者写的，多是由于亲身体会得来的，因此，都有独到的特点。

大概由于孔子曾对他的儿子说过：“你干么不读读诗，可以多知道一些草木鸟兽鱼虫的名儿！”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陆玑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后来，又有解释得更加详细些的《广要》。不难看出，孔老夫子大概是说过这种话的。

楚辞，也是诗。因此，有关楚辞，草木鱼虫这方面的疏证，同样也是接连着出现。我们现在阅读《诗经》、《楚辞》，对其他方面暂且不说，单就草木一种，就不大知道它指的是今天哪些植物了。但在屈原时代，这些植物多是平日容易见到的东西。正像《红楼梦》中“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宝玉说的那样：“想来《离骚》、《文选》等书上所有的那些异草，也有叫作什么藿 姜荨的，也有叫作什么丹椒、蘪芜、风连，如今，年深岁改，人不能识。故皆像形夺名，渐渐地唤差了，也是有的。”脂砚在这句话下批道：“自实注一笔，妙！”可见“实注”两字，也就点出是曹雪芹的行文中自释自注了。

时间不停地流去，二百年后的《红楼梦》，在我们面前，有许多事物，也可以说“年深岁改，人不能识”了。继续加以“实注”，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我国的疏证谱录这门学问，与时俱增，范围越来越广。分类成集的，篇什浩繁姑且不去说它了。但在学术界，就个人经验所及，或亲闻亲见，写出一些释文笺注的，就这个传统来说，一直没有间断过。

近年《红楼梦辞典》，以及《红楼梦注释》，也都有人努力在做。这对《红楼梦》阅读和传播，是会起到很重要作用的。但是，由于这种辞典和注释，限于体例，不可能对某事某条作更多的解释。那么，《红楼识小录》，刚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些补充。

就拿“当票”这种东西为例来说罢，湘云不认识它，宝钗不但认识，而且懂行。这在当时，既反映出来两个人的家庭不一样，又反映出来两人接触事物方面也不一样。在二百年以后的今天，一些读者，不要说宝钗那样年纪的，就是三四十岁以下的，便几乎没有人认得当票是何物了。至于当号、查号、下号、死号……这些名堂，就更无从知道了。查书是查不到的，问人也很难问得着。

又比如，毛皮的分类分等，以及大毛、二毛、小毛等说法，也因时迁事异，很多人弄不清了。关东的“三宗宝”，本是家喻户晓的，单拿貂皮一项来说吧，除了邓云乡同志列举的之外，还有貂爪仁、貂翎眼等等的区别，现在几乎都没有什么人能明白了。

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风尚。再以服色为例。比如“福色”，是因为福康安当年喜欢穿这种颜色衣服，于是贵族世家争相模仿，使它流行一时。福康安逝世后，这种风尚自然也就随着逐渐衰落了。又比如， 皮、豹皮因为海禁大开，它被西洋贵妇看中，价钱也就越抬越高。而在中国貂翎眼的皮褂子，早已不闻不见，也可以说接近绝迹了。

所以《识小录》这一类著作，不但使人能在疏证说明中，得到具体的知识，并且，还看出很多与它相联系着的社会因素来。是值得提倡的。

在这里，还须提到的，是邓云乡同志曾写过《清代三百年物价述略》一文，可见他已经注意到清代的流通手段问题。这在《红楼识小录》中也有所反映。这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清代的生活提供了一些可资运用的资料。

中国的飞票单据开始虽早，但是，在清代还是以金、银、铜钱等作为日常流通手段。由于金、银的纯度不同，又有官铸、私铸的区分，再加上年代、地区的区分以及度量衡的不统一，金、银的比价就越来越不一致。钱号兑换业也就应运而生。这些兑换业也就是小型金融交易所和后代银行的雏形，利用金银的成色的差别，来划分兑换率的差别，从中谋利……这种金融业，表面上是使交换率得到平衡，实质上是有意把差别日益扩大，成色愈是千差万别，愈便于行庄谋利。

《红楼梦》对当时高利贷资本，写得比较多，对当时的重利盘剥揭露得比较透彻。在清代有的贵族，也由管家出面，开设典当，或者发放贷款。更多的，是不必开立账房铺面，就由经纪人、牵手、“跑合的”来作成，像王熙凤就是以“体己钱”来放债的。另外，她又要把“宫中钱”（府库中的钱），转化为“体己钱”，也叫小份子钱，所以，她就趁在庵堂时，把事情办妥。牵手就是老尼，在封建社会出现的三姑六婆，她们在经济方面，多半是在放高利贷撮合过程中，取得佣金或物质回报的。而她们过手作成的几乎都是宅门子里的私房钱。

又如“拜影”条，这在曹雪芹时代，是很流行的，这和“烧包袱”（烧冥钱）一样，都是当时流行的岁时风俗。与曹雪芹同时的敦诚，在《四松堂集》卷四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曾妣卧疾帏榻者三年，母日侍汤药未尝暂离，及属纩日，顾先祖曰：“妇善事我十年，无怠容，汝好遇之。”公泣受命，故终身对之如宾。每岁暮祠祭，悬曾妣影像，母对之未尝不欷歔流涕，礼数如生时，至老不衰。

这和《红楼梦》正好互为补充。

这种例证还很多，希望邓云乡同志等诸红学家和红学爱好者，能够继续写下去，对一般读者或者研究者，除了加深欣赏和研讨的兴趣以外，还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探讨的线索。

一九八二年二月于北京

原版序二

周汝昌

我与云乡同志相识不算早，识荆之后，才发现他有多方面的才艺，并皆造诣高深。一九八〇年春末，行将远游，出席国际红学研讨会议之时，蒙他特赋新词，为壮行色，这也许是我们一起谈“红”的开始。这是一首《水龙吟》，其词云：

世间艳说红楼，于今又入瀛寰志。衣冠异国，新朋旧雨，一堂多士。脂砚平章，楝亭器度，白头谈艺。念秋云黄叶，孤村流水，繁华记，蓬窗底。

欲识情为何物，问茫茫，古今谁会？画蔷钗断，扫花歌冷，并成旖旎。岂独长沙，还怜屈子，离忧而已。爱西昆格调，郑笺共析，掬天涯泪。

不但才华文采，即其书法，也很见工夫，一幅入手，不禁使我击节而赏。

从那以后，他每诣京华，必来见访，相与谈“红”。而在我的数不清的各种“类型”的谈“红”朋友之中，他是别具风格，独树一帜的一位。

现在云乡同志的《红楼识小录》即将付梓，前来索序。我虽末学无文，却不避 痴之诮，欣然为之走笔。翰墨因缘，大约就是这个意趣吧。

红学是一门极难的学问：难度之大，在于难点之多；而众多难点的解决，端赖“杂学”。这是因为《红楼梦》的主人公宝玉，原本就是一位“杂学旁收”的特殊人物。杂学的本义是“四书八股”以外的学问；所谓“正经”、“不正经”，也就是差不多的语意，——那是很轻蔑的语气呢！说也奇怪，至今还有以正统科班出身自居的人，看不起杂学，这些大学问者不愿承认它是学问。正因为“正经”是大学问者之所事所为，剩下来的杂学，当然只是小焉者了——《红楼识小录》之命名，取义其在于斯乎？这只是我的揣测，云乡同志的本意却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他的“不贤识小”的谦语，也确曾是令我忍俊不禁的。

杂学其实很难，也很可宝贵，我是不敢存有一丝一毫小看它的意思在的。杂学又不仅仅指“博览群（杂）书”，它不只是“本本”上、“书面”上的事。更重要的是得见闻多、阅历多——今天叫作“生活”者多。《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批者脂砚，乃至书中人物凤哥儿，都是明白讲究“经过见过”的。《红楼梦》理无别解地原就是一部“经过见过”的书。这么一来，一般读者，特别是今天年轻一代的人，要读《红楼梦》，想理解二百几十年前的那一切人、事、物、相……其时时陷于茫然莫知所云之苦，就是可想而知的事了。莫知所云的结果，必然是莫解其味。——但是曹雪芹最关注的却是“谁解其中味”。这问题就不“小”了呀。

我一直盼望，有仁人志士，不避“繁琐”之名，不辞“不贤”之号，肯出来为一般读者讲讲这部小说里面的那些事物。据说西方有一种别致的博物馆，专门贮藏百样千般的古代生活细琐用品。我国的博物馆，大抵只收“重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物件，有的尽管极为有趣，却不见保存，大都将历史物品毁掉，令无孑遗，以便后代子孙去做千难万难（也会千差万错）的“考证”工夫。由此想来，如云乡同志肯来讲讲这些内容，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其“小”乎哉！

作为一个《红楼梦》的读者，我对书中许多事物是根本不懂或似懂非懂的，——懂错了而自以为懂了，比根本不懂还可怕。云乡同志的这种书，我是欢迎的，而且还觉得内容不妨多涉及一些，多告诉我们一些历史知识。这其实也不能不是红学之所在必究的重要部分。我举一个例：南方人没见过北方的二人抬的小轿，见书中写及宝玉坐轿，便断言雪芹写的都是南方的习俗。又认为手炉、脚炉也只南方才有，等等。而我这个北方人却都见过的、用过的。最近看与《红楼梦》同时而作的《歧路灯》，其写乾隆时开封人就坐二人小轿，乃益信雪芹所写原是北京的风俗——至少是以北京为主，其真正写南方的，委实是有限得很。像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向云乡同志来请教一下，才敢对自己的见解放心，——我读他的书，就是抱着这种恭恭敬敬、小学生求知的心情的，岂敢向人家冒充内行里手哉。

再过一些年，连云乡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了，我们的青年读者们，将不会批判它因“小”失小，而会深深感谢这种“小”书的作者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壬戌三月初一日

原版序三

冯其庸

云乡同志的《红楼识小录》已经脱稿了，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识云乡同志已经多年，每与他相对，其诚朴有如乡人，而言谈皆务实际，博学多识，纵贯旁通，所以我每次与他晤谈，都不觉日西，可见我们共同的癖好。

我幼年读《红楼梦》，开始毫无兴趣，简直不可终卷，是什么原因呢？一是书中描写的生活、情节、感情、思想，我无法理解；二是书中涉及的典章制度、名物衣着，种种名称实在太繁复了，我简直是摸不着头脑，所以读起来不免有点昏昏然，可见我当时欣赏能力之低。那时我最欣赏的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水浒英雄那种豪气干云，裂石惊天的气概，常常令我神往。读《三国演义》，卧龙的深谋远虑，雅量高致；刘备的知人善任，信托不疑；关、张的豪气千秋；赵云的死生可寄，都让我感到古人往矣，令人低徊。但是一拿到《红楼梦》，就多次让我废卷不可卒读，实际上那时我的知识太贫乏，阅历太浅薄，对于这样蕴藏着深刻思想和广阔内容的巨著，我一时怎么能读懂它呢？后来，我渐渐感到《红楼梦》这部书，需要疏解，需要对它所涉及的典章制度、名物衣着，以及各类典故语词，进行解释。最好是能编成一部书，类似大辞典一样，凡与红学有关的词目，一并收入，进行疏注，人手一卷，读《红楼梦》就可以减去许多障碍。这样的设想多年来只是我的愿望而已。现在读了云乡同志的《红楼识小录》，我感到我的上述愿望已经部分实现了。

我得幸先读了《识小录》，深深感到云乡同志所写的每一事、每一物，都是切切实实的学问，而不是空论。例如关于“怡红夜宴图”，几十年来说法不一，但云乡同志却别具只眼，自出新意，指出了翠墨并未参加夜宴，掷骰子数点数时，自己包括在内。这足见云乡同志读书深细，辨事明晰。又如他在疏释“虾须镯”时，不仅对“虾须镯”的形状、制法、价值说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而且连乾隆时流行金镯的情况，也作了详细的说明。再如在说到《红楼梦》里描写的轿子时，列举了当时轿子的许多种类和等级，令人有如置身于荣、宁二府之中。至于谈到金饰、金价、黄金器皿，以及芍药、蔷薇、花木果蔬之类，亦皆言之凿凿，娓娓动听。所以读了《识小录》再去读《红楼梦》，就会感到《红楼梦》真正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书，它满身是学问，往往在只言片语里，就包涵着当时的许多社会现实和风习，一经解释，就会感到它的浓烈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这对于我们全面的研究《红楼梦》是大有好处的。云乡同志做了一件有补于《红楼梦》研究的非常切实的好事，我们希望他能继续写下去。

当然，我不是说“红学”研究，可以不要理论，如果这样理解我的意思，那就完全搞错了。理论研究，无疑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只有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和深入阐述，才能使我们对这部书的理解达到全面而深入，才能真正明了它之所以产生的时代社会条件和它的丰富内容和思想意义，才能弄清楚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和它的创新的实质。总之，对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不用马列主义对它作认真的、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不把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红学”研究的主要方面，那末，“红学”研究就会失去它的重点。

但是，我们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排斥“红学”研究中的考证、注释和许多专门性的专题研究。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两方面都不能偏废，而后者恰好是前者的基础，离开了这些具体的研究，离开了对《红楼梦》本身的切实的理解，那末理论研究就会流于空泛；反之，“红学”研究如果只停留在某些考证、疏解方面，那末“红学”研究就会流于琐屑而无法提高，无法达到理论上的综合。由此可见这两者都是不可偏废的，而且是相互可以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因而我们不应该把这两者的研究对立起来。

还有一点，这两者的研究，无论是哪一方面，各自都会有错误和正确两种情况出现，决不会是哪一方面的研究就一定正确，哪一方面的研究就一定错误。具体来说，我们重视、提倡“红学”研究中的理论研究，但决不能认为只要是“理论”研究，这个研究就一定是可取的、正确的、无可评议的了；相反，只要不是理论研究，一涉及到考证、疏解之类的问题，就一定不可取，就一定是错误的了。我认为理论研究中，也要区分正确的理论和错误的理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都是理论，但却不能说都好；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是理论，同样也不能说都好。反之，在考证、疏解之类的研究中，同样也存在着正确和错误，不能认为凡此就一概错误，一概不要。在“红学”研究中，不应该简单地形而上学地来判断哪一种研究是正确或不正确。离开了研究的成果，离开了研究的内容和结论是很难判断这种研究的正确与否的，何况有一些研究的结果究竟是对是错，还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历史考验，才能论定其是非功过，所以匆忙地对一种研究（包括理论研究）作出结论，往往不一定正确。五十年代对于马寅初的人口论的否定，就是值得吸取的教训。所以学术研究中真正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红学”研究中也不例外。只有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学术才能繁荣发展，否则就会走向某一片面或极端，就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而且在“双百方针”中，“齐放”和“争鸣”应该是并重的，只有“齐放”没有“争鸣”，那也是片面的，“争鸣”可以使“齐放”中的各种问题得到深化，得到全面的认识，对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可以得到纠正，而且“争鸣”本身也就是“齐放”的一种形式，所以在“红学”研究的领域里，必须正确地认真地贯彻“双百方针”。那种不适当的干涉，划定某些范围，认为某些问题不能研究之类的看法和议论，并不有利于“红学”的发展。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当然首先要认真用马列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完美的科学的理论，是没有偏颇的理论。但是，关键是在真正正确地理解它和运用它，并不是一用上几句马列主义的词句，自己研究的结论就一定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比较符合马列主义的比较科学的结论，并不能保证你在一切问题的研究和所得出的结论上都能如此。马列主义是一门严肃的谨严缜密的学问，没有半点侥幸的余地。然而，当你在研究中确实是掌握了大量的材料，确实是努力实事求是地认真地用马列主义的理论作了深入的缜密的研究以后得出了你的结论，那么也不必害怕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讥评。要坚信在科学的领域里没有特权，任何权威都必须经过历史的检验。长期的历史实践，会对各种各样的理论和结论作出公正的评价。那些“指责”和“讥评”，它也躲不过历史检验这一关。我们应该有勇气面对理论的论争，我们更应该有勇气面对历史的检验，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更具有科学性。

最近在《水浒》的研究中，江苏大丰、兴化的同志作出了贡献，发掘出了有关施耐庵的家谱、地券、墓志等历史文献，这是极为可喜的大事，随之而来的，当然就会对这些发掘出来的东西进行研究。前些时候学术界有些同志对家谱的研究提出了种种责难，认为对作家的老祖宗，尤其是据说十七八代的老祖宗没有必要研究。我不知道这样的规定出于何种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是活生生的实际是不久之前诗人白居易的家谱被发现并出版和研究了，词人辛弃疾的家谱也被发现了，现在又发现了关于施耐庵的家谱，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不应该把它们抛弃而应该认真的研究。本来“谱牒学”是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什么时候冷落下来的我不大清楚。但记得“十年浩劫”时期和稍前，是批判过一阵子农村中的“续家谱”之类的封建迷信活动的。封建迷信活动当然应该反对，但学术领域里对古代作家的家谱的研究，当然不属于封建迷信活动，当然是正当的史学研究。至于说十七八代的祖宗不应当研究之类的规定，我看也只是某些人的个人见解，不必作为定论的。

归根结蒂，在学术研究上，必须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信心首先是对马列主义的信心，其次是对自己刻苦研究的成果的信心。一项学术研究，往往需要多年的苦心钻研，需要掌握大量的史料，需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分析和综合，需要自己在公布自己的结论之前多方面进行检验。凡是下了这样的功夫的研究，凡是确实是遵循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得出的结论，就应该具有自己的理论的信心，不必因为有些不同的意见而感到惶然。当然对自己研究成果的坚定性和自信心，决不能因此而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这前后两种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混淆，这是不用多说的。

我有感于当前“红学”界的某些现状，因而提出这些问题来，其中最主要的是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就是要坚持实学而不尚空谈。马列主义本身就要求详细地占有材料，根据事实说话，而决不提倡无补实际的“放空炮”。因为这种“放空炮”，除了表明它徒具虚声而外，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而理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解决实际问题。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陈子昂的一首诗。陈子昂处在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初唐时代。现在我们正是处在“红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可以说是用马列主义研究“红学”的开始阶段（这个阶段是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不过，现在我们的处境，却不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相反倒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过去的“红学”研究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著述，足可供我们研讨；新一代的“红学”研究者不断发表新著，大大开拓了“红学”研究的园地，“红学”研究的队伍空前扩大，这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所以，如果真正能做到用马列主义的理论作指导和充分地掌握作品本身，掌握与作品和作家有关的一切历史资料，把这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那末，我们的“红学”研究必将会有更新的发展。

云乡同志笃实的治学态度和诚朴的文风，使我受到很大的启示，上面这些话，都是读了云乡同志的《识小录》后有感而发的，也许说的不对，希望云乡同志和读者们有以教正。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夜于京华瓜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