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家都知中国人喜讲“中庸之道”，一般人以为中庸之道是指平易近人，不标新立异，不惊世骇俗，调和折衷，不走极端而言。然此等乃通俗义，非正确义。《中庸》上说：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无论何事都有两端，此两端，可以推到极处各成为一极端。在此两极端间之中间都叫做中，此一中可以有甚长之距离。所谓“中”，非折中之谓，乃指此两极端之全过程而谓之中。如言真善美，是此一极端，不真不善不美是那一极端。但此真、善、美三分，只是西方人说法。照中国人讲，此世界便是一真，不是伪，真伪不能对立。若论美丑，此世界是浑沌中立，既非极美，也非极丑。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看重了人的一面，则善、恶对立不能不辨。但纵是一大圣人，亦不能说他已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善。纵是一大恶人，亦不能说他是百分之百的恶。人只在善、恶两极端之“中道”上，既不在此极端，亦不在彼极端。但必指出此两极端，始能显出此中道，始能在此中道上理论有根据、行为有目标，故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若非执其两端，则中道无可见。真实可用者乃此中道，非其两端。此乃中国人所讲“中庸之道”之正确意义。
中国文化既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而现实人生中则没有至善，也没有极恶。如从耶稣教言，上帝是百分之百的至善，但上帝不在我们这一世界上。世界上只生有一耶稣，但耶稣也只可有一，不得有二。上帝之对面是魔鬼，它是百分之百的极恶，但此魔鬼似亦不在我们这世界上。我们人类，虽说具有原始罪恶，但究竟没有到极恶的地位，人究竟与魔鬼相异。从佛教言，无余涅槃不是这世界所有，人则只在此俗界，在无休止的轮回中。但此俗界究也不便是地狱。中国人讲圣贤。但孔子大圣也说：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圣人之一生，也非百分之百尽在一至善地位上。但我们既说这个世界上有善，即不能说没有一“至善”。有善便有恶，我们不能说这世界上没有恶，便也不能说没有一“至恶”。像耶教、佛教，似乎都看重在两极端上，我们则亦要把握着此两极端，而主要运用则在此两极端之中间过程上。此一中间过程，既非至善，又非至恶。甚至有些处善恶难辨。你认它是善，我认它是恶。此等处亦会常常遇到。所以佛教、耶教所讲，似乎偏在高明处，而中国人所讲，则偏在中庸处。但抹去了其高明处，则中庸亦难见，故曰“极高明而道中庸”。
说到此处，可见中国人观念有些与西方人印度人观念不同。此等不同，亦可说是一种哲学上的不同，亦可说是一种常识上的不同。西方人常认为善恶是相反对立的，中国人则认为这一端是善，那一端是恶，此两端可以相通而成一线，此两端乃同在一线上。若没有了此一线，亦何说有两端？是则此两端在实际上亦并非相反对立。在我们这现实世界里面，在我们这一实在人生里面，善恶只是一观念。不能说这世界，这人生，一半是善，一半是恶。或说在中间，便不善也不恶。这世界，这人生，既非至善，亦非至恶。我们并不站在此两极端上，而在此两极端之中间。既如此，则这一中间，岂不成为黑漆漆地，既非至善，亦非极恶；既无上帝，亦无魔鬼；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人们在此黑漆漆地一段长过程中又怎么办？当知此世界此人生，虽非至善，却不能说其无善；虽非极恶，亦不能说其无恶；此善恶之辨虽不很明显，但也不能说其混同无辨。所辨在甚微小处，甚暗昧处。人则正贵在此微小暗昧处来分辨善恶，自定趋向。
孟子说：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舜之闻善言，见善行，其实亦只在深山野人中。不能说在深山野人之间便绝无善言善行，此等善言善行，当然非圣人之善言善行之比，但总不失其为是善。舜则一有感触，反应明快，一切所见所闻的善，便会集中到他身上来，舜则在野人中成了一善人。孟子又说：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已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可见舜之善都是从此世界人群中取来。人有善，我能舍己从之，与彼同有此善。此等善，皆在细微处，暗昧处，积而盛大光明，舜便成了大圣。《中庸》上亦说：
君子之道，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能行。及其至，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
当知此处说的君子之道，便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可以由夫妇之愚不肖直达到大圣大贤。并非在中庸之道之中只包括愚不肖，不包括大圣贤。又当知愚不肖与大圣贤，亦即在此中庸之道之两端，此两端一贯相通，并非相反对立。
二
根据上述，再进一步申说，从愚不肖到大圣贤，此一中间过程，当然有很长的距离。今不论你站处近在哪一端，若近在恶的一端，只要你心向善，只动一步或一念向善，则此一步一念便是善。如你原来站近善的一边，但你一步一念向了恶的那一边，此一步一念也即是恶。孟子说：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每一人的聪明智慧，家庭环境，生来就不同。或生长在圣贤家庭，他的环境教育当然是善的了。若他只动一念向相反方面，他那此一念也就是恶。或生在土匪家庭，他的环境教育当然是恶了，但他果动一善念，他那动念时也就是善。如周公是一大圣人，他的道德及其才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文学上种种表现，可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完人。但孔子说：
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矣。
这是说，只要周公心里一念或骄或吝，在当时，便可使其成为一不足观之人。反过来说，如是一土匪，一十恶不赦之人，使他身罹刑网，或处死临刑，只要他一念悔悟，心向善的一边，那他当时，也就不失为是一善人。人在一刹那间都会有一念，在那一念上便可有“善”“恶”之分。因此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向上；一条是堕落。所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讲善恶，应在此人生过程中，每刹那，每一秒钟之每一动念上分。这才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要使愚不肖能知能行，亦将使大圣贤有所不知不能。纵是愚不肖，也该在自己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惧。纵使是大圣贤，也不能不在他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惧。刘备诫其子说：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中庸》上说：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那隐微处，在别人无可代他用力处，在每一人之独处，最是那中庸之道之存在流行处。中国人又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诸位说这话是不是太严了？但依中庸之道讲，这话一点也不严。人在自然界中本也是一禽兽，可是从人道言，人在每一刹那，每一秒钟，每一念间，却都可以向着圣贤一边，或向着禽兽一边。这话要我们慢慢体会。如此所说，也可谓禽兽在这一极端，圣贤在那一极端，人则在此两端之中道上。你说我是禽兽，我可不承认。你叫我作圣贤，我也不敢当。但当知圣贤难做也易做，难易又是两端。天下没有极易的事，也没有极难的事。你说它难，便有一个易；你说它易，又便有一个难。孔子说：“圣则吾不敢”，这固是大圣人之谦辞，但也见圣人难做。颜渊说：“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也是讲的圣人难做。但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不为，非不能”，此又是说圣人易做。
宋代理学家中，朱子讲圣人难做，陆象山却讲圣人易做。明代的王阳明走象山的路，也说圣人易做。王学讲到后来，说到满街都是圣人。有一位罗近溪，正在讲堂讲学，正讲每人可以作圣，有一端茶童子进来，听讲人问，那童子是否也能做圣人？罗说，他早就是圣人。为何呢？那童子的职务是端杯，他把茶小心谨慎地端来，没有泼，没有翻，端上讲台，目不邪视地走了，那已百分之百尽了他的职。纵使要孔子来端这茶，孔子也这么端，不会比这童子端的更好，这已是止于至善，不能不说他已是一圣人。这也是讲圣人易做。
人在社会上，职业有高下，却非人的品格之高下。抬轿是低职，坐轿的人是高了，但不能大家都坐轿，没人抬。我们只能说能尽职的是高，不能尽职的是低。端茶抬轿，能尽职，便是高。能尽到十分，那便是圣人。饮茶坐轿，不能尽职却是低，反不能和端茶抬轿的相比。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你端茶抬轿能尽职，岂不易吗？但要你治国平天下能尽到十分职，那岂不难吗？责任有难有易，难的责任不能尽，不如退而尽其易。孔子不能救春秋；孟子不能救战国，退而讲道，却救了后世。后世群推孔子孟子为大圣贤。那端茶童子要他登台讲学，他不能，但他能尽了他端茶之职与道。就此一端上，罗近溪说他已是圣人，也非无理。诸葛孔明说：“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那端茶童子却能淡泊，能宁静，定心做一端茶童子，不想奔竞他所不能尽之职。若使人人如此，那社会也就不同。
王阳明自幼即立志要做圣人，后来自说做不到，退而思其次，也就不再想做圣贤了。他得罪被贬龙场驿，还怕朝廷会派刺客来刺死他。那时他什么都不怕，只怕一个死。他就做一口棺材，终日坐在里面，想死有什么可怕呢？他连死也不怕了。跟他去龙场驿的两个老家人，不耐此蛮荒生活，病了，阳明先生只有反而帮他们烹茶煮饭，还要唱些浙江山歌家乡调给他们听，好让他们心中得慰。闲着他自己背诵那些读熟的书作消遣。一晚上，他在睡梦中忽然惊跃而起，他想我今天在这里这样做法，倘使孔子复生，处我此境，他更有什么好办法呢？一下子心下有悟，那不是圣人我也能做吗？不是我现在此刻也就如圣人一样吗？从此悟后，才提倡他的“良知”学说，发挥出一番圣人易做的理论。当知各人环境不同，责任不同，各人有各人自己应尽之道，能尽我道，那我也和圣人一般。纵使如端茶小道，那也是道。
如诸位驾驶飞机，飞机起落要有跑道，若说驾飞机翱翔天空是大道，降落在跑道上，那便是小道。你又不能把跑道设在你卧室门口，你从跑道走向你门口，从门口走向你卧室，那些更都是小道。大道小道又是两端。你不能说只要有大道，不要有小道。大道也有行不通处，便该从小道上行。只此小道须附属于大道，须能通上大道去便是。尽小道，人人可能。尽大道，圣人也有所不能。那又是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要把人人能行之这一端，直通到虽圣人有所不能之那一端，却不该尽呆在一端上通不去。所以中庸之道有极易处，同时有极难处；有极浅处，同时亦有极深处；有极微小处，同时亦有极广大处；有极隐晦处，同时亦有极光明处。
现在再举一例。如有一高僧，在深山禅院打坐，能坐到心不起念，一心常定，那不是很高的道行吗？宋儒言“主静居敬”，其实也只是此工夫。不过高僧只能把此工夫用在深山禅寺里，宋儒理学家却要用此工夫到社会人群治国平天下复杂的大场面里去。即如上面所讲，那端茶童子，他也能系心一处，心不起念，能敬能静，不然为何茶不泼出，人不滑倒。如今诸位爬上飞机，坐上驾驶台，不也是心无旁骛吗？其实诸位驾驶飞机时的心境，也就和高僧们在深山寺院里打坐时的心境差不多。一样是系心一处，心不起念，一样是敬是静。又若拿了一枝枪上火线，那时则有进无退，一心在敌，只一己管着一己，连死生也不在顾虑中，更何其他杂念。这一段的生命，可说最严肃，最纯一，完满无缺。刹那间便到达了人生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即是一心无他，止于至善的境界。
佛教讲成佛，是不易的，要成佛，先要做菩萨。做菩萨有十地，从一地菩萨做起，有十个不同阶段，一生来不及，再待下世转生，不晓得要再经历几代几生，还未到达成佛阶段。这道理是高了，但不是人人所能。中国人来讲佛道，却讲成“即身是佛”，“立地成佛”，又从极难处通到极易处。这虽像是惊世骇俗之谈，却也是中国人所讲的中庸之道。中国的高僧们，把佛教“中庸化”了。甚至不须出家，不须关在和尚寺里尽打坐，禅宗祖师们便是讲了这些话。如此推说，今天诸位上飞机空中去，即是一番大修养。下了飞机，若能懂得你在驾驶飞机时那一番心态，善保勿失，诸位实也可以成佛做圣人。若诸位不肯信，那则是道在迩而求诸远，只有入深山禅院中去，始可成佛。只有枕经藉史、博古通今，始可作圣。既不是人人可能，亦即非中庸之道。
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从人人所能，做到人人所不能处去。要从人人处处时时念念中去做，那才是用其中于民之中道。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人人能做，当下能做。人人当下可得一满足，然而仍要有一个不满足，永远不能满足。不要说各人的一辈子，纵使再隔了三千年一万年，依然不得有满足，那一道则总还在前面，还要人不断去做。不像进了天堂，接近了上帝，成了佛，进入了涅槃，便可一了百了，无所事事。但这不是中国人讲道讲得过高了，即如天地，也一般。好好的光天化日，忽然来了一阵台风，我想上帝心里也会感到抱歉，佛菩萨也会感到无奈何。《中庸》上又说：
虽天地之大，人犹有所憾。
惟其如此，所以此道无止境，永不能满足，但又要人人当下即得一满足。此一满足，乃是我们行道之第一步。此一步，即已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要能从此一步不息不已永远向前，虽是人人能做，却谁也不能一刻不做。虽是谁也懂得当下该如何做，但又谁也不晓得永远无穷之将来又如何做得尽。在永远无穷之将来以后，还有一永远无穷之将来。则此永远无穷之将来，也将如今日般，人人可以起步，但谁也不得停步。所以中庸之道是悠远的，博厚的，高明的，人人能知能行，而又有圣人所不知不能者存在其间。此道之所以可久可大。则正在此。
三
我以上讲的是善恶问题。若此下再转到真伪美丑问题上去，则又有不同。善恶辨在“己”，真伪美丑则辨在“外”。一是情感方面的事，一是理智方面的事。《中庸》上说：
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尽己性，尽人性，主要在情感，在善恶问题上。尽物性始是物理，是真伪问题，主要在理智上。自然科学纵极发展，但与善恶问题无关。科学增强了人使用物质方面的能力，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可以为大善，亦可以为大恶。在现代科学未发展以前，人类中已出了孔子、释迦、耶稣，但现代科学发展以后，未必更能多出几个孔子、释迦、耶稣来。若照《中庸》上“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的道理讲，在没有电灯以前和既有电灯以后，在人生之真实境界上，不该有大分别。我们能说在没有现代科学以前，人过的都不是人生吗？若如此讲，再过三百年以后的人来看今天的我们，也将说我们不是过人的日子，也算不得人生。在我们能服吗？今天人类快能上月球，但少数人上月球，对整个人类变动不大。以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也是人类一大发现，但接着此一大发现而来的，也不见得是好。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一批批到美洲去，印地安人灭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相继发展，人事一切大变，但西方人做人的道理在此发现上并没有大变。现代科学，究竟是研究物的问题，不是研究人的问题。所以对人的问题上，可以有大利，亦可以有大害，谁也说不定。而且科学纵使不断发明，对此世界仍还保留着一个不可知。“可知”与“不可知”仍是两极端，科学也还是在此可知与不可知之中间过程内。因此一切科学发明，仍该运用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来好好处理才是。
再细分辨，真、善、美三分本是西方人说法。科学不能说是由伪向真；艺术不能说是由丑得美。换言之，科学真理本不与伪对立，艺术美化也不与丑对立。那只是从自然中演出人文，这可以把我提出的性道合一论来讲，却不是我此刻所讲执两用中，所谓中庸之道上所有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中，艺术一问题，我已在另一讲中述及，此处不再详论。西方哲学中有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正反合”的理论来。如说甲是正面，非甲便是反面，合起来是乙，又有非乙，合成丙，如此递演而上。但此种辩证，似乎用人的语言文字来讲是如此，若配合到实际世界实际人生上来，便有些不合适。如说白昼是正，黑夜是反，到明天，岂不还是此一正一反。黑格尔说的只是一种观念，观念之外有事实。“观念”与“事实”，又可成两端，其间仍该有一中道。所以说“相反相成”。一阴一阳是大道，阳包在阴之内，阴亦包在阳之内。若相反，实不相反。宋儒把此一阴一阳画成了一个“太极图”。就人生论，生是阳面，死是阴面，死生合成了人生之整体。生之内便有死，死之内也有生。有了死，并不曾克灭了生。有了生，也不曾克灭了死。
由中国人讲来，一阴一阳，一生一死，只是循环不已，老跟着此一环在绕圈。重要却在此环之内，亦即“环之中”。庄子说：
超乎象外，得其环中。
阴阳死生都是表现在外面的象，人能超出此外面的象，深入观其实际，才能进入此实际的环之中，而确然有所得。若要辨是非，那么死了的是你，活着的便不是你；活着的是你，死了的又不是你。同样说昨天的是你，今天的便不是你；今天的是你，昨天的又不是你。依此理论，正反两面可以互相取消，但亦可以互相完成。
中国道家思想偏向“取消”一面；儒家最是“切近”人生，从完成一面来发挥。道家把一切相反对立取消了，合成一“天”；儒家则又把人与天对立起来，而执两用中，乃有所谓中庸之道，那里便有“天道”“人道”之别。如善、恶相反对立，是在人道上如此，若把黑格尔辩证法来讲，显见讲不通。试问善恶正反相合，又合成个什么？在中国道家讲来，那便是天，在天道中却无是非善恶可言了。
四
所以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从此方面来讲，正是一套哲学，亦是一套思维方法。是在人本位人文主义的文化大体系中一套重要的哲学和其思维术。现在很多人分别中西文化，说中国文化是静的，西方文化是动的；中国文化是向内的，西方文化是向外的；中国文化讲心，西方文化讲物。如此种种说法，亦正是一正一反。
但中国人观念，主张“心”与“物”相通；“动”与“静”相通；“内”与“外”相通。相通可以合一；合一仍可两分。既不能有了心没有物；又不能有了物没有心。心与物看来相反，实际是相成的。动与静亦然，不能有动无静，也不能有静无动。内外亦一例，那有有内无外，有外无内之理。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正要从此相反之两面讲入到一“中道”上去。你要讲任何一事一物，最好先找出它相反之两面，然后再从此相反两面间来“求其中”，那中处便有“道”。所以孔子说：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他若和你讲心，你便和他讲物。他若和你讲动，你便和他讲静。不是要把这一边来反对那一边，取消那一边，是要把握到两端，便可获得中道。所以孔子又说：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今若我们把中国文化认为是唯心的，来反对西方文化是唯物的；把中国文化认为是主静的，来反对西方文化是主动的，那便是孔子所说的攻乎异端，便要害事。当然根据西方来攻击中国，说中国文化是唯心的，主静的，要不得，那亦同样是攻乎异端，同样要害事。就中国文化之本质与其特性讲，究竟是“中和”的，决不是偏陷的。中庸之道便可代表中国文化。
五
现在再讲“新旧”，这亦是一个观念上的两端对立。在实际世界事物中，既无一个十足完全的新，也无一个十足完全的旧。近百年来，中国人讲到文化问题，总爱把新旧来作论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若是从旧的中间再开出新的，在新的中间来保持旧的，那也可以。若说我们究是要新还是要旧，那会永远得不到结论。文化不是唯物的，像一所老屋，可以拆旧建新。文化则有其内在之生命，如一棵大树，连根斩了，栽下新种子，那大树的生命已毁灭了。而且文化种子是民族，我们不能不要此文化而连带不要此民族。中西文化不同，最后还是在中西民族不同上生根。我们纵要新，也得从旧的上生根，来发展出新。果能保存并发展吾民族生命，则可中可西，可新可旧。在物质与精神，在动与静，在内与外，在时人所认为的中西文化不同之两极，尽可执两用中，不必定要偏走一端。
若谓中国文化重在讲人文，西方文化重在讲自然，则人文只在自然中产生，人文亦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人文仍是一自然。天地生下人，赤裸裸的，那叫自然。穿上了衣服，那是自然还是人文呢？又建筑了房屋，这又是自然还是人文呢？中国人爱讲“天人合一”，所谓自然与人文，也仍该是相通合一。在人的身上便有了天，在文化中便包有了自然。而此人与文化则从天和自然中演生。
在此等观念与意识之下，我认为中国文化里尽可以渗进西方文化来，使中国文化更充实更光辉。并不如一般人想法，保守了中国固有之旧，即不能吸收西方现代之新。似乎大家总爱把一切事物作相反对立看，不肯把此等相反对立来作互通合一看。所以我们中国所讲“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此刻实该大大地再阐明。这和我们当前所该采用的一切想法和做法实有很大的关系。
诸位又如说，今天我们该积极提倡民主精神，不要再如以往般只讲私人道德。今且不讲治国，先讲齐家。如果说，父亲出去喝酒，母亲在家打牌，哥哥邀朋唤友去看电影，妹妹约男朋友去参加跳舞会，试问你那时怎么办？你若有理想有希望，岂不仍只有从自己一人先做起，也只有这一条路才能做得好。所谓民主，也只有从每一人自己做起。要讲世界大同，也只有从每一人自己做起。“群”与“己”又是对立的两端，“公”和“私”又是对立的两端。群中不能无每一己，公之中不能无每一份的私。若必要对立起来，便成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大对立，自由主义与统制集权主义之大对立，西方历史和思想界为此对立缠苦了。但中国的中庸之道，则执两用中，承认有此对立，而把此对立调和融通，使每一人当下有了一条路。
中国人惟其有此中庸之道，亦可使各不同的宗教信仰也一样调和融通起来。佛教、回教、耶稣教来到中国，不仅和中国传统文化无冲突，在此诸大宗教之相互间都能和平共存，没有大冲突。你看中国社会上，这里一个天主堂，那里一个和尚庙；母亲信佛教，儿子信耶稣。这不是信仰不真，却是受了中国人相传那一套中庸之道之影响，大家可以说得通，不争执。
此刻我们又说，我们该讲科学呢，还是仍应提倡固有道德？这又是一对立，而实则非对立。诸位只要善为运用中庸之道的思维方法，则一切相异都可安放进来，不见有冲突。若再把中庸之道的实行方法一切从我个人先做起，自可当下满足，而又永无止境。如此一步步向前，这就是大道。但就此大道而论，你一步也离不开，亦没有所谓进。此刻我们人类要上月球，但上了月球，还如未上月球前，大道依然还是有一条人生在前面。换一句话说，纵使我们上了天堂，也还如没有上天堂，那条大道也还依然在前。如是则刹那与永恒虽是两端对立，也还是相通合一。这一理论，像是何等的高明，其实也还是中庸之道。
六
只因我们误解了此中庸之道，好像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不痛不痒，不黑不白。一人说这对，一人说那对，不要紧，大家都对。这就成了滑头主义，走上了乡愿的路，所以孔子孟子要讲此中道，却最讨厌乡愿。
我想再重复一下。诸位今天最大的责任就是在复兴中华文化这一件大事上。复兴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国人每一人的责任，每一人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善尽职责，相互配合起来就成。即就空军言，平时如战时，后方也如前方，无论空勤与地勤，既要人与人配合，又要人与机器配合，处处都是两端对立合成一体，而运用此一体者则在每一人之身上与心上。如此则诸位今天早已在此中庸大道上行，只是“行矣而不著，习焉而不察”。《中庸》上所谓“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真是如吃饭喝水般，易知易能，但又是其味无穷，又很难知得其味的，这就是所谓中庸之道，由诸位自己去体味吧。
（一九六九年二月《自由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