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村。《太炎文录别录》有评梅村的话，谓其“辞特深隐，其言近诚”；林庚白《丽白楼诗话》亦有“梅村以亡国大夫而委蛇于两朝，其境遇甚苦，情感甚真，心迹甚哀”之评。《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表达了一种爱国主义思想，但十分隐曲宛转。《后东皋草堂歌》写瞿式耜，亦有爱国主义。七绝《赠寇白门》，写得较好。《松山哀》最明显，写洪承畴事，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圆圆曲》与爱国搭界。《勾章井》写王妃事，亦有涉及爱国处。
梅村《新蒲录》诗记载明季遗臣私祭崇祯帝事，表现爱国情感，狄葆贤《平等阁诗话》、铃木虎雄《吴梅村年谱》均有所评论。此诗首见于木陈之《新蒲录》一书，木陈为遗民和尚，后降清，钱谦益有序文涉及之。梅村出山后诗谈不上爱国，但他较有良心，责备自己，应原谅之。早期爱国诗，除《松山哀》外，表现均较和平。爱国诗要昂扬、鼓舞人，梅村诗的较隐晦就不够了。两首《新蒲录》诗，悼崇祯帝，但不肯收到自己的集子里，胆子较小。故太炎说其诗特深隐，悔恨是真切的。
研究梅村诗，重点在“梅村体”，影响了有清一代诗人。陈维崧、吴兆骞好梅村体。清中期好梅村体的人较多，袁子才性灵派亦有梅村调子。再后，嘉、道间陈文述《怡道堂》有大量七言古诗，皆为梅村体。清末更多，樊增祥的《彩云曲》《后彩云曲》是梅村体调子。曾广钧，即曾国藩孙，也有此作。王闿运的《圆明园词》为梅村体之作。福建女诗人薛绍薇也有几篇梅村体诗。江苏孙景贤的集子里亦有之。王国维有《颐和园词》，镇江人丁兆靖亦为之。写《颐和园词》的还有几家。江苏杨圻《檀青引》是此体，后写《天山曲》极佳，可与《圆圆曲》媲美。故可以说，梅村体对清一代诗人广有影响。
“梅村体”来自何处？固可以说来自白香山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但不同在于，后两者不大用典。《长恨歌》只用了三个典故，而梅村每句都有典。另一点，梅村体大多四句一转韵，有一定规律，前用平韵，后转则用仄韵，再后则又平韵。转韵间并用“辘轳式”（或曰“顶针格”）。《长恨歌》也有辘轳式，但极少。再有，梅村体用律诗的句法，《长恨歌》不大用律体平仄。再从整体讲，二者均反映国事，但《长恨歌》反映唐明皇事非白香山亲历。梅村体诗则亲见、亲历，也有些未亲历但属亲耳听到的当时的事情。白香山《琵琶行》写个人沦落之情，梅村《琵琶行》反映国之大事，不是个人的沦落之情，故后者可目为诗史，而前者则不可命之为诗史。《长恨歌》为爱情诗，而梅村之作则不是爱情诗。白香山、元稹称为“长庆体”。元、白擅用白描，梅村工用典实。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之用典太多，而不及白氏体。王说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全是。用典是中国诗的一大特点，一种用得较多的表达方式。“诗界革命”中之黄遵宪，大量作品依然用典。黄也写过几首梅村体，如《琉球歌》等，可见梅村体影响之大。梅村体来源亦有初唐四杰影响。王、杨、卢、骆四杰诗的特点，是用典、转韵等，梅村学之。横向方面，梅村体受到戏曲影响。梅村本人亦为曲家，有《秣陵春传奇》等。他受明传奇之《牡丹亭》、昆曲调子影响大。这就使“梅村体”不同于“长庆体”。
梅村佳作多，不限于梅村体。表现爱国思想的如《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即非梅村体。晚年写的《矾清湖》，回忆当年避难情景，谈不上爱国，但是好诗。《赠家侍御雪航》，来源于杜甫之《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但不同处在于杜作苍凉，梅村坦平，是融汇了杜、白两家。梅村五言古诗最好的是《清凉山赞佛诗》，写顺治皇帝与董鄂妃事。顺治帝出家说不可靠，而诗写顺治出家，是依据传说。此诗类似白香山《长恨歌》，区别在时事。这既是爱情诗，也是讽刺诗，顺治为女人而出家。董鄂妃死后，顺治帝花了很多钱为之作丧葬事，诗揭露了这种靡费。诗本身表达的情调比《长恨歌》要好，上天入地。这虽不是梅村体，但研究梅村体不可撇在一边。
梅村的另一特点，在于用杜甫之“三吏”“三别”精神写诗。如《直溪吏》《临顿儿》《打冰词》《堇山儿》《马草行》《捉船行》《芦洲行》，这些诗作现实主义较强，与梅村体的绮丽不同。梅村诗创新之处还有讽刺诗。《悲歌赠吴季子》“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感情强烈，初始便喷发而出。梁任公晚年曾作《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对此诗极推崇，较梅村体为好。梅村古诗有许多写景之作，也很好，如早期的《途松晚发》《丁未三月廿四日从山后过湖宿福源精舍》，极好。长篇的《廿五日偕穆苑先孙浣心叶予闻允文游石公山盘龙石梁寂光归云诸胜》写太湖洞庭山之风光，极好。梅村七律并不高明，近于陈子龙。清初，钱谦益倡宋诗，黄梨洲也倡宋诗，开浙派学宋先声。梅村七律基本上属云间派，陈卧子一派，主要学明七子调子，是保守派，主张学明七子的“唐诗”。梅村很崇拜陈卧子，一首诗全是实事，开合动荡。梅村排律，《思陵长公主挽诗》好。梅村七言绝句好，情调、风神俱佳，当时可与钱谦益并驾齐驱（王渔洋属后一辈）。《读史有感》之类尤佳。《读史偶述》等有诗史价值。
宋末文天祥等人斗争时间短。宋遗民较明遗民言只是恸哭，谈不上抗元，而清初明遗民亲身参加实际的抗清斗争。宋末人数较少，而且不全是文人，队伍单薄。清初自陈子龙等开始，势力相当大，持续时间长。谈爱国诗要谈艺术，清代爱国诗千姿百态。陈子龙既是诗坛领袖，也是爱国的代表，讲爱国诗要注意在诗坛的代表性。北方傅山风格与南方风格不同，不可脱离艺术流派。
忠君与爱国在封建时代不可分。为明代殉国者属清代还是属明代？论定要有科学根据。
梅村诗究竟何者为好？《圆圆曲》主要写吴三桂，讽刺之，爱国成分极少而且牵强。朱文 整理者按：指朱则杰《清诗史》。 写法可以，但对梅村其他东西一句不提，有主观武断之嫌。张尔田认为梅村最好的诗为《清凉山赞佛诗》，屈大均抗清问题，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载之极详。朱文写了朱彝尊抗清思想，写得好，但当中有武断处。遗民诗人三鼎足：顾亭林、吴嘉纪、屈大均。顾与吴是现实主义，但表现手法不同。顾炎武用典，吴嘉纪以白描，两家均反映事实。屈大均属浪漫主义，又与现实主义结合，有不少现实性的东西。屈诗除爱国东西之外，还有山水诗、爱情诗也写得很好。李因笃、朱竹垞，亦表现了爱国主义。朱文归屈诗为“仙”气，当然可以，但不可概全。屈诗抒情性强，是其最大特点，有鼓舞、宣传、煽动性，故与前二者三鼎足。屈不用长篇写现实，而以之写山水。顾、吴不是“双子星座”，两者在于表现手法不同，又都在表现、记载现实。
潘四农说顾亭林诗质实。顾诗抒情不够，而不是什么以抒情为特点。顾之悼亡之作也写得呆板，难以动人，是受学人之诗影响的结果。顾以反映现实为长，而不以抒情见长，这是陈石遗先生讲的。《石遗室诗话》只谈诗艺，忽略了很多东西。石遗有诗评顾亭林七言长篇古风，但其诗集中未收。评顾亭林，朱的见解精辟，认为亭林是学人之诗，这观点是朱第一个提出的。牧斋学问的确广，但顾之学问更精确。顾与钱相较，顾不懂道藏，广不及钱。他对牧斋文章极推崇，虽轻其人。石遗认为顾诗“少趣味”，指其缺乏文学上的形象性特点。趣味是通过形象表现出来的，亭林大部分诗以议论为诗，故极少趣味，形象不鲜明，抒情煽动性不够。顾风格只能是“质实”，而不是沉雄悲壮。沉雄悲壮是大家多有的，屈翁山也如此，而“质实”则为亭林独有。
《大行哀诗》是排律，“质实”得很，句句用典。牧斋《哭稼轩留守一百二十韵》则写得动荡开合，究竟为大手笔。亭林余事作诗，诗不可推之过高。《千官》以论为诗，笨极，无言外之味。《感事》七首，板滞。亭林诗为“经史”之诗，非泛泛言“学人之诗”。“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为亭林诗中佳句，但也少感情。《京口即事》很有气概。《帝京篇》写明朝，结结实实，无动荡开合。《金陵杂诗》空阔，由明七子来。我的看法是，亭林诗调子还是明七子，如就诗论诗，还不如明七子。七子生吞活剥，“便由吴江下楚江”即是。
黄遵宪亦多用典，但较高明，如《马关纪事》。亭林诗与其进步思想并不吻合。公度《大狱四首》，说明其年轻时写诗用典就极好。《香港感怀》亦同。黄用典较为灵活。其“诗界革命”的特点：一方面是“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新语言，新东西；另一方面在继承性上全面，在此基础上创新。再有反映新事物、新东西，还有就是外国东西。贯穿在诗中之爱国东西并不新，因为别人也有许多。甲午、庚子之诗显不出他的特点，也不是新东西。在继承上创新，既以口语创新，又有典故，统一在他身上，这与时代有关。
亭林《秋山》是好诗，形象性较好。用虚语“已用”“复见”等，使诗句流动，显得活跃些。《表哀诗》典故较多，表不出多少哀。王闿运《圆明园词》一方面揭发了帝王奢侈，一方面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王国维《颐和园词》在思想上不可与之比，后者歌颂慈禧，大骂民国。《十二月十九日奉先妣藁葬》一诗，写清军兵过如织，较平凡。《上吴侍郎阳》，前面尚晓易，中间又开始用典，平凡如史书。吴氏事多惊心动魄，但写得却较差。
用典之道，要熟典生用，死典活用，僻典熟用，一典多用，每个人用一典要切自己诗境。作诗学研究，只有搞清了这些基本的东西，方可正确理解诗意。牧斋句：“银轮只在屋西头，一掌偏能障好秋。”“屋西头”，合明桂王。此夕月应在东，偏言其西，盖清位东也。我的“罗睢掌上山河影，争与神州共陆沉”句，死典活用也。用典是种艺术技巧，有许多事，直写不胜其烦，而且有许多东西，不便直写，要写得隐晦一些。识者自识，草包固其昧之也。封建时代作社会讽刺，须用此法，避免贾祸，以典掩之。
《李定自延平归赉至御札》，写得较好，但典型的明七子调子。亭林七律多此调，写得过于结实。《海上》四首写得较好。“真阙”即“仙阙”，“水傍神州来白鸟，云浮真阙见黄金”，指自日本乞师抗清事，王蘧常谓指鲁王，误。写估计，写希望。后首“万里烽烟通日本，一军旗鼓向天涯”，写具体的事，即郑成功之举，两首诗是不矛盾的。这几首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用些虚字，变得灵活通脱些。但这几首诗在使用典故上属熟典熟用，而未熟典生用。清代学者很多，但真正的诗人不多，学者中唯纪昀可当之。我以为《阅微草堂笔记》较蒲留仙《聊斋志异》写得好。《淄川行》，汉赋调子。《哭顾推官》，效杜甫《八哀》诗调子，写得稍觉动荡。杜之《八哀》与早期《北征》不一样，以兴趣写之，而非锤炼之工。杜晚年方臻不事锤炼而自工的境界，后人无可企及。《哭陈太仆子龙》，开始与上诗同样笔法，对陈一生概括得较好，语言不平板，而显出坚韧。《赋得江介多悲风用风字》，以“赋得”掩人耳目，而写时事。陈沆擅作试帖诗，为有清一代高手。《简学斋诗乘》中诗，受试帖诗影响较大。唐人试帖高手为钱起，《赋得湘灵鼓瑟》《高渐离击筑》《诸葛丞相渡泸》等，均借古代事拟今。《浯溪碑歌》，发抒中兴希望。《京口》，为明七子、陈子龙调子，但其二写得较好，情感洋溢。《元日》，表现忠君，传统观念。《岁九月虏令伐我墓柏二株》，吴嘉纪也写过伐木事，但内容不一样。《瞿公子玄育将往桂林不得达而归赠之以诗》，写得较好，句如“万里一身天地外，五年方寸虎豺间”，仍为明七子调子。此诗言之有物，概括了许多事情，是以七子调子写得较好者。《金坛县南五里顾龙山上有高皇帝御题词一阕》，全诗极有气概，起句“突兀孤亭上碧空，高皇于此下江东”，天外飞来，全诗开合动荡，与其他诗不同。《淮东》写刘泽清事，梅村《临淮老妓行》亦写此人事，以梅村体调子来写，亭林则以古诗来写，同汉乐府调子相似。《赠路舍人泽溥》，同亭林一段事有关系。《丈夫》，典实较少，亦好。我读亭林诗，觉其写得虚一些的较好，写得实的没有味道。亭林有意识地以不同题目将国家大事贯穿起来。《赠朱监纪四辅》，写得好。《金山》，写张名振军进入长江，打到镇江，亭林对进攻长江事十分拥护，气概很高，此为顺治十一年（1654）事。但以后郑成功进军长江，亭林就不赞成了。《江上》，记顺治十六年（1659）郑进军长江，认为战略方向不对，主张“一举定中原”，从陕西进军，居高临下。但前面张名振进军长江，他却赞成，前后有些矛盾。亭林主张“定中原”，自己身体力行，北上经营，所以亭林的战略主张是以关中为根据地，《江上》体现了亭林正面的战略主张，这可印证亭林战略思想何时建立。张名振那次进军，是海军进军长江第一次，很鼓舞人心，所以亭林写《金山》诗时，张军未败，亭林很愉快，《金山》充分表现了亭林的心情、态度与喜悦。《旧苍洲》，写苍洲一片荒凉，反映现实，而不是吊古，这从“唯有”“空城”之语可见。七律《白下》较好，属杜甫《秋兴》格调，但抒情极好。钱谦益用杜甫韵，而不用其板眼。《重谒李陵》“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契其诗，多写谒陵，显得迂腐。《羌胡引》，好诗！为亭林集中一首怪诗，骂满洲，写得奇奇怪怪。明初刘基《二鬼诗》是怪诗，骂元朝。“鬼”指外族人，鸦片战争后，“鬼”指外国人，成为特定名词。牧斋《浣月词》之作，似亭林此诗写法。亭林诗点出满洲，很清楚。
钱秉镫。图书馆有《藏山阁》诗复印本。写文学史，我不以人论诗，而要以诗论诗。潘德舆推扬顾亭林，但他自己的诗却简淡似陶。钱秉镫亦为学者，有《田间易学》《庄屈合说》。他与顾亭林相比：顾抗清，有行动，在清王朝占领区进行地下活动。钱秉镫抗清自福王始，一路过来，又从唐王、桂王，活动区域在南明，而不是在占领区，最后桂王失事，方回到家乡。钱秉镫公开出仕南明，顾虽在唐王那里有官位，却是空的，钱则为实官。顾诗在乾隆时被禁，见清文字狱档案，《清稗类钞》亦载私藏顾诗吃官司事，见“狱类”。
研究钱秉镫首先要注意本人诗的价值；另一点钱秉镫为桐城派诗之初源，故桐城派诗文之开山均为钱秉镫。《桐城文录注》首为钱秉镫。所谓开山作用在什么地方？现代人评桐城，多不看作品。方苞贬钱牧斋“其秽在骨”，不对。他对牧斋抗清事不了解，认为牧斋人品、文品皆伪为。方望溪之文为柳宗元等正宗一派，而牧斋好东坡文，是《战国策》风格。故桐城文洁净，讲究语言雅洁，不为戏曲、小说之语言。而牧斋却并不在乎，著文洋洋大观，即有小说气，而这却为桐城派所诟病。这也是方望溪反对钱牧斋的原因。钱秉镫之文尚为言之有物者。
对桐城派文章，钱玄同斥为妖孽、谬种，他自己不会写骈文、古文，所以要骂桐城。
今天评价桐城派，就文章内容说，从钱秉镫、方苞始，到梅曾亮，思想内容都是进步的。另外，戴名世也是进步的，这是指思想上。钱秉镫不仕清，戴曾为清廷官员，但也反清，刘大櫆思想也是进步的，从他的《焚书辨》可见。方苞《狱中杂记》等，写得就好。姚鼐文章提出阳刚阴柔之美，提出神、理、气、味等论说。他的古文一方面谈理论，另一方面艺术性较高，他的长处在艺术性方面。他的诗里有进步的东西，特别是早期的诗，反对乾隆皇帝，以汉武帝为对象，实际上指乾隆，借古讽今。姚鼐用西昆体写的诗，都是借古讽今。这是安徽人特点——离经叛道。其弟子梅曾亮文，有多篇反对封建统治之作，胆子很大，表达了进步思想。梅曾亮为南京人，洪秀全打进南京，马上请梅曾亮、包世臣，可以说明问题。包世臣也有离经叛道之举，见汪士铎笔记中。在南京一段后，梅曾亮出走到了苏北。梅为何出走？推测起来大概对洪秀全耶稣教难以接受，中国士大夫不可能抛弃孔学。
梅曾亮之后，是曾国藩之湘乡派文风。曾涤生四大弟子，师承桐城。如黎庶昌、薛福成，对外域均有了解；吴汝纶为曾门弟子，但文风是桐城文风，不是曾国藩文风。吴汝纶也出去到过日本考察教育，他还能接受新事物，为严复译《天演论》作序。我的《清文举要》多选这些人的文章。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中所列晚明史书，不可不读。钱秉镫《藏山阁》诗主要写参加抗清活动，以后《田间诗》写于回乡隐居。前者主要反映民族矛盾，后者反映阶级矛盾。明末清初，民族矛盾为主，故李自成、张献忠可与南明合作抗清。钱秉镫之后期诗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苦，但不能将钱秉镫说成“田园诗人”，如果这样就颠倒了他一生的主要关系。他与陶渊明不同，陶渊明做晋朝官，厌倦官场。陶对篡位不赞成，不写刘宋年号，正统思想很狭窄，陶的“金刚怒目”是对着刘宋的。钱秉镫前期参加抗清，后退出抗清，颐养晚年，而未像屈翁山战斗到底，不应强调他的田园的一面，而应重视他前期战斗的一面，这才是他主要的方面。
就诗论诗，我认为也是钱秉镫前期的诗好，他后来去过北京，与仕清者有些来往，官虽未做，但战斗锋芒已减。与屈翁山对比起来，钱氏要逊色一些。钱初期诗风格上明显学古，来源于阮籍之《咏怀》，陈子昂、李白之《古风》。《江上怀友》“空林人不来，落叶满天地”，学唐人诗句。《官兵行》以下数诗，学张、王乐府，较白香山好，深刻。《漕卒行》也是。《读石斋先生疏有作》写得好，是杜甫风格。《秋浦酬孔仲石鱼酒见饷》写得好，“近日故人容易贵，幸因贫贱未曾疏”，似杜之白描抒情，因而感人。《骑驴西街为枢司前驱呵止车上人责供口占》写得十分深刻。《纪哀》《又二首》，好！《感时》写出明末之腐败官吏。《移家白门纪事》长篇，非常好，精神介于杜甫《北征》、白香山的通俗之间。
清人喜欢搞些古乐府，以为高标，取法乎上之意。钱秉镫亦有“乐府本调”诗，渔洋亦然，姚燮诗中尤多汉乐府。清人写汉乐府调，姚燮最好，所作乐府为古奥一类，如“郊庙”等。他的乐府取汉赋之中古奥词汇，却并非生吞活剥，而有创新。凝练词汇，古香古色，佶屈聱牙。湖湘派中王闿运、邓辅伦亦为乐府。只有“同光体”诸人不尚此风。这体现了明七子复古的余波影响。钱秉镫用古乐府题，而有新乐府味。如《有所思》，有现实意义。《战城南》，亦反映现实。《过江集》，崇祯十五至十六年（1642—1643）作，写得好。《杂感》，用杜甫《哀江头》的调子。顾亭林从正面表达爱国思想感情，钱饮光从批判角度表达忧国。丘逢甲七律以跌宕之笔出之，变成自己的语言，此本领公度未具。“半生身世困江沱”一首，描写了朝廷衰败状况。
《过江集》每首都反映了崇祯末年情况。《清溪竹枝词》末首，写得较具体，不似渔洋写得较空。“国公府内看灯船”，是写实。《戏赠长干诸校书口号》亦同。《襄阳曲》，南朝乐府题，“襄阳今有贼”，谓张献忠。《武康道中即事》五律，写得有杜韵，句法亦相似。“田荒闾左尽，廨废县官贫”，勾结很牢，每句中有直接推理关系，诚杜诗笔法。《自武康入杭道逢雷雨》，排律。他写诗均为生活中事体，好处即在此。此诗中“客久无长铗”，反用典故；“官贫赠小船”，生活中事，凝练、白描兼而有之。《昌化道中》“壤黑多栽漆，烟青识焙茶”，句法如前，有因果关系，从生活中来。《湖上书怀呈陈卧子司理》，见出与陈子龙来往。《武林送陆大丽京之江右》，陆后来做了和尚。《南园杂咏同仲驭作》“有竹皆穿径，无门不用柴”“溪声直上阶”，观察细致，极富炼意。饮光写《南园》诗自杜甫来，杜有《何将军山林十首》，饮光《南园杂咏》一组诗即由此来，以一诗咏一景一境。秉镫学杜，在学杜诗真挚之作，而非“国破山河在”一类。《息园应塞庵相公命》句“修竹邻墙出，青峰隔岸移”，写得好，极有意境。郑孝胥诗句“小立过千山”，有此种韵致。《江行暮雨有怀白门诸友》，极有气概。
《生还集》甲申、乙酉，即崇祯十七年、顺治二年间（1644—1645）作。《咏史》，借史写时事，与太白《古风》、阮籍《咏怀》为一类。《春兴》五首，为杜甫《诸将》做法，但又不完全是《诸将》格调。“柳色—拖雨”，“梨花—逐风”，不协调。后几首借景色写时变之感。“班吏未全更汉吏”，讽刺贰臣。“乞师空费申胥哭”，指吴三桂借清兵，亡闯王，亦亡明朝。“申胥”指“申包胥”，也可指“伍子胥”，牧斋《伍子胥论》，即称“伍子胥”为“申胥”，《国语》中亦此称。这里的“空费申胥哭”，即可释为伍子胥哭韶关。指吴三桂借兵报私仇，与伍子胥同，借吴兵报私仇。后句“仗节谁容苏武忠”，指左懋第，指斥清廷无匈奴气量，匈奴尚可容苏武不死，而清廷则气小量狭，杀了左懋第。清有打油诗：“大元不杀文天祥，君义臣忠两得之。”“都尉兰山”，谓李陵、贺兰山。牧斋《投笔集》不仅有杜甫格调，宋人、元遗山格调均有之。《长干行》，写清兵掳掠，内容与梅村《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相同。《伪亲王》《伪后》《伪太子》，诗史之作，对三件案子有自己的看法，其文集中有《南渡三疑案》。五代冯道无忠君意识，有庄子思想、农民思想，谁做皇帝都可以，只要我做官。
研究生要想根底扎实，最好的办法是注一部书，以增大知识的全面性、广泛性。钱秉镫诗集值得去注，甚至比我注《人境庐诗草》价值都大。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误人子弟，所选代表性不强。抗战间出《内忧外患丛书》，商务《痛史丛书》收清人笔记不少，我著《吴梅村诗补笺》，依之甚多，《牧斋补笺》之成，得益于参照各种笔记，对比甚多。袁子才诗理论较好，但诗要谨慎，拍马屁、油腔滑调，要看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是马克思主义的。
钱澄之《二忠诗》，一写史可法，一写黄得功。《哀越诗》，记史。《悲愤诗》，写钱仲驭倡义事等。《震泽》，以景写情，好。《徐松涛御史》，深得杜甫神韵，有生活，自生活中来，非模仿之作。《重过沈圣符村居》亦同上，十分沉痛，精细而不粗糙。《夜渡》有句“过水一星长”，妙。《过昌化感旧》有句“万事销烽火”，极凝练。《三吴兵起纪事答友人问》，写事极细。《放歌赠吴鉴在》，七言放歌体，风格有李太白味道，是重要作品，从后面的描写来看，他到唐王那里很不得意。抒情诗，非纪事。饮光文集中有《吴廷尉鉴在传》，述其前后很详细，仅看诗尚难理解，其中纪事也详。前面的《初达行在》两首，亦表达了对唐王朝廷的不满。
《古诗》几首特别好，从阮籍《咏怀》、李白《古风》、张九龄《古诗》来，用比兴法。渔洋《秋柳》写伤感，而非写秋柳，旨在寄托。有人讲其无寄托，胡说。魏源《诗比兴笺序》须读。钱澄之这几首《古诗》，整体比兴，其中又比兴中有比兴，以橘比人。“置我黄金床，娇爱不见御”，是说唐王对我虽也重视，但不重用。其二讽刺，形式如作戏。其三多用反语，讽刺得势权贵，表面上写自己，实则刺权贵。其四有些直刺了。《侯家行乐词》，为郑氏作，写郑成功事。《福州迎春歌》，开始写法如杜甫《丽人行》，后面调子转到初唐四杰，而后两者从南北朝庾信小赋中来，对比讽刺。《入虔次芋园驿》“万里依刘表，天涯度汉年”两句，极好！《石牛驿》，点出主旨，但与白香山率意点出主题不同，是包含在句中，不是议论。《沙边老人行》，通过老人表达兵祸事体，与郑珍《江边老叟行》同样旨法。招强盗用之，可与鸦片战争时诗参看。《楼船行》写杨廷麟。
所谓诗史，一路写来，要有眼光，择关系重大之事、重要历史大事件作为题目，有意识选择，作者有当事人，有半当事人。饮光写诗史，可称为半当事人，一方面既参加南明王朝，另一方面又听到传闻入诗。晚清金松岑之诗，即以当时社会与国际大事为题，可视作中外诗史。黄遵宪一半客观写，一半亲身经历。康有为主要写抒情诗，通过抒情反映现实。梁启超写刺伊藤一诗，即客观述写，并非当事者。一个作家生在其时代，从其作品中看不出时代的影子，不是好作家。故王、孟不是一流作家。但诗别有一面，不一定都写诗史。历史事件、人类生活是一面，对大自然的爱好是另一面，诗歌描写大自然也是好诗，但不一定是第一等诗，这可能是我受传统诗教影响。契合时代，契合自己的情感，显出自我面貌。金松岑诗无个性，看不出他的情感，却有才气。
“千江同一月，一月印千江”，佛家禅宗之境。钱秉镫后期的诗以下诸作可注意：《石牛驿》通过身历写历史，《沙边老人行》《楼船吟》《从军口号》《哭漳浦师》写忠臣义士，《秋兴》较牧斋差些，写得轻，《哭仲驭》《虔州行》写关键历史事，《咏史》《后咏史》《哀江南》写一大批义士，《南京六君咏》，其中之一为乞丐，“传道城南乞”句极好，《义猪行》新题材，还有《望长沙》等。《生还集》以古乐府题写现实，写自己流浪生活，有真情实感。《咏物》，有寄托。《留发生》，极好，留发不留头。他的流浪生活，比杜甫丰富得多。屈大均经历虽丰富，但以抒情方式写，生活性较淡。《喜达行在二十韵》，写到桂王处。还有《寄呈留守瞿相公》《赠汪辰初》等。《行朝集》中有《端州杂诗》《悲湘潭》《寓怀》《广州杂诗》《临轩曲》，较粗糙。《失路吟》中有《得留守及张司马死难信》《将归操》《行路难》等，写得较粗糙，少技巧，《行脚诗》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