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事先生：
今天研究所国学门开恳亲会，依着前回谈话会中的预约，我应当到场说几句话，可惜我自从到北京以后，没一天不是闹着“没事忙”，恳亲会的请帖，又是昨天晚上才接到的，所以也就说不到预备：仍只能说是随便谈谈。
现在先说我在国外求学的经过。我出国的时候，是想研究文学与言语学的。不料一到国外，就立时觉得“二者不可得兼”；于是连忙把文学舍去，专重言语学。但要说到混通的言语学，不久可又发现了预备的困难，因为若要在几种重要的活语死语上都用上相当的功夫，至少也得十年八年，于是更退一步，从言语学中侧重语音学。这样总以为无须更退了，但不久又发现了我的天才不够，换句话说，就是我的嘴与耳朵，都不十分灵敏，于是只得更退一步，从普通语音学退到实验语音学，要借着科学上的死方法，来研究不易凭空断定的事，正如谚语中所说的“捉住死老虎牵猢狲。”
从这“退避三舍”的事实上，我得到了两个教训：第一是野心不能太大，太大了仍不免逐渐缩小；不如当初就把自己看的小些，即在小事上用水磨功夫。第二便是用死方法去驾驭活事，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以我这样预备不充，天才缺乏的人，后来能有些一知半解的结果，就完全是受了这一个教训的驱使。
我在国外近六年，在这范围很小的实验语音学之中，总算把各方面都已大致考察了一下，而尤注重的是物理方面与乐理方面。换句话说，我所注意的是方法；我们在国外不能久居的人，只能在居留期内尽量的吸收方法，预备回国以后应用，这才是个正当的留学法。
现在我回了国，能够在本学门中跟着在座诸位先生做学问，真是我最快意的一件事。因为第一层，我方才所说“在小事上用水磨功夫”和“扎硬寨，打死仗”两句话正是研究所国学门的真精神；于是我个人与团体之间，就有了一种精神的契合。第二层，我所求之不得的，是研究的工作而不是教书的工作。教书的工作，就对人说，自然是件“嘉惠士林”的事，就对己说，说得不好听些简直是吃泻药；研究的工作，却处处可以有兴趣，处处是自己替自己作工，处处是自己受用。在我离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正式的研究机关，现在却已有这样的机关许我加入，这岂不是一件最可快意的事？
我现在把我所要做的工，大略说一说，请诸位指教：
第一，我所已经着手研究的四声问题，现在打算继续下去，作大规模的研究，希望把中国所有各重要方言中的声调曲线，完全画出，著成一部《四声新谱》。
第二，打算用相当的方法，调查各地的方音，著成一部《方音字典》，如果调查顺利，作工的人也多，还希望按照法国《语言地图》的办法，编成一部《方言地图》。我觉得中国的音韵学，如果不改变方针，向方言中去研究，却只向古书堆中去乱钻，恐怕是无论如何用功夫，结果总不能十分完满的；所以在这方言一件事上，非努力作工不可。
第三，打算利用蓄音机，将各种方言逐渐收蓄下来，作研究的张本；同时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俗曲，以及将要失传的旧乐，也须竭力采访收蓄，希望十年八年之后，我们可以有得一个很好的蓄音库。
第四，中国的乐律，近来除日本田边尚雄外，研究的人很少；我们因为实验室中已有许多设备，可以借来研究乐律，所以也打算在这一个问题上，做一些有系统的实验的工。
这几件都是很繁重的事，当然不是一天能做成，也当然不是一个人能做得成的，但是我们既已要做，就只有向前做的一条路；我们不必去问他几时能做成，我们只须把学问看作我们的坟墓，那么，即使不成功，也就是最大的成功了。
悼“快绝一世的徐树铮将军”
恶耗传来，知道七年前曾与我们小有周旋的荆生将军，竟不幸而为仇家暗杀了。这件事，真使我们无论为友为敌的，都要起相当的伤感。单就我的意思说，我以为暗杀总不是人间应有的事。虽然当初徐将军之杀陆将军，手段也与暗杀相差无几，但若必须要在什么事上都讲起“礼尚往来”来，那就不免冤冤相报，将人间事弄成了一大堆的冤仇的集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那里还有生存的余地：这就是我所以要悼徐将军的重要的，而且是单独的理由了。
其次，徐将军也当然是“一世之雄”，可惜，“天不假年”，使他既不能“流芳百世”，并连“什么万年”也“功亏一篑”，刹那间就变做了“而今安在”。我们知道世间的不世出之怪杰，乃是天地间的灵秀之气或恶毒之气的结晶，但无论它是什么气，总是上天特地加工炼造的——犹之乎狐狸精之为物，也要有五百年的道行——那么，我们上体天心，岂得不一洒伤心之泪呢？
再次，我们知道死的悲哀，实际不在死者本人而在其关系人，因为死者一死便了，关系人都从此大不得了。这样，我们于是乎于是乎想出了许多大不得了的人了：——
其一，当然就是白宫里的那位“内外感”圣人。他现在失去了一个右手，而那位：“赦婢琏妾”的贵左手，一时又有些麻木不仁，他老先生的悲痛，自不待言。我们对他，不得不敬谨致唁。
其二，乃是国外国内的一班欢迎欢送，忙得屁滚尿流的阔老。他们欢迎欢送的目的，本是路人皆知的，现在可竟落了一场空。呜呼呜呼，夫复何言！我们对他们，也该相当的致唁。
其三，是他的一百多个随员，顾问，翻译，参议，下至无量数的二爷三小子之类。他们现在“树倒猢狲散”，“两只眼睛地牌式”，那末真正间架哉，阿要触毒头！我们对他们，自然也该一例致唁。
最后，便是东方的那一个贵国了！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居留天津的该贵国人所办的《天津日报》，登了两段新闻，一段的题目是《叛将郭松龄的最后》，又一段的题目是《快绝一世的徐树铮将军》，哈哈，其喜可知，其喜可知！乃曾几何时而“快绝一世”四字，竟成谶语！而可怜敝国的天，又不能赶快加工，替贵国在五分钟之内，造出同样的一个鞠躬尽瘁的忠臣来，这不是糟尽天下之大糕么！我们对于贵国，也该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的致唁！
（一九二五年除夕，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