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没有比之沮丧和自贱再坏的了！正是沮丧和自贱，导致我考虑是否真的把未婚妻改作母亲为好。
“他不会平白无故叫我作修改，”我独自琢磨道，“他是位戏剧大师。”
于是我拿起笔展纸改写。可是，恕我说实话，写出的东西是一派胡诌。问题在于，一当不请自来的母亲安东尼娜出现在纸上，我便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当然，结果是什么也没写成。应该热爱自己的书中人物，如果办不到这一点，奉劝诸君切莫动笔，否则得到的是一百个不愉快，此话必应验。
“此话必应验！”我气愤地把纸撕成粉碎，发誓不再去剧院。当然，履行誓言非常痛苦，因为我总想知道，这事是个怎样的了结法。“不，让他们找上门来得了。”我狠狠心说。
一天，两天，三天，一星期过去了，没有人上门。“看来利科斯帕斯托夫这坏蛋说得对，他们决定不上演此剧了，既然不走运，就把那海报忘了吧！”
但我又记得利科斯帕斯托夫说的世上还是有好人。有一次，有人敲门，来了邦巴尔多夫。一见他，我喜上眉梢。
“对一切应有个思想准备，”邦巴尔多夫坐到窗台上用双脚踢蹬着暖气片说，“我不早就警告过您？结果事情果然如此！”
“但是，我的朋友，您想想，”我诉说道，“怎能不读打枪那一段呢？！”
“这不读出麻烦来了？”邦巴尔多夫冷冷地问。
“我绝不放弃我剧中的人物。”我铁了心说。
“完全可以不放弃……”
“能凑合得了吗？”
接着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告诉邦巴尔多夫：他硬要把未婚妻改为母亲，由某个彼佳来说原来角色说的那段独白——而那段独白是我所十分珍惜的——尤其是硬要把开枪自杀改成用刀子自刎。
“这样的改动能叫您高兴不成？”我气愤地问。
“胡诌！”邦巴尔多夫环顾一下四周，然后说。
“哦，您也认为……”
“但也用不着当面对抗，”邦巴尔多夫轻声说道，“您可以这样回答他：非常感激您的指导，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我一定尽可能作修改。不应该强辩，您懂吗？在西夫采夫死胡同是从不争辩的。”
“真的？从来没有人与他争辩过？”
“从来没有，”邦巴尔多夫说来字字铿锵，“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无论他说什么？”
“无论他说什么。”
“如果他说我的剧中人应该去平扎，或者说取名安东尼娜的母亲应该上吊，或者说她应该用女低音唱歌，或者说这炉子应该是黑颜色的，我该怎样应答呢？”
“回答说这炉子果然是黑色的。”
“怎样上舞台呢？”
“上到舞台，炉子仍是白的，不过有几处黑色斑点。”
“这样的事闻所未闻！……”
“没多大了不起，事情照办。”邦巴尔多夫答道。
“请教，难道阿里斯塔赫·普拉托诺维奇不能跟他说说？”
“阿里斯塔赫·普拉托诺维奇不能，因为他俩自一八八五年起便不搭茬儿。”
“怎么回事？”
“他俩自一八八五年发生争吵后就从不见面，甚至不通一次电话。”
“这就将我闹糊涂了：剧院怎能存在到今天的呢？”
“照样存在，而且如您所见，照样在演戏。他两人都管一摊子。比方说，如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对您的剧本有兴趣，那么阿里斯塔赫·普拉托诺维奇就不再过问。反之一样，也就是说，没有发生争吵的土壤。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上帝啊，你故意作难，让阿里斯塔赫·普拉托诺维奇去了印度！如果他在，我一定投他……”
“嗯！”邦巴尔多夫嗯了一声，用眼睛去看窗外。
“须知跟谁的话都不听的人难打交道！”
“不，他听三个人的话：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纳斯塔西娅姨妈和奥古斯塔。世上只三位人物能对他施加影响。除此三人，如谁胆敢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一根毫毛，他只能自食恶果。”
“为什么？”
“因为他对谁都不信任。”
“这太可怕了！”
“任何一个病人都会产生幻觉。”邦巴尔多夫好言劝道。
“如此说来，我为使剧本搬上舞台，必须把它改得面目全非失去上演意义！但我不想让观众看到，二十世纪的人手里有枪反用白刀子自刎。观众一定会指着我鼻子骂！”
“观众不可能指您鼻子，因为白刀子压根儿不在舞台出现，您那剧中人仍像一般正常人那种做法——举枪自杀……”
我凝神屏气地恭听。
“如果您不动声色，如果您听从他的劝告，如果您同意用刀子，同意有那么个姓安东尼娜的母亲，那么既不会出现刀子，也不会出现安东尼娜，一切自有变通之处，自能找出办法。”
“什么办法？”
“米沙·帕宁自有锦囊妙计。”邦巴尔多夫不阴不阳地说。
“可如今为时已晚，没有法子的了！”我感到无限惆怅。
“困难啊！困难！”邦巴尔多夫也颇伤感。
又过了一星期，没有来自剧院的任何消息。我的伤口渐渐愈合，唯一使我牵挂的是快快回到《河运报》，赶快补写几篇小品。
但突然……啊，这可诅咒的字眼！每碰到这字眼儿我便胆战心惊，害怕它一如害怕“意外礼物”、“有你的电话”、“有你的电报”、“请你去办公室一趟”那样，我很了解由这些字眼儿带来的结果。
突然在我房门口出现了杰米扬·库兹米奇。他从衣服口袋里摸索出一封信，邀我明天下午四时去剧院。
第二天没有下雨、霜挂枝头，是个冷峭的、晴朗的秋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剧院走去，脚下响着鞋跟敲打柏油马路的咯噔咯噔声。
走近剧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犀牛般膘肥体壮的拉车马以及驾驭台上的瘦老头儿。我灵机一动，猜到此人必是德雷金，因而心情益发激动。剧院里人人像是有点儿紧张，菲利普的账房间空空的，所有来访者，或说是那些不见菲利普不死心的人，都瑟缩着身子守候在院子里，不时探头瞧瞧窗内，大胆些的还用手去弹弹窗子，但一无结果——你说这事可怪？我敲敲门，门启开条缝，巴克瓦林的眼睛在里一闪，接着是菲利普的声音：
“快让他进来！”
在小台阶上绊过一跤之后，我在巴克瓦林搀扶下进了账房间。苦守在院子里的人企图随我入内，但此时门已紧闭。菲利普没有坐在原来的地方，而是站在外面的一间屋里，系一条新领带，带花点儿的，脸刮得异乎寻常地光。
他特别庄重地迎上前来，但不过稍稍显得忧伤。剧院里准是出了重大事件——我想。我觉得我像条被牵去献祭的公牛，在这重大事件中将成主角。
此种感觉也来自菲利普的说话。他轻声命令巴克瓦林：
“接下大衣！”
当值的、检票的也使我惊讶不置：不像平常那样坐着，个个都在走动，让不知情者摸不着头脑。杰米扬·库兹米奇越过我一路小跑，悄然登上了二楼。他刚逸出眼帘，从二楼下来了库斯科夫，也是一路小跑，转眼没有影儿。克柳克温在昏暗的休息室里忙碌，不知什么缘故他拉上一扇窗的窗幔，却又让其他窗户依然洞开。下过窗幔，人倏地不见了。
巴克瓦林踩着灰呢地毯从我一旁奔过。他刚消失在小卖部，却从小卖部里奔出个米沙·帕宁，但也很快就消失在观众厅里。
“请和我一起上楼。”伴送的菲利普有礼貌地说。
我们登上楼梯时又有一人悄无声息地越过我们往楼上飞奔而去，像鬼影。
走近脱衣间，但见杰米扬·库兹米奇倚门而立。这时有个穿短上衣的女性正想推门入室，不料杰米扬轻轻吆喝一声，用手护住了门，吓得她忙不迭后退，逃到了昏暗的楼道口。
“开门！”菲利普嘱咐了一句，他自己也消失了。
杰米扬用身子压到门上。门开了，我进去了，又打开一道门，这才到了脱衣间。脱衣间的桌子上亮着灯，阿里斯塔赫·普拉托诺维奇的女秘书波莉克谢纳不在打字，而是坐在那里看报，她向我点点头。
而通往院长办公室的门口站着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女秘书奥古斯塔，身穿绿毛衣，脖上套个小小的钻石十字架，束腰带上挂一大串光闪闪的钥匙。
她说了声“请来这儿”，我进入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
我首先发现的是一套贵重的卡累利阿白桦木镂金家具和大书桌，以及墙角里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黑色雕像。无论天花板下的枝形吊灯或是墙上的壁灯统统大放光明。室内人物仿佛都是从画廊里的画框走了下来。我认出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他坐在圆桌旁边的一张沙发椅里。圆桌上放着一瓷缸果酱。我还认出了策划部主任克尼亚热诺夫和其他人，包括一位花团锦簇的太太：洋红短上衣、像星星缀满天空一样缀满扣子的咖啡色外套、貂皮围脖，一顶小帽神气活现地坐在太太银霜初染的头发上。眼睛在黑眉下闪光，手指上沉甸甸的钻戒也在闪光。
当然，室内也有未入画廊的人物。沙发椅背后站有抢救柳德米拉神经失调时的医生，他依旧手拿玻璃杯子。门旁站着依旧愁眉苦脸的小卖部主任。
一旁的大餐桌上铺着从未如此雪白耀眼的桌布，灯光在水晶杯和珐琅食器上，在矿泉水瓶子上跳跃。碟子里一堆红红的，大概是鲸鱼子。满屋嘉宾见我施礼或欠身，或颔首。
“啊！列昂……”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启口道。
“谢尔盖·列昂季耶维奇。”策划部主任立刻从一旁提示。
“是的……谢尔盖·列昂季耶维奇，请坐！请坐下说话！”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还紧紧握了握我的手。“要不要吃点什么？也许就此进些儿早点或者午餐？不必客气，我们可以等一会儿。我们的小卖部主任是巫师，只消跟他说……主任，能不能找点儿什么来当午餐的？”
巫师的回答是：眼睛往上一翻，旋又回到原来位置，然后向我投来哀告似的一瞥。
“或者，也许能找出一些饮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继续请我吃空话。“矿泉水？甜汽水？或是来些酸果蔓制的果汁？主任同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严厉地说，“我们储存有足够的酸果蔓吧？务请好好保存。”
主任羞答答地一笑，垂下头。
“……嗯……嗯……是个巫师。在无物充饥的年月里他以鲟鱼肉救了我们大家的性命，否则我们早死得一个不留了。演员们对他感激得五体投地！”
小卖部主任并未因上述功绩而骄傲，相反，在他脸上浮起悲哀的神色。
我以坚决、清晰、响亮的声音回答说我已用过早点，也吃过午饭，并谢绝一切形式和内容的矿泉水和酸果蔓。
“那么，来几块馅饼？小卖部主任的馅饼举世闻名！……”
但我以更为响亮、清晰的声音（后来邦巴尔多夫曾引用在座者的对话：“那声音沙哑，恶狠狠，而且是尖嗓门。”“惹得举座皆惊！”）拒绝了馅饼。
“说到馅饼，”此时坐一旁的穿着考究、头发油光水滑的男子插嘴道，“记得有一回我们在普鲁契温府上叙会，不期来了马克西米里昂·彼得罗维奇大公爵……一时欢声雷动……您当然知道普鲁契温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待会儿让我告诉您那个喜剧性场面。”
“我知道普鲁契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答道，“是个有名的调皮蛋。他曾把他妹妹脱成一丝不挂……”
办公室里又来了一人，此人未列入陈列的画像，乃是米沙·帕宁。“是了，他就是在剧院里放枪作乱，吓坏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那人。”我暗自思忖。
“啊！尊敬的米沙·阿历克谢耶维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赶忙和进来的人握手寒暄。“请坐！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他冲着我说，“这是我们亲爱的米沙·阿历克谢耶维奇，他在我们这里起有重要作用。而这位是……”
“谢尔盖·列昂季耶维奇。”策划部主任提示道。
“正是他！”
我和米沙既不提起已认识的话，也不拒绝他的介绍，只是彼此握了握手。
“好，现在我们开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当即宣布。所有人的眼睛都向我射来，我不由打了个寒战。“谁发言？先请您，伊波利特·巴甫洛维奇！”
旁边那位穿着考究、一头鬈发黑若乌鸦翅膀的人于是戴起单片眼镜朝我睇视。睇视过一阵子，给自己倒了杯矿泉水，喝下，用丝帕子擦干嘴唇，犹豫片刻——要不要再来一杯，喝过第二杯，这才开口。
他的声音圆润、动听，字字句句直达听众内心。
“您的小说，列……谢尔盖·列昂季耶维奇，对吗？您的小说非常、非常之好……其中……那……怎么说呢？”演讲人斜眼看了看大餐桌上的几瓶矿泉水，小卖部主任立刻上前递给他一瓶新的，“心理描写深刻，人物刻画正确……那……那些对大自然的描写，我敢说几乎可与屠格涅夫的媲美！”矿泉水在玻璃杯里冒气，于是演讲人干了第三杯。随后一牵眉毛，摘下单片镜。
“那些对南方大自然的描写，”他续道，“……那……满天星斗的夜晚，乌克兰的……还有湍急的第聂伯河……一如果戈里描述的金合欢的馨香……您写来都那么惟妙惟肖……”
我回头瞧米沙·帕宁，见他蜷缩在椅子里，瞪着一双可怕的眼睛。
“尤其是……对小树林的描写……”他又道，“闪着银光的白桦树叶……你们记得吧？”
“直到今天，我们出访时见到的第聂伯河的夜景还历历在目。”围貂皮领的太太用女低音说。
“说到出访，”与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并坐的那人笑了笑，用男低音应和道，“总督杜卡索夫曾有一桩十分有趣的轶事。您记得他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
“记得。是个嘴馋的人！”对方应和道，“不过，请继续讲下去。”
“您的大作当然……无可置疑……值得赞赏，但……请原谅……舞台有它自己的规律！”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一面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蜜饯，一面津津有味地听着演讲人的高论。
“您未能在您的剧本中传达出你们南方炎夜的全部芳香，剧中人的心理也刻画得不够详尽，尤其是巴赫金……”不知为何演讲人显得很是委屈，甚至噘起嘴唇，“巴……巴……唉，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演讲人用单片镜架敲了敲笔记本——我认出了那是我的笔记本，“不能上演……恕我直言。”演讲人又委屈地重复一遍他的结语：“恕我直言。”
我俩的视线碰到了一起，他必是从我眼睛里看到了气愤和惊讶。
事情在于，在我的本子里，既未提及金合欢和银光闪闪的白桦树，也没有提及湍急的第聂伯河和……一句话，什么也没有提及过。
“他没有读过！没有读我那个本本！”我的内心在叫嚷，“他怎么有权加以评论？他编造出一套乌克兰夜晚的……他们把我叫来干吗？”
“谁还希望发言？”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兴冲冲地环顾左右而问。
长时间的沉默，沉默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谁也不愿开口，只从墙角里传来一声感叹：“哎……哎……”
我扭头望去，见墙角里坐有一人，着深色短衫，他的脸使我依稀想起画上的……柔和的目光，悒郁的、长年累月悒郁的脸容。当我注视他时，他立刻把目光避开了。
“您想发言吗，费道尔·弗拉季米罗维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当即问道。
“不。”那人回答。
沉默，蹊跷的沉默。
“也许您有什么话要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问我。
我用既不高也不脆，而且——我自己也发觉到——毫不清晰的声音对此做出回答：
“按我理解，我的剧本是不合用的了，因此请退还给我。”
不料这话引起了骚动，一张张椅子都挪前了半步。椅背后有人探头问道：“不，对不起，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看了看蜜饯，然后又惊讶地看了看四周的嘉宾。
“嗯……嗯……”他以手指弹起桌子说，“我们只是友好地奉劝。如果上演您这剧本于您大大不利，大大不利！尤其是由福马·斯特里日执导的话。到头来您不但自食苦果，还将责备我们……”
等他打上句号后我说道：
“既然如此，我请求把剧本还给我。”
这时我见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眼里燃起了忿懑之火。
“我们签过合同。”话声刚落，从医生背后露出了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的脸。
“既然你们剧院不能上演，要这剧本有什么用呢？”
这时另一张脸凑上前来，转动着夹鼻眼镜后面的一双灵巧眼珠，用男高音说道：
“难道您想把剧本交给什利佩剧院？他们能演出个什么来？让您那些军官们在舞台上吵吵嚷嚷，哪个观众喜欢？”
“我们签有合同，根据合同上的规定和诠释，无权将剧本交予什利佩剧院！”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说，他本人从医生背后走了出来。
“这是玩的什么魔法？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我想，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跌进了迷魂阵。
“请原谅，”我说，“我不明白，既然你们自己不想排演，却又不愿让给其他剧院演出，这该怎么办呢？”
这番话引起的效果大出我意料：貂皮领太太跟坐在沙发上的男低音彼此交换起委屈的眼色，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微笑则从脸上不翼而飞，眼睛直愣愣地盯住我，目露凶光。
“我们企图救您于水火！”他说，“于险象环生之中！危险正从暗处向您窥视！”
令人难堪的沉默。
我用手指抚摸一阵椅子包皮，然后起身鞠躬告辞。除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继续瞪我外其余人均赐予答礼。我侧身退到门下，脚下踉跄了一下，走出办公室，又向脱衣间里的波莉克谢纳和奥古斯塔施了一躬。前者用一只眼看《消息报》，用另一只眼瞅我；奥古斯塔则神色严峻。
剧院已沉浸在黄昏薄暮之中。茶座已铺上一块块白色餐布，为晚场开始做好准备。
观众厅的大门敞开着，我停下脚步往里看了看。整个舞台直至台后的砖墙统统暴露无遗，从半空里正往下吊缠有常春藤的绿亭，工人则在大开的后门里进进出出，往台上搬粗大的白色立柱。
一分钟后我已不在剧院。
由于邦巴尔多夫不装电话，当晚我拍发给他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我病入膏肓，请来参加葬后宴。”
邮局拒收我的电报，只在我威胁说要通过《河运报》上告方才勉强收受。
第二天晚上我已和邦巴尔多夫同坐共酌了。我以前曾在文中提及的工长妻子端来了油煎饼。
邦巴尔多夫很欣赏我举办葬后宴的想法，也很喜欢我这收拾得一干二净的房间。
“我已心若止水，”在客人扑灭饿火之后我说，“现在只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奇怪的事我还从未经历过。”
邦巴尔多夫先是称赞油煎饼好吃，后又称赞了拾掇干净的房间，最后说：
“您应该结婚，谢尔盖·列昂季耶维奇，娶一位温柔可爱的少妇或者少女。”
“这样的话已由果戈里说过，”我回答，“我们不要去重复吧。请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邦巴尔多夫耸耸肩。
“其实并无出奇之处，只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剧院元老们开了次会。”
“就算如此。那么围貂皮领的太太是谁？”
“那是塔夫里契斯卡娅，我们剧院的女演员，老一辈或说奠基人之一。她有名，是因为已故的戏剧大师奥斯特洛夫斯基于一八八〇年看了她的演出——她初次登台——后说：‘很好。’”
我从对谈者口中继而了解到，在座者均系剧院柱石，是临时被招来商讨我剧本的问题的，马车夫德雷金早在前天被告之，因此花费了好多时间洗刷马匹和用碳酸水擦洗四轮马车。
经询问，我得悉谈论大公爵和总督的那人是位最最年轻的剧院奠基者。
邦巴尔多夫的回答非常谨慎，非常含蓄。仅形而上学地说些尊姓大名、生于何年何月之类，于是我百般询问，期盼他能说出点儿每人的特性和生平传略来，以满足我的好奇，并从中找出那次神秘会议上为何有这样或那样的表现。
“那么说来，谈论大公爵和总督的这个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也是优秀演员啰？”我一边为邦巴尔多夫把盏一边问。
“哼——哈。”邦巴尔多夫回答。
“不，‘哼——哈’——这太少了。例如，谈到围貂皮领的玛加丽塔·彼得罗芙娜，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说过‘很好’，话说到刀口上。但‘哼——哈’什么也说明不了。也许，此人在某方面赫赫有名？”
邦巴尔多夫瞅我一眼，迟疑半晌……
“怎么说呢？嗯，嗯……”他干罢杯中酒，说道，“几年之前，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出了件怪事，使得大家惊讶不已……”话才半句，便拿起油煎饼抹奶油。抹呀，抹呀，抹得我再也捺耐不住性子，我不由嚷道：
“看在上帝面上，别卖关子吧！”
“确是好酒。”邦巴尔多夫故意拖延以考验我的耐力，他徐徐道来：
“这事发生在四年以前。早春时节，我现在仍记得，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忽地里变得特别高兴，特别兴奋，连脸也年轻了许多。一个人若突然出奇地高兴，他必是有所图谋。应该告诉您，他对戏剧异常热爱，常常话不离口：‘唉，我落后啦！以前我一直关注着西方的戏剧天地，每年都出国考察，德国剧院如何，法国剧院如何，都心里有谱。何止法国？我有时还去美国，探讨那里的戏剧演进。’别人听了，对他说：‘您打个报告，出国访问不就得了？’他笑笑说——笑得那么柔和：‘不行啊，如今不是从前，打个报告便成。难道我允许国家为我花费珍贵的外汇？还是让那些工程师或者行政领导出国去吧！’”
“一句话，是条真正的硬汉！且说……（邦巴尔多夫就着灯光看了看酒的颜色，再次称赞了一句：‘好酒！’）且说过了一个月，已是风和日丽天气，却在这时出了事。有一次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上办公室去见奥古斯塔。进了屋，不作声。奥古斯塔见他脸白得像餐巾，眼露悲恸之色。‘您怎么了，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他回答：‘没什么，不必介意。’说过后走到窗前，用手指弹着玻璃吹起了口哨。是个悲凉的曲子，很耳熟，原来是肖邦的送葬曲。奥古斯塔忍不住恻隐之心，便问：‘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他转身凄然一笑，说：‘您起誓，不告诉任何人！’当然，奥古斯塔立刻起誓。‘刚才我在医生那儿，医生说我肺上长了个肉瘤。’说罢掉头便走。”
“是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轻声说，心里也觉得不好受。
“那还用说！”邦巴尔多夫应道，“于是，奥古斯塔在信誓旦旦之后将这消息立刻告诉了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后者告诉了伊波利特·巴甫洛维奇，伊波利特·巴甫洛维奇告诉了他妻子，他妻子告诉了叶夫拉比娅·彼得罗芙娜。简而言之，两个钟点以后，甚至戏装制作车间的学徒工也都知道了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的戏艺生涯已经完结，现在就不妨定做花圈；三个钟点后演员们在茶座讨论谁接替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的角色。
“与此同时，奥古斯塔拿起话筒，接通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三天过后，奥古斯塔电话通知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我现在就来看您。’不假，真的去了。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身穿中国式长袍躺在沙发上，脸孔死白。但他不失英雄气概，神色相当镇静。
“奥古斯塔是个干练的女性。她把红本子 连同支票往桌上一放！
“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打了个哆嗦，说：
“‘你们白做了好人，要知道，我并不希望如此。死于异国他乡有什么意思呢？’”
“奥古斯塔既是坚定的女人，又是很有能耐的秘书。她把濒死者的话当作耳边风，高声叫喊：
“‘法杰伊！’”
“法杰伊乃是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的忠仆。
“法杰伊应声来到。
“‘火车两个钟点以后发车。给你主人准备好羊毛毯、换洗衣服、皮箱、梳洗用品匣！四十分钟后有轿车来接。’”
“命定呜呼者只是叹了口气，手一挥。
“在瑞士边境或是境内的某个地方，简而言之，在阿尔卑斯山中……”邦巴尔多夫拭了拭前额，说，“简而言之，这并不重要，海拔三千公尺之上有个高山疗养所。主管是世界闻名的克利教授。去他那里就医的都是些别无他法可以救治的病人。要么死，要么活，没有另外的选择。有时确也出现奇迹。克利教授把生还无望的病人安置在面对雪峰的露天敞廊里，给他们注射某种消除肉瘤的药剂，强迫他们呼吸冷氧，居然能使患者延缓一年生命。
“五十分钟后轿车按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要求开往剧院正门。据杰米扬·库兹米奇后来讲述，他举手画了个十字，以此对剧院表示祝福。然后驱车前往白俄罗斯—波罗的海车站。
“夏天到了，传来消息就是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已经作古。当然，我们听了无不为他英年早逝而叹息……但夏天……演员都走南闯北去了……因此并未引起大的震动……只是等待他的棺木运回来……说到这里，应向您提一下我们的普里索夫……”
“是那个蓄一把胡子、脸逗人爱、肖像挂在画廊里的吗？”我问。
“正是他，”邦巴尔多夫证实道，“普里索夫奉差去巴黎研究舞台技术设备，他很快拿到了护照，踏上了旅途。这人是个优秀的后台人员，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这次去巴黎，惹得人人不但欢喜而且羡慕不已。‘好一个幸运儿！’大家都这么说。幸运儿也罢，不是幸运儿也罢，反正在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病逝的消息传来不久之后去了巴黎。普里索夫工作勤恳，一心只想此行任务，连埃菲尔铁塔也不去观光，只是坐在舞台地下室潜心研究技术，或是外出置办灯光道具。最后，临回国，才决定出去遛遛。但他讲究勤俭节约，所以安步当车，至多坐坐公共汽车。不意走得远了些，到了一个不知名的鬼地方。当时他肚子饿得像头狼。‘去，找个小饭铺垫垫肚底！’前方灯火点点，想必有饮食之处，其中可挑个便宜的，于是走上前去。果然给他挑上了，那是个中档饭店。一进门，他忽然愣了。
“他看到一张餐桌旁坐着已故的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身穿晚礼服，扣眼里插枝花，左右两旁各坐一位法国女郎，那两位法国女郎正笑得前俯后仰，餐桌上摆有水果以及冰镇香槟。
“普里索夫站在门楣下几乎魂出三舍。‘不可能！’他想，‘是我眼花。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不可能在这儿并哈哈大笑，他只能在一个地方——新圣母公墓 ！’”
“普里索夫站在门下瞪大眼睛看着那个与死者相似的人，而那人站起身来，似乎露出不安与不满之色。后来方知那人正是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脸部流露的不是不安或者不满，而是惊讶。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向两位女郎咕嘟了几句，后者很快离去了。
“旧友相见，互相吻脸，疑团当场获释。普里索夫听了对方的叙述，只是喊‘哎哟’，果然是件绝世奇迹。
“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被送到阿尔卑斯山的高山疗养院，克利见他模样，只是‘嗯’了一声，把他安排在敞廊上，给他注射药剂，接上氧气袋。初时他病情反而恶化，连他自己后来也承认，克利教授对他能否活到第二天曾表示过怀疑，因为心脏几近衰竭。但第二天安全度过了。再次做了注射。第三天病情开始好转。之后——简直不敢相信！——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已能改卧为坐。又过了些时候，忽地里说：‘我想下地走走。’克利教授和助手们听了眼瞪成圆圆的。简而言之，又过了一天，他已在敞廊上来回走动，不久面色由苍白而变为红润，有了食欲，体温三十六度八，脉搏正常，疼痛消失了。
“附近居民，还有城里的医生，都纷纷来看克利教授创造的奇迹。克利向他们作报告，也说这种情况千载难逢。人们向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索取照片，打算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但遭后者拒绝：‘我不喜欢热闹！’”
“克利教授最后告诉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说他待在阿尔卑斯山上已无必要，不妨去巴黎休息一段时间，以平复精神上所受创伤，这便是他来巴黎的原因。至于法国女郎，据他说是刚在巴黎开业行医的年轻医生，她们在写一篇有关他的论文。”
“是啊，这事果真奇妙，”我道，“不过我不明白，他怎能死里逃生的呢？”
“妙就妙在其中，”邦巴尔多夫说，“注射药剂后肉瘤便很快开始消肿乃至完全消失。”
我鼓掌叫好：
“好哇，这样的事我闻所未闻！”
“千载难逢嘛，”邦巴尔多夫应道，“不过且慢，事情还没有结束哩！秋天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从国外归来，衣服焕然一新，身体不但健康如常，并且晒成黑黑的，因为他在巴黎休憩之后，当地医生又支使他去了大洋洲。我们在茶座里把他团团困住，听他讲述大洋洲、巴黎和阿尔卑斯山医生等等奇闻。戏剧季节开始了，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又登台演出，直到三月一无特殊……三月里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来参加《麦克白夫人》时忽然拄了根拐儿。‘怎么啦？’‘没关系，不过是腰有些许酸痛。’但痛呀，痛呀，痛个没完，而且日益厉害……用光疗——没用。失眠，不能仰卧。一天天消瘦。服用鸦片全碱——无助于减轻疼痛。自然，只得向医生求助……”
邦巴尔多夫善于卖关子，且能鼓起眼珠看你，看得你脊梁发凉。
“……医生为他做了体检，眨巴着眼睛沉吟良久……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遂道：‘大夫，请爽快些，我不是婆娘，并见过世面……说吧，是它不是？’是它！”邦巴尔多夫把杯中物一饮而尽，润了润嗓子。“肿瘤复发了，它转移到了右肾，又在吞噬他的生命。当然，戏演不成了，打发他治病去吧。此番容易得多，治疗也有希望，三天便办好护照，买好了去阿尔卑斯山见克利的车票。克利像迎接亲人那样迎接了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克利教授因他已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又是睡敞廊，又是注射——反正是旧调重弹！一昼夜后疼痛消失，两天后在敞廊漫步，三天后他向克利教授讨教能否打网球。奇闻传出，整列整列的火车载着病人来克利教授处求治。据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说，疗养所一旁由此开始建筑高层大厦。克利虽是个感情藏而不露的外国人，但也在道别时连吻他三次。这一回，指定他先去尼斯再去巴黎，嗣后上西西里岛休养。
“秋天，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归国时恰逢我们巡回演出后从顿巴斯回莫斯科。但见他精神抖擞，容光焕发，身体壮实。只是着装不一样：去秋穿巧克力色的，这次是灰条呢的。接连三天他向我们讲述西西里，讲述资本家如何在蒙特卡洛玩轮盘赌，生活如何糜烂。斗转星移，又是戏剧季节，又是春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不过肿瘤发生在左膝盖下。经过克利治疗，去了马德拉群岛，然后是巴黎。
“后来肿瘤已不再引起惊慌，大家都知道自有解救办法。经克利几次注射药剂，肿瘤的抵抗力已大大降低。克利蛮有把握地说，再过些时候，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的机体将能自动抵御病菌。果然，前年肿瘤出现于颌窦时只感到微微作痛，经克利治疗很快就消除了。现在已对他作严密监视，到了每年四月，不管他痛或不痛，定叫他出国治疗。”
与此同时，不断添酒加菜，已到微醺之时，话也多了，而且不再遮遮掩掩。“他这人颇具眼力，嘴巴子厉害，但说起来倒很风趣，很讨我的喜欢，”我暗暗评论邦巴尔多夫，“但受剧院生活熏陶，他狡黠圆滑，藏而不露……”
“咱们说话，别再弯弯绕吧！”我请求客人道，“您也知道，我心头很是沉重……请告诉我，我的剧本真那么坏吗？”
“剧本是个好剧本，没说的。”邦巴尔多夫回答。
“那为什么，为什么在院长办公室里发生如此奇怪而可怕的事呢？他们不喜欢这出戏？”
“不，”邦巴尔多夫否认道，“恰恰相反，之所以发生这一切，全在于他们喜欢上了这剧本，而且喜欢得要命。”
“但伊波利特·巴甫洛维奇……”
“最最喜欢这剧本的正是伊波利特·巴甫洛维奇。”邦巴尔多夫嗓门不大，但说来一字一板，铮铮有力，眼里还流露同情之色。
“把我折腾得差点儿发疯。”我怨道。
“不，不必发疯……您只是不知剧院内情罢了。世上事很复杂，但未必有剧院那样复杂……”
“说！往下说！”我抱住脑袋催促。
“正因这出戏受人爱，平地生出了三尺浪，”邦巴尔多夫侃侃而谈，“人人为之震动，都想参与。而元老们得悉后马上开始分配角色，由伊波利特·巴甫洛维奇演巴赫金，由瓦连金·孔拉多维奇演彼得罗夫……”
“瓦连……是那个……”
“是的，是他。”
“但，请原谅，”我不是说而是在嚷嚷了，“要知道……”
“不错，不错……”话才半句，邦巴尔多夫便明白了我的意思，“伊波利特·巴甫洛维奇今年六十一岁，瓦连金·孔拉多维奇六十有二。您剧本中年龄最大的巴赫金多少岁？”
“二十八。”
“就这话。所以，当剧本重印件送到元老们手中时掀起的风波呀，一言难尽，自剧院成立五十年来从未有过！他们几至恼羞成怒。”
“生谁的气？生分派角色人的气吗？”
“不，生作者的气。”
我惊得圆瞪双眼。邦巴尔多夫又道：
“他们生作者的气。元老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寻找角色，渴望角色。我们，剧院的奠基者，极愿意在现代剧中贡献艺术技巧……但是，阴错阳差，来了个穿灰西装的，送来一个只毛头小子才演的剧本！嘲笑我们演不了？！怎么的，故意砸我们的牌子？！奠基人中最年轻的格拉西姆·尼古拉耶维奇也已五十七岁。”
“我并不企求我的戏由创始人扮演，”我嚷道，“由年轻人去演好啦！”
“嘿，说得多轻巧！”邦巴尔多夫扮起撒旦似的狞脸，“您这是说，让阿尔古宁、加林、叶拉金、布拉戈斯韦特洛夫、斯特林科夫斯基走上前台答谢观众的捧场？‘好！再来一次！乌拉！’炫耀自己演得多么出色？而那些创始人将坐在那里扬起凄凉的微笑？那等于说：不再需要你们啦，该把你们送养老院啦！嘿嘿，您说话多轻巧！”
“啊，这就真相大白了！”我也尽可能以撒旦式的凶狠语调说道，“这就真相大白了！”
“有什么大白不大白的，”邦巴尔多夫打断我的话，“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不早向您建议，把未婚妻改作老母亲的吗？那时元老玛加丽塔·彼得罗芙娜或姨妈纳斯塔西娅·伊万诺芙娜便能……”
“纳斯塔西娅·伊万诺芙娜？！”
“您不是圈子里的人。”邦巴尔多夫笑答，但脸挂委屈。为什么挂着委屈，却未作说明。
“请告诉我，”我好奇地打听，“他们打算让谁扮演安娜呢？”
“当然非柳德米拉·西尔韦斯托芙娜莫属。”
我火冒三丈：
“什么？让柳德米拉·西尔韦斯托芙娜扮演？您真会开玩笑！”
“这有什么呢？”邦巴尔多夫笑问。
“她几岁？”
“年龄嘛，对不起，谁也不知道。”
“安娜才不过十九岁，十九岁！明白吗？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她不会演戏！”
“安娜吗？”
“不是安娜，是她。总而言之，她什么也演不像！”
“请原谅……”
“不，请原谅，扮演被压迫、被损害者的女演员把公猫都吓得爬上窗幔，把窗幔都撕破，当然什么也演不好。”
“公猫嘛，它多管闲事，”邦巴尔多夫见我着恼反而感到满意，“它长着颗脂肪心，患有心肌炎，而且神经脆弱，成天蜷缩在卧榻上，看不见人，当然吓坏啦。”
“猫是神经脆弱的畜生，我同意，”我嚷嚷，“但它感觉正常，谁好谁坏，全都明白。它看够了虚假，讨厌的虚假，您明白吗？它受不了！总而言之，为什么穿插这场傀儡戏？”
“因为出了纰漏。”邦巴尔多夫解释。
“这词是什么意思？”
“纰漏这词，在我们的语言中，是指台上出了小差错：或是演员念错了台词，或是大幕未按时落下，或是……”
“我明白了，明白了……”
“纰漏出在女秘书奥古斯塔·梅纳热拉基和姨妈纳斯塔西娅·伊万诺芙娜两人身上。前者放您进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家时未能及时提醒后者，而后者放柳德米拉入内时没有预先检查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房内是否有外人。当然，前者的错误小一些——当时后者上商店买蘑菇了……”
“明白了，”我说，脸上堆出靡菲斯特那样的微笑，“我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不过，你们的柳德米拉·西尔韦斯托芙娜扮演不了。”
“请原谅！莫斯科观众认为她一度演得非常出色……”
“你们莫斯科的观众在说谎！”我高声说。“她表演哭泣和痛苦时，眼光却是恶狠狠的。在她高兴地喊叫‘风和日丽的小阳春’时眼却惶惶不安。她笑，笑得观众背上起鸡皮疙瘩，像是突然把一瓶碳酸矿泉水洒进衣领。她压根儿算不上是演员！”
“哪能呢！她三十年来一直潜心研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表演艺术理论……”
“我不知道那样的理论。我认为，理论未必对她起作用。”
“照您的说法，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也算不上是个演员？”
“啊，不，不！他刚说到巴赫金拔刀自刎，我不由大惊失色：但见他两眼泛白，真像死了似的，倒在沙发上。当然，不能看到一个短促的场面就下定论，但，根据优秀歌手的一句唱词也便能得知此人定属不凡。我不明白的只是他为什么要改……”
“自然是圣者之言啰！”
“……改举枪自杀为用匕首自杀。”
“您要知道，当您坐下来刚打开本子，他已不在听您了。是的，是的，他已在想怎样分配角色，怎样使得元老们都有戏演，演来不露破绽……您念：‘响起了枪声。’我在剧院工作十年整，别人告诉我，舞台上表演打枪的唯一的一次是在一九〇一年，而且很不圆满……那剧本是谁写的，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是位著名剧作家。剧中有两个人物，为争夺遗产的事互相对骂，其中一人一时性起，拔枪向对方射击，但也是打偏了的……平时排练，由助手击掌表示枪响。等到有一天彩排，在台后搞了个自制音响，不料惊得纳斯塔西娅·伊万诺芙娜当场昏倒——她从来未听见枪响，柳德米拉·西尔韦斯托芙娜则神经错乱。从此以后，打枪一事从舞台绝迹。剧本做了修改，剧中人不再打枪，而是挥舞舀水勺子，叫喊‘我要打死你，坏蛋’，并且不断跺脚。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意见，经这番改动，效果反而更好。虽则作者大生剧院的气，三年不理睬院长，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大智若愚，坚持己见……”
酒伴良宵，我的气渐渐消了，不再冲着邦巴尔多夫嚷嚷，而是平心静气地提问题。红鱼子和腌鲑鱼使得我唇干口渴，便煮了红茶来消解。牛奶似的烟雾笼罩了房间，打开气窗也未能把它驱散，只是徒增了些凉意。
“请告诉我，请告诉我，”我乏乏地央求，“既然剧稿不符他们要求，为什么不愿我把剧本投寄另一剧院？他们为什么扣留？”
“问得好！为什么吗？我们的剧院岂能同意眼睁睁地看别人上演现代剧，并且，看来大有成功的把握？凭什么权利？您自己也已签字画押不把剧本交另一个剧院。”
此时无数个“作者无权”化成了蓝色火花，“如若”等字句则像一个个狡黠的精灵在我眼前翩翩起舞。它使我想起了皮制沙发和发散着香水味的办公室。
“我诅咒！”我嘶哑着嗓子说。
“诅咒谁？”
“害人的加夫里洛·斯杰潘诺维奇！”
“他是雄鹰！”邦巴尔多夫的醉眼里亮起了火花。
“他装扮得那样仁慈，还大谈人的心灵！……”
“这是您的迷误、梦呓，是您缺乏观察力。”邦巴尔多夫眼中火花倏忽间变为旺火，从鼻孔里冒出两股白烟，“是鹰！它蹲在巉崖上，眼观四十平方公里。只消出现个移动的黑点儿，它便振翼而飞，宛如破天利箭。一声凄厉的哀鸣，已成了它爪下的猎获品。”
“您这鬼东西还是个诗人！”我说。
“而您——凶神恶煞！”邦巴尔多夫微微一笑，低声答道，“唉，谢尔盖·列昂季耶维奇，我预先告诉您：您今后的日子不好过……”
他的话刺痛了我，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凶恶的人。但我忽地记起利科斯帕斯托夫对我的评语：“狼一样的笑……”
“那么说来，”我打着哈欠说，“我的剧本上演不成，泡汤了？”
邦巴尔多夫细细地打量我一番，突然换成温柔的语调：
“准备忍受一切吧。我不打算骗您，它绝上不了台，除非发生奇迹……”
窗外即将是秋天可恶的、雾蒙蒙的黎明，桌上只剩下剩汤残肴和碟子里堆满的烟蒂。但我现眼丢丑之后猝发起最后一次激情的浪花，仿若自言自语说起了金骏马。
我企图向我的听客描述马背部的金光闪耀，舞台上独特的寒气，观众厅里的笑声……但主要的还不是这些，我兴奋之下甚至压破了一只碟子，力图使邦巴尔多夫相信，当我见到金骏马时如何顿时理解了舞台，理解了舞台的一切细微一切秘密。也就是说很久很久以前，可能我还在孩提时代，也可能我还没有出世之时，便已向往起它，模模糊糊地思念着它，而今我终于来到了剧院。
“我是新人，”我呐喊，“我是新人！我受历史的差遣，我来了！”
在我滚热的脑子里倏地跳出了柳德米拉，她在挥舞花边手帕做着恸哭的样子。
“她不会演戏！”我疯了似的嘶哑起嗓子高叫。
“请原谅！……此话差矣。”
“您别反对吧，”我严正地说，“您已习惯于忍受，但我是新人，头脑清晰，目光锐利，能看透她的里里外外。”
“瞧您这话！”
“并且什么样儿的理……理论也帮不了她的忙！我见那里有个朝天鼻子的年轻人演小公务员，手白白的，声调带点儿沙哑，演得就挺像。他不需要任何理论。我还见一个扮演戴黑手套凶手的演员……他也不需要理论。”
“那是阿尔古宁……”烟幕后传来低沉的声音。
“不需要任何理论！”我咬牙切齿地叫喊，完全坠进了自大狂的误圈。但，忽然发现我衣服溅上了一大块油渍。我张皇地朝四下一瞧，夜早已消逝，邦巴尔多夫已关上电灯，屋里的家什在蓝幽幽的晨光中露出了丑嘴脸。
夜被吞噬掉了，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