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已把春秋时代的大事约略叙完，综合起来说，春秋时代所表现的特点共有四项：
第一点是种族的混合和中华民族的成立。我们所谓“中华民族”，本不是固有的。照传统的观念，夏、商、周三代是我们民族的核心，然而这三代却是三个不同的种族。夏族，据近人的考证大约是从西北方来的，有人说他与商、周时代的鬼方、猃狁，和秦、汉时代的匈奴等等有血统的关系。商族，起自东方沿海一带，本是夷族中的一种。周也起自西北方的戎、狄部落，与夏族或有相当的关系。商灭了夏，夏族分散四处，与戎、狄等部落杂居，因为当时不曾建立严密的封建制度，更不曾做建设统一帝国的梦，所以商只是商，夏仍是夏，夷、狄也仍是夷、狄：他们至多有些政治上羁属的关系；至于种族的同化，一时还谈不到。等到周人灭了商，确立封建制度，把原来各族赶走的赶走了，征服的征服了，经过了几百年的同化，我们的“中华民族”才开始萌芽。
周人起于陕西，那地方大约本是夏族的根据地，他们又或者与夏族有些渊源，所以他们自称为“夏”。因周人势力的扩张，“夏”的一个名词就渐渐成为中原民族的通称。春秋时中原人常常自称“诸夏”，而称与他们异类的民族为“蛮、夷、戎、狄”。——于是“夷”“夏”两族对立的观念才确立了。
春秋时诸夏民族住在中原，四边和较僻野的地方都是给所谓夷、蛮、戎、狄等部族住着。诸夏想同化异族，异族也想征服诸夏；两方势力一经接触，诸夏在武力上就不免吃了大亏。于是中原各国互相联结，共同御外；在这样情势之下，出现了伯主制度。一班伯主的中心事业便是“尊王”和“攘夷”：“尊王”是团结本族的手段，“攘夷”是抵御外寇的口号。
那时异族中最强盛的，南方有楚，北方有狄，所以攘楚和御狄就成了当时中原伯主最注意的事情。结果狄族由被抗而分散，楚人由被攘而同化。到了春秋末年，北方的狄族尽被晋国并吞，东方的夷族也被齐、鲁等国所征服，西方和中原的戎族早已衰微，被晋、秦、楚等国所瓜分，而南蛮的楚在这时也已变化成诸夏的一分子了。
东南方的蛮族吴和越从春秋中年起也渐渐加入诸夏的团体，经过了约百年间的相拒相迎，到了春秋之末，灭吴的越国竟变成了东夏的盟主了。楚、吴、越等国本来文化较高，他们很早就有文字，并不是真正的化外蛮民，所以受诸夏的同化也比较容易些。
——上古的许多不同的种族，就是在春秋时代混合而成立了一个整个的“中华民族”。
第二点是中国疆域的扩大。三代时候，民族众多，各占一区，当时所谓的“中国”，大致不出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这黄河流域的几省间；就是在这个区域之中，也还有很多的文化低落的部族杂居着。西周晚年，夏族的势力开始发展到湖北的北部。直到春秋初年，所谓诸夏的疆域仍不出西周时的范围。自从楚、吴、越诸国尽力并吞南方的蛮夷而同化于中国，齐、晋、秦等伯国又尽灭北方的夷、狄部落，于是华夏的疆域才日渐扩大。到了春秋之末，北到燕、代，东到海隅，西到甘陇，南到洞庭，都成了中原文化所范罩的区域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疆域的凝固，是在春秋时代开始的。
第三点是统一局面的酝酿。周代以前所谓国家还不脱氏族社会的组织，为那时政治中心的夏、商王国实在只是些氏族同盟的集团。周代开始确立封建制，国家规模渐渐形成。但是周天子仍只以王畿为其真正的势力范围，周室所封的各侯国的内政，尚且由各国自己去支配，何况其他縻的国家，王室的命令更哪里谈得到去支配他们。自从春秋时代的盟主甩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诸夏成为一个集团，中国的雏形在那时方才出现。加以各大国努力开疆辟土，以前零零碎碎的小国和部落，到这时渐渐合并成几个大国家。楚、晋、秦、齐等大国开始创立郡县制；大政治家如管仲、子产等又努力改造都鄙制度；原来的封建组织一天天破坏，秦、汉的统一规模就酝酿于这时了。
第四点是社会经济和学术思想的转变。商代晚年大致尚是畜牧社会的末期，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刚刚萌芽。宗教思想也方由拜物教和多神教向一神独尊的宗教进趋。周代确立农业社会，为上帝崇拜全盛的时期：那时人开口皇天，闭口上帝，人同神可以直接谈话和会面。农业收成好，国家太平，是上帝的赏赐；起了灾荒，受了兵祸，就是上帝的责罚。那时人看事事物物都是上帝的表现，没有人的成分在内。
自从西周灭亡，王纲解纽，封建制度开始摇动。诸侯互相联合，互相兼并，列国间盟会朝聘和征伐的事天天不绝，交通大辟，因之商业日渐发达。到了春秋晚年，竟有穿着文绣织成的衣服，坐着金玉装饰的车子，“结驷连骑”“富比诸侯”的大商人出现。人民的经济地位既经抬高，于是学术文化就也渐渐普及于全社会。一方面贵族阶级的智识也比前提高，有很多人怀疑天道的不可知，人本主义一经起来，立刻使原有的宗教观念失掉根据。
春秋时代很多有学问的人，如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叔向、楚国的左史倚相、吴国的公子季札等，都可以算是当时的大学者。这些人之中，尤推鲁国的臧文仲和郑国的子产是不世出的圣贤：臧文仲能够立言垂世，子产能够有很开明的新思想，施之于实际的政治。等到孔子出世，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开始建立哲学的系统，真正的学者阶级就由他一手造成。孔子死后，他的门徒播迁各处，努力发挥本师的学说，就成立了“儒家”的学派。——“儒家”就是后来百家九流中第一位老大哥。
以上种族混合，疆域扩大，统一开始，经济学术转变这四点便是春秋时代历史的特色。继续春秋时代的是战国时代，我们且看看战国时代的历史怎样。
战国时代的历史只是继续完成春秋时代的工作的。战国史的开幕，便是三家灭晋，田氏篡齐。西元前403年，韩、魏、赵三家开始列于诸侯。前386年，田和（田恒的四世孙）也登了齐君的宝座。自此以后，所谓中国的天下便被韩、魏、赵、齐、秦、楚、燕七大国所分占，这就是所谓“战国七雄”。余外如宋、中山（即鲜虞）、鲁、卫等国在战国时都是无足轻重的。（郑国在战国初年就被韩国灭掉。）
战国初年的形势，开始是越国称伯（越国后来衰微，被楚灭掉），后来伯业渐渐移转到魏国手里。魏文侯首立求贤的旗帜，为战国第一贤君；他近和韩、赵，远攻齐、楚，东并中山，西夺秦地，国威四播，做了三晋的盟主。到了西元前370年以后，因为三晋的自相攻伐，齐国又逐渐强盛起来，与魏争雄，齐威王（田和曾孙）、宣王父子也都是极能任贤的君主，他们设立了稷下馆，招致学士，任用驺忌为相，田忌、孙膑等为将，打败魏人，就代替魏国做了东方的霸主。
秦国在战国之初，不与诸侯盟会，东方人都把他看成夷狄。自从孝公任用卫人公孙鞅，定变法之令，奖励兵农，用重赏严刑来整齐人民，把人民都逼上了耕战一路，于是国势大强；他们迁都咸阳，夺取魏国的河西等地，河山之险，尽被占据，就开始做了七雄的领袖。
秦国强盛之后，诸侯合力打算对付他。那时有个周人叫苏秦的，提倡“合纵”之策，主张联合六国共同抗秦；他的政策实行了，秦国颇吃其亏。但是合了众弱以敌一强，其势不能持久，因此不久就另有一个魏人叫张仪的起来，提倡“连横”之策，主张六国连合共同服事秦人；他的政策也渐渐实行了，于是纵约破解，秦国统一六国之势就成立了。
那时齐、燕相攻。燕国的王，名叫子哙，他想模仿尧、舜，演了一剧禅让戏，闹得国内大乱，齐人乘机攻入燕都；但他们不能就把燕国吞并。不久燕国复兴起来，乘着齐衰，联合赵、秦、韩、魏等国起兵攻破了齐都。齐国虽也得复兴，但是经过一次大丧乱，国势就远不如前了。可怜齐、燕两国互相残杀，只是给予秦人以独霸的机会！
先是，秦人灭了蜀国和巴国（本属楚），占有现在的四川一带地方，地愈广，兵愈强，进一步离间开齐、楚的国交，起兵把楚军打败，又夺得汉中地方。隔了几时，他们又把楚王骗来拘住，于是楚势大衰。不料北方的赵国又在这时突然强盛起来，成为秦人的劲敌。
赵国的武灵王开始变法，下令模仿胡人，改穿骑射的服装，把人民训练得很强悍，起兵屡伐中山（中山被魏灭后，又复兴立国），辟地北到燕、代，西到云中、九原。他又想从云中、九原南捣秦国，不幸志愿未成而死，赵国的霸业就此告了结束。那时秦国的势力已发展到极盛的地步，连攻三晋与楚，辟地更广。后来秦王更用了魏人范雎的政策：对远的国家表示好意，对近的国家竭力攻击。他们先把周室（这时周已分为东西两国，天子只做个寄食的寓公）灭掉。到有名的魔王秦始皇帝即位，就次第攻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废去封建制度，确立郡县制度，这就造成了中国的第一个统一的国家。
战国时代，诸夏的民族和疆域越发扩大，北方今察、绥地方和东方今辽宁省地方，西方今四川省地方以及南方今湖南省地方，统统加入中国的疆域。原有的蛮、夷、戎、狄种族几乎完全融化入诸夏民族之中。这是怎样伟大的一个时代！在那时封建制度的组织几已完全崩溃，人民很多从白衣跃起为公卿的。同时工商业也大发展，大都市的富实程度，至于几万户，数十万口，竟有“车相碰，人肩相摩，连衣成帷，挥汗成雨”的情形。逐什一之利的商人致赀累巨万的更是指不胜屈。而各大国因互相竞争，奖励人才的事尤其积极进行。在这种环境之下，言论思想自由，学术的空气自然格外发达。那时有许多学派起来，最主要的，有儒、墨、道、法等家：各派有各派的主张，各派有各派的学问，非常热闹。哲学以外，科学文学也很进步。——这打破了商、周以来的纪录，造成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
要紧话说完。在这里，我们应把这部《春秋史讲义》的取材和编撰体例说一说：
春秋时代的史料，最重要的自然是《春秋经》和《左氏传》。这两部书的原来体例就是史，而且是便于人们取材的编年史。《春秋经》是鲁国史官所记的政府公报，每件事情都记载得很简单。有人说这部书曾经孔子修定，里面包含着许多的深奥意义，这种说法是不大可靠的。据我们的研究，这部书的体例很杂乱，很幼稚，似乎没有经过多大的修改。至于孔子有没有见过这部书，却还是疑问呢。大概这部书因为王官学术的解放，在战国时代已很流行，有些儒者看见了它，觉得它的记载很保存些封建时代的礼制，与他们梦想重现的乌托邦相合，因此他们便来“笔则笔，削则削”，造成现在的《春秋经》。他们进一步又替他们的老祖师孔子和这部书做媒。他们说：“这部书是孔子作的。孔子所以要作这部书，只因当时的乱臣贼子太多了，他想整顿纲常名教，所以奋身而起，代行天子的职权，把二百多年的诸侯大夫加以进退黜陟。这固然在文字上没有写明，但字里行间都藏着他老人家的褒贬的意思。”这样一来，鲁国史书的《春秋》便变成了孔门经典的《春秋》了。
到了汉初，有些人自称得到孔子的真传，替《春秋》写出了一部传，——这便是现存的《春秋公羊传》。再过了些时，又有些人另外写出一部《春秋传》，说的话和《公羊传》大同小异，——这便是现存的《春秋谷梁传》。直到西汉末年，又有人在皇室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部最早的《春秋传》，——这便是《春秋左氏传》。据他们说：“《左氏传》是孔子同时人左丘明作的。左氏这人，他所爱的和所恨的完全和孔子一样，所以讲到春秋，这才是最靠得住的一部传。”但是，孔子作《春秋》的话尚且不足信，更哪里会有孔子同时人作的《春秋传》呢？现在《左传》里的话，在司马迁作的《史记》里固然引得很多，但他曾两次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见这部书原名叫做《国语》，原来是与《春秋经》毫无关系的一部书。西汉末年人在这部《国语》中加进了许多不相干的解经的话，才把它改头换面，成为一部《春秋左氏传》。
这部号为“《春秋左氏传》”的改本《国语》，该是战国中晚年人所著的一部春秋列国史。它的原料大部分应是根据的各国史策。他们采取了当时的简单记载，加以渲染敷演，便成了现在的《左氏传》原本——《国语》。我们以为这部书所记的史事大半是可信的，但是里面的许多近于小说体裁的故事和书里的人们所说的话，则大半只是作者根据传说和想象而添入的，必不可信。
西汉末年人改编原来的《国语》为《春秋左氏传》，他们不知又在什么地方发现了一些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人所记的春秋、战国史料的残本，便把它纠合补缀成一部新的《国语》，以补原来《国语》的空位。他们说：“左丘明作了《春秋传》，又把删下的剩余材料，著成了一部《国语》，以备后人考核异同。”所以他们就叫这部新《国语》为“《春秋》外传”，而名原来的《国语》——《左传》——为“内传”。但是在班固所著的《汉书·五行志》里引《今本国语》的话还称它为《史记》（这或许是根据西汉人的记载），这不能不叫我们怀疑到《今本国语》本来是没有这部书的。
《今本国语》在史料上的信实价值比《今本左传》还低，这只因《左传》作者所根据的原料比较多是当时的记载，而《今本国语》所根据的原料则大部分只是战国时的传说，它的敷演渲染的成分也比《左传》重得多。
在西汉中年，太史令司马迁著了一部伟大的史书，这部书后来称为《史记》——在当时称为《太史公书》，——它是我们中国所谓“正史”的第一部。这部书上从五帝记起，下到汉武帝时止，中间包括了春秋时代的历史。他所根据的原料，关于春秋时代的，大部分便是《原本国语》；此外他也采取了些其他的记载，有些是我们现在所看不到的。至于《史记》这部书的信实价值，关于春秋时代的部分，比《原本国语》也较低下。因为这么一部大书，在古代参考文籍不方便的环境中著成，自然错误很多；加以那时历史观念的不发达，历史方法的不精密，误收下不可靠的史料，自然也是有的。
古代人最重视彝器，一般君主和贵族们有了大事便要制器，器上很多是刻有文字的：有的是叙制器的缘由，有些是叙自己和祖先的功德。这种彝器上的铭文颇保存了些可宝贵的史料，比任何文籍的记载都可靠，因为是未经后人修改过的原始记载。从前人不知道利用它的史料价值，只把它当作骨董玩；偶然拿它来证证古文字的形象，就算了不得的用处了。从宋代到清代，因帝王和学者的提倡，出了许多收集和考释彝器文字的书籍。到了最近，便有人拿它来证明古代的历史。这确是利用史料方法的大进步！
我编这部《春秋史讲义》，所根据的大部分材料便是《春秋》和《左传》，有时斟酌参用些《国语》和《史记》的记载，而以彝器铭文补正文籍的缺误。至于《公》《谷》两传以及诸子百家的记载，我们觉得凡可信的都与《左传》相同，其与《左传》相异的事情，不是传说错误，便是年代差舛。我们不敢因求博而来骗人，只得统统割爱了。
本讲义原定分为政治史、社会史两部（政治史中也须讲到社会，社会史中也须讲到政治，两部分实在应该沟通了来讲，不过为编撰方便起见，暂分为两部）。但因政治史的材料比较多，预算起来，分量倒要超过社会史一倍多，所以改称政治史为“正编”，社会史为“附编”。
关于政治史部分，我是以郑、齐、晋、楚、吴、越六国的历史为核心，而统括其他各国的历史的。我们觉得主宰春秋初、中、晚三期的大势的，大致说来，只有这六国：郑、齐代表第一时期，晋、楚代表第二时期，吴、越代表第三时期。其他各国的内部的历史与春秋大势实在无甚关系，所以就都从简略了。总之，我这部讲义并不想编成一部新的《左传记事本末》，而只是想编著一部较有系统和剪裁的《春秋大事记》。
关于社会史部分，我想分为经济情形、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宗教学术四点来叙述。根据的材料是以《诗经》《左传》《国语》《史记》四部书为大本营。至于整理的方法，我想用异地域和异时代的历史来做比较，这可以使我们容易寻出一个系统来吸收材料。例如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在古籍里已不易看出真实的情形，倘若我们能参看些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便可以明白多多。又如古代的世族制度在古籍里也不易寻出一个究竟，倘若我们能参看六朝时的门阀制度，便也可以明白多多了。这种方法应用到极端，固然不免有“以意补史”的危险，然而这究竟也不失为历史研究法的一种。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史料缺乏的条件之下，除了利用比较的材料以外，还有什么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