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总是发展的，语言不能是例外。随着历史的发展，汉语从上古、中古、近代以至现代，经历不少的变化，才成为现在的样子，研究这些变化，成为一门科学，叫作汉语史，也叫作汉语发展史。
语言是发展的，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这是不容怀疑的真理。但是古人并不懂得这个真理，他们以为语言是永久不变的。儿女跟父母学话，世代相传，怎么会有变化呢？他们不知道，儿女跟父母学话也不能百分之百相像，一代传一代，积少成多，距离拉大了，就有明显的变化。其次，由于社会的发展，新事物的产生需要新的词语来表示，旧事物的废弃也引起旧词语的淘汰，语言的变化就更大了。
现在我分为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和大家谈谈汉语发展史。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只能粗线条地勾画出一个轮廓。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叫作“汉语发展史鸟瞰”。
（一）汉语语音的发展
从前人们不知道语音是发展的，不知道古音不同于今音。他们念《诗经》的时候，觉得许多地方不押韵。例如《关雎》二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友”字怎能和“采”字押韵呢？于是有人猜想，诗人为了押韵，把“采”字临时改读为“此”，“友”字临时改读为“以”。这种办法叫作“叶音”。但是，为什么《诗经》里所有的“友”字都念“以”，没有一处读成“酉”音呢？人们没法回答这个问题。直到明末的陈第，才提出了一个历史主义的原理，他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他由此引出结论说，《诗经》时代，“友”字本来就念“以”，并非临时改读。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拟音还不十分正确。直到最近数十年，我们学习了历史比较法，进行了古音拟测，才知道先秦时代，“采”字的读音是〔ts‘ə〕，“友”字的读音是（Ɣi̭uə） ，这样问题才解决了。
不但上古音和今音不同，中古音也和今音不同。不懂中古音，我们读唐宋诗词时，有些地方也感到格格不入。例如杜牧《山行》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斜”字用北京话读，用广州话读都不押韵，用上海话读成〔zia〕才押韵了。因为上海话“斜”字保存了唐宋音。又如王安石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岁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用广州话读，“除”〔tʃ′øy〕、“苏”〔∫ou〕、符〔fu〕都不押韵，用北京话读就押韵了，因为北京话“除”“苏”“符”等字接近于唐宋音。
声母方面，有两次大变化。第一次是舌上音和轻唇音产生。本来知彻澄母字是属于端透定母的。现代厦门话“直”字读〔tit 〕，“迟”字读〔ti 〕，“昼”字读〔tiu⅃〕，“除”字读〔tu 〕，“朝”字读〔tiɑu 〕是保存了古声母。客家话“知”字读〔ti〕也保存了古声母。本来非、敷、奉、微四个声母的字是属于帮、滂、并、明的。上海“防”字读〔bɔŋ〕，“肥皂”说成“皮皂”，白话“问”说成“闷”，“闻”（嗅） 说成“门”，“味道”说成“谜道”，广州“文”读如“民”，“网”读如“莽”，“微”读如“眉”，白话“新妇”（儿媳妇） 说成“心抱”，都是保存了古声母。舌上音大约产生于盛唐时代，轻唇音大约产生于晚唐时代。
第二次是浊音的消失。本来，汉语古声母分为清浊两类：唇音帮、滂是清，并是浊；舌音端、透是清，定是浊；齿音精、清是清，从是浊；牙音见、溪是清，群是浊，等等。现代吴方言还保留清浊的分别，例如“暴”〔bɔ〕≠“报”，“洞”〔duŋ〕≠“冻”〔tuŋ〕，尽〔dzin〕≠“进”〔tʃin〕，“轿”〔dʑiɔ〕≠“叫”〔tɕiɔ〕，等等。现代粤方言浊音已经消失，只在声调上保留浊音的痕迹：清音字归阴调类，浊音字归阳调类，以致“暴”与“报”，“洞”与“冻”，“尽”与“进”，“轿”与“叫”，都是同音不同调。北京话只有平声分阴阳，浊上变去，去声不分阴阳，以致“暴”＝“报”，“尽”＝“进”，“轿”＝“叫”，既同音，又同调，完全混同了。浊音声母的消失，大约是从宋代开始的。
韵部方面，也有两次大变化。第一次是入声韵分化为去、入两声。上古入声有长入、短入两类。例如“暴”字既可以读长入〔bo: k〕，表示残暴，又可以读短入〔bok〕，表示晒干（后来写作“曝”） 。后来长入的“暴”字由于元音长，后面的辅音失落，变为〔bo〕，同时变成去声。长入变去的过程，大约是在魏晋时代完成的。第二次是入声韵部的消失。古代入声有三种韵尾：〔-p〕，〔-t〕，〔-k〕，和今天的广州话一样。例如广州“邑”〔jɐp〕，“一”〔jɐt〕，“益”〔jik〕；“急”〔kɐp〕，“吉”〔kɐt〕，“击”〔kik〕。后来合并为一种韵尾〔-Ɂ〕，和今天的上海话一样。例如上海“邑、一、益”〔iɁ〕，“急、吉、击”〔tɕiɁ〕。最后韵尾失落，和今天的北京话一样。例如“邑、一、益”〔i〕（“一”读阴平，“邑，益”读去声） ，“急、吉、击”〔tɕi〕（“击”读阴平，“急，吉”读阳平） 。这最后的过程大约是在元代完成的。
语音的发展都是系统性的变化，就是向邻近的发音部位发展。例如从双唇变唇齿，从舌根变舌面。有自然的变化，如歌韵的发展过程是ai→a→ɔ→o，有条件的变化，如舌根音在〔i〕〔y〕的前面变为舌面音，北京话“击”字是由〔ki〕变〔tɕi〕，“去”字是由〔k‘y〕变〔tɕ‘y〕；又如元音〔u〕在舌齿唇的后面变为〔ou〕，广州话“图”字是由〔t‘u〕变〔t‘ou〕，“苏”字是由〔su〕变〔sou〕，“布”字是由〔pu〕变〔pou〕。条件的变化都只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
（二）汉语语法的发展
语法是最富有稳定性的，但是也不能没有发展。现在举出主要的四点来谈。
第一，双音词的发展。汉语本来是所谓“单音节语”。除连绵字外，都是单音词。后来逐渐产生双音词，随着历史的发展，双音词越来越多了。双音词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由于语音系统简单化，需要产生双音词，以免同音词太多。例如北京话“眼”发展为“眼睛”，“角”发展为“犄角”，就是这个道理。广州话同音词较少，因此双音词也较少。（2）由于社会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产生和出现，双音词也就越来越多。新名词一般总是在旧词的基础上产生的，往往是两个旧词的组合，如“火车”“轮船”“电灯”“电话”“火柴”“肥皂”等。
第二，词尾的发展。名词词尾“子”“儿”，人称代词词尾“们”，形容词词尾“的”，副词词尾“地”，动词词尾“了”“着”“过”，都是近代产生的。这是汉语语法的大发展。尤其是表示情貌（aspect） 的动词词尾“了”“着”“过”，最能反映汉民族逻辑思维的发展。
第三，量词的发展。上古时代，汉语的量词是很少的，只有“车千乘、马千匹”一类的量词，而且这些量词是放在名词后面的。“一个人”“一所房子”“三条鱼”“五棵树”等，其中的量词，是比较后起的了。另有一种动量，如“来了八次”“听了一回”“再说一遍”等，那就更晚。这也是汉语语法的大发展。
第四，使成式的发展。上古时代，使成式非常罕见。《孟子》说：“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匠人斫而小之。”这是使成式的萌芽。由“斫而小之”演变为“削小”，就成了使成式。但是，使成式在古文中仍是非常少见的。古人用的是使动词。“打败了他”，古人只说“败之”；“做成了它”，古人只说“成之”；“打死了他”，古人只说“毙之”；“打倒了他”，古人只说“踣之”，等等。使动词只说出了结果，没有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意思不够明确。使成式把因果同时说出来了，这也是汉语语法的大发展。
（三）汉语词汇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词汇就有新陈代谢。旧词的死亡和新词的产生，是汉语发展长河中最显而易见的现象。上古的“俎”“豆”“尊”“彝”等，后代没有了，它们就变成了死亡的词。但是新兴的词要比死亡的词多得多。
词汇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社会生产的发展又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有关系。近百年来，社会生产有巨大的发展，因此，表现新事物、新科学、新技术的名词术语也就层出不穷。近百年来，汉语新词的产生，其数量远远超过过去两千年。我们可以从新词产生的多少看到文化科学的进步。
汉语的词汇常受外语的影响。最明显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北方与西域的影响，主要是在汉代输入了一些外来语，如“箜篌”、“琵琶”、“蒲桃”（葡萄） 、“苜蓿”等。第二时期是印度的影响，主要是在东汉输入佛教以后，如“佛”“菩萨”“和尚”“世界”“地狱”“罪孽”等。第三时期是西洋的影响，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洋的文化、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汉语里产生大量的新词，“五四”运动以后，新词越来越多。今天书报上的文章里，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五四”运动以后新兴的词语，不过人们习以为常，不知道它们是新兴的词语罢了。
应该指出，“五四”运动以后新兴的词语并不都是外语的影响。除了“咖啡”“沙发”一类音译名词之外，一般的译词如“火车”“轮船”“电灯”“火柴”“肥皂”“电影”等，都不该认为是外语的影响，因为这些新事物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用汉语的旧词作为词素造成这些新事物的名称，这是土生土长的东西，不能说是从外语借来的。
但是，有些抽象的名词概念，仍应认为是从外语借来的。例如“哲学”“文学”“逻辑”“前提”“具体”“抽象”“经济”“革命”“发展”等，都不是我国古人原有的概念。古书中虽也有“文学”“具体”“经济”“革命”的说法，但不是今天这个意思。至于“逻辑”是译音（logic） ，“前提”“抽象”是译意（premise、abstract） ，那更不用说，是受外语的影响了。
以上所讲的汉语发展史，可说是轮廓的轮廓。详细讲起来，可以写成一部书。这里不详细讲了。
（原载《语文园地》198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