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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黑格尔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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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新黑格尔主义三个方面的问题作一个总的批判。我们首先批判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对哲学本身的看法,其次批判他们反动且颇有影响的政治思想,最后着重批判他们形而上学化和神秘化黑格尔的辩证法。

一、对新黑格尔主义关于哲学的看法批判

新黑格尔主义者一般强调科学与哲学有质的差别。譬如英国的一位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凯就常说:“哲学与科学不同,它自己没有新发现。哲学也不能由于科学的发现而引起革命。”另一方面,他又说,“哲学主要是关于文化的体会。”这就是说,他认为哲学与科学无涉,哲学不能随科学之进步而进步。反之,他认为哲学只是对传统文化加以神秘的体会或体验,以便替它作辩护。而他所了解的文化当然是与自然斗争和阶级斗争无涉,而主要是指宗教,以及为宗教服务的伦理艺术等等。因此他所了解的哲学的目的就主要在于限制科学的范围以维护传统文化和宗教。

新黑格尔主义者也同黑格尔一样,注重哲学史的研究,要为哲学找“健全的历史基础”。另一位英国新黑格尔学派哲学家亨勒说:“哲学训练的方法在于把健全的历史基础与对于现今每一个活生生的运动的锐敏的注意相结合。从我的教师们的实践范例里,我学习到阅读过去伟大思想家的著作,就好象他们是现代的人一样——因为他们是在玄思的领域里,而在这个领域里伟大的思想是永不凋谢的——虽然远在多少世纪、多少年代以前令我感觉到在追求真理和智慧的道途中有一种友情把人们联结在一起。”这表示,他是把古人的思想从时代和社会中抽出来作为根据应用来考察和处理现代的问题,把古人当成现代人,当成亲密的朋友,实际上是使现代人退回到古人的世界中去。这种无批判的所谓“历史基础”,一定会使人反对新鲜事物,走上保守复古的道路。必须指出,这种所谓“历史基础”已经落后于并歪曲了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发展观点和历史方法,更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根本相反。这种反历史主义、反发展方法的看法,在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史研究上是很典型的,特别应该予以揭露和批判。

在这个问题上,鲍桑凯的态度最为固执。鲍桑凯坚决反对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谈哲学。他认为无穷向前发展的学说,会把时间看成是绝对实在,并使得完善成为无意义。他讽刺说,“在我们的文艺著作和通俗哲学里,在我看来,依赖将来已成为一种实际的病症。” 他所谓“通俗哲学”即是以轻蔑的语气指着唯物主义而言。把注重理想、远景,从发展看问题诬蔑为“依赖将来”,这正反映了英国统治阶级顽固保守的立场。

英国和美国新实在论者培里(r. b. perry)反对新黑格尔主义者从哲学史出发研究哲学,他说,“如果都从哲学史去研究哲学,那末哲学就不会有历史”,意思是说,就不会有创造性的哲学产生。但他们注重抽象概念分析,割断历史,抛开历史,也同样陷于片面性,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他们不知道用辩证的发展的方法来研究哲学史,更不懂得用批判的态度,从革命实践出发来研究哲学史。

布拉德雷在他的主要著作《现象与实在》里,从“人性论”出发来谈哲学的性质时曾说了一句很俏皮而且很著名的话:“形而上学(即指思辨哲学)是寻找一些坏的理由来为我们本能所信仰的东西作辩护,而寻找这些理由也仍然是一种本能活动。”他又说:“新的时代要求新的哲学,正如新的时代要求新的诗歌一样,虽说新的哲学较逊于旧的哲学。”“坏的理由”当然指不是基于科学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由,也就是基于主观的成见的任意的理由。这就是说哲学在他看来是没有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性的。所谓“本能所信仰的东西”实际上是以人性论代替阶级观点。这些本能信仰是由旧社会传下来的,是有阶级烙印的,是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的集中表现。而且英国新黑格尔学派一般都认典章制度是民族精神、伦理的体现,是神圣的。说哲学的任务是为本能信仰作辩护,就是替旧社会各式各样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典章制度作辩护。哲学的任务在他们看来不是批判地、革命地去清算本能信仰,不是用理性去揭示社会生活发展的规律,而是论证和辩护社会的传统信仰。这充分表示这一派哲学的保守性及其为统治阶级的传统信仰作辩护的政治任务。

其次,他的话还表明,哲学不是科学,而毋宁与他们所了解的诗歌相近,是表现本能信仰和主观情绪的东西。同时他也包含有认诗歌总是古典的优于现代的,尽管新诗歌不如古典诗歌,新哲学不如古典哲学,但是新时代仍然要求新的诗歌和哲学。这只是时间上的新,花样上的新,是没有辩证发展的必然性的新。他因为看不见发展,也就看不见哲学的发展和进步。这表明他落后于黑格尔认“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系统乃是前此一切系统的总结,故必包括前此各系统的原则在内……将必是最丰富、最渊博、最具体的哲学系统”那种发展、进步的观点。

布拉德雷在另一地方曾说,“形而上学可以错,但自己的本能不会错。”两处的话联系起来看,就知道,布拉德雷认为本能是原始的、第一性的东西,它是不会错的,而替本能和本能信仰作辩护的哲学、形而上学或理性思维是可以错的。这就包含着本能是主人,理性和哲学是替主人辩护的仆人这样一种反理性思想。这个思想是和休谟有名的一句话“理性是,并且应该只是情感的奴隶”,有密切联系的。休谟的说法是现代一切流派的反理性主义者所信奉的根本原则。

最主要的本能信仰当然就是宗教信仰。新黑格尔主义者都认为哲学须为宗教信仰作辩护,须以哲学代替旧的神学,而且认为哲学有调解科学与宗教的对立的任务。西方新黑格尔主义者所讲的道德、宗教,其麻醉人迷惑人的效力常常超过专门以宣扬宗教为职业的牧师、神父。他们避免在当时已经失掉威信的教会的教条和传统神学,披上从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贩运来的新的哲学和伦理学的外衣,说什么宗教信仰是合理性的,是与科学不但不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从而想迷惑那些有科学知识和启蒙思想的人。譬如布拉德雷把宗教与道德混为一谈地说:“信仰宗教是一个道德义务,而有道德修养是一个宗教义务。”同样的意思,鲍桑凯也说:“宗教的义务与道德的义务是相同的。对神的义务也同样是对人的义务。”布拉德雷又说,“道德完成于与上帝合一的神秘境界中。”这样不惟把道德与宗教连结在一起,把宗教伦理化、合理化,而且认为宗教还是比道德较高的境界。于是把道德引向彼岸世界,脱离社会和人间。

又如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奠基人格林说:“上帝永远是理性;上帝的告谕、上帝的启示是理性;但不是抽象理性,而是体现在并赋予生命于构成人类历史的全部经验体系中的理性。”他谈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说:“科学自身的存在就是精神的东西(指神)的实在性的见证。而精神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知识的泉源,不能是科学的一个对象。科学给我们的真正教训在于不须在自然界中去寻找上帝,也不须在自然界的起点或终点去寻找上帝,而应该在人本身内去寻找上帝。”换言之,他认为上帝是科学的前提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根据康德来说的,即上帝是一个理念,是科学知识的先验的条件或前提,但不是科学和理智的范畴所可认识的。所谓上帝不在自然之中、不在自然的起点或终点,意思也同康德一样是说上帝不在现象界之内,而是在本体界之内,只是人的实践理性信仰的对象。格林是新黑格尔主义者中最接近康德主义的形而上学思想的人。他把上帝说成是理性,这是替宗教粉饰。把理性绝对化为上帝,这是重复了黑格尔的思想。唯心主义者是完全没有什么理由把上帝与理性等同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因为自然安排得很坏,所以上帝存在。因为无理性的世界存在,所以上帝存在。”“谁本人是无理性的,对于他上帝就存在。或换句话说,无理性就是上帝的存在。”因此我们应该驳斥想理性化宗教、理性化上帝的唯心主义者,上帝不是理性,上帝正是无理性,谁愚昧无知,反科学,谁就相信上帝,就象谁愚昧无知谁就相信鬼一样。

总之新黑格尔主义者无论想把宗教与道德联结起来也好,无论想把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加以调解也好,都掩盖不了用宗教以麻醉人民,使人民驯服地接受资产阶级的传统信仰,遵守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习惯、礼节仪文,借以巩固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的政治目的。

除了使哲学与宗教紧密联系外,新黑格尔主义者还企图把哲学与诗歌和艺术相联系。前面已提到,布拉德雷认为哲学与诗歌一样都是表现本能信仰和时代要求的东西。又如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曾说:“黑格尔应该当作一个诗人来读。”也是想要把黑格尔哲学与诗联系在一起。克罗齐明白宣称:“哲学不也跟诗歌一样是一种冥思吗?……为什么哲学的普遍不可以象美的表达一样,同时是多与一、不调和与调和、可分与不可分、固定与流动呢?”他并且进一步宣称诗歌是哲学的母亲,说:“哲学应该从神圣的诗歌中产生出来。‘因母亲美,女儿更美。’”而鲍桑凯也从相同的观点企图把哲学与艺术联系起来。鲍桑凯认为一元论的哲学要求达到对立的统一,要达到一种超越一切相对的绝对。“这绝对吞噬一切矛盾。” 他认为不经过斗争,最能够和谐地解除矛盾达到统一的东西就是诗歌或艺术。他说:“在美中自然和自由结合起来。在美中人是自由的但又是感性的。或者说,诗与艺术超出了现实但又保持在感性世界内。”“美是普遍与特殊、自由与必然、精神与自然的统一。”“美的经验把我们提高到另一世界之内同时仍然停留在这里。”“美的经验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世界,而新的世界就是最好的旧的世界。”显然这只是片面地强调艺术神秘的、浪漫的、谐和无矛盾的一面,而忽视了艺术反映社会上现实矛盾的一面。脱离矛盾、对立而谈统一,就是神秘主义的统一,不是真正辩证的统一。艺术与哲学,正如科学与哲学一样,是有密切联系的,但要看如何去联系。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出发,认为艺术与哲学同是绝对精神的体现,一用形象,一用概念去表现绝对精神。认为后者较高于前者。应该说,哲学与艺术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人民思想感情的反映,都是受历史社会变化发展条件制约的,不是什么抽象绝对精神的体现。而鲍桑凯认为哲学要达到绝对、统一,须向艺术看齐,须以艺术经验为模型。这也是新黑格尔主义差别于黑格尔本人的思想,因而更趋于神秘主义的地方。认艺术高于哲学,为哲学之母、为哲学的模范,那就会打乱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次序。而且如果认为艺术独立于哲学之外,不受哲学、世界观的指导,就会走上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说“新的世界就是最好的旧的世界”,只看见新与旧连续的一面,根本丢掉了新与旧的中断与质的差别,亦即新东西与旧东西更替的一面,这就表明了这种学说是脱离现实,相当保守的,反对革命的变革,以求维护传统统治的学说。

新黑格尔学派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把哲学与艺术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要求达到神秘的无矛盾的谐和统一。我们要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础上寻求反映客观现实的内在联系与内在矛盾的统一,我们要通过科学和社会的实践斗争寻求矛盾的统一,同时我们要强调矛盾与统一是前浪与后浪的关系,没有所谓静止不变、永无分裂的最后统一。从认识论来说,我们要求逻辑概念在辩证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统一,而反对神秘的、直观的统一。

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认为哲学命题与数学命题一样,抽象地对于一切可能世界都是真的。哲学也与科学一样抱道德的中立主义。罗素的说法当然是有问题的,目的在掩蔽哲学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事实上罗素自己的哲学也是既不同于数学命题,又不保持道德的中立,而是代表英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凯站在同样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不同意罗素的看法。他说:“哲学与语言、艺术、诗歌一样,是整个人(或人格)的产物,如果失掉了它的民族性格就会失掉他的某些本质。” 罗素用超民族、超道德来掩盖哲学的阶级性,鲍桑凯用民族性来代替哲学的阶级性,其政治任务是相同的,但是以民族性为构成哲学的本质,在政治上更可以产生倾向于对异民族的侵略与压迫的帝国主义的反动作用。不过我在这里想说明的,就是鲍桑凯不仅要把哲学和艺术、诗歌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认为哲学和诗歌一样是表现民族性的,是无所谓阶级性的。

二、新黑格尔主义的政治思想批判

黑格尔的保守主义特别表现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而英国新黑格尔主义便从右边去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政治思想。英国新黑格尔主义据说是对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最有贡献的一个学派。例如格林的《政治义务的原理》、鲍桑凯的《国家的哲学理论》均被资产阶级学者看为“古典著作”。他们的政治思想主要可归结为三点:

(一)公共意志是国家的基础。

(二)国家是一个道德有机体。

(三)社会和政治制度是道德观念的体现。

总的讲来,这三点都是从黑格尔认“国家是伦理实体的体现”发展而来。他们反对任何对国家作自然的、现实的、唯物的解释,而要坚决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用唯心论观点为国家或社会政治制度寻求道德的基础或精神的基础,其实这是代替君权神授说或政治社会制度是神意的表现的新翻版或改头换面。

他们首先反对天赋人权说。格林说:“在自然状态下不参加社会生活而有自然权利(天赋人权)之说,乃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没有作为社会成员,没有关于公共福利的意识,就不能有权利。”他认为人的权利是与他实现公共福利相对,因此他提出资产阶级的所谓“公共福利”的招牌来代替人民固有生命、财产、自由等自然权利。

格林本人对于政治义务和公共福利是比较认真的,他反对抽象的“天赋人权说”,在政治理论上,也有一定的根据,他本人也曾被推为当时英国“六个激进者”。而他的学生叫做锐契(ritchie)的更简单明了地说明了格林这番意思:“脱离社会、国家就没有人权和自由。人权和自由都是社会和国家赋予的,作为一分子而取得的。”这就是说,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革命人民就没有人权和自由。

“公共意志说”是新黑格尔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心观点。这个观点首先是卢梭提出的。卢梭作出“公共意志”与“全体人的意志”或个别意志的总和的区别,认为前者才是真正的民意,立法者应以前者为准。黑格尔也特别重视这个区别。格林首先提出响亮的唯心主义的口号“国家的基础是意志,不是武力” ,是由卢梭和黑格尔作为其思想来源的。他这里所谓意志就是指道德意志和公共意志。鲍桑凯进一步发挥格林的公共意志说,认为国家的基础和主权都建筑在公共意志上,公共意志就是人民的“真正意志”。他们认为,公意就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意志,在公意里,自己与自己的真我、自己与他人谐和一致。国家的主权就是公共意志的行使,他们并且抬出公共意志作为压迫人民、镇压反叛的理由,说国家可以用武力迫使违反公共意志的人与公共意志一致。因为他们认为法律制度本身就是公共意志的体现。他们把少数统治阶级的意志说成公共意志。他解释说,公共意志既不同于基于一时欲望、利益的人民的实际意志,也不同于投票表决所表现的多数人的意志,也与人民明白表示的“同意”或“反对”不同。他认为公共意志是整个社会国家的企求公共福利的意志,具体表现在国家的法律和制度里,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传统里,国家的工业、商业、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里。这种说法一方面表明“公共意志”空泛不可捉摸,缺乏具体内容,因而反动统治者可以对它作任意的解释。另一方面表明公共意志即已成过去了的、体现在典章制度里的东西,亦即布拉德雷要给他作辩护的本能信仰或传统信仰。这就是公共意志说维护传统典章制度、反对变革的保守主义,而失掉了卢梭提出的“公意说”(volunté général)的启蒙意义。

由于“公共意志”的抽象性和空泛性,因而公共意志的体现和解释就成为新黑格尔主义政治哲学中一大问题。鲍桑凯提出“要在看得见的景象(指典章制度)的背后去找道德的精神结构” 。那末就只有少数保守的政治活动家、唯心主义者才会善于在典章制度里去寻找所谓道德的、精神的甚或“理性的”公共意志了。因此只有少数“先知先觉”,亦即寡头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才能体会这种公共意志,作为这种公共意志的代言人。鲍桑凯也说,“个人成为公共意志的工具”。结果是公共意志只体现在资产阶级统治者个人身上。锐契在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伦理学研究》一书里,对这个问题说得比较露骨些。他说,“公共意志既非群众的意志,发现公共意志并不容易。只有有经验的、有智慧的、公正的、勇敢的人才能够超出一时的情欲和成见,从长远的眼光看事情,才可以正确解释人民的真正意志。因此国家的事务应操在聪明有能力的人手中,象柏拉图的哲学王那样类型的人,这类人是选举中所不能发现的。”

于是新黑格尔主义者赞成资产阶级专政或少数人独裁,退回到柏拉图的哲学王,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就暴露无余了。锐契简直公开地反对普选说:“用普选方法被选拔出来的人,常常只是善于辞令的空谈家或善于欺骗并讨好不用思想的群众的奸雄。”他又想用贵族政治来偷换民主政治说:“民主制度只要能提供最好的方法以达到真正的贵族政治(亦可译“贤人政治”)或最好人物的政府,那末它才可以站得住脚。”因此他进一步说:“民主政府可以比一个聪明而仁惠的君主政府更不开明,更不科学,并且有些地方更愚蠢地保守。”资产阶级民主虽在初期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固然资产阶级选举制度欺骗性很大,不是真正民主,而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新黑格尔主义者如锐契之流站在资产阶级右翼去反对普选制,反对民主政治那就是公开为资产阶级专政辩护,为少数人的残酷统治作理论的先导。锐契对于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弊端,可能有所察觉,但他不责备统治者操纵选举,转而责备群众“不用思想”,足见他是在诬蔑群众的智慧,替资产阶级统治者说话,甚至连选举的民主形式都取消,干脆主张少数人独裁,退回到贵族统治。

在国内反对民主,主张压制人民,在国际问题上必然主张压制民族独立,伸张殖民主义。锐契公开反对民族独立,主张由大国吞并弱小国家道:“我们无法同意某些政治理论家的说法,让世界上许多野蛮民族去(自行发展),形成一大堆小独立国家,是代表人类社会的最高类型。让少数伟大的帝国以自治的联邦形式统治那些较不发达的民族,代表一较高阶段,局势更可稳定,更少战争的危险,并且可以为世界联盟铺平道路。”他正是在为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弱小民族的战争作辩护。实际上,照他这种说法,正好表明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符合客观现实。他还说:“小国没有特别优点。对弱小国家表示同情,单纯由于他的弱小,这种同情是审美的(意谓诗意的、不现实的——笔者),而不是道德的。……把小国吸收[并吞]进某些较强盛、较文明的国家里,从人类进步的观点看是值得鼓励的,不应受谴责的。”假借“道德”和“人类进步”的美名来作压制和侵略弱小民族的借口,来美化不列颠联邦式的殖民主义。这种赤裸裸反民族独立,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辩护的所谓政治理论都出于新黑格尔主义者之口,足以表明新黑格尔主义实在是资产阶级各哲学流派的最右翼。

诚如斯大林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讲话所说:“民族独立与政治民主的旗帜早已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所放弃,现在高举着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红旗的乃是工人阶级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要知道锐契这类思想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独特思想,而是整个新黑格尔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哲学观点的必然产物,是新黑格尔学派甚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家所共有或常有的看法。最奇怪的就是印度的哈尔达尔教授,当他于1927年出版《新黑格尔主义》一书时,在书中对锐契这种政治思想还表示赞同,予以广泛引证。足见殖民地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学者亦受了象锐契这类的政治思想的欺骗蒙蔽,而不能自拔。

我们知道,新黑格尔主义者认国家的主权或基础是道德意志或公共意志,反对政治民主反对民族独立都是以“道德”的名义出发的。他们一贯用道德、伦理的名词来抹煞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客观事实。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提出国家是一个道德有机体这个中心观点,他们认为国家之所以是有机体因为国家有一个统一的精神(即黑格尔所谓伦理精神)和意志(即所谓公共意志)贯穿全体。国家内每一个个人都休戚相关如象有机体的细胞一样。由于国家是一个道德的有机体,因此国家也是一个道德的人格,国家有教育公民的责任,使接受公共意志的指导。这些充满了道德芬香的话,听起来好象把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颇有道理。凡是受过古典儒家“为政以德”的说法和希腊古典唯心论哲学认道德为政治的基础的学说的影响的人,很难不受其蒙蔽。但只消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就会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的工具,就会知道所有这些道德的说教都是巩固资产阶级专政,麻痹人民的骗局。

他们认国家为道德有机体的另一论证,就在于认为国家的法律制度和专政的机构措施都是道德观念的体现。鲍桑凯说,“国家的机构和制度当然是存在于自然界的外在事实,但又是伦理观念的体现。国家的一个机构或制度包含着许多心灵的目的和情绪,或多或少地是这些心灵的[道德的]目的和情绪的体现。”他又说,“离开了社会精神(即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政治制度就不是真实的,正如离开了绝对精神宇宙就不是真实的一样。”这就很清楚了:新黑格尔主义直接继承并发挥了黑格尔的唯心论体系,认国家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社会精神的体现,宇宙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与政治学说完全是一致的。

从认政治制度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道德观念的体现出发,锐契还说,“观念只有在机构和制度中固定下来才会发挥充分的作用”。但他不知道,观念固定在制度中就变成僵化而束缚人的东西了。锐契又说:“人类的进步多半依靠社会的遗产——即通过传统和制度的媒介把[过去的]观念、情绪、行为传递下来。”当然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但教人无批判地模仿和传递传统制度,依靠“社会遗产”,以求进步,这确是骗人的。因为这正是保守、向后看、保持旧传统、反对新事物、反对进步的具体表现。因此足见,新黑格尔主义者既假借道德的美名以反对人民,替统治阶级辩护,又假借进步的美名以坚持向后看的保守主义。

新黑格尔主义的政治哲学既然认国家是道德的有机体,政治制度是道德观念的体现,于是就进一步为他们歌颂崇拜资产阶级政权,宣扬资产阶级爱国主义铺平道路。据鲍桑凯的高脚弟子和忠实信徒亨勒说,“鲍桑凯的政治哲学即是爱国主义哲学”。他说象鲍桑凯这类的人(当然包括亨勒自己在内),“他们相信国家,用热情去分析国家。他们是爱国主义宗教福音之宣教师。事实上唯心主义的国家哲学就是爱国主义哲学。……在唯心主义者看来,国家是一个精神现象,并且作为一个公民是一个伟大的精神经验” 。爱国本身并不是坏事。但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爱资产阶级的、爱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就是替少数统治者服务,就是支持资产阶级剥削本国人民,侵略他国人民,镇压民族独立。亨勒进一步说,“他(鲍桑凯)特别歌颂作为一个道德有机体的国家所能给予公民的教训,和真正的自由。‘人在国家中所获得的自由就是道德自由,只有道德自由才使得他成为他自己的真正主人。’”

新黑格尔主义者国家学说的反动性,试与另一流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哲学家罗素对国家的看法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了。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说:“国家是一些低于社会上平均道德水平的年老的绅士们组成的;政府的统治愈是加强,国家就成为一个普遍的监狱,在这个监狱里只有基于良心的反对者才是自由的人。”罗素是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说的,但他却揭穿了资产阶级国家及其统治者不仅不体现什么道德观念,其道德水平反而比一般人还更低,并指出了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统治才有自由,服从资产阶级政府加强的统治等于坐监狱。把他的话与新黑格尔主义的歌颂资产阶级国家,和宣扬唯心的爱国主义哲学相比较,就显然见得罗素的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哲学家中的较进步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了。

从具体的政治主张中我们更可看出新黑格尔主义从道德出发来谈政治的反动性。就以鲍桑凯而论,不惟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的死敌,宣称“社会主义制度唯一令我害怕的东西就是抹煞个人的首创精神” ,实际上他是害怕社会主义妨害资产阶级的个人竞争和剥削人民的自由发展。他甚至于顽固到这样的程度,竟抬出“道德”的名义来反对极其平常的社会改良和社会福利事业。鲍桑凯在1906年反对从社会公共基金中提一笔款项出来作付给养老的费用。他的理由是给养老金会使得男人和女人在身体健康和壮年有工作能力的时期不负责任去计划他们的老年生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意志薄弱、眼光短浅,以致使他们的生活更为怠惰和不知节俭。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使他看不见劳动人民已被残酷剥削得朝不保夕,当天的生活有时尚不能解决,哪还顾得到计划老年的生活。用不发给养老金的办法以迫使劳动人民不敢“怠惰”、更节俭,尤其表现了资产阶级对付劳动人民的残忍手段。

再如鲍桑凯甚至反对小学免费供给出身贫苦家庭的儿童的膳食。他的理由是,这个政策会使得那些濒于完全道德败坏的家庭(他的意思是说家庭的贫困由于道德败坏)失掉了一个最后有效的刺激,使其能继续努力以尽作父母应尽的责任。从这里,那些认国家是一个道德有机体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反动的面貌暴露无余了。把劳动人民被剥削而穷困的责任从资产阶级头上解除,转而加到穷苦的劳动人民头上,说他们的贫穷是由于道德败坏,懒惰不努力。不供给贫苦儿童膳食,剥夺天真儿童受教育和生活的权利,还要提出“道德”的理由来,说是要给他们的父母一个有力的刺激(亦即教训),促其努力尽父母的责任。因此他还提出一个较一般的原则,说个人应该凭自己的才能智慧,努力奋斗以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而不应依靠国家家长式的救济。象鲍桑凯这样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不顾劳动人民的死活,反而诬蔑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的穷苦为由于道德败坏,懒惰不节俭,认剥削阶级的国家为“道德有机体”,认成功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或大资本家为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因为“国家是道德有机体”,所以国家只管道德问题,对于劳苦人民大众的生活,不应过问,只须斥责其不道德,以资警戒。

三、新黑格尔主义者形而上学化并神秘化

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

新黑格尔主义的特点就是抓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丢掉了他的辩证法中的合理成分,加以形而上学化和神秘主义化。

根本放弃辩证法,提出康德式的先验分析法去代替的,是英国新黑格尔派创始人格林。格林只要黑格尔所谓“精神统一”的唯心主义结论,而主张根本丢掉黑格尔的辩证法。格林责备约翰·开尔德在《宗教哲学导论》一书中“过分受黑格尔的方法的支配”。他说:“人们拒绝相信,任何抽象理智的辩证法会教导人世界的实在性。”他并且警告说:“谁要是想阐述黑格尔的结论,就应该不要象开尔德博士那样,对于辩证法靠得太紧。”这表明:第一,格林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对立统一和发展方法根本无知。第二,表明开尔德曾经用抽象理智的,形而上学化的接近诡辩的辩证法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如说:“不信仰中即包含有信仰,当你说你不相信上帝时,你就已经信仰上帝了”等等,因而引起格林的反感,格林便以为这是过于受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支配。而格林自己则回到康德,运用形而上学的先验分析法。他不分析自然、经验、知识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过程,而去分析经验中包含的所谓“超经验”的条件或前提;分析出自然中包含的所谓超自然的原则或所谓精神原则。

另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以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界中的芝诺著称。他惯于用芝诺式的消极辩证法去取消规定,否定对象。譬如他用这样的论证去否定康德的物自体,他说,物自体不是有性质就是没有性质。如果物自体有性质,那末它就与他物有关系,就在时间之内,就是现象。如果物自体没有性质,那末它就是与他物没有关系,没有规定性的空虚的抽象。这样他就企图论证物自体或者是现象,或者只是空虚的抽象,从而他就否定了物自体的独立实在性,借以反对唯物主义,建立唯心主义。我们知道,辩证法要超出“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布拉德雷的论证就建筑在这种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两难推理上,他在这里并没有具体分析矛盾,没有看见现象与物自体不可分的联系,也没有看见由现象到物自体的认识深化过程。表面上他好象在运用辩证法,在找矛盾、找两难,实际上是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地割裂了现象与物自体。

此外布拉德雷在他的《逻辑原理》一书中试图用唯心辩证法来谈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但是也同样对辩证法予以形而上学的歪曲。譬如,在谈同一律时,他承认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说“毫无差别的同一是没有的”。这是对的。但是他又认为同一律的真正意义在于肯定真理具有脱离时空条件的永恒性,并说同一律肯定“真理在一切时间都是真的,一旦是真的就永远是真的” 。这显然是对同一律加以形而上学的歪曲。因为“具体的同一”、“异中之同”当然是指结合着不同的时间、空间和历史发展的同一而言。

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评,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形而上学化,丢掉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更是大家所熟知的。在《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一书中,他只承认黑格尔所谓“相反者的同一”,如有与无、善与恶、美与丑的同一,而否认“相异者的同一”,认为相异的东西如美与善、知与行、科学与道德之间,以及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都没有矛盾也无所谓矛盾的统一。他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根本否认了矛盾的普遍性,也根本不懂得“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 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重要原理。因为凡相异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相互关系,也就存在着矛盾。对于这个矛盾就可予以辩证的分析。克罗齐形而上学地认为相异者之间没有矛盾,当然也就不懂得分析矛盾的辩证方法。他不懂在一物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统一。因而他所了解的“相反的同一”就成为无斗争、无发展的形而上学的直观的同一,而不是异中之同、多中之一的“具体的同一”了。

以上所举格林、开尔德、布拉德雷和克罗齐都是形而上学地歪曲了辩证法,因而也就是丢掉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的例子。

另外一些新黑格尔主义者则把辩证法加以神秘主义化。

首先,布拉德雷不惟把辩证法加以形而上学的歪曲如上面所陈述,同时另一方面他又把辩证法中“对立统一”这一原理阉割了对立,去寻求没有矛盾的统一。他的体系中的最高实在他叫做“绝对”,而他所谓绝对乃是“不自相矛盾的”、“谐和的全体”,这“绝对”不是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而是一种神秘境界,他叫做“感性经验”,有时他又称为“绝对经验”。他说:“宇宙中的每一个成分:感觉、情感、思想和意志,必定包含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感性经验(即绝对)之内。”这个无所不包的感性经验即他所谓绝对并不是有斗争发展过程的对立统一,也不是旧矛盾的暂时解决和新矛盾的开始,而是可以令人陶醉、安息、欣赏的神秘境界。

鲍桑凯歪曲和神秘主义化辩证法是相当突出的。鲍桑凯强调“绝对是吞噬一切矛盾的全体”。他只是在力求消溶一切矛盾,而讳言事物的矛盾发展过程。他常说,“辩证法是爱情的逻辑。”这个说法是远承柏拉图所谓“爱情”的意义而来:爱情是要求与对方合一的渴望。辩证法在鲍桑凯看来就是要求与对方结合起来的一种主观冲动,然而他却把这种冲动叫做逻辑。此外他又把辩证法叫做“全体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whole)。他说,“逻辑或者全体的精神是达到实在、价值和自由的关键。”当然,黑格尔也曾说过:“真理就是全体。”(《精神现象学》序)又说过:“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概念又是一全体。”(《小逻辑》)类似的话很多。但都是结合着逻辑学、认识论、辩证法的统一而言。而鲍桑凯的意思却是说部分脱离全体就只是现象不是实在,个体脱离全体就决不会有美、善(价值)和自由。同样的意思他反复地说:“逻辑的精神即部分之自我超越以求被吸收进全体的倾向——是首创性的动力,同时也是安定生存的命脉。”在另一个地方,他说:“我们与柏拉图和黑格尔一样,把逻辑了解为经验中的最高规律或本性,趋向于统一和贯通的冲动,依据这种冲动或精神每一片断渴求他所归属的全体,每一个自我渴求在绝对中达到自己的完成。”根据鲍桑凯对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的说法,可以看出:第一,他所谓逻辑并不是有体系的辩证逻辑或逻辑范畴的系统推演;第二,他所谓辩证法既不是具体分析矛盾的方法,也不是矛盾发展的观点或方法,换句话说,他讲的辩证法已经丢掉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第三,他所谓辩证法或逻辑乃只是一种个体渴求全体、部分要求归属全体的一种主观的冲动或企望。这种冲动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神秘主义的要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打成一片的泛神论思想,抹煞了个体,把个人消融在全体之中。结合到政治意义看来,他是在替大英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统治提供理论根据。他的实际意义是在用说教的方式欺骗人说,个人应消融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全体(绝对)之中,脱离国家,个人就没有生存、自由的权利;殖民地应投到大英帝国全体(亦即他哲学上所谓“绝对”的具体体现)之中,脱离了帝国全体就会缺乏“首创性”,就会失掉“安定的生存”,就不会“达到自己的完成”。因此新黑格尔主义者所讲的辩证法不惟丢掉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是神秘主义的一种主观的神秘境界或者是一种主观的渴求、冲动,而且从阶级立场看来,包含有替垄断资本帝国主义服务的政治内容。

此外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鲁一士,比较注重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的阐述,他也试图从唯心主义观点用分析矛盾的方法去分析意识的矛盾,但他否认矛盾分析法可以应用来研究自然界。他是唯一比较约略提到了黑格尔“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统一”的原则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然而他只称这个原则为“道德与逻辑平行论”和“人生与逻辑平行论”。他最严重的歪曲在于把辩证法说成是“感情的逻辑”。他说:“黑格尔所谓辩证法就是我们所谓感情的逻辑,应用在貌似最抽象最缺乏感情成分的概念上面。”他又说:“他(黑格尔)的哲学上和系统上的大错误,不在于用逻辑以解释感情,而在于误认感情的逻辑为唯一的逻辑;因此我们要想研究黑格尔对于外界自然、科学、数学以及其他与感情生活稍远的题材的学说,总难免失望而不得满足。”我们显然可以看见,鲁一士把辩证法说成是“感情的逻辑”与鲍桑凯把辩证法说成是“爱情的逻辑”,同样是把辩证法神秘主义化,他们认为辩证法的根源是主观的冲动、爱情、感情等等,这就是把辩证法放在唯心论的基础上。其次,鲁一士狭隘地把辩证法局限在应用于道德、人生、感情方面,而不能普遍应用辩证法来说明自然现象。这不唯根本全盘否定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黑格尔《自然哲学》中有不少合理的辩证法因素),但严重的错误在于形而上学地割裂了自然与人生,认自然中无矛盾,无辩证法,也不应该用辩证方法去研究自然,这也就否认了矛盾的普遍性。这正好表明神秘化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化辩证法是有密切联系的。

至于德国在希特勒上台以前,黑格尔复兴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更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直觉化,神秘主义化,甚至反理性主义化了。

首先,谈一谈尼可拉·哈特曼。哈特曼自称是新实在论者,与一般新黑格尔主义者有别,但在所著《德国唯心主义》第2卷《黑格尔》(1929)一书中,却很夸张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神秘化,却与德国其他新黑格尔主义者一鼻孔出气。试引证两段如下:

辩证法的天才,完全可与艺术家的天才相比较。此种天才是很少有的,且亦不可仿效的,辩证法的规律是没有确定的认识的,但又是具有规律性的、强迫的、不停息的、有必然性的。—— 一切都象艺术家的创造。辩证法决不能成为公共财产。它永远是天才者的权利。我们虽可研究它,但是不能模仿它。

无论在任何情形下,我们也不能否认辩证法中有暖昧不明处,神谜莫测处。此显系出于天才,虽可修养,但难于模仿。它实是一种特有的原始的内心洞观,而且是一种高远的洞观,能于事物之不同的方面看出其进展的矛盾的谐和,且于矛盾中又能见到其联系或统一。最显然的就是那辩证法大师自己也不能说明辩证法的秘密。他们常常妙用此法但又不知其所以然。一如艺术家之创造艺术品而不自知其所创造的规律。我们如果要想说明辩证法,分析和理论实无济于事。即勉强说出几条概括的原则,亦决不会深入完备。但当别的方法穷尽时,则辩证法方显得有神奇的功用。因此之故,辩证法不是一般的科学方法,其可教性亦有限度。

这一大堆话现在看来虽觉得荒谬可笑。但当我过去沉睡在新黑格尔主义的神秘主义化的辩证法期间,加以曾亲自听过哈特曼在柏林大学讲课,当读到他这些话时,的确曾深受其影响。当我在1940年发表“辩证法与辩证观”一文,我不仅长篇引证他的说法,而且还加以引申发挥,用来反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多次学习《矛盾论》,破除迷信,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现在逐渐有了力量和信心可以批判哈特曼对于歪曲辩证法的神秘主义看法了。

他这些话虽然总的气氛是在神秘化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实质上却在攻击唯物主义辩证法。首先他说“辩证法的规律是没有确定的认识的”,又说“即勉强说出几条概括的原则,亦决不会深入完备”,很显明这是针对恩格斯所提出的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而说的。他夸大和强调辩证法的天才创造和艺术性,否认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其目的也是为了反对辩证法三大规律。因为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诚然有很多神秘主义成分,至多只能象列宁所指出那样只是“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的辩证法”,他自己的确也没有给辩证法明确规定几条规律。只有恩格斯科学地掌握并吸收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概括成为三大基本规律,这是为了科学普及与传授,为了革命的利益,使无产阶级更好、更确定、更能从本质上掌握辩证法武器。所以哈特曼之反对辩证法规律,矛头是指向革命的唯物辩证法的。

其次,哈特曼强调辩证法是一种天才艺术创造,“决不能成为公共财产”、“永远是天才者的权利”、“不能模仿、“可教性有限度”等等,其用意无非只要少数资产阶级“教授”、“学者”垄断辩证法,想反对大众哲学,剥夺工人阶级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权利。觉醒了的劳动大众,站立起来的、思想解放了的、破除了一切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迷信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受其欺骗,并且已经用实际行动否定了哈特曼的神秘讲法。我们全民学哲学,全民学毛泽东思想,全民学《矛盾论》,用毛主席所阐明的并在千百次革命实践中证明有效的科学的辩证法思想武装自己,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武器。同哈特曼正相反,我们认为唯物辩证法是劳动人民的公共财产。唯物辩证法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权利,唯物辩证法是可以无限度地学习、教导、模仿和推广的。

这是简单地对于哈特曼神秘化黑格尔辩证法的答复与批判,也是对我自己过去传播并赞扬哈特曼的说法的批判,借以清算神秘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对我的影响。

自称为代表新黑格尔主义的《黑格尔全集》新版的编辑者格洛克纳,也有强烈神秘化黑格尔辩证法的倾向。他把黑格尔与德国大诗人歌德的世界观混同起来讲。他说,“歌德与黑格尔是属于一起的,我们有权利说歌德——黑格尔式的世界观。”歌德的世界观是从斯宾诺莎的自然的统一性出发的,与黑格尔认自然为理念的外化的唯心主义的绝对理念,有本质的差别。他更进一步说,“黑格尔只须把歌德作为伟大人格所经历过的生活用哲学的方式规定出来。”又说,“歌德的思维和直观实践要求用方法形式来表达;这种方法形式在黑格尔这里找到了。反过来黑格尔辩证法中存在着过重的特殊的逻辑形式主义在与歌德的接触中得到了补正。”这些话把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方法与伟大诗人歌德的人格和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讲,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切不可把辩证法与神秘化的感情逻辑混为一谈。

另一方面,格洛克纳又与克朗纳共同传播把辩证法反理性主义化的思想。他认为黑格尔所谓的概念是“理性的与反理性的结合”。他说,“我分析黑格尔的方法,并且发挥他的‘理性的与反理性的结合’,这种结合构成概念。”他又说,“没有理智的同时进步,就不会有理性的进步”。换句话说,“没有理性的进步也不会有反理性的进步” 。 他这里明白宣称:(一)黑格尔的概念是理性与反理性的结合;(二)把理性等同于反理性。认为理性的进步反而促成反理性的进步,岂非怪事?殊不知理性一进步,则反理性的阴影、迷信就可以扫除。岂有理性进步反会促使反理性进步之理?黑格尔把抽象的理智思维与形而上学的思维等同起来诚有之,但绝少把理智与反理性等同起来。等同理智与反理性其目的在于论证辩证法是理性和反理性的结合。这就是把辩证法反理性主义化、神秘主义化,公开宣扬反理性主义。如果知性、理智是反理性的东西,则理性就成为神秘的、直觉的、蒙昧的东西了。

克朗纳在三十年代中曾经任国际黑格尔协会的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在美国讲学,他同格洛克纳一样,现在尚活着。在他的《从康德到黑格尔》一书中,新黑格尔主义者反理性主义化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趋势更是达到了顶点。

首先,克朗纳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是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结合。他说,“黑格尔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包括一种非理性主义(inrationalismus,亦可译作反理性主义)在自身内。”又说,“黑格尔的思想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超理性的(überrational)或者反理性的(antira-tional)。” 但显然,非理性主义是被认作主要的一面。下条引文就更可表明。

其次,克朗纳不惟诬蔑黑格尔本人为非理性主义者,甚至诬蔑他是“哲学史上最大的非理性主义者”。借以助长现代非理性主义者的声势。他说,“无疑地黑格尔是哲学史上所知道的最大的非理性主义者。在他之前,没有思想家能够象他那样把概念加以非理性主义化、把那最无理性的东西加以概念的说明。”黑格尔认为概念既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认为概念是普遍与个别及特殊的统一,因此照克朗纳看来,说概念是对立的统一,或说概念包含着他的反面,就是把概念非理性主义化。足见克朗纳所谓“非理性主义”即指“对立统一”,指辩证法。黑格尔企图用概念,用辩证法说明事物的运动、发展、生活、情感、意志、历史、文化、精神等等,足见克朗纳把黑格尔企图用辩证法或概念说明的种种东西,特别是运动、发展、矛盾转化、生活……均认作最无理性的东西。只有死的、形式的、抽象的东西,简言之,形而上学的东西才被他认作理性的东西。

第三,克朗纳进而把辩证法说成是非理性主义的或反理性主义的方法,借以抬高西欧帝国主义时期流行的非理性主义的地位。他说,“黑格尔是非理性主义者,因为他是辩证法家,因为辩证法是变为方法的、成为合理的东西的非理性主义,因为辩证的思维是理性——非理性的思维。”这就是说,照克朗纳看来,辩证法家即是非理性主义者,辩证法即是方法化、合理化的非理性主义,辩证思维也即是非理性的思维。因为当他说,“辩证思维是理性——非理性的思维”时,显然非理性是主要的一面。所以他还说什么,黑格尔的“辩证的非理性主义冲破了理性主义的堡垒” 。

第四,克朗纳进一步得出他的荒谬的结论,即认凡是辩证法所研究的对象:运动、生活、精神,简言之,矛盾或矛盾发展的东西,都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东西。他说:“辩证法不是理性的思维,或者不只是理性的思维,而同时是活生生的精神、‘精神的纯本质’、‘不安息的生活’之自身运动,是‘真理的生活’、‘概念的特有生活’、‘概念的节奏’、‘逻辑的生活’。”谁都知道,当黑格尔说精神、生活的自身运动,说真理、概念、逻辑的生活或运动过程时,他主要是讲这些东西都有其矛盾进展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丝毫也不意味着那是反理性的思维。要把黑格尔歪曲、装扮成为现代的反理性主义者那是徒劳的。

克朗纳还说,“作为辩证的、思维的思维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亦即超理智的,因为他是活生生的:它是自身思维着的生活。”这显然表明他把辩证的东西、活生生的东西、生活都看成非理性的东西。克朗纳把辩证的东西、活生生的东西、生活说成是非理性的,归根到底由于他认为矛盾是非理性的,凡是具有矛盾的东西(事实上一切的一切都具有矛盾),他就认为是非理性的东西。辩证法、辩证思维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是以分析研究矛盾为对象。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非理性主义,或他所谓“辩证的非理性主义”,因为黑格尔哲学以矛盾凡是有单引号‘ ’的话,都是黑格尔的原话。为研究的对象,或者以具有矛盾的生活、思维、精神为研究的对象。所以他说,“矛盾以合理的方式表现着超理性的,辩证的东西。……这种超理性的东西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对象。”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克朗纳已经滚入唯心的、所谓生活哲学、浪漫主义、感情逻辑的泥坑,认为生活、情感、精神有了矛盾,因而就是反理性的东西,因而他就变成理性主义的对立面。

首先,克朗纳把黑格尔诬蔑为哲学史上最大的非理性主义者,把黑格尔哲学歪曲为非理性主义哲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黑格尔的错误不在反理性、非理性,而在于绝对化理性,把理性认作“世界的主宰”、“宇宙的实体”,认作自己认识自己产生万物的“无限力量”和“无限形式”,并且说:“理念或理性是真的、永恒的、绝对有力的本质;理性启示其自身于世界内,并且在世界内除了启示理性和理性的尊崇与光荣外,没有别的东西” 。所以他说“凡是实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实在的”。真正讲来,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即是绝对理性,而他所谓上帝创造世界实即是理性创造世界。我们反对黑格尔绝对化理性,把理性当作第一性的实体的客观唯心主义,我们更反对克朗纳之流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毫无根据地把黑格尔说成是“哲学史上的最大的非理性主义者”,把黑格尔哲学歪曲为所谓“辩证的非理性主义”。

其次,克朗纳把辩证法说成是非理性的方法,把辩证思维说成是非理性的思维也同样没有根据。黑格尔曾严格区别理性与理智(或知性),他称辩证逻辑为理性的逻辑,称形式逻辑为理智的逻辑,称辩证逻辑中的概念和推理为理性的概念和推理,而称形式逻辑中的抽象概念和形式推论为理智的概念和推理。黑格尔这样注重和推崇辩证法为理性逻辑和理性方法,今妄称辩证法为非理性的方法,正是颠倒黑白。此外黑格尔于谈辩证法时,曾作出辩证的理性与积极的理性或玄思的理性的区别。在《大逻辑》第一版序言中,他指出“理性是辩证的,因为它把理智的规定化解为无”。并且指出理性与理智的统一,“理智的理性或理性的理智”即是“积极的理性”。在《小逻辑》第81、82两节内,黑格尔明确把辩证法的运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为“辩证的阶段”,亦可叫做消极理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有限的规定扬弃它们自身,并且过渡到它们的反面”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把理智的规定化解为无”,取消坚执的对立和鸿沟。第二为“玄思的阶段或积极理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 。由此足见,黑格尔始终把辩证法与理性密切结合着,他从来是把辩证法了解为理性方法,把辩证逻辑了解为理性逻辑的。除了别有用心,想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反理性主义化以壮大帝国主义没落时期的反理性主义声势外,决不会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非理性主义的。我们只能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并且还应该说,他的辩证法不但不是非理性主义的,而且是有合理内核的。

还有一点必须加以批判的,就是黑格尔并不认为矛盾和具有矛盾的东西如情感、生活、思维、精神等是非理性的。不错,黑格尔的确是以矛盾和具有矛盾的东西为研究的对象。但是在他看来矛盾和矛盾的东西决不是非理性的。黑格尔曾说过:“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说矛盾不可设想,那是可笑的。”黑格尔在这里否认矛盾不可设想、不可理解,即是否认矛盾是不合理的东西。他又说,“与矛盾相反的同一只是单纯直接的或僵死的存在的规定性,而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的根源,并且任何东西只有当它包含着矛盾时,它才是运动着的,它才有冲动和活动。”“某种东西只有当它包含矛盾并且是既能理解矛盾又能忍受矛盾的力量时,它才具有生命。” 这里他明白指出,矛盾是运动和生命的根源,包含矛盾、忍受矛盾、理解矛盾正是有生命有活力的事物的本性,而没有矛盾的同一,却是僵死的存在的特性。从这些话里怎样也得不出矛盾是非理性、反理性的结论。与此相反,黑格尔一方面说,“上帝是理性”,一方面却说,“矛盾是上帝的力量”,认为当人们说,“一切事物皆命定了免不掉矛盾”这话时,也就意味着一切事物皆逃不出上帝的力量的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说,矛盾的力量、理性的力量、上帝的力量,在黑格尔看来是同一的东西。我们反对黑格尔绝对化理性,也反对他把“上帝的力量”等宗教术语用来神秘化辩证法,使之成为唯心辩证法,但我们却没有丝毫根据可以说,矛盾和包含矛盾的生命、精神以及一切事物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东西。

克朗纳神秘化、反理性主义化黑格尔的辩证法,其目的是把黑格尔曲解为现代盛行的反动的浪漫主义和存在主义。克朗纳在1946年为英文本《黑格尔的早期神学著作》一书所写的序“黑格尔哲学的发展”一文里,用诡辩的方式,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激烈地反对浪漫主义,但无疑又是一切黑格尔著作中最富于浪漫主义的著作” 。他的意思是说,浪漫主义是非理性主义,因为“它嘲笑思维与生活有严格界限,它有意地混合诗与哲学、想象与现实、行动者与静观者、神与人、理想与现实” 。 黑格尔某些重要著作最注重对立的同一,最富于浪漫主义,因此最是非理性主义。其实黑格尔与浪漫主义的差别很简单,浪漫主义者、神秘主义者要求无矛盾的谐和、混一、同一,而作为客观唯心论者,反对浪漫主义的黑格尔,要求对立的统一、矛盾的统一,要求把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用辩证法的逻辑方式发挥为体系。说黑格尔扬弃了浪漫主义是可以的,把黑格尔哲学歪曲为浪漫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是错误的,只是自己暴露其神秘的、反理性的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实质。

克朗纳把黑格尔哲学歪曲为反理性主义的另一表现,就是不顾历史事实和学派体系的主要差别,竟把黑格尔说成是现代流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他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把时间和永恒这两个极端调和了,使得存在与本质一致了,因而对于存在这个观念给予了新鲜的思辨的意义”。因此他断言,“不是基尔凯戈尔,而是他的伟大的老师黑格尔,才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克朗纳只是在表面上,甚或字面上看见黑格尔谈“存在”这一范畴。也谈到存在与本质、时间与永恒的统一,便把他和现代的“存在主义”混为一谈,根本丢掉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殊不知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基尔凯戈尔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死敌。他注重反理性的“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与注重理念的客观唯心主义也有很大差别。在他所著《恐惧的概念》一书中,他曾说过这样的话:“黑格尔想要用逻辑的方式来解释经验中的飞跃,当然免不了失败。”反对辩证法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基尔凯戈尔与辩证法家、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两人之间有什么亲属关系呢?

由于现代西欧各种流派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自从狄尔泰的《黑格尔的少年史》一书出版(1907年)以来,都有把黑格尔解释成为浪漫主义、神秘主义、反理性主义的趋势,借以进一步反对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个反理性的潮流在克朗纳身上得到集中的表现(而克朗纳现在还在美国作讲学活动,所以我们不得不予以揭露和批判)。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由于受到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其中的确也有其神秘主义成分,但究竟其中的合理内核是主要方面。这也又一次证明了,新黑格尔主义丢掉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而只抓住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同时更足以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批判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的架格,才能对他的辩证法予以批判的吸收和改造,并把它的合理内核拯救出来。

为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短的结论:新黑格尔主义是从右边从反动的方向去“发展”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他们根本配不上也不可能“扩大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超出康德黑格尔前进一步”,所以走新黑格尔主义的道路,也就抛开历史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在辩证发展过程中的一致性去研究康德、黑格尔,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高度去研究批判康德黑格尔哲学,才是正确而有实效的道路。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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