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国鼎立和西晋短期统一

一　割据势力混战和三国鼎立局面形成

董卓之乱和割据势力混战 　黄巾大军被镇压下去后，各地农民反对统治者的斗争，一度沉寂下来。中平五年（188年），并、青、徐、益等州黄巾又起，他们力量分散，没有再次形成反对汉朝统治的高潮。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原有的私家武装由隐蔽转为公开，并且大大加强了；州郡官吏也纷纷扩充势力，同东汉王朝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长期以来地主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分裂形势，进一步明朗起来，东汉王朝实际上已无法维持对全国的统治。

为了防范农民军和加强对州郡的控制，东汉把一些重要地区的刺史改为州牧，选择有名望而又可靠的宗室和其他的列卿、尚书充任，给以一州的军政大权。改设州牧不但没有加强中央的控制，反而使某些地区的分散的割据势力按地区集中起来，更便于实行割据。

在斗争转入低潮的形势下，东汉统治集团中外戚、宦官的斗争又趋激烈。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刘辩（少帝）继立，大将军何进掌握大权。何进联络大族地主的代表人物袁绍，起用一批名士，并且杀掉统领西园八校尉军的宦官蹇硕 [1] 。他还密召并州牧董卓入京，帮助他铲除宦官势力。正在这时，宦官杀何进，袁绍又勒兵发动政变，把宦官一网打尽。接着，董卓带兵进入洛阳。

董卓本是陇西豪强，他同羌中豪帅有很多联系，曾镇压羌人和黄巾的起义斗争。灵帝死前，董卓出任并州牧，驻军河东“以观时变” [2] 。他入京后，并吞何进兄弟和执金吾（中尉改名）丁原的军队，尽揽东汉朝政。他废黜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汉献帝），并逼走袁绍、曹操等人。董卓的专横，洛阳的混乱，使各地的分裂割据活动迅速扩大。州郡牧守各树一帜，招兵买马，讨伐董卓，混战立即在北方各地展开了。

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各路讨伐董卓的军队以袁绍为盟主，进屯洛阳周围各地。董卓为了躲避关东兵锋，避免并州黄巾截断后路的危险，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并驱迫洛阳一带百姓西行。他行前大肆烧掠，使洛阳周围室屋荡尽，一空如洗。关东联军本来都是乌合之众，尔虞我诈，彼此并吞，很快就分崩离析了。

不久以后，长安发生政变，董卓被杀。董卓死后，关中成了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彼此攻杀的战场，长安附近居民死亡逃散，关中行旅断绝。

经过五六年复杂的分合过程后，全国逐渐形成许多割据区域：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刘备、吕布在陶谦之后相继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江东，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度占据辽东，等等。北方的割据形势特别严重，割据者烧杀掳掠，混战经年，使社会生产受到空前的大破坏，出现了“白骨纵横万里” [3] 的惨象。

在割据者展开混战的时候，北方和长江流域各地的黄巾，继续活跃。青州黄巾群辈相随，众至百万，转战青、兖各地，势力很盛，往往“父兄歼殪，子弟群起” [4] 。但是不久以后，他们陆续被一些强大的割据者镇压下去了。

曹操统一中原 　曹操（155—220年）是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父曹嵩，宦官曹腾养子。董卓入京后，他逃至陈留，聚兵5000，同各地的“名豪大侠，富室强族” [5] 一起，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初平三年（192年），他在济北诱降黄巾军30余万，男女百余万口，选其精锐，改编为自己的主要队伍，名叫青州军。一些豪强地主如李通、任峻、许褚、吕虔、李典等，也先后率领宗族、部曲、宾客，追随曹操。在当时的割据者中，曹操对东汉黑暗统治和 农民起义威力有较深的认识，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有远见的人物。建安元年（196年），他把汉献帝迎到许县，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扩大了政治影响。他在许县和其他地方设立屯田，积蓄军资，巩固了军事势力。因此他得以陆续消灭黄河以南许多割据势力，隔黄河与袁绍抗衡。那时袁绍又并有幽州，是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力量。

建安五年，袁曹两军发生了官渡（在河南中牟境）会战。袁绍兵多粮足，而统治混乱，军心涣散。曹操虽然力寡粮绌，后方不稳，但是他采用各个击破和偷袭粮囤的战术，迅速击溃了袁军，全歼袁军主力，奠定了统一中原的基础。官渡战后，曹操利用袁绍之子袁谭、袁尚的矛盾，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统一了中原。建安十二年，曹操率军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打败了与袁氏残余势力勾结的乌桓蹋顿单于，这对于巩固中原统一，保障人民安居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赤壁之战和三国鼎立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挥军南下，企图夺取刘表之子刘琮据有的荆州（今湖北襄樊），然后再进占江东，逐步统一全国。在中原活动失败的刘备，正依托于荆州，他在曹军的追逐下自樊城南奔江陵，行抵当阳，为曹军所败。那时，孙权已经继孙策统治江东，他与刘备的谋士诸葛亮结盟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共与曹军相持于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一场大战在赤壁展开，在这一战役中，曹军将近30万人，号称80万；而孙刘联军只有5万左右，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曹军远道疲惫，军中又流行时疫，战斗力不强。孙吴军主帅周瑜乘东南风纵火焚烧曹军水师，与刘备军队水陆并进，迫使曹操退回北方。这就是决定南北相持局面的有名的赤壁之战。

赤壁战后，曹操经过短期的准备，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将兵进入关中，驱逐了韩遂、马超。建安二十年，曹操从武都（今甘肃成县境）出征汉中，击败了长期保据汉中的张鲁，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并徙汉中民八万余口于洛、邺。建安二十三年，曹操子曹彰率兵击平了代郡乌恒，北方边境也安静了。

刘备占领了荆州的长江以南四郡后，于建安十六年进入益州，逐步消灭了原来益州的割据者刘璋（刘焉之子）的势力。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从曹军那里夺得汉中，并命关羽在荆州向曹操发动猛攻，一度震动许都。孙权袭杀关羽，占领荆州全部，解除了关羽对曹操的威胁。这样，三国鼎立的局面事实上已形成了。

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世称蜀。孙权则接受了曹丕的封号，称吴王。222年，蜀军出 峡，与吴陆逊军相持于夷陵（湖北宜昌境），被火攻击溃，败退回蜀。从此以后，长江上下游两大势力处于平衡状态，蜀国辅政的诸葛亮与孙权结盟，共抗曹军。229年，孙权在建业称帝，建立吴国。

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全中国。但是统一的历史在中国已存在过四百多年，统一的因素仍在程度不等地起着作用，统一仍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在无数割据者角逐的混乱局面中，终于出现了魏、蜀、吴三大割据范围，它们的统治者在各自的区域内削平了较小的割据势力，巩固了内部的统一，并且都力图打破均衡局面，实现全中国的统一。

二　魏国的政治和经济

屯田制和士家制 　曹操在统一中原，奠定魏国基础的同时，还实行了许多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对北方社会转向安定和经济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

长期不断的豪强兼并战争，使北方农业生产难于进行，使千千万万的农民死亡流徙。许多地主在战乱中也不能自保，不得不丢下土地，大量地向南方和其他地点流亡。这样，北方农村中到处是“田无常主，民无常居” [6] ，大量荒地无法开垦，农业生产严重衰败，人民生活在饥饿之中，就连靠抢劫来维持的地方军队，也得不到粮草。

当所有的割据者面对着这种艰难境况熟视无睹时，曹操却采取枣衹、韩浩的建议，着手屯田积谷。建安元年，曹操攻破汝南、颍川黄巾，夺得大批劳动人手和耕牛农具，在许昌附近开辟屯田，成效很大。接着，曹操令郡国置田官，招募流亡屯田，并用国渊典屯田事。国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 [7] ，把屯田制度广泛地推行起来。

屯田区一般都设立在肥沃易垦或其他重要处所，由典农中郎将、典农校 尉和屯田都尉等农官而不由郡县官管理，统属于中央的大司农 [8] 。屯田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屯田民（或称屯田客）是国家的佃客，他们被编制成军队形式，分种国家土地，按四六分（用官牛的）或对分（不用官牛的）向国家缴纳地租。屯田区的这种分成取租办法（当时称为分田之术）保证了国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获得日益增多的地租，而使屯田客不能完全占有自己增产所得，所以是一种“于官便，于客不便” [9] 的办法。在这种剥削和束缚下，屯田客生活痛苦，为了备荒，甚至不得不种植产量特高的稗当粮食 [10] 。

虽然这样，屯田民一般不负担另外的徭役，生活又有一定的保障，这自然比颠沛流离要好。在生产方面，屯田区能够保障农时，能够提供耕牛，能够集中力量兴修水利，而且在技术上讲究精耕细作，不强求扩大耕种面积 [11] ，这些都适合屯田民的要求，有利于提高粮食的产量。屯田制具有这些条件，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稳定北方的农业生产，保证统一战争的需要。

魏国屯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军屯。军屯以军士耕种，由大司农属官度支中郎将调遣。军屯的实行，对于开垦荒地，减轻农民养兵运粮的负担，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保持一部分固定的兵源以应付战争的需要，魏国还建立了士家制度。士家有特别的户籍，世代当兵，或服挽船、养马、鼓吹等各种特定的劳役。士家中的妇孺与尚未轮代的男丁，也要为政府耕田或服役。士家身份低于平民。为了使他们不与平民混杂，法律规定士家的妻因夫死改嫁，或者女儿出嫁，都只能嫁给士家；士逃亡，妻子要被没为官奴婢或处死。冀州的士家有十万户以上。

屯田制和士家制，都是只能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的制度。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用租佃制度剥削佃客，并把佃客组成自己的部曲家兵。曹操建立的屯田制和士家制，就是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用豪强征敛方式剥削国家佃客、用私人部曲方式组织国家军队的制度。这些制度，一方面是豪强地主统治农民的方式在国家统治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对豪强地主的一种制约，使他们不能无限制地占夺土地，招纳流民，从而阻碍国家的统一。

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建安年间，屯田客和士家成为国家榨取粮谷和征集兵员的主要对象，但是自耕农民也仍然是国家租调兵徭的重要负担者。曹操统一中原后，适应自耕农民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特点，规定他们每亩土地交纳租谷四升，叫做田租，每户人家交纳绢二匹、绵二斤，叫做户调，除此之外，官吏不得擅自兴发。曹操还命令州郡督察豪强，“重豪强兼并之法”，并重用满宠、王修、司马芝、杨沛等人，打击严重破坏国家法度的豪强地主。

颁行租调制和重豪强兼并之法，虽然多少改善了农民在经济上的处境，但是由于战争频繁，他们的兵徭负担，仍然未见减少。诗人左延年在黄初时写成的《从军行》里说：“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 [12] 这种残酷的兵徭，在曹操时大概还要多些；而且内地农民所受徭役之苦，也不会比边地农民有多大的差别。

“唯才是举”和九品中正制 　在农民战争和稍后的豪强割据混战的过程中，北方的一些豪强地主受到打击和兼并，无法独立称雄，不得不率部归降曹操。曹操善于统驭他们，拔擢他们为将校牧守，因此他们都成了曹操的重要支柱。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士大夫贫困不能自存 [13] 。有的还避难他乡，变易姓名 [14] ，通财合族 [15] ，丧失了族权和门第的凭借，得不到乡举里选的机会，社会地位显著降低。管宁觉察到当时“妄变氏族”的普遍，“著《氏姓论》以原本世系” [16] ，正是企图稳定这些士人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所以当曹操异军突起的时候，许多士人远道来奔，攀附曹操，庇托于他的帷幄之中，企图保全或挽回自己家族的势力。曹操也乐于借重士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官渡战前豫州郡县纷纷叛投袁绍时，曹操派出陈群、何夔等名士作豫州县令，这些名士都效忠曹氏，用自己的社会威望来为他镇静地方，稳定局势。曹操得邺城后，立即辟用原来袁绍辖区的名士为掾属；破荆州后，也大肆搜罗本地的和北方逃来的士人。这些士人也多成了曹操的得力佐助。

但是，也有一部分士人同某些割据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者不愿亲附曹操，或者貌合神离，对曹操桀骜不驯，讥刺侮慢，党同伐异，煽 动“处士横议”。曹操对他们是早有戒心的。 [17]

曹操统一中原后，开始向那些不亲附自己的士人展开了进攻。他声称要“整齐风俗”，“破浮华交会之徒” [18] ，先后杀掉了最狂妄的名士孔融和以家世文才自傲的杨修，也杀掉了浮华惑众、倾动邺都的魏讽以及他的几十名党羽。在曹操统治的后半期中，由于“恃旧不虔” [19] 而被处死的士人颇为不少。曹操与这一部分士人的斗争，表明他企图进一步突破大族名士势力的挟制以树立专制统治，这与他在经济上推行屯田制和重豪强兼并之法的意义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曹操于建安八年（203年）下令，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选官准则，驳斥了“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的议论。十五年，他发布“唯才是举”的教令，十九年、二十二年又屡加重申。这些教令，责成所属把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以及“高才异质”的文吏，同那些亲附自己的大族子弟一起加以拔用 [20] 。崔琰、毛玢等人典选举，推行曹操的这一主张。“唯才是举”自然是以曹氏统治集团的利益为依归的，但是这对于制止大族地主垄断政权，对于重建专制统一的统治，也起了积极作用。

建安末年，刘廙上《论治道表》，建议使郡县守令居任稍久，三年乃加黜陟，黜陟以户口垦田增减、盗贼发兴和人民逃亡多少为标准。他认为官吏考课“皆当以事，不得依名” [21] 。曹操对他的建议，非常赞许。对官吏重事轻名，这就是“唯才是举”精神在吏治方面的贯彻。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曹操死，曹丕继为魏王。他基本上遵循曹操关于选举的主张，并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在中央选择“贤有识鉴” [22] 的官员，兼任其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他们同籍的散在各地的士人，评列为九品，作为吏部除授官职的依据（后来在齐王芳时，又增设州中正，也以籍隶本州的中央官员兼任）。九品中正制初 行时，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中，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以定品第，多少改变了名士“臧否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因此中正也就能够选出一些比较有才干的人，用来充实官僚机构 [23] 。

经济的恢复 　曹魏时期，北方的水利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曹操为了出击乌桓，于建安九年至十二年间（204—207年），在清水南端开凿白沟，在清水北端依次开凿平虏渠（滹沱水到泒水间）、泉州渠（洵河口到潞河间）和新河（鲍邱水到濡水间），其中白沟以北一段，就是隋代所修永济渠的基础。除此以外，曹操、曹彪、司马懿等还先后在中原地区开凿了另外一些渠道，如白沟同漳水间的利漕渠，漳水同滹沱水间的白马渠，滹沱水同泒水间的鲁口渠等。在河淮地区，曹魏时期陆续整修了睢阳渠，新建了贾公、讨虏、广漕等渠。上述航运渠道中，有些也具有灌溉效益。这许多水利设施，不但大大便利了北方各地的灌溉、漕运和交通，而且对巩固北方的统一也起了积极作用。

灌溉陂渠的修复和兴建，在曹魏时期也很普遍。襄邑的太寿陂，寿春的芍陂，萧县的郑陂，蓟城的戾陵堰和车箱渠，都是著名的灌溉工程。刘馥在淮南，广开屯田，兴治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 [24] 。郑浑修成郑陂后，附近地带“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 [25] 。

魏文帝、明帝时，中原地区的农业已有了相当的恢复。洛阳的典农部民“斫开荒莱”，“垦田特多” [26] ；洛阳以外，“四方郡守，垦田又加” [27] 。由于流民还乡和设置屯田，关中的荒残面貌逐渐改变。战乱时到辽东避难的青州农民，都纷纷渡海回到青州。齐王芳在位时，淮河流域的农业有了显著发展。由于邓艾的倡议，许昌附近的许多屯田区陆续迁移到颍水沿岸和淮河南北。屯田兵民在那里广开陂渠，且田且守，“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28] 。屯田的收获，除所费以外，每年可积谷五百万斛，这对于支持魏国攻吴的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铁冶陆续恢复起来，利用水力鼓风冶铸的水排也得到推广 [29] 。《魏都赋》列述“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 [30] ，可见两汉时期中原各地发达的丝织业，经过一度严重破坏后，又陆续恢复生产了。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商品交换也有了起色，关津重税有所减轻。魏文帝曾罢五铢钱，明帝时重新颁用。北方各地的道路得到修整，汉代以来陆续修凿的连接关东和关中的三门峡栈道，这时也由一支5000人的队伍“岁常修治，以平河阻” [31] 。洛阳是当时北方的商业中心，贾贩很多，西域胡商也远道来此贸易。邺城列肆兼罗，户口殷盛，也是一个比较繁华的都市。

世家大族势力的重起和司马氏代魏 　在魏国经济恢复的时候，一些流散四方的地主陆续回家，招纳部曲佃客，重整旧业。过去以事功见用的以及敢于打击豪强的官吏，到魏文帝时多退居闲冗，让位给以经学和文章见长的人 [32] ，这些所谓儒雅之士，正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代表。

明帝时，魏国政治已很腐败。明帝宫人众多，后宫所费与军费略等。他大修洛阳、许昌宫殿，征役急迫，农民脱离土地的现象又严重起来。他在荥阳附近广设猎场，破坏农田；猎场周广千余里，有杀场内兽者处死。这个时期，满朝官吏也都一改曹操时比较清素的风气，竞效侈靡。法律虽经整顿，制定了新律18篇，废除了从两汉因袭而来的大量的旁章科令，但是新律“科网本密” [33] ，统治者又“用法深重” [34] ，百姓手足无措。曹操为了“广耳目”而设立的专以刺举臣属阴私为事的校事官，到文帝、明帝时更为滥虐，校事刘慈数年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 [35] ，其中枉屈的人非常多。这种种情况，不仅加深了社会矛盾，而且也激起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景初三年（239年），明帝死，八岁的曹芳（齐王）继帝位，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重用少年名士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人，终日浮华 交会，清谈玄理，在政治上变易朝典旧章 [36] 。司马懿是河内温县的大族，是当时魏国统治集团中最有谋略而又最煊赫的人物。正始十年（249年），他在京城发动政变，一网打尽了曹爽和他的党羽，掌握了魏国的权柄。嘉平三年(251年），太尉王凌（原为车骑将军，镇扬州）以淮南兵反；嘉平六年，李丰、张缉等在京城谋废司马氏；正元二年（255年），镇东将军毌丘俭等以淮南兵反；甘露二年（257年），征东将军诸葛诞又以淮南兵反。这些连续发生的军事反抗和政变，都先后被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等人镇压了。

司马氏统治时期，世家大族势力蒸蒸日上。曹操建立的各种制度虽然依旧实行，但是内容愈来愈起着变化。屯田制早已在破坏中 [37] 。按照制度本来不负担徭役的屯田民，也同自耕农民一样，为徭役所苦。有些屯田民不得耕作，游食餬口。屯田土地大量被官吏侵吞，何晏等人当政时，分割洛阳、野王屯田达数百顷之多。司马师还募取屯田民为兵，“坏乱旧法” [38] 。魏国末年，司马氏更把类似屯田民的国家佃客即所谓“租牛客户”赏赐给公卿贵势之门，动辄成百户。屯田官和豪强地主都藏纳逃亡农民，所以到魏末时全国户籍中还只有六十六万多户。

九品中正制在世家大族势力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掌握机柄的中正官位把持在世家大族之手，如晋代的北地泥阳大族傅畅“祖考历代掌州乡之论”，自魏至晋不衰 [39] 。通过中正品第入仕的官吏，久而久之也成为世代相承的贵胄，他们的子弟都可以获得较高的品第和官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士人品第自然唯依门第而逐渐远离“唯才是举”的标准。到了晋朝，经中正评定的九品人士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40] ，九品中正制就完全转化为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了。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士族，从他们的家世源流看来，绝大多数都是在魏晋时期形成的。

司马昭得到世家大族的拥护，由晋公升为晋王，势力日益扩展。景元四 年（263年），魏灭蜀。两年以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重演曹丕代汉的“禅让”故事，成为晋朝的开国皇帝。

三　蜀国的政治和经济

蜀国地主阶级各集团的矛盾和南中之战 　中平五年（188年），马相、赵祇在绵竹起兵，号黄巾，有众万余人。他们杀刺史，称天子，攻击巴、蜀、犍为三郡。巴郡的板楯蛮也起兵反抗东汉统治，响应绵竹黄巾。但坚持不久，即被官府与豪强武装联合镇压下去了 [41] 。就在这一年，汉宗室刘焉出任益州牧，企图割据益州。刘焉利用在蜀郡的南阳、三辅流民数万家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号东州士；命张鲁驻汉中，断绝通长安的斜谷阁道；又杀戮益州一些豪强，以立威名。自此以后，益州地区也和中原一样，地方社会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

益州豪强的势力很大，犍为太守任岐和领有家兵的校尉贾龙，曾联兵反抗过刘焉；后来巴西人赵韪也联络大姓，发动叛乱，反对继刘焉为益州牧的焉子刘璋。许多郡县政权更是在豪强把持中，成都令董和执法较严，当地豪强竟至要求把他调走。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邀刘备入蜀，使击保据汉中的张鲁，实际上是想利用刘备以抗拒曹操的进攻。十九年，刘备灭刘璋，自领益州牧。刘备主要依靠随他入蜀的旧属和荆州士人进行统治，同时也尽力笼络刘璋旧部和益州地主，以图缓和紧张局势。由于刘备多方面的活动，巴蜀各地叛乱相继弭平，但是西南各民族地区的豪强，却又接二连三地起兵反蜀。

今川西和云、贵的许多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为“西南夷”，他们主要以农耕为生，也兼营畜牧。西南夷很多部分与汉人杂居，同巴蜀地区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也有一些部分地境偏远，还处在非常闭塞的状态中，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刘备入蜀后，按照诸葛亮所定“西和诸戎，南抚夷越” [42] 的策略，同西南夷和平相处，置庲降都督总摄南中，并用西南夷地区的许多夷汉豪强作本地的守令丞吏。虽然这样，还是有一些豪强不断进行反蜀活动。章武三年(223年)刘备死，蜀国混乱，南中的反蜀活动更形扩大。益州郡（郡治今云 南晋宁）豪强雍闿执太守张裔，通过保据岭南一带的士燮求附于吴。雍闿攻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不下，乃派郡人孟获到各地进行煽动。牂柯太守（一作郡丞）朱褒、越巂夷王高定元都起兵响应雍闿。诸葛亮经过一年准备后，于建兴三年出兵平定了越巂的叛乱，渡过泸水（金沙江），进攻永昌。与此同时，蜀将马忠、李恢分别平定了牂柯、益州等郡，李恢并同诸葛亮会师益州。诸葛亮把夷人渠帅徙置成都为官，把南中青羌编为军队，并允许大姓招引夷人作部曲。南中出产的金、银、漆、朱砂和牛马等，也源源运往蜀中，充实了蜀国的军备。建兴十一年（233年）马忠为庲降都督，将治所由牂柯平夷（今贵州仁怀境）南移至建宁味县（今云南曲靖境），加强了对南中的统治。

南中之战是蜀国统治者与益州豪强斗争的继续，也带有民族征服性质。这次战争使西南各族人民受到损害，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西南地区的豪强势力，进一步打破了这个地区的闭塞状态，这对于各族人民的交往和西南夷经济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又有积极意义。

蜀国的经济 　诸葛亮（181—234年），琅琊人，汉末随叔父玄流亡荆州，依托刘表。刘备在荆州，与亮相结，以为谋主。诸葛亮除了熟悉汉末各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形势以外，还从流亡生活中理解安定民生的重要性。因此他在蜀国当政时循名责实，持法严谨；注意发展经济，力图造成稳定的统治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他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还经常用1200人维护都江堰的水利工程 [43] 。左思《蜀都赋》说，成都“家有盐泉之井”；又说“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可见火井煮盐颇为发达 [44] 。织锦在蜀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蜀国的一项重要军资 [45] 。《蜀都赋》还说成都“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织户之多，可以想见。蜀锦远销魏、吴，是当时丝织物中的上品。据考古发掘，孙吴境内的许多地点，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和鄂州等地的孙吴墓葬，都有蜀国的铜钱和漆器铜器出土，说明蜀吴由于长期结盟，两国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交换关系。

但是蜀国与魏、吴相比，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还是最弱的国家。蜀国主要的统治区域，实际上不过巴、蜀、汉中。刘备称帝时，蜀所统户20万，口90万；直到蜀国末年，也不过户28万，口94万，战士10.2万，吏4万。蜀国国 力之弱，可以概见。

蜀魏战争和蜀的灭亡 　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在“益州疲弊”的情况下，率军进驻汉中，同魏国展开争夺关陇的激战。诸葛亮急于北进，一方面是由于蜀以刘汉正统自居，因而力图用北进来宣扬“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46] ，表示同魏国势不两立；另一方面由于蜀国是当时最弱的国家，只有以攻为守，才能图存 [47] 。

建兴六年春，蜀军北攻祁山（今甘肃西和境），前军马谡败于街亭，诸葛亮迁居民千余家归汉中。以后三年中他屡次出兵，都由于军粮困难，不支而退。建兴十二年，他率军进驻长安以西百余里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境），病死军中，蜀军撤回。

在蜀魏之战中，诸葛亮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军队训练良好，纪律严明，作战讲究阵法，指挥若定，因而在一些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不过在魏国看来，关陇战场由于地形险阻，易守难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驻有少量军队，由大将镇守，企图以逸待劳，不战而胜。230年（蜀建兴八年，魏太和四年），曹真曾率军攻蜀，数道并发，但仍然不得不半途而返。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攻魏，进至五丈原时，魏明帝仍严令司马懿坚壁拒守，还派辛毗持节节制司马懿，不让他贪功擅进。在这种攻守异势的情形下，蜀军倾力以赴，后备不继，越来越疲弱，而魏国的力量却蒸蒸日上，超过蜀军。蜀军北进不能成功，正是由蜀魏的全部力量对比决定的，诸葛亮的个人才能和他的中道病死，在战争的进展和结局中只起了局部的作用。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董允等执政，因循守成而已。景耀元年（258年）以后，蜀国宦官秉权，政治腐败，力量更趋衰弱。大将军姜维连年北进，与魏军战于陇西，劳而无功。炎兴元年（263年），魏军三路攻蜀。姜维由陇上退守剑阁，抗拒钟会大军。邓艾轻军出阴平（今甘肃文县境）险道，南下江油、绵竹，在这年冬天灭蜀。

四　吴国的政治和经济

孙吴的兴起及其与山越的斗争 　东汉后期，农民暴动影响及于江东。 黄巾大起义时，荆、扬各地农民更纷纷揭竿而起，围攻郡县，斗争十分激烈 [48] 。富春人孙坚曾在本郡镇压农民起义，以后随会稽朱 到中原与黄巾作战；黄巾失败后，他又转战长沙、零陵、桂阳、豫章等郡。董卓之乱时，孙坚参加了讨伐董卓的联军，隶属于袁术。孙坚死（初平二年，191年）后，其子孙策率孙坚旧部曲东渡，削平了江南刘繇、王朗的势力，又并吞了淮南刘勋所获袁术的百工、部曲三万余人，击破刘勋，控制了长江下游豫章以东地区。

建安五年，孙策死，策弟孙权统治江南。赤壁战后，孙权的势力逐步在荆州扩展。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步骘进兵岭南，招附了保据岭南一带达二十余年的士燮兄弟，东南半壁大致都处于孙权的统治之下。建安十六年，孙权由京城（今镇江）徙治建业 [49]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破关羽，据有荆州全部。

孙权势力在江南的扩张，遇到了山越人顽强不屈的抵抗。山越人是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后裔，散布在长江以南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越人居平原地区和交通发达地区的，大致已经开始与汉人融合。住在山区的越人，称为山越，他们依阻山险，不纳租赋，“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 [50] 。山越人种植谷物 [51] ，在出铜铁的地方，还能自铸甲兵 [52] 。不过《吴志》中山越、山民、山贼诸词往往混用。汉民山居阻险者与越人杂处，实际上已没有民族差别或差别无多。有些随同孙坚父子外出作战的江东人，以及一些割据险阻的甚至于参与过吴魏之间斗争 [53] 的山民如吴郡严白虎、丹阳祖郎、费栈等，其族属都难于确认。山越人或山民的渠帅，当以汉人大族为多。孙吴向南方内地发展势力，引起了山越人的疑惧，他们经常发动反抗斗争。山越的反抗不但是吴国统治者严重的后顾之忧，而且也使吴国兵员的补给遇到很大的困难。由于山越的牵制及蜀吴的不和，孙权不得不向曹操、曹丕卑词纳贡，迟迟不敢称帝。

嘉禾三年（234年），吴将诸葛恪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过三年的部署和围困，山越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丁壮四万被补为军队，其余的则成为郡县编户。吴国以山越为兵，见于记载的前后达十余万，为编户的数量更多。山越出山是在吴国统治者的军事压迫下实现的，这对越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山越出山加速了山越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平原沃野的开发，使东南地区统一于孙吴政治领域之中，这在客观上又有积极意义。

三吴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期以来，山越人大量出山和北方农民大量南移，为江南经济发展补充了劳动力，提供了技术条件。三国时期，长江沿岸出现了许多屯田区，洲渚的弃地，人烟也逐渐稠密起来。有些地方进行了开湖为田的尝试 [54] 。江南经济水平最高的地区，是太湖沿岸和钱塘江以东的所谓三吴。永兴（今浙江萧山境）精耕细作的稻田，一亩可产米三斛 [55] 。三吴的丝织业很可观，民间普遍喜爱绫绮之服 [56] ，文人也好以蚕织为诗赋的题材 [57] 。三吴出产“八蚕之绵” [58] ，诸暨、永安一带丝质很好，为御丝取给之处 [59] 。但是江南的纺织技术不高，织锦仍赖蜀国供给。永安六年（263年），吴国还从外地调发“手工”千余人到建业服役，可见江南手工业者数量的不足。南方民间主要的副业生产是绩麻，麻布产量比丝织物大得多。铜铁采冶比以前发达，产铁之郡设有冶令或丞，管理采铸 [60] 。会稽郡发达的铜镜制造业，从东汉以来一直没有衰歇，而青瓷业又在这里从汉代釉陶的基础上走向成熟。由于三吴的富庶，联结三吴和建业的运河破冈渎也在这时修建起来。破冈渎从句容到云阳西城（今丹阳市境），于赤乌八年凿成，“以通吴会船舰”，沿途“通会市，作邸阁” [61] ，军事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大。

为了适应水战和江海交通的需要，造船业有了重大的发展。建安郡的 侯官（今福建闽侯）是造船中心，设有典船都尉，监督罪徒造船 [62] 。长江中的大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可容3000人 [63] ，可见造船技术的进步。海船经常北航辽东，南通南海；黄龙二年，万人船队还曾到达夷洲（今台湾省），这是大陆与台湾交通的最早记载。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吴国的使臣曾经多次泛海四出，朱应、康泰远至林邑（越南中部）、扶南（在柬埔寨境）诸国，大秦（罗马帝国）商人和林邑使臣也到达建业。这些活动，对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大的作用。

1996年出土于长沙走马楼的近十万枚孙吴简牍，对于孙吴的地方政治和经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史料。根据其中的“吏民田家莂”及其他各类赋税缴纳档案，可以了解孙吴时期土地管理、农民负担的一般情况。另外还有大量户籍资料，反映当时的家庭一般都比较小。

江南大族的兴起 　在江南经济发展的同时，江南的大族地主也在尽力扩充政治经济势力。吴国的勋臣，俸邑多至数县。他们的私兵由父子兄弟相传授，形成吴国大族的世袭领兵制度。一般武将立了战功，也可以得到增兵和赐屯田户的赏赐。孙权把吕蒙在皖城所获人马分给吕蒙，还赐给他寻阳屯田民600户，官属30人。吕蒙死后，孙权又赐守冢300家，并允许吕氏50顷土地不纳租税。官僚地主中这种人口分割的情况，使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吴国土地如此辽阔，而吴国版籍所载竟只有52万多户，230万人 [64] 。

东汉后期，吴郡的顾、陆诸族，已是“世有高位” [65] 。孙吴初年，孙氏子弟和吴郡朱、张、顾、陆四姓仕郡的非常多，是吴国政权的重要支柱 [66] 。在朝的官僚，陆氏一门前后就有“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 [67] 。四姓长期操纵吴国政治，形成了每一姓的独特门风，在江南获得了所谓“张文朱武陆忠顾厚” [68] 的称誉，这是江南大族统治趋于巩固的一种表现。

江南大族的政治特权，保障着他们掠夺土地，进一步扩充经济势力。顾、陆诸家多立屯邸，役使官兵，藏纳逋逃 [69] 。到了吴国晚年，江南大族不但“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而且还拥有“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 [70] 。据左思《吴都赋》所载，建业“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吴国左郎中曹翌墓中的铅地券，载明买田“方十里直钱百万以葬” [71] ，也可以反映江南地主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

与大族地主经济发达同时出现的，是百姓的穷困。江南农民除了“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以外，还深受大族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步骘少年时在会稽种瓜为生，他为了避免豪强焦矫的侵夺，不得不修刺奉瓜以献矫，而且还得忍受焦矫的凌辱。至于真正的贫苦农民，受大族地主剥削压迫更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江南农民时常举行暴动。孙权不断用军队镇压各地农民暴动，还在赤乌三年（240年）命令郡县普遍“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 [72] ，力加防制。

南北的军事形势和晋灭吴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曾先后数次向巢湖地区的孙权军队发动进攻。为了防止孙权的攻略，曹操还使江滨郡县民户内移，结果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民十余万户惊走，皆东渡入吴。文帝曹丕在位时，魏吴时和时战。诸葛亮死，蜀魏停战以后，魏国认为“三隅已定，事在淮南” [73] ，因此对吴军的攻击更为频繁。吴国“以洲渚为营壁，以江淮为城堑” [74] ，用水师严密防守，并在沿江设督驻军，遍置烽燧 [75] 。但是吴军弱点在于缺乏骑兵远袭的力量，只能与魏军角逐于江淮之间，无法开拓疆土。江淮之间的魏军以骑步压迫吴军，屡操胜算，并且还几度临江窥伺建业。可是他们缺乏水师，无法横渡波涛汹涌的长江，徒然慨叹“武骑千群，无所用也” [76] 。这种军事上的形势，是魏吴双方得以相持达数十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司马氏灭蜀以后，南北军事形势起了重大的变化。晋在蜀地大造战舰，训练水师，积极准备从上游攻吴 [77] 。这时吴国经过宗室争位的长期斗争，力量大为削弱。吴帝孙皓还以为长江天险，足以屏蔽朝廷，所以只顾大修宫殿，沉湎淫乐，并用极残酷的刑罚镇压人民。甘露元年（265年），孙皓在上游晋军的威胁下迁都武昌，企图加强守备。但是吴国的大官僚地主不愿远离根本，长住武昌；江南人民也疲于逆流供应，表示不满。民谣所谓“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78] ，就是吴国上下一致反对迁都的反映。正在这时，江南汉人和越人的起义，又严重威胁着空虚的建业城。因此孙皓不得不还都建业，上游的守备更松弛了。

天纪三年（279年），晋军五路大举攻吴，蜀中水师由王濬率领，顺流而下，吴军望风而降。天纪四年三月，王濬的水师到达建业，接受了孙皓的降表。从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之乱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延续了90年之久，到此又归于统一。

五　从西晋统一到八王之乱

占田制 　西晋统一以后，全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定局面。晋统治者为了用蜀、吴地区的人力充实北方，在平蜀之后招募蜀人北来，供给他们两年口粮，免除20年徭役；平吴之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可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20年。晋武帝（265—290年在位）屡次责令郡县官劝课农桑，并且严禁私募佃客。中山王司马睦募徙王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 [79] 作自己的佃客，受到晋武帝的诘责，被贬为县侯。晋武帝的这些措施，客观上起了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太康元年灭吴以后，西晋全国有户245.9万，人口1616万，比魏末三国总数增加了户近100万，人口一倍以上。这些数字虽然不很确切，但是户口大量增加却是很显然的，而这正是社会生产发展和国家力量增强的具体反映。

在魏初起过积极作用的屯田制，由于豪强大族的兼并，由于它本身的军事组织形式不能继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逐渐趋于破坏。晋武帝即位 前后，两次下令罢屯田官 [80] ，从此以后，独立于郡县以外而由农官专管的屯田区被取消了。屯田民一部分成为由郡县管理的国家佃客 [81] ，一部分成为私人佃客，还有一部分则成为自耕农民。至于军士屯田的制度，则始终没有废止。

太康元年（280年），西晋颁行户调式。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三部分。占田制规定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30亩；此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25亩。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土地数量的一个假定的指标，所谓课田，则是指农民应负担田租的土地数量，这两者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但又同每户农民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无关。户调制规定，丁男之户，每年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或次丁男为户者折半交纳。《晋故事》说：“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 [82] ，据此看来，西晋田租和户调实际上大概都是一户以一丁计，按户征收的。征收租调时，官吏还预先把纳租调户按贫富分为九等，按等定数，而以《晋故事》所述定额为平均指标。这种征收租调的办法，叫做“九品混通”，南北朝的统治者，大都沿用此法。

西晋颁行占田制和户调制，目的在于通过田租、户调的调整，尽可能加强对农民的控制，防止他们继续脱籍逃亡 [83] ，并使已脱籍的人归入户籍，以便国家进行剥削。太康三年，西晋户数上升到377万 [84] ，比两年前初行占田制时增加了130余万，可能就是推行此制的效果。但是西晋时期豪强势力强大，剥削严重，西晋政权既无力严格控制农民的户籍，也无法掌握确实的垦田亩数，因此占田制不可能长期实行，到晋惠帝时，就出现了“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 [85] 的严重情况。

西晋的品官占田荫客之制规定：官僚可以按官品高低占有土地从10顷到50顷；占有佃客从1—15户 [86] ；占有衣食客1—3人。此外，他们还可以按 官品高低庇荫亲属作自己的依附农民，“多者九族，少者三世”，没有数量限制。这些规定，目的在于保障官僚的特权（特别是以贫穷的族人为荫户的特权）而又限制他们过分强大，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但是这种限制并无成效，因为大官僚早已是奴客众多，园田水碓遍及各地了。

统治集团的腐朽 　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统治者，在西晋建立以前已有了十几年顺利发展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贵族集团。晋武帝依靠这个贵族集团取代了魏室，因此他也就尽可能满足这个集团对财富和权势的要求。国家统一后生产的发展，使这个集团的贪欲越来越大，挥霍也越来越厉害。所以西晋统治集团一开始就异常贪婪、奢侈、腐败、残暴，和汉初、魏初的统治集团有所不同。淮南相刘颂上书给晋武帝，说是“时遇叔世” [87] ；司隶校尉刘毅甚至当面指斥晋武帝，说他还不如东汉桓、灵那样的亡国之君。

西晋大臣几乎都是魏世以来司马氏的元勋及其子弟，他们都是世代王侯，习于骄奢，不以国事为重。太傅何曾和司徒何劭父子，日食之需达一两万钱，石崇靠居官抢劫发财，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事，而在当时的统治者中却不以为非。官僚贵族还竞用极端奢侈的排场彼此炫耀，甚至不惜故意破坏财富，来显示自己的豪华。王恺与石崇斗富，“恺以 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 [88] 。王恺以晋武帝所赐高三尺的珊瑚示崇，石崇顺手击碎，取出自己的珊瑚树，高三四尺者有六七株之多。

奢侈贪婪在当时的官僚名士中被认为理所当然，安之若素，只有少数人感到前途危险，表示忧惧不安。傅咸警告晋武帝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又说“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 [89] 。王沉作《释时论》 [90] ，指斥士大夫求官买职；成公绥、鲁褒先后作《钱神论》 [91] ，讽刺当政者嗜财如命，货赂公行。这些作品，是当时统治者中难得的一点清醒的声音。

官僚名士无例外地醉心于清谈，力图用玄学理论来辩护自己贪鄙的行为和欲望。还有一部分士大夫甚至堕落到终日醉酒，裸体狂欢的地步。

八王之乱 　西晋统治集团的腐朽，引起了激烈的党争，朝廷长期处在争 权夺利的倾轧中。晋武帝为了监督异姓功臣和吴蜀地主，曾大封宗室为王，并且允许王国置军，取消州郡武备。他还陆续用诸王统率中央兵马镇守要害，特别是荆、扬和关中，逐渐替换异姓方镇。继立的晋惠帝是个白痴，皇后贾氏为了让自己的家族垄断政权，于元康元年（291年）杀当政的惠帝外祖杨骏，征汝南王亮与卫瓘共同辅政，旋命楚王玮杀亮、瓘，又以专杀之罪杀玮。她以张华、裴頠等居位，而让自己的亲党掌实权。从此以后，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了极其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元康六年，赵王伦被召入京，他掌握了禁军和朝政，于永宁元年（301年）废惠帝自立。同年，齐王冏（镇许昌）、成都王颖（镇邺）、河间王颙（镇长安）等起兵声讨赵王伦。从此方镇军参加内战，战斗规模扩大，战场从洛阳、长安延展到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破坏性大为增加。赵王伦被杀后，惠帝复位。齐王冏、河间王颙、长沙王乂、成都王颖、东海王越等又反复冲突，幽州刺史王浚甚至引乌桓、鲜卑兵参战。乌桓、鲜卑兵先后进入邺和长安，暴掠妇女财货，屠杀人民。其他各军，也无不到处烧杀洗劫，使北方生产受到极大的摧残，人民受到极大的痛苦。在延续达16年之久的内战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贾后被杀，惠帝被毒死，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隐伏着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了。

六　西、北边疆各族的内迁

东汉以来，西、北边陲的许多民族，陆续向内地迁移，在辽西、幽并、关陇等地，同汉族人民犬牙交错地住在一起。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都在向上发展，在汉族的影响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定居的农业生活或半农半牧生活过渡。汉魏统治者为了边防和经济的需要，也常常招引这些民族入塞。这样，北方的民族关系，就日益复杂起来。

匈奴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南匈奴，东汉末年向今山西北部、中部移动，在那里分成很多部分，与汉人杂居，并逐渐转向农耕生活。匈奴旧日的部落组织还约束着匈奴人，但是匈奴人同时又是汉朝的编户，受汉朝的剥削和压迫。中平五年（188年），匈奴羌渠单于发左部兵帮助东汉攻击幽州鲜卑，匈奴人恐征发不已，右部起而攻杀羌渠单于 [92] 。羌渠之子於扶罗虽被亲近推 为单于，但不为南庭大众所接受，被迫率领一小股匈奴流亡到平阳及以南等地。於扶罗所部匈奴军，曾在中原参与各派纷争达数年之久。

在北方混战时期，并州匈奴豪右也拥众据土，“张雄跋扈”。避役的汉人，有许多向匈奴部落逃亡。曹操统一中原后，并州刺史梁习召匈奴豪右为官，然后征发匈奴人为义从、兵吏，使随大军出征，再把出征军吏的家属移送邺都，以为士家。对于不愿从命的匈奴人，梁习又兴兵镇压，逼令降服。从此以后，匈奴豪右被控制起来，“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93] 。

建安二十年，曹操罢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在今河套区域东至晋西北一带），郡置一县以统旧民，合为新兴郡，设郡治于今山西忻州 [94] 。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呼厨泉单于留质邺都，曹操乃分匈奴三万余落为五部，置五部帅，派汉人为五部司马，加以监督。匈奴左部居并州兹氏（今汾阳境），右部居祁（今祁州境），南部居蒲子（今隰县境），北部居新兴（今忻州境），中部居太陵（今文水境）。左部帅刘豹（於扶罗之子）并五部为一，魏末晋初又析为数部。司马氏把匈奴部帅改为都尉，取消了他们的部落特权，加强了对匈奴的控制。除了旧有的几万落匈奴以外，西晋时期塞外匈奴、“杂胡”又源源入塞，前后共达二十余万人。

匈奴贵族汉化较深，他们之中最贵的一姓出于匈奴屠各（休屠各，休屠）种，自称为两汉皇室之后，世代作五部帅和五部都尉。左部都尉刘渊是於扶罗之孙，刘豹之子，他随汉族儒生习经史，西晋时曾作为匈奴侍子住在洛阳，同洛阳官僚有很多往来。惠帝永熙元年（290年），晋以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

羯 　羯族在西晋时入塞，其主要部分在上党郡武乡县同汉人杂居。他们原来役属于匈奴，所以被称作“匈奴别部”。羯族高鼻深目多须，拜“胡天” [95] ，有火葬的习俗。他们还保留着部落组织，不过部落比较松弛。上党羯人大部习于农耕，经济生活上同汉人的差别已经基本消失。

鲜卑慕容部 　鲜卑慕容部原居鲜卑山，后迁居饶乐水（西拉木伦河）。三国时慕容酋长莫护跋曾随司马懿击公孙渊，受魏封号，并徙其部于辽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率领部落迁居徒河（今辽宁义县），不久又迁到 大棘城（今辽宁锦州），从事农桑和畜牧。永嘉以后，北方农民大批流入慕容部中，士大夫来避难的也不少。慕容廆重用士人以建立政治制度，传授经学和文学，同时还设郡以统流民。

鲜卑拓跋部 　鲜卑拓跋部先世居于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地区 [96] ,同包括99个氏族的36个游牧狩猎部落（后来演变为八个部落）结成部落联盟。酋长推寅的时候，拓跋部南迁于大泽（或即今呼伦湖）。推寅八传至诘汾，又向南移动，经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 [97] ，始到达匈奴故地。魏黄初元年（220年），诘汾子力微继位，他并吞没鹿回部，拥有战士二十多万，势力强大起来。力微三十九年（258年），拓跋部移居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地区。由于曹魏从这里撤销了云中、定襄等郡，所以拓跋部得以顺利发展。力微的儿子沙漠汗曾两次到洛阳访问，在那里一共停留了八年。那时，拓跋部正处在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前夕，保守的部落大人怕沙漠汗回来后变革旧俗，所以在归途中把他杀死了。

以后，拓跋部同汉人的商业往来逐渐增多，许多汉族商人进入拓跋部，甚至洛阳大贾也出现在拓跋酋长周围 [98] 。拓跋部吸收了许多匈奴、乌桓、鲜卑慕容部和“杂胡”部落，并州汉人投附拓跋部的也不少 [99] 。当北方各族起兵反晋时，拓跋猗卢统一了拓跋部，并先后出兵援助晋并州刺史司马腾以及被匈奴、铁弗和鲜卑白部（慕容部）攻击的继任刺史刘琨。因此西晋封猗卢以晋北五县地为代公，以后又改封代王。猗卢“明刑峻法” [100] ，加强统治权力，使拓跋部向阶级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氐　羌 　氐族和羌族，除了大部分还住在今青海、甘肃以外，也有不少人移居关中和益州。有些羌人甚至还远离故土，散处中原。魏晋统治者为了充实关中，屏蔽中原，常常向关中强徙氐、羌及其他少数民族。曹操命张既徙武都氐出居扶风、天水界，一次即达五万余落。陇右、河西的割据者，也 常常引氐、羌为援，使氐、羌人民远离故土。西晋时氐、羌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关中人口的一半。仇池（今甘肃成县西）杨氐是氐人中强大的一支，晋元康六年（296年），杨氐建立仇池国，至北魏正始三年（506年）始灭。

巴 　东汉时今鄂西、川东的廪君蛮与板楣蛮，到西晋时已逐渐融合 [101] ，称为巴人或 人。汉末一部分巴人北上，归附汉中的张鲁；以后宕渠的巴人也北入汉中。曹操把巴人迁到略阳，与氐人杂处，所以他们又被称为巴氐。巴人与汉人关系很密切，两者在经济生活上的差异大致已消失了。

以上所述匈奴、羯、鲜卑、氐、羌，在当时称作“五胡”，加上 人，则合称“六夷”。

各族逐渐封建化的趋势 　魏晋以来北方各族的移动，加速了各族社会的变化。各族部落愈是远离自己原来的住地而进入汉人地区，它们的成员就愈是容易脱离部落羁绊，以至于成为耕种小块土地的农民。各族人民由游牧转向定居农耕，是民族进步的重要表现。但是这种转变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既充满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也充满了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

内迁各民族人民不但深受本族贵族的压迫剥削，而且在他们新迁的地方，还要受魏晋统治者和汉族地主的奴役。并州匈奴人有许多成了汉族地主的奴婢、佃客 [102] ，羯人和鲜卑人沦为奴婢的也不少 [103] 。羯人石勒的遭遇更为悲惨。石勒父祖都是部落小帅，石勒自己作过行贩，还曾为人力耕，后来又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捕缚，卖给茌平人师懽为耕奴。内迁各族还常常被迫服贱役，有时连贵族也不能免，羌人贵族姚馥就曾长期为晋武帝养马 [104] 。驱迫内徙各族人民当兵作战，更是常见的事，由匈奴、鲜卑、乌桓或羌人组成的军队，经常出没在中原的战场上。

但是，内徙较久的一些部落，不论它们的成员所受尚存的部落束缚到什么程度，也不论它们的经历如何曲折复杂，西晋时它们都在走着农业化的道路，逐渐习于农耕。不但匈奴人、羯人、 人、鲜卑慕容部人是这样，乌桓、 氐、羌等族也是这样 [105] 。有许多氐人还已成为国家的编户 [106] 或王侯封户 [107] 。随着晋末和十六国时期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烈，部落被迫迁徙或自愿迁徙更加频繁，这种变化的规模也就更大。

在内徙各胡族逐步农业化的过程中，各胡族不但大量吸收了汉人的文化，而且也以自己的文化习俗影响汉人。西晋时洛阳贵族官僚“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又以毡为 头及络带、裤口” [108] 。北方汉人还吸收了胡人的习俗，以酪浆为饮料。靠近胡族地区的汉人，甚至在生产上也受到胡人的影响，从事畜牧或兼营畜牧。

各族的内迁，引起了一些汉族统治者的忧虑。特别是某些民族的住地接近洛阳，它们的统治者和人民都对西晋统治不满，甚至“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此有许多人主张把这些民族强迫迁走。魏嘉平年间，邓艾曾建议分割匈奴部落，渐徙与汉人杂处的氐、羌于汉人地区之外。西晋时期，郭钦主张向匈奴住地移徙汉人，加强军事控制，并把最接近洛阳的杂胡迁到匈奴之外，“峻四夷出入之防” [109] ；江统更主张把内迁的匈奴、氐、羌一并遣回故土，以使“戎晋不杂” [110] 。但是各族内迁和杂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可能强制改变，所以所谓“徙戎”的议论，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七　汉族流民和内迁各族人民大起义

延续达十几年的八王之乱，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大大加深了各族人民的痛苦。由于生产破坏和天灾而引起的饥荒，驱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漂流异乡，随处觅食。一些业已封建化了的少数民族，也参加在流民群 中，还有一些民族则纷纷举行暴动，反对西晋统治。西晋州郡武备的取消和藩镇军队大多牵制在内战中，使西晋统治者无法制止各族人民的流亡，也难于压平暴动。这样，流民越来越多，波及的地区越来越广泛，他们“脱耒为兵，裂裳为旗” [111] ，与匈奴、氐、羌等族的反晋斗争呼应，形成了各族人民反对西晋统治的起义斗争。

元康四年（294年），匈奴人郝散起兵上党。两年后，郝度元联合冯翊、北地等郡的马兰羌和卢水胡起兵，关中氐、羌全部响应。他们推氐帅齐万年为帝，众七万人，打败了晋将周处，到元康九年才被镇压下去。

元康年间，略阳、天水等六郡汉族和 族（巴氐）流民几万家，经汉川入益州觅食。他们在益州为地主佣工，益州官吏逼迫他们立即出境。他们乞留不成，就拥戴 豪李特为主，反对晋朝。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振贷贫人，整肃法纪，得到益州人民的支持。李特之子李雄攻入成都，于永兴元年（304年）立为成都王，后改称帝，国号成 [112] 。

太安二年（303年），西晋征发荆州人民进攻益州李雄起义军，人民纷纷逃避。义阳蛮张昌在江夏招集避役的人以及到江夏来就食的流民，举行起义。张昌起义得到几十万农民的拥护，迅速发展到荆、江、扬、徐、豫五州之地。

永兴元年（304年），并州匈奴首领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逐步控制了并州的大部分土地。羯人石勒在关东聚集兵众，后来归降于刘渊。活动于青、徐、兖、豫等州的由王弥率领的一支队伍，在洛阳附近被晋军打败，也降于刘渊。永嘉三年（309年），颍川等郡的并州流民几万家，反抗地主豪霸的虐待，烧城杀官，响应王弥。南阳的雍州流民由王如率领起兵，也与石勒联系。

巴蜀流民在荆、湘二州受到地主的压迫，于永嘉四年（310年）起而暴动，在晋军的镇压下大批地被杀死溺死。流民推举醴陵县令成都人杜弢为领袖，攻下湘南各郡，战斗到建兴三年（315年），才被镇压下去。

参加西晋末年起义斗争的有汉、 、蛮、氐、羌、匈奴、羯等许多民族的群众。在西晋统治下，各族人民都受到官府和地主的虐待，许多流民更面临被晋军逼遣还乡的威胁，他们的命运相近，斗争对象也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暂时突破了民族界线，共同进行斗争。但是有些不当权的地主豪强或失意官 吏，也随着农民一起流亡，往往成为流民的领袖。例如李特是 豪，张昌出身县吏，王弥父祖都是郡太守，王如是州武吏，杜弢是县令。

西晋末年各族人民起义虽然也包含了一些民族对抗的因素，但是总的说来，其主要性质仍然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可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如匈奴贵族刘渊，原来就抱有利用民族矛盾以树立势力的企图。当西晋王朝瓦解以后，他们更公开地把起义斗争引向民族仇杀。从此以后，北方人民的阶级斗争就以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形式出现了。

第二节　十六国北朝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

一　十六国时期各族贵族的封建割据

汉　前赵　后赵 　匈奴贵族刘渊利用匈奴人民仇视西晋统治的情绪，于永兴元年（304年）在离石起兵反晋。刘渊自称大单于，又称汉王，表示他既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又是刘汉正统的继承者。他攻降了许多地方武装的壁垒，向南发展，屡次打败晋军。在东方各地起兵失败的王弥、石勒，都分别归降刘渊。永嘉二年（308年），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并派兵攻打洛阳。永嘉五年，匈奴军攻下洛阳，晋怀帝被掳，晋军在荆棘成林的长安拥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匈奴刘曜又夺得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并州本来是民族关系复杂的地方，匈奴军把被征服的各胡族人民源源不断地迁入并州，这更增加了并州地区民族关系的复杂性。继刘渊为帝的刘聪采取“胡”、汉分治的办法，设左、右司隶统治40多万户汉民，设单于左、右辅统治25万落包括匈奴在内的胡人。他自己总统胡、汉，实际上是依靠匈奴贵族，控制和利用其他的胡人贵族，压迫汉人。匈奴贵族为了争夺财富和权利，互相倾轧，汉人和胡人大量逃亡，汉国统治很不稳定。318年，镇守关中的刘曜代汉，在长安建立前赵。

在刘渊、刘聪统治时期，并州地区还有西晋并州刺史刘琨的活动。刘渊起兵后，刘琨于永嘉元年历尽艰险，到达晋阳，剪除荆棘，招徕流亡，勉强维持统治。他引鲜卑拓跋部为援，力拒匈奴、铁弗和鲜卑慕容部。后来，他为羯人石勒所败，北奔蓟城依鲜卑段部。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刘琨为段部首领段匹 所杀。

那时，凉州也存在着汉人建立的前凉政权。西晋灭亡后，原西晋凉州刺 史张轨的儿子张寔，子孙世守凉州，保据一方。中原混乱时凉州比较安定，中原汉人来避难的络绎不绝。汉族士人在那里传授儒学，保存了中原失传的一些经籍和学说。前凉控制了西域，在今吐鲁番地设高昌郡，因而加强了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中国与中亚的经济文化交流。

前赵对关陇和并州的氐、羌、巴、羯等族进行了长期的征服战争，把被征服的各部落移向长安。前赵仍然用胡汉分治的办法，不过刘曜自己称帝，表示他是北方正统的统治者，而让儿子刘胤作大单于以统治胡人，这比起汉国政权来，显示了较大的汉化倾向。刘曜还在长安设学校传授儒学，并且建立了租赋制度。

刘曜称帝后，羯人石勒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称赵王，转战冀州、并州，攻降了许多壁垒，扩大了军力。他把一些坞主署为将军、都尉，但实际上却削弱他们的武装力量。他还把一些汉族士大夫编为“君子营”，让他们在军事监督下为他策划，其中的张宾竟成了他得力的谋主。石勒又把被征服的胡人和并州的羯人移往襄国附近，前者是为了就近控制，后者则是为了取得本族上层的支持。329年，石勒灭前赵，称皇帝，迁都邺城，史称后赵。

石勒为了巩固统治，竭力提高羯人的地位，称他们为“国人”，严禁称“胡”，甚至“诸胡物皆改名” [113] 。他把羯人和其他胡人组成强大的禁卫军，由养子石虎以单于元辅的身份率领，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同时，他也搜罗和利用汉族士人，恢复九品官人之法，设立学校，并且大力提倡佛教。在经济方面，他阅实户口，劝课农桑，制定每户绢二匹、谷二斛的租调制度。这些措施的推行，使后赵政权比汉和前赵显得稳定一些，民族压迫也略见和缓。

继石勒为帝的石虎，是一个穷奢极欲，暴虐荒淫的统治者。他在中原大规模圈地为猎场，摧残了农业生产；又在邺、洛阳、长安大修宫殿和苑囿，使千千万万的农民死于苦役。为了准备侵犯东晋，他调发成百万农民当兵，强迫他们自带粮食车牛，农民被逼死的到处皆是。这种空前的残暴统治，引起了汉族人民的义愤。受害最深的山东人民以道教为纽带，托言李弘出世，策划大规模的起义，不幸事发，连坐而死的达数千家。刘光则假借佛教，自称“佛太子”，聚众千人，于终南山建号反赵，不幸被杀 [114] 。

后赵的东宫卫士十多万人谪戍凉州，其中一万多人，行至关中时举行兵 变，由梁犊率领东归，连下关中许多城戍。梁犊自称晋征东大将军，这显然符合当时汉人反对羯族统治者的要求，因而大大增长了起义的声势。这支军队缺乏武器，用大斧缚上长柄，“攻战若神”，占领长安、洛阳，转战荥阳、陈留。后赵军连战皆败，最后用氐、羌兵力才把他们镇压下去。

350年，后赵大将汉人冉闵乘石虎死后石氏子孙混战的机会，夺得政权，建国曰魏。冉闵利用汉人反对石虎残暴统治的正当要求，滥杀羯人，使胡汉彼此猜疑，因而他的统治根本无法巩固，不久就被从辽河流域南下的鲜卑慕容部消灭了。

前燕　前秦 　337年，鲜卑慕容皝称燕王。342年，慕容部徙都龙城（今辽宁朝阳），逐步并吞了附近许多部落，收纳了大量的汉族流民，势力日益强盛。慕容皝引贫民耕种龙城苑囿土地，地租极高，用官牛的八成，不用官牛的七成，由于封裕的谏议，才减为四六分或对半分，同魏晋屯田民一样。

352年，慕容 率部南下，消灭冉闵，在邺城建立前燕。前燕镇压了中原人民的反抗，削平了连跨并州数郡三百多壁垒、拥有胡汉十多万户的豪强张平的势力，统治逐渐巩固起来。史载慕容垂在邺有田园，慕容评障固山泉，卖樵鬻水。慕容部的王公贵戚普遍藏匿荫户，据说荫户总数比国家户口还多，官府一次检括，查出了二十多万户。从这些事实看来，慕容部贵族已迅速成为大地主了。

后赵时徙居中原的氐族，乘后赵崩溃之际，由苻健率领，西归关中，351年，在长安建立前秦。前秦统治者苻坚废除了一部分后赵的苛政，恢复魏晋以来的士族特权，重用汉人王猛治理国家，劝课农桑，提倡儒学。在苻坚统治时期，关中水利工程得到修复，农业有了发展，长安到各地的道路驿亭也得到修整。据说那时“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 [115] ，可知各族之间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往都比较发达。前秦在370年灭前燕，376年灭前凉和代，不久又夺得巴蜀，进入西域。这样，北方又出现了统一的局面。

383年（东晋太元八年），苻坚发兵90万，企图一举攻灭东晋。前秦军在淝水一战中被东晋军击溃，前秦政权也土崩瓦解。原来被前秦控制的一些胡族的首领，乘机逐鹿中原，整个北方陷于混乱。各族统治者挑起的战争，使北方本来已趋于缓和的民族矛盾又加剧了。

淝水战后北方的形势和北魏统一北方 　淝水之战以后，北方出现了严重 的分裂局面，持续至数十年之久。在这个时期中，关东、关中和西北三个地区，由于民族融合程度和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同，混乱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

在关东，鲜卑慕容部贵族先后建立过后燕、西燕、南燕。稍后，鲜卑化的高丽人高云在龙城继为后燕主，其政权旋入鲜卑化的汉人冯跋之手，是为北燕。关东是汉族人口密集、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先后进入这一地区的乌桓人、匈奴人、羯人、鲜卑人、丁零人等，封建化较快，一般都过着和汉人一样的农业生活，所以这里的民族隔阂不算太深。南朝初年的周朗把这里的居民称作“山东杂汉” [116] ，谢灵运更认为“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 [117] 。淝水战后在这里活动的主要是鲜卑慕容部，政治上的变化虽然不少，但是动乱还不太大。

在关中地区，羌人姚苌建立了后秦。姚苌死，姚兴继位，他提倡儒学和佛教，亲自讲经论道。他又抑制羌族各部豪酋和隐匿户口的武将，放免因荒乱自卖为奴婢的人，招引流民充实关中。但是由于“关西杂居，种类不一” [118] ，氐、羌、铁弗又常有冲突，所以后秦政权难于巩固。417年，东晋刘裕率军灭后秦。两年以后，铁弗部赫连勃勃又赶走东晋军，占领关中，建立夏国，定都统万（今陕西横山境）。铁弗部本来游牧于今陕北地区，自称其族出于南匈奴，一说出于胡（匈奴）父鲜卑母。赫连勃勃的统治非常残暴，关中居民受害很深。

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建立过五个短期的小王国：陇西鲜卑乞伏部乞伏国仁建立西秦，都苑川（今甘肃榆中）；氐人吕光建立后凉，都姑臧（今甘肃武威）；与拓跋部同源的河西鲜卑秃发部秃发乌孤建立南凉，都廉川堡（今青海乐都）；杂有卢水胡的匈奴沮渠部沮渠蒙逊建立北凉，都张掖；汉人李暠建立西凉，都敦煌。这一地区经济水平较低，民族关系复杂，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这里起主导作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这一地区统一起来。这些小国彼此征战并吞，混乱持续很久，生产破坏很大。

除了上述三个地区以外，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则有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国。338年，什翼犍统治拓跋部。他设官分职，“制反逆杀人奸盗之法” [119] ，进一步摧毁氏族制的残余，确立了国家。376年，代国被苻坚攻灭。淝水之战以后，拓跋珪在386年重建国家，改国号为魏。

十六国简表

国名有竖线者在十六国数中，成、汉与汉、前赵均以一国计。

箭头表示灭于某国。国名下小字为族名及始建国者名。

拓跋珪（386—409年）是拓跋部的杰出人物，他在盛乐息众课农，又把农业生产推广到五原和棝阳塞外，并且征服了一些北方的游牧部落，俘获了大批人众和牲畜，使拓跋部迅速强大起来。395年，魏军大败后燕军于参合陂，歼灭后燕军四五万人。第二年魏军大举攻燕，夺得并州，又东出井陉，进入河北诸州郡，陆续占领了信都、中山、邺等重镇，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称帝（后谥道武帝），定都平城。泰常七年（422年），明元帝取得淮河以北刘宋的青兖二州。以后，太武帝经过连年攻战，于神 四年（431年）灭铁弗部的夏国，太延二年（436年）灭北燕，太延五年灭北凉，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二　北魏前期（386—451年）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

北魏前期的民族压迫和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 　十六国以来百余年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为北魏的统一创造了前提。在统一战争过程中，道武帝为了加强统治，离散跟随他进入中原的从属诸部的部落组织，让部落成员分土定居，列为国家编户，不许任意迁徙。但是有一些像高车那样的部落由于过于“粗犷”，难于强制，仍得以保全部落组织 [120] 。道武帝又把山东六州的汉族民吏和徒河（鲜卑慕容部）、高丽、“杂夷”36万口，强制迁到平城附近，配给耕牛，计口授田。此外，还强徙百工技巧十余万口。明元帝、太武帝时，也曾大规模徙民。这些措施，反映了北方许多民族的部落成员向小农变化的历史趋势，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有利于统一的实现。

由于各民族的割据形势在前秦崩溃以后十分严重，所以北魏前期由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相继进行的统一战争，同时又是残酷的民族征服战争。在民族征服战争过程中，拓跋统治者大规模地掠人为奴，大量抢劫财富，对各民族人民实行民族压迫，这又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

慕容部的反抗是最先发生的。由于北魏曾经在参合陂坑杀后燕降卒，中原的慕容部人到处匿粮守城，节节阻挡魏军东进。被迁往平城的慕容部人“百余家谋外奔”，企图摆脱北魏统治，因此被北魏诛杀的达数百人 [121] 。由 于慕容部人反抗的激烈，北魏在泰常三年（418年）又一次把散居冀、定、幽三州的徒河徙于平城附近 [122] ，以便就近控制。

天兴元年（398年），幽州乌桓 [123] 反对北魏的民族压迫，进行了顽强持久的斗争，直到泰常元年才被镇压。

并州境内的杂胡经常受到魏军攻击，也进行了持久的反抗。北魏逐部征服他们以后，除了恣意屠杀之外，还强制离散他们的部落，有些更被大批徙往平城。

沿边各民族的许多部落，处在北魏军镇的控制下，不但得不到正常的生存条件，而且还被驱使进行掠夺战争，所以也常起反抗。高车族的反魏斗争最多，规模最大；斗争失败后，高车人往往被强制编成营户，强徙于今河北、山东地区。

在北魏的北面，游牧的柔然人是北魏的劲敌。太武帝用主要的力量对付柔然，前后发动了许多次反击柔然的远征。北魏把被征服的柔然及其所属高车等部人众南徙于边塞地区，向他们责纳沉重的畜产贡献，并驱使他们进行战争。他们也常常出塞逃亡，反对北魏的统治。

汉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同其他各族一样激烈。史载“白涧、行唐（在今河北行唐一带）民数千家负险不供输税” [124] ；“高平（郡治今山东金乡）民屯聚林薮，拒射官军，〔娥〕清等因诛数千家，虏获万余口” [125] 。北魏在中原设有8个军府，每军5000人，用以镇压汉人的反抗。神瑞二年（415年）北魏曾拟迁都邺城，崔浩极力反对，他说拓跋部人口太少，如果分家南徙，不能遍布诸州，居民知道虚实，更会起来反抗，边陲各族也会攻击平城。他认为只有把统治中心放在平城，一旦中原有事，可以随时轻骑南下，这才是“威振诸夏之长策” [126] 。从崔浩的话里，可以看出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反抗的恐惧和防范的用心。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反压迫斗争。这一年，盖吴 领导杏城（今陕西黄陵）卢水胡起兵，“诸众胡争应之，有众十余万” [127] 。一些汉人也结众起兵，与盖吴通谋。盖吴一方面与刘宋联系，一方面分兵几路进攻。别部帅白广平西入新平、安定，同氐、羌、匈奴的反魏力量结合。盖吴进军李闰堡（今陕西大荔境），扩充势力，转攻长安。河东的蜀人由薛永宗率领，也起兵呼应。直到太武帝亲领重兵镇压，起义军才归于失败。

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在当时的南北关系中有强烈的影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宋军北进中原，河洛关陇人负粮操兵，群起响应，甚至“四山羌胡，咸皆请奋” [128] 。这年冬天魏军进占瓜步时，淮南人民坚壁清野，纷纷逃散。坚守盱眙的宋太守沈璞说：“贼（指魏军）之残害，古今之未有，屠剥之刑，众所共见，其中有福者，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尔。” [129] 这种残暴的民族压迫行为，促使淮南守军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坚守不退，最后打败了北魏的围攻。

在魏军内部，民族矛盾也表现得十分严重。魏军作战时，鲜卑铁骑驱逼汉人徒步陷阵，往往不等到接战就被踩死。当魏军猛攻盱眙时，魏太武帝甚至致书宋将臧质说：围城的兵尽是氐、羌、匈奴和丁零，如果宋军杀死他们，正可以减少北方各地的反魏力量，对北魏没有什么不利。由于魏军内部民族压迫严重，所以魏军中的被统治各族士兵常起反抗，大量逃亡。

北魏统治者对汉族地主的笼络 　北魏统治者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一方面用强力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极力笼络各族上层分子，借他们之力来统治被征服各族的人民。

北魏诸帝效法汉高祖的和亲政策，把公主嫁于“宾服之国” [130] ，用以维系各胡族的统治者。北魏还给各胡族统治者以封爵和官职，让他们带领本族军队，供北魏驱使，甚至还让他们替北魏来镇压本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

北魏诸帝也使用各种手段，来笼络汉族上层。早在皇始元年（396年）道武帝夺得并州时，就积极招引汉族士人，充实统治机构，并让崔宏主持立官制，制礼仪，定律令。神 四年（431年），太武帝诏征中原士族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州郡所遣共达几百人，给以官爵。北魏灭夏，得赵逸、胡方回等儒生；灭北凉，又把河 西儒生阚骃、索敞、阴仲达和先世由中原入凉的常爽、江式等人迁到平城，让他们教授生徒，整理经籍，考订律制，撰修国史，传播诗文，厘定文字。太武帝还命令鲜卑官员把子弟送到太学学习。某些鲜卑勋臣在政治上的作用开始有所缩小，其中有的以爵归第，职务由汉族士人代替。

北魏早期，对中原地区还只是军事占领，政治统治不得不假手于割据一方的汉人大族豪强，甚至军事镇压，有时也要借助于汉人士族或拥有武装的汉人地主。泰常八年（423年）北魏叔孙建率军攻青州，青州人坚壁清野，顽强抗拒，明元帝派曾经聚兵于河济之间的刁雍到青州去，诱逼汉人供应租粮 [131] 。盖吴起兵时，河东闻喜的大族裴骏率“乡豪”抗击义师 [132] ；河东汾阴的蜀人大族薛拔则受北魏之命“纠合宗乡”，拦河阻截 [133] 。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由于大族豪强的镇压而受到很大的挫折；而大族豪强则由于拥兵自重，得以保全甚至扩充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逐步与拓跋贵族联合在一起。

拓跋贵族笼络汉族上层虽然很有成效，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未完全消除，这种矛盾有时还发展到很尖锐的程度。道武帝强徙旧燕境内“守宰豪杰吏民”2000家于平城，就是为了加强对汉族地主的控制，消除他们反抗的意图。明元帝诏征各地豪强地主入京，州郡对被召的人加以逼遣，酿成了很大的骚动。直到太武帝时，还有一些关东地主不愿出仕，把到平城做官视为畏途 [134] 。太武帝最亲信的汉人士族崔浩由于反对北魏与南朝为敌，又提倡族姓门第，不但自己终于遭到惨杀，而且还牵连到许许多多同宗和姻亲。

三　北方社会各阶级的状况

地主和荫户　宗主督护制 　十六国、北魏时期，北方的大土地所有制继续在扩展着。一般地主都拥有庞大的田庄，役使农民种植谷物、桑麻、蔬果，豢养鸡豚，栽培竹木，自办樵苏脂烛，除了食盐以外，基本生活资料都可以自 给自足 [135] 。这样的田庄，适应十六国以来交换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需要，是北方豪强割据的物质基础。

在十六国的混乱年代里，有些大族聚族而居，割据一方，筑成坞壁，保障自己不受胡人的侵犯 [136] 。坞壁里聚集的人，多则四五千家，少则千家、五百家 [137] ，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实际上都是佃客、部曲，在地主支配下，无事时进行生产，有事时执戈作战。十六国后期，大族仍然是“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 [138] ，把农民作为“苞荫户”，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关中大族的苞荫户也很多，称为“堡户” [139] 。北方各少数民族贵族习于农业化生产、生活方式后，也强占土地，扩充荫户，同汉族地主差不多。

大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十分牢固，这种土地所有权同政治军事权力以及同族权紧紧结合，残酷地束缚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强迫他们接受大族地主的剥削。北魏统治者为了勾结和利用汉族地主来镇压农民，也承认地主的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并且在一部分地区把地主的这种统治当作国家的地方政权，这样就形成了“宗主督护”的制度。

在坞壁统治和以后的宗主督护制下，农民由于占有土地状况、与地主的亲疏关系以及其他条件各有不同，因而与地主的依附关系在程度上可能有较大的差别。但是一般说来，地主可以任意驱使农民当兵、种地或服其他劳役，农民很难摆脱地主的控制。《魏书·食货志》说：“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这里以公赋（通常是指租调）的数量与豪强征敛对比，可见地主对依附农民的主要剥削形式，仍然是实物地租 [140] 。当然，在依附关系紧密的条件下，地主对农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役剥削。

北方的大族地主中，有许多还世代相承地拥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 称为士族、郡姓。北方士族，关东以崔、卢、李、郑、王诸姓为大，关中和并州地区以韦、裴、柳、薛、杨、杜诸姓为大 [141] 。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更是盘根错节，对北方的政治起着重大的影响。

国家的各种依附户 　拓跋部贵族建立的封建国家，把战俘和被征服各族的一部分人民（主要是汉人），作为依附户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让他们从事各种不同的劳役，受拓跋贵族剥削。隶户或杂户是最常见的一种，他们往往几十户、几百户地被赐给百官将士，供这些人驱使。许多人被发配军镇世代当兵服役，称为军户、营户、府户。平城和各地的手工业者则被编为伎作户，由职司工役的政府部门管理，为官府制造手工业品。此外还有太常寺的乐户、屠户，并州的盐户，汉中的金户等。北魏初年，还曾允许逃户自占为绫罗、细茧、罗縠等户，专门向国家交纳丝织品。州郡有屯田户，国家牧场上还有牧户。所有这些户口，都和杂户相近。罪犯和他们的家属，有时也配充杂户。

各种依附户服役种类不同，但是身份都差不多，大体上都低于自耕农而略高于奴隶。他们都是子孙相袭，不能迁徙、改业，而且一般都不能与庶民通婚，不得读书、做官。他们又都自立门户，有独立的但却是很薄弱的家庭经济，在轮值的时间以外，或上交定量的贡纳以后，他们可以经营家庭生计。

北魏国家控制的依附户特别多，这是由当时的一些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北魏民户多处于宗主督护或残留的部落束缚之下，由国家直接掌握的为数有限。同时，拓跋部生产水平低下，而当时社会上的手工业和商业又很衰落。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北魏统治者不把一部分劳动者作为国家依附户牢固地控制起来，就不能满足自己多方面的特别是对于手工业产品的需要。由于拓跋部奴隶制残余的影响和拓跋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北魏国家依附户的人身束缚非常紧密，生活非常痛苦。直到5世纪下半叶孝文帝当政时，北方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有所提高，民族关系比较缓和，上述情况才有较大的改变。

此外，佛教寺院也合法地占有依附农民，叫做僧祇户或佛图户，让他们为寺院地主服役。

自耕农民 　北魏初年，道武帝大量徙民代北，这种徙民，其土地、耕牛由国家分给，而所受剥削则同于一般编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自耕农民阶层。 道武帝以代郡以西，善无以东，阴馆以北，参合以南 [142] 为畿内之田，设官吏劝课农桑，企图稳定这个阶层的经济地位，以利于北魏的统治。但是不久以后，畿内给田民户贫富分化严重，开始流动起来。太延五年（439年）北魏令畿内民以人力牛力换工，有牛家用牛为无牛家耕田22亩，无牛家以耘锄功7亩相偿；至于老小贫家，则牛耕7亩，偿以锄功2亩。这种换工办法虽然带有互助性质，但实际上还是有牛户对无牛户的变相剥削，所以并不能帮助贫弱农民，一遇水旱，他们就相率四处逃亡。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年），曾严诏地主家有兼牛者通借贫下户，否则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太和元年(477年），孝文帝更企图重分畿内土地，一夫治田40亩，中男20亩，但是并无成效。

在中原地区，自耕农民更不稳定。国家对他们征收租调时采用“九品混通”的办法，这种办法把农民的一户同占有成百成千依附农民的地主的一户等量齐观，当作负担租调的单位，对农民是极端不利的 [143] 。租调的定额很高，达到帛2匹，絮2斤，丝1斤，粟20石，还有大量的调外之费。官吏征收租调时，往往“纵富督贫，避强侵弱” [144] ，户等划分根本无法公允，甚至大地主规避的租调也要转嫁给自耕农。官吏还使用长尺大斗重秤，上下其手，并且和商人狼狈为奸，高抬帛价，盘剥买帛纳调的农民。租调以外，官役尤其严酷。在沉重的剥削下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有的为人客作（雇佣），他们终年所获约为粟150斛，仅能勉维全家食用和最低生活所需 [145] ，一遇到严急的征役和水旱灾害，就立刻断绝了生计。所以农民为了避役，宁愿投靠宗主作苞荫户，甚至不得不卖身为奴。

奴隶 　北魏社会中奴隶数量相当多，奴隶劳动相当普遍。奴隶多数是从战俘转化而来，几乎每次大战之后，都有“赐生口”、“赐军实”的记载。由 于犯罪而籍没为奴的人也不少。魏律虽然严禁卖子及卖亲属 [146] ，也严禁“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 [147] ，但是实际上抑良为奴的事还是大量存在。奴婢生活特别悲惨，他们终年麻鞋敝衣，以桑枣果腹，而且还经常受到残杀。由于奴隶经常被使用于农业生产，所以以后孝文帝颁布的均田令中，规定奴婢受田同于良人。

四　北魏中期（452—499年）的阶级斗争和孝文帝的改革

北魏中期阶级斗争的形势 　经过长期的民族征服战争后，太武帝统一了北方。随后他大举进攻柔然，稳定了北方的边疆；又率师南征，遏止了刘宋的进攻，使南北力量趋于平衡。这一系列的战争固然巩固了北魏政权，同时也使北魏国力大为虚耗。所以当太武帝死后文成帝即位时，就出现了一个民怨沸腾，“朝野楚楚” [148] 的局面。

文成帝以后，北方的民族矛盾已趋缓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出现较少，而阶级矛盾却逐步发展起来。那时候，由于过度的剥削，自耕农民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逃亡隐匿现象有加无已，因而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兴安二年（453年），文成帝杀戮河间鄚县（今河北任丘）起义农民，并以“男年十五以下为生口，班赐从臣各有差” [149] 。从处理的情况看来，这次农民起义斗争相当激烈，规模也是相当大的。

孝文帝（471—499年）即位后，农民暴动几乎年年发生，有时一年数起。延兴三年（473年），北魏统治者颁令，规定县令能镇压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能镇压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升为郡太守；郡太守能镇压“劫盗”者，也同县令一样兼职升官。残暴的镇压措施更加激怒了农民，所以颁令以后，暴动反而更多起来。平城的奴隶也参加了暴动，还有一部分因逃避赋役而托身寺院的僧侣，也卷进了斗争的行列。

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北魏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他们不得不改弦更张，另求维持统治的办法。由于北魏同南朝力量已趋均衡，漠北的柔然力量也很衰弱，北魏外部的威胁解除了，所以北魏统治者也获得了改革所必需的 条件。冯太后和孝文帝所进行的各种改革 [150]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

吏治的改革 　孝文帝首先从吏治着手，推行改革。北魏初年定制：地方守宰一律三人，其中一人是拓跋宗室，另二人是异姓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这些官僚贵族遍布全国，大权在握，毫无顾忌地宰割农民。各级官吏都没有固定的俸禄，由官吏自己尽量搜刮民膏民脂，充实私囊。地方守宰不论好坏，任期一律六年，期满代换。在他们任职期间，国家只问他们能否上缴一定数量的租调，不问如何搜刮和搜刮多少。在各地实行军事镇压的武将，也同样是敲骨吸髓，竭泽而渔。史载公孙轨镇压上党丁零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 [151] ，丁零人都登山辱骂。北魏王朝偶尔也“征问民瘼”，“访求吏治”，但是事实上只是“网漏吞舟，时挂一目” [152] 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北魏吏治败坏到这样的地步，一方面使统治集团由于分赃不均而发生无穷的纠纷，另一方面也使阶级矛盾迅速发展，直接激起各处的农民暴动。

孝文帝亲政前，冯太后开始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她规定守宰任期按“治绩”好坏为定，不拘年限；并颁行俸禄之制，规定俸禄之外贪赃满一匹者处死。征收租调时，也禁止使用长尺大斗重秤。孝文帝亲政后，继续整饬纪纲，严明赏罚，使腐败的吏治有所澄清。吏治的澄清虽然很有限度，但是北魏统治者借此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统治，因而也为其他方面的改革创设了条件。

三长制　均田制 　延兴三年（473年），北魏派出使者，分道检括被豪强地主隐匿的户口，被派到冀、定、相等州的韩均，搜括出隐户达十多万户。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并同豪强地主争夺劳动人手，李冲在太和九年（485年）提出推行三长制的主张。三长制就是重建乡官系统，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氏，五里立一党长，选择本乡“豪门多丁” [153] 者为之，用以代替宗主督护的统治。

三长制的建议，引起了北魏统治者的激烈争论。一般说来，鲜卑贵族所役使的主要是奴隶和国家赏赐的隶户，建立三长制不会太多地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赞成立三长以加强国家。汉族大地主主要靠大量的苞荫户 提供剥削，立三长对他们很不利，所以用各种理由加以反对。最后，冯太后还是采纳了李冲的建议，从太和十年开始，把三长制付诸实行。

太和九年，与立三长的建议约略同时，北魏颁布了均田令 [154] 。均田令规定：

一、15岁以上的男子受露田（未种树的田）40亩，桑田20亩，妇人受露田20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倍给的部分称为倍田），以备休耕，年满70还官。桑田作为世业，不须还官，但要种上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家内原有的种了桑树的私田不动，可是要用来抵消应受桑田及倍田的份额。土不宜桑的地方，男子给麻田10亩，妇女5亩，皆从还受之法。

二、露田不得买卖。原有桑田超过20亩的，其超过部分可以出卖 [155] ，不足20亩的可买至20亩为止。

三、地主可以按其拥有奴婢和耕牛的数量，另外获得土地。奴婢受田办法同普通农民一样，耕牛每头受田30亩。

四、土地不足之处，居民可以向空荒处迁移，随力所及借用国家土地，但不许从赋役重处迁往赋役轻处。由于犯罪流徙或户绝无人守业的，其土地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受之用。

五、地方守宰按官职高低，授给公田，刺史15顷，下至县令、郡丞6顷。所授之田不许买卖。

北魏王朝还授受了李冲的另一项建议，制订了与均田制相适应的新的租调制。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出帛1匹，粟2石；15岁以上的未婚男子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其租调都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由于均田制和新的租调制名义上是以一夫一妇的小家庭为受田纳租单位，不再有户等差别，所以废除了九品混通的征收租调办法。

均田制是我国历史上土地所有制的一种补充形式，它是在我国北方土地特别荒芜，自耕农民稀少的特定条件下出现的。从令文看来，均田制好像可以处理一切耕地，但是实际上只有荒地、无主地以及所有权不确定的土地，才能够作为均田授受之用。均田制下的农民基本上仍然是自耕农，北魏王朝把他们连同其原有的小块耕地一起，按均田令规定的土地项目载入户籍，并且 限制桑田的买卖，不许他们无故迁移，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保证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徭役征发。均田农户土地不满均田令规定的部分是否可以多少得到国家的补充，将因时因地，特别是因本乡官府掌握的荒地的有无多寡而有不同。一般说来，国家按均田令完全补足农民的土地，显然是不可能的，现存的西魏大统年间敦煌残计账中，有许多“未受地”的记载，可以证明。但是在有荒地之处，国家还是尽可能把荒地分给农民耕种，以榨取赋税徭役。

至于地主，他们仍然可以用原有桑田的名义，用奴婢、耕牛分田的名义，基本上保有原来的私田，而奴婢、耕牛分田的租调又非常轻，所以均田令对他们的利益实际上触动很少。地主还可以用各种手段，控制住自己的大部分苞荫户。在实行均田制度的时候，地主土地所有制仍旧是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形态。

虽然这样，三长制和均田制的推行，对于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仍然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影响。地主的一部分苞荫户，由于行三长制和均田制而成为均田农民。均田农民的增多，使农民的租调得以减少并固定起来。这些结果，或多或少地改善了农民的处境，削弱了大地主对农民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法的控制力量，因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均田令强制授给露田，实际上就是强制垦荒，这对农民是一种剥削的手段，但是在客观上也有助于耕地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

残存的西魏大统年间的敦煌计账中，有一些匈奴、高车等族均田农户的名籍，从这些名籍看来，他们的家庭组成、土地状况以及对国家的负担，同当地汉人没有差别。这又说明均田制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定居农耕生活，促进了他们的农业化。

迁都洛阳和改革鲜卑旧俗 　由于代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国都平城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孝文帝力图摆脱代北鲜卑贵族保守思想的影响，以加速北魏政权的进一步封建化，更由于北魏加强统治中原人民的要求，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把都城迁到洛阳。接着，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以汉服代替鲜卑旧服；朝廷上禁用鲜卑语；规定迁洛的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沟通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婚姻关系；改鲜卑旧姓为音近或义近的汉姓；规定鲜卑人和汉人贵族姓氏的等第并使鲜卑贵族门阀化，等等。在改变姓氏和规定门第方面，太和二十年改拓跋氏为元氏，门望最高；其余所改鲜卑著姓中，穆（丘穆陵氏改）、陆（步六孤氏改）、贺（贺赖氏改）、刘（独孤氏改）、楼（贺楼氏改）、于（勿忸于氏改）、嵇（纥奚氏改）、尉（尉迟氏改）等，合称八姓，其门第与北方汉人士族崔、卢、李、 郑相当，不充猥官，只任清职。

孝文帝迁洛和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从服装和语言的改革说来，鲜卑旧服不合于“华夏衣冠”传统，也不适宜于中原农业社会的生活；鲜卑语言不能反映迁洛后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内容，不适宜于作全社会的交际工具，因而都需要改革。鲜卑贵族命官班爵以武功为准，与汉人士族制度不合，妨碍了鲜卑族和汉族统治者的进一步糅合，妨碍了北魏统治进一步加强，因而也需要改革。孝文帝的改革主要着眼于鲜卑贵族，着眼于巩固北魏政权，但是客观上却促进了拓跋部全族同汉族的融合。

经过改革以后，迁洛的鲜卑劳动者陆续成为中原的农民，他们筑起简陋的房舍，经营小块土地，“尽力伊、瀍，人急其务” [156] ，最终脱离了游牧生活和部落联系，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鲜卑贵族则抢占良田，成为中原的封建地主，有的还兼事工商聚敛。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习俗的改变固定下来，虽然以后政治上还发生过一些风波，他们都没有再迁回代北旧土。

孝文帝的改革，说明征服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鲜卑拓跋部，自己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在这个“征服”过程中，鲜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特别是鲜卑族畜牧生产的经验和技能，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播，对北方的经济生活起着一定的影响。孝文帝时的《李波小妹歌》描写李波小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157] ，这无论从服饰上或从风尚上，都显示了汉人生活中所受鲜卑文化的影响。稍后，颜之推比较南北方音，认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158] ，也说明北方汉语吸收了鲜卑语的若干成分。孝文帝迁都、改革以及以后六镇起义，在不同的意义上推动了拓跋部封建化的完成，推动了民族的融合，以至于出现了“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 [159] 的结果。至于鲜卑文化习俗遗留至隋唐者也所在多有。李白诗中“脱君帽，为君笑”句，就是鲜卑脱帽欢舞的礼俗 [160] 。唐时婚 嫁之礼，喜立毡帐，盖源于北朝穹庐之制 [161] 。唐开元时，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 [162] 。

孝文帝的改革，受到一部分守旧的鲜卑贵族的激烈反对。这些人对于孝文帝提倡读书表示不满，他们疑忌丛生，唯恐孝文帝宠幸汉族士人而疏远“国戚”。他们不愿放弃代北的耕地和牧场，害怕迁都后自己的政治地位受到影响，因而极力反对迁都。定都洛阳以后，他们不愿携带家财跋涉艰险的旅途，又害怕洛阳暑热，仍然拒不赴洛。孝文帝允许部分鲜卑贵族留家代北，冬来夏去，当时人把他们称作“雁臣”。但是，守旧贵族的反抗并没有因此停止。太子元恂打算轻骑逃回代北，被废为庶人，后来又因谋反被处死。穆泰、陆叡等人联络宗室王公，在平城发动叛乱，鲜卑贵族八姓除于氏以外都有人参与。孝文帝虽然感到南北纷扰，担心在洛阳立足不稳，但是仍然坚决把叛乱压平下去，巩固了迁都和改革的成果。

五　北魏后期（500—534年）的社会经济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北魏中期以来，北方衰败的经济开始回升。以后经过孝文帝的改革，到6世纪初期，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

北魏迁都以后，洛阳重新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洛阳附近黄河中游的许多荒地，重新得到开垦，粮食产量比过去增多了。6世纪初期，北魏全国人口比西晋太康年间南北合计，还要多出一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长制、均田制的成效和农业恢复发展的规模。劳动人民创造的农业生产工具特别是整地碎土工具，比过去复杂得多，这些工具都是精耕细作所需要的。西晋时各地的水碾、水硙、水碓，在十六国时期受到严重的破坏后几乎绝迹，到这时又先后在洛阳和其他地方恢复起来。洛阳城南居民用水力进行碾、磨、舂、簸；城西的千金堰，有水碾磨几十具，“计其水利，日益千金” [163] 。精耕细作的农业经验和农业技术也有了提高，农民特别注意耕作的功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所以有“顷不比亩善” [164] 的谚语。气候条件的掌握，土壤的区分，防旱保墒经验的积累，也都有了新的成就。各种作物的栽培技 术，积肥、施肥、选种、育种的细致方法，都受到农民的重视。

为了适应趋于繁荣的城市生活的需要，城郊蔬菜、果木以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发达起来。城郊农民所种瓜菜，种类繁多，有车牛的农户自运市场出卖，无车牛的转卖与人，收入比种植谷物要大得多。农民间实行一种带有互助性质的劳动分配办法，例如单夫只妻之家种植红花、兰花、栀子一顷，摘花时日需百人，“每旦当有小儿僮女百十余群自来分摘，正须平量中半分取” [165] 。经济作物的种植，使自耕农民的经济比北魏前期、中期活跃得多。此外，牲畜的品种，牲畜饲养、繁殖和兽医的经验，都比过去丰富，这显然是吸取了鲜卑族畜牧经验和塞外畜群内移的结果。

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自从孝文帝放松对伎作户的控制后，民间的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起来。绢布的产量大为增加，绢价从北魏初年每匹千钱降落到二三百钱，府库绢帛之多，达到魏晋以来最高的水平。供城市消费的手工业的种类多起来了，手工业者数量激增。洛阳城郊内外聚居了许许多多的手工业户，按行业分居，例如退酤、治觞二里，就是酿酒业集中的地方。官府手工业也有所发展，管理官府手工业的机构太府，组织庞大，部门非常多。农村也出现了多种手工业，如压油、造纸等，都是就地取料，就地加工。

在今河北、河南等地的北魏后期墓葬中，有许多青瓷器出土，它们的器形和制胎上釉，都与南方青瓷有很大的区别，显然是北方新近发展出来的制瓷业的产品。北方青瓷虽然比南方粗糙，但是它对唐宋时期北方制瓷业的繁盛，具有直接影响。

东魏綦毋怀文集中了北方长期的冶炼经验，以灌钢炼宿铁刀，隋代襄国冶家铸器，还用其遗法 [166] 。某些地方已经用煤炼铁 [167] ，这虽然仍和汉代一样只是个别地区的情况，但是煤的继续使用必将促进冶铸业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使交换关系活跃起来。洛阳城内外出现了许多大市场。城南的“四夷馆”附近住有万多户外来人，销售外地运来的或外地人经营的各种商品。江南人在永桥市出售鱼鳖水产，当时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之语。本地的手工业产品，多在城西周回八里的市上出售。为了管理市场，设置了罢市鼓。长期以来的实物交易，正在逐渐为货币交易所代 替。洛阳富商大贾很多，最著名的是刘宝，他在州郡都会立宅养马，以通行情，各地所卖盐粟货物，价格全都一样。官僚贵族普遍营商，宗室诸王和邢峦、李崇等汉族官僚以及大宦官刘腾等都远近营运，贩肆聚敛。官吏易地调遣也成了营贩的好机会，郑云贿买到安州刺史的职位，立即向熟习安州情况的封回打听行情 [168] 。

洛阳是当时北方交换的中心，城内外共有二百多里（坊），居民达十万九千多户。此外，邺和长安也逐渐恢复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北方与南方的贸易增多了，“南货”成为北方畅销的商品。今青海、新疆以及蒙古的各族，也都带着牲畜毛皮以及其他商品来洛阳进行买卖。国外方面，朝鲜半岛、日本、中亚以及更远的许多国家，都同北魏有商业往来，外国人长住洛阳的也不少。《洛阳伽蓝记》说：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这虽然有些过甚其词，但也可窥见对外贸易发达的一斑。今库车、吐鲁番、西宁、太原、陕县、定州等地，先后发现过北魏遗存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也证明北魏同西方存在着发达的贸易关系。

寺院经济 [169] 　北魏后期，佛教寺院遍布北方各地。迁洛后20余年中，北魏全国寺院增至1.37万余所，洛阳一地即达500所；北魏末年，全国更激增至3万余所，洛阳1300多所。私人建寺之风特别盛行，冯熙一人在各州镇建寺即达72所。齐、周寺院有增无减，北齐超过4万，北周“有盈万数” [170] 。寺院产业很多，是北朝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171] ，在北朝是很普遍的事。北魏初年，昙摩蜜多在敦煌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 [172] 。北齐末年，寺产扩充特别严重，据说“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 [173] 。北周时长安中兴寺庄池内外有稻田百顷，还有“梨枣杂果，望若云合” [174] 。北魏末年洛阳的大寺院多拥有富丽堂皇的神殿，曲折幽邃的山林园池，还有高达十余丈至数十丈的浮图（塔），高数十尺、重数万斤的铜佛。有些寺院甚至还拥有武装，用来保护自己的财产。

北朝僧尼最多的时候达到二三百万人。僧尼立为僧籍，由僧官管理，不列入国家户籍，完全脱离了国家的控制。一般说来，僧尼是宗教职业者，是一个寄生阶层，但是在当时的僧尼中间，却又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差别。僧官和上层僧尼是寺院地主，他们凭借寺产，甚至还勾结官府，剥削僧俗群众；而一般僧侣则多从事耕作，被寺院地主“驱役田舍” [175] 。他们大多数是“逃役之流，仆隶之类” [176] ，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释道安向周武帝说：沙门“或垦植田圃，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 [177] 这表明寺院地主役使僧众营田经商，进行封建剥削，同世俗地主并无二致。

寺院地主还可以享有封户，也可以合法地占有依附农民。远在十六国末期，南燕主慕容德曾以泰山郡奉高、山茌二县作释僧朗的封地，使食租税，“领民户” [178] 。北魏献文帝应沙门统（总管僧众之官）昙曜请求，允许僧曹占有僧祇户和佛图户。僧祇户以一部分“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 [179] 为之，他们大致是向僧曹缴纳定额地租（称僧祇粟）的依附农民，这种地租同北魏屯田户向国家所纳者数量相等。僧祇户粟原来由僧曹统一管理，不允许直接属于寺院，但是实际上寺院都争占僧祇户。承明元年(476年)寺院逼召凉州军户赵苟子等200家为僧祇户，酿成50多人被迫自杀的惨剧。佛图户以“民犯重罪及官奴”为之，“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 [180] ，他们同样是寺院依附者，只是经济地位比僧祇户还低。

寺院经济中，高利贷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僧曹或寺主以原充赈济僧俗饥民之用的僧祇粟或其他财物，作为寺院高利贷本钱，盘剥人民。寺院高利贷“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契券，侵蠹贫下，莫知纪极” [181] 。僧曹还倚官放贷，如东魏济州沙门统道研“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 [182] 。

由于寺院耗财伤民，也由于寺院成为农民逋逃渊蔽，所以北朝统治者的 各种排佛议论和周武帝的毁佛，都具有经济上的目的。

六　六镇、关陇、河北等地各族人民大起义

北魏统治的腐败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孝文帝的改革，并没有也不可能使阶级关系获得多大的调整。孝文帝一面进行改革，一面还向臣下询问“止盗”的办法，可见农民暴动对北魏统治者仍旧是很大的威胁。孝文帝死后，继起的北魏统治者由于获得财富更为容易，贪欲也就越来越大，这种无止境的贪欲，直接破坏社会生产，使阶级矛盾更为激化。

北魏统治者在洛阳附近和其他地方霸占良田，垄断工商业，还对农民进行高利盘剥。咸阳王元禧有大规模的田产和牧场，并使用奴仆经营盐铁。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北海王元详也是远近营贩。被称为饿彪将军的元晖任吏部尚书，卖宫鬻职都有定价，吏部被人称作“市曹”。河间王元琛同高阳王元雍斗富，奢侈豪华程度超过西晋的石崇、王恺。掌军的武将抄掠农民，还残酷地剥削兵士，兵士在苦役和饥寒疾病中大量地死于沟渎。

无止境的兵役徭役，不断加重的租调，同水旱饥馑一起袭击农村，使均田秩序迅速破坏了。贫苦农民有的逃亡山泽，渔猎为生，有的投靠豪强，重作荫户。寺院大量地隐匿人口，绝户为沙门的到处皆是。掠卖良口为奴婢的事，不再受到法律的制止。无路可走的农民群起暴动，沙门连续起义，沿边氐、羌、蛮、僚等族也吹起了反魏的号角。起义形势激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黄河以南各地的汉族官吏纷纷投向南朝，鲜卑贵族之间也常发生内战，北魏统治者在政治上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六镇、关陇、河北等地各族人民大起义 　北方六镇地区的各族人民，首先树起了大规模反魏斗争的义旗。六镇是今河套西北到河北张北县一线的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个军镇 [183] ，原来是北魏抵御柔然、屏蔽平城的军事要地。这一带不设州郡，由军镇直接统治，居民除了相当数量的汉族、鲜卑族府户以外，多是发配来的罪人和被强徙的其他各族人民。他们受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逐步被鲜卑族强制同化。鲜卑镇将驱使各族兵民种田服役，还时常逼迫他们出塞掳掠。这里经济落后，加上连年旱灾，耕地减少，鲜卑镇将独占了仅有的一些沃土，兵民赖以为生的，只有少量的贫瘠荒田。所以当中原阶级矛盾正在激化之时，六镇兵民早已形成了剑 拔弩张的形势。

六镇镇将多是鲜卑等族的贵族，一般官吏也多是鲜卑人或中原强宗子弟，他们戍边求勋，本来升迁很快。柔然衰弱和都城南迁后，他们不再受到重视，出路狭窄起来。他们把这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看做是迁都和改革旧俗的结果，因此有些人也对北魏统治者心怀不满。主要由鲜卑人和高车人组成的洛阳禁卫军羽林、虎贲，也曾在神龟二年（519年）进行暴动，打死主张限制鲜卑武人特权的张彝父子，这更助长了六镇一般官吏反对北魏的声势。因此当六镇兵民酝酿起义的时候，六镇一般官吏也怀着自己的目的，掺杂其间。

正光四年（523年），今张北县以北的怀荒镇民乘柔然入塞掳掠的机会，杀掉镇将于景，起兵反魏。接着，今五原西北的沃野镇民匈奴人破六韩拔陵杀镇将起义，附近各镇胡汉人民广泛响应。正光五年，高平镇（治今宁夏固原）兵民起义，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城民起义，推羌人莫折大提为秦王。大提死，子莫折念生继统其众。这些起义军在关陇地区广泛展开活动，连败魏军。

孝昌元年（525年），破六韩拔陵渡黄河向南进攻，有众二十多万。这支军队由于组织不善，在北魏分化之下丧失了战斗力。北魏害怕他们回镇后重整旗鼓，于是逼迫他们到冀、定、瀛三州（今河北中部）就食，他们就在这一带的人民中点燃了反魏的火炬。同年，流浪在上谷（今河北怀来）的柔玄镇兵杜洛周起义称王，把这一带的汉族和其他各族反魏武装集中起来，占领幽州。流浪在定州的五原降户敕勒人鲜于脩礼，也领着流民起义。不久以后，这支起义军被北魏分化，鲜于脩礼被叛将元洪业杀死。脩礼部将葛荣又杀元洪业，于孝昌二年（526年）称天子，建国曰齐，并率领部众，继续战斗。

杜洛周的队伍向南发展，在武泰元年（528年）被葛荣并吞。葛荣拥有数十万众和河北数州之地，力量强大。他率军继续南进，前锋越过汲郡，指向洛阳。关陇起义军各部也已统一于鲜卑人万俟丑奴（万俟氏原来是役属于匈奴的牧民）之下，力量也很强大。魏军在夹击中望风披靡，节节败退。

这时，被起义军震撼的洛阳朝廷中，发生了胡太后与孝明帝争权的斗争，秀容（今山西忻州境）地方的契胡部落酋长尔朱荣，于528年挟持他所立的孝庄帝入京。契胡部是羯人的一个畜牧部落，这个部落镇压了一部分起义队伍，又陆续吞并了不少六镇流民，收容了一批从起义军分化出来的六镇官吏，力量很强大。尔朱荣在洛阳附近的河阴，溺死胡太后，围杀北魏的王公百官两千多人，史称“河阴之变”。接着，尔朱荣入洛，完全掌握了朝政。 葛荣军围攻邺城，尔朱荣从晋阳出兵，攻击葛荣。

葛荣受到河北地主武装的阻截，进展缓慢；又面临新投入战斗的凶悍敌人尔朱荣，没有及时警惕和戒备，在军事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邺城附近一战，尔朱荣击破了葛荣军，把葛荣军强制分迁各地，葛荣本人也被俘杀了。那时在青州的河北流民，已由邢杲领导，进行反魏斗争；葛荣余部韩楼、郝长也回到幽州，坚持战斗。但是不久以后，他们相继被尔朱荣击败了。关中的万俟丑奴，在尔朱荣所派尔朱天光、贺拔岳等人率军镇压下，力量也趋于瓦解。

腐朽的北魏政权经过各族起义的打击，陷于分崩离析状态，旋即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中国北方又出现了东西对峙的局面。

六镇、关陇起义，主要是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河北起义则带有较多的农民起义性质。在六镇、关陇、河北的起义队伍中，有不少别有企图的边镇官吏和部落贵族，这些人一方面彼此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又对汉人带着不正当的仇视，进行了一些烧杀活动，因而冲淡了起义的光芒。虽然这样，起义群众瓦解了北魏统治，冲击了士族豪强的势力，功绩仍然是辉煌的。这次起义使边境各族数十万人涌入内地，使一些部落酋长丧失了对本部落的控制权，因而在客观上还推动了十六国以来鲜卑人封建化和鲜卑人同汉人融合的最后一个浪潮，孕育了隋唐统一的新局面。

七　北齐、北周的短期对峙　隋统一南北

东魏　北齐 　永安三年（530年）尔朱荣死，其部将高欢率领六镇鲜卑，从并州来到关东地区。高欢自称出于渤海蓨县的大姓高氏，是鲜卑化的汉人。他的祖父因罪徙怀朔镇，他自己生长边地，曾为怀朔队主。六镇起义后，他先在杜洛周军中，后投尔朱荣。高欢东来不久，即转戈相向，陆续消灭了尔朱氏在关东各地的势力。普泰二年（532年）高欢入洛，立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在高欢的逼迫下西奔长安，高欢乃另立孝静帝，自己掌握朝政并迁都于邺城，史称东魏。

那时候，关东的一些豪强大族各拥部曲，自立州郡，称霸一方。高欢表示尊重这些豪强大族的利益，不加触犯。高欢对于拥有宗族几千家的赵郡李元忠、部曲强大的渤海高乾兄弟等，更是尽量优容，同他们实行妥协。高 欢还企图调和鲜卑人同汉人的矛盾，下令军中“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 [184] 。他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他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185] 高欢用这种手段虽然打开了在关东活动的局面，消除了汉族豪强的武装反抗，但是并没有根本解决汉人士族豪强同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

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

代表六镇鲜卑贵族利益的北齐统治者，同关东汉人士族豪强进行了长期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本来，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方崔、卢、李、郑等士族的势力，就开始有下降的趋势。葛荣起义狠狠地打击了士族豪强，尔朱荣的“河阴之变”又杀掉不少汉人和汉化鲜卑官僚，包括皇族元氏的一部分，士族的势力就进一步衰落了。武定二年（544年），东魏在河北各地检括无籍之户六十余万，其中应当有不少是士族豪强的苞荫户，士族在经济上也受到打击。士族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下降，他们的子弟越来越不能凭借门第而得官，不得不从吏职中寻求升迁的途径；甚至还有入仕无门的人专门打家劫舍，完全同强盗一样。颜之推说：北齐士大夫“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校锱铢” [186] ，这正是士族门第衰微的具体表现。由于这种种原因，东魏、北齐时期汉人士族在鲜卑勋贵的打击下，几乎完全无力回击。

北齐将相大臣中，十之七八为鲜卑贵族和鲜卑化的汉人 [187] ，汉人士族受到排挤。天保七年（556年），北齐并省豪强大族自立的州郡，取消了3州、153郡、589县、3镇、26戍，大大削弱了部曲强大的封、高、羊、毕等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为了更方便地统治汉族人民，北齐也曾几度起用汉人士族做宰相。这些被起用的士族利用暂时的权势提拔衣冠子弟，扶植自己的势力，结果往往受到疑忌而以自己被逐被杀告终。齐废帝时鲜卑勋贵杀士族杨愔，齐后主逐士族祖珽，都有一大批士族遭到杀戮。北齐末年佞幸卖官，州郡职司官位多被富商大贾买去，士族豪强几百年来垄断州郡掾属的特权，实际上又被剥夺。不过北方士族根深荫广，死而不僵，还能够凭借旧日的地位，在社会上发生一定的影响。

在经济上，鲜卑贵族以借田或国家赐田方式，强占肥美土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为了增加租调收入和使鲜卑军人普遍获得土地，北齐于河清三年（564年）重新颁行均田制 [188] 。均田制规定邺城30里内土地全部作为公田，按等差授给六镇来的鲜卑贵族、官僚和羽林、虎贲；30里以外，魏郡、广平、林虑等皇畿九郡以内的土地，按等差授给汉族官僚和兵士。京城百里以外，土地授受之法大致与北魏相同。所不同的有：露田一律按倍给数计，而无倍田之名；奴婢受田人数，按官品限制在300人至60人之间，限外不给田者不输租调；非桑之土按桑田法给麻田为永业，身终不还；均田农户除纳租调外，其丁男有正式服兵役的义务 [189] 。河清均田，使鲜卑贵族同汉人官僚都成为中原的大地主，而使鲜卑兵士同汉族农民一样，成为封建国家的均田农民，这对于从六镇内徙的鲜卑人的彻底封建化，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鲜卑贵族的兼并和租调兵徭的沉重，北齐均田农民的土地非常不足，经济地位十分不稳定。他们不得不卖帖自己的土地，甚至出卖按制度不许买卖的露田，逃亡异乡，或者托身寺院，以躲避统治者所加的不堪忍受的压迫。从东魏初年直到北齐之末，关东农民暴动连绵不断，有的攻州拔郡，有的众至万人。地形深阻的豆子航（今山东惠民境），就是高齐以来起义农民聚集的中心之一 [190] 。

西魏　北周 　530年，尔朱天光、贺拔岳等率军入关，镇压关陇起义。贺拔岳部将宇文泰最后掌握了这支入关的队伍，控制了关陇地区。宇文泰是源出南匈奴的所谓“鲜卑别部”的宇文部人，原居武川镇。六镇起义后，他先后在鲜于脩礼、葛荣军中，葛荣失败，他降于尔朱荣。北魏孝武帝在高欢逼迫下西入长安后，宇文泰鸩杀孝武帝，于535年另立文帝，自己掌握政权，史称西魏。

宇文泰是汉化较深的鲜卑人，他不但善于采用各种手段来糅合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使他们在剥削关陇农民的基础上维持一致，而且还被迫吸取了六镇起义的教训，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这样，西魏就一 天天强大起来，力量逐渐超过东魏。

宇文泰制定计帐（租赋的预计数）和户籍制度，以安定统治秩序。他颁布“先修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的六条诏书，要求州县守宰作为施政准则。他仿照周官制度，改革西魏的官制朝仪，用六官代替南北朝原有的中央政权组织。他又仿周官六军之制，把十二军鲜卑禁旅近五万人改为六军。六军分由六柱国率领，每军督两大将军，每大将军督两开府，共为24部，由宇文泰总领，形成府兵系统。宇文泰和无实权的西魏宗室元欣都是柱国，合六军的六柱国共为八柱国，这又符合早期鲜卑的八部大人的部落兵制。为了在形式上与八部大人制相似，府兵主将和兵士都改为鲜卑旧姓。府兵兵士由主将率领轮番宿卫，不当番时则练习武艺。他们不列于户籍，因而没有其他赋役。宇文泰接着又把关陇豪强的私家武装乡兵，陆续归并到府兵中，以汉族豪强为乡帅，这样，鲜卑贵族和汉族豪强就进一步结合起来了。宇文泰还颁行均田制，规定了较轻的赋役。

废帝二年（553年），西魏取得蜀地；第二年又取得江陵，控制了萧詧的后梁，并驱掠江陵官民到关中作奴婢。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魏自立，建立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统一了中国北部。

周武帝实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释放一部分官奴婢和一部分私奴婢，并把另一部分私奴婢转为私家的部曲、客女，即封建依附农民。他宣布放免杂户，削除抑配杂户的办法，又禁断佛道二教，尊崇儒学。他严禁乡官隐匿户口土地，正长隐匿五户和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都处死刑。他大量招募普通汉人充当府兵，削弱府兵兵士对主将的身份上的从属关系，使府兵的部落形式大为冲淡，民族差异大为减少。

隋统一南北 　宣政元年（578年），北周军政大权逐步落到外戚杨坚手中。杨氏家族出自六镇之一的武川镇，深受鲜卑影响，杨坚之父杨忠曾为府兵的十二大将军之一，为北周立有战功。大象二年（580年）杨坚自居大丞相总知中外兵马事，部署力量，作灭周的准备。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人相继发动声势浩大的兵变，反对杨坚，但是很快都被杨坚镇压了。杨坚恢复了改从鲜卑姓氏的府兵的汉姓，改变了北周的官制。581年（隋开皇元年），杨坚强迫周静帝让位给他，建立隋朝。

接着，隋文帝杨坚铲除了朝廷中的异己势力，以二子杨广、杨秀分镇并、益二州，并命杨素在上游大造战舰，准备向江南进军。在经济上，他采取措施，以充实国家力量。在隋文帝的统治下，隋的国力蒸蒸日上，远远超过了江南的陈朝。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以后，北方的民族关系到这 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南北对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质完全消失，隋对南方经常发动的战争，已经转化为争取统一的战争了。

在南北关系上，周、齐以来早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南北使节往还日益频繁，充任使节的人往往是特别遴选出来的南北闻名的高门名士。随着南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破关禁的要求日益迫切，淮、汉边境经常进行着民间交易，南北守将也违禁互市牟利。双方大官僚常常派人跟随使臣前往对方贸易，所以使臣的随从众多。北方人民过去由于民族压迫严重而大规模地单向南流的现象停止了，南北人民正常地相互往来的现象却增多起来。南北双方的官僚，常常由于政治上失势而投奔对方，依旧得到高官厚禄，不致受到民族歧视。这一切现象，说明南北统一的时机业已完全成熟。

开皇八年冬，晋王杨广统率50万隋军，分五路临江，向江南的陈朝发动总攻；新建立的上游水师，也在这时顺流而下，直趋建康。腐败的陈朝以为长江天险足资凭借，根本没有多少守备。开皇九年（589年）隋军渡江，一举攻下建康，消灭了陈朝，接着又陆续摧毁了南方各地分散的反抗，平定了南方全部州县。这样，历时二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新阶段就逐步展开了。

八　北朝的边境各族

柔然 　柔然 [191] 是东胡的苗裔 [192] ，统治者姓郁久闾。西晋以来，柔然世居頞根河和弱洛水（均在今蒙古国境内，颏根河即鄂尔浑河，弱洛水即图拉河）一带，冬则南至阴山地区，与鲜卑拓跋部为邻，并以马畜貂豽皮同拓跋部进行交换。柔然人“无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氇帐为居，随所迁徙” [193] ；也“无文记，将帅以羊屎粗记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 [194] 。西晋、十六国时期，柔然社会中还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

北魏道武帝时，拓跋部向南发展，柔然势力逐步扩张，“西则西域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这时，柔然人进入了阶级社会，在他 们的第一个可汗社崙统治下，建立了奴隶主的国家。社崙“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因而军队的战斗力比过去提高了。

柔然同后秦、北燕保持和亲关系，但是他们“风驰鸟赴，倏来忽往”，时常侵犯北魏的阴山边塞地区。北魏太武帝为了使北魏摆脱柔然与刘宋的夹攻，解除腹背受敌的威胁，集中力量打击柔然。神 二年（429年），他率大军分东西两道远袭，在栗水（今蒙古国克鲁伦河）大败柔然可汗大檀，大檀西走，柔然及其所属高车诸部降魏者三十余万落。从此以后，柔然力量大衰，双方战争，以北魏远袭居多，柔然犯塞较少。

5世纪下半叶，柔然同北魏常有和亲往来。佛教已传入柔然中，西域贾胡也时来贸易。柔然使者还常常经吐谷浑至益州，甚至远至江南，与南朝通好，并曾向南朝索求医、工。宋使者王洪轨，也曾远使柔然。

北魏正光元年（520年），柔然内乱，从属诸部的反抗又很激烈，所以可汗阿那瓌率领一部分柔然人归魏，北魏把他们安置在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西北）以北。六镇起义爆发后，阿那瓌曾助北魏进行镇压，杀死起义领袖破六韩拔陵。

北魏分裂后，阿那瓌先与西魏和亲通好，继又归东魏、北齐。这时，柔然屡为北方崛起的突厥所败，一些从属部落如高车等也屡起反抗。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突厥灭柔然。

高车 　《魏书•高车传》说：“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但是北朝史籍往往以这一族居大漠南北者为高车或敕勒，以居中原者为丁零。

中原地区最晚到后赵时已有丁零，他们多聚居在定州（治今河北定州）、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密云也有一部分，其著姓有翟氏、鲜于氏等。丁零翟斌被苻坚徙于新安（今河南新安境），淝水战后，翟斌率部反对苻坚，从此以后，翟氏所部丁零曾长期在中原与鲜卑人角逐。北魏统一北方后，丁零人常进行反抗活动，被北魏镇压下去，因此北魏军中有许多被征服的丁零人 [195] 。

大漠南北的高车人，诸部各有君长，语言与匈奴人大同小异。高车人衣皮食肉，随水草迁徙，勇猛善战，斗无行阵，阶级分化还不显著。高车与柔然驻地交错，常有战争；高车副伏罗部被柔然征服，长期役属于柔然，不断地举 行逃亡和反抗斗争。北魏道武帝分散诸部部落时，“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 [196] ，因而得以维持自己的部落组织。

神 二年（429年）魏军大破柔然后，又破高车东部，高车人降者数十万落。北魏把他们安置在滦河上游至阴山地区放牧，岁收贡献，北魏“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氊皮委积”。还有许多高车人被徙置于沿边各军镇，其中有反抗者，更被逼配河北、山东各州为营户。六镇、关陇、河北起义时，高车人都是主力之一；东魏、北齐的统治者中，有很多是高车部人。

塞外高车副伏罗部，于太和十一年（487年）举众十余万落西走，在高昌以西地区建立王国，同噘哒和柔然进行过三十多年的斗争。

高句丽 　鸭绿江以西的高句丽人，其政治中心于山上王十三年（建安十四年，209年），由国内城迁于丸都（均在今吉林集安） [197] 。曹魏和前燕时，丸都先后受到毌丘俭（246年）和慕容皝（342年）的侵袭。北魏初年，当高句丽广开土王时期和长寿王的早期，高句丽势力开始强大，在辽东发展。长寿王十五年（427年），高句丽政治中心移于平壤。留居辽东的高句丽人民，同鲜卑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创造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407年，鲜卑化的高句丽人高云曾经一度继为后燕天王；436年北燕亡国，鲜卑化的汉人国王冯弘也出奔高句丽。高句丽还同东晋南朝交往密切。

高句丽人随山谷而居，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衣布帛及皮，俗喜歌舞。高句丽农民以布、谷交纳赋税；他们负债不偿，就得以子女为债主奴婢。高句丽社会中已出现了剥削关系，今存文献和高句丽好太王（即广开土王）碑、冉牟墓志中，都有奴客的称谓。

库莫奚　契丹 　库莫奚，“其先东部胡宇文之别种” [198] ，居濡水（滦河）上游，主要从事畜牧，随逐水草，迁徙无常。5世纪下半叶，库莫奚人常入塞以名马、文皮与北魏互市。

契丹是东胡的一支，居地在库莫奚以东，辽水以西。契丹人以畜牧射猎为事，5世纪中叶以来，他们在和龙、密云间以名马、文皮与北魏互市，有时还人塞市籴。

吐谷浑 　吐谷浑 [199] 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4世纪初经阴山，越陇西，至 青海地区，与氐、羌杂居，其地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 [200] 。吐谷浑人主要从事畜牧，“逐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 [201] ；也经营农业，种植大麦、蔓菁、豆、粟等作物。吐谷浑社会贫富分化显著，婚姻厚纳聘礼，“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吐谷浑采用中原王朝的官号，置长史、司马、将军等，稍后，还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等官。吐谷浑刑罚规定：“杀人及盗马者罪至死，他犯则征物以赎。”吐谷浑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赋税制度，“调用不给，辄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

阿豺统治吐谷浑时，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自此以后，吐谷浑南通蜀地，北交凉州，屡与刘宋、北魏通好。5世纪中叶拾寅统治时，吐谷浑人开始“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并开始崇奉佛教。西域和益州商贾，常往来于吐谷浑中。

北朝末年，夸吕为吐谷浑可汗，定都于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但是直到这时，吐谷浑人仍然“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吐谷浑频与齐、周通使，并同北周发生过许多次战争。

西域诸国 　魏晋以来，西域天山以北的游牧地区，屡次被鲜卑、柔然、高车、噘哒 [202] 、突厥等族所控制；天山以南地区的十余小国，也常常受到北方强族的侵犯。

天山以南各国，经济生活比汉代有了提高。高昌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漆，赋税计田输银钱，无者则输麻布。于阗宜五谷桑麻，焉耆、龟兹都出稻、菽、粟、麦，养蚕为绵纩。葡萄和畜产，各国都很丰富。龟兹人用煤冶铁，所出铁充西域诸国之用 [203] 。今新疆拜城的魏晋石窟寺壁画中，有二牛引犁和农夫持宽头钁的耕作图，反映了西域农业和冶铸业的进步。西域和中亚的商人经常从天山以南地区进入内地，或进入北方其他民族地区贸易。

高昌有不少汉人，他们有些是汉代戍卒、屯田卒的后裔。高昌统治者立有学官，教授《毛诗》、《论语》、《孝经》。文字主要用汉文，也兼用“胡书”，语 言则为“胡语”。“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 [204] 西域各国佛教很盛，于阗、龟兹是西域佛教的中心。著名的龟兹乐，4世纪晚期传入后凉；北魏灭后凉，龟兹乐传入平城，并逐渐在北方各地广泛流行。

天山以南诸国，与内地经常有政治联系。约在326年至334年间，前凉张骏遣将杨宣出西域，降南道诸国，以今吐鲁番地区为高昌郡。前秦苻坚派吕光进军西域，淝水战后，吕光退回姑臧，建立后凉，继续控制西域。太延五年（439年）北魏灭北凉后，北凉的沮渠无讳、沮渠安周兄弟一度占领过西域诸国。北魏还曾遣董琬等出使西域，重新沟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至于高昌一带，则从北魏中期一直到北朝之末，始终在汉人阚氏、张氏、马氏、麴氏相继控制之下。柔然强大时，北魏在西域地区同柔然进行过长期的战争。

突厥 　突厥统治者姓阿史那，起初住在阿辅水、剑水（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两支流），过游牧狩猎生活，后来迁徙到高昌的北山（今博格达山），以锻铁著名。5世纪中叶，他们被柔然征服，成为柔然的锻奴，被迫迁居金山（阿尔泰山）南麓。

6世纪中叶，突厥人逐步摆脱了柔然的束缚，发展锻冶手工业，与西魏边地及西域各国互市，力量壮大起来。西魏废帝元年（552年），土门建立突厥汗国，称伊利可汗。第二年，木杆可汗立，他占领柔然全部疆土，西破噘哒，东败契丹，北并契骨（黠戛斯），领地“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 [205] 。突厥汗庭在今鄂尔浑河上游的于都斤山。

突厥汗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可汗下面，有叶护、特勤等大小官28等。法律规定反叛、杀人者死，伤人者以女或马赔偿，偷盗者十倍偿还。被征服族人进行反抗或本族人犯法者，都得降为奴隶。为了统治辽阔的国土，突厥在各个地区分立许多可汗，因而突厥统治者内部经常发生争权夺利的冲突。

北齐、北周对峙时期，双方都力求取得突厥的助力，突厥则同时交通二国，乘机取利。北周保定三年（563年），突厥与周联军攻齐失败，突厥引兵出塞，纵兵大掠，自晋阳以北七百多里，人畜无遗。从此以后，突厥对北方边境的骚扰，日益严重。

第三节　东晋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东晋的统治和南北战争

东晋的建立 　西晋以来，江南是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地方。阶级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南北的民族矛盾，在这里错综纷纭地结在一起，形成非常复杂的政治局面。

西晋灭吴以后，江南的豪族士大夫被西晋统治者看作“亡国之余” [206] ，在朝廷中无所依托，得不到过去在江东拥有的政治特权。西晋大军在长江南北防守，又增加了他们的疑虑。所以他们曾屡次起兵反晋。西晋末年北方各族人民和汉族流民起义时，江南豪族徘徊观望，寻找自保的途径。

接着，斗争的浪潮席卷江南，义阳蛮张昌的别帅石冰，于太安二年（303年）占领江、扬等州，威胁着江南豪族的切身利益。江南豪族各领私兵，推举吴郡顾秘为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围攻石冰的义师。广陵度支陈敏，也率领运兵参加镇压，首先攻入建康，消灭了石冰的力量。

永兴二年（305年），陈敏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起兵反晋，占领扬、江等州。他礼召江南豪族名士，署为官属。但是江南豪族认为陈敏是江北人，又是小吏出身，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在永嘉元年（307年）并力把陈敏消灭了。

就在这一年，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受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同北方名士王导等人进驻建康。西晋官僚在此前后陆续南渡的，都与司马睿合流。北方人民也向南迁徙，规模很大。江南豪族受过流民起义的打击，又觉察到北方胡族活动对他们的威胁，于是对司马睿的态度从观望转向支持。王导在他们之间尽力周旋，授给他们各种官职，保障他们的利益，因此南北士族集团的合作就比较稳固起来了。永嘉六年（312年），羯人石勒兵临淮颍，准备南犯，民族矛盾顿形尖锐。那时带兵击退石勒的，就是江南豪族纪瞻。

316年，晋愍帝出降刘曜，西晋灭亡。317年，司马睿在南北士族拥戴下自称晋王，第二年（大兴元年）称帝，这就是东晋元帝（317—322年在位）。

东晋初年，司马睿陆续控制或消灭了一些心怀不满的南方豪族武装，稳 定了自己在江南的统治。北方各族统治者之间混战频仍，南侵的可能性也暂时减少了。在这个时候，南迁地主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爆发了争夺东晋统治权力的斗争。永昌元年（322年），掌握荆州重兵的王敦为了反对晋元帝对他的防制，在其从弟王导的纵容和南方大族沈充的援助下，一度攻入建康，逼死晋元帝。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历阳内史苏峻拒绝征调，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举兵反叛。这些叛乱事件，由于失掉多数南迁士族的支持，先后归于失败，东晋政权才得以转危为安，勉强维持下去。

北方人民的南迁 　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和内战，以及十六国时北方的混乱，引起了北方人民的外迁。他们或走辽西，或走陇右，但是最大量的还是渡江南徙。南渡的人通常是按籍贯聚集若干家，节节迁移，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流民群。南渡官僚也往往随带宗族部曲，并且沿途收集流散，以扩大自己的部曲队伍。

南迁人民达到长江流域的，总数至少有70万人，还有约20万南迁人民没有达到长江，聚居在今山东和江苏北部地区。南迁人民中，也有一部分越过长江以后，继续南进，达到今浙江和皖南，甚至深入闽广；还有一些分散在长江中游州郡。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等有关记载估计，刘宋时有户籍的南迁人口约占西晋北方人口的1/8，约占刘宋时南方人口的1/6。扬州所集南迁的人最多，占全部南迁人总数半数以上。

到达南方的北人被称为侨人，他们除了已经沦为奴客的一部分以外，剩下来的或者占荒耕种，或者逐食流移，当时都没有编入国家户籍，称为“浮浪人”。为了控制他们，东晋在侨人集中的地方，陆续建立许多与侨人旧土同名的侨州、侨郡、侨县，使侨人著籍。这些侨州、侨郡、侨县没有实土而又时合时分，情况复杂异常。侨立州郡内并不全是侨人，南徐州侨人比例最大，占州内侨、旧人口总数42万中的22万。旧有郡县内也有一部分侨人。被大地主招纳为奴为客的侨人，因为多未著籍，其数量难以估计。

著籍的侨人，起先可以获得优复，这对于招徕北方流民，稳定他们于农业生产，阻止他们无限度地流入私门，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侨立郡县越来越多。由于侨人在南方历久年深，他们同南方土著农民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别越来越小。国家为了榨取侨人的租赋力役，驱迫他们当兵，从成帝咸和年间（326—334年）开始，一再用“土断”的办法来加强对侨人的控制。土断有的是把散居侨人断入所在籍贯；有的是并省没有实土的或民户太少的侨郡县；有的则是整顿版籍，把侨人立为白籍，以与旧人的黄籍相区别。兴宁二年（364年）由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成效比较显著。桓 温在执行土断时严格禁止豪强大族隐匿侨人，彭城王司马玄隐匿五户，发觉后被收付廷尉论罪。

祖逖和桓温的“北伐” 　当江南的统治集团纠缠在各种矛盾中的时候，从洛阳南来寄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的祖逖，慨然“以中原为己任” [207] ，首先要求向北进军。祖逖在上司马睿书中，陈述了北方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迫切愿望，也估计到北方汉族地主可以合作抗“胡”。建兴元年（313年），祖逖率领百余家部曲，渡江北上。他在长江中流击楫发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208] 他的豪迈誓言，表现了反对民族压迫的壮志。

祖逖驻在淮阴，一面招集流散，扩充队伍，一面冶炼兵器，屯田积谷。他自己勤劳节俭，不蓄私产，与将士共甘苦。他进军太丘、谯城、雍丘（今河南永城、夏邑、杞县）一带，控制了一些坞壁的地主武装，利用它们对付石勒。不到几年，祖逖军队收复了黄河以南大部土地，迫使石勒不敢过河。正在这时，晋元帝害怕祖逖功高难制，于己不利，派戴渊都督北方六州诸军事指挥逖军，并扼制逖军后路。同时东晋统治者内部明争暗斗非常激烈，王敦之乱已经在酝酿中。这些情形，使满腔热忱的祖逖忧愤成疾，大兴四年（321年）病死军中。豫州人民感念祖逖“北伐”的功劳，到处为他立祠纪念。

祖逖死后，南北之间暂时保持着均衡的局面，东晋统治集团忙于内战，“北伐”的呼声沉寂了一个时期。成帝咸康五年（339年），掌权的庾亮在荆州请求率师“北伐”，郗鉴、蔡谟力加阻止。郗鉴认为他所统军民以北人为主，渡江后就会脱离自己的控制；蔡谟更是夸大石虎的力量，故作危言，主张坐守江沔，等待敌人灭亡。这种消极的论调，居然获得朝议的赞同。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庾翼请求“北伐”，抗命进驻襄阳，但仍以受阻而止。后来，荆州镇将桓温的势力逐渐强大，永和三年（347年）桓温率军人蜀，灭賨人李氏的汉国（即原来的成国），声势更盛。他屡次要求“北伐”中原，当朝大臣无法直接阻止，乃于永和五、六年相继派外戚褚裒和名士殷浩“北伐”，以图抑制桓温。褚裒进驻彭城，来奔的北人日以千计，鲁郡民五百多家起义附晋，河北民二十多万也渡河来归。在这种有利形势下，褚裒不但不努力向前，反而一触即退，使河北来归的人民在半道上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殷浩北进，也以失败告终。

桓温利用褚裒、殷浩北进失败后朝廷暂时无力反对的时机，于永和十年 （354年）率军攻击前秦，进入关中，受到关中人民的牛酒欢迎。但是桓温不愿在北方战场上过多消耗实力，所以在灞水停军观望，丧失了取胜的时机。秦军芟苗清野，深沟自固，晋军粮食匮乏，全部退回。永和十二年，桓温第二次北进，收复洛阳，徙民而归。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第三次北进，从扬州到达前燕邺都以南的枋头（今河南浚县境）。前燕在前秦援助下截断了晋军粮道，桓温弃甲烧船败回。

桓温以“北伐”为事，前后十多年。他受到朝臣的牵制，而他自己也把“北伐”作为个人集中权力的手段，所以“北伐”迄无成就。他在“北伐”途中见以前所种柳树大已十围，不禁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209] 他不满朝臣“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的苟安态度，请求“一切北徙”，还都洛阳，上表至十余次，都没有得到允许。东晋朝臣反对桓温，除了权力之争的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在南方产业已丰，无心北归。孙绰以“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为理由，力排还都之议，认为还都洛阳是“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 [210] ，这是当时士大夫中最露骨的自白。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以后还有过“北伐”，每次“北伐”也都得到过北方人民的支援，但是南北统一的希望却始终无法实现。

淝水之战 　宁康元年（373年）桓温死后，军权由其弟桓冲掌握。那时前秦已经统一北方，占领益州，威胁东晋。东晋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由于大敌当前暂时缓和了。桓冲把扬州让给当政的谢安，自己专镇上游，作防秦准备。谢安侄谢玄在京口组成了一支称为北府兵的军队，是东晋唯一的劲旅。

前秦夺得东晋的彭城、襄阳两大重镇以后，在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倾力南下，军队旗鼓相望，前后千里。十月，秦前锋苻融等军25万进至淮颍地区，陷寿阳，晋军谢石、谢玄等率北府兵8万人迎战，在洛涧（今安徽怀远境）与秦军相拒。苻坚派被俘的晋将朱序到晋营诱降，朱序把秦军情况密告谢石，并且说如果晋军能乘秦军还未完全集结时一鼓击破苻融，就可能操全局的胜算。谢石、谢玄获得这一重要消息后，立即部署晋军，从容应敌。

十一月，谢玄派北府将刘牢之以精兵5000袭击洛涧，歼秦军万余人，掳获大批粮草器械，取得了首战的胜利。苻坚在寿阳城头望见晋军布阵严整，又以为城外八公山上草木都是晋兵，始有惧色。

谢玄乘胜，与逼淝水而阵的苻融相约到淝水西岸决战。苻坚麾军后退， 企图乘晋军半渡淝水时加以邀击。但是秦军内部不稳，一退不可复止，顿时溃散奔逃，自相践踏；晋军乘势猛攻，获得了巨大胜利。秦军溃兵在路上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东晋追兵。

前秦的南侵师出不义，前秦内部隐伏着的民族矛盾，由于师出不义而加深了。淝水之战以前，苻融和一些氐、汉官吏，看到北方人民思念东晋，也看到前秦的鲜卑人与羌人可能乘机起事，都一再反对过南侵。怂恿苻坚南侵最力的，是想借机促成苻坚失败的鲜卑贵族慕容垂、羌人贵族姚苌等人。淝水之战中，秦军是由临时征集来的各族人民组成的，他们离心离德，意气消沉，不愿积极作战；秦军中的汉人面对晋军，更是不愿自相残杀。与此相反，东晋在强敌进犯之前，“君臣和睦，上下同心” [211] ，北府兵又多为流亡南来的北方人或其子孙，他们深受民族压迫之苦，更是英勇接战，奋不顾身。因此在淝水战场上苻融麾军稍退的时候，各族士兵临阵奔逃，而晋军则以一当十，奋勇追击。被俘在长安的晋将丁穆，也乘秦军南下的机会，与关中汉人倡议，响应晋军，加重了苻坚后方的混乱。这种内外交攻的形势，不但决定了秦军的失败，而且更导致了前秦统治的瓦解。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淝水之战中东晋的胜利，使南方人民避免了氐族统治者的摧残，使南方经济文化免遭破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战争

豪强大族统治下南方农民生活的痛苦 　在东晋政权的庇护下，大批从北方来的“亡官失守”之士，在南方抢夺土地，占夺流民为部曲、佃客和奴婢；许多南方地主，也继续扩充经济势力。晋初执政的王导力图弥合南北地主的矛盾，所以他为政务求清静，不干预地主的掠夺行为。南方地主顾和还不满足，要求王导“宁使网漏吞舟”，而不要“采听风声，以为察察之政” [212] 。谢安效法王导，为政“去其烦细”；他不许搜索被豪强舍藏的流民，竟认为“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 [213] 在这些世家大族相继统治之下，达官豪强贪污秽浊，恣意害民。豪将盗石头仓米达100万斛，东晋王朝不敢追究，反而滥 杀管仓小吏塞责。郗愔以“深抱冲退”著名，但是敛财却多达几千万 [214] 。地方官吏贪污比京官还厉害，京官不能满足贪欲时常常求为县令。在这样的统治之下，人民受害之深可以想见。

东晋的徭役十分繁重，连京畿境内，徭役名目也多得惊人，庾龢为丹阳尹时，请求废除众役达六十余项。范宁上疏说：“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 [215] 赋税在东晋中期以后也大为增加。太元元年（376年），东晋废除了度田收租之制，改为不论有无土地，也不论有多少土地，每口一律税米3斛；太元八年又激增至5斛。从度田收租改为按口税米，对于地主有利，而对于农民却非常不利。

不堪赋役压榨的农民，有些成批地向广州以及南方腹地逃亡，有些聚结在山湖深处，逃避官府搜索。统治者对待逃亡农民，更是极端残酷，史载海陵（今江苏姜堰东）逃亡民近万户聚在青浦的湖泽菰封中，毛璩率军千人围捕无效，趁大旱时四面放火，烧尽菰封，迫使亡户出降，然后把他们编为军队。

南方农民在东晋政权和地主的压迫剥削下，常常发生暴动。由于南北民族矛盾起伏不定，分散的暴动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汇集成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淝水之战以后，北方胡族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东晋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立即趋于炽烈。隆安二年（398年）镇守京口的王恭和荆州的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继起兵反对当权的司马道子。经过复杂的斗争后，长江中游地区为桓玄割据，下游的京口和江北地区为北府将刘牢之控制，东晋朝廷的辖区，实际上只剩下江南一隅，赋税兵徭的沉重负担，就全部落到江南八郡农民身上。江南农民除了造反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

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战争 　王恭起兵后，新安太守、五斗米道教主孙泰借讨伐王恭的名义起兵，被司马道子诱杀了。孙泰侄孙恩逃到海岛上，继续以五斗米道招引流亡。隆安三年（399年），代司马道子执政的司马元显，征调江南诸郡“免奴为客”者，即从奴隶身份解放出来的佃客，称之为“乐属”，移置京师当兵。征发的时候，官吏还大量侵犯不是“乐属”的一般农 民 [216] 。无辜农民受到驱逐徙拨，辗转流移，有许多都死亡在道路中。在这种情形下，农民纷纷举行暴动，以反抗东晋政权加于他们的不堪忍受的摧残。那时候，孙恩从海岛带领部众登陆，攻下会稽郡，同正在进行战斗的农民合流，形成有组织的起义斗争。江南八郡农民广泛响应孙恩，不到十天，起义队伍就扩充到几十万人。江南地主不愿东晋夺走佃客，也乘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机会参加孙恩的反晋队伍，以图从中取利。

孙恩自号征东将军，转战于东南各郡，杀戮东晋的郡守县令，建立起义军的地方政权。会稽内史王凝之是有名的道教徒，他用道教仪式进行祷告，请求“鬼兵”帮他守城。起义群众并未因宗教相同的原因而饶恕他，仍然在攻下会稽时把他杀了。建康附近各县也常有小规模的农民暴动，与孙恩大军呼应。东晋派谢琰率北府将刘牢之等进攻孙恩，孙恩率众退入海岛。

隆安四五年间，孙恩连续几度攻入会稽等郡，杀东晋官吏谢琰、袁山松等人。隆安五年，义军十余万，战船千余艘，浮海进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建康震动。北府将刘裕反攻义军，义军又退回海岛。

元兴元年（402年），割据江、荆的桓玄利用孙恩起义的机会，攻下建康，次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楚。那时孙恩再次登陆进攻临海，不幸战败，投海而死。继孙恩而起统率义军的卢循为刘裕所迫，浮海南走，于元兴三年占领广州。

刘裕乘义军远走的喘息时机，于元兴三年赶走桓玄，恢复晋安帝的皇位，把东晋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出兵攻灭南燕，夺得了淮北河南的大片土地，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东晋统治者中的声威。

义熙六年（410年），卢循、徐道覆在始兴（今广东曲江）等地招集汉、溪等族居民为兵，两路北上，分别取得长沙、豫章等郡，顺流而下，直抵建康。刘裕灭南燕后迅速回军建康，抵拒农民军。卢循多疑少决，贻误戎机，使农民军不能取胜，只好退守寻阳。刘裕除了在长江中游节节进逼以外，还派军浮海占领广州，截堵农民军的归路。卢循兵败回师，围攻广州不下，转至交州。他在那里虽然得到俚、僚等族的支持，但终于战败身死。前后有成百万农民参加的转战东南半壁历时13年之久的农民战争，到此终于失败了。

孙恩、卢循起义，是东晋门阀士族也就是最高层的士族统治将近一个世纪以来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起义首先发生的会稽等郡，是南方土著门阀士 族虞氏、孔氏、贺氏等家族集中之地，北方来的门阀士族王、谢等氏也都麇集在这个地方。他们竞相开辟田园，兼并农民，占夺佃客和奴隶。起义农民冲击了士族地主的田庄，杀戮了同他们对抗的许多士族人物，还迫使许多士族地主剥削无所得，在饥饿中“衣罗縠，佩金玉，相守闭门而死” [217] 。门阀士族地主经过这次打击后，实际上丧失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把权力让给以刘裕为代表的门第较低的士族地主；而门第较低的士族地主在其统治的初期，不得不接受历史的教训，缓和一下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农民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社会生产出现了上升的景象，南朝早期的所谓“元嘉之治”，就是这样出现的。

孙恩、卢循出身门户较低的士族阶层 [218] ，他们领导的农民战争，具有一些严重的弱点。孙恩“逼人士为官属” [219] ，即把东南八郡许多聚众响应他的大地主，一概署为重要官吏，如吴郡陆瓌、吴兴丘尪、义兴许允之被分别署为吴郡、吴兴、义兴太守，家累千金的吴兴富豪沈穆夫，被署为余姚令 [220] 。这些人既不能坚决向东晋进攻，也不能为孙恩守土御敌。所以孙恩进则孤军无援，退则群起入海，终于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三　南朝的政治

宋的政治和南北战争 　刘裕败桓玄（404年），灭南燕（410年），镇压农民起义（411年）以后，于义熙九年（413年）攻灭割据成都的谯纵。然后他再次大举北进，于义熙十三年（417年）灭掉建都长安的后秦。这些活动，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420年，刘裕废东晋，自立为帝（宋武帝，420—422年在位），建立宋朝。宋初夺得青、兖二州，西至关中，大致拥有黄河以南的土地，疆域在东晋南朝时期是最大的。

农民战争的风暴，东晋士族挟主专横的情形，对宋武帝来说，都是历历 在目的教训。所以刘裕称帝前后，杀了奴客纵横的京口刁逵，把刁氏成万顷土地和大量家财分给贫民；以后，又杀了隐匿人口的余姚大族虞亮，以图限制兼并。他实行“土断”以清理侨人户籍，废除一部分屯田池塞以振百姓，禁止豪强封锢山泽。在宋武帝、宋文帝（424—453年在位）父子相继统治时期，史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 [221] 。这些话虽然带有夸张成分，但是宋初政治比起“纪纲不立”的东晋来，确实要好。

宋文帝元嘉年间，社会生产有所发展，国势比较强盛。元嘉七年（430年)刘宋派到彦之率军北进，被北魏打败，一度使“府藏武库为之空虚”。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军分两路北进。东路王玄谟军兵精器利，是北进的主力。王玄谟进围滑台后，“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 [222] 。他对于这些反魏力量不予妥善处理，反而任意割配给自己的亲信部属，引起他们的不满。王玄谟刚愎好杀，不以守备为务；又侵夺百姓财物，因而大失人心，终于被北魏援军打败。西路庞法起、柳元景军进入潼关，释放被北魏驱迫作战的汉人军俘，支援了北方人民的反压迫斗争，深得各族人民拥戴。但是东路军既已溃败，西路军孤立无援，也只得退归襄阳。

同年冬，魏太武帝率大军越过彭城、盱眙，到达瓜步（今江苏六合），扬言要渡江夺取建康。在这个危急局面下，建康附近丁壮全部参加战斗，沿江六七百里严加戒备。北魏后方不稳固，抄掠又无所得，人马饥乏，所以不战自退，转攻盱眙。盱眙守将沈璞、臧质率领军民，坚决抵抗。魏军用钩车、冲车攻城无效，只好驱掠人民北归。江淮间经魏军一进一出，赤地千里，南来春燕甚至无处筑巢，都在林中栖息。江南地区经过大规模的备战，邑里萧条，版籍大坏，所谓“元嘉之治”也就从此结束了。

瓜步之役以后，南北力量对比出现了有利于北魏的变化，北魏对刘宋处于攻势地位，刘宋在江淮地区的防守力量大大削弱，不断丧地折师。泰始三年（467年）刘宋边将背叛，淮北四州以及淮西之地尽失于魏。南北之间的战争虽然还是很多，不过随着北方各民族的逐步融合，民族斗争的意义已开始淡薄了。

宋文帝以后，宗室诸王和将帅发动了连年不断的内战。孝武帝为了制止内战，缩削扬、荆、江三州之地，以分镇将权势，并把亲信的寒人派作监督 镇将的“典签”。但是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

严重的剥削压迫和争权夺利的内战破坏了生产，使人民流离失所，备受苦难。早在元嘉九年（432年），赵广在益州发动起义，众至十余万，整个西南地区为之震动。泰始五年（469年），临海人田流发动起义，称东海王，杀鄞县令，震动东方诸郡。其余小规模的暴动，次数还很多。宋明帝曾重申旧制，“盗劫”者处黥刑，去脚筋远徙，拒战逻司者等一律处斩。但是严刑峻法的镇压，并没能消灭农民的斗争，也没有使宋代的统治延续多久。

齐的统治和寿阳、南阳入魏 　宋末内战中掌握了禁卫军的萧道成，在479年自立为帝（齐高帝，479—482年在位），改国号为齐。

齐高帝按虞玩之的建议，设立校籍官，以宋元嘉二十七年版籍为准，进行校籍，企图恢复瓜步之役以前的户籍状况。但是版籍的破坏是政治经济条件改变的结果，单靠校籍是无法整顿的。而齐初的校籍又是弊端百出，贫苦人民常常被诬为户籍诈伪，受到“却籍”的讹诈，罚充远戍或筑城。与此相反，富有者（主要是寒族地主）用各种手段涂改户籍，却又逍遥法外。校籍的纷扰，加剧了阶级矛盾。永明三年（485年），富阳民唐寓之反对校籍起兵，在钱塘称帝，江南“却籍”户前来投奔的达三万人。他们攻夺郡县；逐杀守令，声势浩大。齐武帝发禁兵镇压，他们才归于失败。

在农民起义的打击和宗室内战的破坏下，萧齐政权非常衰颓，无力维持统治，汉水以北的南阳和淮河以南的寿阳地区被魏军夺去。中兴元年（501年），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入建康，第二年灭齐，自立为帝（梁武帝），建立梁朝。

梁武帝的统治和侯景之乱 　梁武帝（502—549年在位）目睹宋、齐两朝宗室重臣内乱造成的危害，力图协调统治者内部的利益，避免内战。他改定北来士族的百家谱，以保障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东南士族不在百家之内，另为一部。他下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人物，实际上是为士族地主和寒族地主开辟做官的道路。他还大量增设州、郡、县，增加文武官位，以安插求官的地主。朝士有犯法的，他都暗示群下“屈法申之”。贪污聚敛的人只要不是存心造反，他都可以尽量优容。他提倡儒学，制礼作乐，恢复太学，建立州郡学，以图粉饰太平。他又大力提倡佛教，广建佛寺，用以笼络僧侣地主，麻醉人民。他自己还再三舍身同泰寺，让臣下用成亿的钱到寺院赎取。他采取这些办法使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和不同集团都能获得利益，因而缓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减少了内战。但是在另一方面，梁武帝对待百姓却非常暴虐，百姓受不了剥削压迫，大量逃亡，他又 制定法律：“一人亡逃，举家质作。” [223] 在他的统治下，百姓处境更为恶化，暴动没有间断。何之元说：梁武帝时“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抵文者比室，陷辟者接门。眚灾亟降，囹圄随满” [224] 。这就是何之元目睹的梁代民间生活的实际情形。

天监四年（505年），梁军攻魏，由于梁军主帅萧宏弃军逃归，魏军在天监五年、六年乘势围攻锺离，守将昌义之、韦叡力战，才转败为胜。北魏六镇起义发生后，魏扬州刺史李宪于普通七年（526年）降梁，梁军收复寿阳等城。中大通元年（529年），梁派陈庆之护送降梁的魏北海王元颢入洛争帝，但陈庆之军不久就败退回来了。

太清元年（547年），东魏大将侯景愿以所据河南之地降梁，不久即进据梁的寿阳。第二年，侯景勾结戍守长江的萧正德，渡江进攻建康。梁援军各路主帅多是梁武帝的子孙，他们觊觎皇位，互相猜疑牵制，无心接战。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破台城，繁华的建康被焚掠一空，梁武帝被困饿死。接着，侯景领军横行三吴，北折广陵，沿长江西进江陵，在那里被萧绎击败，退返建康，自立为帝。侯景所至之处屠城洗劫，残虐无比，他的野蛮行径，引起南方人民咬牙痛恨，到处起兵反抗。大宝二年（551年）萧绎派王僧辩和陈霸先率军东下。侯景战败后由海道北逃，被部属杀死。不久以后，萧绎就在江陵自立为帝，史称梁元帝。

西魏和北齐趁侯景之乱，分别向南略地，西魏取得益州，北齐取得淮南。梁雍州刺史萧詧投靠西魏，承圣三年（554年），西魏乘机派于谨、杨忠等率军攻下江陵，杀死梁元帝，立萧詧为傀儡皇帝，史称后梁。西魏军长驻江陵，监视萧詧，还把江陵财物抢夺一空，把江陵官吏和百姓几万人掠归为奴隶。

陈代南方内地豪强的割据和隋灭陈 　557年，陈霸先杀王僧辩，废梁自立为帝（陈武帝，557—559年在位），建立陈朝。

陈霸先称帝后，得不到各地武将的拥护；南方内地许多寒族豪强，也多乘侯景之乱，自署为州郡牧守，不奉陈朝法度。所以陈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既无力制止内战，又无力抵抗北朝的进攻。陈朝一度收复过江北之地，但是不久以后又放弃了。陈的经济也是凋敝不堪。陈宣帝屡下诏安置淮南流民，鼓励隐户归籍，但是均无实效。他命令罢任武将率所部到姑孰种田，“有无交货，不责市估，莱荒垦辟，亦停租税”；以后又令所有占田垦辟的人， 所占公私荒田“广袤勿得度量，征税悉皆停免” [225] 。这些办法促进了寒人地主经济的发展，而江南农业生产始终还是没有恢复到侯景之乱以前的水平。

隋代北周，于开皇九年（589年）进攻建康，俘陈后主，陈亡，南北统一。

士族与寒人势力的消长 　在南北民族矛盾尖锐的东晋时期，门阀士族中曾出现过王导与谢安、祖逖与桓温这样一些人物，他们的某些活动体现了汉族人民的民族利益，得到人民不同程度的支持。但是民族矛盾一旦缓和，苟安局面一经稳定，士族奋励的意气也就消失殆尽。他们习于逸乐，沉湎酒色，“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226] ，连实现统治的能力也丧失了。以善玄言著名的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连稻也不认识，问别人“是何草” [227] 。蓬头散带的士族子弟王徽之作桓冲的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228] 士族名士精神腐朽，躯体脆弱，由他们组成的统治集团，经过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后，被迫把统治权力拱手让给了以刘裕为代表的较低层次的士族地主。

南朝时期，实际上丧失了统治权的门阀士族，还力图凭借父祖余荫，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尽可能把士族原有的政治经济势力保存下来。他们除了仍旧尊官厚禄，威福自行以外，还通过婚姻和仕宦两途，把自己同其他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宣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229] 。他们越是感到没落和危殆，越要用自矜婚宦来挽救自己。南朝门阀士族以门第凌辱他人的事例特别多，实际上是门阀士族地位脆弱的表现。

门阀士族把婚姻关系严格限制在门阀士族的范围以内，并且极力排除非士族混入士流的可能性。门阀士族如果不严守这种限制，便被士族社会目为婚姻失类，受到排抑和诋斥。齐代王源嫁女给富阳满璋之之子，御史中丞沈约上章弹劾说：“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 [230] ，因此请求对王源免官禁锢。除了士庶之隔以外，门阀士族之间也还有门第高下的差别。王、谢、袁、萧是最高的士族，王、谢更是士族的冠冕。门阀士族一族之内的不同支脉，由于历史的或其他的原因，有时还有高下之别。江南士 族以朱、张、顾、陆为高，但一般说来，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低于北来士族，所以当侯景请求与王、谢为婚时，梁武帝答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231]

门阀士族虽然力求在婚姻上表现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已很紊乱。沈约在弹劾王源之时，就说到宋代以来“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论厮庶” [232] 。门阀士族向大权在握的较低层次的士族攀缘姻娅，同样是他们保全自己的一种重要手段。

门阀士族以官位自固的办法，是独占清流美职，把清浊两途严格区分开来。清流美职，主要是那些职闲廪重，可以无所用心的职位。宰辅中的文职，品秩既高，又可以不勤庶务，自然是他们首先独占的对象。其余官职清浊虽然大致有定，但是也可依居其位者的身份高下而发生变化。南朝官吏从浊职转为清职，胜过品秩的升迁，反之则甚于降黜。为了适应门阀士族出仕的需要，秘书郎、著作佐郎等职，虽然品秩俱低，但是却被门阀士族严格独占，作为入仕阶梯，入署不到百日便得升迁。

但是南朝门阀士族不能胜任武职，因此他们的地位就得不到如同东晋门阀士族那种武力保护，事实上不得不听命于掌权的较低层次的士族。

齐梁以来，门阀士族仍致力于士族谱的撰叙编次，企图用家世源流和婚宦记录作为自己应享特权的凭证。伪造谱牒，篡改户籍，冒充士族的事，常有出现。门阀士族为了极力装饰所谓“礼法门风”，还把礼学发展到极其烦琐的地步。但是这也不能挽救他们衰颓的命运。齐明帝说：“学士（按指沈约、王融等士族名士）辈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 [233] 实际上门阀士族子弟终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234] ，连有志读书的人也很稀少。侯景之乱时，他们“骨脆肤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其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235] 。从此以后，作为南方一种社会政治势力的门阀士族，就更为衰落了。

宋、齐、梁朝政治，是以皇族为代表的、社会层次本来较低的士族掌握统治权力，日益衰落的门阀士族居高位而无所作为。在士族的这两个层次以外，从刘宋后期开始，不预于士族的寒人，其权势越来越大，成为皇权的得力工具。南朝所谓士庶之庶，就是这种寒人。他们之中有的致位将帅，任专方 面；有的作为皇帝的爪牙，出任宗室诸王镇将的典签，实际上掌握州郡和军府的权柄。在中央政权中，寒人充当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参预机密，出纳王命，权势更为显赫。例如宋代的戴法兴当权，民间戏称他为“真天子”；齐代的刘系宗势倾天下，齐武帝说经国有刘系宗足矣；梁代的朱异居权要三十余年，举凡“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 [236] ，权势最盛。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江南人。

在士族势力更为衰落的梁陈之际，一些“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 [237] ，纷纷割据州郡，这表明南方内地寒人地主的势力更进一步发展起来了。史载熊昙朗据豫章，周迪据临川，留异据东阳，陈宝应据晋安，其余寒人地主立砦自保的，遍及今闽、赣、粤、湘、川等省境。陈时南方州郡刺守多为本地地主，他们不但不受陈朝的制约，而且还力图扩大各自的统治范围，经常进行火并。

寒人地主的统治，不论在中央或州郡，仍旧是贪诈勒索，与士族并无二致，因而南朝遍及内地的农民暴动，主要也就是打击他们。但是他们的兴起，说明南方封建经济的发展已不限于三吴一隅而是遍及南方各地，这在南方开发的历史上，又是不容忽视的。

四　南方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

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困苦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北方农民不断渡江南来，补充了南方不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西晋末年南来的郭文，隐居吴兴大涤山中，区种菽麦为生。这样的区种法，就是南传的一种农业技术。南北农民的结合，北方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同南方水田种植经验的结合，是南方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南方河渠交错，水利灌溉自来比较方便。东晋南朝时期水利事业又有发展。寿春的芍陂，会稽的镜湖，都曾修复使用。曲阿、乌程、句章、乐安以及其他地区，也都修建了一些陂堰，便利了农田灌溉。浙江海塘的修筑，保护了沿海地区农业生产免受海潮的破坏，作用也很显著。南方湖泊很多，决 湖泄水，就可以开辟良田。

三吴是南方粮食的主要产区，史载南方“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238] ，主要就是指三吴地区而言。隋灭南朝以后，把纵贯南北延伸到余杭的大运河连接起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搜刮江南的粮食和其他财富。在三吴以外的扬州各地，在荆州和益州，土地垦辟也有显著的增加，农桑事业大有发展。

南朝时期，南方各地经济的发展还是很不平衡，许多地区还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阶段。梁元帝在《玄览赋》中说到“家给火耕之田” [239] ，陈霸先被斥为“火耕水耨之夫” [240] ，欧阳 在湘、广地区“务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弥亘原野” [241] 。这些资料，分别反映出荆州、扬州、广州境内的某些地方农业生产仍然是粗放的。南方水稻耕作的特点，南方人口和铁制农具的不足，都是促使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法保存较久的重要原因。

在孙恩起义以后的一个时期，随着南方农业的发展，南方农民的处境多少改善了一些。但是过了不久，地主和国家对他们的压迫剥削，又不断加重起来。宋代以来，农民“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 [242] 。宋孝武帝时，又把调布增为4匹，即16丈。除了租调以外，还有更为繁苛的各种杂税。南朝允许以杂物折租，这可能是任土作赋的便民办法。但是实际行用时，官吏在钱币、布帛、粮米以及其他实物之间任意折换，造成了农民更大的痛苦。征调之时计资分等，又是官吏勒索的机会，桑长一尺，田进一亩，都计在资产之内，甚至连屋上加瓦也要计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不敢种树垦荒，不敢泥补房舍，发展生产的兴趣自然更谈不到了。至于官吏上下其手，把富者税额转嫁贫者，使农民不得不弃业流亡，更是常有的事。

南朝役名非常多，兵役征发完全视统治者需要而定，没有固定的制度。在军情紧急时，统治者强迫人民率户从军，兵士逃亡，全家连坐。有些官吏把战死的兵士列为逃亡，借此“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 [243] 。至于长充兵役的营户、军户，更是父兄死、子弟代，没有脱身之日。宋时豫州的军户，甚至“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 年始七岁而已从役” [244] 。

苛刻的租调兵徭，迫使农民无法生产，他们纷纷逃入私门为奴、客，或者托身寺院作白徒、养女，供僧俗地主奴役。还有一些人则浮海远走闽广，或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企图找到安身之所。这些出路对于农民都是十分悲惨的，但是总还可以使他们暂时获得一线生机。由于这个缘故，南朝频繁的农民暴动没有汇合成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大地主的田庄和奴客 　东晋时期，地主占夺土地，数量越来越大。王导所得赐田就有八十多顷；侨居京口的大地主刁氏，百年来占夺的土地竟达万顷之多。史载东晋“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 [245] 。到了南朝，这种情形更是有加无已。南朝官僚地主用国家的吏（一种国家依附户）耕种自己的私田，这在宋孝武帝时是由诏令予以承认了的 [246] ；甚至吏种的公田，其地租也归官僚所有。梁代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盘剥贫苦农民；梁武帝还正式允许豪家富室利用所占公田，“给贫民种粮共营作” [247] ，以攫取地租。

大地主侵占土地，起先主要集中在建康附近和太湖以北地区，后来逐步向南发展。会稽郡的山水和沃壤，吸引了很多南北大地主，他们纷纷在那里“封锢山泽”，建立别墅、屯封。邻近诸郡，也多有这些大地主的产业。大地主不但占有被封锢区域内的土地和河湖，也占有其中的农户。他们还用重税来剥削进入封锢区域打柴捕鱼的人，这又剥夺了附近农民的生计，逼使他们逐步沦落为大地主的奴客。早在咸康二年（336年）东晋就颁布过“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的禁令，但是禁者自禁，占者自占，并没有什么效果。刘宋大明年间（457—464年），孝武帝企图改禁为限，规定：地主原占山泽经过火耕、种树、设置渔场的，一律归地主所有；此后占山护泽以官品为准，数量由一顷至三顷，原占已足此额的不得再占；在这些规定以外擅占水土者，按强盗律治罪。从此以后，占山护泽取得了合法的根据，而数量的限制仍然无法实行。在这种情形下，官府私家，竞相占夺，立屯设邸，遍及江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 [248] ，可见封锢山泽的规模发展到多么大了。

大地主的山泽田庄，规模都很庞大。山阴大族孔灵符除拥有本乡的田庄以外，还在永兴（今浙江萧山）立墅，周围33里，其中有水陆地265顷，山两座，果园9处。谢玄在始宁（今浙江上虞）建立的一处田庄，传到其孙谢灵运时，已是“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谢灵运在他的《山居赋》中夸耀他的田庄的富足说：“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 [249] ”这表明山居生活所需都可以自给自足，而无须仰赖市场。大地主的屯邸往往从事采伐竹木，制造器物，或者设立冶所，采炼铜铁，甚至还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宋代会稽一带“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挠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情” [250]

大地主在农业生产中役使的主要对象，是佃客和部曲。关于佃客，东晋在大兴四年（321年）就颁布过占客令，规定一、二品官可占佃客40户，每低一品减少5户。佃客按一定比例向主人交纳实物地租，而不负担国家课役。佃客不自立户籍，他们的名数按规定要注入主人的户籍中。以后北方流民继续南来，南方农民也被迫流亡，这项法令实际上起了保障地主吞并流民为佃客的作用。

部曲是大地主的私家武装。部曲战时为主人打仗，平时为主人种田，与佃客并无严格界限，而且越到后来，部曲用于耕种的越是普遍。梁代退职官僚张孝秀驱使部曲几百人，为他耕种土地几十顷，就是一例。封建国家对地主拥有部曲的数量从无限制，所以扩充部曲就成为大地主增加劳动人手的最方便的途径。

除了佃客、部曲以外，被地主当做依附农民来役使的人还有很多种，如典计、衣食客等。寺院和上层僧尼也占有大量的僧俗农民，为他们种植田园，担负劳役，同地主剥削佃客一样。

南方地主在农业生产中也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奴隶。东晋南朝时期，奴隶在地主家财中常常是一个和土地并列的重要项目。战俘、南北流民以及南方内地少数民族人民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法律保障地主对奴隶的所有权，晋令甚至还有奴婢逃亡，黥两眼，再亡，黥两颊，三亡，横黥目下 [251] 的残酷条文。东晋南朝曾征发奴隶和免奴为客者为兵，但是这都是极特殊的事，所以刘裕即位时，还要特地把过去征发的奴隶归还本主，有些被征奴隶已死 或因军功获免，也要给主人以报偿。官僚地主有时为了表示“遗落世务”而“罢遣部曲 [252] ”，同时增加奴隶，用来经营田园。齐代萧景先死前教诫儿子分散部曲，“启官乞足三处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随宜买粗猥奴婢充使，不需余营生” [253] 。从这里看来，大概官僚地主从政治上隐退后自营的田庄，较多地使用奴隶耕种。

东晋南朝南方奴隶和奴隶生产增多，是长期战乱带来的结果，也是封建经济在南方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发展的结果。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由于奴隶的劳动兴趣远远低于依附农民，所以一般说来，地主在农业中役使的人主要是部曲、佃客而不是奴隶。

寺院经济 　东晋南朝以来，江南佛教大为发展，王公贵族竞造寺院浮屠，建康一地，佛寺即达五百余所。僧尼数量与日俱增，东晋末年寺僧“一县数千，猥成屯落” [254] 。梁武帝时建康僧尼达十余万人，郡县更不可胜言，“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255] 。寺院拥有大量资产和众多的劳动人手，构成南方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

据东晋释道恒说：僧尼“或垦植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聚蓄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 [256] 。这里指明僧尼中有剥削者，也有被剥削者。寺院剥削者是“资产丰沃” [257] 的僧官和寺院地主，被剥削者是寺院一般僧尼和实际上是寺院奴婢的“白徒”“养女”。一般僧尼和白徒、养女，多数来自避役逃亡或觅食糊口的贫苦农民，他们“不书名籍” [258] ，脱离了国家的控制，但却又牢牢地束缚于寺院中，“常居邸肆，恒处田园” [259] ，终年为寺院地主耕田、经商或服役。寺院地主还直接“侵渔百姓，取财为惠” [260] 。

东晋南朝的许多寺院都是金碧辉煌，华丽无比，这些耗费，都是直接、间 接取之于民。宋明帝起湘宫寺，费极奢侈，虞愿说是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 [261] 。有名的寺院大多是“僧业富沃”，江陵长沙寺僧以黄金数千两铸为金龙，埋于土中，历相传付 [262] 。寺院甚至经营高利贷，设库放债，受纳质物，盘剥人民。举凡黄金、皮褥、服饰以至于一头黄牛、一束苎麻，都可以作质物。官僚士大夫有时也向寺院举贷，如齐士人甄彬以束苎就江陵长沙寺质钱，齐司徒褚渊以齐高帝所赐白貂坐褥等物就建康招提寺质钱 [263] 等是。寺院放债受质，是后代典当业的雏形。

有些寺院地主凭借政治势力，享受特殊的薪给，甚至还能衣食租税。东晋名僧释道安的薪给，和王公相等 [264] 。齐初益州刺史傅琰尊崇释玄畅，奉“敕蠲百户以充俸给” [265] ；陈宣帝尊崇释智颉，敕“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 [266] 。至于凭借政治势力占有土地，在那时更为普遍。梁武帝造大爱敬寺，一次施舍给寺院的土地即达八十余顷 [267] 。东晋支遁买剡（今浙江嵊州） 山侧沃洲小岭卜居 [268] ，昙济道人据有始宁（今浙江上虞）山水极佳的五奥之一 [269] ，都与士族地主占山护泽无异。梁大同七年（541年）禁公私人等越界封锢山泽的诏令，把僧尼包括在内，正说明僧尼也是一种大规模兼并土地的社会势力。

手工业的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丝织业在南方已较普遍。宜蚕之处养蚕技术很可观，如永嘉郡有八辈蚕，每年三月至十月出丝 [270] 。丝织物和麻布，同是赋税征收的重要实物。晋宋时绢价甚高，匹值二三千钱，贫苦农民为了买绢输税，甚至不得不卖妻鬻子。齐以后绢价大减，永明六年（488年）令沿江各州出库钱收购绢布粮米诸物，这虽然和钱贱有关，但也反映丝麻产量的增长。刘裕灭后秦时，曾南迁长安百工，于建康立锦署，从此南方织锦就不限于成都一地了。刘宋时期，江南织工、缝工随日本使者东渡，对日本的丝织技术和缝纫技术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南方产铁地方，设有冶令管理采冶，规模一般不大。有些镇将自行设冶铸器，这种铁冶往往是随置随废，或者时断时续。水排冶铁已在南方得到应用 [271] 著名工匠能造出百炼的“横法钢”，钢朴工谢平，凿镂工黄文庆都是“中国绝手” [272] 。梁代陶弘景发明“灌钢”，即在炉中杂置生熟铁，生铁熔后注入熟铁之中，再加锻炼，成为质地优良的钢，可以用作刀镰和武器 [273] 。不过南方的采冶和锻铸都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火耕水耨的普遍保存，与此当有密切关系。广州的银矿，开采较盛。

造船业在吴国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造船地点有南康（今江西赣州）、建安（今福建建瓯）、晋安（今福建闽侯）等多处 [274] 。东海、南海和内地河道，船只往来非常频繁，大船载重达二万斛 [275] 。

三吴的青瓷业继续发展，出土的越窑青瓷用具，不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超过孙吴时的水平。

由于文化发展的需要，南方出现了发达的造纸业。造纸原料多用三吴盛产的藤，剡溪和由拳的藤纸，是纸的上品。纸的质量比过去提高，因而政府的简牍文书也就最终地被纸书所代替了 [276] 。

南方重要的手工业，多为官府经营，为官府服务。官手工业工匠被编为官户，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压迫，死亡率非常高。东晋统治者为此把五岁刑以下的刑徒编入官户，发配百官府寺服役。宋代以罪人补冶士的法令很多，可见罪徒也是官府作坊的重要劳动力。南朝后期出现了一些雇佣工匠，表明了民间手工业逐渐发达的趋势。

商业的发展 　在长江沿岸以及三吴地区，商业非常活跃。大大小小的河道不仅把大城市同重要的农业区连在一起，而且也把各个大城市连在一起。建康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秦淮河两岸市集非常多。江陵北抵襄阳，南通湘广，是中南商品运转的一个枢纽，也是长江的管籥。成都不但是与西南各民族交换的重要市场，而且还吸引了不少资货数百万的远方商贾，西域商人也经由凉州前来贸易，当时称之为贾胡。

南朝后期，沔水（汉水）和淮水沿岸，南北贸易也日益增多。军吏和商人 以襄阳和寿春为中心，交换各自需要的货物。

番禺是南海的区域市场和海外贸易中心，梁代外国海舶一年数至，运来奢侈物品，带走丝绵等物。据说广州刺史经城门一过便得3000万钱 [277] ，这虽是夸张之词，但是也可见商税之多和官吏勒索的严重。

南朝市集商品，以粮食以及纸、席、绵、绢、漆、蜜、 、蜡等居多。货物买卖，由政府征税。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者叫做输估，其余无文券者叫做散估，都是值百抽四。此外还有市税和各种“道中杂税”。关市之税是国家重要收入之一。国家有时把商税交给官吏承包，承包人额外添增，无端勒索，是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始终在流通着，但是流通地域不大，流通量也很少。东晋南朝以来古钱、新钱并用，还有盗铸的钱充斥市场。宋代前废帝时币质更劣，鹅眼钱一千长不及三寸， 环钱入水不沉。梁武帝一度改用铁钱，物价猛升，交易者以车载钱，无法计数。至于南方内地除杂用金银以外，始终是物物交易。

大宗商业被官僚贵族操纵，他们遍设邸店，囤积居奇。官僚罢官时，更以“还资”为名搜括货物，易地出卖。官僚地主和寺院都用高利贷盘剥人民，宋皇室刘休佑在荆州贷人不足陌的短钱100，秋后索还白米1斛，值钱1000。

五　南方各民族

蛮 　除汉族外，南方最大的民族是蛮族。蛮族人民以种植谷物为主要生业 [278] 。东晋十六国以来，蛮人从长江中、上游地区向东向北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它们活动的范围，已经达到今湘、鄂、豫、皖、赣、川等省。蛮族各部按所居地域区分，有豫州蛮、荆雍州蛮等。各部蛮人分别由蛮王统率，多者万户、几千户，少者几百户，在地域上不相连接，语言也不一致。蛮人的大姓有冉氏、向氏、田氏等。

南朝时期，重要交通线附近的蛮人大致已封建化了。南朝为了强迫蛮人纳租服役，先后在蛮人地区设立了四十多郡，一百多县。宋代还规定“蛮 人顺服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 [279] ”，这比汉族农民负担要轻得多，所以汉族农民有许多逃入附近蛮人地区。汉族商贾有时也入蛮人地区贸易。

蛮人与汉人除了正常的交往以外，也发生过不少战争。一些较强大的蛮族部落，有时由蛮王指挥，进攻汉人地区的城邑；有的蛮王则依违于南朝、北朝之间，或者时南时北，以图获得高官厚禄。南朝军队也常进攻蛮人地区，“搜山荡谷，系颈囚俘” [280] 。蛮、汉统治者间的仇杀造成了两族人民的损失，但是阻止不了蛮族社会沿着封建制前进和蛮汉人民融合的趋势。

僚 　成汉时期，约当东晋咸康、永和之际，大量僚人自牂柯郡境蜂拥北上，逐渐散布于巴、蜀、汉中诸郡县山谷中，总数至十余万户，数十万人。永嘉以来巴蜀汉人大量外逃，为僚人北上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僚人社会处于奴隶制早期阶段，各部酋豪不相统摄，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奴隶买卖很盛行，甚至昆季妻孥、亲戚比邻，也互相掠卖。僚人生计以农耕为主，兼有渔猎。与汉人杂居的僚人，赋役同于编户。他们织僚布为服，铸铜为器，俗椎髻、凿齿、鼻饮，竖棺而葬。东晋南北朝时，南北政权常常发动掠夺僚人生口的战争，引起僚人强烈反抗。南北朝后期，巴蜀人口繁息，郡县设置转多，僚人社会也有较显著的进步，有些地区僚汉居民的民族差异减少。《隋书》卷二九《地理志》记载，梁州“傍南山杂有僚户，富室者颇参夏人（汉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但是在更多地区，僚人与汉人的融合过程，要缓慢长久得多。

俚　越　爨 　在今湘、广等处山地，散布着许多俚族村落。一部分俚人与汉人杂居，同于编户。避役的汉人，常常逃入俚人村落中。中宿县（今广东清远）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 [281] ，俚民不懂买卖，为了购银输课，受商贾盘剥非常沉重。南朝以来湘、广等地的农民暴动，常常有俚民参加。南方的山越人，在孙吴统治时期活动很多，以后就逐步与汉人融合，所以在东晋南朝的文献上，只有《陈书•世祖纪》提到过会稽山越的事。

分布在今云南境内的各民族，从两晋以来，大多处在爨氏的统治下，被笼统地称为爨人。爨人地区“土多骏马犀象明珠” [282] ，爨人除了从事农业经济以外，还有畜牧业经济以及狩猎、采集经济。东晋南朝政权遥授爨人首领 以州郡或将军名号，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把爨人如同其他州郡民一样控制起来，甚至皇帝年号改易也无法传达到爨人区域。爨人同益州地区汉人关系比较密切，宋元嘉九年（432年）益州赵广起义，宁州（治今云南曲靖境）人民响应，晋宁太守爨龙颜率众激战，才镇压了宁州人民的起义斗争 [283] 。

南方各民族的融合 　蛮、僚、俚、越、爨等族都是我国南方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些民族所在的地区，在秦汉三国时期陆续设立了郡县，但是除越族以外，这些民族同外界接触仍然较少，多少还处于孤立发展状态。所以当司马睿统治南方时，对于这些民族还只是“羁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 [284] 。

东晋时期，据《隋书•食货志》说：“诸蛮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 [285] 从这个时期以后，南方各民族的社会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各族人民从山岭川洞中陆续出居平地，扩大了同相邻民族（包括汉族）的联系，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加速了本民族的阶级分化，也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封建化和与汉族融合的倾向。

梁朝末年，南方内地许多割据州郡的人，被称为“洞主”、“酋豪”，他们有些当是某些少数民族的首领。陈武帝陈霸先在梁末历任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等职，久在岭南，与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有很多联系。他作相时，曾致书“岭南酋豪”，邀请他们和他们的子弟赴建康“游宦” [286] ；他称帝以后，所委署的南方内地州镇大吏也多是这些人物，其中有的还把亲属送建康为质 [287] 。高凉（治今广东恩平）冼氏“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 [288] ，更是陈朝在岭南的重要支柱。

南方各民族的这些情况，说明随着各民族社会的发展，随着各民族经济在南方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高，它们的统治者在南方政治中的作用也相应增大，同时这些民族的某些部分，同汉人融合的倾向也更为显著。到了隋朝，蛮、僚、俚、越等族“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 [289] ，它们的许多部分更进一步 纳入了王朝统治的轨道中，更进一步同汉人融合了。

第四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化

一　玄学和宗教

魏晋玄学 　东汉后期以来，豪强兼并势力发展，割据倾向加强，东汉王朝对于全国的控制力量日益削弱。同时，由于外戚宦官相继专政，党争激烈，选举制度日趋腐败，加以农民暴动纷起，统治集团面临严重危机。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只能用神学说教为东汉统治作无力的粉饰，而丝毫无助于解决这些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在这样情势下，一部分士大夫杂采儒、名、道、法思想，撰论著书，主张重法治，核名实，举贤才，饬吏治，企图消除危机，重新稳定东汉统治。他们的思想，部分地突破了儒家的限制，对于魏晋哲学思想的发展，客观上起着影响。

黄巾起义以后，东汉王朝瓦解，儒家思想因之受到打击，这对于名家、法家、道家思想的传播更为有利。曹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重建统治秩序，他“术兼名法” [290] ，并且提出“惟才是举”的选士标准，起了否定儒家名教的绝对地位的作用。魏文帝时刘劭著《人物志》，以名家、法家立言而杂糅道家思想，并把品鉴人物的一般原则，提升到哲学高度进行探讨，对于魏晋玄学思潮的出现，具有直接影响。建安时仲长统治《述志诗》，有“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 [291] 之句。魏初荀粲好道家言，他根据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的话，认为传世的六经不过是“圣人之糠秕” [292] 。这些思想，更为魏晋玄学的先奏。

儒家经学中今古文的斗争，到汉末暂告停息，经学内容也有所刷新。但是表现儒家根本哲学的《易》学，拘执于像数卜筮，支离破碎，义理隐晦，仍然有待变革。因此出现了《易》学的新探讨，也是玄学形成的一个因素。

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何晏、王弼等人研究《老》、《庄》学说，用道 家思想解释《周易》 [293] ，这是魏晋玄学思潮的开端。王弼、何晏等人抛弃了两汉正统思想家的神学外衣，在唯心主义的范围内重新解释天道自然之说，构成了自己的所谓“贵无”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 [294] ，认为“道者无之称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 [295] 。这就是说万物的本体是“无”，“无”是神秘的和不具有物质属性的；圣人体法自然，所以应当以“无”为本，应当无为。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了自然和名教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应当反映自然。王弼、何晏宣扬所谓“无”或“无为”，并不是主张归真返璞，摈弃名教，背离儒家，而是企图探得儒、道思想适当调和的途径。

王弼用《老》、《庄》解《易》，强调会通其义，抒发己见，要言不烦，比汉儒以象数解《易》前进了一大步 [296] 。王弼、何晏和其他的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一种独特方式。玄学家的著作，也多采用问答辩论的文体。

王弼、何晏是魏晋玄学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们出自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企图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这样的玄学家既能辩护士族官僚统治和他们荒淫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对于统治者非常有利，所以玄学在短期间内就蔚然成风。

正始以后，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政治斗争中，何晏等正始名士多被杀戮，王弼也以疠疾夭亡。司马氏以传统儒家的卫护者自居，继续排斥异己。在司马氏的政治压力下，出现了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反名教的玄学家，形成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阮籍“本有济世志” [297] ，嵇康本来也是推崇名教的人。但是司马氏以名教相标榜而大杀异己，蓄意取代曹魏政权，这又激起了他们的疑惧和反感。因此他们相率以庄、老为师，使酒任性，玩世不恭，“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298] ，走上了独尚自然，反对名教的道路。嵇康主张“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 静于上，臣顺于下” [299] ，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 [300] ，指斥“六经未必为太阳 [301] ”；阮籍则主张“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讽刺礼法之士为裤中之虱 [302] 。他们的思想具有颓废的倾向，但是却进一步冲击了儒家僵死的教条，揭露了司马氏的虚伪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阮、嵇对于现实政治都表现很谨慎。阮籍“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 [303] ”，得以幸免于屠戮；嵇康平时无“喜愠之色 [304] ”，并提倡“清虚静泰，少私寡欲” [305] ，但是仍然以非毁名教和欲助毌丘俭军事反叛的罪名死于司马氏之手。

西晋时期，统治集团倾轧激烈，社会矛盾尖锐，八王之乱和各族人民起义接踵而起，以后又出现了长期的民族斗争。在这些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名士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阮、嵇思想中颓废的一面，步阮、嵇放诞不羁的后尘 [306] ，长醉不醒，裸体为乐。他们的言行，表现了士族名士的空虚绝望的心情，代表了士族名士最腐朽的思想倾向。

西晋时期，玄学的主要代表是向秀、郭象。向秀作《庄子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 [307] 。这是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向秀、郭象注《庄子》，用“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 [308] 的方法，发展了王弼、何晏“贵无”的哲学观点。他们认为“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 [309] 。认为物之生“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 [310] 。这些仍然是王、何的“有出于无”的观点，不过特别着重在否定客观规律、否定万物变化中物质条件的作用。他们还主张名教即自然，力图使“儒道为一” [311] ，互不相违。他们说老子的“绝圣弃智”，从根本旨意说来并不是非毁名教，而庄子的“内圣外 王”之道，更是自然名教两兼。名士阮瞻认为老、庄与周、孔“将毋同” [312] ，也是出于名教即自然这种思想。

向、郭把名教即自然的观点运用于政治上，认为一切现存事物都是合理的，“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 [313] 。他们还认为圣人“至至不亏”，“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314] ；“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 [315] 。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圣人就是皇帝和勋贵权臣，也就是蝇营狗苟而又口唱玄言的玄学家自己。

魏晋玄学是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因此在玄学中，老庄哲学一般是与儒家哲学相表里而不是相排斥。玄学给僵化了的儒家哲学带来了新解，刺激了哲学思想的发展，这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玄学作为士族地主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士族的腐朽性。玄学创始人何晏，还在士族名士中倡导一种极为腐朽的生活方式 [316] 。玄学流行时期，“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317] ，这就是玄学家立身处世的写照。

在魏晋玄学流行时期，也有一些思想家反对玄学唯心论。吴人杨泉认为“玄学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 [318] ”。他著有《物理论》，阐述了元气构成宇宙的观点。西晋名士裴 作《崇有论》，认为万物本体是“有”，“无”也是“有”的一种表现 [319] 。两晋之际，鲍敬言承袭阮、嵇无君无臣的思想，倡“无君论”。他认为古时无君无臣，没有聚敛，也没有严刑；后来出现了君臣制度，才随之出现了剥削压迫，出现了人民的反抗斗争。鲍敬言认为在君臣制度下，“人主忧栗于庙堂之上，百姓煎扰乎困苦之中，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是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 掌” [320] 。鲍敬言正确地理解了农民反对封建统治斗争的根源，这与为封建统治者强为辩护的玄学家大为不同；但是鲍敬言只是寄幻想于“曩古之世”，这却无助于正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广大农民群众。

晋室南迁后，建康成为玄学的中心。东晋玄学在很大程度上渗入了佛教教义，特别是佛教的般若学说，因而逐步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原来，在西晋时期，某些名士曾与僧侣往还，互相影响，出现了一些具有清谈风趣的僧侣。永嘉以来，北方僧人络绎南渡，其中有些继续与名士交游，他们既谈般若，又谈庄老，用道家的无为释佛家的涅槃，与玄学相唱和。东晋孙绰作《道贤论》 [321] ，以两晋七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正是玄佛结合的证明。僧人竺道潜出身士族，在剡县 山讲学，兼释佛理和庄老。支遁（道林）善清谈，被玄学家比为王弼、向秀。他在会稽，与王羲之、谢安、孙绰、许询等士族交游，并宣讲佛教的“色空”说，同向、郭的“有无”说一脉相通。他注《庄子•逍遥游》，著《逍遥论》，据说“卓然标新理”于向、郭二家之表 [322] 。东晋的玄学家也善谈佛理，殷浩、许询、孙绰、郗超等人都很有名。南朝以后，玄学和佛教，士族的这两种思想武器，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佛教的发展 　东汉末年农民战争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的割据战争和稍后的民族征服战争，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玄学与佛理的彼此渗透，也便于佛教的宣扬。因此，在汉代只不过是道术附庸的佛教，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大为发展起来。

三国时期，西域僧侣继续东来，在洛阳传法译经；颍川人朱士行也远赴于阗，求取般若经典。优婆塞支谦、沙门康僧会等，则在江南进行译经活动。

西晋时期，佛教学说中与玄学相通的般若学说，发展得比较迅速。一些僧侣博览六经及百家之言，钻研庄老，参与玄谈，与名士亦步亦趋。一些僧侣为了迎合士大夫的好尚，竞创新义，例如支愍度在南渡时以为“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乃立“心无义”，在江东讲学 [323] 。有些僧徒创立“格义”，即“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玄、儒典籍），为生解之例” [324] ，为沟通玄佛义理开辟了新途径。

十六国时期，胡族统治者提倡佛教，企图用佛这种“戎神” [325] ，作为统治汉人的一种精神工具，也企图在兴败不常的民族战争中用佛教寄托自己的幻想。由于胡族统治者的提倡，各地大造寺院，汉、胡各族人出家的数目日增，他们被灌输了佛教因果报应的教义，希望在渺茫的来生消除死亡流徙的痛苦。

在北方和南方佛教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许多所谓“高僧”。佛图澄，西域人，善神咒方伎，曾用报应之说劝石勒、石虎省刑杀，帮助后赵统治者巩固政权。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通内（佛）外（儒玄）之学，集佛学中般若、禅法二系的大成。道安先在北方，东晋兴宁三年（365年）南奔襄阳，与徒众数百整理经典，编成《众经目录》，并制定寺院戒规，为各处寺院所取法。他曾派竺法汰至建康，释慧远至庐山，释法和入蜀，在长江上下各地布教。宁康三年（375年），道安北上长安，在苻坚的支持下展开大规模的译经工作。

道安的弟子释慧远，少年时“博综六经，尤善庄老”，出家后仍然“不废俗书” [326] 。他在庐山宣讲《丧服经》，名士雷次宗、宗炳等人都执卷承旨。慧远佛学，大乘、小乘两兼，既善般若，又精禅法，同道安一样，影响很大。晋末宋初，竺道生在江南宣讲涅槃佛性，提倡“顿悟”；他所倡“一阐提人（按即所谓断绝一切善根之人）皆得成佛” [327] 之说，为一切人开放进入所谓“天国”之门。

后秦时期，龟兹僧鸠摩罗什来长安讲学译经，远近聆听者五千余人，影响所至，州郡“事佛者十室而九” [328] 。罗什译经主张意译，他自己“手执胡经，口译秦语（汉语），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 [329] ，在翻译事业上有贡献。

南北佛教的发展，引起了僧侣西行求法的要求。沙门法显等五人矢志寻求天竺戒律，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自长安西行，涉流沙，逾葱岭，备经艰险，终于达到北天竺、中天竺等地。法显在中天竺得《摩诃僧祇律》、《方等涅槃经》及其他经典，并学会了梵书梵语。他又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搜求典籍，然后从海道归国。东晋义熙八年（412年），法显返抵青州，第二年到 达建康。法显译出所获经典共百余万言，还把亲身所历三十余国的见闻写成《佛国记》（又称《法显传》）一书。《佛国记》是一部研究古代中外交通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法显所历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历史的重要文献。法显以后，南北僧侣络绎西行，共有数十人，其中有不少到达天竺，取得经典。

东晋以来，南方许多帝王名士，也持孔、老、释殊途同归之说，提倡佛教。宋文帝立儒玄史文四学，其中主儒学的雷次宗、主玄学的何尚之都是佛教信徒。南朝士族中笃信佛教的很多，士族谢灵运毕生谈佛，与僧侣唱和。齐竟陵王萧子良招致文人学士，于西邸讲论玄、佛和经术、文章。梁武帝萧衍弃道归佛，以护法人主自居，还亲自登坛讲演佛理和《老》、《庄》、《周易》。在他的倡导下，贵族朝臣转相附和，南方佛教之盛达于顶点。梁沙门释僧祐汇集佛教文献，释慧皎整理僧侣事迹。分别编撰成《弘明集》和《高僧传》二书，它们与唐朝释道宣所编的《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同是研究这个时期佛教史和其他历史问题的重要资料。

北魏前期，僧侣四散，佛教除在凉州、辽西稍盛以外，普遍呈衰颓状态。太武帝奉道教，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他抱着继统中华，“复羲农之治” [330] 的目的，在长安下令屠杀沙门，焚经毁像，造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毁佛事件。文成帝时，禁令始解。

孝文帝迁洛以后，北方佛教发展进入新阶段，译经讲论很盛，有些儒生也研习佛理，帝后王公和臣僚勋贵更竞相立寺造像，以求福佑。寺院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利用杂伎、女乐，利用神怪诡异的迷信传闻和盛大的佛会，尽量扩大宗教影响。洛阳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氛。寺院内部生活越来越污秽，由于僧尼除杀人罪以外一概由僧官依“内律”管理，所以封建法纪也无法约束他们。齐、周以来，佛教继续兴盛。

北周天和二年（567年），还俗僧人卫元嵩请求省寺减僧，“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 [331] 。周武帝屡召百僚、僧道辩论儒、释、道先后；他为了尊崇儒家，提高皇权，剥夺寺产，于建德三年（574年）下令禁断佛道二教，毁灭经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以“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 [332] 建德六年周灭齐后，又把这一禁令扩及关东。不久以后周武帝死，佛教又趋 于复兴。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统治者一般都保护佛教，这是因为佛教具有麻醉人民的作用，是支持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何尚之答宋文帝问，认为人民奉行佛教，持戒行善，就可以化民成俗，使风教淳谨。他说：“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 [333] 北魏文成帝复佛诏也说：释迦如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 [334] 。但是专制皇权和儒家的人伦纲常，又同佛教有着某种矛盾，两者之间发生过一些斗争。东晋庾冰、桓玄都主张沙门应依中华礼教，礼敬王者，宋孝武帝时曾一度实行此制。桓玄还曾下沙汰沙门诏书，宋丹阳尹萧摹之曾沙汰沙门数百人。还有许多人利用所谓夷夏之别进行反佛，如西晋王浮摭拾旧闻，作《老子化胡经》以损佛教；东晋蔡谟倡言“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 [335] ；宋末顾欢著《夷夏论》，认为佛、老虽与孔子同为圣人，但“佛是破恶之方”，适于夷俗，“道是兴善之术”，适于华夏，华夷性殊，所以应当崇老黜佛，不应当舍华效夷 [336] 。梁代郭祖深、荀济等人则抨击佛教伤治害政，请加限制。在北朝，也有不少排佛议论，甚至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专制皇权和儒家礼教的传统力量同佛教之间的矛盾斗争，虽然没有阻挡住佛教的发展，但是终于使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带来了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以及中亚等地的绘画、雕塑、音乐艺术和关于医学、音韵学、逻辑学的知识，还留下了大量的哲学著作、翻译经典等思想资料和大量的艺术遗产，因而丰富了中国的精神文化。但是这些文化、艺术遗产和思想资料，有的充斥着宗教神学的内容，有的直接宣扬迷信，因而都需要批判地对待。

范缜及其光辉的哲学著作《神灭论》 　在玄学、佛学合流的南朝，思想界进行了长期的形神因果之争。一些先进人物继承了中国历代思想家反对鬼神迷信的传统，打击了有神论，维护了无神论思想。宋代范晔认为死者神灭，曾拟著《无鬼论》而未成。何承天的《达性论》及其他著作，攻击了佛教的 理论基石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之说。杰出的思想家范缜更以比较系统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同佛教唯心主义思想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范缜，齐、梁时人，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文士之一。他目睹“浮屠害政，桑门蠹俗” [337] ，立志破除时弊。他不信因果报应之说，萧子良曾问他：“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他回答说：“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萧子良集僧难之，文士也著论反对，都不能使他屈服。王琰讥刺范缜道：“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范缜回答道：“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萧子良还使王融用周孔名教来胁迫他，并用中书郎的美职进行诱惑。范缜答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耶？”

梁天监六年（507年），范缜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杰出著作《神灭论》。《神灭论》认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它又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338] 范缜唯物地论证了形和神的统一，判明了神是形的产物，神的存亡系于形的存亡，没有形的实体，就不会有神的作用。这种犀利而又严密的论证，不但给佛教的神不灭思想以沉重的打击，而且还在论证方法上克服了汉代先进思想家桓谭、王充以薪、火比喻形、神的某些缺陷，使中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前进了一大步。

在《神灭论》的攻击下，梁武帝属意臣僚六十余人著论反扑，但是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 [339] ，始终没有在理论上退却。

范缜继承了无鬼论的思想遗产，拨开了弥漫一时的宗教迷信，为玄学、佛学中长期论争的形神因果问题作出了比较正确的答案，丰富了唯物主义哲学。但是由于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低下，范缜只能用偶然论来反对因果论，把器官的差异当做凡圣之分的根源，这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范缜没有力量触动儒家名教的根本，并且还承袭儒道两家的社会政治观点，主张“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这 些是他的阶级限制和时代限制的表现，是他的光辉思想中的严重缺陷。

道教的发展 　黄巾起义失败后，道教仍在南北各地流传。道士于吉据说曾往来江东，为孙策“助军作福，医护将士” [340] ，得到吴人的尊奉。道士李宽由蜀入吴，以符水治病，“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李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 [341] 。道教的符咒，在北方民间的影响仍然很大，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北方大疫，“愚民悬符厌之” [342] 。曹操曾招致方术之士甘始、左慈、郤俭等集中于魏国，据曹植说，这是为了防止他们“挟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 [343] 。

道教在统治阶级中发展，形成了一些与民间道教有所不同的内容。两晋之际，葛洪宣扬道教和儒学，著有《抱朴子》一书，内篇言道，外篇属儒，认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 [344] 。他在道教方面主张养心颐神，采炼丹药，认为这样可以禳祸得福，益寿延年。他反对牺牲祭祀和符水治病之法，主张以药石治病，这从医学上说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葛洪却借此对东汉以来用符水治病的民间道教领袖进行政治攻击，他说：“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诳眩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 [345] 对于这些人，他主张“王者更峻其刑制，犯无轻重，致之大辟” [346] 。葛洪的目的，在于使道教完全依附于帝王的礼法权威，消除道教中可以被农民利用来组织起义的教义和仪式，使之成为统治者的长生之术和奴役人民的更可靠的工具。

东晋南朝时期，道教在南方广泛传播，三吴及滨海地区特别盛行。东晋南朝的士族大姓，世奉道教的人很多。道士许迈与王羲之“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 [347] 。孙泰师事出于道教世家的吴郡钱塘杜子恭，百姓对孙泰“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求福庆” [348] 。东晋南朝的道教有丹鼎、符箓两派，前者以葛洪、陶弘景为代表，后者以杨羲、许谧为代表。

宋齐之间，道教经典大出，顾欢加以搜求，编为《真迹》；陶弘景又重新编 次增饰，甚或抄袭佛教的《四十二章经》，成为现存的《真诰》20卷。陶弘景通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地理、医术、本草，隐居句容茅山，采药炼丹，并屡次进丹给梁武帝。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把王朝的官僚等级制度引入神仙世界，反映了道教与地主阶级统治的进一步契合。

十六国时期，北方汉人常托言老君当治，李弘出世，聚众起兵，反对胡族的统治。北魏道武帝笃信道教，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太武帝时，道士寇谦之自言受太上老君《云中音诵新科之诫》，辅佐太平真君“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 [349] 。太武帝和司徒崔浩都敬信寇谦之，崔浩还著论陈述“古治乱之迹” [350] 以帮助他。寇谦之在道教中增加了礼法的内容，摈弃了可以被农民利用来进行斗争的教义，达到了葛洪早先提出的改革道教的目的。寇谦之还劝说太武帝登坛受箓，此后北魏诸帝虽多奉佛，但是躬受符箓却成为北魏传统。

北齐时期，道教继续发展，寺观遍于各地，“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 [351] ，糜财病民与佛教相等。天保六年（555年），齐文宣帝下令灭道教，令道士剃发为沙门。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禁断佛道，道士也同沙门一起强令还俗。大象元年（579年），北周复立佛像和天尊像，恢复佛道二教。

道教产生于中国社会，它的某些教义与儒家思想契合，所以具有较佛教更易传播的特点。它一方面吸取了佛教的一些教理和诫规，模仿佛寺组织建立了道观；另一方面又用儒家的一些思想武器，对佛教进行攻击，以图树立宗教上的正统地位。不过道教教理杂乱，哲学思想较为贫乏，在麻醉人民的作用上不如佛教，所以势力也不如佛教那样巨大。

二　史学、文学和艺术

史学　地理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比较发达，私家修史之风很盛。所修史书按时代分，主要有后汉史、三国史、晋史、十六国史、南北朝史等五类，每一类都有若干种。

现存《后汉书》是宋范晔所著。范晔以前，已有纪传体后汉史九家，编年体二家，其中除《东观汉记》成于东汉外，其余都是三国两晋的著作；在这些 著作中，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和袁宏《后汉纪》较为有名。范书出后，诸家之书除《后汉纪》、《续汉书》的八志以及《东观汉记》的一部分以外，都陆续散失了。

现存的《三国志》，是西晋陈寿所著，在陈寿前后，魏史、蜀史、吴史的著述都很多，以后也陆续亡佚了。

两晋南北朝时期，撰述晋史的共有20余家，其中臧荣绪《晋书》较为翔实，唐初重修《晋书》，即以臧书为蓝本。诸家晋史到唐初只剩18家，以后更全部散失。

关于十六国的史书也接踵而出，不下20余种。北魏崔鸿汇集诸书，除烦补阙，成《十六国春秋》。唐修《晋书》多采《十六国春秋》以为《载记》，各家十六国史和《十六国春秋》都散佚了。

关于南朝和北朝的史书，隋以前近20种，其中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魏收《魏书》尚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史学著作，思想性都不足取。史料价值较高的是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和沈约《宋书》。范晔《后汉书》删削各家后汉史的繁复，吸取其中的精华，是我国的一部史学名著。范晔自谓其书“体大而思精” [352] ，刘知几则说它“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353] 。《后汉书》辞采可观，议论放纵，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后汉书》志未完成，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补入，并为作注，才使《后汉书》成为一部完整的史学著作。

陈寿《三国志》也是我国史学名著之一，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四史。《三国志》以列传为主，无表志，叙事简要，文字质直。宋文帝时裴松之本着补阙、备异、惩妄、论辩的宗旨，兼采众书150种，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注》为《三国志》补充了大量史料，保存了诸家三国著作的许多部分，贡献不下于《三国志》。

沈约《宋书》详赡有法，其中八志概括地叙述了汉代以来某些典章制度的变化，补充了《三国志》无志的一些史实缺陷。

魏晋以来，由于封建割据倾向的加剧和依地域区划而设的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出现了许多刘知几称之为“郡书”的一方人物的传记集，如《汝南先贤传》、《襄阳耆旧传》等；也出现了许多有关一方风物、史地的书籍，如《洛阳 记》、《吴郡记》、《汉水记》、《庐山记》以及今天还存在的《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等。常璩《华阳国志》记载了汉晋时期巴、蜀、汉中、南中的历史、风土和人物，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末年洛阳的佛寺和其他史实，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郦道元《水经注》是这个时期的又一名著，它以汉代著作《水经》为底本，详记全国以及邻国水道，著录河流千余条，引用史书、地记以及其他著作四百余种。《水经注》于水道所经之处，历叙山陵、城市、遗迹和地理变迁，旁及风俗、物产、人物等史实，有较高的史学和地理学价值。

与地记、方志的发达相应，还出现了许多地图。西晋地理学家裴秀绘制《禹贡地域图》18篇，即《地形方丈图》；宋代谢庄“制木方丈图，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郡殊，合之则寓内为一” [354] 。裴秀论制图之体有六，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其中分率以定比例，准望以正方位，道里以定交通距离，高下、方邪、迂直以正地势。裴秀的制图六体为地图绘制学提供了当时条件下所能提供的科学基础，在世界地图学史和地理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文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诗、文、小说和文学批评都有重大发展。

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诗人，直接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地描写了动乱时期的社会面貌，在文学史上开创了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的传统。曹操的乐府诗风格悲凉慷慨，语言古朴自然，其中《蒿里行》、《薤露》等篇描述汉末社会的残破景象，暴露了人民的疾苦。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名句，表现了他自己的抱负。

曹丕和曹植都是出色的诗人，曹丕的七言乐府独创新体，曹植则集五言诗的大成。黄初以后，曹植受到曹丕的疑忌和压抑，所以他的诗篇情思悲愤，深刻地暴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在曹操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才华洋溢的诗人，其中较著名的是所谓“建安七子”，即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幹、应瑒。王粲的《七哀诗》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描述了人民的苦难，是建安七子的代表作品。女诗人蔡琰（文姬）也是建安时期的重要诗人。蔡琰曾为匈奴所掳，后被曹操赎回。她在《悲愤诗》中控诉割据者的凶残，叙述流离的惨痛，是传诵至今的 名作。

魏晋之际，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又出现了一个诗文创作高潮。阮、嵇都是反对司马氏的玄学家，所以他们的诗文都带有一定的庄老思想色彩和浓厚的愤世嫉俗的感情。

西晋时期，文学作品内容贫乏，并且出现了片面追求辞藻和对仗的不良倾向，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太康年间的著名作家，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陆机是这一代文风的代表，但是较有成就的文学家则是左思。左思出身寒微，政治上受门阀大族的压抑，所以他在《咏史诗》中借古人抒发自己的情怀，对现实极表不满。

西晋末年以至东晋时期，玄学思想侵入文学领域，出现了盛行一时的“理过其词，淡乎寡味” [355] 的“玄言诗”。晋末宋初，陶渊明在诗坛上异军突起，才给诗坛带来了清新的空气。

陶渊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境）人，曾任州郡僚属和彭泽令，中年时（义熙元年，405年）归隐田园，盘桓陇亩，至死不仕。陶渊明在诗赋和其他作品中，表现了自己不齿流俗的情怀。他用主要的创作精力写田园诗，在诗中描写如画的农村风光，赞美田园生活。他参加了一些生产劳动，这使他的田园诗比较真实动人。他的名作《桃花源诗》和诗序《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人人怡然自乐、不纳王税的理想境界，作为自己精神寄托之所，以与现实世界的剥削压迫制度对立。

陶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对于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陶诗中乐天知命的思想和自我陶醉的人生态度，也对后人传播了消极影响。

在陶渊明之后，较有成就的诗人是宋代的鲍照。鲍照的乐府诗辞藻华丽，骨力强劲，题材广泛。鲍照采用不为人所重视的七言体作诗，是七言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宋齐以来，出现了以描写景物风光为主的山水诗，这种诗在内容上部分地摈弃了玄言，形式上也比较新颖。山水诗以谢灵运为祖，但成熟则在谢朓的时候。

齐永明年间，谢朓、沈约等人在诗歌注重对偶雕琢的风尚中，归纳了诗歌声律方面的特点，把平、上、去、入四声运用于诗歌中，并提出诗歌声律应 当避免的所谓“八病”。他们开创的这种诗体，被称作永明体，是中国诗歌走向格律化的开端，是古体诗过渡到近体诗的桥梁。

梁陈时期，除了少数较有价值的抒情写景的诗篇以外，充斥一时的是所谓宫体诗。宫体诗反映宫廷腐朽生活，内容绮靡猥琐，是诗歌中的糟粕。

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都有许多乐府民歌传诵至今。南方的乐府民歌，主要有吴声、西曲两类。吴声产生在建康一带，西曲产生在荆、郢、樊、邓地区，两者都是大部分出于商贩、船户和其他贫民阶层，内容也都以恋歌为主。吴声、西曲多为五言四句，小巧清新，富有想象力 [356] 。吴声、西曲题材狭窄，有精华也有糟粕。

现存的北朝北方乐府民歌，数量比南方少，但是在北方文学中所占的地位却很重要。北方乐府民歌的作者除了汉人以外，还有鲜卑人和其他少数族人。这些乐府民歌题材较广，有的反映人民的疾苦，有的斥责各族统治者的混战，有的表现各族人民的勇健面貌，有的描写北国风光，还有的描写直率的爱情，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朴质爽朗而又刚健的风格。脍炙人口的《敕勒歌》、《木兰辞》，在北朝诗歌中价值最高。《木兰辞》虽然经过隋唐诗人的加工改造，但基本上形成于北朝。它以长篇叙事诗的体裁，刻画了一个代父从军、淳朴勇敢而又不求封赏的妇女形象，在民间影响很大，并且在艺术表现方面对后代某些作家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一些优秀的文章，得到千古传诵。南朝文人把文章区分为“文”“笔”两类，即所谓“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357] 。文章多采用骈体形式，对仗工整，声律协和，文胜于质。这个时期，散文著作亦有可观。《三国志》、《后汉书》以及《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书的某些部分，都是文字流畅，形式活泼的散文。

在诗文发展的同时，记述怪异传闻和文人轶事的小说也逐渐盛行起来。志怪小说的产生，同宗教的流行特别是神不灭论思想的弥漫有关，它的代表作品是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一部文人轶事小说，是士族玄谈的产物。这两种小说都是由短篇故事构成，有些部分文字颇为精练。它们之中充斥着宣扬鬼神报应和伦常的内容，渲染士族腐朽的精神面貌。但是其中也保存了一些优秀的民间故事和一些发人深省的轶闻轶事，在中 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著作，其中最早的一篇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论文》评论了建安七子，评论了各种文章的体裁和特点，强调作者气质决定作品风格。西晋陆机作《文赋》，“论作文之利害所由” [358] ，是文学批评史的重要文献。

齐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359] 的见解，分析了文风嬗变和各种文体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刘勰主张文附于质，质待于文的文质统一论，反对仅以形式取胜的文风。刘勰还广泛地评论了历代的文学家，阐述了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文学批评的观点。

继刘勰之后，梁代钟嵘写成了《诗品》一书。钟嵘论诗与刘勰相近，主张“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 [360] 。他论述了诗体源流，评论了历代诗人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对后代诗评颇有影响。

文学作品积累的丰富，文学批评的发展，促成了文学作品选集《文选》的出现。《文选》的编者是梁昭明太子萧统，他根据当时的文学观点和一定的取舍标准，选录了大量诗赋和文章。萧统之后，陈代的徐陵编成了一部由汉至南朝的诗选《玉台新咏》。

绘画　雕塑　书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绘画、雕塑、书法艺术大放光彩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南方画家辈出。吴孙权时的曹不兴，东晋时的王廙、卫协，都以善画人物像特别是佛像著名。东晋顾恺之作人物画，最重传神，他认为传神的关键，全在所画人物眼上，所以有所谓“点精（睛）便语” [361] 之说。据说他的画“运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 [362] 。顾恺之的画，现存有摹本《女史箴》，是古画中的珍品。

宋代的陆探微，是顾恺之以后较有成就的画家，他作画的艺术风格，与顾恺之相近。据说他的画“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 清像，似觉生动” [363] 。梁代画家张僧繇创作了大批寺院壁画，非常生动。相传他作安乐寺四白龙壁画，其中二龙点睛后即飞去，这就是“画龙点睛”这一典故的由来。唐代的张怀瑾综论历代画家，认为顾、陆、张三家人物画各有特色：“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 [364]

南京出土的晋宋间墓葬中，保存了一套砖刻竹林七贤画，画上人物比例匀称，神态各异。河南邓县南朝墓中出土画像砖出行图，有乐舞、鼓吹等场面。云南昭通的东晋太元年间大姓霍氏墓中，有部曲及其他场面的壁画，部曲装束有为夷人，有为汉人。这些壁画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艺术品和历史资料。

在北方，北魏的蒋少游和北齐的曹仲达，也以善画人物著名。

晋宋时期，与山水诗的盛行相应，出现了许多山水画家。顾恺之能作山水画，戴逵、宗炳、王微、谢约等都以山水画名家。北方的山水画“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唐代张彦远评论此点，认为“详古人之意，专在显其所长而不守于俗变也” [365] 。

这一时期，也有绘画理论著作出现。南齐谢赫在他所作《古画品录》中，论述作画六法，即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采，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谢赫的六法，受到后代画家的推崇。

南北朝雕刻艺术广泛发展，许多名画家也以善雕刻著名。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他潜听观众议论褒贬，反复修改，三年乃成。戴逵子戴颙传习逵书画及雕刻艺术，造诣颇精。北魏的蒋少游，工于雕刻及建筑艺术，曾参与设计平城和洛阳的宫殿建筑。

这个时期，北方各地无名工匠创作的石窟寺艺术，是雕塑和绘画的综合，是这一时期最高的艺术成果。

石窟寺艺术，是随着佛教东传而在北方各地由西向东陆续发展起来的。中国境内石窟的开凿，最早当在新疆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今存石窟，以天山以南拜城、库车、吐鲁番等地最为集中。在拜城的克孜尔一处，就有石窟二百余，其中窟形、壁画保存完整的有七十多个，但是窟内塑像全毁。这些石窟开凿的年代，一部分当在东汉后期和晋朝，多数则在北朝和北朝以后。窟中壁画多为佛经故事、佛像以及各种装饰图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东，甘肃省境内，是西域通向中原的走廊地带，石窟最多。敦煌东南的莫高窟，开凿在鸣沙山的断崖上，延绵排列千余公尺，今存有塑像、壁画的石窟还有486个，其中属于前秦到北朝的有20多个。敦煌西南的千佛洞，十六窟中多数是北魏时凿成的。敦煌以东安西的榆林窟（万佛峡），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庆阳石窟寺等，都是始凿于十六国或北朝时期，其中麦积山的百余窟，绝大多数都是北魏晚期和北周的创作。

由河西走廊向东，石窟艺术传播到了北魏都城地区。大同以西武州山的云冈石窟群共有百余窟龛，规模宏大，其中最早的五窟，是北魏文成帝命沙门统昙曜开凿的。以后献文、孝文诸帝都在这里大量兴造。云冈石窟雕像数量极大，最大的佛像高达十几公尺，气势非常雄伟，艺术价值很高。

洛阳造窟，始于太和初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石窟艺术在这里更形发展。宣武帝景明（500—503年）初，在洛阳以南伊阙龙门山营造石窟，以后龙门伊阙两岸石窟工程日益浩大，斩山石数十丈，20余年中用人工80万以上。至于私人造像，也是盛极一时。经过北魏至唐代的不断修造，龙门断壁上石龛遍布，大小石佛林立，足与云冈石窟媲美，成为中国古代雕刻的两大宝库。

魏末至周、齐时期，黄河南北各地凿窟造像之风极盛，著名的石窟寺除了上述各处之外，还有太原天龙山石窟（始凿于东魏），巩县石窟寺（始凿于北魏末），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始凿于东魏）等等。辽宁义县也有万佛洞石窟，建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川广元的造像，成于北魏末期，就其艺术风格来说，是麦积山石窟艺术的一个支派。至于江南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其他的原因，石窟很少。史载梁沙门僧祐营造摄山大像（在今江苏南京市）、剡县石佛（在今浙江新昌境），其中剡县石佛高达十丈，规模宏伟 [366] 。其遗迹经过后代修补，现还存在。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艺术中，汉族文化所独有的书法艺术，占有重要的地位。书法是与绘画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艺术部门，由于绘画和书法“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 [367] 。东汉末年，书法艺术已经形成，名学者蔡邕就是那时书法的能手。汉末至三国初年，梁鹄以善八分书（隶书不带挑法者）著名，梁鹄弟子毛弘传鹄笔法，为晋代八分书法所宗。张 芝善章草（旧隶的草体），据说他“临池学书，池水尽墨” [368] ，时人称他为草圣。他的书法对魏晋书法影响很大，西晋卫瓘、索靖都传张芝草法，号为一台（尚书台）二妙。魏初钟繇擅长真书（楷书），又与胡昭同传汉末刘德升行书。西晋“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 [369] 。行书、真书比旧隶简易，魏晋间行书、真书流行，是汉字书法的一种进步。

东晋南朝时期，士族文人工于书法的非常多。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他学钟繇书，同时又吸取了魏晋诸家书法的精华，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370] ，完全脱离了隶书的窠臼。王献之被称为小圣，他的字骨力稍逊于父而富有媚趣。唐代张怀瓘《书断》把王氏父子的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等五种字体都列入神品一类，可见后人对他们书法艺术的推崇。

北方士族崔氏、卢氏工于书法的人也很多。卢谌学钟繇，崔悦学卫瓘，谌、悦又同习索靖草书，子孙相袭，为北方书法世家，所以史称“魏初重崔卢之书” [371] 。崔悦孙崔宏善草、隶、行书，行书尤为精巧。北方书法接近汉隶，与南方书法风格有所不同。

乐舞和戏剧 　董卓之乱以后，朝廷雅乐散失。曹操破荆州，获汉雅乐郎杜夔，杜夔与歌师、舞师等人增损旧制，恢复了庙堂乐舞。西晋永嘉以后，朝廷乐官、乐器为刘曜、石勒所得，石勒灭后，才有一部分乐人南迁。淝水战时，东晋获苻坚乐工；刘裕灭后秦，又从关中获得由前凉张氏所传汉魏清商乐（即相和歌词的一部分），江南雅乐才稍稍完备。东晋末年以至于宋、齐之世，江南吴声，荆楚西曲，都进入乐府，被之管弦，并且普遍流行起来。

十六国北朝时期，所谓“胡乐”，包括西域乐和外国乐，陆续东来，开始形成中国古典乐舞的一大变革。前凉时天竺乐传入凉州。前秦末年，吕光灭龟兹，得龟兹乐，龟兹乐后来散入中原，进入北魏乐府。吕光、沮渠蒙逊等又在凉州以旧乐杂入龟兹乐，成为西凉乐（又称秦汉乐），太武帝灭凉获之。在此前后，北魏灭北燕，得高丽乐；通西域，又得疏勒乐、安国乐。西魏、北周时，高昌乐、康国乐也传入内地。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祇婆传入七调的乐律。 北齐胡乐更盛，“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 [372] 。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等胡人，都以擅长音乐而封王开府。北朝的太常雅乐，大量参用“胡声”，胡乐的乐章、乐器、乐舞，在民间也颇流行。

秦汉的角抵戏，魏晋以后继续有所发展。北齐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 [373] 。周灭齐后，征百戏入长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戏剧开始形成。蜀博士许慈、胡潜由辩论文义而相忿争，终至斗打，刘备使倡家扮演许、胡，“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 [374] 。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戏剧的开端。后赵石勒以俳优演出参军某的故事 [375] ，以为笑谑，这就是唐代参军戏的由来。北齐的《兰陵王》（唐时称为“代面”或“大面”）歌舞，演出兰陵王著假面作战的故事；《踏摇娘》演出醉汉殴妻，其妻怨苦悲诉的故事 [376] 。在这些歌舞中，故事情节更为完整，更接近后代的戏剧。

这个时期的乐舞、戏剧，主要是限于宫廷表演，在民间的影响不大。

三　自然科学

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和科学实践经验的积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科学的某些部门，比秦汉时期前进了一步。算学、医学和农学，在这个时期都有一些突出的成就。

算学和历法 　魏晋之际，刘徽注《九章算术》，并著有《海岛算经》一书。中国古代算学发展的标志是圆周率的计算，刘徽的贡献，也正在于提供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他正确地指出利用《九章算术》中圆周率等于三的数值来计算面积，所得出的不是真正的圆面积，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的面积。 他把圆内接正6边形依次分割为正192边形，计算出圆周率为3.1416。他还认为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就越同圆周近似，这就是现代数学中的极限概念。

刘徽之后，还出现了佚名的《五曹算经》以及《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甄鸾《五经算术》等书，对算学各有发明。但是在算学方面成就最大的人，是宋、齐之间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

祖冲之（429—500年）著有《缀术》一书，已失传。祖冲之求出的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这两个数值之间，精确程度很高。直到1427年，中亚的一个数学家阿尔卡西（al-kashi）才打破祖冲之圆周率的6位准确数值，求出了16位准确数值，但是这已经是在祖冲之以后将近千年的事了。祖冲之还用两个分数值来表现圆周率：一个是密率，为355/113，另一个是约率，为22/7。祖冲之的密率数值，在欧洲要到1573年才由德国数学家鄂图(valentin otto)得出，比祖冲之晚了一千多年。祖冲之的儿子祖暅之也是一个算学家，他发现了刘徽所没有解决的计算球体积的公式。

在天文历法方面，东晋虞喜求得春分、秋分点每50年在黄道上西移一度，叫做岁差。祖冲之把岁差应用于历法，制定大明历，并且在大明历中定出了比较精确的每年日数的数值。

在机械学方面，曹魏时期马钧改进了绫机，提高了绫机的效能。祖冲之创造千里船，用机械转动，日行百里。

医学 　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他曾编辑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并集中了秦汉以来医家切脉的经验，写成一部《脉经》。《脉经》把脉象分为24种，根据不同的脉象，判断疾病的种类。东晋葛洪著《肘后卒就方》，梁陶弘景补其阙漏，成《肘后百一方》。这部医方不用难得之药，简要易明，切于实用。陶弘景的《本草集注》著录本草药物七百多种，比汉代的《神农本草》多出一倍。

农学 　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内容广泛，包括谷物种植法、菜蔬瓜果种植法、种树法、养家畜家禽及养鱼法、酿造法、做菜法等，正如贾思勰在自序中所说：“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齐民要术》还记载了有关农作物的异闻以及中原以外和外国的一些植物品种。《齐民要术》不但集《氾胜之书》以来北方农业生产经验之大成，而且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价值很大。贾思勰是一个极为博学的人，他的著作中所征引的古书，有名可考的即达百余种，有些重要古书，如《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主要由 于他的征引才得以部分留传下来。贾思勰并不局限于此，他作《齐民要术》时“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 [377] ，把丰富的书本知识同农民的生产经验以及自己的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更增加了《齐民要术》的科学价值。

* * *

[1] 　西园军，灵帝中平五年初置，凡八校尉，袁绍、曹操皆为校尉，蹇硕以上军校尉统领之。

[2] 　《后汉书》卷一〇二《董卓传》。

[3] 　曹丕诗，见《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延康元年注载丕令。

[4] 　《三国志》卷八《魏书·陶谦传》注引《吴书》。

[5]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

[6] 　《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引《昌言·损益》。

[7]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国渊传》。

[8] 　置大司农在建安十八年（213年）。屯田官属于大司农，见《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司马芝传》及卷九《魏书·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传》。在未置大司农以前，屯田官由司空掾属（后来是丞相掾属）权管，国渊为司空掾属典屯田事可证。

[9] 　《三国志》卷一六《魏书·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10] 　《齐民要术》卷一注。

[11]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

[12] 　《乐府诗集》卷三二引《广题》。

[13] 　《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谓嘏博昌著姓，“遇荒乱，家贫卖鱼”。

[14]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休传》，卷一二《魏书·邢顒传》。

[15] 　《三国志》卷二三《魏书·赵俨传》，谓俨“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

[16]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管宁传》注引《傅子》。

[17]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18] 　《后汉书》卷一〇〇《孔融传》。

[19]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崔琰传》。

[20]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二十二年令文曰：“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21]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刘廙传》注引《刘廙别传》。

[22] 　《资治通鉴》卷六九，黄初元年。

[23] 　《晋书》卷三六《卫瑾传》：九品之制“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宋书》卷九四《恩幸传序》：九品之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这些都是对九品中正制初行阶段的评价。

[24]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刘馥传》。

[25] 　《三国志》卷一六《魏书·郑浑传》。

[26] 　《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昶传》。

[27]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28] 　同上。

[29] 　《三国志》卷二四《魏书·韩暨传》，《水经·谷水注》。

[30] 　左思《魏都赋》，见《文选》卷六。

[31] 　《水经·河水注》。

[32]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传》，谓沛以助曹操打击豪强见称，“黄初中儒雅并进，而沛本以事能见用，遂以议郎冗散里巷”。

[33] 　《晋书》卷三〇《刑法志》。

[34] 　《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

[35] 　《太平御览》卷二四一引《魏略》；《三国志》卷二四《魏书·高柔传》。“举吏民”，宋本《三国志》无民字。

[36] 　见《三国志·魏书》卷一四《蒋济传》、《孙资传》注引《孙资别传》、卷九《曹爽传》、卷二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37] 　屯制田的破坏始于文帝黄初年间。《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司马芝传》：“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

[38]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丘俭传》注引毌丘俭、文钦上表。

[39] 　《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畅《自叙》。按畅祖傅嘏仕魏，为司马氏死党，父傅祗仕晋，分见《三国志》及《晋书》本传。又，明帝时刘劭作都官考课法72条，司马光讥其“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见《资治通鉴》卷七三，景初元年），可见考课法体现了循名责实的精神，不利于大族把持政治。当时反对考课法最力者即泥阳大族傅嘏，考课法终不得行。

[40]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41] 　《三国志》卷四〇《蜀书·李严传》载有建安二十三年郪县农民起义，卷四三《蜀书·张嶷传》也载南充、绵竹农民先后起义，但是都没有发生重大影响。

[42]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隆中对》。

[43] 　《水经·江水注》。

[44] 　《文选》卷四《蜀都赋》。又，《初学记》卷七地部引《异说》谓临邛火井，经“孔明一窥而更盛”（《博物志》卷七略同），事虽不经，也是煮盐发达的反映。

[45]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46]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载《出师表》。

[47]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注引《袁子》：“诸葛亮重人也，而骤用蜀兵，此知小国弱民，难以久存也。”又云：“故小国之虑，在于时立功以自存。”

[48] 　《续汉书·郡国志》扬州丹阳郡故鄣县条引《吴兴记》曰：“……光和末张角乱，以乡守险助国，汉嘉之，故立县”。《元和郡县志》卷二五江南道湖州安吉县条：“汉灵帝中平二年张角作乱，荆、扬尤甚，唯此郡（按即吴兴郡）守险阻固，汉朝嘉之，故分立为县”。《吴志》中也有关于南方农民起义的零星资料，但起义的具体过程却不清楚。

[49] 　黄初二年（221年）徙都武昌，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又迁都建业。

[50] 　《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

[51] 　《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卷四九《吴志·太史慈传》。

[52] 　《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

[53] 　《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卷五八《吴志·陆逊传》，卷六〇《吴志·周鲂传》。

[54] 　《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休传》，卷六四《吴志·濮阳兴传》。《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谓开湖田未成功。

[55] 　《三国志》卷六〇《吴书·钟离牧传》。

[56] 　《三国志》卷六五《吴书·华核传》。

[57] 　杨泉《蚕赋》、《织机赋》，均见《艺文类聚》卷六五；闵鸿《亲蚕赋》，辑文见《全三国文》卷七四。

[58] 　《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八蚕之绵”出于何处，《文选》李善注说法不同。这里根据《太平御览》卷八二五引《永嘉郡记》永嘉有八辈蚕（同卷引张勃《吴录》南阳郡一岁蚕八绩）。

[59] 　《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引《陆凯奏事》。

[60] 　《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少府东冶令南冶令条。

[61] 　《建康实录》卷二，《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

[62] 　《宋书》卷三六《州郡志》；《元和郡县志》卷二九。又《三国志》卷五三《吴书·张紘传》及卷四八《孙皓传》，张尚、郭诞有罪，“送建安作船”。

[63] 　《太平御览》卷七七〇引《武昌记》“孙权尝装一舡，名大舡，容敌士三千人”。《水经·江水注》略同。又《晋书》卷四二《王濬传》晋灭吴时，王濬所造战舰亦“受二千余人”。

[64] 　此为吴亡时之户口数，见《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皓传》注引《晋阳秋》。《续汉书·郡国志》注载魏“正始五年（244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九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93.2万户，据《郡国志》上下文推敲，可能是当时魏吴总户数。

[65] 　《文选》卷四四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

[66] 　《三国志》卷五六《吴书·朱治传》，卷六一《吴书·陆凯传》。

[67] 　《世说新语》中卷下《规箴篇》孙皓问丞相陆凯条。

[68] 　《世说新语》中卷下《赏誉篇》吴四姓条。

[69] 　《世说新语》上卷下《政事篇》贺太傅作吴郡条。

[70] 　《抱朴子外篇》卷三四《吴失篇》。

[71] 　《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

[72]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

[73]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语，时在正始初年。

[74] 　《艺文类聚》卷五九曹植《与司马仲达书》。

[75]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赤乌十三年注引庾阐《扬都赋》注：烽火缘江相望，“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令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南沙”。

[76] 　《三国志》卷五五《吴书·徐盛传》注引《魏氏春秋》。又《孙权传》黄武四年注引《吴录》：魏文帝伐吴至广陵，“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

[77] 　司马昭先灭蜀后攻吴，是既定的计划。《晋书》卷二《文帝纪》:“帝将伐蜀，乃谋众曰：‘……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

[78] 　《三国志》卷六一《吴书·陆凯传》。

[79] 　《晋书》卷三七《髙阳王睦传》。

[80] 　《三国志》卷四《魏书·陈留王奂传》：咸熙元年(263年）“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按即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皆为太守，都尉（按即屯田都尉）皆为令长”，这是第一次。《晋书》卷三《武帝纪》泰始元年(265年)“罢农官为郡县”，这是第二次。

[81] 　罢屯田官后国家佃客的情况，见《晋书》卷二六《食货志》杜预疏。

[82] 　《初学记》卷二七引。

[83] 　《晋书》卷三〇《刑法志》引庚寅(泰始六年，270年）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可见当时农民逃亡是个严重的问题。

[84]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陈群传》注引《太康三年地记》。

[85] 　《晋书》卷五一《束皙传》。

[86]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原作50户，为15户之讹。

[87] 　《晋书》卷四六《刘颂传》。

[88] 　《晋书》卷三三《石崇传》。

[89]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附《傅咸传》。

[90] 　《晋书》卷九二《王沈传》。

[91] 　成公绥之论见《太平御览》卷八三六，鲁褒之论见《晋书》卷九四《鲁褒传》,二论文字多有雷同。又《初学记》卷二七有綦毋氏《钱神论》佚文。

[92] 　据《后汉书》卷一一九《南匈奴传》。《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云云，则为发南匈奴兵镇压黄巾。

[93]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梁习传》。

[94] 　《太平御览》卷一六三引阚骃《十三州志》，《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条及卢弼《集解》。

[95] 　“胡天”，火祆教之神。火祆教起于波斯，中国之有火祆教始此。魏、齐、周时，火祆教列于祀典。齐有京邑萨甫，诸州萨甫等官，以西域胡人为之，主祠祆神。

[96] 　鲜卑拓跋部“祖宗世王幽都”,“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年）遣李敞诣乌洛侯国之石室告祭天地，李敞刻祝文于石室之壁而还。近年经考古调查，在大兴安岭北部东麓的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附近发现此拓跋部祖先旧墟的石室，室壁刻有李敞祝文，与《魏书·礼志》所载文字基本符合。因此，拓跋部发祥地的“幽都”地址，可以确定。参考《魏书》卷一《序纪》、卷一〇〇《乌洛侯传》、卷一〇八《礼志》，以及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

[97] 　《魏书》卷一《序纪》。

[98] 　洛阳大贾，事见《水经·河水注》，其余商人活动，参看《魏书》卷二三《莫含传》。

[99] 　《魏书》卷二三《卫操传》。

[100] 　《魏书》卷一《序纪》，卷一一一《刑罚志》。

[101] 　《晋书》卷一二〇《李特载记》关于 人的历史部分，即《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传》中廪君蛮与板楣蛮（以廪君蛮为主)史文的综合。

[102] 　《晋书》卷九三《王恂传》有匈奴佃客，《初学记》卷一九引《三辅决录》注、王嘉《拾遗记》卷九均有胡婢。

[103] 　《高僧传》卷一〇《佛图澄传》有鲜卑奴，《世说新语》下卷上《任诞篇》有鲜卑婢。《晋书》卷一〇〇《祖约传》有胡奴与石勒同种类，当是羯人。

[104] 　王嘉《拾遗记》卷九。

[105] 　《三国志》卷二六《魏书·牵招传》：魏文帝时牵招为雁门太守，“表复乌丸（乌桓）五百余家租调”。卷二八毌《丘俭传》注引《魏名臣奏》：武威郡杂胡诣毌丘兴，兴“使尽力田”。又卷二六《郭淮传》:太和五年淮于陇右“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据此知雁门乌桓、武威杂胡和陇右羌胡均已从事农耕，甚至已输租纳调。

[106] 　《文选》卷二〇潘岳关中诗注引《上关中诗表》有“（氐帅）齐万年编户隶属”之语；同书卷五七潘岳《汧督诔序》，有“编户之氐”之语。

[107] 　《晋书》卷三八《扶风王骏传》:“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

[108] 　《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按《齐民要术》记载的许多调造之法，有人认为即是所谓“羌煮貊炙”。

[109] 　《晋书》卷九七《匈奴传》载郭钦之议，文有脱漏，此处参用《群书治要》卷二九注引干宝《晋纪》。

[110]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11] 　《晋书》卷五《愍帝纪》史臣语。

[112] 　338年，李寿改国号为汉，347年汉为东晋桓温所灭。

[113] 　《太平御览》卷八六〇引《后赵录》:石勒“讳胡尤峻，诸胡物皆改名，〔改〕胡饼曰搏炉，石虎改曰麻饼”。

[114] 　《太平御览》卷三七九引《后赵录》。

[115] 　《太平御览》卷三六三引车频《秦书》。

[116] 　《宋书》卷八二《周朗传》。

[117]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118] 　同上。

[119] 　《资治通鉴》卷九六，东晋咸康四年。

[120]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北史》卷八〇《贺讷传》、卷九八《高车传》。当时部落未被离散者实际上还有很多，北魏末年和北齐时屡见于史籍的“领民酋长”、“领民庶长”，应即出于北魏初年未被离散的以及以后内附的部落。

[121] 　《魏书》卷二《道武帝纪》。

[122] 　《魏书》卷三〇《娥清传》，卷三《明元帝纪》。

[123] 　《魏书》卷三《明元帝纪》作“徒河部落”，卷四《太武帝纪》作“渔阳群盗”，卷三〇《王建传》作“乌桓”。按渔阳为乌桓聚居区之一，起兵领袖均为库辱官氏。《北史》卷九八《徒何段就六眷传》云，其伯祖“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子大库辱官家奴”，可知库辱官为乌桓著姓，所以上述几说应以《王建传》为是。

[124] 　《魏书》卷三〇《周几传》。

[125] 　《魏书》卷三〇《娥清传》。

[126]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127] 　《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宋元嘉二十二年。

[128] 　《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

[129] 　《宋书》卷一〇〇《序传》。

[130] 　《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

[131] 　《魏书》卷三八《刁雍传》。又《魏书》卷五六《郑羲传》：延兴初年阳武人田智度起兵反魏，魏以羲“河南民望，为州郡所信，遣羲乘传慰谕。羲到宜示祸福，重加募赏，旬日之间，众皆归散”。事虽晚出，而利用汉人大族镇压人民，则更露骨。

[132] 　《魏书》卷四五《裴骏传》。

[133] 　《魏书》卷四二《薛辩传》附《薛拔传》。

[134] 　《魏书》卷九四《阉官仇洛齐传》。

[135] 　《颜氏家训》卷一《治家》。按《颜氏家训》成书较晚，但是所述北方田庄自给自足的情况，在十六国、北魏时期应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136] 　《郡斋读书志》卷一四有庾衮《保聚图》及《保聚垒议》二十篇。又，今嘉峪关出土魏晋墓室壁画中多有坞壁图像，见《文物》1972.12，1974.9，1982.8。

[137] 　见《鸣沙石室佚书》所收敦煌写本《晋纪》，疑即邓粲所著《元明纪》。

[138] 　《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

[139] 　《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载姚兴诏：“堡户给复二十年。”

[140] 　《通典》卷七《丁中》:“高颍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豪收大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杜佑自注：“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按：杜佑说这个现象自周齐至隋初都存在，可以推知北魏的荫户也是强豪的“佃家”，受强豪“大半之赋”的实物地租的剥削。又，当时南方地主对佃客的剥削，也以实物地租为主。

[141] 　《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142] 　代郡在今蔚县，善无在今右玉县，阴馆在今代县，参合在今阳高县。

[143] 　约在北魏成书的《张丘建算经》卷中，以算题方式提供了一个“九品混通”的实例：九等户每等各若干，调绢平均每户三匹（一匹合四丈），九品混通，每户等应相差二丈，问各等户每户出绢几何？经计算，上上户每户出五匹，等而下之，至下下户每户一匹。按当时实况，上上户与下下户的土地、人口相差何止数十百倍，但户调相差只有五倍，可见这种办法对贫苦农民是极不利的。又，同书同卷还有按户等“通融”出银的算题;《孝子算经》卷下有九家分九等输租的算题。

[144]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145] 　客作终年所获约为粟150斛，人日廪约需6升，均据《张丘建算经》卷下诸题。150斛恐怕是一个偏高的数字。

[146] 　《通典》卷一六七引崔鸿仪费羊皮一案云：“按律：卖子，一岁刑；五服内期亲在尊长者，死；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

[147] 　《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

[148] 　《魏书》卷五《高宗纪》史臣语。

[149] 　《魏书》卷五《高宗纪》。

[150] 　孝文帝即位时(471年)年五岁，政事实际上由太上皇（即献文帝）掌握。承明元年(476年），献文帝死，由太皇太后冯氏执政，至太和十四年(490年）冯氏死为止。所以太和十四年以前的改革，都是由冯氏主持的。

[151] 　《魏书》卷三三《公孙表传》附《公孙轨传》。

[152] 　《魏书》卷八八《良吏传序》。

[153] 　《魏书》卷八二《常景传》。

[154] 　均田令见《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其中一些文字须据《通典》校正。又，均田令当与太和元年畿内一夫治田40亩之制有渊源关系。

[155] 　由于均田令规定原有桑田还应当用来抵消应受的倍田，所以实际上要超过60亩（一易之田）或100亩(再易之田），才能出卖其超过部分。

[156] 　《魏书》卷六五《李平传》。

[157] 　《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

[158] 　《颜氏家训》卷七《音辞篇》。

[159] 　《资治通鉴》卷一〇八，太元二十一年胡注。胡三省这段话隐含着对蒙古族统治汉族的感叹，所以带有夸张成分。

[160] 　《资治通鉴》卷一五四中大通二年载尔朱荣在洛，城阳王元徽以太子降生为辞驰骑相告，图赚荣入朝堂，并脱荣帽欢舞盘旋一事。胡注曰：“唐李太白诗云：‘脱君帽，为君笑。’脱帽欢舞，盖夷礼也。”

[161] 　《封氏闻见记》卷五“花烛”条。

[162]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163] 　《洛阳伽蓝记》卷四，《魏书》卷六六《崔亮传》。

[164] 　《齐民要术》杂说，卷一及注。

[165] 　《齐民要术》卷五。

[166] 　《北齐书》卷四九《綦毋怀文传》。

[167] 　《水经·河水注》。

[168] 　《魏书》卷三二《封懿传》附《封回传》。

[169] 　本段内容，通叙至北朝末年为止。

[170] 　《广弘明集》卷二四释昙积《谏周太祖沙汰僧表》。

[171]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172] 　《高僧传》卷三《昙摩蜜多传》。

[173] 　《广弘明集》卷七齐章仇子佗疏语。

[174] 　《续高僧传》卷二三《释道臻传》。

[175] 　《高僧传》卷三《释法显传》：法显为沙弥时，“与同学（沙弥）数十人于田中割稻”；同书卷五《释道安传》道安出家后为其师“驱役田舍”。

[176] 　《广弘明集》卷六《叙列代王臣滞惑解》杨炫之条。

[177] 　《广弘明集》卷八释道安《二教论》其十二。

[178] 　《广弘明集》卷二八上慕容德《与朗法师书》及释僧朗《答南燕主慕容德书》。《高僧传》卷五《竺僧朗传》。

[179]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皇兴元年(467年）北魏夺得宋青州地，把一部分青州人户迁到平城附近，称“平齐户”。

[180]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续高僧传》卷三〇《释慧胄传》。

[181] 　同上。

[182] 　《北齐书》卷四六《苏琼传》。

[183] 　六镇的范围和名称，异说甚多，此从沈垚说，见《落帆楼文稿》卷一。

[184] 　《北齐书》卷一《神武纪》。

[185] 　《资治通鉴》卷一五七，大同二年。

[186] 　《颜氏家训》卷一《治家篇》。

[187] 　参看万斯同《北齐将相大臣年表》，《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

[188]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北魏分裂时，作为京畿禁卫军的六坊鲜卑绝大部分到了邺城。他们不事生产，由东魏岁给常廪衣服。北齐初年简练六坊之众，取其强健者为“百保鲜卑”，其余被沙汰的鲜卑兵士，只有从事农耕。河清均田与此当有关系。

[189]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北齐设立“百保鲜卑”的同时，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夫，以备边要”。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河清均田令推行后，汉人始得正式服兵役。

[190]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七年：“平原东有豆子航，负海带河，地形深阻，自高齐以来，群盗多匿其中”。

[191] 　柔然，北魏太武帝改称蠕蠕，《宋书》、《南齐书》称芮芮，《隋书》称茹茹，都是同名异译。

[192] 　此据《北史》卷九八《蠕蠕传》，但该传后史臣语又云蠕蠕“匈奴之裔”。《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芮芮国，匈奴别种也。”《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传》：“芮芮虏，塞外杂胡也。”

[193]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194]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均本此。

[195] 　《宋书》卷七四《臧质传》载太武帝南侵围盱眙时曾致书宋将臧质，谓攻城兵中有丁零，并谓“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按常山郡、赵郡当时都属定州。

[196] 　《北史》卷九八《高车传》。

[197] 　《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康传》、卷三十《魏书•高句丽传》，朝鲜《三国史记》卷十六。

[198] 　《北史》卷九四《奚传》。

[199] 　据诸史所载，吐谷浑原为慕容廆之庶长兄，率部人西迁后始以自己的名字为族名。南朝诸史称吐谷浑为河南国。

[200] 　《南史》卷七九《河南王传》。

[201] 　《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或出此，或出《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

[202] 　噘哒，“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游牧为生，居于阗之西，跨有今新疆内外之地。事见《北史》卷九七《西域噘哒传》。嚈哒在南朝称为滑国，在东罗马和印度等外国史书中称为白匈奴。

[203] 　《水经注》卷二引《释氏西域记》。

[204] 　《北史》卷九七《西域高昌传》。

[205] 　《北史》卷九九《突厥传》。

[206] 　《世说新语》上卷上《言语篇》蔡洪赴洛条，《晋书》卷五二《华谭传》、卷五八《周处传》。

[207] 　《世说新语》中卷下《赏誉》注引《晋阳秋》。

[208] 　《晋书》卷六二《祖逖传》。

[209] 　《晋书》卷九八《桓温传》。

[210] 　《晋书》卷五六《孙楚传附孙绰传》。

[211]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权翼语。

[212] 　《世说新语》中卷下《规箴篇》王丞相为扬州条。

[213] 　《世说新语》上卷下《政事篇》谢公时兵厮逋亡条及注引《续晋阳秋》。

[214] 　《世说新语》下卷下《俭啬篇》郗公大聚敛条。

[215] 　《晋书》卷七五《范汪传附子宁传》。剪发指出家为僧侣。

[216] 　《魏书》卷九七《桓玄传》载桓玄讨司马元显檄文：“……加以苦役乐属，枉滥者众，驱逐徙拨，死叛殆尽”。枉滥者应当主要是自耕农。

[217] 　《魏书》卷九七《桓玄传》。

[218] 　孙恩是琅琊孙秀之后，为晚渡的士族。孙恩本人有文集传世，见《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卢循是范阳卢谌之后，本来应属门阀士族。《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说，慧远少年时在北方，与卢循之父卢嘏同为书生，时间当在后赵末年。据此则卢嘏或卢循南渡甚晚。那时晚渡士族照例不为门阀士族所齿，所以孙恩、卢循在南方，社会地位比门阀士族低。卢循娶孙恩妹，可见孙、卢社会地位相同。

[219] 　《魏书》卷九六《司马德宗传》。

[220] 　分见《资治通鉴》卷一一一隆安三年十二月，《晋书》卷一〇〇《孙恩传》、卷七九《谢安传附谢琰传》以及《宋书》卷一〇〇《序传》。

[221] 　《宋书》卷五四史臣语。

[222] 　《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元嘉二十七年。

[223] 　《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224] 　《文苑英华》卷七五四何之元《梁典•总论》。

[225] 　《陈书》卷五《宣帝纪》。

[226]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载孙绰诔刘惔语。

[227] 　《世说新语》下卷下《尤悔篇》。

[228] 　《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附徽之传》。

[229] 　《宋书》卷四二《王弘传》江奥语。

[230] 　《文选》卷四〇沈约《奏弹王源》。

[231] 　《南史》卷八〇《侯景传》。

[232] 　《文选》卷四〇沈约《奏弹王源》。

[233] 　《南齐书》卷五六《幸臣刘系宗传》。

[234] 　《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篇》。

[235] 　《颜氏家训》卷四《涉务篇》。

[236] 　分见《宋书》卷九四《恩幸戴法兴传》、《南史》卷七七《恩幸刘系宗传》、《梁书》卷三八《朱异传》。

[237] 　《陈书》卷三五后论。

[238] 　《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等传》史臣语。

[239] 　《艺文类聚》卷二六。

[240] 　《文苑英华》卷六四五，阙名《为行军元帅韦孝宽檄陈文》。

[241] 　《艺文类聚》卷五二，徐陵《广州刺史欧阳 德政碑》。

[242]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243] 　《南史》卷七〇《郭祖深传》。

[244] 　《宋书》卷一〇〇《序传》。

[245] 　《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246] 　《宋书》卷六《孝武帝纪》。

[247] 　《梁书》卷三《武帝纪》下。

[248] 　《梁书》卷五二《顾宪之传》。

[249]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250] 　《宋书》卷五七《蔡廓传附蔡兴宗传》。

[251] 　《太平御览》卷六四八引《晋令》。

[252] 　《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宋元徽二年。

[253] 　《南齐书》卷三八《萧景先传》。

[254] 　《弘明集》卷十二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

[255] 　《南史》卷七〇《郭祖深传》。

[256] 　《弘明集》卷六释道恒《释驳论》。

[257] 　《南史》卷七〇《郭祖深传》。

[258] 　《广弘明集》卷二四，释真观《与徐仆射领军述役僧事》。又《南史》卷七〇《郭祖深传》，白徒、养女“皆不贯人（民）籍”。

[259] 　同上释真观文。

[260] 　《晋书》卷六四《简文三子传》许营疏语。

[261] 　《南史》卷七〇《虞愿传》。

[262] 　《南齐书》卷三八《萧颖胄传》。

[263] 　《南史》卷七〇《甄法崇传附甄彬传》，《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附褚澄传》。

[264] 　《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

[265] 　《高僧传》卷九《释玄畅传》。

[266] 　《续高僧传》卷十七《释智 传》。

[267] 　《梁书》卷七《王皇后传》。

[268] 　《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按此地原属道潜所有。

[269]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山居赋》注，昙济道人与蔡氏、郗氏、陈氏、谢氏各占一奥。

[270] 　《太平御览》卷八二五引《永嘉郡记》。

[271] 　《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武昌记》。

[272] 　《太平御览》卷六六五引陶弘景言。

[273] 　《重修政和类证本草》卷四铁精条引陶弘景言。

[274] 　《隋书》卷二六《百官志》载梁代南康、建安、晋安有伐船谒者。

[275] 　《颜氏家训》卷五《归心》。

[276] 　《太平御览》卷六〇五引《桓玄伪事》。

[277] 　《南齐书》卷三二《王崐传》。

[278] 　《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有“蛮田大稔，积谷重岩”及宋军“因粮蛮谷”等语，《南齐书》卷五八《蛮传》则谓蛮中“田甚肥庾”。

[279] 　《宋书》卷九七《荆雍州蛮传》。

[280] 　《宋书》卷九七《夷蛮传》史臣语。

[281] 　《宋书》卷九二《徐豁传》。

[282]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两爨蛮传》。

[283]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九《爨宝子碑》，卷十《爨龙颜碑》，及诸家跋语。

[284]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

[285]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食货志》下文云：“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指任土作赋而无恒法而言，不是说这些民族的社会政治情况在东晋南朝没有变化。

[286] 　《文苑英华》卷六八二，徐陵《武皇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

[287] 　《隋书》卷八〇《钟士雄母传》。

[288] 　《隋书》卷八〇《谯国夫人传》。

[289] 　《隋书》卷八二《南蛮传序》。

[290] 　《文心雕龙•论说》。又《三国志》卷一《魏志•武帝纪》：曹操“揽申商之法术”；《晋书》卷四七《傅玄传》：“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

[291] 　《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

[292] 　《三国志》卷一〇《魏书•荀或传》注引何劭《荀粲传》。

[293] 　《老》、《庄》、《周易》，当时被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

[294] 　《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衍传》。

[295] 　王弼《论语释疑》，辑本见《玉函山房辑佚书》。

[29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评王弼《周易注》：“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人于老庄者，弼……亦不能无过。”这所谓功、过，是以儒家经学正统的观点作出的评价，但亦有参考价值。

[297] 　《晋书》卷四九《阮籍传》。

[298] 　《晋书》卷四九《阮籍传》。

[299] 　《嵇中散集》卷五《声无哀乐论》。

[300] 　《嵇中散集》卷二《与山巨源绝交书》。

[301] 　《嵇中散集》卷七《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

[302] 　《阮嗣宗集•大人先生传》。

[303] 　《三国志》卷一八《魏书•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载司马昭语。

[304] 　《晋书》卷四九《嵇康传》。

[305] 　《文选》卷五三岱康《养生论》。

[306] 　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祖述于（阮）籍，谓得大道之本”，见《世说新语》上卷上《德行》注引王隐《晋书》。他们的行为，备见《晋书》本传。

[307] 　《晋书》卷四九《向秀传》。

[308] 　《庄子•逍遥游》注。

[309] 　《庄子•在宥》注。

[310] 　《庄子•大宗师》注。

[311] 　《广弘明集》卷一八谢灵运《与诸道人辨宗论》。

[312] 　《晋书》卷四九《阮瞻传》。按《世说新语》上卷下《文学》以此事属阮修。

[313] 　《庄子•大宗师》注。

[314] 　《庄子•逍遥游》注。

[315] 　《庄子•大宗师》注。

[316] 　何晏好声色，喜傅粉，行步顾影，服五石散（即寒食散，是一种配制而成的供服用的毒品），见《世说新语》《言语》、《容止》等篇及注。

[317] 　《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干宝所说有的是以儒家成见看待玄学，所以不全是可取的。

[318] 　《太平御览》卷九四九引杨泉《物理论》。

[319] 　裴 《崇有论》，见《晋书》卷三五《裴秀传附 传》。

[320] 　《抱朴子外篇》卷四八《诘鲍》。

[321] 　《道贤论》散见于《高僧传》各卷中，《全晋文》卷六二《道贤论》辑文不全。

[322] 　《世说新语》上卷下《文学》。

[323] 　《世说新语》下卷下《假谲》。

[324] 　《高僧传》卷四《竺法雅传》。

[325] 　《高僧传》卷一〇《佛图澄传》：后赵著作郎王度奏称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石虎下书曰，“朕生自边壤……，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按羯人本有火祆教的信仰，但是没有在被统治各族中提倡。

[326] 　《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

[327] 　《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

[328] 　《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

[329] 　释慧观《法华宗要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

[330]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331] 　《广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臣滞惑解》卫元嵩条。

[332] 　《广弘明集》卷八《叙周武帝集道俗议佛法事》。

[333] 　《弘明集》卷一一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宋文帝语何尚之，曾说到“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见《高僧传》卷七《释慧严传》。

[334]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335] 　《晋书》卷七七《蔡谟传》。

[336] 　《南齐书》卷五四《顾欢传》。

[337] 　《梁书》卷四八《范缜传》。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见此或《南史》卷五七《范云传附缜传》。

[338] 　刃，《梁书．本传》作刀，《弘明集》卷九萧琛《难〈神灭论〉》所引作刃。

[339] 　《弘明集》卷九萧琛《难〈神灭论〉》。

[340] 　《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于吉在江东事，疑点甚多，但道教流布江东，则属可信。

[341] 　《抱朴子内篇》卷九《道意》。

[342] 　《太平御览》卷七四二引曹植《说疫气》。

[343] 　《三国志》卷二九《魏书•华佗传》注引曹植《辩道论》。

[344] 　《抱朴子内篇》卷十《明本》。

[345] 　《抱朴子内篇》卷九《道意》。

[346] 　同上。

[347] 　《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

[348] 　《晋书》卷一〇〇《孙恩传》。

[349]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350]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351] 　《广弘明集》卷二四齐文宣帝《问沙汰释李诏》。

[352] 　《宋书》卷六九《范晔传》。

[353] 　《史通》卷五《补注篇》。

[354]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

[355] 　《诗品序》，见《梁书》卷四九《钟嵘传》。

[356] 　但也有长篇诗歌，如《西洲曲》。《西洲曲》，《乐府诗集》入于卷七二《杂曲歌词》。不在《清商曲词》之西曲中。

[357] 　《文心雕龙•总术》。

[358] 　《文选》卷一七陆机《文赋序》。

[359] 　《文心雕龙•时序》。

[360] 　《诗品序》，见《梁书》四九《钟嵘传》。

[361] 　《太平御览》卷七〇二引俗说：顾恺之“为人画扇作嵇、阮而都不点眼精，主问之，顾答曰：‘那可点精，点精便语’”。

[362] 　《历代名画记》卷五。

[363] 　《历代名画记》卷六。

[364] 　《历代名画记》卷五。

[365] 　《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山水树石》。

[366] 　《高僧传》卷一一《释僧祐传》，卷一三《释僧护传》。

[367]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六法》。

[368]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

[369] 　《晋书》卷三九《荀勗传》。

[370] 　《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

[371] 　《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

[372] 　《隋书》卷一四《音乐志》中。

[373] 　《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

[374] 　《三国志》卷四二《蜀书•许慈传》。钱振锽以“此事不惟为汉儒门户之终，且为后世梨园之始”。

[375] 　此据《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引《赵书》。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以此故事属汉和帝时。按北魏“太乐奏伎有倡优为愚痴者”之戏，见《魏书》卷一一《前废帝纪》。

[376] 　此据崔令钦《教坊记》。《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中以此故事属隋末，《乐府杂录》以之属北周。

[377] 　《齐民要求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