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初年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资产

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1901—1905年）

20世纪开头的十年中，中国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清王朝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化了。

帝国主义加紧控制清政府和加紧掠夺通商、路、矿等利权 　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订立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并可在从北京到大沽口和山海关的各战略要地驻兵，把清中央政府放在他们的军事控制之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英、美、日三国在《辛丑条约》的基础上，和清政府分别订立了新的《通商行船条约》 [1] ，这些条约规定开放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英约）和东北的沈阳、大东沟两处（日约）作为通商口岸，并且整顿内河水道以便外商轮船通行。此外，还规定了中国民间使用机器进行纺织和制造一切有外国进口货的工业品，都要和洋商在口岸设厂一样，由海关征收加倍于洋货进口税的所谓“出厂税”。英、美商约中还规定了清政府应“招徕华洋资本兴办矿业”，以便于帝国主义加紧掠夺中国矿权。从1902年起两三年中，英、法在隆兴公司的名义下联合夺取云南省七个府的矿权（1902年），英国夺取安徽铜官山矿权（1902—1904年），法国夺取四川巴县、万县油矿权（1902年）和福建建宁等三府矿权（1902年），比利时夺取顺德、内丘、临城各地的矿权（1902年）。帝国主义划分地区进行矿权的争夺，严重地蹂躏了中国主权。同一时 期（1902—1903年），就铁路方面说，正太（俄，后归法）、沪宁（英）、汴洛（比）三条重要路线都被大买办盛宣怀在“借款官办”的名义下陆续出卖了。路、矿利权的不断丧失，是20世纪初年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问题。同时，帝国主义加紧在中国投资设厂和扩张银行活动范围。美国的花旗银行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这时也在上海开业。中国的经济命脉和财政金融进一步被帝国主义控制了。

日、俄争夺东三省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间对中国若干地区控制权的争夺更趋激烈。东北在《辛丑条约》后成为英、美、日对沙俄激烈争夺的场所。沙俄企图独占东北，妄想建立所谓“黄俄罗斯”，拒绝从东北撤兵。中国人民要求收回东北，在各地掀起拒俄运动，留日学生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开往东北。日本在英日同盟（1902年1月）和美国“门户开放”侵略政策的支持下，于1904年2月在中国领土东北地区发动了日俄战争，把沙俄势力打退到东三省北部，自己控制了南部。1905年9月的日俄分赃条约是在美国朴次茅斯（portsmouth）地方由美政府居中订立的。对于日、俄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进行战争，清政府居然宣布“中立”，不加干涉，而且在战后承认“旅（顺）大（连）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及其有关的一切权利全部由沙俄转让给日本。这引起各阶层人民极大的愤怒。

英军侵藏 　英国乘东北局势紧张的机会，在1903年12月派遣军队侵入西藏地方，1904年8月英国侵略军攻陷拉萨。达赖十三世事先离开拉萨经青海北上。但西藏地方军民坚决抵抗英国侵略军，沿途截击英军，江孜保卫战尤其激烈。英国侵略军大掠拉萨，强迫三大寺负责人等签订所谓《拉萨条约》。通过这个条约，英国在西藏取得了许多政治、经济特权。这个条约遭到全国人民首先是藏族人民的坚决反对。英国在1906年就转而和清政府重新谈判，谈判的结果英帝国主义仍然攫取许多权利，包括江孜、噶大克两处开放为商埠。

清政府的所谓“新政” 　在20世纪初年民族危难深重的局势下，清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从光绪二十六年底即1901年初西太后在西安宣布“变法”开始，清政府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所谓“新政”。“新政”的一部分措施，是以缓和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为目的，因而是具有改革性质的措施，如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裁冗员、设立商部（1903年9月）、颁布提倡和保护民族工业的一些办法（如《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和铁路、矿务章程）之类。在另一方面，“新政”的整个精神则是赋予中国政治以更多的买办性，更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新政”的有力主张者湖广总督张之洞 说过：“非变西法不能化中国仇视外国之见，不能化各国仇视朝廷之见。” [2] 又说：“变法则事事开通，各国商务必然日加畅旺。” [3] 当时所颁布的铁路章程和矿务章程，表面上声称对于“华洋官商”一体“保护”，实际上更有利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资本输出。

“新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练兵筹饷以巩固统治。1903年北京设立练兵处，地方成立督练公所，开始改革军制。1905年北京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地方也开始编练警察。无论中央地方，每项“新政”都是以加重旧捐税或另增新捐税来充经费，其中以练兵款项为最大。各省陆续招练新军的结果就是一些新军阀的产生。北洋新军到1905年达六镇（师）之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势力最大，成为新兴军阀的最有力者。他同时夺取盛宣怀长期垄断的招商局和电报局（1903年），并通过商部，派买办官僚唐绍仪接收盛宣怀的“铁路总公司”（1905年），这样使自己成为新兴的大买办官僚。袁世凯也是“新政”的积极主张者和推行者，他此时已成为封建势力的主要支柱和帝国主义的主要代理人。当时清政府中枢力量日益衰微，庆亲王奕劻主政，贿赂公行，一切听袁世凯摆布。北京新成立的外务部、练兵处等机构实际都在袁世凯掌握之中。

阶级矛盾在新形势下迅速发展 　这样的政权当然不能应付民族危机，也无法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已在迅速趋于崩溃，这加速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贫困化并促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小工商业者受到大买办官僚的压迫，也急切要求新的出路。握有一部分经济实力并和清政府关系密切的资产阶级上层要求直接分享政权，和清政府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阶级矛盾的发展是帝国主义加紧从政治、经济各方面控制中国的结果，也是封建政权寄生于侵略势力之下而日益腐败反动的必然结果。

农民抗捐斗争和旧式武装起义 　农民一直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力军。从1901年到1905年，农民群众的斗争表现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遍及全国的抗捐斗争。这是各地在举办“新政”名义下增加捐税所直接引起的。其中规模较大的是1904年7月江西乐平反对靛捐的斗争。当地官吏以兴办学堂为名，增加靛捐。种靛农民由会党夏廷义率领冲入县城，捣毁学堂以及盐卡、厘卡，焚烧县署，打毁教堂，和清政府军队相持多日。又 如著名的梧州闹捐，也属于这一类。另一种形式是由会党领导的旧式武装起义。如直隶人民在1901年和1902年就鲜明地举起“扫清灭洋”的大旗。规模更大的是1903年到1905年广西全省数十州县人民的武装斗争。统治者感到“防剿俱穷”。广西巡抚王之春向法国殖民主义者“乞援”，引起全国舆论的激烈反对。清朝统治者命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西进行残酷的镇压。由于会党没有统一领导，起义暂时失败，但广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依然继续发展。

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不能维持正常的营业，不断掀起抗捐罢市的斗争。

中国人民斗争的锋芒指向官府、地主、豪商，同时也打击教堂、洋行这些侵略势力的据点。反封建斗争和反帝斗争已经逐渐地结合起来。

收回利权运动 　各阶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矿权、路权的收回利权运动，从1903年起就逐渐开展起来。路权问题的斗争尤其尖锐。京汉、津浦、道清、沪杭甬等铁路预定通过的省份的人民都提出了收回自办的要求。1904年4月，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进行了要求废除1898年被美国攫取的粤汉路权的斗争，得到其他省份的响应。留日学生组织“三省铁路联合会”，力争废约自办。留美学生也有类似表示。次年，粤汉路权终于从美国手中收回了。收回利权也是符合当时发展较速的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的。

抵制美货运动 　1905年，由于美帝国主义迫害在美华工而激起的抵制美货运动，也是一次广泛的群众反帝爱国斗争。运动从上海开始，迅速发展到沿海、沿江如广州、汉口、天津等各城市。国内各地工商业者、农民、工人、学生、妇女都热烈参加这个运动，并以演说、标语、文章进行大规模的反侵略宣传，使运动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的反帝色彩的群众性斗争。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最先通过商会领导这个运动，但在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势力的共同压迫下，他们动摇妥协了，各地运动也就逐渐消沉了。但这个运动表示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帝情绪正在迅速高涨。

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 　就在20世纪初年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经济崩溃，农民群众革命化和各阶层人民反帝爱国情绪普遍加强这样形势的推动下，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他们通过爱国运动逐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20世纪初年各地新式学校纷纷成立，赴日本留学也成为一时风尚，这样就产生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所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他们一般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大多数是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家庭出身），深受社会动荡的刺激和农民群众革命形势的影响，因此其中一些人 就能够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中吸取其曾经是革命和民主的有用部分，而使自己在当时革命潮流中，成为运动的进步力量。

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分化为左右两翼 　这几年，民族工业有了新的发展，棉纺织、缫丝、面粉、火柴各业发展最快，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初步形成，并开始分化为左右两翼。资产阶级的右翼原是官僚、地主、大商人等上层分子通过投资新式工业转化过来的。他们的经济力量较大，社会地位较高，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密切联系。他们的政治代表者是流亡国外的维新派康梁系和国内实业界领袖人物张謇、汤寿潜等。他们联合一部分地主商人、绅士形成为企图以立宪挽救清朝政权的立宪派。左翼的基本成员是中、小工商业者，以及一些华侨中、小工商业者，即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很低，迫切要求政治保障和经济发展。他们的政治代表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派。新型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20世纪初年开始，逐渐摆脱康梁所主张的保皇立宪的影响而趋向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们成为革命派中人数最多和最活跃的部分。

爱国团体的成立及其倾向革命 　这时期国内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爱国知识分子蔡元培 [4] 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青年会”。这些爱国团体已经是带有革命倾向的组织。他们从宣传“爱国御侮”进而宣传“革命排满”。1903年留日学生把“拒俄义勇队”改为反满的“军国民教育会”。

从1903年到1905年之间鼓吹革命的书报大量出版，正式革命团体在国内外相继成立。留日学生在这些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革命宣传鼓动家章炳麟、邹容、陈天华 　在革命宣传工作方面，章炳麟 [5] 、邹容 [6] 和陈天华 [7] 是这时期的杰出人物。章炳麟是具有热烈爱国思想的旧知识分子，早年即以研究经学湛深著称，文章雄厚有力。他在1902年就在东京留学生中倡议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进行反对清政府的宣传。他自己不久就回国工作。1903年5月，留日学生创办的《江苏》杂志第三期取消光绪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公开宣传革命。同时，章 炳麟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保皇派主张“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谬论，揭露康有为在公羊学幌子下主张“帝王万世、祈天永命”的反动说教。

1903年邹容从日本回到上海，其时不满20岁，他发表了震人耳目的《革命军》，提出了开创“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永远根绝君主专制，反抗外人干涉中国革命独立。《革命军》在当时宣传品中销路最广，影响最大。邹容在此书出版后遭到反动势力的深忌，被清政府通过上海租界巡捕局拘捕监禁，于1905年因受折磨死于狱中。

陈天华在1903年发表了《警世钟》和《猛回头》两个小册子，以通俗的文字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已是中国的主子，清政府只是卖国的专制统治者。陈天华沉痛地写道“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清楚地指出当时清政权和人民对立的关键所在，这就大大超过了当时一般反满派的认识和言论。陈天华主张以全民抵抗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在《警世钟》中，他写道：“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他不愧为这时期革命派中最激进的先锋和最卓越的鼓动家和宣传家。

这一时期各省在日本的留学生，多到八九千人。他们之间许多人以省为名称出版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当时的风气是“以不言革命为耻”。革命思想的传播有一日千里之势。

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 　在组织工作方面，除了孙中山领导的以华侨工商业者为主的兴中会仍在国外进行活动外，国内有1903年由黄兴 [8] 、陈天华、宋教仁 [9] 等在长沙组织的“华兴会”，和1904年由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 [10] 在上海组织的“光复会”。这两个团体的特点在于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它们本身也采取类似会党的组织形式。华兴会联络湖南哥老会马福益领导的“洪江会”，并和湖北新军中革命青年和武汉一些学生所组织的“科学补习所”取得联系，准备在1904年11月武装占领长沙，并计划湘鄂同时起事。但事前泄露失败，马福益被杀，黄兴等潜赴日本。光复会会 员陶成章奔走联系浙江温州、台州、处州等地的会党，把各府分散的秘密组织联为一气，计划以浙江、福建革命力量作两湖后援 [11] 。长沙起义计划失败后，陶成章亦避至日本。“科学补习所”被破坏后，湖北革命党人刘静庵、张难先等就借基督教的圣公会名义在武昌设立“日知会”，继续进行革命宣传，深入新军士兵群众。

同盟会的成立及其三民主义革命纲 　领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客观上要求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来领导革命的进行。地方性革命活动的受挫也促成了这个要求的实现。1905年8月20日，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是以各革命团体的成员和留日学生为基础组成的。这个革命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从分散的活动走向统一的趋向。

同盟会的最初成员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05年到1907年3年中加入的会员，其出身可考知者有379人，其中留学生和学生354人，占93%以上。官僚和有功名的知识分子10人，教师、医生8人，各占2%强。资本家、商人6人，占1%强。贫农1人。这些统计可以说明同盟会中比较活跃分子的出身成分。

同盟会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推举了总理（孙中山）和其他工作负责人员（黄兴等），也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同盟会的纲领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即准备在起义时散发的《军政府宣言》中，被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的口号。后来，在孙中山写的《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中规定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

在民族主义方面，同盟会纲领要求首先推翻清政府，这个要求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拥护。但它把打击的对象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没有能够提出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势力，甚至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在民族、民主的革命纲领中放过帝国主义这个最主要的敌人，是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的表现，也是纲领的主要弱点。更大的错误是同盟会在预拟的军政府《对外宣言》中竟承认不平等条约、外债和侵略特权，希望这样来换取帝国主义对革命保持“中立”。

在民权主义方面，同盟会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他们当时所理解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就其要求推翻几千年君主专制并在人民心 目中树立民主共和国的观念而言，这是同盟会和孙中山的伟大贡献，在斗争中也起了有力的号召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始终只是一种幻想，根本原因就在于软弱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的反动势力。

在民生主义方面，“平均地权”口号的提出，表示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少数会员已经看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们看到欧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极度不平等现象和无可避免的社会危机，企图以“核定地价”、“征收单一税”这种“平均地权”的办法，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借以“预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社会革命”。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见解。这种想法表明，中国年轻的资产阶级希望能和农民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维持共和国的长久寿命，避免再来一次革命。但这只能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社会主义的空想。因为限制地价的办法，并不能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的对立，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不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用革命暴力没收地主的土地，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因而所谓“土地国有”也是无法达到的。因此，这样的土地纲领只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真正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封建的斗争。

但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解决土地问题这三个革命要求的提出，毕竟是同盟会和孙中山对中国民主革命一个重要阶段的重要贡献。这在当时起着很大的振奋人心的作用。特别是坚决推翻清朝政府这个号召，把国内各阶层反对清政府的力量（包括地主阶级中对满洲贵族统治不满的一些人）汇合起来，结成革命联合战线。这样，同盟会就成为当时的革命领导力量。

第二节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的发展

1905年到1911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发展达到高峰的时期。

同盟会成立之后，立即着手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并展开宣传，和坚持改良的君主立宪派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论战。这些是同盟会对于促进革命高涨的重要贡献。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革命派在1905年到1906年与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在当时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康、梁等改良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接触愈多，就愈害怕下层群众起来冲击旧社会秩序。梁启超在日本 横滨主办的《新民丛报》，大力鼓吹“开明专制”，以抵制民主革命思潮。当时国内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分清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界限。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一度也把康、梁等保皇党和孙中山革命派看作同样的危险分子。1904年5月军机处下令把《新民丛报》和革命书报一律查禁。这样，改良派的宣传就更容易起着迷惑舆论破坏革命的作用。

1906年，同盟会在《民报》第三号的号外上，列举12个问题，指出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根本分歧，其中要点是：“《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此后一年多中，双方的争论集中于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土地所有制这三个问题上。

首先，改良派宣传，革命要引起“暴动”、“内乱”，要招致外国的干涉和“瓜分”，因此要“爱国”就不应革命。革命派驳斥说，清政府不断出卖土地和利权，要爱国就必须推翻清政府，而改良派所爱的“国”实际上就是这个“洋奴”政府。革命派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是他们进步之处，但没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希望避免“群众暴动”，希望“有秩序”地进行革命，希望依靠单纯的军事暴动迅速推翻清政府了事，这种幻想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其次，改良派诬蔑中国人民没有行使共和国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能力，连实施君主立宪一时都谈不到，还要经过十年以上的“开明专制”。革命派以美、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证明，不革命就连立宪也得不到，同时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驳斥改良派反对共和的谬论。指出“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出路。革命派除了搬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而外，并没有可以对于广大下层群众发生实际影响的理论武器，因而对自己所提出的“民权”“民主”不能赋予应有的群众性内容。但是他们能够指出人民群众解脱专制压迫之后就有能力实行民主政治，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观点。章炳麟在《民报》第四号上以犀利的笔锋驳斥康、梁的论点。他说：“夫谓国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者，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圣明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这成为一时传诵的警句。

最后，改良派以梁启超为代表，宣称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可剥夺的、“正义”的权利，“土地国有”是危及“国本”，并且表示对革命派所提出的其他问题还可以商量，这个问题丝毫不能让步。这种主张说明了资产阶级右翼分 子与地主阶级的密切联系。革命派从“土地为生产要素”、“本不当有私有者” [12] ，指出地主占有土地的不合理性质。他们从地主垄断土地、农民反而沦为佃农指出“地权失平”，从生产者遭受“徒手坐食”的“地主强权”压迫指出“人权失平”。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把自身对于劳动群众的热烈同情和法律理论结合，从而提出“贫民革命”的法理根据，给改良派以一个有力的打击。

在这两年的论战中，革命派以小资产阶级的急进的民主主义观点战胜了改良派的反动理论，推动了思想潮流的进步。但是在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要不要依靠农民群众进行革命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革命派在论战中采取犹豫回避的态度，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就不可能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同盟会联络会党力量发动武装起义 　同盟会把武装斗争放在革命运动的首要地位。他们首先从联络会党下手。

1906年江西萍乡和湖南的浏阳、醴陵一带农民群众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同盟会派人联系会党发动组织的。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几个州县，清政府调集了五六省军队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萍浏醴起义大大鼓舞了革命情绪。1906年和1907年之间，光复会革命党人陶成章、徐锡麟和女革命者秋瑾等在浙江继续联络会党。秋瑾以绍兴大通学堂为据点，招致金华、处州、绍兴三府各属会党首领，运动杭州军、学两界，约定起义，但缺乏严密的组织，号令也不统一。1907年6月，绍兴、嵊县和金华各处先后单独发动起义失败。徐锡麟在匆促中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希望以冒险的军事暴动夺取安庆，结果徒以身殉。随后秋瑾在绍兴也被捕壮烈牺牲。

孙中山在不及一年的时间中，接连六次发动了两广和云南沿边的武装起义，即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起义（6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9月），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12月），钦州马笃山起义（1908年3月）和云南河口起义（4月）。孙中山在镇南关起义中亲自参加战斗。这些起义给人民群众以很大的鼓舞。但起义本身基本上都是依靠地方性的会党组织，或是通过会党联系自发斗争的群众，由同盟会派人前往领导，给予金钱和军火的援助，如潮、惠、钦、廉诸役；或是以会党组织小型敢死队企图夺取一个据点（如马笃山和河口之役）。这些缺乏群众性的军事冒险行动都只 能归于失败。

革命派内部的分歧 　同盟会虽然在组织的形式上把各革命团体的成员统一起来，但它们的行动依然是分散的，意见也往往是分歧的。这造成了同盟会内部的不团结。华兴会的宋教仁、刘揆一反对孙中山和胡汉民等只注意在南部发动起义。1907年，同盟会中四川、两湖会党头目张伯祥等另组“共进会”，并把同盟会纲领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陶成章也以光复会名义单独活动。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具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脱离群众、急于求成、不能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多数人认为会党不足与谋事，因而主张把工作专注于联系新军，不知应该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少数人如汪精卫竟然希望以暗杀清朝亲贵侥幸一逞。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形势正在蓬勃发展。这些自发性的斗争，在1906年和1907年有记录可查的将近200次。群众爱国运动也在不断发生，规模较大的如1907年江、浙人民为了沪杭甬铁路借款而掀起的反英运动。立宪派为了切身的利害关系，在这些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和立宪派的立宪运动 　在西太后统治的最后两三年中（1906—1908年），清政府企图以宣布“预备立宪”来抵制革命影响，并争取资产阶级立宪派和地方绅士的支持。1906年8月，西太后根据考察宪政回国的清宗室载泽等五大臣的意见，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又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于是立宪派的政治团体，在各地纷纷成立，其中较大的如江、浙以张謇等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这些团体是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地方封建势力代表的集合。他们主张用“叩头请愿”方式促使立宪实现。康、梁的“保皇会”从1907年初改组为“帝国宪政会”。同年7月，梁启超在东京成立类似政党的“政闻社”组织，向国内进行联络，标榜要求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内阁，借以抵制革命派的活动。但他在西太后心目中仍是罪在不赦，政闻社在第二年就被查禁消灭了。

在统治力量日趋解体的形势下，清政府利用“预备立宪”的招牌，在1907年以“改官制”为名，把权力集中在满洲贵族手里，同时减削地方督抚的权力，把其中最有势力的张之洞和袁世凯内调，给予军机大臣名义，夺去实权。“中央集权”是革命势力压力下清统治集团内部呈现裂痕的一种表现。1908年，西太后以“九年后实行立宪”答复江浙立宪派的请愿运动，在同时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也是毫无诚意的表示。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即1908年11月，光绪帝、西太后在两日之中先后死去。溥仪继立，改元宣统 (1909—1911年）。溥仪年幼，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以载沣为首的统治集团依然没有改弦更张的打算。

帝国主义侵华势力调整相互关系 　日俄战争后两三年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已经有了重要的变化和调整。一方面欧洲各帝国主义忙于准备世界大战，急于重新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英国利用第二次英、日同盟（订立于1905年8月）和英、法资本在华合作侵略的关系，促使日、法互相承认其在中国和越南的侵略地位，再以法国居中促使日、俄达成对中国东北划分侵略范围的谅解，最后由法国调处沙俄和英国在亚洲各地侵略势力的关系。因此1907年日法协定、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相继成立，瓜分中国若干地区的阴谋正在暗中进行着。另一方面，美国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者变成了主要的竞争者。1907年，清政府改变东北官制，新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和奉天巡抚唐绍仪都是袁世凯系人物。袁世凯本人当时正任外务部尚书。于是1907—1908年美国通过袁系进行东北的“新法铁路”和“东三省银行”的交涉，阴谋逐步控制中国。但是由于英、法、日、俄关系的调整，1908年美国也和日本成立谅解 [13] ，保持其单独进行侵略的计划。

美帝国主义的宗教、文化活动 　配合经济侵略，美帝国主义也没有放松精神上的奴化和渗透活动，某些教会势力把一些传教和文化、慈善事业看作他们渗透和控制中国的手段。有的美国传教士 [14] 就公然说，这是“使用最圆满、最巧妙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美国在精神的、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 1908年，美国国务院将“庚子赔款”未付的一部分“退还”中国，借以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在中国办理文化事业，希望这样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一批亲美势力。

美国在东三省的侵略活动四国银行团的成立 　从1909年到1911年，帝国主义对中国利权的争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日、俄、英帝国主义以1910年的日、俄第二次协约和1911年英、日第三次同盟为基础，加强合作侵略中国。美国为了打破和日本竞争中的孤立状况，在1909年联合英国夺取在东北修筑锦瑷铁路的权利。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在同年11月提出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企图由美国控制东北所有铁路。1911年，美国又提出目的在于控制东北农业的计划。长江更是帝国主义纷纷逐鹿的场所。粤汉铁路（1905年收回商办）和川汉铁路（同年由地方决定商办）在1908年都被 邮传部内定收为国有。张之洞在1909年6月和英、法、德三国银行订立“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美国要求参加借款，并在国内成立包括摩根公司、坤洛公司、花旗银行和哈里曼（所谓“铁路大王”）等在内的银团，和英、法、德资本家合组“四国银行团”，打算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并垄断对清政府的贷款。1910年5月，四国银行团在巴黎议决湖广铁路借款总额应为600万镑，四国均分。清政府在人民愤怒的抗议之下，一时不敢签字。

亲贵揽权与立宪派请愿早开国会 　在革命潮流高涨的形势下，清朝政府一面加紧投靠帝国主义，一面极力把政权集中在少数年轻的皇族亲贵手里。1909年，摄政王载沣在罢斥袁世凯之后，就和载洵、载涛兄弟三人总揽陆海军权。在1909年和1910年先后成立的各省咨议局和北京的资政院中，立宪派都占优势，形成了一个政治势力。立宪派打算以敦促清政府早开国会来分取一部分政权。立宪派主要人物张謇以江苏咨议局议长身份，在1909年底集合十省咨议局代表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并在1910年连续举行三次大请愿。但他们所得到的答复只是“预备立宪”时间缩短为五年的空话。在资政院中，由各省咨议局选出的议员，还组织一个“宪友会”，和“敕选议员”也就是纯粹的封建官僚对抗。这些官僚议员也先后组织了一个“宪政实进会”和另一个更小的团体“辛亥俱乐部”。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成立“责任内阁”。这实际上是一个“皇族内阁”，在内阁大臣13人中满蒙贵族占了9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军权、政权的高度集中引起了汉族军阀、官僚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普遍不满，造成清政府完全孤立摇摇欲坠的局面。

群众反抗斗争的新高潮 　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到1910年，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新高潮。各地人民反对清政府借“新政”名目苛索侵扰（如户口捐、自治捐、学堂捐）的斗争风起云涌。这一年，江苏全省有一半州县发生抗捐斗争，“聚众毁学、拆屋伤人之事，几于无地不有，无日不有”。河南许多州县人民反对“自治捐”，往往数万人集合拆毁县署。山东莱阳农民在五月间反对“新政”勒索，数万人围攻县署，“捣大户、捉富豪”，并发展为武装起义。广西人民武装斗争遍及数十州县，发出“官逼民反，绅逼民变”的愤怒呼声。全国各地反对官府、地主、土豪、劣绅的农民抗捐、抗租斗争，如怒火般遍地燃烧起来。这一年，长江流域各地灾情严重，官僚、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囤积抬价，并偷运米粮出口，于是沿江中下游各省人民纷纷掀起抢米风潮。长沙人民由抢米斗争发展为数万人焚烧巡抚衙门、银行、税局、教堂、洋行以至日本领事馆的大规模反帝反封建斗争。这种形势促使革命派在各地 加紧进行酝酿起义的工作。

各地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掠夺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斗争，也在蓬勃地发展。1907年，江浙人民反对英国夺取沪杭甬路权。晋、豫人民要求从英国公司手里收回两省矿权。冀、鲁、豫三省人民要求从英、德两国手中收回津镇（津浦）路权。1909年，山东人民要求收回峄县中兴等煤矿的德国股份，安徽人民要求废除英国开采铜官山煤矿合同。云南人民成立“保地会”，反对法国修建滇越路。1910年，山西、河南、山东、云南、东北各地人民要求收回矿权。特别是1909年到1910年川、鄂、湘、粤四省人民要求收回粤汉、川汉铁路的斗争，以巨大的声势冲击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在一些斗争中，革命派通过所联系的群众，推动督促立宪派控制的咨议局进行一定的反抗斗争，如山西、云南都有这种情况。

同盟会的两次广州起义 　孙中山看到革命形势的新发展，连续指示同盟会的一些负责者，要他们乘机发动起义。在1910年2月和1911年4月，同盟会两次在广州起义，但这些仍然都是单纯的军事冒险，结果都失败了。在有名的第二次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中，同盟会从各地调来的许多重要骨干在起义战斗中壮烈牺牲。葬于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振奋了全国的人心，对于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保路运动 　清政府变本加厉投靠帝国主义。1911年1月，大买办盛宣怀被任为邮传部尚书，和帝国主义磋商大批借款。4月15日，清政府以“改革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为名，和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了1000万镑借款协定，接着又同意向日本1000万日元借款的要求。5月8日，以奕劻为首的新内阁成立。第二天，在帝国主义策动和盛宣怀力主之下，清政府不顾一切，以上谕宣布川汉、粤汉铁路收为国有，另谕“借款正合同签字势难久延”。同月20日，全长1800公里的国内主要铁路干线的修筑权，就在600万镑借款的名义下被断送了。

作为辛亥革命前奏的各省人民保路运动开始了。川汉、粤汉铁路都是在各省集资筹办，四川是按地租3%出谷米作为铁路股本。在“国有”的名义下，这些资金被清政府没收干净，路权又被清政府出卖给帝国主义。因此在铁路问题上，各省人民以及地主绅商、立宪派都跟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发生了切身利益上的直接冲突，形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保路运动。立宪派力求控制这个运动。川、鄂、湘、粤四省的绅商先以请愿方式要求铁路仍归商办，然后又退一步要求把民间股本改为股票发给股东，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7月间，各省咨议局要求“另简大员组织内阁”，也遭到清政府的斥责。 立宪派对清政府也绝望了，只好另谋出路。保路风潮和有关各界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迅速地配合起来。湖北宜昌几千筑路工人和清军发生武装冲突。湖南长沙、株洲万余工人罢工示威。各地纷传会党克期攻城、攻署的消息。特别是在保路风潮最激烈的四川，运动发展到全省一百四十余县，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各地人民达到数万人，会党也乘机公开活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督署前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在这个大惨案发生之后，革命党人和会党在各地组织“保路同志军”进行武装斗争。

第三节　武昌起义和清王朝的覆灭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辛亥革命在武昌首先爆发 　由保路运动掀起的人民反抗怒潮，是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和全国革命高潮已经酝酿成熟的表现，向反动统治的总攻击在武昌开始了。

文学社和共进会几年来在湖北进行了比较踏实和深入的士兵群众工作，湖北新军士兵参加这两个革命组织或有联系的达到五千多人，占全省新军人数的1/3左右。四川人民将保路运动推向武装斗争的形势，直接鼓舞了在湖北的革命党人，决定立即准备武装起义。宣统三年即1911年9月，文学社（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等）和共进会（主要领导人孙武、蔡济民等）联合组成起义的指挥机构，制订了起义的具体计划。10月9日，起义指挥机构遭到破坏，几个主要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出武昌，湖广总督瑞澂等按照查获的党人名册大肆搜捕。但是各部分的革命士兵们，在没有总指挥部的紧急情况下，仍然自行互相联系，根据原来的计划步骤，坚决勇敢地在10月10日夜间举行了武装起义。

革命政权的建立 　经过一夜的战斗，起义的士兵们胜利占领了武昌城。这时，如何建立革命政权成为革命党人面临的迫切问题。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革命政权需要旧势力中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号召领导。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他在起义的当晚还亲手杀害了革命党人）被拥立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而立宪派官僚原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则被推为政务部长。革命党人在起义后的最初几天里，虽然曾以蔡济民等骨干分子组成的谋略处作为统筹处理各项事务的领导机构，并且一度打击了立宪派包揽内务、外交、财政、 司法等重要部门的局面 [15] ，但是一直未能形成坚强和团结的革命领导核心，相反是旧官僚军人和立宪派分子纷纷聚集在黎元洪周围，逐步攫取了军事和政治上的重要权力。

各省迅速响应起义 　武昌起义在群众普遍的革命要求的基础上爆发，起义的胜利又迅速推动湖北和全国各地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群众踊跃参加湖北军政府募集的革命军队，数日内就编足五个协（旅）。在10月17日至11月2日的汉口战役中，这些还来不及训练的士兵曾一再以勇敢的冲锋肉搏击退南下的清军，许多工农群众自动前来参加助战、运送粮弹。在湖南、陕西、广东、江苏、山西、河南、直隶等全国大多数省份中，也都有下层群众和会党自发地起来暴动，冲击清朝反动统治。散布在各地的革命党人，这时都积极发动了新军和会党的起义。邻近湖北的湖南、陕西、江西三省，首先在十多天内就起义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接着是山西和云南在10月底前宣布独立。此外，在11月份内相继独立的有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山东不久又被袁世凯唆使反动势力宣布“取消独立”）、四川等省，即全国24省区中已有14省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其余地区也正在酝酿或爆发着大小不等的起义斗争。

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在各省夺取权力 　但是，面临着如此广泛和猛烈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组织和领导核心，也没有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他们不能也不敢发动广大农民把反封建的斗争进一步深入发展下去，只想赶快使革命结束，稳定“秩序”，以避免外国的干涉。革命党人所表现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立宪派感到可以乘机夺取权力和窃取革命果实。在独立的各省中，许多立宪派人都以原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摇身一变，自己宣称为主张共和的人民代表，钻进革命政权，竭力使革命缓和下来，尽量避免革命的震荡。江苏的立宪派和绅商勾结清江苏巡抚程德全伪装响应革命，宣告“和平光复”，除程德全改称江苏都督外，一切照旧，“仅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 命必须破坏” [16] 。湖南独立十天后，立宪派就以原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为首，用阴谋政变的手段杀害了革命党人都督焦达峰等，夺取了湖南的政权。

帝国主义采用政治阴谋方式破坏革命 　各帝国主义在革命爆发后就立即调集军舰和军队（集中于武汉江面的外国军舰在10月20日已达16艘），准备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北京的外交团会议要求清政府起用两年前被罢退的袁世凯，并由美国代表入宫提出，应使袁世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以挽救垂危的清朝统治。清政府急忙在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统率北洋军南下镇压革命。袁世凯认为尚未满足自己和帝国主义的要求，就迟迟不出，向清政府索取更多的权力。11月初，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湖北前线和近畿各路军队也都归袁调遣，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实际都落入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于11月2日攻占汉口后，回京组阁。

这时，日本和沙俄特别热衷于用武装干涉方式在中国扩大侵略利益。10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的决议 [17] 认为，要乘当前最有利时机求得“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即吞并东三省南部，并进一步控制“中国本部”，使列强承认日本在华的“优势地位”，因此准备出兵占领山海关至天津、北京的铁路。沙俄也乘机在蒙古制造分裂活动并企图占据东三省北部。11月3日，沙皇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与日本在中国共同行动的决定”。然而，日俄这种大规模武装干涉的企图受到了其他帝国主义的牵制。英、美等帝国主义不愿意日、俄在华势力的过分扩张，英国也担心长江一带（是英国的主要势力范围，这时已成为革命中心地区）重大侵略利益会因为露骨干涉而遭到革命人民的打击。更重要的是，革命在各地迅猛而广泛的开展，使得英美等帝国主义感到已不是武装镇压所能济事。英国公使朱尔典（j. n. jordan）在11月6日致英国外相电称：“这个运动的广泛蔓延的性质，以及它到处获得成功的事实，已使一切用武力来挽救这个国家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虽然直接的武力干涉看来不容易使革命失败，但帝国主义看出了革命党人的一个显然可以加以利用的严重弱点，即从起义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妥协和幻想（宣告承认旧有一切条约和赔款、外债，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同情和帮助）。于是，帝国主义就转而主要采用在“中立”的幌子下，以间接的政治阴谋方式来破坏革命。办法是一面加紧扶植袁世凯（11月23日公使团会议上，美国公 使提议“保障袁世凯的地位并给以便宜行事的机会”，经各国公使赞同并委托英使朱尔典与袁世凯讨论更好的行动方案。12月6日，监国摄政王载沣即被迫宣布“不再预政”，袁世凯的权力更为集中），另一方面就和袁世凯共同策划对革命党人的“和平”谈判圈套，以引诱加胁迫的手段使革命党人妥协，交出政权。11月26日，经朱尔典和袁世凯密议，由汉口英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建议停战议和。同时命冯国璋在11月27日加紧攻陷汉阳（但立即密令冯国璋攻下汉阳后停军不进，只以隔江炮击威胁武昌）。经过这样的软硬兼施，终于在英领事的诱说下达成武汉的局部停战，接着又发展为全国范围的停战与12月18日起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谈。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这时，上海、浙江、安徽已在11月上旬相继起义独立，苏、浙等省联军又在12月2日攻下南京。12月底，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选举刚从国外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宣布共和政体，改用公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28日，由每省选派参议员组成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

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时期产生，领导者主要是革命派，但立宪派和旧官僚也都参加进来（政府部长9人中，立宪派和旧官僚共占6人，参议员43人中，立宪派占9人），并极力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临时政府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掌握了不到三个月即告夭折的政权。它名义上是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但是“政府号令，不出百里” [18] 。中央政府的权力并不能行于许多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控制的地方政权。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建立起巩固的资产阶级政权，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实例。

革命派和清政府都被迫把政权移交给袁世凯 　帝国主义和袁世凯所布置的“和谈”圈套，其主要的内容是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权。上海和谈一开始，英、美、俄、日、法、德六国领事就同时各以同样内容的照会面交南北两方专使，照会以露骨粗暴的威胁口气“向双方专使令其注意于必须速行商定停止目下争战之法”。装作拥护革命的立宪派首领张謇等人则极力在革命内部施加压力，制造妥协空气，破坏革命。张謇致袁世凯的密电称：“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 局。” [19] 表示了立宪派对袁世凯的忠诚。革命派受到内外反动力量的压迫，又不能发动广大群众力量对反动派进行反击，这时反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在一片妥协声中，只有步步退却，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表示赞同共和的条件下，把政权让给袁世凯。

袁世凯一面从革命派取得了让与政权的保证，一面又策动军队和官吏胁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告自行“逊位”。接着，孙中山也辞临时大总统职，并由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都把政权移交给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总代表袁世凯，帝国主义也就继续保持了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辛亥革命的成就与失败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政府，最后地结束已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是革命的主要成就。但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够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摧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以致革命终于又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地主大买办所绞杀。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需要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20]

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清王朝，但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继续统治着中国，因此，辛亥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失败了。

第四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蒙古和西藏

孙中山的“五族共和”的主张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国内民族问题上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主张各民族在脱离清朝统治之后，以平等的地位共同建立民主共和国。他说：“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21] 辛亥革命是全国性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亿同胞之心目。” [22] 在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发生了响应革命、拥护共和的行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在帝国主义煽惑下进行的分裂行为。在某些地区，如 蒙古、西藏，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甚至是相当激烈的。

内蒙地区的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以前，内蒙地区已有一部分蒙族和汉族同盟会会员在学校、军队、士绅和会党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也联系了一部分农民反抗土豪贪官的武装组织“独立队”。武昌起义以后，这些倾向革命的独立队曾打进陶林和凉城，并集合各路“独立队”组成革命军，在1911年12月一度攻占丰镇。1912年1月，山西革命军进入内蒙，和当地革命分子一同攻占包头、萨拉齐等地，组织了革命政府。

日俄在内外蒙古擅划势力范围和外蒙封建主的分裂活动 　清朝政府对于内外蒙古地区的管理，一向是一方面派遣办事大臣或都统等官员，同时又通过蒙族王公和“活佛”等喇嘛教上层僧侣，对当地人民进行统治。日俄战争以后，沙俄和日本在一系列公开和秘密的协定中，将内外蒙古擅自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如在1907年7月的日俄密约中，由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以交换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地位。1912年7月的第三次日俄密约，又以北京所在的子午线（东经116°27'）划内蒙古为东西两部，分别作为日俄的“势力范围”。日本和沙俄在蒙古地区的侵略，自此愈加露骨。1911年7月，外蒙古的王公和上层喇嘛在沙俄的唆使下，集会阴谋分裂，并派代表到彼得堡向沙皇政府请援。沙俄乘机派兵千余人进入外蒙，并命俄国驻北京公使要挟清政府在外蒙停办“新政”。 1911年12月，外蒙封建王公活佛等公然宣称“独立”，以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额真汗）。这种在沙俄导演下出现的外蒙封建主反对辛亥革命的叛乱行为，引起中国人民普遍的反对。1912年11月，沙俄和外蒙签订所谓“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规定由俄国扶助外蒙“自治”和训练军队，供应军火，不准中国中央政府军队进入外蒙，并规定俄人在外蒙可以自由行动，免纳进出口税及其他一切捐税，享有治外法权等各种特权。外蒙古在实际上已完全被沙俄所控制。1913年11月，袁世凯政府不顾舆论的反对，和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 [23] ，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及“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须与沙俄“协商”，也就是承认沙俄在外蒙古的统治地位。

内蒙封建主的分裂行为及其失败 　在沙俄和外蒙封建主的煽惑下，一部分内蒙的王公喇嘛也公然进行了分裂活动，反对辛亥革命。1912年1月，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巴尔虎等旗封建主率兵攻占海拉尔、满洲里等地，声称“独立”。1915年11月，袁世凯政府签订与沙俄妥协的《呼伦条约》， 将呼伦贝尔划为“特区”，规定中国中央政府军队非经沙俄同意，不得进入这个地区。1912年7月，哲里木盟科右前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和科右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也举兵叛乱，进攻洮南、镇东（今吉林省镇赉县），在散发的所谓“东蒙古独立宣言”中声称：“共和实有害于蒙古。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兹宣告独立。”叛乱分子遭到多数内蒙人民和王公的反对，被中央政府派军队迅速击败，乌泰等人逃往呼伦贝尔和外蒙等地。此外，还有一部分内蒙封建主（如扎鲁特左旗协理台吉官布扎曾，曾一度率叛兵攻入开鲁城）和土匪（如巴布札布，与俄日都有勾结，取得大量武器金钱）在内蒙地区窜扰抢掠，杀害人民。他们在失败后也都逃往外蒙或呼伦贝尔。

辛亥革命前后英国对西藏的侵略 　英国在1904年武装入侵西藏之后，一步步扩展在西藏的侵略势力。清政府在这样的边疆危机中，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1907年起，清政府在西藏举办所谓“新政”，同时在西康一带进行设县命官，并准备设立西康省。1910年2月，清中央政府所派军队进驻拉萨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煽诱下潜逃印度。1911年，英国乘辛亥革命爆发的时机，唆使西藏的一部分亲英反动分子在各地制造叛乱，攻击中央驻防军队，迫使其从西藏撤退。1912年，英国将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印度送回西藏，阴谋在西藏成立所谓“独立”政府。达赖派遣叛军进扰西康，北京政府命四川都督尹昌衡及云南都督蔡锷派军击溃在西康的叛军。英国见叛军溃退，竟于1912年8月向中国政府提出蛮横干涉中国内政的无理要求，包括中国中央政府不得“干涉西藏内政”，不得派官吏在西藏行使行政权，不得无限制派军队留驻西藏等等，并要挟中国派代表与英国谈判关于西藏问题的条约。1913年10月，袁世凯政府派代表参加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的所谓“中英藏会议”。英国代表麦克马洪（mcmahon）一手把持会议，在会上提出一个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包括中国不得驻兵藏境，“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印度政府判决之”,“西藏内政暂由印度政府监督”，等等，公然企图使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由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来奴役西藏人民。这个方案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袁世凯政府也拒绝接受。1914年7月，英国和西藏地方代表私自签订所谓“西姆拉条约”，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会议破裂，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承认这个条约。在会议期间，从来没有讨论过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由英国代表所捏造，并背着中国中央政府而同西藏地方代表在秘密换文中提到的所谓划定中印东段边界的“麦克马洪线”，自 然更是完全非法和毫无效力的。

第五节　袁世凯窃取政权和二次革命洪宪复辟和护国战争

封建买办旧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没有改变封建官僚统治机构。在中华民国招牌后面出现的，是帝国主义支持的以大军阀袁世凯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

袁世凯在1912年3月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提出前此奉他命令加入同盟会的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唐于3月25日到南京组织内阁。主要阁员或是由袁世凯的亲信充任，如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等部，或是实际上受袁的控制，如外交（陆徵祥）、财政（熊希龄）、交通（施肇基）等部。同盟会只分到了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等在当时视为闲散的四个部门。这就是所谓“同盟会中心”内阁。4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北京。于是袁世凯以北洋六镇新军为基础，以冯国璋、段祺瑞等将领为骨干，增募军队，扩大势力，在长江以北各省严行戒备。他任用粤系买办官僚梁士诒和北洋系买办官僚周学熙，掌握京汉、津浦等主要铁路和交通银行以及北方重要的厂矿企业。他基本上保存了清朝官僚机构，接受了以清大臣徐世昌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并以赵秉钧、陆建章等为爪牙，组织特务警察系统。这样，围绕着袁世凯构成一个最反动的军阀、买办、官僚、特务集团。封建买办旧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

同盟会迅速褪色 　同盟会勉强掌握着南方几个省的政权，并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有优势。但是同盟会自身原是一个松弛的各阶级联盟，内部本来就很庞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成为公开组织，由于各地官僚和立宪派分子的纷纷加入而益形涣散。同盟会修订的政纲，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但在政治上主张“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实际是在允许袁世凯政治统一的条件下，希望保存同盟会在某些地区的实力和地位。对于“实行民生主义”的内容，不提“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而代以空洞的“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一语。这个政纲比起旧纲领是很大一步的倒退，对广大群众当然没有什么号召力量。

下层群众对革命失望 　以前在反满斗争中结合起来的各阶级力量开始迅速地分化。首先，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游民等下层群众在各地形成 的革命的浩大声势，已受到旧官僚、立宪派甚至革命派在新政权名义下的压迫摧残。在湖北，军政府早已通令：由各州县士绅维持清末的“自治公所”，组织团练警察；此外甚至还有袁世凯旧部徐抚辰组织的“湖北全省保安总社”，指挥地主武装，镇压各地农民。革命派右翼分子刘公、季雨霖等也联络黎元洪以军队镇压鄂北自发起义的“江湖会”革命群众。下层群众没有得到革命的丝毫好处。各地被免除或减轻了的捐、税，由袁世凯政府通令“迅速恢复”，并将“新税一一进行” [24] 。各地民军被解散后不加安置，造成数十万人的失业流亡。革命派自己远远离开下层群众，下层群众也不能不对革命表示失望。这样，革命派就丧失了对袁世凯进行斗争的群众基础。

资产阶级右翼结党拥袁 　原属于立宪派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在武昌起义后，纷纷钻入革命阵营，成为反满联合阵线的上层势力。随着清朝的覆灭，他们又急急拉着同盟会右翼分子，一齐投向袁世凯的反动阵营。1912年初，武汉同盟会右翼孙武、刘成禺等组织了以黎元洪为首的“民社”，高呼“拥黎、联袁、拒孙”。章炳麟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就宣布退出同盟会，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25] 。接着，在1912年初，他纠集一些借口对南京临时政府青年干部不满因而脱离革命阵营的人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和江浙立宪派张謇、汤寿潜等合作，组织“统一党”。在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两个月，5月9日，“统一党”、“民社”就和原属“宪友会” [26] 的籍忠寅等人组织的“国民协进会”等团体合并为拥袁的共和党 [27] 。共和党以两湖、江浙原来的立宪派为核心，以黎元洪为名义上的董事长，联合同盟会右翼分子和同盟会对抗，企图分享袁世凯政权的余沥。原属“宪友会”的另一部分人组成以汤化龙、林长民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以旧政客孙洪伊为首的“共和统一党”。这两个团体和当时尚在海外的梁启超关系密切。它们和共和党实质上并无二致。这些团体都主张由袁世凯集中权力，把中国统一于他的统治之下。此外还有以蔡锷、王芝祥为首，由过去和同盟会或立宪派有联系的一批政客官僚组成的“统一共和党”。它号称第三大党，依违于同盟会和共和党之间。

国民党的成立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同盟会的一些领 导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等想通过国会和政党政治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企图以《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来约束袁世凯的野心和权力。但到了6月中，袁世凯就以不经内阁同意副署而发出总统命令的办法迫使唐绍仪和同盟会几个阁员于16日辞职。接着，袁世凯就先提出由官僚陆征祥组阁，迫使参议院通过阁员名单，继以自己的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把国务院变成总统府的秘书厅。到9月29日他就正式任命赵秉钧为国务总理，责任内阁制被完全取消了。

1912年8月间，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共和实进会”等立宪派、旧官僚团体组成“国民党”。同盟会改组的理由，据“国民党”的《组党宣言》说：中国同盟会的组织是为推翻“清帝专制”，现在“破坏告终，建设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内蕴，进而入于政党之林” [28] 。显然，他们认为在推翻清朝以后，开始建设的时候，就不需要像同盟会那样的革命组织，而要改组成为一个允许官僚政客参加的政党。宋教仁是改组同盟会的主要负责者。至于早已投靠袁世凯的魏宸组，更坚决主张取消同盟会这个名称 [29] 。一部分同盟会员拒绝参加国民党，甚至有痛哭失声者。国民党虽然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并成为参议院中第一大党，但却没有对袁世凯斗争的决心和力量。8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假意附和他的主张。孙中山虽然认为袁世凯不可靠，但是革命的势力已经涣散分化，因而只好表示愿意把一切国事交付于袁，而自己专力从事实业，立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9月间，黄兴奉孙中山之召到北京，也受袁世凯欺骗，竟然向参议院疏通国民党议员，于9月29日通过赵秉钧为正式国务总理。赵秉钧内阁中有六个阁员也由他介绍填写参加国民党的誓愿书，黄兴以为只要阁员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把袁世凯的御用内阁变成为“国民党内阁”。

梁启超在同年10月自日本归国。他和汤化龙、林长民等把“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共和统一党”合并为“民主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主要经费来源都是依靠袁世凯的津贴。不少立宪派人已都被袁世凯收买成为他的政治工具了。

资产阶级上下层政治力量的升降 　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经过1912年的这样一番大分合，依附袁世凯的以妥协改良为特色的资产阶级上层势力上升了。国内增加了一批奔走投机的政客议员，其中不少是原来的革命党 人。他们“朝秦暮楚，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一部分革命党人对这种情况愤慨失望，但除了发些牢骚之外，也无能为力。资产阶级下层的政治力量遭到排斥而下降了。在湖北，下层革命党人曾经掀起“群英会暴动”和“南湖事变”，希图推翻黎元洪等封建势力的统治，但结果是成百上千人被屠杀。1912年底，曾经参加武昌起义的闲散穷困士兵数千人组成“同志乞丐团”，宣称“择因革命而致暴富者与前清贪污官吏之家，善求周济衣食”。也被黎元洪拘拿首要，驱散附从而受到镇压。蔡济民《书愤》诗写道：“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表达了下层革命党人的深深愤慨。

“宋案”与“二次革命” 　1912年底第一届国会选举举行了。选举法规定：20岁以上的男子“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动产者”“在小学校以上毕业者”才有投票资格。全国绝大多数的工农下层群众和占人口半数的妇女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产生的国会主要只是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和地主士绅的国会。国民党在宋教仁主持下极力从事竞选活动。结果国民党取得了在国会参、众两院中压倒多数议席。宋教仁希望以国会多数党领袖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掌握实权。在预定的国会正式开会以前，宋教仁亲自到长江各省宣传演说，扩大影响。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形，认为是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便指使人刺杀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两天后因伤重逝世。

从查获的宋案凶手与北京来往文电中，暴露了刺宋的指使者正是袁世凯及其国务总理赵秉钧。袁世凯凶暴独裁的阴谋既被揭穿，孙中山立即主张兴师讨袁，表示“非去袁不可”的决心。但是国民党在南方几省掌有兵权的都督们多数认为起义时扩编的军队已经大量裁撤，兵力不足。黄兴也对讨袁军事缺乏信心，主张“法律解决”，听候法院审判。他仍然幻想依靠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占多数的地位，通过国会合法斗争来控制或是推翻袁世凯。国民党多数领导人不能下决心讨袁，袁世凯却已打定主意以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势力。帝国主义也在这时大力支持袁世凯。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在1913年4月和袁世凯政府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借款2500万镑（约合2. 8亿银元），以盐税收入为抵押。帝国主义开始直接控制了中国的盐务机构。美帝国主义也在这时（1913年4月）抢先承认了袁世凯政府。袁世凯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内则唆使共和党、民主党等在1913年5月合并改组为进步党，来对付国民党。同时，北洋军队已经陆续南下。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撤免国民党在江西、安徽、广东三省的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到这时候，国民党才被迫应战，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江西、 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但是，国民党在军力对比和军事形势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党内领导人和独立各省都督中不少人对讨袁军事徘徊犹豫。一年多以来的无原则妥协已使国民党力量涣散，失去广大人民的拥护。“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短时间就完全失败。长江各省被袁世凯控制。孙中山、黄兴被加以“乱党”罪名，严令通缉。他们被迫再一次逃亡日本。

袁世凯破坏约法和国会并扩大专制独裁的权力 　袁世凯一面在南方镇压“二次革命”，另一面在北京还暂时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以便由这个国会选举他做正式大总统。这批国民党员贪恋议员地位（年俸5000元），依然留在北京，和进步党合作议订宪法，有的声称可以运用国会和法律来倒袁，更有不少人为袁世凯所收买。

1913年7月，袁世凯提出由进步党的熊希龄组织内阁。进步党人多数就是原来的立宪派分子，他们多年来梦想在立宪政体下组阁执政，这时认为机会来到，声称要组成“第一流人才与第一流经验”的内阁。但是袁世凯只是要利用自居为中间派的进步党作为政治工具，替他铺设走向进一步专制独裁的道路。所以当此内阁在9月组成时，只有司法、教育、农商等少数几个闲散次要的部长职位由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进步党人来点缀，内阁的实权仍然掌握在袁派官僚的手中。

国会为了适应袁世凯早日做上正式总统的要求，竟然违反法定程序，在宪法订出之前就仓促通过总统选举法，并急忙在10月6日进行选举。袁世凯在这一天派了自称“公民团”的便衣军警和流氓数万人包围众议院，叫嚷威胁议员们非选出袁世凯不可，否则不准走出会场。议员们忍饥终日，从早八时至晚十时，投票三次才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英、法、俄、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宣布承认袁政府，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

袁世凯刚刚由国会选为正式总统，就立即下手破坏国会。11月，袁世凯借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在几月前与“二次革命”有关系，下令解散国民党，派军警搜缴国民党议员438人的议员证书、证章。又由军警把住国会大门检查议员证书、证章，使国会因无法凑足一半以上的出席人数而不能开会。残余的议员提出质问，熊希龄还出面为袁辩护，说“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接着，袁世凯就连残余议员也下令遣散，宣告国会完全解散。这个国会自4月召集到12月被解散，只存在了九个月。各地方的自治会和各省省议会随即也由袁 通令一律取消。袁世凯另外指派了80个官吏组成“政治会议”，作为御用的咨询机构。熊希龄在副署了所有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政治会议等命令之后，也被袁世凯在1914年2月抛弃。袁世凯已经不需要这个进步党总理和“第一流人才”内阁来供使用和点缀，需要的是更加集中和扩大的独裁权力。

袁世凯又召集了一个“约法会议”，按照他的意旨在1914年5月订出《中华民国约法》，完全废除了《临时约法》。袁氏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专制皇帝的程度：废除责任内阁制和国务院，由一个类似皇帝时代宰相的“国务卿”“赞襄”总统（其下还有“左丞”，“右丞”），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由总统任命一些“参政”，组成供咨询的“参政院”，并代行立法机关的权力。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临时约法》、国会等等，至此已全部被袁世凯摧毁。军阀、买办、大地主的专制独裁统治则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中华民国”已经只是一块空招牌，袁世凯则决心连这块招牌也要去掉。

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要通过称皇称帝来最高度地集中独裁专制的权力，帝国主义者也希望袁世凯能够加强对国内的控制，以便于通过他来扩大它们的侵略势力。1914年前后，德、英、美等国先后怂恿袁世凯称帝。日本也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来趁机夺取大量权益。

1914年8月，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日本便企图趁机独占中国。日本宣布参加了英、法、俄等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占据青岛和胶济铁路，夺取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目的在于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内容包括五大项：

一、承认日本占有德国在山东全部特权，并加以扩大，也就是把山东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二、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及特殊权利（包括“任便居住往来”，经营农工商业，开矿、筑铁路，聘顾问等等），并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铁路租借期限至99年。

三、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四、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

五、“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中国的警察机关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有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间，南昌与潮州间铁路的建造权，在福建筑铁路、开矿、筑海港船 厂的优先权等等。

按照二十一条，中国实际将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其内容的狠毒，超过过去各种不平等条约。这些条款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独吞中国的狂妄的贪欲和梦想，因此，当二十一条内容传出后，全国人民不约而同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爱国抗日运动。各地学生和留日学生首先罢课演讲、发布传单宣言，工人罢工，各城市普遍展开了抵制日货运动。然而袁世凯竟下令严禁抵制日货，把爱国人民诬为“乱徒”、“乱党”，进行镇压。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之后，竟在5月9日承认了除第五项（“容日后协商”）之外的全部要求，以换取日本支持他复辟帝制的阴谋。

袁世凯的帝制复辟 　自此以后，袁世凯就更加紧进行帝制复辟活动。7月，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goodnow）写出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人知识太低，“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接着，袁世凯手下的政客杨度等就以古德诺的谬论为据，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并且通电各省军阀官僚，要他们讨论“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者适于中国”。于是，在北京和各地出现了军阀官僚策动的各种各样请愿团体，上书要求袁世凯称帝。买办官僚梁士诒等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愿组织“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解决国体问题。袁世凯为了更快地登上帝位，甚至等不及让圈定的各省“代表”到北京开会，就统一指挥各省“代表”就地投票。结果，以这样方式制造出来的“民意”，以全部一致的票数同意改行君主政体，并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12月12日，经过参政院根据“民意”劝进，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并预定自翌年（民国五年）起改元“洪宪”，准备举行“登极”大典。

袁世凯当时认为国内有他所豢养的军阀、官僚可供驱使，国外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再运用武力、阴谋、金钱、欺骗等种种手段，就可以倒转历史车轮，实现封建君主帝制的复辟。但是他的倒行逆施立即使自己处于人民公敌的地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坚决反对。

讨袁的“护国运动” 　孙中山是坚决反袁的。他认为过去因为国民党妥协涣散，以致有“二次革命”的悲惨失败。1914年7月，他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的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要求把这个团体变成严密的组织。但是由于国民党已经失去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中华革命党在这时只成为一个少数人狭隘的秘密团体。中华革命党主要在沿海各省进行了一些零散的军事冒险活动，而没有深入民间，不能在全国反袁、反复辟的斗争中起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如李烈钧、柏文 蔚、陈炯明等，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他们这时虽然也在广东、云南、四川等省和进步党及地方军阀合作反袁，但在群众中影响不大。

首先在云南爆发的反袁运动，也就是所谓“护国运动”，是由一些受过革命民主思想熏陶的中下层军官策动起来的。地方军阀唐继尧实际上是被迫参加这个运动却又一变而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本来曾经拥袁，但后来被袁世凯抛弃。他们就想利用人民的力量和声势来倒袁。梁启超的弟子蔡锷（辛亥革命时曾任云南都督），在梁的策动下秘密离京进入云南，联络唐继尧和国民党军人李烈钧等，于1915年12月25日正式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向四川、贵州、广西三路出兵。护国军本身的力量虽然不大，但一旦举起讨袁的旗帜，配合上全国人民和各派力量集成的反袁潮流，对袁世凯便成为重大的威胁。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在数月内相继宣告独立，通电促袁退位。反袁的势力迅速增长。

窃国大盗的末路 　日本在袁世凯筹备帝制时，已发觉他的地位并不稳固。1915年10月，日本联合英、俄两国警告袁世凯应暂缓称帝。12月，日本又联合英、俄、法、意四国再度对袁警告，声称“以后对中国决定执行监视之态度”。同时，日本暗中支持进步党、中华革命党和其他各派反袁势力的倒袁活动，准备在混乱局面中乘机取利。

袁世凯的极端集中权力和一贯以阴谋权术防制异己，甚至在亲信的北洋系军阀官僚中也引起疑惧不满。他们看到袁世凯败势已成，就观望待变或与反袁势力联系。袁手下最重要的两个部将冯国璋（江苏都督）和段祺瑞（帝制前为国务总理）这时也都另有打算。冯国璋利用自己在袁世凯和西南反袁势力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左右操纵，投机取巧，曾经联合浙江、江西等若干省军阀密谋迫袁取消帝制。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于1916年3月宣布撤销帝制，企图仍以总统地位继续进行统治，并恢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职务，希望他们出来解围。段祺瑞便乘机向袁要索兵权和责任内阁权力。1916年6月，这个窃国大盗在举国反对、众叛亲离的窘况中死去。

反袁运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群众对几年来袁世凯独裁、卖国、复辟帝制的痛恨。但是，以梁启超为灵魂的进步党人和地方军阀夺取运动的领导权，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袁世凯虽然被推翻了，公开的帝制复辟活动虽然被粉碎了，但中国仍然继续被大小封建军阀统治着，黑暗混乱的程度有加无已。

第六节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

军阀割据争夺局面的出现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袁世凯所废除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又被恢复起来。段祺瑞以内阁总理掌握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袁世凯时期已经逐渐形成的各派系军阀势力，在反袁运动中都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力量。中国出现了大小军阀割据、争夺的局面，各个帝国主义分别扶植这些军阀变成自己的代理人，支持它们在中国的争夺，以便从中取利。

北洋军阀中皖系与直系的矛盾，在袁世凯死后更加表面化起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了安徽、浙江、山东、福建等省，并利用把持的中央政府的地位扩张势力。日本帝国主义以皖系军阀为主要代理人，同时也支持北洋军阀别支如在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在徐州统率“定武军”的张勋 [30] 。原来的进步党政客在国会恢复后自称不标党名，但改称为宪法研究会（通常被称为研究系），仍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与皖系勾结。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控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西南各省在反袁运动中宣告独立后，也扩张势力而形成滇系军阀（以唐继尧为首，控制滇、黔、川等省）和桂系军阀（以陆荣廷为首，控制两广、湖南）。长江流域和西南等省原来都被英帝国主义认为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些地区形成的地方军阀也主要是亲英美的势力。段祺瑞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企图凭武力控制全国。美英帝国主义便支持直系和西南军阀，以与日本对抗。欧洲的各帝国主义正忙于战争，这时能有力量与日本争夺中国的主要是美帝国主义。

在参战问题上爆发的府院之争 　段祺瑞以责任内阁总理名义总揽大权，独断专行，把没有实力的总统黎元洪视作监印官。国会中一部分旧国民党议员（这时改称“宪政商榷会”，简称“商榷系”，以张继、吴景濂为首）与皖系及研究系争夺权力，主张“联冯制段”，于1916年10月由国会选出冯国璋为副总统，并和黎元洪相联结。在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直皖之争，商榷系与研究系之争的背后，也是美、日帝国主义之争。这两个方面的争夺，在中国参加世界大战的问题上爆发出来。

日本为了独自掠夺和控制中国，在1914年至1916年间曾一再阻止中 国接受“协约国”方面英、法、俄等国的诱使参战（英、法、俄等国想利用中国广大的人力物力，并避免为德国所用）。日本在逼使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之后，又在1916年7月和帝俄订立了互相支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的第三次日俄协定及第四次密约 [31] 。1917年2、3月，日本又促使英、法、俄等国承认日本在战后继续保有在山东的特权。这时，日本就转而促使中国参战，以便进一步从军事、外交、财政等方面控制中国。段祺瑞也企图以参战为名取得日本的借款、军火等援助，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美国在1917年2月宣布与德国绝交后，曾经要求中国和它一致行动，但见到日本在积极唆使段祺瑞政府参战，就又主张中国暂时无须对德宣战。黎元洪、政学会议员（从商榷会分化出来，以谷钟秀、张耀曾为首）和直系军阀也都反对参战。孙中山、章炳麟和上海等地的商会也反对参战。于是段祺瑞企图使用武力威胁的手段来对付反对势力。1917年4月，段祺瑞召集以皖系督军为骨干的各省督军及督军代表二十余人，在北京召开督军团会议。督军团在段祺瑞指使下，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威胁他们同意参战。

1917年5月10日，国会开会讨论参战问题。段祺瑞指使军警、流氓、乞丐数千人自称“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殴辱议员，叫嚷国会必须当天通过参战案。多数议员在气愤下拒不开会讨论。内阁中非皖系阁员也相率辞职。在两方僵持情况下，段祺瑞和研究系政客指使督军团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则在亲英美势力支持下将段祺瑞免职。段祺瑞就到天津筹备组织临时政府，策划以武力继续把持政权。皖系和追随皖系的督军在段祺瑞的唆使下，纷纷宣布独立，通电声称要率军“直捣京师”，进行“兵谏”。黎元洪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邀请张勋进行调停。

张勋复辟 　张勋率领辫子军（定武军）5000人自徐州北上，先胁迫黎元洪在6月下令解散国会（这个国会自1916年8月恢复，到这时还不到一年），接着就于7月1日在北京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封建帝制复辟，北京城内一时又挂出了前清的龙旗，街头叫卖着“宣统上谕”，一班遗老旧臣（包括康有为在内）纷纷翎顶袍褂进宫叩头，请安谢恩。

段祺瑞先假手张勋驱逐黎元洪和解散国会，然后再打起维护共和的旗号出兵讨伐张勋。他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梁启超、汤化龙为参赞，率军进 攻北京。日本派青木中将为段策划军事，并垫付军费100万元。张勋军队在7月12日迅速被击溃，历时11天的复辟丑剧就此结束。段祺瑞乘机复任国务总理。原来的副总统冯国璋代黎元洪为总统，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在段祺瑞手中。

段祺瑞毁弃约法和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 　段祺瑞声称过去的民国和国会已为张勋复辟所破坏，现在的民国是在他手里“再造”的。在研究系政客的策划下，段祺瑞决定抛弃旧国会和《临时约法》，另行召集一个由各省军阀指派的临时参议院。

段祺瑞的专权和废弃国会引起国内公开的分裂。亲英美的桂系、滇系军阀宣布“暂行自主”。孙中山主张拥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反对段祺瑞“以伪共和易真复辟”。1917年7月，孙中山率领宣布自主的海军舰队到达广州，旧国会中商榷系和政学系的议员一百多人也追随南来。9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的非常会议，组织军政府。非常会议选出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陆、唐二人都不就职）。孙中山把《临时约法》和国会看作“民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最重要的象征，然而几年以来，只是军阀们在民国招牌下实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专政，《临时约法》和国会都被一再蹂躏破坏，已成为对民国的一种讽刺。《临时约法》对人民已没有什么号召力，国会更成为政客争逐名利、卖身分赃的活动场所。孙中山希望依靠桂系、滇系地方军阀的力量进行护法运动，但这些地方军阀只是暂时利用孙中山的名望来向北洋军阀讨价还价，对孙中山的护法活动则是多方刁难，而且随时准备将他排挤出去。

段祺瑞加紧投靠日本 　段祺瑞政府在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以后，更加紧投靠日本。日本寺内内阁采用所谓“菊分根”的政策，利用日本乘世界大战时机所赚的大量资金到中国进行侵略性的资本输出，并用以控制段祺瑞。1917年和1918年两年间，日本以各种名义秘密或公开借给段政府的款项达数亿日元 [32] 。段祺瑞则将铁路、矿产、森林、电讯事业等等各方面的权益成批地出卖给日本。他又用日本的借款、军火，由日本军官训练“参战军”（三师四旅），扩充皖系的实力。1918年5月，段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陆军和海军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33] ，派出军队由日本指挥，随同日军出兵西 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短期内进入东北的日军数达七八万人，日本迅速取代了沙俄在东三省北部的侵略地位，日本侵略势力从此笼罩于整个东北地区。段祺瑞的卖国行动在规模上超过了袁世凯，中国面临着被日本变为附属国的严重危机。这种危机又一次激起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1918年5月，留日学生彭湃等在东京游行抗议段日间的军事协定，遭到日本政府的殴打逮捕。他们纷纷罢课回国，组织救国团体，进行爱国宣传。北京、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也起而力争废约，反对日本侵略和段政府卖国。

蓝辛、石井协定 　美国在1917年4月参加欧洲大战以后，一时没有余力在中国大规模地扩展侵略势力，又不甘心坐看中国被日本独占，就采取和日本妥协分赃的办法。1917年11月，美、日订立《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 [34] ，日本则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是两个强盗在互不相下的情况下，只好暂时互相承认对方的侵略权益，同时准备在下一阶段展开更进一步的掠夺和竞争。协定订立以后，蓝辛（美国国务卿）通知中国说：“假如我们退出，整个地盘便落入日本手里，设想中国也不愿意。”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及与直系军阀的矛盾 　段祺瑞依靠日本的借款和支持，推行其专制的“武力统一”政策，对西南各省发动内战。1917年10月，段祺瑞派军队进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但冯国璋企图勾结亲英美的西南军阀，来挤走段祺瑞，提出“和平统一”口号。11月，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就通电主张停战，并自动撤兵。段祺瑞于是再度策动督军团在天津开会（1917年12月及1918年1月），又勾引奉军开入关内，对冯国璋施加压力。同时段氏以副总统地位和两湖地盘为饵，引诱直系头目曹锟派兵进攻西南。曹锟指挥所属吴佩孚等直军攻占长沙、衡阳，但是段祺瑞却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曹锟、吴佩孚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又逐步发展。1918年6月，吴佩孚与护法军订立停战协定。8月，吴佩孚通电主张和平。直系军阀和西南军阀联合反对皖系和奉系军阀，其背后是美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间的争夺。

孙中山被军阀政客排挤离开护法军政府 　西南军阀在跟直系靠拢的 同时，阴谋排斥孙中山。1918年2月，西南各省军阀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对峙。5月，政学系政客勾结滇、桂军阀策动改组护法军政府。政学系出面拉拢一部分商榷系议员，在非常国会中操纵通过改组军政府案，废除以孙中山为首的元帅制，改用总裁制，设总裁七人，孙中山被列为七总裁之一。政学系推出旧官僚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实际由桂系军阀陆荣廷独裁。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军阀是“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不可能依靠军阀进行革命。孙中山在上海著书立说，沉痛地回顾辛亥以来遭受的挫折失败，摸索继续推动革命前进的道路。

“安福国会” 　段祺瑞所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遇到直系军阀和西南军阀的阻梗，就决定一面加紧训练自己的“参战军”，一面设法把直系势力排挤出中央政府。他利用日本的借款收买一批政客，组成以徐树铮、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的选举。新国会，也就是所谓“安福国会” [35] ，于1918年8月开幕，在全部议员四百余人中，安福系占据了三百八十多人。9月，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选出旧官僚徐世昌为总统。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势力被排出中央政府。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的新首领。他们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影响下，继续与皖系军阀对抗。

新四国银行团与南北议和 　到1918年夏秋间，世界大战接近结束，美、英等西方帝国主义立即加紧进行在中国的争夺。美国在6月间向英、法、日三国提议把五国银行团改组为新四国银行团，即排除俄、德两国，加进美国，由新四国银行团整个包揽外国对中国的借款。这是美国力求打破日本在对华投资借款上的优势，阴谋以国际共管形式将联合投资机构控制在自己手里。日本面对西方三国的压力，同意参加这样的新银行团，并同意停止单独对段政府的借款，但要求新银行团的投资范围将“满蒙除外”，以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新银行团以后在1920年5月成立）。10月，美、英、法等西方帝国主义向北京政府和南方军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停战议和，以便于推行庞大的经济侵略计划，并打破日本单独控制皖系、统治中国的局面。南、北政府在1919年1月派出代表在上海议和。双方在划分地盘和分配四国银行 团准备给予的借款上争吵不休，谈判在五四运动大风暴中宣告破裂。

第七节　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工人阶级的壮大

农业衰退、农民破产 　辛亥革命以后，全国范围都处在大小军阀的封建割据统治下。国内年年战争不休，战事遍及各省。四川一省从1912年到1933年共发生战事400次以上。遭受战祸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遇到极残暴的蹂躏掠夺。1919年初，全国军队达138万人，军费占去国家财政收入的4/5 [36] 。军阀又尽力搜刮财富，霸占土地。皖系军阀段芝贵在原籍合肥及芜湖等4县占有良田数万亩。河南彰德1/3的土地为袁世凯一家所有。东北军阀汤玉麟、吴俊升等各拥有良田八九万亩。张宗昌、靳云鹏、冯国璋、张作霖等人以裕宁屯垦无限公司名目在吉林省领有田地、森林、矿山达1320余万亩。

大量农民在地租、高利贷、捐税、战争和各种剥削掠夺之下，被迫破产流亡，耕地面积相应缩减 [37] ，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农民在残酷统治下，被迫起来反抗。1913年至1914年，白朗（“白狼”）所率领的农民队伍，自河南鲁山出发，转战于豫、鄂、皖、陕、甘五省广大地区。人数从数百人扩大到数万人。在袁世凯和各省派出的一二十万军队全力攻击下，才最后失败。此外，贫苦农民为反抗租税和暴政而掀起的骚动，到处发生 [38] 。广大农民处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迫切地要求生路。

民族资本暂时得到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在这时期有进一步的发展。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在1914年8月爆发，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火并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这使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压迫暂时放松，欧美输华的洋货在大战期间急剧减少。以1913年的指数为100，英国的输华货物在1918年减至51.5，约 减一半；法国减至29.6，不到战前的1/3；德国货完全停止进口 [39] 。只有美国和日本乘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美国在1917年和1918年输华货物已达6000万两左右，约合1913年英货人口数的60%。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武装侵占山东，进行一系列露骨侵略时，中国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货输入的增长趋势一时也稍有缓和。洋货输入减少和国外因战事对某些货物需求的增加，使民族工业在国内市场上获得了一些空隙，同时还取得了一定的国外市场，因而在短期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

轻工业的迅速发展 　民族工业在这时期的发展，主要是在轻工业中的棉纺织、面粉两业，此外，在毛织、针织、玻璃、造纸、搪瓷等部门也新设了不少工厂。

棉纺织业方面，由于意外的厚利（如申新一厂以30万元的资本，在1917年盈利40万元，1918年盈利80万元 [40] ），引起投资扩建旧厂和设立新厂的高潮。在1914年至1922年9年间，民族资本新设的纱布厂达54家，民族资本所有的纱锭自1913年的50万锭增至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至6700台 [41] 。

面粉工业方面，1913年全国华商开设的面粉厂约50余家，1919年增至120余家。在大战期间，中国面粉外销到欧、美、日本和南洋各地，改变了过去外国面粉大量输入的情况（1913年面粉人超240余万担，1919年出超240余万担 [42] ）。

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重工业 　重工业主要都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机械冶炼生铁的全国总产量在1913年为97513吨，1919年产量增至237063吨，全部都为帝国主义通过投资或贷款所控制 [43] 。铁矿砂的全国总产量自1913年的459711吨增加到1919年的1349846吨，全部都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 [44] 。机械开采的煤产量1919年为12804636吨（1913年：7677570吨），3/4以上都被帝国主义控制 [45] 。在轮船航运业方面，中国领水里帝国主 义的航运势力始终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中国轮船在总吨位上的比重，连1/4都不到 [46] 。

金融业的投机性的发展 　银行业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1911年全国华资银行只有15家（若除去官办银行，只有8家），1912年至1919年间新设立的银行数达66家 [47] 。但是，欧战时期工商业发展所引起对金融业的需要，只是银行大量增加的部分原因，这些银行主要却是为进行公债投机而设立的。北洋军阀政府为支付军费政费大量发行公债（1912年至1919年发行了近六亿元 [48] ），以年息三分（30%）以上的高利吸引银行投资。银行把大部分资金进行高利贷性质的公债投机，实际上是资助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的民族资本的特点 　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在这时期的发展既然仅限于以消费品生产为主的轻工业方面，而缺乏重工业方面的基础，就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独立的经济体系。帝国主义依然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严重的势力。即使在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棉纺织业中，外国资本在中国所设纺织厂的纱锭和布机，也还分别占到46.7%和59.2%（1919年） [49] 。民族工业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在资金、设备、技术和原料等方面又必须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帝国主义。民族工业发展的薄弱，不但表现于和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对比上居于绝对劣势，就是和国内的封建经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及金融业资本对比起来，也是居于绝对劣势。民族产业资本在农业生产部门中完全没有地位。中国的商业资本不是从属于产业资本，而高额的封建地租率、高利贷利率和商业利润都限制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大。但是民族工业又只有依赖一部分地主、商人和官僚的投资才得以举办起来。在民族工业中，分散、落后的小企业占很大比重，工场手工业始终大量地存在。据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不完全的统计，1919年全国10515家工厂中，使用原动力的工厂只有360家 [50] 。民族工业是软弱和落后的，但它又是当时国民经济中最先进的部分，也代表了当时最进步的生产关系。民族工业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但又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他们。这种进步的一面和落后的一面之同时存在，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 国民族资本两重性特点的表现。

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加和高度集中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扩张，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也迅速增加起来。现代产业工人在1913年约有100万人，到1919年，已增加到二三百万人。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工人、店员等约有一千多万人。

在全国总人口中，产业工人的人数虽然还是很少，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集中在工厂（纱厂、丝厂、面粉厂、火柴厂等）、矿山、铁路、轮船、邮电等几个企业部门。同时这些企业又多数集中在上海（及附近地区）、武汉、天津、香港、广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十几个大城市。其中，大企业中工人人数又占了很大的比重。中国工人阶级这种高度集中的特点，使他们得以较早地联合、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队伍。

工人阶级遭受严重压迫 　中国工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三种压迫下，经济地位非常低下，劳动条件极为恶劣，政治权利也遭到剥夺。工人的工时多数是12小时左右，有的多达十四五小时。中国厂矿的设备大多十分恶劣。工人们在厂房狭小、空气污浊、缺乏安全设备的条件下，从事长时间的紧张劳动，职业病和伤亡事故都特别严重。男工工资一般每日只有二三角，低的只有一角左右。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低。大战期间物价上涨很快很多，工资的增长则迟缓有限 [51] ，因之使工人的经济情况在这时期就相对地更趋于困苦。工厂和矿山中普遍实行包工制，工人受到包工头、把头的封建性的克扣压迫。北洋军阀政府严禁工人罢工，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和1914年的《治安警察条例》，都把罢工、怠工规定为“犯罪”行为 [52] ，工人时常遭到无理的逮捕和屠杀。中国工人所受各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

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斗争 　中国的大部分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既然都为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从一开始起，就很多是发生于外国资本所设的厂矿企业中。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中国工人斗争最早也是最鲜明的特点之一。自1916年3月至1919年4月，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在两年间就罢工五次之多。上海日华 纱厂工人在1918年8月、9月、10月和1919年2月也连续举行四次罢工。在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中，许多地方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游行和劝导拒购日货，上海日货厂店中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都罢了工。1916年10月，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天津法租界法资厂店职工一千七百余人举行罢工反对。天津各业工人们组织了“工团”，领导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获得各地各阶层人民的同情支援，终于打退了法帝国主义这次侵略行为。在抵制日货和反对强占老西开这两次群众性反帝运动中，工人阶级都已成为推动斗争的中坚力量。

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和斗争 　手工业工人在人数上远比产业工人为多，他们一向受到由作坊主操纵的封建行会的严重束缚，生产上比较分散落后。在近代时期，手工业工人一方面继承了长期以来“齐行”、“叫歇”的斗争方式和斗争传统，同时突破统治者的一再禁阻，逐步从推出“行头”、“柱首”，领导斗争，发展到设立工人本身的“小行”（或称“小帮”、“公所”，或称某某社）。到20世纪初年，上海的各行业手工工人一般都已组成全市性的“小行”，与作坊主、作头或店主的“大行”并立。1913年1月，上海七八百处作坊的水木工匠数千人联合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14年，全市印染工人、石匠、水炉工人、油漆工匠、锯工、码头、堆装工人等分别在本业小行的领导下进行罢工斗争。这种经济斗争在此后数年中也一直不断发生。手工工人的行帮组织，虽然还存在着不少封建性（如限制收徒，或按籍贯分帮），但比以前完全分散和受店主控制的情况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小行”基本上成为手工工人的斗争组织，这是工人阶级逐步走向自觉的一种重要表现，同时这种组织和斗争又促进了工人的自觉性。

第八节　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想

近代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呈现着剧烈的变化。代表封建统治阶级旧文化的“旧学”日益委靡不振。主要代表资产阶级文化的“新学”逐渐发展。“新学”的发展和这时期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有关，新学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两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人为代表，学习西方社会学说，希望用它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提倡和传播西学起到了思想启蒙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往往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文化采取妥协态度。这种“新学”虽然也和“旧学”交过手，但是打不到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仅仅在一些局部问题上取得了小胜利。至于自然 科学，在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的情况下，不可能有真正发展的机会。

一　早期今文学派影响下经学、史学和文体的变化

封建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开始注意现实问题 　在19世纪初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依然把主要精力花费在经义和“帖括之学”上面。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讲求经世致用的风气久已消散。乾嘉考据学派的传统也已发展到顶而趋于衰歇。社会的动荡和学术空气的窒塞在鸦片战争前就已促使一些有志向的知识分子要求研究现实问题和更有用的学问。这些人敢于讥弹时政，揭露当权派官吏的腐朽。鸦片战争发生后，他们主张抵抗侵略，反对妥协集团，并要求了解西方国家情况，学习外人“长技”，改进防御力量。龚自珍 [53] 、林则徐、魏源 [54] 和早就开始谈论实际问题著有《安吴四种》的包世臣 [55] 是这时期的代表人物。

近代早期今文学派　龚自珍 　在学术思想方面，乾嘉以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汉学统治局面开始受到有力的打击。本来经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今、古文的分歧，也就是西汉和东汉经学的分别。庄存与 [56] 著《春秋正辞》，讲求《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他的外孙刘逢禄 [57] 继承他的学问，著就《公羊何氏释例》。庄、刘二人是近代“今文学派”的先驱，号称通晓“公羊家法”。龚自珍于1819年在杭州受教于刘逢禄。此后他就极力提倡公羊学派的见解。他前此已接受包世臣讲求时务的影响，敢于写文章提出对时政的改革主张。1820年他在北京捐资充内阁中书。当年他写《西域（指新疆）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两文。后者虽已失传，显和当时西方侵略者在东南沿海造成的混乱情况有关。在政治上的革新思想使他深受穆彰阿集团的嫉视。他提倡公羊学派在学术上的反抗思想，这和他在政治上的开明态度是相联系的。

魏源 　魏源进一步利用了公羊学派的“张三世、通三统”的说法。这个说法本来是东汉人何休在所著《公羊解话》的序文中提出的见解，也就是所谓《春秋》“微言大义”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魏源把“据乱世”“升平世” 和“太平世”分别解释为太古、中古和“末世”。“末世”据他说就是“弊极之世”。“末世”结束后社会就要“复返到太古淳朴之初”。这种见解据他自己说是“气运循环”，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历史循环论。他对时政的具体改革主张，如对于票盐、漕运、水利的一些措施，都不过是替原有制度“祛垢除污”而已。但在文化思想方面他起了很大开风气的作用。他著《诗古微》和《书古微》，提出下列主张：毛诗传和大小序都是伪作，《古文尚书》根本不曾存在，即是东汉马融、郑玄的古文说也不是孔安国原有的。这些主张要求人们摆脱传注，直求经文，而目的是“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 [58] 。魏源要求恢复经说的最早面目，不是为了“复古”，而是借西京（西汉）以攻乾嘉以来墨守东京（东汉）的风尚。他在经学方面的辨伪工作是为了打开闭塞的风气，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

史地研究的新发展 　在龚、魏公羊学派提倡经世致用和鸦片战争刺激要求了解外国的影响下，中外史地研究也有新的发展。林则徐可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广东领导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时，就组织人翻译各种西文书刊。1841年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时把《四洲志》书稿和资料交给好友魏源。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50卷，以后又扩展到60卷和100卷，是当时介绍世界史地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名著，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都很大，魏源还著有《圣武记》叙述清朝历史上的所谓“武功”，而在目录中拟定以《英吉利夷艘入寇记》结束全书。步其后尘的有福建地方官吏徐继畲 [59] 编成的《瀛环志略》 [60] 。他从西人地图集直接描绘，附图比较准确。这部书出版不久，就风行日本。西北史地方面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是张穆 [61] 的《蒙古游牧记》。张穆曾替抵抗派官吏陈庆镛草拟劾穆彰阿疏稿 [62] ，有名于时。他死时这部书尚未定稿，由另一史地学者何秋涛 [63] 代为校定付印。何秋涛自己著有《朔方备乘》，汇集了蒙古、新疆、东北和早期中俄关系的史料。这些著作主要是鸦片战争刺激下爱国的知识分子要求认识世界和发愤 图强的表现。

文体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文学也发生一些变化。龚自珍和魏源都反对当时宗奉桐城派古文的风气。桐城派从康熙末年方苞（号望溪）、刘大櫆（号海峰）开始。他们诵法宋朝曾巩和明朝归有光的文章，自称深得古文义法。他们讲宋儒理学，以孔、孟、韩、欧、程、朱的“道统”自任。他们祖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一语，自诩文道合一，和汉学派（乾嘉时代的考据派）对立。考据家钱大昕讥笑桐城派说：“方氏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本，……法且不知，义更何有。” [64] 刘大櫆的弟子姚鼐（字姬传）力诋汉学派“破碎”。他提出自己的文章理论，以“阴阳刚柔”分别文体，认为只有“圣人”（如孔、孟）能够兼统阴阳二气，诸子以下的文章无有不偏于刚或柔者，但阳刚阴柔各有其美，如“曾、欧之文皆偏于柔之美” [65] 。至于所谓义法，就是“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他主张文章要模仿古人，认为应先学古人文的“粗者”即“格、律、声、色”，最后“御其精者（即神、理、气、味）而遗（弃）其粗者”。桐城派所模仿的主要是韩（愈）文。姚鼐认为韩文本身也就是模拟，不过“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模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 [66] 。他又认为扬雄、柳宗元也是模仿古人，虽然“形貌过似”，但仍是好文章。可见桐城派所谓文道合一就是把唐宋八家文章加上程朱理学。这种步趋唐宋、排斥创造的文章理论，当然不能为当时思想活泼的知识分子所接受。龚、魏就提出学习先秦诸子，来抵制韩、欧，自己所写文章也想极力摆脱唐宋文体的束缚。龚、魏的文章见解，遭到时人的侧目。道、咸年间时人已有“天下文章尽归桐城”之说。曾国藩更极力提倡桐城派。同、光时代的桐城派末流，所模仿的实际上已经不是唐宋而是明代小品文字。到了清末报章逐渐发达，龚、魏纵横捭阖的文体，便于议论文字的使用，渐受一般人推重。

二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文化

鸦片战争时期的反侵略文学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给中国文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反侵略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任务。从三元里抗敌开始，文学就成为动员和鼓舞反侵略斗争的工具。其中有旧式诗文，也有通俗文字。 著名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其中宣传团练、激励士气的语句，如“仿范里连衡之制，指顾得百万之师，按尝田捐饷之方，到处有三时之乐。踊跃同袍，子弟悉成劲旅，婉娈如玉，妇女悉能谈兵”。揭露内奸的语句，如“黄阁主和戎之议，自撤藩篱，乌云多蔽日之奸，甘为缪丑”。一望而知是出于封建文人之手，并且是骈俪文字，但传抄甚广，所起作用甚大。张维屏的《三元里》诗，魏源斥责投降派的《寰海十章》都是斗争中出现的好诗篇。旧诗体裁被广泛地应用在歌颂英勇斗争的人民和将士们。有的诗篇虽不甚工，但很能传达当时斗争的实况。如梁信芳关于三元里乡民在牛栏冈会盟的描写，就是一例 [67] 。至于乡民所出的揭帖告示和传唱的歌谣，很多使用通俗文字。

太平天国对文体的改革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给封建文化以很大的冲击。宣传革命的书籍，由天京的镌刻营和删书衙刊印，大量颁发。从儒家经籍的删改到新历的创造，都表示农民领袖们改造传统文化的意图。他们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这不但有利于革命宣传，也针对着空疏晦涩的坏文风，提出纠正原则。在太平天国书籍和文件中，文字一般都浅显朴素，有时杂以广西方言，革命意识也都鲜明强烈。但农民终究不能创造一个代替封建文化的新东西。太平天国领袖们所赖以和顽固思想作斗争的意识形态上的工具，只是很不中用的拜上帝会教义。而他们的文学改造又被和教义宣传密切地联系起来，正如《钦定士阶条例》所说的：“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来，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因此宣传容易流于说教形式。这种情况到后期更加严重。就文体上说，许多宣传文字实际上采用西方教会小册子的形式，而考试取士则袭用传统的策赋律诗。可以看出，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创立一个代替封建文化的上层建筑，也不可能创立一种内容和形式很好统一、切合需要的新文学。

三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封建文化的日益没落

经学考据与子书研究 　从曾国藩提出保卫“名教”抵制农民革命以后，经过整个19世纪后期，封建文化的保守性质更加显著，封建学术也更委靡不振。顽固派官僚如倭仁、徐桐，都盲目地拒绝学习外国一切事物。洋务派 官僚如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都是封建正统文化的坚持者。这时期程朱理学恢复了统治。经学继承了汉学派的余绪而更偏重于细碎烦琐的研究。其中礼学号称最有成绩，特别是孙诒让 [68] 的《周礼正义》。这部著作被称为“朴学殿军”。作者费尽20年心力去“博稽群家”，严辨汉儒家法，但他不敢丝毫怀疑《周礼》本身的可靠性。清代考据学派把唐以后学者已经不很讲求的古代礼书捧出来，并高抬其身价。他们把研究引导到两千年名物（宫室、衣物、饮食）、制度（井田、赋役、军制）和繁文缛节（《仪礼》的冠、昏、丧、祭）的争论中去。一般经学研究也就限于训诂上细碎的发明。较有名的如俞樾 [69] 的《群经平议》只是墨守王引之《经义述闻》的成法。这些朴学家力求“以经说经”，一般都过信经文，对材料也不可能进行真正严格的审查。这时期子书方面研究，成绩较大。经学考据既难于超越乾嘉时代，更多朴学家的目光转向诸子书。太平天国革命后私家保藏的古本大批流散出来，这也给他们提供有利的条件。但子书研究成绩一般也是限于校勘训诂，其中最著名的是孙诒让的《墨子閒诂》和《墨子后语》，以及湖南顽固派学者王先谦 [70] 的《荀子集解》。荀学比在乾隆时代初被提倡时占着更有影响的地位。顽固士绅宣称荀学比孟学更“醇正”，因为孟子书中还有“民贵君轻”之类的说法，可以被人利用来鼓吹革命。浙江文人李慈铭 [71] 本来自署“孟学斋”，后来竟改署“荀学斋”了。

金石、甲骨文字的研究 　金石学的地位逐渐提高，主要是由于达官贵人对碑版彝器的贪求无厌，题跋考释成为一时文人风尚。但大多数人只讲鉴别以定真赝高低，少数人如王懿荣 [72] 、吴大澂 [73] 考释比较精审，大体上能够继承顾炎武、钱大昕的朴实传统。清末甲骨文字的出现更加推动了古文字学的研究。但无论金石和甲骨文字的研究，当时都只限在“小学”范围，不可能引起古文字和古史研究上的革命性影响。

光绪中叶的西北史地研究 　西北史地的研究在光绪中叶又很兴盛。提 倡者是国子监祭酒清宗室盛昱 [74] 和李文田 [75] 、洪钧 [76] 、文廷式 [77] 等人。这些都是翰苑文人；研究风尚一般限于史料秘本的传抄笺注，缺乏实际调查，地理考证往往流于臆测，没有发挥前此张穆、何秋涛等讲求实际的研究精神。洪钧译注西域史料，成《元史译文证补》，是当时较重要的著作。史地研究极端脱离实际的情况，也是封建主义学术文化日趋没落的一种表现。

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译述介绍 　这时期的自然科学还没有成为知识界的一门主要学问。四五十年代虽然已经有人提出学习西方科学的主张，但影响不大。一些人企图模仿西洋制造轮船、鱼雷，试验不断失败。从60年代开始，清政府和湘、淮军阀主要为满足军事要求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机构。北京同文馆在1866年添设天文算学馆，讲授一些现代科学知识。湘、淮军阀把持的江南制造局附设一个翻译馆，对西方科学技术作了较广泛的初步介绍。这些机构也招聘了一批科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李善兰 [78] ，任同文馆教习，充军机衙门章京。他自己对数学曾有发明，并有在上海和外国教士合译数学力学书籍的经验，但年事已老不能再从事译述。在江南制造局以译书著称的有华蘅芳 [79] 和徐寿、徐建寅 [80] 父子。徐建寅充驻德使馆参赞几年，译武器制造和外国各种军事章程多种，因为揭发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替李鸿章购买军火舞弊，被排挤回国。在洋务派垄断把持之下，科学得不到发展，科学家也没有前途。西方各国教会在中国推行传教和文化事业，设立学堂，开办印书局，出版报纸。几十年中它们所译科学、技术书籍种数甚多，但一般都是比较粗浅的东西。

四　19世纪末年的新学

改良派对“西学”的看法和介绍 　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作比较系统介绍，还是从19世纪末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早在60年代，冯桂芬提出 “采西学”的建议 [81] ，大意谓西方“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所谓“西学”的内容只限于数、理、化学和地理的知识。他把“西学”包括在“洋务”之中，着重指出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七八十年代的改良派对西学的看法，和冯桂芬的见解基本相同。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虽然提出政治上应该变革的主张 [82] ，但在学术思想上仍坚持“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只是他所谓“西学”的内容包括较广，格致舆地以外，兼及历史和“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 [83] 。王韬 [84] 完全同意郑观应论西学的见解，并著《普法战纪》等书。马建忠 [85] 精通欧洲文字，留学法国专攻法律数年。他主张应译的西学书籍中，比别人多加了法律一门，包括罗马法、国际法判例、各国商法等。郑、马二人都已提出改革科举制度，把西学列为独立的一科。

严复的译述工作 　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开始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社会学说。这和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有关。严复痛心中日战争的失败，在1895年以数月之力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 [86] ，此后他继续译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书籍多种，在乙未到戊戌几年中脱稿的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关于经济学、社会学的著作。他又翻译了穆勒《名学》，介绍西洋的逻辑学。他着重介绍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种生物进化论观点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这种社会进步观点。在当时中国要求民族生存和变法维新的具体条件下，这些学说的介绍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他又主张社会只可逐渐改良，“不能期之以骤”，这就是这些学说必然引导出来的结论。严复采用的译述方法，是半译半述，准确程度往往不够，但他所提出的对于译文的“信、达、雅”的标准，在今天还是值得提倡的。他在译述中创造了许多新名词，经过严复的系统介绍，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才有较多的了解。

严复以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刊）传播“西学”，并发表《辟韩》等文以 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攻击韩愈在《原道》一文中的尊君思想，宣称“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这引起当时极大的震动。张之洞力诋为“洪水猛兽”，命屠仁守作《辨辟韩书》驳之，并警告严复“毋易由言”不要随便说话。

康有为的大同学说 　这时期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这可以康有为的大同学说和谭嗣同的《仁学》为代表。大同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历史进化观点。康有为以《礼运》解释公羊，把三世说解释为“乱世”、“小康”和“大同之世”，这就推翻了传统的历史循环说。他把三代和汉、唐、宋、明一律看作小康之世，把汉学、宋学所崇奉的不论荀卿、刘歆、朱熹的学说一概列于“小康之道”，单独目孔子为大同学说的创造者，利用孔子名义来推行他的学说，替他作“离经悖道”的挡箭牌。大同学说这样极有创造性的见解，在发展中显然也受到资产阶级社会进步说的影响，他还尖锐地批判“弱肉强食”的理论，说“若循天演之义……其卒也仅余强者之一人，则卒为大鸟兽所食而已” [87] 。

谭嗣同的《仁学》 　谭嗣同在《仁学》中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一种见解，认为“以太”构成客观物质世界。他又用儒家所讲的“仁”来解释“以太”的作用，认为“以太”是体，“仁”是“用”。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既假定“以太”充满宇宙，儒家传统说法又认为“仁”“充塞乎天地之间”，所以他很自然地把“以太”和“仁”联系起来，又区别二者体用的不同。这样大胆的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假设也不是出于偶然，因为这和他所推崇的王夫之的“舍其器则无其道”的主张是一致的。既然“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其用”，那么借“以太”作为“仁”（就是“道”，“理”）的本体也是一种很自然的、合理的假设。这种哲学观点和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是针锋相对的。《仁学》中说，“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这就是《仁学》的基本思想。

对外国历史的介绍研究 　资产阶级维新派注意研究和介绍外国历史。康有为编写《波兰分灭记》，促使国人警惕敌人的瓜分阴谋。他以《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两书，宣传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的历史经验，作为中国光绪皇帝戊戌维新的榜样。黄遵宪 [88] 于1887年编成《日本 国志》，目的也是在于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借鉴。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新学”传播刚刚开始，《大同书》和《仁学》这两部杰出的著作都还没有公开刊布，“旧学”的维护者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已经急急发表《劝学篇》（1898年春），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封建文人叶德辉编印《翼教丛编》，极力攻击康有为、梁启超等“离经悖道”的见解。但维新派也并不是主张舍“中学”而就“西学”的。在学术思想上他们也同样的是以封建学问为主。戊戌变法《定国是诏》中明言“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和《劝学篇》的主旨没有原则上的不同。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更是明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维新派所谓“新学”对封建主义文化妥协性质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守旧派连这些改良的主张也不肯接受。

文体、文法与拼音方案的创造 　在19世纪末新学的传播中，文体也初步突破了一些旧的拘束。特别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明快晓畅，通俗易懂，笔锋常带感情，最受年轻人的欢迎。此外，从实用语言的角度作出的贡献，有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年出版）。这部书参照西文文法分析了周秦以后、唐韩愈以前若干作家的一些词语，成为一部系统的汉文文法。至晚从1898年开始，白话文报纸已经出现于无锡等地。90年代有的人以普及儿童教育为目的拟出了汉语拼音的各种方案。

“诗界革命” 　在文学方面产生了当时所谓的“诗界革命”。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都以西学的新名词入诗。黄遵宪在诗歌创作方面成绩最大。他早年就在《杂感》诗中提出反对因袭古人。在历次反侵略战争特别是中日战争中，他以强烈的热情、通俗的语句和新颖的形式写出爱国主义的诗篇。其中传诵最广的是反对割台的《台湾行》，如“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银无万数”等句歌颂中国人民的辛勤缔造，如“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这样雄壮的诗句表达中国人民誓不放弃台湾的斗志和决心。他的诗篇在形式和风格上都有新的创造，有不少诗和民歌很接近。

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翻译工作也已开始。林纾 [89] 译法国小仲马名著《茶花女》，于1899年在福州刊印。

五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思想

留日学生大量转译介绍西方社会学说 　20世纪最初的十年，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文学作品大量输入中国。这些作品大部分是由留日学生从日文译本转译过来的。社会学说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和政治法律的理论。其中关于法国政治学说的有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 [90] ，关于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如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天赋人权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逐渐被灌输到群众的思想中来，在当时成为反对封建专制政体的重要理论根据。这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热心从西方介绍形形色色的学说，形成了薰莸并茂、五色杂陈的局面。其中有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也有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学说。至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有片段译介，还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中引起反响。外国历史的译著也已脱离了前几年鼓吹效法俄、日变法的风气而着重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和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

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林译小说” 　文学方面，英国诗人拜伦鼓舞希腊独立的《哀希腊》诗，由苏曼殊译为中国旧体诗，传诵甚广。波兰爱国诗人米契维茨、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和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杀害的菲律宾文人厘沙路的诗篇也都被选择过来。译述工作在国内最有影响的是林纾大量翻译的西方小说。其中如《黑奴吁天录》，是他在1905年由于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而引起的全国反美运动高潮中译出的。这部小说经留日学生的戏剧团体“春柳社”改编为话剧剧本，于1907年在东京上演，借以反对民族压迫，激励自立图强。林纾等人所译介的有英国莎士比亚、狄更斯，法国巴尔扎克、雨果和俄国普希金、托尔斯泰的作品。

梁启超的史学观点 　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开始被应用在学术的研究上。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主张以进化论的观点编写历史，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他提倡“新史学”，要求打破旧史书以帝王将相的纪、传为主的 体例和“正统”观点。他也反对单纯排比史实的写作方法，要求解释历史，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找出“公理公例”。曾和严复同编《国闻报》的夏曾佑，在1904年出版了以这种观点写的中国历史著作，作为中学教科书 [91] 。他揭著宗旨，要求说明“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

章炳麟的《国故论衡》 　章炳麟在同时期也已提出类似的见解。到了辛亥革命前几年，他写成很多学术性的文章，这些后来都编入《国故论衡》，成为一部自成系统的著作。这部书在学术上企图总结清代学术成绩和方法，给予一定的批判，并提出自己的体系。在这部书中章炳麟首先讨论“小学”即语言文字之学，指出“小学”是“国故之本”，无论研究经、史、文章都要从“小学”下手，同时着重提出音韵学以补救清代学者偏重字形的缺陷 [92] 。其次，他提出对文学的看法。在内容上他确定“文者包络一切箸于竹帛者而为言” [93] ，反对“以感人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的狭义解释。他的基本文学思想在于反对浮华、崇尚“名实”。他所谓“名”实际上就是逻辑性和思想性，也就是“名家者流”的“名”。所以他说“文学”就是“文之法式”，并作阐明如下：“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他主张学习先秦诸子，并推重魏晋“持论之文”，他说与其“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 [94] 。他指摘唐宋之文，说“自唐以降……观其流势洋洋 ，即实不过数语。又其持论不本名家，外方陷敌，内则亦以自偾”。又说“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 [95] 。这些议论都是对当时文字空疏的弊病而痛下针砭。对于名学的特别推重，这和他自己研究印度因明之学所受影响也有关系。最后他在《原学》、《原儒》、《原道》、《原名》等九篇文章中讨论“诸子学”，主张“诸子皆出于王官”，“九流皆言道”，“道”就是“哲学”。他着重把佛教哲学中“成唯识论”一派的观点和名家学说糅合起来，企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尝试。在政治上，这部书痛驳了康有为假借孔子改制、附会公羊三世借以宣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的主张。但在学术观点上章炳麟表现了他自己主要还是一个古文经学家。

谴责小说与南社 　文学在这时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谴责小说开始盛 行，最著名的有李宝嘉 [96] 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 [97] 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曾朴 [98] 的《孽海花》。这些作品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外国侵略者的罪恶。辛亥革命前几年中，革命知识分子还创造通俗诗歌、鼓词宣传革命的思想内容。1909年底一些同盟会会员成立“南社”，出版杂志，以旧式诗词鼓吹革命。

六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

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前几年中，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进展没有能够震撼封建旧文化的根基。革命失败之后，文化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封建买办统治势力企图在“保存国粹”的名义下，加强旧思想势力对人们的控制。袁世凯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1913年10月的《宪法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1914年北京政府制订的《教育纲要》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尊孔尚孟”。于是无论大、中、小学教育都在提倡复古，君主虽然已被打倒，“至圣先师”的牌位却仍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尊严。帝国主义分子也时常发出中国必须尊孔复古的谬论。原来的君主立宪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也攻击革命派“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宣称救国必须提倡孔教。各地士绅纷纷组织“孔教会”或“尊孔会”，并发行报刊。其中有康有为主办的《不忍杂志》（1913年2月创刊）。资产阶级“新学”当时被压挤得透不过气来，没有还手的力量。一般知识分子感到惶惑没有出路。

袁世凯反动势力加紧压迫舆论，控制新闻业。民国建立的时候，全国报纸共达五百家左右，仅北京一地就有约一百家。二次革命后，反袁、反帝制的报刊饱受摧残，报纸数目大大减少，内容也充满着反动落后的东西。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日本创办《甲寅》等杂志，其中有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表文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揭露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并且批判知识界中的悲观厌世消极思想 [99] ，起了有益的影响。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端 　文化思想战线上空前剧烈的战斗是以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杂志的创办者是陈独秀 [100] ，在当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主张中国必须大力提倡“人权”和“科学”。抨击反动派提倡的国粹。杂志从第二年起改名为《新青年》，并于1916年底将编辑部移至北京。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李大钊 [101] 、鲁迅 [102] ，积极提倡新文化的著名学者胡适、钱玄同等先后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和撰述。这个刊物联系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逐渐展开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前此留学日本，秘密进行反袁活动，于1916年初回国办报，并从事著述。鲁迅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研究文学，回国后从事教育，坚决反袁。当时他们和陈独秀以及其他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了向封建思想文化猛烈冲击的队伍，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民主”与“科学”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法国为榜样。这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专制，指出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号召人们积极参与政治，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善良政府、贤人政治”上面 [103] 。同时，他们主张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反对迷信落后，宣传无神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

“打倒孔家店” 　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集中于反动派极力保持的孔子的威权和封建旧礼教。1916年8月国会复会后讨论孔教应否列入宪法的问题，这引起舆论界的激烈论战。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104] 等文中指出了儒家学说的封建性质及其与共和制度的根本对立。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105] 等文中更指出：孔子被历代“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有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开始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

向封建礼教进行最激烈挑战的是鲁迅和另一激进民主主义者吴虞。吴虞指出：儒家的孝悌二字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 [106] 。 鲁迅在1918年4月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中更愤怒地揭露在封建礼教的“仁义道德”背后实在是“吃人”二字。

“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提出了文学改革的主张。早在1915年，李大钊已提出文人的任务是“以先觉之明，觉醒斯世” [107] ，但在当时文学界中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只是到思想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以后，新文学运动才随之兴起。当时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提倡白话文和一些文学形式上的改革，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 [108] 等。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则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 [109] ，鲜明地提出了以资产阶级新文学代替封建主义旧文学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学革命中的主将是鲁迅，他从1918年5月起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和多篇杂文，对反动势力进行了尖锐辛辣的抨击，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脱离群众，得不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的根本弱点。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成为批判的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典范。

新文化运动的弱点和十月革命后运动的迅速向前发展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一次空前激烈的斗争。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本身受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支配和限制，这给运动带来严重的缺点。由于他们忽视人民群众，运动被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没有普及到群众中去，由于他们不敢明确指出他们所进行的实际上就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企图回避“批评时政”的罪名，新文化运动没有和政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使运动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他们对于文化遗产不能正确地提出批判继承的主张，而采取偏激的，甚至全部否定的态度，这也是一个弱点。但是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打击，对知识青年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起了巨大的作用。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迅速地引起中国先进人物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烈欢迎和认真学习。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通过1919年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终于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 * *

[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101—114页（英约），第181—191页（美约），第192—199页（日约）。

[2] 　《张文襄公电稿》卷四五，第31页。

[3] 　同上书，卷四二，第16页。

[4]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1940年），浙江绍兴人。

[5] 　章炳麟，原名绛，字枚叔，号太炎（1869—1936年），浙江余杭人。

[6] 　邹容，原名绍陶，字蔚丹（1885—1905年），四川巴县人。

[7] 　陈天华，字星台，别号思黄（1875—1905年），湖南新化人。

[8] 　黄兴，原名轸，字廑午，号克强（1874—1916年），湖南善化（长沙）人。

[9] 　宋教仁，字遯初，署桃源渔父（1882—1913年），湖南桃源人。

[10] 　陶成章，字焕卿（1877—1912年），浙江绍兴人。

[11]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原油印本，存上海历史研究所）。

[12]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第三号。

[13] 　即《罗脱（root)、高平协定》。

[14] 　史密斯（smith) 。

[15] 　汤化龙等在10月16日草拟了《军政府组织条例》，串通革命党人居正出面伪称为同盟会本部所拟，开会通过。根据这条例组成的军政府，除由都督黎元洪总揽军、政两方面大权外，军事方面的参谋部（谋略处撤销并人参谋部）和军令部部长都由旧军官担任，只有军务部长为革命党人孙武；行政方面由汤化龙任政事部长，其下所属内务、外交，理财、司法等各局负责人全部由汤化龙拉进立宪派人充任。立宪派人的这种包揽阴谋引起革命党人的不满，于10月25日开会改订条例，取消政事部，改所属各局为部，新立各部多数由革命党人负责，仅任汤化龙以编制部长闲职，汤不久即去上海、南京活动。

[16]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25页。

[17]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册，第356—357页。

[18] 　《太炎先生（章炳麟）自定年谱》，载于《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5页。

[19]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50页。

[20]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页。

[21]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2页。

[22] 　同上书，第100页。

[23] 　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947—949页。

[24] 　《袁大总统文牍类编》，上海会文堂，1925年版，第97页。

[25] 　意思是说：革命军已起，革命党应该取消了。

[26] 　“宪友会”见本章第二节。

[27] 　据《张謇日记》(1962年影印本）第二十四册，壬子三月，“二十三日（即5月9日），统一党与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党、国民公会、共进会合并，开成立共和党大会”。

[28]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第127页。

[29] 　魏宸组的演说词见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二。

[30] 　张勋得到德、日帝国主义的支持，蓄意推翻民国，进行复辟。他和所率的定武军都仍留发辫，被称为“辫子军”。

[31] 　日俄第四次密约第一条为：“两缔约国承认，双方重要利益须要中国不落在任何第三国之政治势力之下……。”第三国即指美国。条约全文见尹寿松编《中日条约汇纂》，第865—867页。

[32] 　其中约一亿四五千万日元的借款由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经手，通常称为“西原借款”。

[33] 　协定全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1365—1370页。

[34] 　日本政府在1917年6月曾向美国声明：“日本在华向有卓越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石井在向蓝辛说明“特殊利益”的内容时，曾举例说：假如中国遭受天灾或瘟疫，或发生内乱，或“成为共产主义的巢窠”，日本安全便受到“威胁”，便可作干涉中国内政的“自卫”行动。实际即要把中国当作日本的保护国。见《石井子爵回忆录》。

[35] 　在这次国会选举中，为了把当选议员限制于地主、官僚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修订的议员选举法中规定了极高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例如在北京参加选参议员的选举人必须是“年纳直接税1000元以上者，或有100万元以上之财产，经营农工商业，经主管官厅证明者”，或“曾在国立大学或外国大学本科毕业，以其所学任事满三年者”。

[36] 　根据总统徐世昌在《裁兵计划》中的说明。

[37] 　有的著作根据《东方杂志》第三十卷十八号，说耕地面积以1914年为100%，至1918年缩为83%。但这个数字是缺乏分析的，不可作为依据。

[38] 　就天津《大公报》和上海《时报》上极不完全的记录，农民骚动在1915年有17次，1916年14次，1917年22次，1918年至1919年五四前15次，共计68次。其中有人数记载的40次，约有33.7万余人。

[39] 　《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十五表，杨端六等编。

[40]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

[4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6—188页。

[42] 　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第39页。

[43]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7页。

[44] 　同上书，第129页。

[45] 　同上书，第124页。

[46]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19、221页。

[47] 　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第27、51页。

[48] 　同上书，第62页。

[49]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6页。

[50]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十九章，附录（三）。

[51] 　据当时农商部统计，1914年至1922年上海批发物价增涨140%，米价增135%，而工资只增80%。

[52] 　如《暂行新刑律》第224条：“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款，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

[53]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盒（1792—1841年），浙江仁和人。

[54] 　魏源，字汉士，一字默深（1794—1856年），湖南邵阳人。

[55] 　包世臣，字慎伯，号倦翁，别署安吴先生（1775—1855年），安徽泾县人。

[56] 　庄存与，字方耕，一字善恬（1719—1788年），江苏阳湖（常州）人。

[57] 　刘逢禄，字申受（1776—1829年），江苏阳湖（常州）人。

[58] 　魏源《董子春秋发微》。

[59] 　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1795—1873年），山西五台人。

[60] 　1850年印行。1859年和1860年在日本翻印两次。

[61] 　张穆，原名瀛暹，字诵风，号石洲（1805—1849年），山西平定人。

[62] 　事见《越缦堂日记》第三十一册，第92页。

[63] 　何秋涛，字愿船（1824—1862年），福建光泽人。

[64] 　《潜研堂集》卷三十三，《与友人书》。

[65] 　《复鲁絜非书》。

[66]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文。

[67] 　诗题《牛栏冈》，其中有句如：“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冈边愤义盟。计不反顾不旋踵，连络一心忘死生。男方弱冠频请缨，妇能执爨愿从征。……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

[68] 　孙诒让，字仲容（1848—1908年），浙江瑞安人。

[69]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1822—1907年），浙江德清人。

[70] 　王先谦，字益吾（1842—1917年），湖南长沙人。

[71] 　李慈铭，字爱伯，号莼客（1829—1894年），浙江绍兴人。

[72] 　王懿荣，字廉生（1845—1900年），山东福山人。

[73] 　吴大澂，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1835—1902年），江苏吴县人。

[74] 　盛昱，字伯羲（1850—1900年），满洲镶白旗人。

[75] 　李文田，字仲约，号若农（1834—1895年），广东顺德人。

[76] 　洪钧，号文卿（1839—1893年），江苏吴县人。

[77] 　文廷式，字道希（1856—1904年），江西萍乡人。

[78] 　李善兰，字壬叔（1810—1882年），浙江海宁人。

[79] 　华蘅芬，字若汀（1833—1902年），江苏无锡人。

[80] 　徐寿，字雪村（1818—1884年），徐建寅，字仲篪（1845—1901年），江苏无锡人。

[81] 　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1809—1874年），江苏吴县人。参阅《校邠庐抗议》中《采西学议》。

[82] 　见《盛世危言》的自序和《议院》篇。

[83] 　同上书，《西学》篇。

[84] 　王韬，一名王瀚，又名利宾，字仲 ，号兰卿，又号紫铨，别署天南遁叟（1828—1897年），江苏长洲（属苏州府）人。

[85] 　马建忠，字眉叔（1845—1900年），江苏丹徒人。

[86]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87] 　《大同书》辛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85页。

[88] 　黄遵宪，字公度（1848—1905年），广东梅县人，先后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和驻新加坡总领事，戊戌变法时署湖南按察使。

[89]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1852—1924年），福建闽县（福州）人。

[90] 　这是张相文1902年的译本。这个译本是从日本人自英译本转为日文的本子再转译过来的，错误甚多而且实际只译了上册（译本见《南园丛稿》第二辑）。严复不满意这个本子，他约在同时期从事另译，书名译为《法意》，但到了1913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商务印书馆已另出版了新的译本《论法的精神》。

[91] 　《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来改称《中国古代史》。

[92] 　《国故论衡》（章氏丛书本）卷上，第4页。

[93] 　《国故论衡》（章氏丛书本）卷中，第59页。

[94] 　同上书，第93页。

[95] 　同上。

[96] 　李宝嘉，字伯元，别署南亭亭长（1867—1906年），江苏武进人。

[97] 　吴沃尧，字小允，又字趼人，别署我佛山人（1866—1910年），广东南海人。

[98] 　曾朴，字孟朴，别署东亚病夫（1871—1935年），江苏常熟人。

[99] 　如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原载1915年8月《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八号。

[100] 　陈独秀，字仲甫（1880—1942年），安徽怀宁人。

[101] 　李大钊，字守常（1888—1927年），河北乐亭人。

[102]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1936年），浙江绍兴人。

[10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1916年2月发表于《青年杂志》一卷六号。

[104] 　原载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二卷四号。

[105] 　原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见《李大钊选集》第77—80页。

[106]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号。

[107] 　《厌世心与自觉心》，原载1915年8月10日《甲寅杂志》一卷八号。

[108]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二卷二号，《胡适致陈独秀书》。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二卷五号，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109] 　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