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口蜜腹剑”的宰相

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渊的叔伯兄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虽属宗室，只是关系疏远，他祖父、父亲只出仕过长史、参军一类官职，并无封荫。他小字哥奴，自幼就是个纨绔子弟，加上早年得志，官运亨通，生活一直都过得很阔气，车马衣着，极其奢华。他没什么学问，仅能动动笔。写点什么东西，都要请他所倚重的郭慎微、苑咸这班无行文人修改或捉刀。他主持选部时，选人严迥的判语中有“杕杜”二字。“杕”音第，是特生的意思。“杜”是赤棠。《杕杜》是《诗经》的篇名，《唐风》和《小雅》中都有。李林甫不识“杕”字，问吏部侍郎韦陟道：“此云‘杖杜’，何也？”韦陟只好低着头，不敢言语。太常少卿姜度是他的表兄弟（舅父的儿子）。姜度的妻子生儿子。他亲笔写信去祝贺说：“闻有弄獐之庆。”古人重男轻女，生下男孩子，把一种叫“璋”的玉器给他玩；生下女孩子，把原始的纺锤“瓦”给她玩。所以祝贺人家生男孩叫“弄璋之庆”，生女孩叫“弄瓦之庆”。当时众人见这位“白字先生”李林甫把“弄璋”写成“弄獐”（逗弄獐子，岂不是在驯兽么？），莫不掩口暗笑。不要以为李林甫是个大草包，其实他倒很有能耐。他擅长音律，这虽与他豪奢生活的习染有关，却也显示了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在懂得音乐这一点上，他与玄宗君臣之间应当有共同语言，可算得是知音了。但是，他当政二十年，深得玄宗的宠信，决不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艺术爱好，而是因为李林甫除了有音乐才能，还具有另一种非凡的能耐，这就是史传所说的，“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这就是说，他善于走后门，拉关系，安插耳目，刺探情报，投其所好，全凭阴谋权术去博取主子的宠信。例如他通过宦官巴结上玄宗的宠幸惠妃，表示要尽力保护她的儿子寿王李清（后改名为瑁），惠妃很感激他，就暗中帮助他于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从吏部侍郎升为黄门侍郎。又如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玄宗在东都。因宫中有怪，想马上回长安，找宰相们商量，裴耀卿、张九龄都说：“今农收未毕，请俟仲冬。”李林甫早已探听到玄宗的心意，等裴、张二相退下去以后，独自留下对玄宗说：“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借使妨于农收，但应蠲所过租税而已。臣请宣示百司，即日西行。”玄宗大为高兴，就采纳了他的意见。——既讨好了主子，又暗伤了同僚，两面三刀，真是居心叵测！开元初，李林甫刚升太子中允就想当司门郎中，侍中源乾曜对替他说情的儿子源洁说：“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是郎官耶？”可见他的名声从来就不怎么样。谁知没几天他竟当上了谕德，后来还做了宰相，这不仅表明他真是狡猾奸诈、登龙有术，也表明唐玄宗有眼无珠、毫无知人之明啊！

李林甫的府第在长安平康坊，其中有堂如偃月，号“月堂”。每欲排构大臣，他就待在里面，挖空心思打鬼主意。只要是他兴高采烈地从里面出来，那么就准有人将要家破人亡了。前一章提到的那许多冤案，想必是从这个罪恶的月堂里策划、制造出来的。由于自己不学无术，除了排构大臣，他还特别忌恨当时有名气的文士。开头他个别打击像李邕这样被他视为劲敌的文坛领袖，接着就将矛盾指向了一般的士大夫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天宝六载（七四七）他暗中捣鬼搞的那次假考试：“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复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这件事是论者经常提到的。这里所要着重指出的是：李林甫害怕举人们对策时会指斥他的奸恶，这是出于极其现实的政治考虑，而不应等闲视之。要知道，这次考试正是处于李林甫以莫须有的罪名，大量制造冤案，刚刚杖杀李邕、裴敦复，又奏分遣御史往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并逼死李适之、王琚等不久，朝野震惊的时候。

李林甫跟古往今来所有权奸一样，别看他们身居高位，气焰万丈，不可一世，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其实他们都是些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他们干了哪些坏事，犯了哪些丧尽天良的大罪，他们自己比谁都明白，所以他们最怕人议论、怕人指摘、怕人反抗、怕人暗算。李林甫的儿子李岫担心他父亲恶贯满盈，一次跟随李林甫游后园，指着役夫对李林甫说：“大人久处钧轴，怨仇满天下，一朝祸至，欲为此得乎！”李林甫不乐，答道：“势已如此，将若之何！”（这使人想起李斯临刑时对他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一段话。）可见李林甫并非毫无自知之明，不过是作恶多端，难以自拔，只好破罐子破摔罢了。他自知结怨于人，常常担心给刺客发觉，就在住处安装了重扃复壁、络板甃石等保险设备，这还不放心，一夜总要转移几处，就是家里的人也搞不清他到底在哪里。凡此种种，跟上述他在考试中耍花招，以免遭到应举士子攻击的做法一样，都充分暴露了这一“口蜜腹剑”的大奸臣的鬼蜮伎俩和极端阴暗的变态心理。李林甫一辈子算计人，没料到“善恶到头终有报”，死后仍逃不脱另一个大恶人杨国忠对他的报复。杨国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诬奏他与蕃将阿布思同谋叛逆，他终于被诏夺官爵，剖棺抉取含珠，褫去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诸子并遭贬岭外。这是后话。

二　一次“野无遗贤”的考试

且说杜甫于天宝四载（七四五）在鲁郡石门与李白握别，大概回到东都或陆浑庄住了一个时期，五载来到长安，为的就是参加李林甫操纵的这场骗人的考试，结果同另一著名诗人元结等，无一例外，统统落选了。一次全国公开举行的招贤考试，居然选拔不出一个合格的人才，这是我国考试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件大怪事，不能不教人感到惊异和怀疑。这时，李林甫却自作聪明，出来上表祝贺什么“野无遗贤”（表面上是颂贤，其实是在吹嘘自己宰相当得好），这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吗？内幕很快就揭开了，元结事后在《谕友》中曾愤慨地直书其事说：“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聩，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例。（原注：如吏部试诗、赋、论、策。）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送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所述情况跟《新唐书·李林甫传》和《资治通鉴》中有关记载大致相同。这是当事人的笔录，可看作指控李林甫钳制舆论、压抑人才的有力佐证，就史料而论，也是很有价值的。据其中所说：“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案：进士科考试则由礼部侍郎主持），可知这是一次“天子自诏”的“制举”，而非例行的“进士”“明经”等科举。这年进士科考试也举行了，包佶就是这年登的进士第。没有迹象表明杜甫、元结他们曾经参加过这年的进士试。

杜甫在其后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写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也痛定思痛地提到了这次应制举失利的事：“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作这首诗时李林甫刚死，所以称他为“前（执）政”。仇兆鳌说：“‘破胆’以下，恨李林甫之忌才，只‘阴谋’‘忌刻’四字，极尽奸邪情状。”王嗣奭以为“‘微生沾忌刻’，下字忠厚”，这样理解仍嫌片面。要是联系史实读这几句诗，自会感到诗人对李林甫的批评很激烈也很深刻。

杜甫抱着很大的希望参加了这次制举，没想到再次落第，他当时虽不敢像后来那样公开指责李林甫的“阴谋”“忌刻”，但仍在许多诗中情不自禁地表露了对此事的强烈不满和愤慨。《赠比部萧郎中十兄》是他在落第后不久所写送表兄的诗，末段就隐隐约约地流露出这种不满和愤慨的情绪：“漂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他自幼就“窃比稷与契”，一心一意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今两次失利，一事无成，时光流逝，壮心未已，这怎教他不满怀孤忿、感叹系之呢！

这种不平之鸣、抑郁之情更多地表露在写给韦济的几首诗中。韦济出身大族世家，祖父韦思谦，居官刚正，武后垂拱初，赐爵博昌县男，迁凤阁鸾台三品。伯父韦承庆，武后天授以来，三掌天官选事，累迁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中宗神龙初，坐附推张易之弟张昌宗失实（指有所包庇），流放岭外。起复为秘书员外少监，兼修国史，以修《则天实录》有功，赐爵扶阳县子。父韦嗣立，武后朝累迁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中，转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他在骊山营建了一所别墅，中宗也曾经去做过客，自制诗序，教随同前往的官员们赋诗留念。又赐给他二千匹绢，封他为“逍遥公”，给这地方命名为“清虚原”“幽栖谷”。睿宗即位，拜中书令。以定册尊立睿宗有功，实封一百户。开元七年（七一九）卒。《旧唐书·韦思谦传》说：“嗣立、承庆俱以学行齐名。……（兄弟）前后四职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来，莫与为比。”可见这一家族在当时政界、社交界的地位很高。韦济的大哥韦孚，官至左司员外郎。二哥韦恒，有经济才。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为陇右道河西黜陟使，往河西巡察。当时这里的节度使是盖嘉运。他仗着有中贵撑腰，为非作歹，假报战功。韦恒就上表弹劾他，没成功，自己反而被调任陈留太守，未往而卒。韦济早年就以辞翰闻名。开元初年调补鄄城令。有人密奏玄宗，说这次所放县令多无才能。谢官日玄宗便命引入殿庭问安人策一道。参加考试的共有两百多人，唯独韦济答得最好，考了个第一名，其余的都考得不好，甚至有交白卷的。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为尚书户部侍郎，累转太原尹（当时的京兆尹、河南尹、太原尹都相应于现代的直辖市市长，地位很高）。天宝七载（七四八）又为河南尹，迁尚书左丞。他曾连任台省直辖府尹，当时被认为是很光荣的事。杜审言的年辈相当于韦承庆、韦嗣立。杜审言的政治地位虽远远赶不上韦氏兄弟，但诗名很大，又同在武后朝做官，他们之间当有通家之好。所以韦济对杜甫很关心很看重；杜甫对韦济也很尊敬很信任，称他为“丈人”，一再写诗给他倾诉衷肠，希望能得到他的同情和汲引。杜甫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说：“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尊荣瞻地绝，疏放忆途穷。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谬惭知蓟子，真怯笑扬雄。……尸乡余土室，谁话祝鸡翁！”韦济天宝七载为河南尹，不久迁尚书左丞。又，这诗题下原注说：“甫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故有下句。”据此可揣知：杜甫在天宝六载应诏不中以后的一两年内，寄寓长安，很是失意，经常纵浪近畿，聊以自遣。这时听说河南尹韦济曾多次到偃师他的陆浑庄故庐访问他，他就写了这首诗寄给韦济，表达自己感激的心情，诉说近来的境况。

《后汉书·孔融传》载：“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通家谓世交。历来注家都不引孔融自称通家子弟的话；其实，引了这句话，既切河南尹，又切世交，就更加精确恰当了。晋代郭璞曾跟郑公学习，得《青囊书》，于是就懂得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见《晋书·郭璞传》）。孔子成年时在宋国居住，戴着当地一种叫“章甫”的黑帽子。孔子还说过自己是东西南北周游各地的人（见《礼记》的《儒行》和《檀弓》）。前四句是说有人从河南来，传达了韦济的话，问他现在是在隐逸学道，还是在到处漫游？——可见他的学道和漫游是出了名的了。下面是他的答复和感叹。他说韦丈您是无比的尊贵荣耀，可我目前的处境不由得教人想起阮籍的途穷恸哭。(1)我现在还是在跟陶渊明那样的隐士一块儿喝酒，在寻访葛洪那样的方士学炼丹。布衣白发，风尘仆仆，落拓江湖。我哪能跟孔子相比，虽也周游天下，只是道术空虚，只落得一事无成。东汉时有个蓟子训有神异之道，来到京师，受到朝廷公卿们的礼遇（见《后汉书·方术传》）。谬承见知，我自愧不如蓟子训。扬雄闭门草《太玄》，很少有人上门，多为后辈所笑。我真跟扬雄一样，早给人笑怕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也说：“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可见他落第后经常遭到时人的奚落，深感屈辱。——传说古时候有个叫祝鸡翁的洛阳人，住在尸乡北山下，养鸡百多年，鸡有千只，都有名字，一唤就来。他卖鸡和鸡子儿得钱千余万，可是却把钱搁在那里就走了（见《列仙传》）。这尸乡北山下就是我陆浑庄故庐所在。(2)那儿我还残存着几孔窑洞，除了您，又有谁来访问我这像祝鸡翁的不合时宜的人！稍加笺释，杜甫落第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落魄纵浪的行径、潦倒愤激的神情，不就多少可以得其仿佛了么？

不久韦济迁左丞入京，杜甫又有《赠韦左丞丈济》诗。(3)这诗前半从左丞之职叙出韦家门第，都是称颂的话。后半则自叹穷老不遇，渴望对方大力提拔：“有客虽安命，衰容岂壮夫。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不谓矜余力，还来谒大巫。岁寒仍顾遇，日暮且踟蹰。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礼记·月令》：“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杜甫这年才三十七岁，竟说自己已经衰老：“衰容岂壮夫”，而家里的人也正在急着为他养老做准备：“家人忧几杖”，这样的话、这样的心情在这以前的诗中是从未有过的。杜甫对典故很熟习，又有很高的驾驭文字的能力，而且明知这是在对有地位的长辈说话，那么这不可能是用词不当的语言上的疏忽，或者只是倚老卖老的随便说说，而是他心灵上的真实感觉，他感到自己确乎是衰老了，转眼之间，壮年已成过去。由此可见，这次应诏就选失败，对他精神上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他从南到北，四处漫游，“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壮游》），满以为一举成名，青云直上，猛不防当头遭此一棒，给打得晕头转向，许久也缓不过来。从此，他那“快意”的“壮游”永远结束了，把美好的回忆深藏心底，留给晚年聊慰寂寥；眼下却须强打精神，硬着头皮，忍受冷嘲热讽，面对惨淡的人生，奔走于长安富家权贵之门，为将来的出路，为当前的生计而乞求帮助。这无怪乎他不觉忘了自己的实际年龄，忘了对尊者长辈应有的礼貌，而大发起叹老嗟贫的牢骚来了。

他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可说是作者这一时期生活和思想感情最高度的艺术概括：“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开端突兀两句，一肚皮牢骚愤激，冲口而出。以前两诗还有称颂韦济的话，这首则全属陈情，直抒胸臆。可见杜甫在京活动日久，希望甚微，事急情迫，不觉言之过激了。“甫昔”八句自诩才学人品之高。这是沉沦挣扎时发自肺腑的呼号，教人读了只觉良材见弃之冤，毫无自吹自擂之感。“自谓”四句，杨伦旁批道：“自是腐儒大言，在他人亦不敢说。”唐人往往敢说大言，李、杜尤其如此。他们不光敢说，还要为此奋斗一生，始终不渝。说杜甫这些人是“腐儒”，他们“腐”就“腐”在不知时势、对所处的时代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这犹可说也；但是，他们的那种追求理想、争取实现伟大抱负的执着精神和顽强意志却是不容轻视的，更何况这理想、这抱负中还多少含有活国济人的进步因素。“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寥寥数笔，便勾勒出诗人当日寄人篱下的狼狈相和苦痛心情。“十三”，诸本作“三十”。旧注以为杜甫自开元二十三年归东都举进士不第，至天宝六载以应诏入京，恰是十三年，作“十三”为是。(4)“主上”四句即述天宝六载应诏退下事。浦起龙说：“此应诏退下后，将归东都时作也。先是有《赠韦左丞丈》诗云：‘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盖尝以推奖望之。是后韦必尝以公之才诵言于当轴而莫有应者，公遂决计远行，赠此致感，且以告别也。不作悻悻急去语，亦不作脂韦无骨语。本心之厚，立品之高，俱见。”诠评后段甚当。举进士不第则应制举，应制举退下则献赋，要求一次比一次高，路子一次比一次窄，他并不像世俗士子那样不惜屡入场屋，非考个进士不可。可见他恃才负气，自视极高，生性是很倔强的。东都西京，相去不远，交通又很方便，不久他就回洛阳去了，甚至不止一次；不过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在长安活动以旅食谋生的。

三　初来长安时的交游

以应诏退下一事分界，此前此后杜甫简直判若两人。回顾天宝五载他初来长安时，由于刚刚“放浪齐赵间，裘马颇清狂”，余兴犹存，又面临天子自诏的制举，正满怀希望，意气风发。这时他虽也出入于上层社会，跟汝阳王李琎、驸马郑潜曜这样一些大贵族交往，但是，不管别人还是他自己，都把这看作不过是登科有望、前程无量的士子的正常社交活动，因此他毫无一点落选后的那种寄人篱下、困蹇寒酸之感。《壮游》“西归到咸阳”后有“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的话。仇注说：“‘贤王’‘置醴’，指汝阳王琎也。”

汝阳王李琎是宁王李宪（原名成器）的长子，而李宪又是睿宗的长子。当初议立太子，正犹豫不决时，李宪见玄宗讨平韦后、拥立睿宗有功，就坚持将太子的位置让给了玄宗。因此玄宗很感激他，对他极其尊崇。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宁王卒，又追封他为让皇帝。宁王十子多封王或公。李琎封汝阳郡王，任太仆卿，与贺知章等为诗酒之交。天宝初，居父丧期满，加特进。天宝九载（七五〇）卒。杜甫的《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就是他初来长安时所作。这诗前半是赞扬李琎的话：说他又有才又忠诚；说皇帝对他很礼遇，他却很谦让谨慎；说他学识渊博，文章华美而富哲理，书法飞动；说他谈笑风生，对朋友很随和、很热情、很讲信用。后半则写李琎对他的热情接待和他的知遇之感：“已忝归曹植，何如对李膺？招要恩屡至，崇重力难胜。披雾初欢夕，高秋爽气澄。樽罍临极浦，凫雁宿张灯。花月穷游宴，炎天避郁蒸。砚寒金井水，檐动玉壶冰。瓢饮惟三径，岩栖在百层。……淮王门有客，终不愧孙登。”曹植喜好文学，他对王粲、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等都很友好。后汉李膺和杜密的名望、人品相当，当时的人称他们为“李杜”。“已忝”的意思是说，自己虽然不及建安诸子，所幸已“归曹植”。“何如”句的意思是说，愧非杜密，名望、人品怎能“对李”？上句切亲王，下句切两姓。措辞委婉，骨子里却不无李白那种“平交王侯”的气概。

《世说新语·赏誉门》载卫瓘命子弟去见乐广，说：“此人人之冰镜也，若披云雾睹青天。”又《北齐书·李浑传》附李绘传载，李绘仪容端伟，邢晏说：“若披云雾，如对珠玉。”《晋书·王徽之传》载，王徽之以手版拄颐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披雾”一段叙相见游赏的事。大约时值残暑，所以先设譬喻说：披雾初见，襟怀犹如高秋爽气的清澄。加之张筵于林间浦口，汲井贮冰，因而灯罍花月，炎暑顿消。只见砚水寒而檐玉（檐马）响，恍惚进入了清凉世界（此采浦起龙说而稍加修订，仇兆鳌、杨伦都认为这一段分叙春、夏、秋、冬四时游赏之事，似不合）。汉淮南王好方术，养士数千人（见《神仙传》）。孙登是魏、晋之交的隐士，居汲郡北山，好读《易》，抚一弦琴，时游人间，所过之家或设衣食相待，一无所受（见《晋书·隐逸传》）。朱鹤龄说：“（末二句）言汝阳爱士固不下淮南，我则何敢有愧孙登乎？盖不欲自居于曳裾之客也。”可见杜甫入长安之初应制举以前自视甚高，情绪颇佳，丝毫不认为自己是个在豪门贵家帮忙帮闲的清客。李琎的六弟李瑀初封陇西郡公。天宝十五载随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到汉中，因封汉中王。后杜甫入蜀，写了不少诗寄他。大概杜甫入长安初跟李琎交往时就跟他很熟了。第一章曾经提到杜甫同唐王朝宗室多少沾点亲，他初入长安便与汝阳王李琎一家有交往，可能跟这有关系。李琎宅第在长安胜业东南角（见《旧唐书·让皇帝宪传》），诗中所述游赏之地即在此。

《郑驸马宅宴洞中》当与上诗作于同一时期。唐玄宗皇甫淑妃的女儿临晋公主嫁给郑潜曜。(5)《长安志》载：“莲花洞在神禾原，即郑驸马之居，（杜诗）所谓‘主家阴洞’者也。”郑潜曜是广文博士郑虔的侄儿。杜甫跟郑虔很要好，可能因郑虔的关系很早就与郑驸马家有来往，第三章提到天宝初年他所游洛阳西不远新安县的“郑氏东亭”一说即郑潜曜的别墅，多少可作印证。既是老熟人，杜甫一到长安就来“主家阴洞”饮宴消夏，后来郑驸马又请杜甫为开元二十三年逝世的岳母撰写《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碑文中说：“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林。”杜甫也自认是郑府座上的常客，恐怕不只是参与在莲花洞宴会的一时一事。(6)这首《郑驸马宅宴洞中》不过极力写莲花洞的阴凉、酒筵的精美、境界的非凡，意义不大，但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杜甫这一时期已经在着手尝试拗体七律的一种新的表现艺术了。试将这诗“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误疑茅堂过江麓，已入风磴霾云端。自是秦楼压郑谷，时闻杂佩声珊珊”与“晚节渐于诗律细”时所写的《白帝》“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稍作比较，就会看出这两首诗，若论思想意义，高低悬殊，简直无法相比；但是，若论声调上拗救规律的掌握，用词遣句上的刻意求新，以及风格的苍秀、意境的冷峭，二者之间确乎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初盛唐诸家，由于对五七言近体诗格律的掌握不尽烂熟，有时古体入律，有时律体带古，如李白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王维的《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等，虽出无心，却是拗体。但有意突破格律又恪遵格律、探索拗救之法以发展近体诗表现艺术的，却是从杜甫开始。此后作拗体诗的代不乏人，间有佳作，而其中作得最多、成绩最显著的又首推北宋诗人黄庭坚。黄庭坚的七律几乎全是拗体。且看他的《题落星寺》其三：“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牗，处处煮茶藤一枝。”这种拗口的语句、这种生新多变的烹炼工夫、这种苍秀的风格、这种冷峭的意境，难道不是来自老杜而又有所变化自成一家的么？（当然，这些特点各体诗中都有，不过七律中最突出罢了。）苏轼说：“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书鲁直诗后》）居然让诗文变成了“格韵高绝”“多食则发风动气”的“蝤蛑江瑶柱”，不管好还是不好，总该由黄庭坚自己负责，不得推给别人。不过，若要“沿波而讨源”的话，就不难发现这“异味”多少存在于前期杜诗中了。

上述杜甫拗体诗的这些风格、艺术特点上的“异味”，在他晚年许多诗歌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表露，例如《秋兴八首》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这组诗平仄合律，音乐性很强，一点儿也不拗口，但依然存在着格调高雅、手法多变、意境精美等艺术风格上的“异味”。由此可见，杜甫虽到“晚节”才“渐于诗律细”，但早在前期就着手对之进行探索和尝试了，而且这种探索和尝试不仅止于“诗律”和表现艺术的创新，更在于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借古今常讲的“沉郁顿挫”四字差可意会）、独特的生活美感的发展和形成。美是客观存在的，但离开了人类社会劳动和生活的长期发展过程就无所谓美。而美感，则是生活中美这“光束”投射到人们感官直至心灵所引起的反应和感觉。因此美感因人的时代和阶级属性，因人的个性而各异。如果容我打个跛脚的比喻，把人们大同小异的美感比作照相机的各种滤色镜，那么，任何想形成独特艺术风格的诗人或艺术家，都必须努力从生活体验和艺术实践中先炼就他所特有的“滤色镜”。不然，他即使技艺熟练，甚至能勉强进行所谓“创作”，也永远不会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不了卓越的诗人和艺术家的。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说：“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杜甫集古今诗歌的大成而大变，体现在从内容到形式的各个方面。以上所论，仅只诗律的探索和表现艺术的创新一途。但仅此一途，亦可窥见诗人善于学习、勇于推陈出新的一斑。这种精神，对今天新诗形式的探索和表现艺术的提高，或许是有所启发的。

天宝五载除夕（按照阳历，这时已进入公元七四七年）写的《今夕行》，由于诗人刚从齐赵来到长安，诗中仍然洋溢着壮游时的那股粗犷、豪迈的强烈浪漫气息：“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唐国史补》记载一种叫“樗蒲”的古老的赌具及其赌法甚详：“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撅为三，枭为二：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采则否。新加进九退六两采。”这种古代的博戏当时还是有人玩的，不过最流行的是另外的几种新博戏：“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黄黑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也。……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于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及博徒是强名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其工者近有浑镐、崔师本首出。围棋次于长行，其工者近有韦延祐、杨芃首出。”《唐国史补》记开元至长庆间事。据上所述可知当时上层社会赌博之风很盛，输赢很大，甚至还出现开赌场、拿“什一”“乞头”的“囊家”。从《今夕行》所描述的情况看，杜甫他们那晚玩的是“古之樗蒲”。文人雅士多有好古之癖，也许真的是在玩樗蒲，也许为了古雅硬把长行、大点之类说成是樗蒲，这都无关紧要。总之，那年除夕，杜甫他们在一家可能是兼营赌场的“客舍”里，大赌而特赌就是了。要是不怕亵渎“诗圣”头顶上的灵光，想象一下作为赌徒的杜甫的形象和神情，那该是多么有趣、多么令人目瞪口呆啊！——大年三十，厅堂里明烛高烧，旅客们为了守岁，为了排遣乡愁，正吆五喝六全神贯注地在聚赌，而杜甫，就是其中最来劲儿的一个。深夜严寒，室内却温暖如春。赌徒们因胜负时而狂喜时而惊叹，就显得更是燥热。杜甫这会儿手气不好，一连掷了几次骰子都不得“贵采”，心里一发急，不觉“五白”“五白”地大呼大叫，袒胸露足地探起身来，正聚精会神地准备孤注一掷，转败为胜。最后大概是输定了，便搬出古人的事来自我解嘲说：“《南史·宋本纪上》不是说‘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摴蒱（即樗蒲）一掷百万’么？英雄们行事也往往如此，碰上机会，偶然下笔大赌注，这总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袒跣不肯成枭卢”用的是《晋书·刘毅传》的典故：“（毅）于东府聚摴蒱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座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我）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老杜掷不成枭卢，可见最后一局他确乎是赌输了。输了还要口出大言，讲一番英雄事业多如赌博的大道理，可见他当年是多么踌躇满志、自命不凡啊！过了“今夕”就是天宝六载。几个月后，他信心十足地参加了那年的制举，谁知他竟在这一场下了大赌注的人生的“博塞”中再一次输得精光。从此他便一蹶不振，过了许久都缓不过来，像“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这样盲目乐观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兴致再讲了。

四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一个人处顺境时可能有一二件烦恼事，处逆境时也可能有一二件快意事，所以不可以单单从其中所流露出来的情绪来判断作品的创作时期。但是，如果有其他的依据，也不妨适当考虑诗人在某一时期内的基本情感特色，作为粗略判断作品创作时期的补充条件。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将杜甫的《冬日有怀李白》编在天宝四载冬；将《春日忆李白》编在天宝五载春；接着将《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编在《春日忆李白》之后《今夕行》之前，虽未明言，心里也认为这诗当作于天宝五载春；这种安排，或据旧注所做考证或酌情而定，大致上是可信的。杜甫随李白漫游一两年，对李白很倾折，感情很深厚，一旦分离，关山阻隔，难免不时相思。这两年怀念李白的诗歌不一而足，是可以理解的。《春日忆李白》就是这种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由于个人爱好和宗尚的不同，中唐以来李杜优劣的论战就开始了。中唐抑李扬杜最突出的首推元稹。他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摹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白居易由于对浪漫主义具有的巨大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思想性缺乏认识，又过于窄狭地要求诗歌的政治性，曾经错误地抑李扬杜，同时也贬低了杜诗的成就说：“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着眼于思想内容来抑李扬杜尚且不可，那么，元稹光从律对的当否、篇幅的短长等形式技巧的掌握上论李杜诗歌的优劣，就显得更加荒谬了。(7)中唐时抑杜扬李的议论不详，但从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话来看，两种针锋相对、各捧一家、各执一端的议论，当时想必十分激烈。历来对杜甫的颂扬显然超过李白。宋代王安石编杜欧韩李四家诗，以杜为第一、李为第四，并答人质疑道：“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王世贞《艺苑卮言》所谓‘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即此意）。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元稹以谓兼人所独专，斯言信矣。”（《苕溪渔隐丛话》引《遁斋闲览》）其后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中“杜诗褒贬”又说：“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诸家无不崇奉师法。宋惟杨大年不服杜，诋为村夫子，亦其所见者浅。至嘉、隆间，突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蟊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把攻讦杜甫的话多予删削，而一味颂杜，也难免迂腐过当，令人生厌。仇兆鳌注杜、王琦注李，他们的爱好虽各有所偏，但也尽力避免公开表态，不敢轩轾。王士祯论诗重神韵。他虽然认为李白的《夜泊牛渚怀古》和孟浩然的《晚泊浔阳望庐山》二诗“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可比画中“逸品”（《分甘余话》），也讲过杜诗中的一些优长，但总的倾向是宗王、孟而不宗李、杜，他撰《唐贤三昧集》不取李、杜，虽巧设托词，其意自明。因此，他倒不十分介意李、杜优劣之争。清人李、杜优劣之争不甚激烈。

到了当代，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开始，突然大刮抑杜扬李之风。该书持论偏颇，褒贬往往失当，但总算是一家之言，可以从长讨论。至于“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阴谋，搞什么“评法批儒”运动，硬把李白尊为“法家”、杜甫贬为“儒家”，根本不是学术研究，必须首先从政治角度加以批判。我曾经写了首绝句对此表示愤慨说：“谪仙心契浣花翁，风骨师承却不同。鹏背摩天鲸逝海，无劳鼠目判雌雄！”通过以上简单的介绍，便可看出从古到今关于李杜优劣的论争一直就没有中断过。无论抑李扬杜，或抑杜扬李，还是李杜并重，统统是学术上的不同看法，都是可以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李、杜优劣之论竟持续了千多年，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李、杜在文学史上、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歌德曾经颇为自负地说过：“听众对于席勒和我谁最伟大这个问题争论了二十年。其实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可以争论，他们倒应该感到庆幸。”（《歌德谈话录》）要是我们不那么敏感，不为这老头儿无意中流露出嘲弄听众、读者的意味所激怒的话，我们无疑会惊叹这话说得实在太对了。如果说，有那么两个家伙可以让魏玛和欧洲的听众争论二十年，他们就该感到庆幸；那么，我们居然有那么“两个家伙”可以让我们争论千多年，这难道不应该更加感到庆幸和自豪么？正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人们都庆幸出了李、杜这两大诗人，都热衷于争论他俩谁最伟大，所以，一当见到他们之中有谁评价到对方的诗歌成就时，就自然会引起很大的兴趣和关注。这就是人们特别重视前面提到的那首《春日忆李白》，并从而引起争论的原因。要知道，正是这样的一首诗，它可看作杜甫对李白诗歌创作最早的一篇较全面、较严肃的评论啊！朱鹤龄笺释这首诗说：“公与太白之诗，皆学六朝。前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以‘李侯佳句’比之阴铿。此又比之庾、鲍，盖举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荆公谓少陵于太白，仅比以鲍、庾，阴铿则又下矣。或遂以‘细论文’讥其才疏也。(8)此真瞽说。公诗云：‘颇学阴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又云：‘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公之推服诸家甚至，则其推服太白为何如哉？(9)荆公所云，必是俗子伪托耳。”朱鹤龄的理解是正确的，批驳得也很有力。王安石抑李扬杜，所论云云，不一定是伪托（最早怀疑伪托的是陆游，见《老学庵笔记》），朱鹤龄也不一定真认为是伪托。这么说，只是以免直接指着鼻子去批王安石这位“先贤”而已。朱鹤龄硬给蒙头盖脑地安上个“俗子伪托”，巧妙地批了王安石，由于一时照顾不到，可放过了他同时期稍早的王嗣奭变通、发展了所谓“俗子伪托”之说的这一番异议：“杜于李交契甚厚，至称其诗‘无敌’，而止云‘清新’‘俊逸’，语担斤两，且亦极肖。欲与论文，而加一‘细字’，似欲规其所不足。荆公云：‘白之歌诗豪放飘逸而不知变。’此固李之所不足者也。然诗意初无轻薄。……前四句真传神手，至今李白犹在。五六但即彼己所在之景，而怀自可想见，所以怀之者，欲与‘论文’也。公向与白同行同卧论文旧矣，然于别后自有悟入，因忆向所与论犹粗也。白虽‘不群’，而竿头尚有可进之步，欲其不以庾、鲍自限，而重与‘细论’也。世俗之交，我胜则骄，胜我则妒，即对面无一衷论，有如公之笃友谊者哉？按公《雕赋》序云：‘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进赋在天宝九载，而集中诗作于开元、天宝者无几，必公自悟入后汰其前作也。李白到底只是庾、鲍伎俩，幽冥中负良友矣。王荆公论子美诗良是，谓庾、鲍之比有轻薄意，则未然。公盖‘拟人必于其伦’者，非若他人之谀也。且平日何尝轻视庾、鲍哉？”王嗣奭不同意说杜甫拿庾信、鲍照来比方李白有轻视的意思，认为杜甫为人忠厚，对李白的友谊很深，这都是不错的。但是，是不是就真的像王嗣奭所说的那样，杜甫在跟李白分别以后，对诗歌创作艺术有了新的领悟，因而回想起以往他们在一起讨论文艺时自己的那些见解未免粗疏，就很想跟李白重新细细交换交换看法，希望他要突破庾信、鲍照的局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是不是“李白到底只是庾、鲍伎俩，幽冥中负良友”呢？这就大可商榷了。李白在此以前已经写了《襄阳歌》、《丁都护歌》、《蜀道难》、《古风》其二十四、《行路难》、《梁甫吟》，在此以后又写了《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古风》其三十四、《将进酒》、《远别离》、《古风》其十九等名篇。这些作品，无论思想还是艺术，都远远超过了庾信和鲍照，成为了我国古典文学遗产中的瑰宝。如果不是出于偏见，对于李白在诗歌创作上所获得的高深造诣和伟大成就，无论如何是不会看不到，不会不感到敬佩的。怎么能说他“到底只是庾、鲍伎俩，幽冥中负良友”呢？（他说杜甫对庾、鲍并无轻薄之意，但从说这句话的语气看，他对庾、鲍倒是很轻视的。）王嗣奭的这一段议论，跟王安石讲的那几句话相比，乍看起来似乎是委婉些、公允些，但稍加琢磨，就会发现他抑李扬杜的偏见也同样严重。一个人有了偏见，看问题往往就不那么实事求是了。

其实在杜甫的那首《春日忆李白》诗里，既无轻薄之意，也看不出他对重大创作问题“于别后自有悟入”，有帮助李白进一步提高的想法；有的只是对李白的深情怀念和由衷钦佩，渴望能有机会再跟他细细地谈论文学，谈论自己新获得的体会和进步。杨伦说：“首句（‘白也诗无敌’）自是阅尽甘苦上下古今，甘心让一头地语。窃谓古今诗人，举不能出杜之范围；惟太白天才超逸绝尘，杜所不能压倒，故尤心服，往往形之篇什也。”我认为这话是正确的。杜甫写给李白和写到李白的诗上十首，可见对他感情之深了。其后写的《梦李白》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又《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可见对他诗歌评价之高了。杜甫从来没露出过小看李白，自以为高他一头的意思啊！这也可以从别的方面得到印证。

杜甫的《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和《饮中八仙歌》是这一时期前后不久写成的两篇名作。前一首诗说：“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诗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蔡侯静者意有余，清夜置酒临前除。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他早年曾与李白、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隐居泰山附近的徂徕山，号“竹溪六逸”。朱注：“考史，巢父以辞永王璘辟署知名（李白恰恰相反，因从璘而获罪）。广德中始授右卫兵曹参军。意巢父在天宝间，尝游长安，辞官归隐，史不及载耳。”李白跟杜甫在山东分别后不久就到吴越求仙访道去了。孔巢父闻讯辞官南游，准备随李白归隐，杜甫就写了这首诗送他，并托他问候李白。看这情形，这首诗大概作于杜甫初入长安不久，或即天宝六载的春天（“春寒野阴风景暮”）。

杜甫的《杂述》先为张叔卿、孔巢父的怀才不遇发了一大通牢骚，最后说：“嗟乎巢父，执雌守常，吾无所赠若矣。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弥以清。悠悠友生，复何时会于王镐之京。载饮我浊酒，载呼我为兄。”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这是篇赠别的短文，当作于泰山下泗水旁——这很可能就在兖州一带；二、希望再会于京师——可能张、孔先入京，杜甫也有入京的打算；三、杜甫跟孔巢父的关系很亲密，他们常在一起喝酒，孔巢父称杜甫为兄。既然孔巢父是个“执雌守常”的人，先前跟李白在徂徕山隐居过，现在又将南游随李白归隐，而且他跟杜甫在山东的时候就很有交情，那么，他可能就是李白、杜甫那会儿在那里寻访董炼师等人求仙学道的伴侣。道友看破了繁华富贵，坚持要走，苦苦死留也留不住，自己虽然决心留下来应制举，争取实现多年的理想，做一番大事业，但也不能不使他因此而回忆起过去那一段美妙的求仙生活，何况这位旧时道友去的是他最难忘的会稽、剡中，找的又是他最思念的李白，这就无怪他要浮想联翩，写出这样一篇“极狂简之致”（李子德评语）的诗篇来了。浦起龙解末二句说：“呈李白只一点，‘今何如’者，前此赠白诗，一则曰‘拾瑶草’，再则曰‘就丹砂’，至此其果有得乎否也？亦非止平安套语，正与全篇赠孔意打成一片。”这是深得作者用心的，可见杜甫刚入长安之初对求仙的事并未忘怀。

《饮中八仙歌》说：“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萧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相李适之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崔宗之是助玄宗讨平韦后有功的崔日用的儿子，袭封齐国公，曾为侍御史，贬官金陵时与李白诗酒唱和，交往密切。苏晋是进士出身，做过户部侍郎和吏部侍郎，终太子庶子。张旭是吴郡人，当时杰出的书法家。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他虽以草书知名，其实他的楷书也很好。传世碑刻有《郎官石记序》。颜真卿曾向他请教过笔法；怀素继承并发展了他的草书，而以“狂草”得名。张旭的草书取法于东汉张芝的大草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王羲之的草法路数有所不同。他的墨迹现仅存《草书古诗四帖》一件，极奔放。

《唐国史补》载：“旭曰：‘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李颀《赠张旭》说：“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惟妙惟肖，神情毕露，可与杜诗参看。焦遂不详，仅袁郊《甘泽谣》中提到他说：陶岘，开元中家于昆山，自制三舟，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焦遂，共载游山水。孟云卿是杜甫的好友，杜甫也可能跟焦遂有交往。沈德潜评《饮中八仙歌》说：“前不用起，后不用收，中间参差历落，似八章仍是一章，格法古未曾有。”（《唐诗别裁集》）我看这种摄取各人最富于性格特色的生活片断的描写，也是“古未曾有”的。这种艺术处理和表现手法，显然借鉴于当时盛行的略带情节的人物肖像画（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王维的《济南伏生像》《孟浩然像》等）和描绘佛经神变故事的“变相”壁画（如敦煌壁画等）而有所变化。《饮中八仙歌》就是一幅人物画长卷，八个人物分作单独写照，栩栩如生，神气活现，但彼此又在无照应中有照应，无连贯中有连贯，浑然一体，毫无割裂之感。不将八人处理成同处一境同做一事的行乐图，竟获得了如此成功的艺术效果，诀窍全在于巧妙地借各自不同的酣饮之态，传了“八仙”俱备的飘逸之神。这就是说，诗人抓住了个“仙”字，仗着这股“仙气”，使各个人物活了起来，飞动起来，突破了章法、情节前后不相连贯的局限而融为一体，共同表现了那种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这种浪漫精神，是盛唐时期的诗人们，如李白、王维、王昌龄、李颀、崔颢、高适、岑参等所共有的。杜甫前期也有，由于“应诏”退下深受打击，后来又逐渐加深了对现实的了解，这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和浪漫精神就越来越少了。

萧涤非先生说：“这（首《饮中八仙歌》）大概是天宝五载杜甫初到长安时所作，往后生活日困，不会有心情写这种歌。”（《杜甫研究》下卷）这估计是可信的。《新唐书·李白传》所载“酒中八仙人”姓名同《八仙歌》，当即据此诗入传，不足据。不过。范传正的《李公新墓碑序》也对此早有记载：“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范传正是中唐人。碑序撰于元和十二年。他“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见与公有浔阳夜宴诗，则知与公有通家之旧”。可见他上述有关“八仙”的记载不是没有根据的。只因为是一时佳话，口耳相传，“八仙”姓名不尽相同，这是很自然的。我在前一章《续壮游》中曾经说过，当时人们争着写的谪仙歌已失传，杜甫入长安后一定还见到过这些诗篇，他的《饮中八仙歌》就是根据这风行一时的题材创作的。案《旧唐书·李适之传》载：“适之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庭无留事。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相，累封清和县公，与李林甫争权不叶。适之性疏，为其阴中。……五载（四月）罢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竟坐与韦坚等相善，（七月）贬宜春太守。”《八仙歌》有“衔杯乐圣称避贤”的话，显系用李适之诗意。据此可知这诗最早也必作于天宝五载四月以后。《本事诗》载：“宰相李适之，疏直坦夷，时誉甚美。李林甫恶之，排诬罢免。朝客来，虽知无罪，谒问甚稀。适之意愤，日饮醇酣；且为诗曰：‘避贤初罢相……’李林甫愈怒，终遂不免。”(10)罢相之初虽“谒问甚稀”，犹能“日饮醇酣”。天宝五载七月贬宜春，六载即被逼仰药自杀。贬后更须借酒消愁，但决无“饮如长鲸吸百川”的豪兴。或以为这不过是追述旧日的欢娱，犹如苏晋卒于开元二十二年(11)，诗中还说他“醉中往往爱逃禅”一样。这也不无道理。但死跟死也有所不同，且不说一早逝一新殁，只要一想到李适之死得那样惨，能有这么好的兴致把他的豪饮写得这么淋漓尽致吗？揆情度理，这诗似乎只应作于李适之罢相之初、贬官惨死之前。这也可算是酌定此诗作于天宝五载杜甫初到长安时的一个旁证。

《旧唐书·让皇帝宪传》载汝阳王李琎“与贺知章、褚庭诲为诗酒之交”。李琎既预“八仙”之列，就其所处社会地位而论，诗酒之会的东道主多半由他来当。王琦说：“其裴周南一人（见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不入杜诗所咏之数，意者如今时文酒之会，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则以一人补之，以致姓名流传，参差不一，其以此欤？”（《李太白年谱》）这推测很合乎情理。前已提到杜甫一来到长安就跟汝阳王李琎有交往，常陪他饮宴游赏。这样，他自然会跟汝阳王座上著名的“酒人”们很熟识，也会听到那些已离京或已去世的诗酒旧友的种种趣闻雅事。于是一时兴起，便写出这一讴歌酒徒、标榜旷达的名篇来。

沈德潜评《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起句“巢父掉头不肯住”说：“飘忽。”评“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说：“李杜多缥缈恍惚语，其盖出于骚。”总评说：“巢父归隐学仙，故诗中多缥缈欲仙语。”王嗣奭评《饮中八仙歌》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都带仙气，而或两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这些话都独具只眼，很有见地。前人称道李白是“天才”“仙才”，所作多“飞仙语”，而“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飘欲仙”。杜甫对李白的歌行也很推重，如说：“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杜甫跟李白分别不久，在写到李白的这两篇歌行中，有意无意间竟露出了一股仙气，语言、风格也近似李白，这不正表明李白从为人到创作都对杜甫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杜甫也是在认真学习李白么？——绕了半天，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我们已经论证了杜甫的《春日忆李白》诗中并无轻薄之意，也看不出他对重大创作问题“于别后自有悟入”，有帮助李白进一步提高的想法。现在，既然通过对《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和《饮中八仙歌》的分析，得知杜甫这时不仅无意去指导李白，而是在有心向他学习，那么，那些想借杜甫之口来压低李白的议论就更站不住脚了。

同样，也有人从李白那方面，根据李杜相互赠诗的多寡来议论他们之间的关系，或借个别李赠杜诗而大做文章。如《扪虱新话》说：“唐世诗称李、杜，文章称韩、柳。今杜诗语及太白处，无论数十篇；而太白未尝有与杜子美诗。只有‘饭颗’一篇，意颇轻甚。论者谓以此可知子美倾倒太白至难。”杜甫讲到李白的诗并没有那许多（详注〈14〉），李白也不是从来没有写过诗送杜甫，起码《沙丘城下寄杜甫》和《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这两首诗是保险不会有错的。(12)这两首诗在前一章中已经介绍过了，诗中都倾泻了对杜甫的无限深情，怎能说他看不起杜甫，以至于“子美倾倒太白至难”呢？所谓“饭颗”诗，最早见于唐人孟棨的《本事诗》：“（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13)这里是说李白从一种复古的文学主张出发，反对作诗拘束于声调俳优，所以对杜甫有所讥讽。

《旧唐书·杜甫传》把问题看得稍微严重些，说：“天宝末，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唐诗纪事》谓“此诗载于唐旧史”，即指此。后人好事，就进一步把这诗和杜甫《春日忆李白》联系起来，说这是李杜之间因争夺诗坛地位而爆发的一场小小舌战。《鹤林玉露》说：“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二公盖亦互相讥诮，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雕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字，讥其欠缜密也。”《韵语阳秋》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但都不如王安石说的这么露骨：“甫赠白诗，则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比之庾信、鲍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铿之诗，又在鲍、庾下矣。饭颗之嘲，虽一时戏剧之谈，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也。”（见《苕溪渔隐丛话》引《遁斋闲览》）曹丕曾经在《典论·论文》中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很难担保李杜之间毫无此意。但上面这些高论，未免有无事生非之嫌，令人难以置信。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有无相轻之意，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不必再议。至于那首“饭颗”诗，还是可以稍加研究。这诗王琦编入《李太白全集·诗文拾遗》，题作《戏赠杜甫》，对其真伪不置一辞。仇兆鳌采入《杜少陵集详注·附录》，题作《太白逸诗》，并加按语说：“此诗唐人谓讥其太愁肝肾也。今按李集不载。洪容斋（迈）谓是好事者为之耳。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词庸俗，一望而知为赝作也。”(14)说“一望而知为赝作”未免武断，怎见得不可能是李白写的呢？李白在山东兖州（当时叫鲁郡）时跟杜甫一道出城到北郊去寻访隐士范十，曾经写了首题为《寻鲁城北范居士》的诗说：“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谑浪”就是开玩笑（详第三章此诗笺释）。要是李白当时见他这位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年轻好友，作起诗来太认真、“太愁肝肾”，就跟他开这么个无伤大雅的小小玩笑，不见得就毫无可能吧？不见得就一定是由于“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在发泄酸溜溜的醋意吧？要知道，李白比杜甫整整大十一岁，当时李白已曾“召入翰林，世称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复争先”（晚唐郎裴《李公墓碑》语），杜甫虽也“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到底离他因献三大礼赋而“自怪一日声烜赫”（《莫相疑行》）还有七八年。既然两不相当，客观上就根本不存在谁威胁谁名誉、地位的问题。正因为他俩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所以李白对杜甫虽也很友好，总不如杜甫对他依恋、倾折之情的深长。李、杜之间相赠和相忆的篇章，诚然有数量多寡和感情深浅之分，其原因恐怕在于此，而不在于什么“相逼”“相忌”。方弘静说：“王荆公以杜诗后来莫继，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无乃太远。子美‘怜君如弟兄’之句，正可为二家诗评耳。或谓杜称李太过，反为所诮，不然也。‘斗酒百篇’，遗逸多矣。韩退之诗，已有泰山毫芒之慨，当时相赠答者，可尽见耶？太白虽天仙之才，岂无心人？黄鹤楼推崔颢，不啻己出，乃轻子美耶？或又以杜比李于庾、鲍为轻之，又不然，庾、鲍岂可易者耶？文人齐名如李、杜之相得者，足为古今美谈，后人乃以浮薄意妄测前贤耳。”（《千一录》）在长期喋喋不休的有关李杜相轻的论战中，这意见无疑是比较公允的，对李赠杜诗之所以不多的解释也不无道理。

杜甫漫游齐赵，“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壮游》），一时深受上层社会的欢迎和文坛的重视，但不久应诏退下，打击沉重，几经挣扎，终无起色。从此旅食京华，十年困蹇，就再也不像从前那么“快意”了。应诏一事，实是转关；此前此后，他判若两人。这一点，或者可以从本章的论述中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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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阮籍传》：“（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2) 河南偃师县西二十里有尸乡亭。杜甫的故庐和坟墓在土娄村。土娄村距尸乡亭不远（详见清孔星衍纂《偃师县志》）。

(3) 韦济天宝七载迁左丞。杜甫《赠韦左丞丈济》首联说：“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篇末又有“岁寒”字样，可知这诗当作于天宝七载冬。

(4)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十三”一作“三十”。注家以为作者断续做官十二年，到写诗时共十三年，作“十三”为是。两相偶合，可资谈助。

(5) 杜甫《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有女曰临晋公主，出降代国长公主子荥阳郑潜曜，官曰光禄卿，爵曰驸马都尉。”代国公主是睿宗刘皇后的女儿，嫁给郑潜曜的父亲郑万钧。这是亲上加亲。据《新唐书·公主传》和独孤及《郑驸马孝行纪》载，临晋公主出嫁在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大历时卒；郑潜曜当驸马后“嗣荥阳郡公，佩金印，列长戟，垂三十载”，当卒于大历四年（七六九）左右。

(6) 闻一多说：“或以为东都亦有郑宅，至以新安东亭，亦属潜曜，皆臆说无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云：‘洛阳第宅，多是武后中宗居东都时所立，中业以后，不得有公主宅。’亦可证公未来长安前，不得游窦主之山林，即不得为郑庄之宾客矣。”（《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歉收之年大臣贵戚多随玄宗往东都趁食，一来两三年，岂能无住处？徐松所言不足深信。史载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东都既有五王宅，亦当有驸马第。

(7) 详见拙著《唐诗论丛·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

(8) 《遁斋闲览》载王安石的话说：“甫赠白诗，则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比之庾信、鲍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铿之诗，又在鲍、庾下矣。”（《苕溪渔隐丛话》引）

(9) 《苕溪渔隐丛话》引《学林新编》说：“某按子美《夔州咏怀寄郑监李宾客》诗曰：‘郑李光时论，文章并我先；阴何尚清省，沈宋欻联翩。’盖谓阴铿、何逊、沈约、宋玉也；四人皆能诗文，为时所称者。而子美又以阴铿居四人之首，则知赠太白之诗，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陈书·阮卓传》曰：‘……（阴铿）尤善五言诗，为当世所重。有集三卷行于世。’以此观之，则子美赠太白诗‘往往似阴铿’者，乃美太白善五言诗似阴铿也。”早已有所辩驳。

(10) 《唐诗纪事》载：“适之未罢相也，朝退，每邀宾戚谈谐赋诗，曾赋云：‘朱门长不闭，亲友恣相过。年今将半百，不乐复如何？’后为林甫所谮罢，乃为诗曰：‘避贤初罢相……’”可见“左相日兴费万钱”倒是纪实。《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韦坚等既贬，左相李适之惧，自求散地。（天宝五载，四月，）庚寅，以适之为太子少保，罢政事。其子卫尉少卿霅尝盛馔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无一人敢往者。”可为李适之诗“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注脚。这两条材料与《本事诗》所载有所不同，可互相补充。

(11) 王琦《李太白年谱》：“苏晋以开元二十二年先卒，见《旧唐书》，而谓于天宝初与李白同游，恐其误也。然子美与太白同时，遍举其人，自必不妄，或者天宝初苏晋尚存，《旧书》二十二年之下卒字之上尚有缺文，遂致兹误，亦未可知。”备考。

(12) 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众言李白惟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今录首尾曰：‘我觉秋兴逸，……茫然空尔思。’”案杜甫未为考功，李白集中称杜补阙（《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而杜亦未为补阙，且与李白同游时杜尚为布衣，并未做官，可见这不一定是赠杜甫的诗。宋人多以为是赠杜甫之作，想是听信了段成式的话所致。

(13)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亦载此诗，文字稍有不同，如“饭颗山头”作“长乐坡前”等。

(14) “讥其太愁肝肾”非唐人语，实出宋葛立方《韵语阳秋》：“李白论杜甫，则曰：‘饭颗山……’似讥其太愁肝肾也。”此引洪迈语见《容斋四笔》：“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时，同游梁宋，为诗酒会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称太白及怀赠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李白一斗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凉风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于太白与子美诗，略不见一句，或谓《尧祠亭别杜补阙》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为右拾遗，不曾任补阙，兼自谏省出为华州司功，迤逦避难入蜀，未尝复至东州。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谓李白无一句诗赠杜甫，非。但搜集杜甫赠李白诗甚详，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