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三国两晋南北朝都城遗址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都城遗址，经过勘查发掘的有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孙吴武昌城和六朝建邺城。此外有十六国时期的大夏统万城和吐谷浑伏俟城。
曹魏邺城邺城遗址在河北临漳县境内，今漳河横贯其间。邺城由北南两座相连的城组成，分称为邺北城、邺南城。东汉建安九年（204）曹操开始营建邺城，后来成为曹魏的五都之一。十六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皆建都于邺北城。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建都于邺南城，邺北城仍继续使用。邺城废于大象二年（580），先后有六个北方王朝在此建都。
1935年，北平研究院曾对邺城作过实地调查。198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邺城考古队进行全面勘查发掘1。到目前为止，实地勘测邺北城东西长2400米，南北宽1700米，比《水经·浊漳水注》邺北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的记载略小。已探明邺北城的东、南、北三面城墙，确定中阳门、凤阳门、广阳门、建春门、广德门等门址的位置；探明建春门至金明门之间的东西大道，以及连接东西大道的四条南北干道。在这条东西大道以北的宫殿区内，探明十座建筑基址。在西部铜爵园处，探明四座基址。根据勘探发掘，结合文献记载，基本上判明邺北城的平面布局是以建春门和金明门之间的东西大道将城分为南北两区的。北区中央是宫殿区，西边是苑囿，东边是戚里。南区是一般衙署和居民区。城址中间的中阳门大道，正对宫殿区的主要宫殿，形成中轴线，并与凤阳门大道、广阳门大道于行对称。这种规制，标志着我国都城发展史的一个新阶段，改变了汉代以来宫殿区分散的布局。都城中轴线的形成，使都城规划更为对称规整。这种规制对北魏、东魏、北齐、隋唐的都城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至今仍保存于邺北城西北隅的铜爵台、金虎台以及己毁没的冰井台，也进行了探寻。铜爵台夯土基址现仅存东南角，南北长50米、东西宽43米、高4～6米。南边的金虎台保存较好，现存南北长120米、东西宽71米、高12米。两台相距83米。冰井台在最北边，早被冲积的泥沙所覆盖，探寻无着。
魏晋洛阳城（曹）魏（西）晋洛阳城都是利用东汉旧城改建的。北魏洛阳城，除继续利用（曹）魏（西）晋洛阳城以外，并在城外四面兴建了外郭城1。
曹魏至北魏，洛阳城的城垣，基本上仍沿袭东汉旧制，绝大多数的城门1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4期，段鹏琦等：《洛阳汉魏故城勘察工作的收获》，《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1985）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位置，历代相沿不改。汉魏西晋时洛阳城有十二门，门皆双阙。北魏建都洛阳后，曾对汉晋的旧门进行修缮和改建，并在西北角金墉城南边新辟承明门，实为十三门。1985年发掘北魏建春门遗址2。建春门为东垣北起第一门，汉曰上东门，门址宽30米，进深约12.5米，共有三个门洞。门洞结构皆采用以夯土墩台及排叉为支撑的大过梁式建筑形式。地层叠压关系表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朝都相继使用这一门址。
洛阳城西北角的全墉城，始建于曹魏。勘查得知，金墉城由三座南北毗连的小城组成，平面略呈“目”字形，南北长约1048米、东西宽约255米，部分城垣残高6米左右。版筑夯墙，土质纯净，结构坚实。它北靠邙山，南依大城，地势高亢，形同堡垒，实为洛阳城的军事要塞。其方位与作用，都与邺城铜爵三台相似。
魏晋时，还在洛阳城及金墉城城垣外侧附设城垛（亦称“马面”），洛阳城西北两面城垣共发现城垛七座，间距110～120米。城垛均长方形，夯筑，面积大小不一，大的19.5×12.5米，小的18.3×8.3米。金墉城外城垛多已毁，幸存者十一座，形制与大城垛相似。它们是迄今所见我国内地古城中出现最早的城垛实例3。
魏晋洛阳城内至今犹存的建筑遗址，多数属于北魏遗存，有些则是北魏沿用汉魏旧物。勘查判明，曹魏时，东汉南北宫制已不复存在。曹魏西晋北魏三朝都在汉北宫故地营建皇宫。北魏时，洛阳城从北到南已逐渐被宫城、衙署、寺院和高官宅第所占据。宫城位于全城正中而稍偏西，平面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约1398米，东西宽约660米，面积约为大城的十分之一。宫城东南西三面保存尚好，北垣已无痕迹。宫城共探出四门：南面一门，西面二门，东面一门。南门即宫城正门阊阖门，门洞缺口宽46米，是全洛阳城最大的一座城门建筑。宫城内北为苑区，南为宫殿区。宫殿区夯土台基密集，主要集中于阊阖门直北的南北线上，目前已发现二、三十处。
北魏洛阳城内的街道共发现东西横道四条，南北纵道四条。其中的第三条南北纵道，系由宫城直通宣阳门的主干大道。这条南北中轴线，应即北魏的铜驼街。在铜驼街两侧，发现有大面积的建筑遗址，应是《洛阳伽蓝记》所描述的司徒府、太尉府等中央衙署和庙社的遗址。在这里曾清理属于官署的房基一座，出土带刻文和印文的板瓦、筒瓦900多片，瓦上文字记录了管理官员随主、匠师以及承担轮、削、昆等制作工序的工匠姓名1。为北魏官府手工业及其管理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北魏洛阳城内的佛寺遗址也引起考古工作者的关注。1979～1981年发掘了当时最大最著名的佛寺永宁寺2。永宁寺位于宫城南门西南约1公里处。寺院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05米、东西宽215米，四周设版筑围墙，东、南、西三面备有一门。木塔建在寺院正中，塔北为殿堂。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布置，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年9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垣一号马面的发掘》，《考古》1986年8期。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4期。黄土斌：《汉魏洛阳城出土的有文字的瓦》，《考古》1962年9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3期。正是我国早期寺院的典型布局。永宁寺木塔共九级，是当时闻名国内外的高层建筑。现存塔基呈方形，高2.2米，四周青石包砌，每边各设一踏道。塔基上布置排排木柱，中心部位是一个木柱与土坯混作的方形实心体，残高3.6米。在中心柱的南、东、西三面壁上，各有五座弧形的佛龛；北壁留出支架木梯的方形住槽一个，知由此处登塔。根据塔基出土的现状，可以复原这座名塔的基本形状，并由此推知北魏时期的建筑技术水平。
在永宁寺塔基发掘中，发现一批大型的佛教泥塑和彩绘影塑，造型逼真，工艺精湛，堪称北魏最上乘的雕刻珍品，在我国佛教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勘查工作还证实，北魏确实在洛阳城外创建外郭城。六十年代初，在城北邙山上探出外郭城的北城墙数段，连接总长1000多米。1984年又探出外郭城的西城墙及可能是郭城门的阙口。外郭城西墙长达4000余米；阙口三个，东面正对内城城门。1991年又探出外郭城的东城墙1000多米1。这些发现，初步证实《洛阳伽蓝记》所载“京师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真实性。如加上洛河以南的四夷馆、四夷里，南北亦为二十里，成为我国古代都城中规模最大的都城之一。
孙吴武昌城和六朝建邺城曹魏黄初元年（220）孙权始都武昌，吴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东晋依吴建邺旧城为都，改称建康。终南朝之世，建邺城址无大变动。可见武昌城和建邺城对中国南方的都城建筑具有很大影响。
武昌城故址在湖北鄂城县城迤东一带，城址轮郭仍隐约可见。城垣平面基本上呈长方形，东西长1100米，南北长500米，周长约合汉代8里。城垣依自然地形构筑，与同期建邺石头城（今南京市）和京口城（今镇江市）的作法一样，体现了长江中下游滨江城他的特点。具体说，武昌城北垣和东垣北段主要是依靠江湖之险，不设城壕；西垣、南垣和东垣南段的城垣，则构筑较为严实。夯土筑造，保存最好的南垣一段，基部宽18～28米，残高4.6米。城垣四角有夯土基址，似为角楼一类建筑。在一段保存尚好的南垣外侧，发现一突出土台，似为“马面”遗存。城垣外侧均挖有宽而深的城壕，其中南城壕至今尚存，长270米，宽90多米。经钻探，城壕一般宽5o～70米，深5米。武昌城有五门，除流（临）津门可确定外，其他四门已无遗迹可寻。城内北部似有子城，约为武昌宫所在。城西有郭城遗迹。西郊外沿西山南麓是当时的墓地。城南有冶铁遗址。武昌城北依大江，西屏西山、樊山，南阻南湖，形势险要；又有良港、铁冶1。六朝时期，武昌城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
建邺城位于今南京市区。东晋南迁，在吴旧城的基础上改建都城和宫城，布局仿魏普洛阳城，基础仍依建邺旧制。历东晋、南朝，城年宫室官署屡有改变，但都城范围、城门名称并无大变动。
关于建邺（建康）都城的范围和富城、城门的位置，《建康实录》和《舆1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一），文物出版社，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7期。
1蒋赞初等：《六朝武昌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地志》均有记载，朱偰在《金陵古迹图考》曾做过详细查考。可惜的是，这座六朝都城早在隋朝初年夷为平地，以后各代又屡有扰动破坏，现在已难于验证1。
大夏统万城公元407年，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窃据朔漠，僭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夏。413年因汉奢延城改建统万城为都城，成为北朝十六国都城之一。故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的无定河北岸原上2。分东西两城，两城外围有郭城。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地形，呈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破坏严重，南垣、北垣情况不明，东垣西垣相跨5公里，可知范围相当广阔。西城是内城，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东南北三垣平直，西垣有一处曲折，周长2470米。
内城四面各开一门，南北东三门仅存基址，西门瓮城尚存，门道宽3米。城垣四隅有突出城外的墩台。墩台作长方形或方形，高出城垣。西南隅墩台最高，达31.62米。四隅墩台上建角楼，角楼已毁。从墩台顶面平坦，中央置一大础石，以及残存的柱槽、板道等遗迹考察，推知角楼围以栏干，其下有层层板道，状若架设于峭壁上的栈道。每面城垣外侧均建“马面”。东西北三面各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较宽厚，每座长18.8米、宽16.4米。正中有方形竖坑，从出土的高粱米、木材等遗物判断，应为仓储建筑。这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城内中部偏南处有长方形夯土台基一处，残高1.2～1.5米，从出土的花纹方砖及大瓦判断，应是大夏宫殿遗址。
东城后建，略大于西城，周长2566米。两城毗连，东城西垣即西城东垣。亦有城门（北垣无门）、墩台、马面等设施。保存较差。
郭城和东西城的城垣、墩台和马面，均由三合土夯筑，呈青灰色，质地极为坚硬。经化验，主要成分是石英、粘土和石灰。
保存在统万城址内的遗物相当丰富，瓦砾成堆，生活日用的陶瓷片俯拾皆是。遗物的年代比较杂乱，汉晋唐宋都有。据《魏书·食货志》记载，赫连勃勃营建时，这一带是水碧山青的绿洲。魏灭夏后，这里成为牧场。唐初为农业区，唐末以后，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底沙泛起成流沙。至北宋末，这里已是一片沙漠。具有六百年历史的统万城，从此沦为废墟，湮没在一望无垠的毛乌素沙漠里。从统万城的变迁，可以看出鄂尔多斯高原自然面貌剧烈变化之一斑。吸取毁林造成严重恶果的历史教训，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吐谷浑伏俟城西晋末，慕容鲜卑首领吐谷浑率所部西迁，抵今甘肃青海间。至六世纪，其王夸吕始称可汗，居伏俟城。据1960年和1981年的调查研究，今青海湖西岸铁卜卡古城即吐谷浑伏俟城故址1。伏俟故城由郭城和内城组成。郭城平1罗宗真：《江苏六朝城市的考古探索》，刊《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3期。1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8期；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湖环湖考古调查》，《考古》1984年3期。
面长方形，城垣用砾石垒砌，东西宽1400米，北垣被切吉河冲毁，长度不明。郭城内偏东有南北内墙一道。内城在郭城西部，平面方形，每边长约200米。墙上无雉堞，仅东墙正中开门。城内偏西北处发现大型台基，方形，每边长70米，似为宫殿遗址。城内有通衙，布局与城墙方向一致，东西向与南北向交叉呈方格状。城门和宫殿皆东向，可能是沿袭鲜卑“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的旧俗。地面遗迹稀少，反映了慕容鲜卑西徙青海后仍然过着“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2的生活。
2《晋书·四夷·吐谷浑传》。
第二节魏晋十六国墓葬
本节辑录的魏晋十六国墓葬资料，以淮河、秦岭以北的北部地区为限，同时期的吴蜀两晋墓葬资料，详见第四节。
魏晋十六国时期，一般指曹魏黄初元年篡汉起至北魏攻灭北凉统一北方止（220～439）。这期间，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部地区，各政权各民族间相互攻伐，战乱不息，社会经济调敝，反映在埋葬方面，一般表现为简埋薄葬，与秦汉墓比较，已大为逊色。曹魏西晋的统治者，迫于经济困难，无力营建宏大陵寝，又为防止死后陵墓被盗掘，往往“依山为陵，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设园邑，不设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考古探觅较难。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防止坟墓被盗掘，大多沿用本族流行的“潜埋”而不起坟的葬法，所以他们的坟墓也不易被发现。但是，帝陵以外的一般魏晋十六国墓葬，并不受此限制。1915年，英国斯坦因盗掘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从已发表的资料看，至少有六座墓属于十六国时期的墓葬1。本世纪上半叶，日本人鸟居龙藏、驹井和爱等人先后多次在辽阳一带发掘汉魏晋壁画墓2。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墓地发掘十多座魏晋墓3。还有，自本世纪初以来，魏晋墓志不断在洛阳出土，其中有晋贾充妻郭槐墓志、武帝贵人左棻墓志、晋中书侍郎荀岳夫妇墓志4。这些墓志为研究这一地区的魏晋墓，特别是西晋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不断被发现，就北部地区来说，河南的洛阳、偃师、郑州、延津、焦作、安阳、南阳，陕西的西安，河北的石家庄，北京市，山东的苍山、诸城，辽宁的辽阳、北票、锦州、义县、旅顺、朝阳、本溪，甘肃的敦煌、酒泉、嘉峪关、张掖、永昌、武威、崇信，青海的大通，新疆的吐鲁番5，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墓葬。在这个时期的大中型墓中，往往有纪年墓砖或其他带有纪年的器物随葬，还有记录墓主姓名身份的碑形墓志、印章和壁画题记，这些都为墓葬断代、器物编年以及墓主身份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是先秦两汉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北部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不尽一致。国内学者一般把北方魏晋十六国墓葬划分为中原、西北、东北三个区1。
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及其邻近的中原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其主要特点是，以砖室墓为主要形式，土洞墓次之；较大型的砖室墓有斜坡墓道，并在墓道两侧壁留出递减的台阶，甬道间安置石门；随葬器物中以陶制的牛车、武士俑、1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1期。2鸟居龙藏：《南满洲调查报告》，三友社，1910年。驹井和爱：《辽阳发现汉の代坟墓》，东京，1950年。
3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1—3期。
4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5《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1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1期。镇墓兽、长方形果榼、绛釉小罐，“位至三公”铭文的双夔纹铜镜等最具特色。魏晋都城洛阳，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的埋葬制度和习俗，往往给其他地区的墓制以较大的影响。其中有明确纪年或已知身份的计有：洛阳16工区曹魏正始八年（247）墓2，西晋太康八年（287）墓，元康九年（299）贾后乳母徐美人墓，永宁二年（302）士孙氏墓3，以及北京发现的西晋永嘉元年（307）王浚妻华芳墓4，山东诸城发现的西晋太康六年墓5。本地区虽然没有发现十六国纪年墓，但在西安收集到一件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制作的金错泥筩1。根据随葬器物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十六国时期墓的至少有西安草厂坡墓2、安阳孝民屯154号墓等多座3。
探寻西晋帝陵是本地区的一项重要考古工作。据《晋书》记载，仅知司马氏三代都葬在洛阳故城东的首阳山，而且都是依山为陵，勘查不易。考古工作者利用本世纪初出上的左棻、荀岳两墓志，根据志文所载的晋陵方位进行核查钻探，结果在左荀二墓志出土地点的附近，各探出一组排列有序的墓群。其中一组在峻阳儿地，共二十三座：另一组在枕头山前，共五座。考古工乍者发掘了两组中的大墓各一座，初步确定枕头山前墓地应是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墓地，峻阳儿地应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墓地。这两座已发掘的大墓，有可能就是崇阳陵和峻阳凌4。由于两墓早年被盗，没有留下直接的物证，目前尚不能确定。但这项工作已为解决西晋陵问题迈开了第一步。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绝大多数发现于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吐鲁番地区。其主要特点是，地面上常见平面方形的坟院式茔域，坟院内的墓葬作斜行排列或横行排列，有覆斗形或馒头形的坟丘为标志。墓葬以砖室墓和土洞墓为主。较大型的墓，墓门上砌有门楼或照墙，有的高达10多米，上砌仿木构的斗拱、门阙，并嵌彩绘或雕刻的小砖。墓室内绘壁画或小砖画。随葬陶器上多施刻划的水波纹，有较多木制明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等地的随葬器物，以带有纪年的镇墓陶瓶和衣物最具特色。本地区有明确纪年或可知身份的墓葬很多。粗略统计，发现于嘉峪关新城的有曹魏甘露二年（257）段清墓，武乡亭侯墓（m9）1：发现于酒泉的有镇军梁君墓（丁家闸m1）、稗将军墓（崔家南湾m1）2：发现于敦煌佛爷庙的有西晋咸宁二年（276）2洛阳市文物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4期。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12期。5诸城县博物馆：《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12期。1秦烈新：《前凉金错泥筩》，《文物》1972年6期。
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6期。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6期。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12期。1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甘省肃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6期。
2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6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82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墓、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墓、后凉麟加（嘉）八年（396）墓、北凉玄始十年（421）墓3：发现于武威的有魏青龙四年（236）墓4、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墓5：发现于陇东崇信于家湾的有前赵光初二年（319）墓6；发现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有西晋泰始九年（273）墓，前秦建元二十年（3s4）墓、建元二十二年墓；前凉建兴三十六年（348）墓、升平十一年（367）墓；西凉建初十四年（405）墓；北凉义和二年（432）墓、义和三年墓，缘禾五年（436）墓、缘禾六年墓1；以及青海大通发现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墓2，等等。
已发现的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数以万计，目前已发掘500多座。
这批墓葬分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种，以土洞墓居多。都有斜坡墓道，有的墓道还有过洞、天井，有的砖室墓照墙为仿木结构建筑，也有在土洞墓的墓门上镶嵌土坯以构筑门相的。不论是土洞墓还是砖室墓，都由墓道（包括过洞、天井）、甬道、墓室（包括耳室、龛）组成。墓内彩绘壁画是河西魏晋十六国墓的一个特点。壁画有大幅和小幅之分。大幅壁画是在几块砖面上用筛过的黄土掺合胶性物抹平作底，后用土红色起稿，再用墨线勾勒定稿，继而用石黄、白、朱、赭石、粉黄、灰浅赭色施彩。小幅壁画基本上是一砖一画，作图程序与大幅壁画相同，只是用色较单纯，一般以墨、赭石和朱为主。河西发现的壁画墓，以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3和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壁画4为代表。新城发现六座壁画墓，共保存壁画600多幅，内容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以农桑、牲畜、酿造、出行、宴乐、狩猎、庖厨、生活用具、兵屯、营垒、坞壁、穹庐和建筑装饰图案为主要题材，借以炫耀墓主人生前的燕居行乐情景。丁家闸壁画墓（m5）的墓主似为西凉的王侯或三公，墓中着重描绘道家神话传说中的天上、人间、地下三境界，东王公、西王母、神兽、圣贤人物。壁画布满前室四壁，顶部绘复瓣莲花藻井，以土红色宽线为栏界，气势雄伟，是一幅不可多得的长画卷。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十六国时期大型壁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十六国时期流行带斜坡墓道或竖井墓道的土洞墓。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四角攒尖或覆斗式。洞内仅可容木棺，洞口用土坯或石头封闭。尸体用麻布缠裹，苇绳捆扎，因气候干燥，常形成千尸。死者大多3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敦煌晋墓》，《考古》1974年3期。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4黎大祥：《武威发现三国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22日。
5钟长发等：《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文物》1981年2期。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10期；又《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1966～1069）》，《文物》1972年1期。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吐鲁番阿斯塔那332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1期。
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年4期。3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是汉魏以来屯戍西域的汉人后裔，埋葬制度与中原相似。墓中随葬各种染织品、绢纸制品、陶木器、俪、钱币和金属饰品。绢纸制品中常发现墨书的文字，内容大多是当时的官私文书，被学者称为“吐鲁番文书’。目前已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
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集中发现于辽宁省，尤以辽阳、朝阳发现为多。普遍以石板、石块砌筑墓室，砖室墓少见。较大型的石室墓，墓内常见彩绘壁画。随葬器物中以腹部穿孔的陶瓶、把怀、炭炉以及马具、金花冠和各种金饰品最具地方特色。其中有明确纪年或可知墓主身份的有辽阳三道壕太康二年（281）墓1，□令支令张君夫妇墓2，朝阳后燕建兴十年（395）昌黎太守崔■墓1，北票北燕太平七年（415）范阳公大将军大司马冯索弗墓2等。
东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变化较大。一般地说，曹魏时期，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辽东，墓葬形制基本上沿袭东汉的多室墓制。魏末至西晋，辽东统一于中原，墓葬形制与中原渐趋一致。流行于中原的釉陶小壶、“位至三公”铜镜，以及南方的青瓷虎子，都可以在东北晋墓中发现。十六国时期，东北一带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等政权，统治者为鲜卑慕容部或鲜卑化的汉族冯氏。这时鲜卑文化占居主要地位，但汉文化仍有很大影响。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墓葬中都得到反映。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北燕开国主冯跋之弟冯素弗夫妇墓。
冯氏夫妇同坟异穴，都是长方形石椁墓，东西向。椁内殉犬。木棺前端高宽后尾低窄。冯氏头戴顶插步摇的金冠饰，明显属于鲜卑习俗。但石椁内置柏木画棺，椁内壁施彩绘，椁顶画天象图，四壁画墓主人家居出行场面。画棺绘羽人、屋宇、云气等图象，则承袭东汉大墓的特点。随葬器物同样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系统。冯妻墓早年被盗，遗物不多。冯氏墓随葬陶器、铜容器、漆器等470多件。其中的铁制工具、兵器和甲胄，以及铁马衔、木芯鎏金铜马镫等成套马具，还有镂孔高圈足铜鍑，提梁铜罐等炊煮器，都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但是，表示墓主人身份的印章，各种仪仗用的鎏金铜工具和铁质车器、漆案等食具和用具，以及文具、舆服杂用等，则又显示着传统的汉文化特征。此外，墓中还有东罗马制作的玻璃器和印有佛像的金冠。都是研究北燕的历史社会、思想意识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1王增新：《辽阳三道壕发现的晋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1期。2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5期。1陈大为等：《辽阳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考古》1982年3期。2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
第三节北朝墓葬
北魏初都平城（今大同），后迁洛阳。保存下来的北魏墓亦以大同、洛阳两地为最多。在大同，经考古发掘的有文明太后冯氏的永固陵1和分布在大同郊区的二百六十多座北魏早期墓2。
永固陵永固陵是南北朝最大的墓葬之一，位于大同方山，坟丘呈方形，底边长117～124米，现存高约23米。墓室在坟丘下面，坐北向南，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后两室全长23.5米，用砖20多万块。两室之间有甬道。甬道内设两重石门。以后的北魏皇室墓大都采用这种墓制。
永固陵的陵园布局沿袭东汉旧制，在陵南600米处设石殿，号永固堂。
现存一长方形基址，有柱础、龟蚨等残迹。又在永固堂南200米处建佛寺，至今仍保存带回廊的塔院遗迹。这种富有佛教色彩的墓寺结合的做法，成为北朝陵墓的一个特点，同时反映了佛教在北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
此外，在永固陵东北一里处有孝文帝豫营的陵墓，号万年堂，也是双室墓，但规模较小。早年被盗，已遭到严重破坏。
北魏早期墓葬大同郊区的北魏早期墓，以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为主，墓向大多朝南，砖砌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微呈弧线形，其上收成四角攒尖顶。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还有不少来自波斯萨珊朝的玻璃碗和鎏金银碗。在这批北朝早期墓中，最重要的是北魏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冀州刺史瑯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墓1和屯骑校尉建威将军洛州刺史封和突墓2。
司马金龙夫妇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前后室、耳室及连接各室的甬道所组成。墓室总长17.5米，墓道长28.1米，全长45.6米。墓砖呈青灰色，砖侧模印“瑯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十个字。主室西侧置石雕棺床，上置漆棺。墓葬早年被盗，但仍遗存367件陶俑。陶俑大都是侍从俑、仪仗俑，身披铠甲的步兵俑和骑兵俑。还有与陶俑相配合的驮粮马和大小马匹、骆驼等30多件。此外，有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表和墓志各一方，延兴四年姬辰墓志一方，安插在四个石础上的漆屏风一座。石础雕刻精美。屏风仅存彩画屏板。屏板上彩绘历史人物故事，各有题榜，堪称为罕见的北朝书画和石雕艺术珍品。
封和突墓是一座前后室墓。早年被盗，劫余遗物中有五世纪古波斯萨珊朝的鎏金银盘和高足银杯等珍品，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
1大同市博物馆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7期。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79～1989年山西省的考古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1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3期。2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3期。洛阳墓葬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皇帝、王公贵族死后都埋葬在洛阳邙山一带。本世纪初，元魏墓葬遭到严重破坏，仅收集保存的墓志就有二百多方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根据当时收集记录的出土地点，进行多次实地勘查。判明洛阳北郊瀍河两边的北邙山域，应是元魏统治集团的一个大墓区。在这个大墓区内，有帝陵、元氏皇室、“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其他内入的“邻诸姓”，以及一些重要降臣的墓葬2。据出土墓志推定，孝文帝长陵、孝文后陵、宣武帝景陵，位于这片墓区的西边，今洛阳西北官庄村东地的大小家应是孝文帝长陵及其后陵；大小冢右前方的冢头村东地土冢，应是宣武帝景陵3。孝文及其诸世祖子孙中的父子（女）墓葬，采用“父为祖坟，子墓位祖坟的左前方、右前方，或左后方、右后方”四种排列方式。诸世祖子孙墓地中兄弟墓葬的排列顺序则皆自左而右，一字并行4。
已发掘的洛阳地区北魏墓近百座，其中有元、元怿、元邵、元邵、元睿等皇室墓，以及司马悦（司马金龙之子）、寇猛等大臣墓1。这批元魏墓，皆南向，多数为方形单室墓，少数为前后室墓。方形单室墓中，砖室墓居多，土洞墓较少。由斜坡墓道（少数作竖井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呈方形或近方形，四壁稍外弧，一般为穹窿顶，也有作四角攒尖顶的。有的在墓道上方开凿一个或二个天井。前后室墓仅见于元邵、元等皇室墓，墓道上方也开凿一个或二个天井。不论单室或前后室的元魏皇室墓，墓内大多彩绘壁画，随葬品也比较丰富。
东魏北齐陵墓东魏北齐陵及皇室墓大多集中在河北磁县滏阳河以南、漳水以北的广阔地带。这里素有“七十二家”、“八十四寨”之称。著名“磁州三高”碑就在这里出土。已发掘的有磁县湾漳北齐大墓（疑为某帝陵）2、大冢营村东魏茹茹公主墓3和东槐村北齐文昭王高润（高欢之十四子）墓4。这三座大墓都是砖砌单室墓，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湾漳大墓总长52米，茹茹公主墓总长近35米，高润墓总长63.1米。甬道上方有砖砌门墙或仿木构的门脸，甬道内及前后两端均砌三堵封门墙（高润墓砌二堵），1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2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7期。3黄明兰：《北魏洛阳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7期。4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7期。1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1期；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又《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文物》1974年12期；孟县人民文化馆：《河南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考古》1983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9期；侯鸿钧：《洛阳西车站发现北魏墓一座》，《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2期。
2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7期。3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4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3期。
中后两堵墙之间设石门（茹茹公主墓仅有石门框）。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四壁微外弧，顶呈穹窿状。墓室西侧设棺床。墓内绘满彩色壁画。虽然早年多次被盗，遗存仍甚丰富。
湾漳北齐大墓的壁画大多剥落，仅墓道壁画保存较好。壁画画面共300余平方米，两壁画面对称，东壁以青龙为先导，随后有53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伍；西壁以白虎为先导，随后亦有53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伍。仪仗队伍的上方是天空，绘有各种神兽、流云、莲花等图象。茹茹公主墓的壁画面积达150平方米。自墓道入口处依次绘青龙、白虎，仪仗行列，镇墓威神及凤鸟、羽人。墓道地面两边绘花卉图案，甬道券顶门墙上绘朱雀及镇墓威神；甬道两壁绘侍卫。墓室四壁以四神及墓主起居为主要题材。布局谨严，人物比例准确，服饰逼真，线条流畅，敷色艳丽。高润墓壁画以北壁保存较好，中部绘墓主，端坐帷帐中，头戴折上巾，身穿直裙便服，两侧各有待从六人，手执华盖、羽旌等物。墓顶可能绘有天象图。这三座墓的壁画，绘画技艺娴熟高超，画面气势宏伟，代表了北齐壁画的艺术水平，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陶俑是这三座墓的主要随葬品。湾漳大墓出土1500多件，茹茹公主墓1100多件，高润墓381件，是同期墓中随葬陶俑最多的。陶俑种类很多，均施彩绘，制作精美，形象生动。其中以侍卫俑和侍吏俑占多数。此外，还有伎乐俑、击鼓俑、奴仆俑以及胡俑、萨满巫师俑，等等。为研究北朝的历史社会、舆眼制度提供了一批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除磁县东魏、北齐皇室墓以外，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还发现一大批东魏北齐时期的勋臣贵戚世家大族墓。其中墓主身份明确、纪年清楚、保存较为完整的有：河南安阳北齐骤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范粹墓1，北齐东徐州刺州和绍隆夫妇墓2，安阳北齐文宣帝妃颜氏墓3，濮阳北齐车骑将军李云夫妇合葬墓4，河北磁县北齐开府仪同三司、怀州刺史尧峻墓5，尧母赵郡君墓6，赞皇东魏司空李希宗夫妇合葬墓7，黄骅北齐青州乐安郡太守常文贵墓8，平山北齐祠部尚书赵州刺史崔昂夫妇合葬墓9，山东高唐东魂济州刺史房悦墓10，山西太原北齐右丞相东安王娄叡墓(11)，太原扩坡北齐张肃俗（北魏龙骧将军长安侯张子霞之四子）墓(12)，寿阳北齐故定州刺史太尉公明阳王库狄回洛墓(13)，祈县北齐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韩裔墓(14)，以及山东临淄崔氏墓群1，济南陈氏墓群2，河北临城赵郡李氏墓群3，景县封1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阳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1期。3安阳县文教局：《河南安阳县清理一座北齐墓》，《考古》1973年2期。4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9期。5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4期。6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6期。
7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6期。8沧州地区文化局：《黄骅县北齐常文贵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9期。9河北省博物馆等：《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11期。10山东省博物馆文物组：《山东高唐东魏房悦墓清理纪要》，《文物资料丛刊》（二），文物出版社，1978年。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2期；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氏墓群4，高氏墓群5，无极甄氏墓群6，河间邢氏墓群7，山西闻喜裴氏墓群8，等等。这个时期的世家大族，他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根据出土墓志，可以考定各家族的族葬方式。例如磁县尧氏墓群，尧母居南，三子并列在北；临城赵郡李氏墓群，李父居中，其先夫人在南，二子并列在北；赞皇李氏墓群，李父居北，五子并列在南。这两种排列方式，与北魏皇室墓的排列是一致的。
东魏北齐沿袭北魏的埋葬习俗，皆单室墓，墓向朝南，但有少数例外。
例如，临淄崔氏墓，墓向西北：李希宗等少数殊勋墓为南向的前后室墓。单室墓大多是青砖砌筑，少数是土洞墓，仅临淄崔氏墓为石砌单室墓。单室墓皆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以方形居多，四壁稍稍向外弧出，一般为穹窿顶，少数作四角攒尖顶。砖砌棺床置墓室西壁（或北壁）下。棺床前陈列陶俑及其他随葬品。勋戚大臣的方形单室墓，往往加长墓道，扩大墓室，在甬道内加砌砖墙，设石门，并在甬道上方砖砌门墙或作仿木构的门脸。库狄回洛墓和娄叡墓内均增设帷帐，这可能与他们官阶最高（正一品）有关。
东魏北齐的世家大族墓，墓内大都彩绘壁画，随葬成群的陶俑、动物模型和精美的瓷器。有的还有东罗马金币和西方传入的金银器和玻璃器。外戚李希宗、娄叡是世家大族墓中最豪华的两座。李希宗墓是具有前后两室的大墓。这种前后室墓在北朝后期是很少见的。娄叡墓壁画达240多平方米，画面主要是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显赫场面和死后灵魂飞升的虚幻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北朝壁画出现了受南朝风格影响的画面。例如济南东八里洼和临胸冶泉等地发掘的东魏北齐墓，墓中都绘有屏风。屏风内绘“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的图像1。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并不因政治上的对峙而影响南北文化的交流。
北周墓葬北周墓发现较少，年代明确的有咸阳西魏侯义墓2、宁夏固原北周柱国大将军河西公李贤夫妇墓3。这两座墓的发现，为北朝晚期墓的编年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标尺。侯义墓是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绘壁画，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3期。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1978～198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7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3李建丽、李振奇：《临城李氏墓志考》，《文物》1991年8期。
4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3期。
5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3期，6孟昭林：《无极甄氏诸墓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59年1期。7孟昭林：《记鹰魏邢伟墓出土物及邢募的发现》，《考古》1959年4期。8顾铁符：《晋南——文物的宝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0期。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4期；又《前进中的十年——1978～198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7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2咸阳市文管会等：《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12期。3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11期。损泐严重，仅墓顶星座图尚有残存。墓葬早年被盗，遗存陶俑、漆器等60多件。陶俑种类繁多，有武士、文吏、侍女、胡俑和骑马乐俑等，是一批难得的西魏文物。李贤墓是长斜坡墓道带三个天井的土洞墓。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中都绘有壁画。画面部分残缺，现存23幅，内容约可分为门楼、武士和侍从伎乐三部分。线条古拙粗放，风格写实，着重表现墓主人生前富贵豪华生活，不见东魏北齐流行的升仙思想画面。这批壁画填补了北周绘画史上的空白，为研究北周建筑、服饰、兵制提供了形象资料。墓中随葬陶俑数百件，色彩鲜艳，塑工精细，神态各异：部分陶俑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反映了这个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过程。随同出土的鎏金银壶、金戒指、玻璃碗等波斯萨珊朝工艺制品，还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第四节六朝墓葬
六朝墓多数发现于长江中下游，福建、广东、广西和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也有不少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的六朝墓在二千座以上。
长江下游地区南京地区是六朝都城所在地，发现的六朝墓也最多。由于当时流行族葬制度，又迷信相墓术，所以，发现的六朝墓大多三五成群，分布于土山丘陵的半坡上。砖砌墓室，墓向依山势而定。中小型墓主要是平面呈长方形的平顶叠砌砖墓，或平面呈长方形或凸字形的券顶砖墓。大型墓一般有前后室，四隅券进式顶，或前室四隅券进式顶，后室券顶。少数还带有1—3个侧室。有的还砌出棺床、祭台，在封门砖下，砌有通向墓外的瓦管排水沟。六朝前期（吴、晋）墓的随葬品以陶器、釉陶器为主；六朝后期（南朝）墓，随葬青瓷器明显增多1。
孙吴帝陵迄今未发现。已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孙吴墓是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2。朱然墓发现于安徽马鞍山，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后室所组成。前室平面近方形，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后室平面长方形，双层拱形券顶。墓葬早年被盗，残存遗物140多件，包括漆器、木器、青瓷器、陶器、铜器和大量的铜钱。漆器数量最多，有十多个品种共60多件，器形多数是汉代常见的耳杯、盘、案、盒、壶、樽、奁等。另有漆槅和漆凭几，系三国时出现的新产品。胎质有木胎、篾胎、皮胎等。装饰工艺有鎏金铜扣、描漆、戗金锥刻、犀牛漆，有的还采用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方法。漆器以人物故事画为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弥补了绘画史上的一段空白。部分漆器的外底部有漆书“蜀郡作牢”字样，表明这批漆器均属蜀郡工官产品，为吴蜀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东晋南渡，陵墓都在建康（南京）。据唐人许嵩《建康实录》记载，东晋十一陵，位于“鸡笼山之阳”的有元、明、成、哀四帝陵，合称西陵；位于“钟山之阳”的有康、简文、孝武、安、恭五帝陵，合称东陵；位于“幕府山之阳”的有穆帝永平陵。另有废帝海西公司马弈废后卒于吴，葬地不详。经考古发掘，结合文献研究，“鸡笼山之阳”即今南京大学北园一带。1972年在南京大学北园发掘的东晋大墓，当即西陵四帝之一1。“钟山之阳”即今南京太平门内富贵山一带。1960年在富贵山南麓发现了恭帝陵的玄宫石碣2，随后在其附近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3。学者对这座大墓是哪一个帝陵存在争议，但一致认为不出东陵后三陵之一4。
1蒋赞初：《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1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4期；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年4期。
2李蔚然：《南京官贵山发现晋恭帝玄宫石碣》；《考古》1961年5期。3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4期。4同1李蔚然文。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3、4合期。“幕府山之阳”即今南京北郊幕府山南面的北岗山一带。1981年在北崮山南麓（今南京汽轮电机厂内）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当即穆帝永平陵5。在其附近，还发掘东晋皇族墓数座6。
东晋陵墓基本上继承西晋的营建方法。陵墓大多开凿在半山腰南麓，依山为陵，不起坟。墓室皆为带甬道的券顶单室砖墓。甬道一般长2～3米，墓室长4～7米，墓室前有很长的排水沟。所不同的是，西晋陵墓道又长又宽，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石门；而东晋陵墓道偏短偏小，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木门。东晋陵的随葬器物大体上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青瓷器皿，有盘口壶、鸡首壶、洗、碗等：第二类是陶质明器，有案、凭几、托盘、耳杯、圆盘、香熏，尤其是每墓均有4个雕塑龙虎形的帷帐座：第三类是漆器日用品，可辨的器形有盘、盒；第四类是金银饰品和玻璃器皿；第五类是铁镜、石黛板等杂物7。由此可以看出，东晋陵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都超过三国西晋；与汉唐陵墓作比较，则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或可说明，东晋偏安江左，在社会生产和物质生活上都有所发展，但非汉唐可比。
南朝陵墓在建康及其附近地区。由于南朝帝后陵及皇族（王侯）墓的前面有很长的神道，神道两侧立石兽、石柱、石碑。因此，清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做过调查，近人朱偰著《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集前人研究之大成。1950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多次进行勘查，共发现南朝陵墓31处，其中有姓名可考的25处。根据勘查，得知刘宋陵墓分布在南京甘家巷和江宁其林铺一带；南齐陵墓在丹阳胡桥、建山一带；南梁帝后陵在丹阳东城村，皇族墓大多在南京尧化门甘家巷一带：陈陵在江宁方山、灵山和南京西善桥附近1。已发掘的南朝陵墓有姓名可考的计有：南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或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2，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3，东昏侯萧宝卷墓，和帝萧宝融的恭安陵4。南梁桂阳简王萧融墓5、桂阳敦王萧象墓6、安成康王萧秀墓7、建安郡王萧伟墓或昭明太子萧统墓8，陈文帝陈蒨的永宁陵9、宣帝陈顼的显宁陵10。南朝陵墓沿袭东晋陵墓的营建方法，聚族而葬，迷信风水，所有的南朝帝后陵和皇族墓都选择在两山之间的山冲高地，后有隆起的山丘作为屏障，前有开阔的平地，陵前神道顺山势直抵平岗。陵墓体制也都是带有甬道的单室砖墓。墓室平面长方形，顶部起券，帝陵长13～15米（包括甬道），甬道5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6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年8期。
7罗宗真：《六朝陵墓埋葬制度综述》，《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罗宗真：《六朝陵墓及其石刻》，《南京博物院集刊》第一集，1979年。2同1。
3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2期。4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2期。邵玉健：《丹阳两座南朝失名陵墓墓主考》，《东南文化》1980年2期。
5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梁洼阳王肖融夫妇合葬墓》，《文物》1981年12期。6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阳王肖象墓》，《文物》1990年8期。
7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5期。8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募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2期。9同1。
10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6期。内设石门二道，石门额上浮雕仿木结构和桃形灯龛，室内有砖砌棺床和石棺座，棺床前设石祭台。棺床前后有阴井，并有砖砌排水沟通向墓外。墓室和甬道外有的筑有挡土护墙多道。整个墓室用花纹砖和模印砖画拼嵌而成。甬道两壁有的嵌砌狮子、武士砖画，顶部嵌砌太阳、月亮砖画。墓室内壁面嵌砌羽人戏龙、羽人戏虎、车马出行以及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画砖间杂有莲花和缠枝忍冬等甬案。皇族墓与帝陵差不多。墓前仍置石刻，但规模较小。墓室亦流行带甬道的单室砖墓，但比帝陵稍简化。全长7～10米。图道内设石门一道，墓壁多用莲花、忍冬、菱形纹砖拼嵌，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偶有发现。墓室内大多随葬石俑、石马和石帷帐座，有的还出土龟趺墓志。南京及其附近，又是东晋南朝世家大族的聚葬地。东汉兴起的豪门士族聚族而葬、按辈份排列的制度，至东晋南朝尤为盛行。南京老虎山颜氏家族墓1、象山王氏家族墓2和宜兴周氏家族墓3，是考古工作较多的三个家族基地。老虎山颜氏墓地已发掘9座，墓皆南向，东西排列，长70米。象山王氏墓地已发掘7座，墓亦南向，分行排列，占地5万平方米。宜昌周氏墓已发掘6座，墓皆东向，北南排列，占地5万7千平方米。根据出土墓志及同一墓地中的死者关系，推知当时的排葬方式大约是：墓南向的墓群，长辈居右（西），晚辈依次自右向左（自西而东）一行顺排，如老虎山颜氏墓；墓东向的墓群，长辈居左（北），晚辈依次自左向右（自北而南）一行排列，如宜兴周氏墓：另一种是长辈居中或居前，晚辈依次葬其两侧或晚辈居后方依辈分排葬，如象山王氏墓地。虽然这三种排葬方式，并不都是十分严格的，个别较晚辈的放在长辈之间也偶有发现。但聚族而葬，按辈排列，他族不得混入，这是不能改变的。
此外，扬州、苏州、常州、无锡以及浙江的金华、衢县，江西的南昌、瑞昌、修水等地，也发现不少六朝墓。墓制与南京出土的同期墓基本相同。从西晋开始，以青瓷器随葬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和长沙是长江中游六朝墓的两个重要地点。
武汉东边的鄂城是孙权称吴王时的都城，黄初二年（221）改名武昌。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南京），终南朝之世，武昌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因此，这里发现的吴晋南朝墓为数甚多。已发现的纪年墓有吴黄武六年（227）、永安五年（262）、晋泰元四年（379）、隆安三年（399）、宋元嘉廿七年（450）、孝建二年（455）和齐永明三年（485）等1。这批纪1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6期。2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6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2、4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10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11期。
3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4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2期。
1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2期；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4期；程欣人：《武汉出土的两块东吴铅券释文》，《考古》1965年10期：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年3年墓，为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的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
长江中游的东吴墓大多是砖室墓。大中型墓沿袭东汉墓制，以带短甬道的横前室单后室（前室常附耳室）和横前室双后室两种为主。小型墓大多是长方形单室。随葬品除沿袭东汉时的陶模型器以外，还增添不少器类，如多子福、盘口壶、香熏、俑、畜圈、虎子等，其中青瓷器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常见的随葬品组合是罐、钵、碗、盘、耳杯、案、灯、香熏、唾壶、虎子、俑、仓、灶、牛车、鸡、狗、家畜圈等模型器，以及铜镜、石黛板、铅地券和铜钱。其中尤以带纪年铭文的重列或环列神兽镜、佛像夔凤镜，刻有立佛像的鎏金铜带饰，带尖帽涌和盘发跪俑，穿山甲形俑，人面兽足的镇墓兽，以及刻有“孙将军门楼”的青瓷院落最具时代特征。两晋南朝墓流行单室砖墓，平面长方形，或在前端正中或一侧增设短甬道。一般趋向简约。墓底大多设棺床和排水沟。随葬品中的青瓷器比东吴墓的同类器较多且好。胎灰白色，纹饰简单，多素面，绿釉为主，罐、钵口沿往往饰以褐绿色釉斑2。长沙地区的六朝墓，形制与武汉近似。已发现的纪年墓有浏阳姚家园西晋太康八年（287）墓3，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墓，桂花园东晋升平五年（361）墓，烂泥冲东晋宁康三年（375）墓，齐永明十一年（493）墓和识字岭齐永元元年（499）墓1。这些纪年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反映了六朝时期长沙地区较为安定发达的情景。其中最重要的是永宁二年墓和升平五年墓2。永宁二年墓及其附近的5号、6号墓，共出土各类青瓷、陶俑100多件，其中有高冠执板的骑吏俑，持刀盾的武土俑，各种侍从俑，以及乘马演奏的乐队，双人对坐书写的文吏俑，额上点有“白毫相’的僧人。在升平五年墓中，发现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一方。券上开列潘氏生前服用的衣物50多种，其中有丝织品40多件。这些实物资料，对研究当时长沙地区的社会历史、衣冠制度、生活习俗都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河南邓县学庄村的南朝画像砖墓也是一个重大发现3。这是一座前有甬道的单室券顶砖墓，全长9.8米。墓室和甬道均用带莲花纹的花纹砖砌成，并嵌砌模印加彩的画像砖。画像砖主要表现前列鼓吹的牛车行列场面，它们与墓内出土的50多个仪仗俑相配合，显示墓主生前拥有部曲武装。墓内砖柱上彩绘飞天、化生图像及大量的莲花、忍冬图案，反映出当时佛教已广泛流传。
福建两广地区东晋南渡，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涌入福建两广，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这些地区发现的六朝墓比汉墓大为增多。皆砖室墓，墓砖上常有纪年文字，除东吴外，两晋南朝的纪年基本上都可以连接起来，为分期断代提供了极大期；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考古》1965年4期。2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3高至喜：《浏阳姚家园清理晋墓两座》，《文物》1960年4期。
1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2同1。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考古通讯》1956年2期。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方便。本地区的两晋墓，较多沿袭东汉以来的多室墓制，南朝墓则以单室砖墓为主。墓道在墓室前端的正中或一侧，但东汉多室墓制仍有遗存。例如福建建瓯穆墩发现的梁天监五年墓1，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两耳室所组成，后室两侧壁和后壁又砌出25个小龛。广西融安4号墓2由前中后三室组成，三室间的两壁和后室后壁均砌砖柱。广东始兴赤南发现双棺室和三棺室合葬墓3，棺室隔壁上增砌通气的小门或壁窗，等等。
福建六朝墓的墓室，都用花纹砖砌筑。砖面为绳纹或布纹，向墓室内的侧面大多模印钱纹、人字纹、菱形纹、米字纹、团花、十字纹、蕉叶纹等，也有少数饰以龙凤、飞天、菩萨、卷草纹的。随葬品主要是青瓷器。器形有罐、壶、碗、钵、孟、盘、碟、豆、杯、耳杯、五盅盘、多子槅和博山炉、灯、膲斗、三足盘、唾盂、虎子以及文砚、水注、灶、仓等模型器。这些青瓷器，除了一部分专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外，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实用器4。两广六朝墓分布很广，说明人口大量增加。广州晋墓的纪年砖文，常见“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一类吉语铭文5，连县西晋墓又有犁田耙田模型山土1，反映了在长期战乱中，广东相对稳定的局面。随葬器物与东汉墓截然不同，尤其是陶器，器形、釉色、胎质、纹饰都不一样。东汉墓常见的鼎、盒、壶、瓶、案等饮食器和屋、仓、井等模型器完全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四耳罐、碗、盆、碟、鸡首壶、虎子、三足砚等青瓷器。南朝盛行长方形的中小型砖室墓，随葬品与晋墓类同，但器类较少，造型趋向单调。
川滇地区四川蜀汉两晋南朝墓分砖室墓和崖洞墓两大类。砖室墓主要流行于成都平原，崖洞墓遍布四川山地和云贵北部山区。过去对蜀汉墓了解很少，近年发掘忠县涂井崖墓，崇庆五道梁砖墓和双流黄佛崖墓，才得到确认2。蜀汉砖墓大多作长方形单室券顶，随葬蜀汉政权铸造的五铢、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铢是其特点3。崖墓分单室、双室、多室（双后室）三种，形制与东汉崖墓相同，但墓室较低，墓门略呈方形。出土陶模型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青瓷器渐多，其基本组合为带系罐、盘口壶、碗，另有唾壶、水盂、罈、碟等，随葬汉五铢、王莽钱和蜀汉钱，也是特点之一。两晋之际，寳人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304—347）。随后，四川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1许清泉：《福建建瓯穆墩梁墓》，《考古》1959年1期。
2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7期。3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4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5麦英豪：《广州市西郊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期；又《广州市文物志》120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
1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3期。2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省文物考古十年（1979～1981）》，《文物考古工作十年》25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3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文物》1984年8期。社会动荡，墓葬分布范围大大缩小，主要发现于四川盆地西北一带。砖墓和崖墓规模都趋向简陋窄小，均为单室，葬具仅有木棺或无葬具，随葬陶瓷器。器形以带系罐、盘口壶、唾盂、鸡首壶、虎子等为主，制作粗糙1。
云南地区的六朝墓大多发现于滇东、滇东北，尤以昭通、鲁甸、曲靖、陆良、昆明、呈贡、晋宁为最多，不下数百座，俗称“梁谁”2“梁堆”采取聚族而葬的葬式，三五成群，分布在小丘陵或平原上，高山上未见。有坟丘，坟丘下墓室，多数是长方形单室砖墓，券顶。少数有前后室，前面有短墓道。也有砖石混合砌筑。晚期多作方形单室砖墓，两侧壁外弧，四面起券，形似覆斗。墓壁石砌，墓底、墓道用花砖铺砌。墓室顶部盖石上浮雕莲花形图案或日月三足乌，有的四角还雕出龙形。梁堆多数被盗。遗存下来的随葬器物很少。主要有铜制的容器、饮食器、摇钱树、铜铁兵器、陶模型器、金银饰物和汉五铢、王莽钱、蜀汉五铢，与内地同期墓的随葬品基本相同，属于汉文化体系。
据学者研究，“梁堆”是汉族遗民及其后裔的墓葬，除了极个别的可能是内地来云南任职的官吏以外，绝大多数应是史书上所说的“南中大姓”。1963年在昭通后海子发掘的霍承嗣墓是个典型墓例3。此墓系砖石混合结构的单室墓，前有墓道。墓室方形，每边长3米，高2.2米，墓道长3.4米，地面坟丘高5.2米。早年被盗，仅存壁画。四壁壁画均分上下两列。画面以墓主坐像，汉彝部曲、仪仗、侍从以及流云、莲瓣、四神、怪兽为主要内容。墓主人坐像绘于后壁下列正中，左右为仪仗和侍从。在主像右上方有墨书题记八行，残存八十六字。据题记，墓主霍□，字承嗣，南郡枝江人，曾任“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死时是“荆州南郡枝江牧”。先葬蜀郡，东晋太元年间改葬于此。霍氏自霍峻仕蜀汉，其子弋，弋子在，弋孙彪等，俱在宁州任职，成为极有势力的“南中大姓”之一。
1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2期。
2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省博物馆编，1981年。
3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12期。
第五节高句丽城址和墓葬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古貊族的一支。公元前37年建国号，都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县境）：公元前3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迁都于朝鲜半岛的平壤，国内城为陪都。在高句丽建都纥升骨城和国内城的400多年期间，遗留在我国境内的高句丽城址和墓葬为数甚多。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曾多次来集安调查发掘。五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除了复查和重新发掘被日人发掘的高句丽墓葬以外，还对分布于辽宁、吉林两省境内的高句丽遗迹进行过多次的普查和重点发掘。重要的工作有：1956～1959年，对辽河以东的高句丽山城进行全面普查，遍及铁岭、抚顺、辽阳、海城、凤城、桓仁等县境，发现高句丽山城80多处1。另在桓仁县高力墓子村发现高句丽墓750多座，发掘了其中的44座1：在抚顺前屯、洼浑木村两处发掘19座2。
1962～1966年，对集安高句丽遗迹进行全面普查，勘查国都国内城遗址、王都丸都山城遗址，以及两都城外围的山城及其他遗址。对现存于集安县境内的高句丽墓葬进行分区测绘、编号记录3。在普查期间及以后，共清理发掘高句丽墓葬300座左右4，其中包括重新发掘被日人发掘过的五盔坟5号墓、洞沟12号墓和洞沟三室墓5。对著名的好太王碑做了精心修葺保护，重新释读研究6。
此外，1976～1983年曾三次调查位于辽宁新宾县富尔江西岸的黑沟山城7。1982年调查吉林柳河县大通沟罗通山城8。
都城址和山城址都城国内城位于鸭绿江中游右岸，通沟河口东侧，今集安县城周围的石筑墙垣即是。石垣砌筑规整，至今犹存。石垣平面略呈方形。1980年勘测，周长2686米。南墙东段保存较好，残高3～4米，现存残垣厚约7～10米。四面墙垣均筑马面，数量不等。从残存痕迹看，北墙有马面八个，其他三墙1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1985）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又《辽宁境内高句丽遗迹》，《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1期。
1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
2王增新：《辽宁抚顺市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10期。3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
4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1976年集安洞沟高句丽墓清理》，《考古》1984年1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又《集安县上、下活龙材高句丽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1期；又《集安县老虎哨古墓》，《文物》1984年1期。曹正榕、朱涵康：《吉林辑安榆林河流域高句丽古墓调查》，《考古》1962年11期。
5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王承礼、韩淑华：《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均见《考古》1964年2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等：《吉林集安洞沟三室慕清理记》；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室墓壁画著录补正》，均见《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6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7抚顺市博物馆等：《辽宁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2期。8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高句丽罗通山城调查简报》，《文物》1985年2期。各两个。马面大小略有差别，一般长8～10米、宽6～8米。墙垣的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呈直角，上建角楼；东北角呈弧形，增建两个马面。墙垣四面共有六个城门，东西面各两门，南北面各一门，两相对应。城门间有通衢，构成东西二横道、南北一直道。今集安城内的团结路、胜利路和东盛路，大约就是当时国内城城年三条通衢的所在。曲于国内城几乎全部叠压在今集安县城底下，历经沧桑，除了有少量遗物被扰动出上外，昔日的城内建筑已经无法查考1。
丸都山城是国内城的守备城。城构筑在国内城西北2.5公里的高山上。
东西北三面城垣垒筑在形如半圆的峰脊上：南面坡地，城垣低平，使整个山城形如簸箕状。城垣充分利用自然天堑，因山峰的自然形势垒砌石垣，或利用陡峭的石壁为城垣。石材平整，一般长20～50厘米、宽29～40厘米、厚10～27厘米。城垣走向不平直，整体平面呈椭圆形，方圆近七公里，总长6951米。城垣上设女墙。女墙内壁基部有柱洞。全城共设五城门，东墙北墙各二门，南墙一瓮门，西墙无门。城年至今犹存建筑遗址三处，蓄水池遗址一处，墓葬三十七座2。
在通往两都城的要道上以及在广袤的高句丽国境内，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城堡、关隘和哨卡，俗称山城。集安境内的山城很多，经勘查的有老岭南道上的霸王山城、望坡岭关隘；老岭北道上的关马墙山城和大川哨卡1。
分布于各地的高句丽山城，大都构筑在山巅上或地形险要处。就地取材，大小不一，无有定制。大型山城周长约2公里，主要分布在辽河东岸山区与平原交接地带。一般由土筑、石筑或土石合筑三种方法构成，有城门、马面和瞭望台等设备，有的还有水门和环城马道。山城内大多有建筑基址。中型山城周长1～2公里，大多属于高句丽早期建筑，主要分布于辽河东岸较大的支流之间，一般由土筑或石筑两种方法建成，也有城门。小型山城周长200～1000米，城壁土石混筑，大多位于交通要道上，一般不独立存在，但对捍卫大中型山城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说的“当道小城”，或即指这种小型山城。
墓葬大多发现于吉林省集安县。辽宁省桓仁、抚顺、宽甸等地也发现不少，情况与集安基本相同。
集安高句丽墓葬集中分布在老岭山的岭前和岭后。分布岭前23处，12206座：分布岭后的9处，152座。两地合计12358座。其中以岭前洞沟地段（今集安县城附近）最为密集。在这地段内细分为下解放、禹山下、山城下、万1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1期。2李殿福：《高句丽丸都山城》，《文物》1982年6期。
1方起东：《吉林辑安霸王朝山城》，《考古》1962年11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等：《吉林辑安高句丽南道和北道上的关隘和城堡》，《考古》1964年2期。李殿福：《集安山城子山城考略》，《求是学刊》1982年1期。
2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又《辽宁境内高句丽遗迹》，《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1期。
宝汀、七星山和麻线沟等六个墓区，共11300座1。这32处墓群，大多分布在山麓上，排列有序，规模悬殊。石坟多分布在靠山麓处，土坟多在河谷阶地和平川地带。在保存较好的地区，尚能看出埋葬先后的序列。如七星山南坡的墓葬，从山腹开始往下成行排列。有的行列由小墓开始逐渐到大墓；有的则由大墓逐渐到小墓；有的开始由小墓逐渐到大墓，再由大墓逐渐到小墓。土坟则埋葬在排列有序的石坟行间空隙处。这种现象表明，集安洞沟墓群是当时生活在集安一带的高句丽族；不同的家族各有自己的墓地，并且按不同辈次有规律的埋葬，反映了高句丽各阶层身份的不同和葬俗的变化。在包括日本人发掘在内的300多座高句丽墓中，重要的大中型墓有长川1号墓、2号墓2，下解放区的31号墓和冉牟墓、环纹墓，禹山下区的41号墓、68号墓、1080号墓和太王陵、将军坟、角觗墓、舞俑墓、洞沟12号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4号墓、5号墓，山城下区的332号墓、983号墓、1411号墓和龟甲壁画墓、折天井墓、兄墓、弟墓，万宝汀区的78号墓、242号墓、1368号墓，七星山的96号墓，麻线沟的1号墓和千秋墓、西大墓1，等等。高句丽墓的墓室（放置尸体处）构筑在地表上（晚期有的在半地下）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这是与中原汉式土葬墓最大的不同处。墓葬结构比较复杂。外部结构可分积石和封土两大类。所谓积石墓，即“积石为封”的墓葬，又简称为封石墓或石坟。封土墓即以土为封的墓葬，其中包括少数封土内混以石块和在封土底部四周用石块砌以方坛或方坛阶梯的墓葬，简称土坟。内部结构又可分为石圹和石室两种。所谓“石圹”，是指用石块或河卵石在地面上堆积方形墓基，再在上面构筑长方形框的石圹（椁室）。埋葬后封以碎石，不再加顶盖，整体如方丘状。一般没有墓门，也没有墓道。“石室”流行于封土墓时期，系用石材在地面上或半地下筑造墓室（石室），四壁上部抹角叠涩，顶加盖石，有墓门，也有墓道。但大型积石墓的石室仍构筑在顶部中央。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研究，高句丽积石墓可划分为无坛石圹墓、方坛石圹墓、方坛阶梯石圹墓以及方坛石室墓、方坛阶梯石室墓等五型。封土墓都是石室墓，配合外部结构，可分为无坛封土石室墓、方坛封土石室墓和方坛阶梯封土石室墓等三型2。
这些形式多样的高句丽墓制，既有年代早晚的不同，又是墓主身份不同的标志。一般地说，积石墓出现较早，无坛石扩墓为一般平民墓，数量最多，1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
2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东北考古与历史》创刊号，文物出版社，1982年。陈湘伟：《吉林集安长川二号封土墓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3年1期。1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2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1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吉林辑安麻线沟1号壁画墓》，《考古》1964年10期。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座壁画墓》，《考古》1983年4期。吉林集安县文管所：《集安万宝汀墓区242号古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军6期。方起东、林至德：《集安洞沟两座树立石碑的高句丽古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2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年1期。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池内宏、梅原末治：《通沟》，日满文化协会，1940年。
2研究高句丽墓葬类型的文章很多，这里主要参考下列文章：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方起东：《高句丽石墓的演进》，《博物馆研究》1985年2期；魏存诚：《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演变》，《考古学报》1987年3期。
始见于高句丽建国以前，下限至五世纪初。方坛石扩墓和方坛阶梯石坟墓分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的墓葬，流行时间大致相同，上限不晚于东汉初年，下限约在四世纪上半叶。随后出现的方坛石室墓和方坛阶梯石室墓，墓主身份与方坛石扩墓、方坛阶梯石扩墓同。著名的太王陵、将军坟、千秋墓以及禹山下41号墓、七星山96号墓、万宝汀242号墓和桓仁21号墓，都属于方坛阶梯石室墓，大约都是高句丽王室或高级贵族的陵寝，这种形式的墓制，大约流行千公元三世纪末至五世纪末。其中保存最好的是将军坟。将军坟整体呈阶梯式金字塔形，每边长35.6米，高12.4米。用精琢的巨形花岗岩石条砌筑，共七级，每面有顶护石3块倚护。墓室位于第五级中部，长宽各5米，高5.5米，顶部以整块巨石覆盖。气势雄伟壮观，是高句丽陵墓建筑的代表作。
封土石室墓出现最晚，大约开始于四世纪末叶，以后逐渐取代积石墓，成为高句丽中晚期墓制的主流。
壁画墓绝大多数见于封土石室墓。至今已发现壁画墓20座，有角觗墓，舞踊墓，环纹墓，冉牟墓，洞沟12号墓，散莲花墓，龟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5号墓，五盔坟4号墓，麻线沟1号墓，山城下332号墓、983号墓，万宝汀1368号墓，了解放31号墓，长川1号墓、2号墓和禹山下41号墓。其中除禹山下41号墓是方坛阶梯石室墓以外，全部是封土石室墓。早期壁画墓内容简朴，大多绘于白垩壁面上，以表现墓主生前宴饮、歌舞场面为主，墓顶衬以日月星辰图案，设色单调。属于早期壁画墓的有万宝汀1368号墓、角觗墓、舞踊墓。年代约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中期壁画墓大多出现于多室墓，作画方法与早期相同，壁画内容仍以墓主生活起居为主要题材，但佛教题材明显增多，并开始出现四神图像。壁画内容丰富，线条流畅，是高句丽壁画艺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典型的墓例有洞沟12号墓、麻线沟1号墓、三室墓、禹山下41号墓和长川1号墓、2号墓。年代约在公元四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中叶。晚期壁画多出现于单室墓中，壁画直接绘于平整的石面上，以四神为主要内容，衬以怪兽、仙人、莲花网状图案。设色浓艳，装饰富丽，壁画内容和艺术手法，都明显看出受汉文化的影响。典型墓例有四神墓、五盔坟4号墓、5号墓。年代约在五世纪中叶到六世纪中叶。
由于高句丽墓构筑在地面上或高于地面上，历史上曾遭到严重破坏，尸骨、葬具遗存极少，除彩绘壁画保存较好以外，遗留下来的随葬器物也不多。根据发掘时的迹象和残存不多的葬具人骨分析，高句丽前期（积石墓前三式）实行火葬，似皆单入葬，随葬品不多，一般有陶壶、罐、铜制或铁制的马具和武器，连同尸体一起火化。后期（封土墓）采用土葬，设棺床，有木棺，单人葬，二人、三人合葬都有，皆仰身直肢葬式。随葬器物较前期丰富，种类与中原魏晋墓略同，一般都有陶制的明器和铜铁制的工具和武器，个别的还有金属饰品。常见的器形有壶、罐、钵、盆、耳杯、灶等陶明器，鞍桥、马镫、马衔、泡饰等马具和斧、锛、削、矛、长刀、镞、铠甲等工具和武器1。1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等：《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4年1期。
第六节瓷窑和瓷器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1，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1。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壘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c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2。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多处，西晋窑址60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1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以后收入《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叶宏明、曹鹤鸣：《关于我国瓷器起源的看法》，《文物》1978年10期。1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上虞县发现的东汉瓷窑址》，《文物》1981年10期。2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以后收入《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1。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2，1958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3，1974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1，1962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2，1955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3，1973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4，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1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以后收入《朱伯谦论文集》，紊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2倪振逵：《南京赵士岗发现三国时代孙吴有铭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8期。3南京博物院编：《江苏六朝青瓷》图4～6，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葬》，《考古》1976年5期。2南京博物院：《江苏溧阳孙吴凤凰元年墓》，《考古》1962年8期。3王志敏：《从七个纪年墓葬漫谈1955年南京附近出土的孙吴两晋清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
4镇江市博物馆：《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6期。
坤者也”1。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2。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3、吴高荣墓4、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5、鄂城吴孙将军墓6，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1和佳山吴墓2，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件，陶器仅6件3；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件，陶器7件4；益阳5、长沙6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1镇江市博物馆：《介绍一件上虞窑青瓷扁壶》，《文物》1976年9期。2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三），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3秦光杰：《江西南昌市郊永安六年墓》，《考古》1965年5期。
4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3期。5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4期。6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年3期。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马鞍山佳山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86年5期。3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考古》1974年1期。
4武汉市博物馆：《武汉黄陂滠口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6期。5益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湖南省益阳县晋、南朝墓发掘简况》，《文物资料丛刊》（八），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6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1。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2、湖南湘阴窑址3，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4和邛崃窑址5。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米。1979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万平方米。1973年发掘。在25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1，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2。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1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附论出土的青瓷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1981）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2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丰城罗湖窑发掘简报》；余家棟：《试析洪州窑》，均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3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年1期。高至喜：《略论湖南出土的青瓷》，《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1981）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4江学礼、陈建中：《成都市西郊青羊官窑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6期。翁善良：《成都青羊宫窑址调查》，《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二辑），1984年。5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75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1卢茂村：《福建松政县发现西晋墓》，《文物》1975年4期。
2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南安丰州狮子山东晋古墓（第一批）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3。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1。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2。1982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3。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4。此墓随葬青瓷器50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1，内有纪年墓10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2，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3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3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福州郊区南朝墓》，《考古》1974年4期。卢茂村：《福建建瓯水西山南朝墓》，《考古》1965年4期；曾凡：《福州西门外六朝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5期。1福建省博物馆：《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2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7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3福建省博物馆：《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4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考古》1985年9期。1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韶关六朝隋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5期。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曲江东晋、南朝墓简报》，《考古》1959年9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基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晋墓》，《考古学集刊》（一），1981年。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南朝墓》。《考古学集刊》（三），1983年。2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市东郊南朝墓清理简报》，《考古》1988年5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南朝墓》，《考古》1983年9期；又《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7期；又《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考古》1983年7期；广西梧州市博物馆：《广西苍梧倒水南朝墓》，《文物》1981年12期。
3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4。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北方的瓷窑和瓷器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5。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1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2；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3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4。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1出土青瓷罐10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件2；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件3；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件4：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件5；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4黄启善：《试论广西东汉至隋唐墓出土的青瓷器》，《广西文物》，1985年2期。5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12期。
2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1959年10期。3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等：《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5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4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址》，《考古学报》1989年3期。枣庄市文物管理站：《山东枣庄古窑址调查》，《中国古代窃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7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1邺县考古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7期。
2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3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3期。
4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4期。5磁县文物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6期。
带系罐共18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6；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7；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件8；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件9。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自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件、杯3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自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1。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1、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2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6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6期。7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11期。8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安阳县文教卫生管理站：《河南安阳县发现一座北齐墓》，《考古》1972年1期9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9期。1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1959年10期。1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3期。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2期。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3期。
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3。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
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3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南京博物院编：《江苏六朝青瓷》图4—6，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第七节早期石窟
石窟寺是佛教的重要遗迹。中国创建石窟寺大约始于3世纪，盛行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8世纪。多数石窟从开凿使用到衰落废弃，往往延续几个历史时期，情况很复杂，非本节所能详备。本节辑录的石窟寺资料，只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开凿，内容介绍也以这个时期为主，故简称为早期石窟或早期石窟寺。
早期石窟的开凿地点，是与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布的情况相一致的。佛教东渐，首及新疆，次及甘肃河西走廊，随后进入中原北方地区。本世纪初以来，一些外国学者相继进入新疆、甘肃，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有的还伴随着掠夺、破坏。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三十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1，1935年北平研究院调查响堂山石窟2，是较重要的两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分布于各地的石窟都进行过复查记录编号；重新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发掘了一些重要石窟的窟前遗迹，并采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准确地解决了一部分石窟和造像的分期断代问题。
根据佛教东渐的路线和自然地域所形成的洞窟分布，分为新疆地区、河西走廊、陇东固原地区和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
新疆地区新疆南邻北印度，是我国石窟寺起源的重要地域。在天山南麓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上，石窟寺遗址十分丰富。历史上佛教最盛的地区是古龟兹，即今库车、拜城一带；其次是焉耆和古高昌（今吐鲁番附近）。在这条路线上，经调查的石窟寺有16处，即喀什县东北山崖的佛窟，巴楚县脱库孜萨米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西石窟，库车玛扎伯赫石窟、森木塞姆石窟、赫孜尔哈朵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新和县托呼拉克埃肯石窟，焉耆县锡克沁石窟、明屋佛寺，吐鲁番县雅尔湖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石窟、吐峪沟石窟，等。总计发现洞窟600多个1。大体说，以库车为中心的各窟群，系就山崖开凿而成；以吐鲁番为中心的各窟群，多系依崖壁以土坯券筑成鹿。新疆石窟寺，历史上曾遭严重破坏，造像无存，只剩部分壁画。调查过的16处遗址中，保存较好、时代较早的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和吐峪沟石窟。它们是年代最早的一批中国石窟，又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遗迹的纽带。
克孜尔石窟2位于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木札提河北岸的悬崖间，东经82°27′，北纬41°47′。位置适在库车、拜城两县城之间。现存洞窟分布在谷西、谷内、谷东、后山四个区内。1953年原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组调查时编列236个号，大体代表相同数目的单个洞窟。克孜尔石窟内容丰富，类型齐备，其中洞窟形制较完整、壁画遗存较多的约占三分之一，大多1黄文弼：《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考古情形报告》，《学术季刊》，卷4期。2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1936年。1李遇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概况》，《文物》1962年7、8合期。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开凿于四至八世纪。大体上可分为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和方形鹿四种。早期石窟大部分在谷西区，以中心柱窟、大像窟和僧房窟为主。壁画以立佛、佛传和本生故事为中心内容。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又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
库木吐喇石扈1位于库车县西南约30公里处。窟群分布在渭干河东岸的山麓或断崖上，分南北两区，相距约3公里。北区洞窟较集中，编号80个，窟形和壁画保存较好的不到半数。南区较分散，编号32个，保存较好的约10个。据现存洞窟判断，其始凿年代和延续年代均晚于克孜尔石窟。早期洞窟约创建于五至七世纪，主要是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两种。洞窟形制、壁画题材与克孜尔石窟同期洞窟十分接近，具有显著的龟兹特色。
森木塞姆石窟2在库车县东北约40公里库鲁克达格山口处。洞扈分布在直径约800米的河谷口内。编号洞窟52个，窟体保存较好的19个，年代与克孜尔石窟相当。早期窟大多是僧房窟。洞窟区中部有寺院遗址。
吐峪沟石窟3在高昌故城东约15公里吐峪沟水东岸。现存洞窟41个，大多崩坍，仅数窟保存较好。早期石窟大约开凿于五世纪，是吐鲁番地区较早的石窟。晚期石窟约开凿于回鹘高昌时期（九至十四世纪）。早期窟以东南区4号窟保存较好，是一座有前室的中心柱窟。中心柱正面塑立佛像。穹窿顶，正中绘莲花；穹窿四角各绘一天王像。正壁和左右壁分上下两层。上层墨线绘七排千佛，千佛中间各绘一铺一佛二菩萨；下层绘佛本生故事画。每幅有汉文墨书隶体榜题。字迹与罗布泊发现的晋简和莫高窟发现的十六国卷子相同，应是五凉立高昌郡时所开凿。
河西走廊地带分布在河西走廊沿线上的早期石窟，大多以塑像壁画为主要特征。从西向东，经调查的石窟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除安西榆林窟被后代改建外，都还保存着五至六世纪的遗迹。其中最著名的是莫高窟和天梯山石窟。
莫高窟1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敦煌县东南22.5公里的鸣沙山下。
据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面复查整理的石窟内容总录，莫高窟共有492个洞窟，45000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多尊塑像。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的持续营建，窟内陆续出现了各时期各宗派所崇尚的以大乘佛教经典为依据的壁画和彩塑。艺术内容涉及了佛藏中的经、律、论、史四大部分。可以说它是今天世界上保存得较为完备的佛教美术馆和佛教图像宝库。
经考古类型学的比较研究，确定属于十六国晚期创建的有7个窟（编号267—272、275），属于元魏前期的有8个窟（编号251、254、257、259、260、263、265、487），主要窟形是人字坡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窟。壁画除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日本平凡社1985年版。23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8、9合期。
1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为主要题材。属于元魏后期的有10个窟（编号246—249、285、288、288、431、435、437），系元荣任瓜州刺史时开凿。特点是将内地深受南朝文化影响的佛教艺术移植西来。其中285窟有西魏大统五年题记。属于北周的有15个窟（250、290、294、296—299、301、428、430、438、439、440、442、461）。这时在壁画里首次出现宣讲孝悌观念的须阇提品、喜事太子入海品等故事画。北朝佛教重视禅行，敦煌早期石窟的内容也多与僧人坐禅观佛的宗教活动有关。
无梯山石窟1位于武威县南40公里。创建于北凉沮渠蒙逊在位时。北凉凿窟已不存。现存石窟13个，保存较好的有8个。其中第1窟和第4窟是北朝式的塔庙窟。从最下层遗存下来的壁画风格看，应是北凉遗迹。根据这两窟的形制，参照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的北凉石塔和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三座石窟资料，初步认为这是我国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模式，可称为“凉州模式”。其内容是：（1）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较多的是平面方形或长方形的塔庙窟；（2）主要佛像有释迦、交脚菩萨装的弥勒；（3）窟壁主要画千佛；（4）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5）佛和菩萨面相浑圆，眼多纲长型，深目高鼻，身躯健壮。飞天形体较大。
陇东固原区包括甘肃东部的平凉地区、庆阳地区以及宁夏南部的固原县。石窟风格与河西走廊基本相同，以多塑像壁画为主要特征。
经调查的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以及分布在平凉、庆阳境内的以南北石窟寺为首的陇东石窟群20多处。须弥山、南北石窟寺始凿于六世纪；炳灵寺、麦积山始凿于五世纪。
炳灵寺石窟1位于永靖县西南约40公里处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是我国著名石窟寺之一。窟群分布在上寺、下寺和上下两寺之间的洞沟等处。现存窟龛196个，大小石雕造像694尊，泥塑82躯。残存壁画约912平方米。造像最大的高27米，最小的不足20厘米。炳灵寺石窟创建于十六国西秦，历经北魏、北周、隋、唐、西夏、元、明。第1窟和169窟系西秦时开凿。169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时代也最早。初创时系利用天然洞穴，仅在洞内四壁用篱笆涂泥作龛，然启塑像。塑像多是释迦牟尼禅定、说法、苦修等像，也有无量寿佛、三佛和菩萨。窟内北壁无量寿佛龛龛侧有西秦墨书题记，末尾书“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这是我国现存窟龛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处。题榜下方彩绘供养人，皆侧身面佛，知题记为造龛发愿文。北魏继续开凿，造像以石刻为主。立佛“秀骨清像”、“褒衣博带”，面相清瘦，体躯修长。第126窟附近发现有北魏延昌二年（513）曹子元造窟题记。
1史岩：《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情况和保护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武”》，《考古学报》1986年4期。
1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麦积山石窟1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45公里的麦积山。洞窟开凿于山体峭壁上。高处洞窟下距地面约60—70米，险峻异常。因早年地震破坏，窟群被分隔成东崖和西崖两部分。现存窟龛194个，其中西崖140窟，时代较早；东崖54窟，时代稍晚。保存历代泥塑、石雕造像共7800多尊，壁画9oo多平方米。是我国保存泥塑造像数量较多的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古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始于十六国的后秦，年代大约在公元400～410年之间。历经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诸代的开凿。现存洞窟和造像，主要是北魏、西魏、北周三代的遗存。唐代以后，因麦积山窟体大面积崩毁，无法续开新窟，故多在前代窟内重塑或改塑佛像。
须弥山石窟2在宁夏固原县西北55公里处，东经106°，北纬36°3′。
石窟分布在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700米的东南向崖面上。创建于北魏，兴盛于北周和唐代。现存132窟。风化破坏严重。目前可辨认的北魏窟有4个窟（编号14、24、32、33），形制为中心柱窟。中心柱每页只开一龛。龛年成铺造像均为一佛三胁侍。每窟四壁开龛，有的一壁三龛，多为三佛题材。北周窟数量多、规模大，造像精致，亦作中心柱窟，内部构造均仿木构佛帐雕凿，与麦积山同期洞窟近似。现存的北周洞窟，主要的有45、46、48、51、67等5个窟。
陇东石窟3陇山以东的平凉地区和庆阳地区，有大小石窟20多处，主要分布在泾河两岸及陇山和子午岭之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庆阳西南的北石窟寺和泾川县东北的南石窟寺。两窟相距45公里，南北对应，主窟窟形和造像布局完全相同。据现存《南石窟寺之碑》记载，南石窟寺为北魏永平三年（510）泾川刺史奚康生创建。北石窟寺碑已不存，推测亦奚氏创建。两窟均开凿在红砂岩上（或称黄砂岩）。北窟规模较大，自北魏创建后，历西魏、北周、隋、唐、宋各代不断开凿，现存窟龛295个，造像2000余躯，其中北魏窟龛16个，西魏22个，北周20个，其他为隋唐宋所扩建。南窟较小，共5个窟龛，除1号窟为北魏永平三年开凿外，余皆唐代开凿。北魏开凿的南窟、北窟，都是大型的七佛窟，窟外置二力士，窟内四壁窟顶满布大型浮雕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原有题记，今已风化不存。
此外有王母宫石窟、罗汉洞石窟、丈八寺石窟、石空寺石窟、嵩显寺和祥佛寺石刻造像、石拱寺石窟、云崖寺石窟、主林寺石窟、陈家洞石窟、保全寺石窟、张家沟门石窟、连花寺石窟等。陇东石窟，大多创建于北魏，风化剥蚀严重，有的已残缺过甚，殆成空窟。可以看出窟形造像的10多处，其中以张家沟门石窟和保全寺石窟中的北魏太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窟龛为最早，但都是小龛。陇东地区石窟开凿的盛期在北魏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即六世纪上半叶，主要石窟大都在这时完成。其凿建规模和艺术技巧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纪年的窟龛及石雕造像的有景明四年、永平二年和三年、延昌三年、神龟二年，以及水平二年敕建的嵩显寺。
中原北方地区1麦积山文物保管所：《麦积山石扈》（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张学荣：《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文物》1983年6期。
2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管会等编：《须弥山石窟》，文物出版社1908年版。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陇东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以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最为著名。此外有安阳灵泉寺石窟、小南海石窟1、宝山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等。本区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并多杂有摩崖龛像。造像以雕刻为主。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维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等。窟龛形制和造像装饰，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过程，在全国石扈中占有重要地位。
云冈石窟2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石扈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分东、中、西三个部分。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窟龛207个3。此外还有许多小窟，共计1100多龛，大小造像51000多个。石扈开创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正光之后走向衰落，唐以后各代仍有一些小规模的营建和修缮活动。石窟的绝大部分雕凿于北魏中后期，按石窟形制和造像内容分为三期4。第一期是和平元年（460）昙曜为皇室所开的五所五窟（编号16—20窟）。洞窟摹拟草庐形式，平面椭圆形，穹窿顶；造像主要是三世佛和千佛。主像形体高大，占据窟年面积的大部分。第二期是孝文帝迁洛以前（465—494）开凿的五组石窟（7、8窟、9、10窟、5、6窟、1、2窟和11、12、13窟）。洞窟平面方形，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部立塔柱，或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的礼拜道。开始出现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和装饰。造像题材多样，服饰开始中国化，同时出现世俗供养人。第三期是孝文帝迁洛后至正光五年（494—524）开凿的中小窟，主要分布在20窟以西和第一、二期窟间的补刻小龛。洞窟内部方整，流行塔洞、千佛洞、四壁三龛式和四壁重龛式。造像面容削瘦，着褒衣博带式装，下部衣褶重叠。
龙门石窟1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洛阳市城南13公里的伊水两岸东、西山上。南北长约1公里。石窟开创于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续有雕凿。两山现存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躯，碑刻题记3800多品，佛塔10余座。其中北魏窟龛约占三分之一。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并称龙门北魏三大窟。孝文帝迁洛前后，已在西山古阳洞凿龛设像。宣武帝景明初开始大规模开凿，著名的宾阳三洞即凿于此时。宾阳三洞中，仅中洞完成，是北魏后期的代表性洞窟。正壁列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是典型的五尊像组合。左右壁各雕一佛、二菩萨。前壁有著名的帝后礼佛图，已被盗往国外。莲花洞以一佛二弟子三尊像、高浮雕莲花藻井和繁杂精细的佛龛装饰而驰名。三大窟以外，北魏末年陆续开凿的还有火烧洞、石窟寺、药方洞、魂字洞、唐字洞、赵客师洞、普泰洞等。东西魏、北齐大都在北魏窟壁上补刻小龛。龛形无大变化，龛饰趋于简化。总的说，龙门北朝造像日趋中国化、世俗化，它是在云冈造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并对其1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4期。2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等：《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3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新编云冈石窟窟号的说明》，《文物》1988年4期。4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1期。
1龙门文物保管所等：《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他石窟产生影响。
巩县石窟1位于巩县东北7.5公里的洛水北岸大力山下。创建于北魏晚期，现存有普泰元年（531）造像题记。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都有增凿。现存大窟5个、龛328个、造像7700多尊，铭刻186品。5大窟均为平面方形，除第5庙外，都有中心塔柱，柱四面凿龛设像，窟顶凿平棊，刻伎乐飞天、莲花等浮雕。中心柱四面及窟内四壁雕刻千佛、释迦多宝对坐像、维摩文殊并坐像及三佛等题材。第1窟规模最大，窟门两侧壁有浮雕“礼佛图”，作三层四组。每层以僧尼为前导，后为供养人和侍从，冠盖相属，反映了北魏崇佛之盛。第5窟有唐龙朔二年镌刻的《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响堂山石窟2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包括南响堂、北响堂及小响堂（水浴寺）3处。始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时，现存南响堂7窟、北响堂8窟、小响堂2窟。总计造像4000余尊，并有北齐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所刻维摩诘经等重要石刻。响堂山北齐石窟平面多呈方形，平顶，分中心塔柱式和三壁开龛式两种。石窟在20世纪初遭到严重破坏，佛像头部大都被盗凿，不少雕刻精品散失在日本和欧美各国。
天龙山石窟3在太原市西南40公里的天龙山东西两峰南坡峻峭山腰间。
依白砂岩开凿。现存东峰12窟，西峰13窟。始凿于北朝，隋唐时期又有开凿。经考古类型学研究，推定第2窟、第3窟开凿于东魏，第1、10、16窟开凿于北齐；其他为隋唐时开凿。东魏窟为双窟，平面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四壁低坛。佛像面相清瘦。北齐窟为前后室，圆拱形龛，佛像面相浑圆，肉髻低平。
万佛堂石窟1位于辽宁省义县县城西北9公里大凌河北岸。分东西两区，西区9窟，东区7窟。始凿于北魏。内容风格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较为接近。造像大多风化泐损。最重要的是两方北魏造窟题记。一方是太和二十三年（499）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帝祛病祈福“敬造石窟一区”的造窟题记，置西区第5窟；另一方是景明三年（502）“慰喻契丹使”韩贞等人“建造私窟”的题记，置东区第5窟。
南方地区以四川省的石窟寺遗址和摩崖造像最为丰富。经调查，四川省将近50个县市有比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窟龛在10个以上的分布地点有120多处2。早期大多利用崖墓雕刻佛像或在地面上建寺造像，著名的有乐山崖墓的东汉浮雕佛像，茂汶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造无量寿、当来弥勒二世尊像，蒲江县龙拖湾出土的西凉嘉兴元年（417）石刻造像群，以及成都万佛寺南朝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089年版。2水野清一等：《响堂山石窟》，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1936年。
3李裕群：《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1期。
1于余：《万佛堂石窟》，《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4期。曹汍：《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文物》1980年6期。
2谭洛非：《四川石刻——尚待开发的艺术宝库》，《四川文物》1986年，“石刻研究专辑”。造像等3。早期石窟寺大多集中在川北，石窟龛像属北方中原系统。其中以广元千佛崖石窟和皇泽寺石窟最著名。
千佛崖石窟1位于广元市城北5公里嘉陵江东岸。北魏晚期开凿，历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开凿历史之长在四川称最。以大云洞为中心，窟群分南北两段。现存54窟、819龛、大小造像7000余躯。窟龛最高处距地面45.5米，由下而上多达13层。早期石窟大多集中在南端下层。其中第7窟（大佛窟）平面略呈马蹄形，穹窿顶，窟内为三尊像组合，依云冈昙耀五窟旧法雕凿，具有明显的北魏晚期作风。第21窟（三圣堂）平面方形，平顶，三壁各开一大龛，为北朝三壁三龛窟的典型遗存。窟内造像接近麦积山、须弥山西魏、北周时的风格，应为同一时期遗存。
皇泽寺石窟2位于广元市西1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与东岸的千佛崖隔江相望。现存窟龛50个、大窟6个、造像1203躯。约始凿于西魏北周，唐代曾进行大规模改建和扩建。可辨认的北朝石窟有第45窟和第38窟。其窟形及造像题材与巩县石窟、须弥山石窟的塔庙窟类似，亦属北方中原系统。
南朝石窟仅见于南京栖霞山3。栖霞山在南京市东北20公里。南齐永明二年沙门法度舍宅为高僧明僧绍建栖霞精舍。南梁皇室继续凿岩造像，或五、六尊一龛，或七、八尊一龛。被近代栖霞寺主持僧用水泥涂缮，外观已非原貌。此外，浙江新昌南明山有南齐时依崖雕成的弥勒佛立像一尊，被后人改为趺坐式，原貌已失。
3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文物》1988年8期。
1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千佛崖石窟调查记》，《文物》1990年6期。2广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广元皇泽寺石窟调查记》，《文物》1990年6期。3宋伯胤：《南京栖霞山石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4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