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
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晋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晋皇朝相对安定时期。这期间，从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保持了一个小康的局面。平吴以前，晋就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据《晋书·食货志》载：“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泰始二年（266），武帝诏：“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全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武帝特下诏书褒扬，赐谷千斛。十年，光禄勋夏侯请求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万顷。咸宁元年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西晋朝廷采取措施，从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农业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鼓励农业生产。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在变乱时可以受到欢迎，在社会相对稳定时就不能适应农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马昭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就“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大约这次政令未能得到贯彻，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又“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废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种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但把在军法部勒下进行生产的屯田人变为郡县管理下的编户小农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更高，更能增加生产，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这应是主要原因。
西晋统一后，即于太康元年（280）颁布户调式，同时还颁布了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晋书·食货志》）。占田和课田的关系如何？“其外”两字如何解释？问题和争论都很多，详见本卷典志篇。这里只指出一点：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自己所有，因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虽只有十来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当安居的历史时期。《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干宝《晋纪·总论》就这样描述：“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些虽是不无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
太康年间，人口增加很显著。史书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地理志》）。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国家“户有三百七十七万”（《三国志·魏志·陈郡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这当是国家户籍上人口数的增加，与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当有距离。但总的说来，这时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对世家地主的优遇汉末三国时是世家和豪族势力的扩张时期。曹魏后期，大约是在司马氏主政以后，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权，其中也包含了特权的新的形式。这实际上是特权的扩张。《晋书·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租牛客户，是给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太原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当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晋廷在公布户调式和民丁占田、课田的同时，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史家对魏晋以后的这类地主，称作世族，又称作“士族”，是有原因的。同时，也不可忘记，无论是称世族或士族，在其内部自有品级或等级的不同。史家所谓门阀，应指其中较高的品级或等级而言。官吏按品级还可荫庇衣食客和佃户。官至六品以上，得荫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荫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荫庇佃户五十户，第三品十户，以下递减，到第九品一户（参看《晋书·食货志》）。
世族地主的占田数额是远远超过劳动人民的。即使第九品还可以占田十顷，超过劳动人民占田七十亩的十四倍以上。
曹魏给公卿以下的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具体的规定，没有传下来。晋武帝太康元年关于依品高低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规定，是我们所知道这方面的最早纪录。
曹魏时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西晋时已完全成为世族地主独占高级官位的手段。这时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权早已形成，九品中正制更加巩固了世家地主的特权。晋人刘毅在上疏武帝时指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晋书·刘毅传》）。
朝廷规定世族地主占田和荫庇人口，是对既成事实作合法化的承认。承认中自然也有限制的意思，如官品荫庇法中规定第一品第二品“佃客无过五十户”（《晋书·食货志》），就是限制。但事实上，限制是不起作用的。太康年间，即占田法颁布之后，李重上疏1反对限制奴婢数额时就指出：“诸侯之轨既减，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晋书·李重传》）这说明朝廷对品官占田虽有明文限制，但事实上，世族地主的特权是没有限制的。举例来说，如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玉戎传》）。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亲人，其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晋书·石崇传》）。
晋对世族地主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遇，这有利于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的调和。但世族地主之无限制的特权，助长1据唐长孺先生说，见《西晋田制试释》，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5—46页。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也使太康年间的小康局面好景不长。
第一节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
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晋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晋皇朝相对安定时期。这期间，从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保持了一个小康的局面。平吴以前，晋就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据《晋书·食货志》载：“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泰始二年（266），武帝诏：“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全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武帝特下诏书褒扬，赐谷千斛。十年，光禄勋夏侯请求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万顷。咸宁元年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西晋朝廷采取措施，从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农业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鼓励农业生产。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在变乱时可以受到欢迎，在社会相对稳定时就不能适应农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马昭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就“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大约这次政令未能得到贯彻，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又“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废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种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但把在军法部勒下进行生产的屯田人变为郡县管理下的编户小农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更高，更能增加生产，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这应是主要原因。
西晋统一后，即于太康元年（280）颁布户调式，同时还颁布了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晋书·食货志》）。占田和课田的关系如何？“其外”两字如何解释？问题和争论都很多，详见本卷典志篇。这里只指出一点：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自己所有，因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虽只有十来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当安居的历史时期。《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干宝《晋纪·总论》就这样描述：“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些虽是不无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
太康年间，人口增加很显著。史书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地理志》）。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国家“户有三百七十七万”（《三国志·魏志·陈郡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这当是国家户籍上人口数的增加，与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当有距离。但总的说来，这时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对世家地主的优遇汉末三国时是世家和豪族势力的扩张时期。曹魏后期，大约是在司马氏主政以后，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权，其中也包含了特权的新的形式。这实际上是特权的扩张。《晋书·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租牛客户，是给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太原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当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晋廷在公布户调式和民丁占田、课田的同时，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史家对魏晋以后的这类地主，称作世族，又称作“士族”，是有原因的。同时，也不可忘记，无论是称世族或士族，在其内部自有品级或等级的不同。史家所谓门阀，应指其中较高的品级或等级而言。官吏按品级还可荫庇衣食客和佃户。官至六品以上，得荫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荫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荫庇佃户五十户，第三品十户，以下递减，到第九品一户（参看《晋书·食货志》）。
世族地主的占田数额是远远超过劳动人民的。即使第九品还可以占田十顷，超过劳动人民占田七十亩的十四倍以上。
曹魏给公卿以下的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具体的规定，没有传下来。晋武帝太康元年关于依品高低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规定，是我们所知道这方面的最早纪录。
曹魏时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西晋时已完全成为世族地主独占高级官位的手段。这时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权早已形成，九品中正制更加巩固了世家地主的特权。晋人刘毅在上疏武帝时指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晋书·刘毅传》）。
朝廷规定世族地主占田和荫庇人口，是对既成事实作合法化的承认。承认中自然也有限制的意思，如官品荫庇法中规定第一品第二品“佃客无过五十户”（《晋书·食货志》），就是限制。但事实上，限制是不起作用的。太康年间，即占田法颁布之后，李重上疏1反对限制奴婢数额时就指出：“诸侯之轨既减，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晋书·李重传》）这说明朝廷对品官占田虽有明文限制，但事实上，世族地主的特权是没有限制的。举例来说，如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玉戎传》）。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亲人，其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晋书·石崇传》）。
晋对世族地主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遇，这有利于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的调和。但世族地主之无限制的特权，助长1据唐长孺先生说，见《西晋田制试释》，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5—46页。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也使太康年间的小康局面好景不长。
第二节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
宗室诸侯王权力之重魏晋间帝位的更替，是通过宫廷政变来实现的。晋武帝认为，要防止这种事变的重演，就必须培植皇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使其成为维护朝廷的可靠力量。因此，武帝在泰始元年即位后，就大封宗室1。以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上》）。
晋继承了两汉的封国制，有王、侯两级。因有西周五等爵制的传说，又定了五等爵。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五月庚中复设“五等爵”（《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纪》）。总的说来，晋“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又“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乡亭、关内、关外等侯之爵”（《通典·职官典·历代王侯封爵》）。
西晋初年，大封同姓王，有二十七王之多。比起西汉初年所封的王来，西晋诸王的封地还不能跨州连郡，而且西晋的诸侯王也是“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的。封邑民户的户调田租，也不都归王侯所有，他们享有的只是户调的三分之一（绢一匹）和田租的二分之一（二斛）。西晋诸侯王的势力，主要来自他们的职务。西晋的诸侯王多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如汝南王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冏，是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还有任职朝廷的，如东海王越和长沙王颙。
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皇权捍卫统一。但都督坐镇一方，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可以成为维护皇权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地方割据的势力。晋因惩魏氏孤立之敝而建立的宗室诸侯王的特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宗室诸侯王恰好成为分割皇权的势力，以致出现了八王之乱。
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子惠帝即位。惠帝是一个近乎白痴的庸人，而皇后贾后，却怀有政治野心，并手段毒辣。晋武帝时，外戚贾氏和杨氏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武帝死后，外戚杨骏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掌握了朝廷大权。惠帝无康元年（291），贾后联络楚王司马玮，杀了杨峻及其家属和党羽数千人，命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共录尚书事以辅政；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侯。北军，是守卫京城的禁军，是军队的精锐和骨干。
不久，贾后又以惠帝的手诏，责楚王玮擅杀大臣，杀楚王玮。至此，朝廷权力都落在贾后手里。贾后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中书监张华、裴
为侍中；安南将军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右朴射王戎并管机要。在这1《资治通鉴》卷七九泰始元年：“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个政权的核心人物中、贾模、裴等是贾后的亲党，张华是个撑门面的人物。张华和贾模，裴頠同心辅政，从惠帝元康元年（291）到元康九年间，在政治上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司马光的评论称当时“虽王在上，而朝野安静，华等之功也”（《资治通鉴》卷八二元康元年）。
惠帝的太子司马伷，幼年聪明，为武帝所喜爱。长而刚猛，又渐为贾后所畏忌。贾后的亲党伯将来太子继位后，对他们不利，便劝贾后废太子为庶人，接着又杀害了他。
太子遹死后，赵王伦在他的心腹孙秀的谋划下，宣称为太子报仇，起兵杀贾后及张华、裴頠等。不久，赵王伦自立为帝。
与此同时，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齐王冏的父亲齐王攸和晋武帝都是司马昭的儿子，后齐王攸出为司马师的继嗣。司马师死，司马昭继兄执政。司马昭常说：“天下是司马师打的，天下也应由司马攸继承。”司马攸才出武帝之右，且为众望所归，也差一点代替武帝为嗣君，因而齐王冏原有作皇帝的可能。赵王伦称帝时，齐王冏出镇许昌。他得到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的支持，联合进兵洛阳。加之赵王伦的亲信王舆在洛阳起兵反伦。齐王冏内外结合，大败伦兵，杀伦和孙秀，迎惠帝夏位，齐王冏辅政。
惠帝无子，按亲疏顺序，应由成都王颖为皇太弟。齐王冏贪恋权位，立了惠帝一个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引起成都王颖的不满。河间王颙在联合讨伐赵王伦以前，曾支持过赵王伦。对此，齐王冏是心怀不满的，河间王颙也因而内不自安。
齐王冏辅政后，骄恣专横，擅杀朝臣，不听劝谏。河间王颙推尊成都王颖为首，起兵讨冏。骠骑将军长沙王乂起兵为内应，发兵攻冏。冏败被杀。成都王颖居邺，遥执朝政。长沙王乂虽在朝廷，事无大小，皆去邺征询成都王颖的意旨。这局面是维持不久的。长沙王乂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间嫌隙渐生。颙、颖联合起兵讨乂。长沙王乂，史称其“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晋书·长沙王乂传》）。及二王来攻，乂率兵应战。战久，粮乏，洛阳城中大饥，将士虽然疲敝，但上下同志，皆愿为乂效死。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乂围洛阳日亟，洛阳城中“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晋书，惠帝纪》）。情况困难，洛阳城内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东海王越，密与殿中诸将联合，捕乂送全塘城，为颙部将所杀。
成都王颖入洛阳，复还镇邺。惠帝诏以颖为丞相，东海王越守尚书令。
不久，又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任丞相如故。
司马颖僭侈日甚，大失众望。东海王越奉惠帝诏亲征颖，为颖所败，逃归东海。司马颖俘惠帝到邺，河间王乂部将张方入洛阳。
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同起兵讨颖，连破颖军。邺中大震。司马颖仓惶挟惠帝去洛阳。张方迎惠帝入洛阳，拥兵擅政。因连年兵燹，洛阳残破。张方又拥惠帝和司马颖去长安。这时朝政大权自然又转入河间王颙手中。司马伷废成都王颖，另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
惠帝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以迎惠帝为名，起兵讨河间王颙。次年颙败，越迎惠帝还洛阳。成都王颖北渡河，为人所杀。河间王乂后来在应征诏赴洛阳途中为人所杀。公元306年，惠帝中毒死，皇太弟炽立，是为怀帝，朝政大权落入东海王越之手。
从汝南王亮到东海王越，一共有八个王参加混战，中间还夹着一个贾后。这是西晋历史上的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经过这次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西晋的统治机能也从此瘫痪。
汉族流民和内迁各族人民的反晋在八王混战期间，各地水利失修，吏治混乱。正在这时，天灾也连年流行，各地大量人口的流亡也开始了。
据史书记载，这时期关中人口有十余万流入汉川（《晋书·李特载记》）。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人民流入颍川、汝南、南阳、河南的有数万家（《晋书·王弥传》）。益州流民流入荆、湘的也有数万家（《晋书·杜弢传》）。刘琨上疏陈述他在并州目睹人民流亡的情况：“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晋书·刘琨传》）流民到新的地方，生活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当地官府和地主阶级，给他们的不是帮助和同情，而是歧视和欺压。如关中流民在四川遇到的是官吏的贪暴，官吏们甚至想“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晋书·李特载记》）。巴蜀流民在荆、湘为旧百姓之所侵苦（《晋书·杜弢传》）。流民没有活路，便起而暴动。
内迁各民族，在北方以匈奴人为最多。建安年间，曹操分匈奴人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来监督。魏末，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该氏县；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地区大水，二万余落徒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
散居在西方边境各郡的是氐和羌。魏晋时期，他们可能还有部落组织。
《魏略·西戎传》记述：“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三国志·魏志》卷30注引）散居在关中的氐、羌各族人口，数量是相当多的。据西晋江统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
这些与汉人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受汉族官吏和地方权贵的欺辱。曹魏后期太原一带的汉人地主常以匈奴人为田客，多者数千人。他们还买匈奴人为奴婢。魏齐王芳正始年间，陈泰为并州刺史、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请陈泰代买奴婢。更有甚者，竞公开掠卖并州胡人。匈奴右贤王刘宣愤恨他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又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元海载记》）
惠帝永宁元年（301），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后来李特的势力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建立了大成国，后又改称“汉”，史称“成汉”。李特的暴动，是流民暴动的开始。接着暴动就不断发生。主要的暴动，有王弥在青、徐等地的暴动，张昌在江、汉间的暴动，王如在豫、荆的暴动，杜弢在荆、湘的暴动。在暴动的流民队伍中，也有当地人民参加。
在流民和各地人民起来反抗晋的统治的同时，以匈奴人为主的内迁各族的反晋活动也在酝酿。
秦汉以来，在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内迁。他们一方面受郡县管辖，一方面仍保存着他们的部落组织。汉族官吏权贵对于各族人民遭受屈辱、压迫的愤怨，是知道的。阮种对晋武帝反映过：“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惠帝时，江统作《徙戎论》，也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江统传》）他们看到民族压迫的严重性，从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要把各族内迁人口迁回他们的原地。平吴之后，侍御史郭钦上疏：宜及平吴之威，“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晋书·匈奴传》）。江统《徙戎论》，也提出同样主张。当然，这种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内迁民族忍无可忍，最后只有反抗晋朝统治的一途。
匈奴人刘渊最先起兵反晋。他是匈奴的贵族。王浚、司马腾讨成都王颖时，颖以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发匈奴人抗浚、腾军。刘渊遂起兵。旬日之间有众五万人。公元304年，刘渊即汉王位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刘渊就认为：“帝王岂其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所授耳。..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及，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称自己为汉王，是表明他是接续汉朝的帝统，要与晋争天下。刘渊在河北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并州（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部）一带地方。
刘渊起兵后，在东方起事的还有羯人石勒。
石勒是上党羯人。羯是附属于匈奴的一支。羯人高鼻深目多须，显然与匈奴不同族。石勒的父祖，都是部落小帅。他幼时作过商贩，作过田客。惠帝末年，并州荒歉，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取胡人，“两胡一枷”卖到山东作奴隶，换取军粮。石勒年二十余，也被卖到茌平（今山东茌平南）师懽家为奴，从事耕种。后来，师懽放免他作田客。
石勒是与牧人魏郡汲桑共同起兵的。他们最初的基本部卒是牧人，他们率“牧人乘苑马数百骑“投奔在赵魏（今河北、河南）的公师藩。公师藩为濮阳太守苟晞所杀，石勒和汲桑亡伏苑中。汲桑“以勒为伏夜牙门，帅牧人劫掠郡县系囚，招纳山泽亡命”（《晋书·石勒载记》）。
刘渊的起兵，本是阶级斗争的性质，是被降为田客、奴隶的已经汉化了的内迁的匈奴人民对晋统治者的反抗。由于参加者大多是匈奴人，也就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这种色彩，是在后来匈奴贵族对汉族人民越来越采取一些报复手段时，才浓厚起来的。
石勒的起事，在初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石勒起事的地点，是远离羯族的居住区的。石勒本人是田容奴隶，与他一起起事的是牧人、郡县系囚、山泽亡命，这些都是汉族劳动人民和受压迫的汉人。
怀帝永嘉三年（309），刘渊派儿子刘聪两次进攻洛阳。永嘉四年，刘渊死，刘聪继位。这时洛阳周围地区或遭破坏，或为刘聪、石勒占领，洛阳饥困日甚。掌权的东海王越，眼看洛阳难守，遂以出讨石勒为名，率领仅有的一些军队和满朝文武公卿离开洛阳，东屯项。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病死。石勒率骑追司马越军，在苦县宁平城（今安徽鹿南郸城东）大败晋兵，“从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刘聪攻陷洛阳，晋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怀帝被虏到平阳。
怀帝被虏后，晋人立憨帝于长安。当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晋书·愍帝纪》）。经过五年艰苦战斗，公元316年，刘聪遣刘曜攻长安，愍帝出降。晋朝在北方的政权垮台，西晋亡。怀、愍两帝在平阳受尽侮辱，最后都为刘聪所杀。
第三节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
旧史中有“五胡十六国”之说。五胡，即指匈奴、鲜卑、氐、羌、羯。
十六国，成汉和匈奴人刘氏所建立的汉（史称前赵），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继而有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再后有后燕、南燕、北燕，有后秦、西秦、夏，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国之内。十六国的创立者，并非都是胡人，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总的说来，也还是以汉人居多。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的政权东移，偏安于东南，史称东晋。东晋的统治，几乎是与十六国相始终的。
成汉的建立成汉的建立，可以上溯到李特为流民所推重的过程，但李特时尚未建国。公元36年，李特的儿子李雄称帝，国号大成。308年，李特侄李寿改国号为汉。史家把两个国号合起来，习称为“成汉”。
在西晋晚年，略阳、天水等地人民向巴蜀地区流徒，大姓李氏、任氏、阎氏、赵氏、何氏、杨氏、上官氏、费氏，成了流民的领袖。李氏，就是略阳巴族人李特、李庠兄弟。史称流徒之中，“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惠帝元康八年）。
西晋益州刺史赵廞见中原多事，遂怀有割据巴蜀的野心。他想利用十余万流民的力量来和西晋朝廷抗衡，就拉拢李庠等，使招流民中的壮勇至万余人，“以断北道（入蜀之道）”。西晋任命耿滕为益州刺史来替代赵廞。廞在耿滕到达成都之后，集兵杀膝，自称大将军、益州牧。廞又猜忌李庠“饶勇得众心”，借故杀李庠及庠子侄十余人。李特及弟李流将兵在外，团聚流民七千余人进攻成都，廞战败逃亡，为其部下所杀。
赵廞既死，晋廷任命罗尚为益州刺史，率兵万余入蜀。晋廷并限期迫令流民返回秦、雍故里。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傭”，“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同时，广汉太守辛冉贪暴成性，他除了限期催促流民上路外，还“欲杀流民首领，取其资货”。在这样情势下，流民遂起而反抗。李特屡为流民向益州当局请求放宽遣返期限，因此为流民所感戴。公元301年，李特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县北）结大营，收容流民。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旬月间，众过二万。李流亦聚众数千（参看《晋书·李特载记》和《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特分其众为两营，李特自居北营，弟李流居东营。他派阎式去见益州刺史罗尚，再一次请求放宽遣返回乡的期限。罗尚正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流民，所以假意应允。阎式知道罗尚欺骗他，便说：“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阎式回去不久，罗尚果然调动步骑三万来袭击李特大营。李特率军反击，官军大败。于是众推李特为主，成立政权，自称行镇北大将军，后又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署置官吏，进兵广汉。据《晋书·李特载记》称：“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可见在益州的人民看来，李特的一些措施，比西晋政权要好得多。巴蜀的土著地主，虽然也己结成坞堡，但是军事力量薄弱，不得不与李特假意周旋。及至李特屡败官军，攻入成都小城，罗尚退守成都大城时，特因军中粮少，乃分出部分群众至成都外围诸坞堡就食。李特弟李流曾向李特建议：“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惠帝太安二年）。并写信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惇，告诫“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这些意见没有引起李特的重视。罗尚密约诸坞堡的大地主，合兵袭击李特。李特大败，被杀。
李特被杀后，由李流继续领导作战。不久，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继续领导与西晋政权斗争。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终于逐走罗尚，攻下成都。304年，雄遂自称成都王；306年，称皇帝，国号大成。流民在巴蜀地区举行的大起义，可以说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导人李氏虽是略阳的巴族大姓，其他流民领袖也有不少是略阳、天水等郡大姓，但是这并不改变这次斗争之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的反晋运动，是完全符合广大流民的利益的。
成汉在建国初期，向人民征收的赋税，远较晋和迭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国为轻。《华阳国志·李雄志》称：“雄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民：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境内因而出现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清明景象。在十六国纷扰的时代里，初期的成汉政权，应该算是人民所拥护的政权。公元334年，李雄病死。这时，成汉宗室内部，酝酿着一场权力斗争。
李雄之兄子班继位，李雄子李期杀班自立。公元338年，李特弟李骧之子李寿，又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李寿即位后，务为奢侈，大起宫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晋书·李寿载记》）。李寿死，子李势继位，淫杀尤甚，上下离心。347年，东晋荆州镇将桓温出兵伐蜀，李势兵败出降，成汉亡。自李雄称成都王至李势降晋，立国凡四十四年。汉（前赵）的建立前赵的创建人是刘渊，其祖父於扶罗为匈奴南单于羌渠的儿子。中平年间（184—189），羌渠派於扶罗将兵助汉朝统治者镇压黄巾起义。羌渠被国人所杀，放扶罗便留在内地，自立为单于。刘渊之父名豹，为匈奴的左贤王。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也都用刘氏。刘氏是匈奴的部落贵族。这些刘氏贵族，虽然分领五部，却都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在生活上和文化上，他们已经汉化。刘豹死，刘渊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改为北部部尉。
八王乱时，成都王颖想拉刘渊率领匈奴五部帮他打内战，因以刘渊为北单于。刘渊到了左国城，受匈奴贵族们的拥戴，称大单于，都于离石。公元304年，称汉王。公元308年又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国号汉。汉廷设置的官职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还有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大司农等，这些都是汉朝官职；仅于临终前以子刘聪为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以西，此是匈奴称号。
刘渊死，子和立。刘和少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汉化也是比较深的。刘渊死时，受顾命之托的刘聪等都手握强兵。特别是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和与刘聪所处的对文形势是很难相安无事的。刘和发兵要消灭刘聪，反为刘聪所杀，刘聪即帝位。
刘聪也是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傅祇的子孙傅畅、傅纯、傅粹，大司徒朱纪、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志遐等，都是以儒士而仕于刘聪朝廷。刘聪大臣陈元达，是匈奴后部人，也是汉化很深的，他处处以汉族传统的治国道理要求刘聪。刘聪大兴土木，兴建宫殿，陈元达就上疏诤谏：“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佑之如子。陛下龙兴以来，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晋书·刘聪载记》）
刘渊、刘聪父子，依靠起家的是匈奴族五部之众。刘渊以刘聪为大单于，大单于所领就是匈奴人，刘聪所“握十万劲卒”也是匈奴人。据《晋书·刘聪载记》记载：刘聪时，“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在刘氏朝廷，大单于手握匈奴族强兵，地位仅次于皇帝，实际上又是皇帝储贰的地位。匈奴刘氏政权，特别在早期，应看作是胡汉的联合政权。但其士卒主要是匈奴人。匈奴人因受汉族统治者欺辱，心怀怨恨。起事之后，对汉人进行报复。这就加剧了匈奴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刘聪攻下洛阳，长安，俘虏了怀帝、愍帝后，大体上统一了中原。但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发展。石勒据有赵、魏；曹嶷占有东齐（今山东），刘曜坐镇关中（今陕西），鲜卑之众星布燕代（今河北、山西省北部），刘琨为晋保有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刘聪获得政权后，很快生活腐化，荒淫奢侈。其子弟争权，各拥强兵。
宦官弄权，挑拨是非。加之连年战争，社会不安定，人民无法正常生产，饥荒频仍。在这种情况下，前赵的人民不断逃亡。如“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晋将赵固，郭默攻河东，至绎邑，“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晋书·刘聪载记》）。到刘聪晚年，刘氏汉朝已陷入上下不宁，分崩离析的局势。
流民和坞堡组织八王混战之后，接着刘渊、刘聪，石勒等起兵反晋，中原地区人民又陷入战乱之中，人口南移的不下九十余万。1不能或不愿外逃的，留在中原。逃亡也要有条件，或者依附世家大族，或者自相团聚，还都有最起码的川资和生活资料。携家带口，长途逃难，并不容易。大部分人口仍留在原地，在面临的命运中挣扎。当时留下来的人民求生存的一个办法，是组成坞堡以防守。有了坞堡，就可以防御小股的流寇。坞堡越坚固，人数越多，防御力量就越大。
顾名思义，坞堡是一种堡垒，内能住人，又可储存粮食。董卓的郿坞是东汉未年的建筑，但可以作为坞堡的典型来看。《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载：“（卓）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据说郿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年坞”，由此可1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刊《燕京学报》15卷第1期，1934年6月。以想见大型坞堡的坚固，难于攻破。
坞堡组织，还可以上推到西汉未年。汉光武刘秀与五校农民军在渔阳一带作战，令“百姓各自壁以绝其食”，“视人堡壁坚完者，敕今固守”（《后汉书·陈俊传》）。堡壁之起和防边有关系，渔阳就是北方的边地。东汉初，北边备匈奴，沿边地区以及河北各地都筑有堡壁。光武十四年，扬武将军马成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陛，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侯”（《后汉书·马成传》）。为了防御羌族的骚动，汉光武以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奏请为金城“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后汉书·马援传》）。汉和帝时，樊准任河内太守，“羌人屡入郡县，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后汉书·樊宏传附曾孙准传》）。汉桓帝时，羌人“寇钞关中”，“复没营坞”（《后汉书·皇甫规传》）。“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巨鹿坞”（《后汉书·段颖传》）。陇西，关中，北方边郡的坞堡多为防御羌人而建。西方的多称坞，北方的多称堡壁。三国、西晋未，已混而为一了。
西晋未年，刘渊，石勒起事时，中原黄河流域到处是些汉人聚众自守的坞堡组织。刘曜“周旋梁陈汝颖之间（今河南、安徽省一带），陷垒壁百余”（《晋书·刘聪载记》）。曹嶷在“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石勒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清丰西南），诸垒壁多陷之。..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垒百余（今河北省中部）。..（王浚）讨勒，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晋书·石勒载记》）。
垒壁和坞堡大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从这些记载可以想像，当年中原大河两岸广大地区到处都是坞堡组织。
每个坞堡都有一个坞堡主。这些坞堡主，首先是当地的豪族，也可能是些英雄勇猛之士，在敌方进攻时能领导大众进行防御。这些坞堡，构成了各地不能自保的小农的避难场所。如《晋书·郭默传》所述：“郭默，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流人依附者甚众。”又据《李矩传》称：“李矩，平阳人。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魏浚传》也称，“永嘉未，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郗鉴传》称：“郗鉴，高平金乡人。鉴得归乡里，..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千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苏峻传》也记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
从以上记载来看，坞主大都是推选的。当时是在战乱环境中。这些最初团聚起来的及后来依附投靠来的人，就逐渐成为坞堡主的部曲。如最初跟随魏浚的数百家和后来襁负而至的人，在魏浚死后都归其族子魏该所率领。这些人就都被称为魏该的“部曲”了。最初，这些部曲与主人的隶属关系可能还不太强。魏该后来受刘曜的攻击，拟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晋书·魏浚传附该传》）。但这些部曲总是要受些军法部勒的。八王之乱时，庚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众推衮为主。庾衮对大众说，立之为主就要听他的命令。于是他就定出一些法规，“众咸从之”（《晋书·庾衮传》）。魏晋时期依附关系，隶属关系转强，中原地区坞主和坞内大众的关系即是隶属关系强化的体现。
这些坞堡组织，是军事性的防御战斗组织，又是经济性的生产组织。每一个坞堡都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在城市破坏，交换停滞，金属货币萎缩，战乱频仍的条件下，每个坞堡都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特别是粮食衣物。庾衮后来自禹山迁到林虑山，林虑山附近的人都来投靠他。当地有个大头山，形势绝险。庾衮率领他们共守这个大头山，而在山下耕田种地（《晋书·庾衮传》）。邵续纠合亡命，绥怀流散，屯于厌次。曹嶷乘续军外出，“乃破续屯田，又抄其户口”（《晋书·邵续传》）。有粮食才能生存，耕田种地，且耕且守，必然是各个坞堡组织的共同情况。
东晋：普的再建及在东南的偏安南逃的中原人，在世家大族率领下拥立琅邪王司马睿为帝，在建康再建东晋政权。这些南下的北方世家大族，其中琅邪王氏家族的王敦、王导是代表人物。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其祖司马伷封琅邪王。怀帝时，东海王越把持朝政，司马睿受东海王越的提携，被任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他接受了王导的建议，由下邳移镇建业。以后，司马睿就从建业起家，开创了东晋帝业。
司马睿、琅邪王氏和西晋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越，他们三家的关系很密切。王导曾参东海王越军事。司马睿在洛阳时，王导就与他过从甚密，劝他离开洛阳到琅邪封国去。司马越为太傅时，王衍以太尉之尊，却作他的太傅军司。永嘉元年，即司马睿移镇建业这一年，王衍请求司马越以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可见，永嘉年间，晋统治者已在安排逃往江南的后路。1司马睿虽是司马懿的曾孙，但其父祖在政治上都未立过大功、也未处重要地位，因而也就没有卷入西晋晚年诸侯王争夺政权的斗争漩涡。他与司马越是皇室的远支，封地相邻，思想意识上也接近，因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特别密切。
公元317年，愍帝被杀，司马睿就在江南作起皇帝来，史称为晋元帝。
他能建立东晋王朝，主要靠下述两个条件。
第一是靠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司马睿封国琅邪在东方（今山东临沂一带），曾为都督徐州、扬州诸军事。先镇下邳，后移镇建康，也均在东方。建康是孙吴的都城。江南的财富曾支持孙吴建国数十年之久，而江南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西晋八王之乱，流民起义以及刘渊、石勒等的起事，都很少波及到这一带地方。因此，正当中原连年战乱，迭遭破坏之际，江南却是一片祥和的乐土。这里是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地区。
第二，得到了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和江南本地世家大族的支持和拥护。
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就是王导。1司马睿初到建康时，南方的世家大族看不起他，多持观望态度。后来看到王导、王敦对司马睿的拥戴，才改变1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
1参阅陈声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刊《金明馆丛稿初编》。
态度。王导遂即向司马睿建议：“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司马睿让王导亲自去拜访他们，顾荣、贺循都应命而出。江南人看到顾、贺两家如此，也都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北方的世家大族乐意拥戴司马睿是比较自然的，但也靠了王导的拉拢联系。《晋书·王导传》记载：“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所以司马睿称帝时，硬是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至于三四次，才不相强。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晋中典书》），真实反映了东晋初年的势态。
王氏与司马氏的关系如此重要，但也并非始终都很融洽的。司马睿作了皇帝，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王敦为侍中、大将军，都督江、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上游。这样的安排，司马睿是未必情愿的，因而逐渐任用刁协，刘隗，以疏远王导。当时王导尚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晋书·王导传》），可是王敦却“益不能平”，“嫌隙始构矣”（《晋书·王敦传》）。
太兴四年（321），元帝接受刁协的建议“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这是在加强朝廷的军事力量。同时，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究、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各领兵万人，名为防御石勒，实为防御王敦。王敦对此再也不能容忍了。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武昌，其部参军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以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和沈充，以东西两路夹攻建康。
这次战争，王敦打胜了。军队进入建康，诛杀大臣多人。刘隗出逃过江，投奔石勒。刁协在出逃途中被杀。
王敦打胜后没有留在建康，又退还武昌。是年冬，元帝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为晋明帝。玉导受遗诏辅政。元帝在位时，喜爱琅邪王裒，欲以易太子。赖王导的保护，才得不废。为感激王导，明帝即位后对他非常信任。
王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屯于湖（在站孰南），又自领扬州牧。太宁二年（324），王敦病，明帝又下诏讨伐王敦。王敦病死，军败，亲党皆死。王敦虽死，王导尚在，王氏在政治上仍为第一世家大族。
明帝在位三年（323—325）死，年仅二十七。儿子司马衍继位，即晋成帝，即位时才五岁，王导、庾亮、郗鉴、温峤等受遗诏辅政，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庾氏是庾亮之妹。朝政大权就落在庾亮手里。明帝病笃时，受遗诏辅政的大权几乎都在宗室南顿王司马宗之手。庾亮一得势，司马宗深为不满，不久被庾亮杀掉。司马宗一头白发，成帝好久不见到他，问庾亮：“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晋书·成帝纪》）。庾亮杀了司马宗，又图排挤王导。但担心荆州刺史陶侃势力强大，对自己不利，就用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城），以防备陶侃。接着，庾亮又要调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到建康作大司农，目的在夺苏峻的兵权。庾亮问朝臣的意见。王导反对，说：“苏峻为人猜险，必不奉诏。不着且包容之。”光禄大夫卞壶说：苏峻拥强兵，历阳与建康一江之隔，一天可到。一旦不听调命，领兵来犯，将很危险。温峤也带书信来表示反对。庾亮不听，一意孤行。
咸和二年（327）十一月，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渡江进攻建康。次年初，苏峻攻破建康，放火焚烧，“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又“纵兵大掠”（《晋书·苏峻传》）。庾亮逃往寻阳，投奔温峤。陶侃本对庾亮不满，不愿出兵救建康，因温峤的劝告，才同意出兵。庾亮又亲自去看他，引咎自责，陶侃始释然。
陶侃、温峤大军顺江而下，打败了苏峻，收复建康。苏峻被杀，祖约逃走，投附石勒，后为石勒所杀。
战后，陶侃回荆州，自江陵移镇巴陵（今湖南岳阳）。温峤回江州武昌。庾亮自愧惹出苏峻之乱，请求外镇，出为豫州刺史，镇芜湖（今安徽芜湖）。朝廷大政仍归王导执掌。王导在政治方面的指导思想仍是“镇之以静’和“政务宽恕”。此后，东晋的政局大体上安定了几十年。
从前赵到后赵。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短暂统一正当东晋在王敦、苏峻之乱以后这一时期，内部暂时相对平静和少事，北方中原地区也在饱经战乱之后，出现了后赵时北方大部分地区统一的局面。但不久以后，由于石虎的残暴统治，北方人民又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公元318年，汉刘聪死，经过一番内乱，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乃刘渊之族子，少养于渊。年少时，博览群书，汉化较深。刘曜称帝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选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智可教者千五百人，以朝贤宿儒教之。
石勒于刘聪死后内部大乱时，出兵占有平阳、洛阳，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城于襄国（今河北邢台），与刘曜东西相峙。史称石勒之赵为后赵。关中地区，经汉未及西晋未年的破坏，到刘曜占有时，并未有多少恢复。这是个胡、汉、羌、氏民族杂处的地方。刘曜在这里与羌、氏的战争频仍。公元320年，刘曜部将解虎及长水校尉尹车谋反，与巴人首领句徐、厍彭1相联结。刘曜杀解虎、尹车、并杀句徐，厍彭。于是巴众反，“四山羌、氏、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同年，又与陇右氏羌虚除权渠部战。此后，又连年与仇池氏羌杨难敌战，与陈安战。后来，他又向凉州张茂进攻，“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但刘曜自己也知道他的“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晋书·刘曜载记》）。公元325年，刘曜与石虎在洛阳附近作战。夜里，“军中无故大惊，士卒奔溃，乃退屯渑池。夜，又惊溃，遂归长安”（《资治通鉴》卷九三）。无故大惊奔溃，说明刘曜军队因连年战争，士卒疲惫，战斗力已非常弱了。
成帝咸和三年（328），后赵石虎率军四万自积关（今河南济源西）西入，下河东五十余县，遂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刘曜救蒲坂。石虎退，刘1《资治通鉴》卷九一“巴酋句徐、厍彭”，《晋书·刘曜载记》作“巴酋徐厍彭”。今依《资治通鉴》。胡注：“句，古侯翻；厍音舍；皆姓也。”
曜追之，于高候原（今山西闻喜北）大破石虎军，石虎败奔朝歌（今河南卫县）。刘曜自太阳（今山西平陆西南）渡河攻洛阳金墉，分兵攻汲郡。河内、荥阳、野王皆来降。石勒部将石生守金墉，自八月至十一月，刘曜攻之不下。冬十一月（这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已进入公元329年1月），石勒亲自统步骑救金墉。臣下劝他不要出兵。石勒说：“刘曜率十万大军，攻金墉一城，一百天攻不下，已看得出他的师老卒怠了。但如不救金墉，金墉破，刘曜乘胜来攻，将席卷河北，就大事不好了。”石勒的大臣徐光对他说，“刘曜高候大胜之后，不能乘胜直趋襄国，而去围攻金墉，这本身就说明他的无能为。伐之必胜。乎定天下，在此一举，机不可失。”
石勒对刘曜可能采取的作战计划作了三种估计。他说：“曜盛兵成皋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入河处），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到成皋，见无守军，高兴地对左右说，“可以贺我矣。”大军直抵洛阳。刘曜军十余万，集中在洛阳城西。石勒自帅步骑四万人入洛阳城。石虎率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刘曜中军。石堪、石聪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石勒帅大军出城三面夹击。刘曜自幼嗜酒，未年尤甚。这次大战之前，刘曜又大饮酣醉。临战，石堪以骑兵冲击，曜军大败。曜昏醉退走，落马坠于冰上，为石勒军所俘。后被杀。刘曜子刘熙、刘胤放弃长安，逃往上卦（今甘肃天水）。公元329年，石勒出兵攻占上邦，杀刘熙、刘胤等。前赵亡。至此，西起关陇，东接辽西，大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都归在后赵统治之下，形成了北方部分地区一统的局面。尽管这个局面没有长期维持下去，但在十六国的混乱时期也是值得重视的。石勒，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聪明而有才略，又勤奋好学。在戎马倥偬中，常令儒生读书给他听。石勒占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后不久，就建立大学，简取明经善书者署为文学椽，选将佐子弟三万人教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以教之（《晋书·石勒载记上》）。他提倡经学，任用儒家。以从事中郎将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立秀孝试经之制。又命各郡立学宫，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
石勒拉拢、使用一些汉人作官，帮助他进行统治。同时，对汉人也有杀戮，有报复。大致可以认为，石勒的这些作法是有一定的政治考虑的，不是简单的残杀。对一般汉人、老百姓，石勒懂得，应当加以安辑，使他们能够安定地生活。《晋书·石勒载记上》称：“勒与刘零、阎黑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安阳、临漳、清丰一带）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幼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攻巨鹿，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到巨鹿一带），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后来，他在襄国设崇仁里。“徙朝臣椽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张宾，说他之所以依靠石勒，是因为“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石勒载记附张宾传》）。张宾是十六国时期很有才略、高识的人，对石勒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帮助。北方的上层人物多和张宾一样，愿意依附石勒。张宾说：“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晋书·石勒载记上》）这说明北方“衣冠之士”乐于依附石勒者不少。
但这也并不是说在石勒统治时期，北方胡汉各族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石勒曾对胡人“重典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下》）。这条禁令的本身，就说明侮易衣冠华族的事实是存在的。《石勒载记》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受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敝坏，大惊曰：樊将军何贫之甚也？坦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赏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土，不关卿辈老书生也。”内迁的胡羯，在魏晋时期是备受汉人统治者的欺辱的。如今他们的贵族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把对汉人统治者的仇恨撒在一般汉族人身上，也是难免的。但石勒是懂得胡汉各族的相安，对他巩固统治的重要性的。他是用法律来维护这种相安的。
石勒采取措施，鼓励生产。他“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曾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光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他采用魏晋的户调田租制，每户出户货二匹，租谷二斛，这比魏的田租亩四斛，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和晋的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要轻的多。这在战争频仍，生产破坏的十六国时期，也是难能可贵的。
石勒还注意建立法律、租税、田亩制度，稳定国家秩序。但他的时代究竟还是个战乱时代，军事权力的分配是一件头等大事。随石勒一同起家的石虎，领兵多年，威震内外，但残暴不仁，诸子又并握兵权。这对儒雅的太子石弘是个极大的威胁。石勒在世时，未加防范，石勒一死，石虎就杀掉石弘，自己称王。
石虎于公元334年末或335年初夺位，公元349年死，在位十五年。这个十五年，是中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十五年。
石虎是石勒的族子，一说是族弟。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在作战时，“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上》）。但他骁勇善战，为石勒立了大功。石勒作了皇帝，立子弘为太子，弘弟宏为大单于，封石虎为中山王。石虎非常不满，对儿子石邃说：“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之，令人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石虎统治时期，一方面大兴土木，一方面对外作战，徭役非常繁重。他准备征辽西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了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成，以备征军之调”（《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又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又大发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余人，分为三等来分配。郡县迎合他的意思，务于美淑，夺人妻妇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当时有个和尚对石虎说：“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昔役晋人，以厌其气。”于是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晋书·石季龙载记下》）。
在石虎残酷奴役下，人民起义不断发生。梁犊领导的戍卒起义，曾攻陷长安，发展到十多万人，从长安东出，大败石虎军，东进到荥阳，陈留（今河南省中部）。
公元349年，石虎死，诸子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石虎养孙汉人冉闵利用胡汉两族的仇恨，大杀胡羯，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都承冉闵意旨，大杀羯人，高鼻子黄胡须多有滥死者。这是十六国时期，汉胡两族最残酷的一次互相残杀。
冉闵，魏郡内黄人（今河南内黄西北），幼而果锐，勇力绝人。他镇压了梁犊的起义军，因而声威大振。冉闵杀死石虎的儿子石鉴，杀石虎二十八孙，自立为皇帝，后赵亡。
冉闵，曾企图以汉人为基础来巩固他的政权。他最盛的时候，“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他也曾企图联络东晋，遣使臣去对东晋的君巨说：“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但晋军未来。永嘉之乱后，北方长斯陷入动乱中。人口死亡，土地荒芜。无论是前赵还是后赵，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基础，都争着抢夺劳动力，把人口迁到自己的都城和中心地区。人口的流动迁徙，成为这时期突出的事情。在冉闵占据邺建立魏国的时候，石赵的余部占据襄国和一些地方，与冉闵对抗，互相残杀，中原地区情况非常混乱，成为无政府状态。于是当初被迁徙的各族人民，各还本土，实际上是又一次的流亡。据《冉闵传》称：“青、雍、幽、冀州徙户及诸氏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
冉闵的魏，不过建立了两年多一点（350年闰正月至352年四月），史家不把它计入“十六国”之内。起于辽西的前燕，消灭了冉闵，占据了北方黄河下游地区。前秦兴起于西方，占有关中。于是中原出现前燕、前秦对峙的局面。此外，还有前凉，建国在河西走廊一带，还是由汉人建立的，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曾起了相当促进的作用，是在十六国中自具特点的政权组织。
第四节前燕前秦的对立及前秦的统一
北方前燕的建立
前燕慕容氏，是鲜卑族的一支。曹魏初年，入居辽西。魏晋之际，迁居辽东北。晋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部落首长慕容皝率部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对部众“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晋书·慕容皝载记》），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逐渐接受汉文化。
西晋未年，中原大乱，北方一些地方的人民多向辽西一带流亡。慕容皝乃侨立一些郡来收容他们。《晋书·慕容皝载记》称：“时二京倾复，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据当时人说，来归的流亡人口之多，十倍于旧有人口。
投靠慕容廆的流人中，也包括一些世族大家。中原大乱时，一部分青、冀、豫等地的世族大家北徒幽州，投靠王浚。王浚败，他们又东投慕容氏。慕容廆任用他们作官，“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隽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讚，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领慕容氏贵族子弟束修受业。
慕容廆说，“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愿也。”（《晋书·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他以此为号召，笼络汉人世族大家。这些世族子弟也说：“慕容龙骧将军（廆）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诚、义感天地，方扫平中壤，奉迎皇舆。”（《晋书·慕容廆载记》）他们也以此来宽慰自己。两方面就这样结合起来了。公元333年，慕容廆死，慕容皝继立。公元337年，慕容皝即燕王位。
公元342年，建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史称前燕。慕容皝时期（333—348），燕国与段辽战，与宇文归战，与高句丽战，拓占土地，迁掠人口。成帝咸康四年（338），慕容皝征段辽，掠五千户及畜产万计以归。后赵石虎率众数十万围棘城，慕容皝坚守不动，间出城冲击，所向披靡。石虎不得已而退。慕容皝遣将追击，斩获三万多人，石虎大败而还。慕容皝西边拓境至凡城（约在今河北青龙东河北辽宁边界一带）。公元340年，慕容皝袭赵蓟城（今北京），略三万余家而归。石虎徙边民于三魏，以蓟城为北境。公元342年，燕军分南北两路攻高句丽，大胜，掳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其都城而还。公元344年，燕伐宇文氏，大胜，克其都城。燕国收其畜产，徙宇文氏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今辽宁义县）。
慕容皝，南败后赵，东兼高句丽，北取宇文氏，十多年内拓地三千余里，掠徒人民十万余户。
对于来归的汉族流人，慕容皝给以土地、耕牛，使他们从事农业。前燕原定田租是：用官牛的二八分，十分之八入官，十分之二归农民自己；用私牛的三七分，十分之七入官，十分之三归农民自己。后来慕容皝接受记室参军封裕的建议，改用魏晋屯田的租额：“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晋书·慕容皝载记》）。
高句丽、宇文氏族人等，因为都是战败之后被强迫徒来，不像汉人“慕义而至”，多“有思归之心”，而且人数不少，有十万户之多。封裕建议，对他们采取强制性的限制。他说：“句丽、百济、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徒，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云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晋书·慕容皝载记》）看来，高丽、百济、宇文各族的人，人身自由是受到一些束缚的。
燕境内人口增加，旧有土地不能容纳，“无田者十有四焉”。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慕容皝罢诸苑囿，“以给百姓无田业者”。开垦荒地，离不开水。他大兴水利灌溉，下令：“沟洫灌溉，有益公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晋书·慕容皝载记》）
慕容皝死，子继位。经过慕容廆、慕容皝两代的经营，前燕已有强固的基础，正俟机会向外发展。恰好这时冉闵在对后赵夺权。慕容就趁机于352年消灭了冉闵，自称燕皇帝，初都蓟城，后定都于邺。一直到370年，前燕为前秦所灭。
前秦的建立和对北方的统一慕容氏所占据的，是中原的东半部。乘后赵之乱，氏族苻氏以关中长安为中心，建立起秦国，史称前秦。
苻氏是氏族的一支，世居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东）。前赵刘曜据有关中，部落帅苻洪归附刘曜，曜以洪为率义侯。石勒擒刘曜取长安，苻洪西保陇山。石虎攻上邦（今甘肃天水），苻洪降，石虎以洪为冠军将军。石勒徙关中豪杰及羌、氏十五万户于司、冀州，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率户二万居仿头（今河南滑县西）。后赵未年大乱，关陇流民相率西归，苻洪降晋，招引归众，至十余万。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
公元350年，苻洪为石虎降将麻秋毒死。子苻健杀麻秋，率众西入长安，占据关陇。公元351年，自号天王、大单于，国号秦。次年，称帝。
公元355年，苻健死，子苻生立。据一些史书记载，这是个极残暴的君主，动辄诛杀宗室大臣，以致朝中人心惶惶不安。
公元357年，苻健弟苻雄之子苻坚杀苻生自立。苻坚是一个很能干的君主。公元370年灭了前燕，公元376年灭了前凉，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北方燕、秦两国，论人口，疆土，都是燕强于秦。秦能灭燕，在于其政治修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燕为秦所灭，是由于其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穷困。
秦主苻坚得到王猛，自比为刘备得到诸葛亮。王猛协助苻坚，整饬吏治，打击豪强，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关中是个水旱不时的地区，苻坚、王猛采取引泾水，修渠道溉田，推广区田法，取得“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的效果。秦国政治社会一片朝气，据《晋书·苻坚载记》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路，工商贸贩于道。”
燕国的政治情况，恰与秦国相反。燕主慕容时期，军事由大司马慕容恪主管，军队还是强的。政治由太傅、司徒慕容评主管，却是腐败昏庸。史称其：“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资治通鉴》卷一○一晋海西公太和三年）“百姓困弊，盗贼充斥，纲颓纪紊，莫相纠揭”（《资治通鉴》卷一○二海西公太和四年）。燕国后期，有两个人是有才能的，一是慕容恪，一是慕容垂。公元367年，慕容恪病死。慕容垂不容于慕容评，被迫外逃，投奔苻坚。慕容评为人贪鄙，封固山泉，鬻樵及水，积钱帛如丘陵。而燕国人民困难，士无斗志。苻坚、王猛早有灭燕之心，公元369年东晋北伐时，燕向秦求救。秦曾出兵救燕。但这并不是秦有爱于燕，而只是形势使然。燕王派使臣求救时，王猛对苻坚说：“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崤、渑，则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因此，苻坚出兵援燕。次年，在桓温败退后三个月，前秦即由王猛帅军进攻洛阳。燕国在洛阳的守将出降。秦取得洛阳以西地。
公元370年，苻坚遣王猛督镇南将军杨安、邓羌等步骑六万伐燕。杨安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晋阳是燕国重镇，驻有重兵。取下晋阳，可解除秦军后顾之忧。王猛自帅大军攻壶关（今山西长治北）。燕主命慕容评帅中外精兵三十万拒秦兵。慕容评畏惧王猛，屯兵潞川（《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据《水经注》：潞川在上党潞县北。阚骃曰：潞水，即漳水也。按：当是浊漳水），不敢再进。他认为王猛是悬军深入不能久留，欲以持久制之。王猛以游击将军郭庆帅骑兵五千，绕道间行出慕容评军后，烧评辎重。
大火熊熊，百里外的邺城可见火光。秦军猛将邓羌等率部冲入燕阵、战到日中，大败燕兵，俘斩五万余人。秦兵乘胜追击，所杀及降者又十万余人。慕容评单骑走还邺城。
秦兵进围邺都。慕容欲逃往龙城，为追兵所俘。秦灭燕，得郡一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口九百九十九万。苻坚迁慕容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人四万余户于长安。
秦灭燕后，次年即公元371年灭仇池氐杨氏。公元373年，苻坚遣将攻取东晋的梁州（今陕西汉中地区）、益州（四川大都）。西南夷邛笮、夜郎皆附于秦。公元376年，灭前凉。同年，乘鲜卑拓跋氏内乱，又灭了代。淝水之战的前夕，公元382年，苻坚又派吕光进驻西域。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东北的肃慎，到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十二国，都遣使通好。前秦的版图，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高僧传·释道安传》），疆域之大，是十六国任何一国和后来北魏、北周、北齐所不能比的。
前凉的兴亡在前秦统一北方过程中最后灭掉的一个国，即前凉，是在十六国中独具特色的一员。前凉，从张轨于公元301年任凉州刺史算起，到公元376年为前秦所灭，历时七十六年，是十六国中享年最久的一国。前凉实际上也是一个割据政权，但对晋执臣下之札，经久不衰。凉州本是荒僻地区，经张氏的经营，地方的经济文化部有发展。在十六国混乱的年代里，凉州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虽也曾有过强敌压境，但前凉政权都能自行捍卫。
晋惠帝时，张轨在朝任散骑常侍。因看到朝政混乱，“阴图据河西”，于是就要求到河西走廊。永宁元年（301），张轨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对这个偏远地方，朝廷已无力照管，张轨在这里实际上拥有很大的权力。这时，河西的鲜卑人很多，其中有些人干扰地方的治安，同时地方上也出现“寇盗纵横”的情况。张轨到任后，即对这些人加以惩治。他很快地就树立起威信来。鲜卑人若罗拔能自漠北向河西移动，侵入凉州。张轨派兵阻击，斩拔能，俘鲜卑人十多万口，安置在河西走廊，张轨因此威名大震。
晋京洛阳失守后，中州避难来河西者络绎不绝，张轨上表，请合秦杂流人于姑臧（今甘肃武威）西北，置武兴郡，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河西一直不用铸币，这时还以布帛代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张轨命铸五铢钱，“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这反映了当地经济的向上发展。
晋愍帝在长安即位，张轨派军三千人守卫长安。在此以前，张轨也不断对晋廷有所贡献。
张轨“家世孝廉，以儒学显”。他在河西，“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具状以闻。”（《晋书·张轨传》）《资治通鉴》卷一二三称：“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胡三省注：“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在十六国混乱时期，河西俨然成为汉族先进文化的重要据点，自张轨以后，经久不衰，在历史上有相当深远的影响。1公元314年，张轨病死，长子张寔继位。晋廷正式任命张寔为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晋宗室南阳王司马保所部，因司马保病死，有一万余人自上邦（今甘肃天水）来投，张寔都予以收容。
320年，张寔为其帐下阎沙等所杀。寔弟张茂诛阎沙等，自称凉州牧。
324年，张茂病死，兄张寔子张骏继位，称凉州牧、西平公。公元346年，张骏病死，子张重华继位、称凉州牧，假凉王。公元349年，凉州官属共上张重华尊号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重华在公元353年病死，子张曜灵即位。
自张茂至张重华在位三十余年间，前凉国势在不断发展。公元323年，前赵之刘曜亲率大军二十八万五千人西下凉州，沿黄河列营一百多里，扬言要渡河进攻姑臧。张茂部署防御力量，表示决心抵抗。刘曜知道自己“军势虽盛，然畏威而来者三分有二，中军疲困，其实难用”，不敢贸然渡河。后来刘曜为石勒所并，张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西域诸国派使者送来方物。张骏并在吐鲁番地区设高昌郡。公元346年，后赵主石虎命大将麻秋攻下凉州金城郡（治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张重华任主簿谢艾为中坚将军，率步骑五千，东击麻秋。谢艾大破麻秋军，斩首五千级。347年，石虎先后派麻秋、石宁等率师十二万，进攻抱罕（今甘肃临夏）。前凉守将张璩率部抵抗，后赵士卒死伤数万。此后，谢艾又两度大破后赵军。张骏、张重华父子统治前凉时期，其疆域，南至河，东至秦陇，西迄葱岭，北暨屠延。曜灵继位，年方十岁。不久，重华庶兄张祚废曜灵，自称凉州牧、凉公，次年又自称凉王。张曜灵之弟张玄靓在公元355年。张重华之弟张天锡在公元363年，相继为前凉主。从曜灵继位到张天锡自立的十年间，前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自相残杀，前凉的统治逐步走上下坡路。张天锡取得政权1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21—42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后，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公元376年，苻坚征调了步骑十三万人进攻前凉。张天锡先后征集了十万人进行抵抗。经过几次会战，前凉军大败，张天锡投降，前凉亡。苻坚统一了北方。
第五节东晋的北伐和前秦的南征
淝水之战
东晋的北伐在后赵混乱，燕、秦乘机崛起，分割中原形成东西对峙的时候，东晋也企图乘机收复北方失地。这时的东晋朝廷，是由桓温主政。
东晋的初期，过江而南的北方世族大家，都还有故乡之思。过江不久，即有祖逖的北伐。元帝以祖逖为镇西将军、豫州刺史，驻军雍丘（今河南杞县）。祖逖联系黄河南岸坞堡主，共同抗御石勒，“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晋书·祖逖传》）。当时就有人用歌颂他：“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这时，王敦坐据荆州，与朝廷执政大臣刁协、刘隗不和，祖逖深以为优。又加朝廷派了个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安徽合肥），位在祖逖之上。祖逖意甚快快。公元321年，在雍丘发病而死。祖逖之后，庾亮、庾翼兄弟也曾有志北伐。他们以荆州为驻地，练兵习武，准备北进。这时北方正处在石虎统治之下，兵力强大。东晋朝臣在江南安居二十多年，不愿北归，对庾氏兄弟的北伐，多持观望和反对态度。庾亮驻有重兵的邾城被石虎一举攻破，庾亮自贬三级，忧愤发病而卒。庾翼接替庾亮的职务。为了北伐，他不顾朝廷的反对，自行由武昌移镇襄阳。他到襄阳后，“缮修军器，大佃积谷”，并在请求朝廷准许他北代的上疏中，要求皇帝“表御之日，便决圣聪，不可广询同异，以乖事会”（《晋书·庾翼传》），可见他对朝臣反对北伐的愤恨。不久庾翼也病死，北伐就成了泡影。
庾氏兄弟之后，主张北伐而又在行动上采取了相当规模的是桓温。1桓温，与庾翼友善。庾翼死，晋明帝以桓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这时，石虎在北方，国势强大；而成汉的李势，则是众叛亲离。桓温决定先取成汉。穆帝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出兵伐成汉。三年（347）春二月，兵至青衣（今四川乐山西）；三月至彭模（今四川彭山），大军直指成都。李势逃往葭萌，送表请降。成汉亡。桓温还江陵，进位征西大将军。
石虎死，北方乱。桓温认为这是北伐的好机会，上疏请出兵。这时的东晋朝廷，对桓温有所顾忌，任用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与桓温对抗。殷浩在当时很有名气，但无才略。桓温说：“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晋书·殷浩传》）殷浩曾两次主持北伐，谋收复许、洛，但都打了败仗，积年准备的器械军储，损失殆尽。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数浩之罪，请废之。朝廷不得已，免浩为庶人。自此，内外大权全归桓温。
桓温锐意北伐，前后有三次。
第一次进兵，是以关中长安为目标。晋穆帝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温1与桓温同时主张北伐的还有殷浩。殷浩在建康主朝政，桓温握重兵后荆州上游，乘后赵乱，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屡求北伐。殷浩与桓温不和，诏书皆不许。殷浩欲以北伐自立功名，公元352年以谢尚、荀羡两路出兵许昌、洛阳。后因将军张遇的叛变，兵不得进。公元353年，殷浩率众七万自寿春北伐，为姚苌所卖，大败而还。
统步骑四万由江陵出发。水军自襄阳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至南乡（今河南浙川南），步兵自浙川（今河南西峡）趋武关。秦兵五万由太子苻苌、丞相苻雄等率领，在峣柳（今陕西蓝田东南）拒温。两军大战于蓝田，秦兵大败。桓温进军至灞上（今西安东北）。三辅郡县皆来降，关中人民争持酒肉劳军。有的老人流着眼泪说，“不图今日复睹官军”。
桓温兵到关中，时在五月，正是麦收时节。他原希望就地收麦，解决军粮问题。秦王健采取坚壁清野的对策。桓温军中乏食，不得不撤退。秦兵从后追击，温军屡败，死亡以万数。
第二次北伐，是进兵洛阳。穆帝永和十二年（356）七月，桓温自江陵出发。八月，至伊水，大败姚襄，收复洛阳。桓温极力主张还都。但一般朝臣已安于江南的享受，无意于还都洛阳，举朝反对桓温的还都计划。桓温军还以后，司、豫、青、兖诸州又为燕夺去。公元365年洛阳也为燕所攻取。第三次北伐是伐燕。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四月，桓温帅步骑五万，发自姑孰（今安徽当涂），经兖州北伐燕。六月，桓温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天旱，水道绝，使人凿巨野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引水军自清水入黄河。七月，大军至枋头（今河南滑县西南）。枋头离燕都邺（今河北临漳西）约二百里。邺中人心惶惶，燕主和大臣慕容评大惧，谋逃回龙城。慕容垂说：“臣请击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垂与征南将军慕容德帅众五万拒温。燕主一面又派人求救于秦，许割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以西地予秦。秦王苻坚用王猛策略，由邓羌帅步骑二万救燕。出浴阳，趋颖川。
桓温由水路进兵。水路偏在东方，逆水运粮，时间长，困难重重。他驻兵枋头后，寄希望于打通石门（今河南颍阳北）水道；通过谯（今安徽毫县）、梁（今河南商丘南）运粮。慕容垂知道这条线对桓温的重要，派慕容德领骑兵一万五千屯石门，又以燕豫州刺史李卦帅州兵五千断温粮道。
桓温使晋豫州刺史袁真攻谯、梁，开石门以通水运。袁真攻下了谯、梁，而不能攻开石门。
桓温粮尽，粮路又断，遂不得不退。他焚舟、弃辎重、铠仗自陆路奔还。燕军乘胜追击，温军死者三万余人。援燕的秦军，邀击温军于谯，温军死亡又以万计。
冬十月，桓温收集散卒，屯于山阳。枋头之战，是历史上一次大战，桓温又一次大败。
桓温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内部的不和，以及作战计划的失误。
桓温从金多帅众由清河入河时，他的参军谋士郗超说：“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胡注云：自清水入河，皆是泝流，又道里回远，故言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故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此贼因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非独无食而已。”（《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桓温不能听。
桓温屯驻枋头时，燕国两个大臣也有一段对话。太子太傅封孚问于申胤曰：“温众强士整，乘流直进，今大军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见克殄之理，事将如何？”胤曰：“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又，温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大众深入，值可乘之会，反更消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胜；若粮廪愆悬，情见势屈，必不战自败，此自然之数。”（《资冶通鉴》卷一○二海西公太和四年）这也说出了桓温在政治上的困难和军事上的失策。
桓温进兵路线靠的是经巨野由清水入河的水路。这可以叫作东线。东线的缺点是道远而水源不足，又是溯流而上，运兵运粮，都有困难。到枋头后，使袁真取谯、梁，开石门，这条线可以叫作西线。西线的问题是在开启石门。慕容垂派大军守护石门，袁真无法攻克。石门不开，水运不通，桓温军粮断绝，只有速退的一条路了。
前秦的南征。淝水之战前秦在统一北方后，境内居住着多种民族。关陇地区有卢水胡和羌人。
今山西西北部和陕西北部有山胡（匈奴族）。山西东北部和内蒙一带有鲜卑拓跋氏。辽东，河北和河南北部有鲜卑慕容氏。此外，汉族更是中原地区的主要人口。
苻坚于公元380年分关中氏族子弟十五万户于各方要镇，目的在加强和巩固秦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本来，氏族人口在关陇地区比较集中而占有优势。分散各地后，因人数比较少，并不能起到巩固统一的作用；由于人口分散，反而起到削弱氏族在关陇的优势的作用。
要巩固大北方的统一，解决民族问题，需要时间来消化，需要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使各族人民都先安居乐业。但苻坚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就又走上新的征途了。
当时不在秦统辖之内的，只有偏安东南的东晋了。苻坚自侍兵力强大，决心灭掉东晋，完成全国的统一。公元383年，他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以前，秦和晋之间已发生过几次或大或小的战争，这些都可以看作淝水之战的序幕战。公元373年，苻坚出兵夺取了东晋的梁州、益州。378年，苻坚派其子苻丕等兵分四路，步骑十七万，合攻襄阳。围攻经年，襄阳陷，生俘襄阳太守朱序。同年，出兵七万攻彭城（今江苏徐州）、淮阴、盱眙。次年，秦兵取彭城、淮阴、盱眙。随进兵攻三阿。去广陵（今江苏扬州）不过百里。晋朝廷大震，临江戒备。秦军为晋兖州刺史谢玄打败了，退还淮北。381、382年之际，秦荆州刺史率众二万攻竟陵。晋桓冲出兵拒战，大败秦兵，斩首七千级，俘虏万人。从这时期双方在战争中的互有胜负来看，东晋并不是弱手。
这时东晋当政的是谢安。谢安颇识大体，使统治阶级关系协和，时人把他比之王导而又“文雅过之”（《晋书·谢安传》）。他与桓氏的关系，处理得特别好。桓温既掌兵权，又掌政权，又有上游荆州为根据地。桓温死后，朝廷加温弟荆州刺史桓豁为征西将军，都督荆、梁、雍、交、广五州诸军事；弟江州刺史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镇姑孰；豁子竟陵太守桓石秀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镇寻阳，三分了桓温生前的职务。桓冲也能顾全大局，他能“尽忠王室”，“忠言嘉谋，每尽力心”（《晋书·桓冲传》）。桓豁死，桓冲迁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等地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自以德望不逮谢安，故委以内相，而四方镇扞以为己任”（《晋书·桓冲传》）。谢安，桓冲一在朝廷，一在上游。当时桓、谢两家手里都，掌有兵权，两家能够合作共处，东晋政治上就能获得安定。这是晋廷自过江以来，很难得的好时机。
淝水之战的前夕，东晋的兵力也是比较强大的。北府兵，是一支精干强大的军队。北府，是指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北方兖州、徐州南来的流民，多集中居住京口、常州一带。东晋朝廷设置了南兖州、南徐州来安置这些侨民。这些来自北方的侨民“人多劲悍”，招募他们为兵，能组成一支劲旅。晋孝武帝太元初，谢玄任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谢玄就“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晋书·刘牢之传》）。
北方流亡到南方的侨民，最初不负担租赋徭役。后米为了整顿户口，使侨民也负担赋役，曾多次实行土断。淝水战前，桓温主政时实行的一次土断，历史上称作庚戌制（因为是在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这天施行的），比较彻底，得到“财阜国丰”的效果。后来刘裕实行土断时的上表中称：“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宋书·武帝纪中》）可见，从财政上看，淝水之战前也是东晋财力较为充足的时期。
淝水战前，苻坚曾与他的王公大臣们讨论伐晋问题。他首先吐露自己思想，说：“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通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略计兵仗精卒，可有九十七万。吾将躬先启行，薄伐南裔，于诸卿意何如？”（《晋书·苻坚载记下》）参与朝议的王公大臣，几乎都是反对伐晋的。这时王猛已死，苻坚的同母弟征南大将军苻融，太子苻宏，中心公苻诜，乃至苻坚尊敬的大和尚道安，都反对伐晋。
朝会散后，苻坚独留苻融商议。《晋书·苻坚载记下》记载：“坚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两人而已。群议纷坛，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融曰：‘岁镇在斗牛，吴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晋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数战，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愿陛下纳之。’坚作色曰：‘汝复如此，天下之事吾当谁与言之！今有众百万，资仗如山。吾虽未称令主，亦不为劣。以累捷之威，击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终不以贼遗子孙，为宗庙社稷之忧也’。融泣曰：‘吴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优，作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奇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苻融所说王猛临终之言，是：“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王猛、苻融所说晋不可伐的理由，其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兵将疲倦，不愿再打仗；二是鲜卑羌羯是心腹之患。从战争的结果看，这两个问题都是存在的。淝水之战，苻坚败了，败就败在这两个问题上。苻坚灭燕以后，没有杀害燕主慕容昧和燕国王公大臣，仍让他们作官，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地位。他回答苻融说：“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晋书·苻坚载记》）。这些话表达了苻坚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豁达的气度，但这些想法在当时却是不现实的。那时，被征服的各族的贵族是不会满足于现有地位的。对于这一点，苻坚是没有考虑的，后来在战争中他就吃了这个亏。
晋孝武帝太和八年（383）七月，苻坚下诏、大举攻晋。民每十丁抽出一丁当兵。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八月，以苻融为前锋都督，指挥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先行，苻坚随后继发，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刚到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粮万艘，自河经石门，汴水、蒗薚渠达于汝颍。
苻融兵三十万，先到颍口（今安徽颍上东南，颍水入淮处）。
东晋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与将军谢琰，桓伊等率众八万，北上抗击秦军。晋军的主力，就是北府兵。
十月，秦军渡过淮水，攻陷寿阳（今安徽寿县）。晋朝派去援助寿阳的胡彬水军，闻寿阳失陷，退屯硖石。苻融命将军梁成帅大军五万进屯洛涧，载断淮水通路，这样就截断了胡彬的退路，也使晋军不得从淮水水路西进。谢玄大军自东而西推进，在到达洛涧以东二十五里处停止前进。胡彬派人给谢玄送信说：“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资治通鉴》卷一○五晋孝武帝太元八年，下同）送信人被秦军捉去。苻融赶快送信给苻坚说：“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苻坚见信，留大军于项城，带轻骑八千，赶到寿阳。
苻坚派朱序去晋军大营，劝说谢石投降。朱序原是东晋襄阳太守。朱序到了晋营，不但不劝说谢石投降，反给谢石划策，说：“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
十一月，谢玄遣刘牢之帅精兵五千人趣洛涧。梁成隔洛涧布阵以待。刘牢之渡水进击，大破梁成军，杀成。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一万五千人。于是谢石大军，水路俱进，迫临淝水。
苻坚和苻融登寿阳城东望，见晋军布阵严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苻坚开始有惧色，回头对苻融说：“此亦劲旅，何谓弱也！”
秦军紧靠着淝水西岸布阵，晋军进到淝水东岸，与秦军隔水相峙。谢玄派人对苻融说：“君悬军深入，而置阵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阵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的将军们都说：“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苻坚说：“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苻融也同意这个主意。苻融指挥军队稍退。哪知大军一退，便收不住了。谢玄等领晋军渡水，冲杀过来。苻融想拦阻退兵，不想马倒，死在乱兵之中。朱序又乘机在阵后大呼：“秦军败矣！”苻融一死，秦军已慌，又听得秦军已败，一发不可收拾。晋军从后追杀，直追出三十多里。秦军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逃奔的兵卒，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晋军收复寿阳。苻坚中流矢，只带领少数人退回淮北。
淝水之战，以秦军的大败结束。淝水之败，除了上文所说的原因外，苻坚也有很多失误的地方。
中国军事史上有句成语：“骄必败”。苻坚就太骄傲了。出师之前，有人说长江天险，苻坚就说：“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虽有长江，其能固乎？”（《晋书·苻坚载记下》）这就犯了兵家大忌。而且刘牢之以五千人可以在敌前抢渡洛涧，追杀秦军主将梁成，使秦军步骑奔溃。这不是小事，而苻坚、苻融竟然不能采取紧急的对策，这也暴露秦军在作战索质上的重大缺陷。
淝水之战的后果，在北方是又一次出现了分裂。在东晋是夺回了一些地方而在统治集团内部滋生了权力上的矛盾。
无论是东晋的北伐或前秦的南征，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这两方面发动的战争，也都不无表明历史的脉搏在向全国统一的方向跳动，不过前进的道路还相当曲折。
第六节淝水战后北方的再分裂
淝水之战败后，苻坚带伤北归，一路收集散兵，回到洛阳时只有十多万人。苻坚带着这十多万人回到长安。维持统一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垮了，统一也维持不住了。原来被秦征服的各族贵族，都乘机起来谋求恢复他们的政治势力。前秦土崩瓦解了。在淝水战后半个世纪里，北方黄河流域又重新分裂成燕、秦、凉三个部分，许多小国互相攻夺。公元384年和385年，在前秦原来控制的土地上出现了羌族人姚苌建立的后秦，鲜卑人慕容垂和乞伏国仁建立的后燕和西秦、氏族人吕光建立的后凉。苻坚在385年为姚苌俘杀。397—409年，从后凉中分裂出北凉、南凉和西凉，从后燕中分裂出南燕和北燕，从后秦中分裂出夏。直到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中国北方的这种局面才告结束。
后燕（附西燕）。北燕和南燕后燕慕容垂始建。淝水败后，秦军溃败，唯慕容垂军三万人保持完整。
苻坚带着败兵一千多骑，投奔慕容垂。垂子慕容室和弟慕容德都劝他杀掉苻坚，恢复燕国，慕容垂不肯。他说：“我昔为太傅（指慕容评）所不容，置身无所，逃死于秦。秦王以国士遇我，恩礼备至。后复为王猛所卖，无以自明，秦主独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运必穷，吾当怀集关东，以复先业耳，关西会非吾有也。”（《资治通鉴》卷一○五晋孝武帝太元八年，下同）慕容垂把军队交给苻坚。军行至渑池，慕容垂对苻坚说：“北部之民，闻王师不利，轻相扇动。臣请奉诏书以镇慰安集之，因过谒陵庙。”苻坚答应了。苻坚尚书左仆射权翼说：“国兵新破，四方皆有离心，宜征集名将，置之京师，以固根本，镇枝叶。垂勇略过人，世豪东夏，顷以避祸而来，其心岂止欲作冠军而已哉！..岂可解纵，任其所欲哉！”苻坚说：“卿言是也。然朕已许之。匹夫犹不食言，况万乘乎？若天命有废兴，固非智力所能移也。”而翼说，“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臣见其往而不返。关东之乱，自此始矣。”
苻坚子苻丕镇邺。慕容垂到邺后，丕将石越劝苻丕杀垂。苻丕不肯，说：“淮南之败，垂侍卫乘舆，此功不可忘也。”石越对人说：“公父子好为小仁，不顾大计，终当为人擒耳。”
慕容垂到了河北如鱼得水，辄谋独立发展。公元384年春，慕容垂自称燕王。他围攻邺城一年。最后苻丕放弃邺城，奔往晋阳。慕容垂进入邺城。河北大部分地区，都归于慕容垂统治。公元386年，慕容垂自立为皇帝，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
公元392年，慕容垂攻占滑台（今河北滑县），尽取丁零族翟钊所统治七郡三万余户。公元394年，慕容垂取长子和晋阳，杀慕容永，灭西燕，得西燕所统八郡七万余户。后燕全盛时，疆域南到琅邪，东到辽海，西到河汾，北到燕代，是十六国后期中原最强盛的一国。
西燕从慕容泓开始。他是前燕主慕容之弟。
苻坚灭前燕，曾迁徙鲜卑数万户到关中。这些西迁到关中的鲜卑人生活贫困，就是贵族，有的也沦为贫民。如慕容永，他是慕容廆之弟慕容运的孙子；徙长安后，“夫妻常卖靴于市”（《魏书·徙何慕容廆传》）。淝水战后，前秦的统治力量削弱。慕容泓据华阴起兵，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慕容冲也在河东（今山西南部汾水流域）起兵，响应慕容泓。
这时，慕容垂已在关东起兵反秦。但慕容泓这一支起自苻坚的心腹之地，对前秦威胁更大。前秦大臣权翼就对苻坚说：“慕容垂正可据山东为乱，不遐近逼。今及宗族种类尽在京师，鲜卑之众，布干畿甸，实社稷之无优。宜遣重将讨之。”（《晋书·苻坚载记下》，下同）苻坚接受权翼的意见，遣子苻睿领重兵讨慕容泓和慕容冲。但却被打败，苻睿战死。
这支鲜卑人的希望是回关东，并不愿留在关中，慕容泓遣使者对苻坚说：“秦为无道，灭我社稷。今天诱其衰，使秦师倾败。将欲兴复大燕，吴王（指慕容垂）已定关东，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当率关中燕人翼卫皇帝，还返邺都，与秦以虎牢为界，分王天下，永为邻好，不复为秦之患也。”苻坚大怒，把慕容找来，当面责备，并让他给慕容垂、泓、冲三人写信，要他们罢兵还长安，慕容却密遣使者对慕容泓说：“吾既笼中之人，必无还理。..勉建业，大以兴复为务。”
慕容泓接到密信，遂进兵长安，改元建兴（384）。慕容泓的部众，以泓德望不如慕容冲，持法又严苛，遂杀泓立冲。
慕容冲在长安城郊与苻坚战争经年，互有胜负。这时，“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炊烟。”
公元385年，苻坚离开长安去五将山，以太子宏守长安。宏不能守，慕容冲入据长安。
慕容冲得到长安，便留恋长安，课农筑室，为久安之计。这引起意欲东归的鲜卑人的不满。一些鲜卑贵族遂利用这种不满。杀了慕容冲，率领鲜卑男女三十万人离开长安东归。在东归途中，鲜卑贵族间多次发生权位争夺，最后立了慕容永。公元386年，慕容永进据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即皇帝位，改元中兴。慕容泓以来的这支鲜卑慕容氏，历史上称作西燕。西燕盛时，其疆域南抵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北至新兴（郡治九原，今为西忻县），东依太行，西临黄河。
后燕主慕容垂和西燕主慕容永都要复兴燕国，但慕容垂只许自己复兴燕国，不许慕容永复兴燕国。他认为，不能容许慕容永存在“以累子孙。”393年冬，慕容垂征集了步骑兵七万进攻晋阳。次年春，又增调司、冀、青、兖四州兵，分三路进攻。慕容垂亲率大军，与西燕军合战于台壁（今山西黎城西南）南。西燕军中伏，大败，慕容永逃回长子。后燕军乘机攻下晋阳，进围长子。于八月间，灭西燕，杀死慕容永及其公卿大将三十余人。西燕从384年慕容泓改元，到394年慕容永被杀，首尾十年。
后燕的衰亡后燕灭西燕后，乘东晋的衰乱，渡黄河而东，略地青、兖，把后燕疆域向南扩展到今山东临沂、枣庄一带。慕容垂还想征服北魏。但他对北魏用兵的结果，是遭到很大的失败。
这时，鲜卑拓跋氏的势力已经在长城以北发展起来。公元326年，拓跋珪建立了北魏，都盛乐（今年蒙古和林格尔）。后燕和北魏的关系本来是友好的，后因后燕求北魏解决他战马缺乏的困难，没有达成协议，以至两国失和。394年西燕危急时，拓跋珪派骑兵五万，进至今山西忻县附近，遥为西燕声援。三九四年，后燕即灭西燕。次年五月，后燕太子慕容宝、赵王慕容麟等率兵八万伐魏，范阳王慕容德率步骑一万八千为后继。拓跋珪把所率二十多万大军转移到黄河以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后燕出兵五个月，一直找不到与北魏军主力决战的机会，士气渐为衰落。加上塞外严寒，后燕军不能坚持，决定撤退。拓跋珪派拓跋遵率骑兵七万，堵塞后燕军南归之路。十一月，暴风冰合。拓跋珪引兵渡河、留辎重，选精锐二万余骑，急追燕军。十一月九日，燕军宿营叁合坡（在今年蒙古凉城县西北五十里石匣子沟），轻敌不设备。当日黄昏，拓跋珪的骑兵追到叁合坡西，乘夜布署诸将，使士卒衔枚，束马口，潜进。第二天，日出，魏军登山，下临燕营。燕军将东引，忽见山上敌军，士卒大惊乱。拓跋珪纵兵奋击。燕兵走赴水，人马相腾蹑压溺，死者以万数。拓跋遵在前邀击，燕兵四、五万人纷纷放下武器，敛手就擒，逃脱的只不过几千人。拓跋珪还俘虏了后燕文武将吏数千人，兵甲粮货以万计。拓跋珪坑杀全部俘虏。慕容宝等单骑逃回。
慕容宝不甘心于叁合坡失败，要求再次伐魏。398年三月，慕容垂留慕容德守中山，亲自引兵密发，越过险峻的山路，直抵平城。这时，北魏陈留公拓跋虔，帅部落三万余家镇平城，素不设备。后燕军到了平城，他才发觉，仓促应战，战败而亡。燕军尽收北魏在这里的部落。史称这一战役，拓跋珪“震怖欲走。诸部闻虔死，皆有贰心，珪不知所适”。但后燕军到平城后，慕容垂病重，全军改前进为后退。四月间，在归途中，慕容垂死于沮阳（今河北怀来南），太子宝继位。
慕容宝继位后，“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校阅户口，罢军营封荫之户，悉属郡县”。这是跟世家大族和军事组织争夺户口，而国家户籍上的一般民户比荫户的封建负担要重。因此，“士民嗟怨，始有离心”（《资治通鉴》卷一○八，太元二十一年），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局面。在慕容垂时曾经制造内乱的征东将军平规，又纠合余党，重行作乱，但历时不久，就平定下来。396年八九月间，拓跋珪率领了步骑四十余万大举攻燕，轻易地攻占晋阳。十一月，兵锋转向河北，攻下常山（郡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南）、信都（郡治信都，今河北冀县）。河北许多郡县的守宰，不逃即降。慕容宝在中山有步卒十二万，骑兵三万七千，悉数迎战魏军，被打得大败。魏军进围中山。一直到397年三月，慕容宝率领一万余骑，突围退往龙城。十月，北魏攻下中山，后燕公卿将吏及士卒降者二万余人。
398年，慕容宝在龙城为鲜卑贵族兰汗所杀。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杀兰汗，慕容盛又为其臣下所杀。后来，鲜卑贵族拥立了慕容垂的少子慕容熙。慕容熙时，后燕据有辽西地区，境域狭隘，民户不多，但他却是个贪图享乐、不理朝政的人。407年，慕容熙为冯跋和高云等所杀，后燕亡。自384年，慕容垂称燕王至407年慕容熙被杀，后燕立国共二十四年。
北燕和南燕是冯跋和慕容德所分别建立。冯跋，汉人，仕后燕为禁卫军将军。冯跋和高云等杀慕容熙，推高云为主，以冯跋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武邑公，掌军国大权。409年，高云为其宠臣离班所杀，冯跋自立为王，称燕天王，史称北燕，以与后燕相区别。慕容德是前燕主慕容皝的幼子，后燕主慕容垂的幼弟。慕容宝时，北魏进兵中原，攻取中山。慕容德时镇邺城，见魏军乘胜来攻，乃率民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从邺城迁住黄河南岸的滑台，称燕王。399年，迁都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改称燕皇帝，史称南燕。南燕的建立，较北燕为早，当时后燕尚未灭亡。
冯跋任北燕主后，废除后燕苛政，务从简易。励意农桑，省徭薄赋。下令：“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晋书·冯跋载记》）。冯跋对农桑的重视，对当时辽西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所促进。430年，冯跋病死，跋弟冯弘杀冯跋诸予而自立、称燕天王。冯弘时，北魏开始进攻北燕。有一次，掠夺辽西民户三万余家。又一次，掠夺男女六千口。北燕都城龙城也屡次遭到魏军围攻。436年，冯弘被迫放弃龙城，逃往高丽。北燕亡。北燕建国共二十四年。慕容德“立治于商山（今山东桓台西南），置盐官于乌常泽（今山东寿光东北）”，他对于盐铁之利是重视的。他又进行户口搜括，在原来仅有十余万编户的青州，就搜括出荫户五万八千。405年，慕容德病死，无子，兄子超继位。超专事畋猎，在政治上毫无作为。410年，东晋刘裕北伐南燕，攻取广固，斩鲜卑王公以下三千人。南燕亡。南燕建国首尾十二年。
后秦。西秦。大夏后秦羌族姚苌所建立。羌族和氏族是关陇地区的两个民族。后赵时期，两族同被迁徒到关东。氏族在苻坚的祖父苻洪率领下住在枋头：羌族在姚苌的父亲姚弋仲的率领下，住在清河。后赵未年内乱，姚弋仲降晋。戈仲死，其子姚襄和殷浩不和，反晋，北据洛阳，拟以洛阳为基地，开建王业。后为桓温所败，遂西入关。但这时关中已为苻秦所有。苻生派苻坚拒襄，战于三原。襄败，为苻生将邓羌所杀。姚苌向苻坚投降。
淝水战后，慕容垂以扫祭祖坟为借口，回关东去了。姚苌随苻坚回到长安。慕容泓在关中起兵，苻坚派儿子苻叡去征讨，以姚苌为苻叡军司马。苻叡战败被杀，姚苌派他的长史赵都去向苻坚请罪。苻坚在盛怒之下把赵都杀了。姚苌畏罪，逃奔渭北，遂至马牧。西州豪族拥护他，共推姚苌为盟主。姚苌遂于384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大秦天王，反前秦，独立发展。
在苻坚和慕容泓、慕容冲紧张战斗时，姚苌即移兵岭北，广收资实。他称要“待秦弊燕去，然后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晋书·姚苌载记》）。后来，姚苌的设想实现了。慕容冲所率鲜卑人攻入长安，旋又放弃长安走关东。姚苌坐取长安。苻坚在长安失落前，走保五将山，为姚苌俘获缢死。公元386年，姚苌即皇帝位于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后秦。
苻坚虽死，苻秦氏和氐族的势力还在。苻坚族孙苻登，于苻丕死后即皇帝位，率领氏族势力继续和姚苌作战，公元393年，姚苌死，太子姚兴继位。次年，兴征苻登，登兵败被杀，苻氏的势力才被压下去。西燕灭亡时，姚兴取得了河东。后又乘东晋衰乱，出兵潼关，取得了东晋的洛阳。后秦盛时，它的疆域南到汉川，东过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
后燕、后秦，是十六国后期东西方的两个强国。后秦在姚兴时期（394—415），学术文化相当兴盛。姚兴作太子时就与臣下“讲论经籍”（《晋书·姚兴载记上》，下同），作皇帝后，更大兴儒学。“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姚兴给关尉下令说：“诸生咨访道艺，修身厉行，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甚盛。
姚兴提倡佛教。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姚兴时，还翻译了大批佛教经典。在政治上，姚兴申明律令，严惩贪污，打击豪强。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都因贪污伏法。鲜卑族薛勃叛奔岭北。“上郡贰川杂胡皆应之，遂围安远将军姚详于金城。（姚兴）遣姚崇、尹纬讨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营掎之。而租运不继，三军大饥。”纬言于崇曰：“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运稽留，令三军乏绝。宜明置刑书，以惩不肃。”遂斩之。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余万。姚兴亲率步骑二万，自往征讨，薛勃惧，弃其众而逃。
姚兴重视农业。灭苻登后，“散其部众，归复农业”。他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姚兴在长安立律学，调集郡县没有职任的令史来学习。学成后，回原郡县。“论决刑狱”。姚兴自己也常常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法律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在刑法酷滥的十六国时期，姚兴对法这样的重视，是很难得的。
418年，姚兴病死，太子泓即位。东晋太尉刘裕乘机进兵，攻下后秦的洛阳。这时，后秦的皇室内部却又出现了争夺权位的尖锐斗争。晋军长驱入关，水陆并进，于417年攻破长安。姚泓出降。后秦亡。后秦建国，凡三十二年。
西秦鲜卑族乞伏国仁所建立。鲜卑族从北方向漠南迁徙时，有一支南出阴山，迁往陇西。这一支里有乞伏、如弗斯、出连、叱卢四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其中，乞伏部落比较强，其首长被推为统主。这支鲜卑部落在陇西一带辗转迁徙，后来居住在苑川水（今甘肃榆中东北）一带。据《水经·河水注》，这一带地方“为龙马之沃土”。王莽末年，马援曾在这里屯田。这支鲜卑人定居在这里，很快发展起来。
前秦强大时，这支鲜卑人被苻坚征服。淝水战后，这支鲜卑人的首长乞伏国仁招集诸部落，众至十余万。他率众脱离了苻坚，于公元385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建元建义，史称西秦。
公元388年，国仁死，弟乾归被推继位，改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公元400年，又迁回苑川。后秦姚兴强大时，降于后秦。公元412年，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迁都枹罕（今甘肃临夏）。这时是西秦最强盛的时候。炽磐灭了南凉，又屡败吐谷浑，还掠夺了契汗部落的牛羊五十余万头。西秦的疆域，西越浩亹（今青海乐都），东抵陇坻（陇山），北距河，南有吐谷浑。428年，乞伏炽磐死，子乞伏慕末继位。慕末“刑政酷滥，内外崩离”。430年，连续九个月没有下雨，饥荒严重，民多流亡。乞伏慕末想东趋上邽，归附北魏。他率一万五千户走到南安（郡治在今甘肃陇西东南）的高田谷，遭到夏军的堵击，退保南安城。431年，夏军围攻南安，慕末出降。西秦建国共四十七年。
大夏匈奴族赫连勃勃所建。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辰在前秦时受苻坚任命，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部，驻屯代来城（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西）。淝水战后，刘卫辰势力发展，占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有三万八千人。391年，北魏拓跋珪攻取代来城，杀卫辰子弟宗党五千余人，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
赫连勃勃逃奔后秦。姚兴很赏识他，称他有“济世之才”，命他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给以鲜卑部落二万余落，镇朔方。407年六月，勃勃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有人劝他定都高平（今宁夏固原），但他不愿固守一城，而要以云骑风驰，与姚兴争胜，“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他不断以流动袭击的形式，蚕食后秦的城镇，消灭后秦的有生力量。姚兴遣将齐难伐夏，全军覆没。勃勃俘其将士二万，收其戎马万匹。此后，勃勃多次向后秦进攻，多所斩获。到了后秦灭亡前夕，后秦的岭北（今陕西醴泉九嵕山以北地）镇戍郡县大都为勃勃所占有。418年，勃勃取关中，在长安灞上即皇帝位。大夏盛时的疆域，“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版图虽不如后秦盛时的广大，但军事力量却超过后秦。
勃勃有统一全中国的愿望。413年筑都城于今年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
称统万城，意为“统一天下，尹临万邦”。但他极为残忍，任意杀人，使侍从群臣都人人自危。425年，勃勃死，子赫连昌继位。
426年，北魏派大将奚斤等率兵五万余，取蒲坂，进据长安，北魏主拓跋焘自率精骑二万，渡河袭统万城，掠得牛马十余万，徙其民一万余家而还。427年，赫连昌遣其弟赫连定率军二万攻长安，与魏军相持。魏主拓跋焘征调十万大军，乘虚进攻统万。拓跋焘自率轻骑三万，兼程至统万城下。赫连昌以步骑二万迎战失败，逃往上邽。魏军占领统万城。第二年，魏军进兵上邽，生俘赫连昌。赫连定这时已由长安退到上邽，又由上邽逃平凉，自称夏皇帝。431年，赫连定灭西秦，欲渡河西击北凉，在半渡黄河时遭到吐谷浑袭击，定被俘，夏亡。夏建国，凡二十六年。
后凉和南凉。北凉和西凉后凉和南凉为氐人吕光和鲜卑人秃发乌孤先后建立。
吕光是略阳（郡治在今甘肃天水东北）人。前秦统一中原后，苻坚命吕光率兵七万、骑五千征西域。吕光到达龟兹（今新疆库车），西域三十余国陆续归附。苻坚任命吕光为使持节、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
淝水战后，吕光以长安危急，全师东归。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发兵五万拒光于酒泉，为光所败。吕光进驻姑臧城。苻坚死，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建元大安。389年，改称三河王。396年，称大凉天王。
公元399年，吕光死，子绍立。光庶长子吕纂杀绍自立，吕光弟子吕隆又杀纂自立。吕纂“游田无度，荒耽酒色”（《晋书·吕纂载记》）。吕隆“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固”。南凉秃发傉檀和北凉沮渠蒙逊屡来侵伐，“姑臧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晋书·吕隆载记》）。403年，吕隆向后秦姚兴投降，后凉亡。
南凉秃发乌孤部，是拓跋鲜卑的一支，其“秃发”两字，是“拓跋”的异译。据传，他们与北魏拓跋氏同源。八世祖秃发匹孤率领这支鲜卑拓跋从塞北迁到河西，被称为河西鲜卑。他们活动的地区，“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其中心地区是今甘肃武威东、兰州西，青海西宁市及乐都地区（《晋书·秃发乌孤载记》）。
秃发乌孤时期，部众稍盛，“务农桑，脩邻好”。筑廉川堡（今青海乐都东）以都之。公元397年，秃发乌孤称西平王，后又改称武威王，徙于乐都。乌孤时，广收各方人才。史称“四夷之豪隽”，“西州之德望”，“文武之秀杰”，“中州之才令”，“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德其所”。（同上）
乌孤死，弟利鹿孤继位，徙居西平（今青海西宁），改称河西王。秃发利鹿孤有意采用兵农分离制，以汉人为农，鲜卑为兵。《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记载，其将鍮勿崙对利鹿孤说：“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但这种制度似未能实行，或行而未能贯彻。傉檀一次征伐沮渠蒙逊，曾“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大阅于方亭”（《晋书·秃发傉檀载记》）。这戎夏之兵中的夏，当然是晋人。乞伏炽磐袭乐都时，乐都守军曾拟“聚国人（鲜卑）于内城”，使“晋人距战于外”。可证晋人也是当兵打仗的。
利鹿孤在部族中提倡儒学。建立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以赵诞等为博士祭酒。
利鹿孤死，弟傉檀继位，改称凉王，又迁回乐都。这时，后秦姚兴强大，傉檀向姚兴称臣，姚兴以傉檀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镇姑臧。据有凉州姑臧，是傉檀的宿愿，达到了目的，傉檀随即和姚兴分裂，自称凉王。
这时北凉沮渠蒙逊和夏主赫连勃勃强大，常出兵侵犯南凉北境，南凉曾先后为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所败。傉檀后又以五万骑伐蒙逊，又大败于穷泉，傉檀只身逃回。傉檀被迫放弃姑臧又迁回乐都，在乐都又三次受到沮渠蒙逊的包围。
南凉连年对外战争，农业失耕，使得“连年不收，上下饥弊”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傉檀带兵去掠夺青海乙弗部。战争是胜利了，掠获牛马羊四十余万头。但都城乐都却为乞伏炽磐乘虚袭破。傉檀后退无路，部众离散，遂奔降西秦。时为414年，南凉亡。南凉建国凡十九年。北凉和西凉是临松（今甘肃张掖南）卢水胡沮渠蒙逊和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汉族世家李暠所分别建立。《宋书》卷九八《大且渠蒙逊传》载“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依此，“卢水胡”，意谓卢水（今黑河）地区的胡人，没有表明这种胡人的族属。而沮渠既以匈奴的官职为氏，又取羌人酋豪之称，似可信其为匈奴人，而所部群众则有相当数量的羌人。
蒙逊的父亲，为前秦中田护军。蒙逊代父领部曲，以有勇略，多计数，为诸胡所推服。吕光建后凉政权后，蒙逊仍统率旧部，而叔父罗仇任西平太宁。399年春，吕光遣子镇东将军吕纂率罗仇伐西秦乞伏乾归，前军大败。吕光委罪罗仇，杀罗仇。是年四月，蒙逊求归葬罗仇于临松，宗姻诸部曲会葬者万余人。因杀吕光在临松所置官吏，与从兄沮渠男成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段业以蒙逊为镇西将军，临池太守，又领张掖太守。蒙逊多次受命征讨，均为段业立了战功。
蒙逊恐以雄武为段业所惮，内不自安，请为西安太守。段业怕他在肘腋之下，会发生重大的变故，也就答应了他。这时，段业以谋叛嫌疑杀了男成。蒙逊就借口为兄报仇，攻下张掖，杀了段业，自称车骑大将军，建号永安。这时是400年五月。敦煌太守李暠也在这一月起兵，自称冠军大将军、西胡校尉、沙州刺史，称庚子元年，与蒙逊相抗。至是，北凉和西凉都先后由后凉分裂出来了1。
1这里所说蒙逊建号永安和李暠称庚子元年，都在公元400年，即晋隆安四年，系据《宋书》卷98，《大且蒙逊传》。近人著书，多以永安元年为公元401年，当是依据《资治通鉴》卷112和《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西凉初建都张掖，后迁都酒泉。西凉的疆域，只有今甘肃的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县，是十六国中“地狭民稀”的一个国。西凉建国后的第十七年，即417年，李暠病死，子李歆继位。420年，西凉为北凉所灭，首尾二十一年。
北凉一直是西凉的一个劲敌，但战争中也互有胜负。420年，沮渠蒙逊声称东伐西秦乞伏炽磐，李歆想乘机偷袭北凉的张掖。实际上，他是上了蒙逊的圈套，在进军途中，西谅军遭到北凉军队的伏击，大败。李歆不肯撤兵，结果是所率步骑三万，全军覆没，李歆战死。跟着就是酒泉失守，西凉亡。北凉初在张掖建都。经过同南凉多次的战争，夺取了姑臧。412年，北凉迁都姑臧。沮渠蒙逊灭西凉后，取得酒泉、敦煌，河西走廊完全为其所占领，北凉全盛时，拥有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郡治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金城、西平、乐都等郡地，并且交通西域诸国。433年，蒙逊病死，子牧犍继位。四三九年，北魏主拓跋焘亲率大军伐北凉，包围姑臧。牧犍出降。北凉亡。北凉立国凡四十年。
北凉、西凉所在河西地区，也像淝水战前的前凉一样，是中原人户逃避战乱的一个地区，也是保持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个地区。苻坚时，曾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徒七千余人”。后来武威，张掖以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也有数千户。李暠对这些人作了安置，“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李暠“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长，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沮渠蒙逊也是汉化相当深的。他们与东晋和后来的刘宋，都有信使往来，并以藩臣自居，在文化上也有相当密切的联系。437年，北凉主沮渠牧键曾遣使至宋，献书一百五十四卷，其中包含《敦煌实录》十卷，《凉书》等地方性历史地理书和《周髀》、《甲寅元历》等算学、历法等方面著作。牧犍又向宋求晋赵起居注等书。
北凉是十六国中最后灭亡的一个。此后，北魏统一了中国的北方，结束了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第七节东晋的衰亡
淝水战后东晋的政局
淝水战后，东晋乘机收复了一些北方失地。公元384年正月，鹰扬将军刘牢之攻取秦之谯城。后上庸太守郭宝等又攻取秦之魏兴、上庸、新城、成固等地。八月，晋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帅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走，谢玄进据彭城（今江苏徐州）。九月，谢玄使彭城内史刘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张崇。张崇弃鄄城奔燕。牢之据鄄城，河南城堡皆来归附。十月，谢玄遣淮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军至琅邪，苻朗降。谢玄又遣刘牢之等攻占碻磝（今北东东阿），济阳太守郭满攻占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晋将军颜肱、刘袭，军于河北，遂克黎阳。谢玄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阳。东晋朝廷以谢玄数月之间连克秦之徐、兖、青、司、豫诸州，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385年正月，刘牢之进驻枋头，并曾一度进至邺城。三月，荥阳人郑燮以郡降晋。四月，蜀郡太守任权攻占成都，斩秦益州刺史李丕，东晋复取益州，以广州刺史罗友为益州刺史，镇守成都。公元386年，以前辅国将军杨亮为雍州刺史，进驻洛阳，保卫晋的祖陵。荆州刺史桓石民遣将军晏谦攻下弘农。这是东晋疆域最大的时候。
淝水战后，谢安功劳大，进位太保。谢安是想尽力协调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淝水战后一年，公元384年二月，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东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死，东晋朝廷拟以谢玄为荆、江二州刺史。谢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怕桓氏会因失官怨望，乃以恒石民为荆州刺史、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史，使桓氏仍掌握长江上游军政大权，保持住荆扬势力的平衡。谢安这样作，缓解了桓、谢两大家族的矛盾，却未缓解谢家和皇室间的矛盾。谢安功名既盛，孝武帝和他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猜忌谢安。为了避开矛盾，谢安自请出镇广陵之步丘，屯驻在新建的新城里。太元十年（385）八月，谢安死，晋朝廷以司徒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自此，道子继谢安掌权。
谢安执政时期，东晋政治上是安定的，谢安在门阀大族间执行平衡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但在他执政时期，社会凋弊，百姓受侵削而流亡的现象，仍很严重。淝水战后，刘波上疏指出：“今政烦役殷，所在凋弊，仓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371—372）以来，十分去三。”（《晋书·刘隗传附孙波传》）。
司马道子执政时期，政治更加腐败。前秦瓦解，北方分崩离析，东晋统治者却只是苟安江南，并无统一中国的大志。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一君一相，酣歌为务，官以贿迁，政刑谬乱。道子又好作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腐败的政治，加深了人民的痛苦。道子信佛，用度奢侈，民不堪命。当时有人就曾上疏，指出：“时谷贱人饥，流殣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晋书·简文三子·会稽王道子传》）对于道子的昏庸腐败和抓权，孝武帝也不满意了，他遂以王恭为兖州刺史、殷仲堪为荆州刺史、王恂为尚书仆射，以张大皇室而潜制道子。公元396年，孝武帝死，子司马德宗继位，司马道子摄政。道子委任王国宝、王绪，以对抗王恭、殷仲堪等。道子先以王国宝为中书令，兼中领军，后又任他为左仆射、领选举、加后将军、丹扬尹，领东宫兵。
安帝隆安元年（397），兖州刺史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等，以讨王国宝为名起兵。道子无奈，诛王国宝。王恭退兵还京口。
道子诛了王国宝，更任用宗室司马尚之、休之兄弟，企图削弱地方势力。道子为防王恭、殷仲堪再次起兵，就任儿子元显为征虏将军，并帅领卫将军府兵和徐州兵。
司马尚之“以藩伯强盛，宰相权弱”，劝道子“宜多树置以自卫”（《晋书·王恭传》）。道子便以王愉为江州刺史，并割豫州四郡使王愉为督。王愉为王国宝之兄，道子的同党。豫州刺史庚楷大怒，派人对王恭说：“尚之兄弟，复秉机权，欲假朝威削弱方镇，为祸不测。今及其谋议未成，宜早除之。”王恭以为然，又联合殷仲堪、桓玄共同起兵。桓玄为桓温之子，在荆州有很大潜在势力，复已任命为广州刺史，但未赴任，仍住荆州，欲待机夺取荆州。殷仲堪、桓玄共推王恭为盟主。王恭所依靠的是北府兵，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并不同意王恭二次起兵。
道子得悉王恭、殷仲堪、桓玄起兵的消息，忧俱不知所措，儿子元显却颇沉得住气。道子便以元显为征讨都督、假节，领兵讨伐王恭。元显使人劝说刘牢之归顺朝廷，许事成后即以王恭的位号授他。王恭出身于东晋第一号门阀，他虽依靠刘牢之，却又以牢之门第低微而轻视之，因使刘牢之深怀怨恨。刘牢之遂背叛王恭，投附元显。王恭兵败被俘，送建康斩首。
杨佺期、桓玄的兵到建康城外，殷仲堪至芜湖。刘牢之帅北府兵入京师，军于新亭。道子接受桓冲之子桓脩的建议，用计拆散桓、杨、殷的联合。未经战斗，桓、杨、殷便撤军回荆州。三人之间名义上还维持同盟关系，内心已是互相猜疑。
荆州兵退后，元显便谋篡道子之权。道子有病，又每日酣饮，无日不醉。元显使朗廷免除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自为扬州刺史。道子酒醒后才知道，但已无可奈何。
元显性苛刻，生杀任意，刚愎自用，不听别人意见。他想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但兵源不足，于是就“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晋书·简文三王，会稽王道子传》）。按晋朝制度，“客皆注家籍”，是主人的依附民。奴免为客，身份地位有提高，但仍属于主人，不能离开主人。发奴免为客者号曰乐属，乃是把私家的依附民收归朝廷，却还美其名是“乐属”，说他们乐于从属官府。客的主人失掉了客，不满意。客都已成家立业，令要移置京师，当然也不满意。元显此举，损害了以客为主要劳动力的地主们的利益，也失掉了客这一阶层的支持。上游荆、江等州已非元显所有，今又失掉扬州东土的人心。元显的这一措施，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成为孙恩起义的导火线。
孙恩起义孙恩，琅邪人，世奉五斗米道。其叔父孙泰，师事钱塘杜子恭。子恭死，孙泰传其术，借传教组织群众。“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煽集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晋书·孙恩传》）。道子诱斩了孙泰及其六个儿子。泰兄子孙恩逃亡海外。
安帝隆安三年（399）十月，元显征发免奴为客者兵役，引起了三吴的骚乱。孙恩乘机自海上回来，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鍼、吴郡陆环、吴兴丘■、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皆被杀。吴国内史桓谦、义兴太守魏隐、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等，纷纷弃城出奔。三吴地区，是门阀地主集中的地区。此次那些被杀和逃亡的地方官，大多是谢、顾、张、孔等族的人。
孙恩占有会稽后，自称征东将军。东晋朝廷以元显领中车将军，以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军事，领兵镇压孙恩起义。刘牢之也领兵协助谢琰作战。
隆安三年十二月（400年初），谢琰攻杀义兴许允之，破吴兴丘尪。谢琰屯兵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派司马高素领兵协助刘牢之向浙江（今钱塘江）推进。孙恩战败，率男女二十多万人退入海岛。刘牢之的军队到处掳掠，弄得“郡县城中无复人迹”（《资治通鉴》卷——一，晋安帝隆安三年）。隆安四年（400）五月，孙恩再次从浃口（今浙江镇海东南）登陆，入余姚，破上虞。战争互有胜败。后孙恩攻克邢浦，乘胜径进，至会稽。会稽太守谢琰骄傲轻敌，孙恩兵到，他还未吃饭，便夸口说“当灭此贼而后食”。双方一交战，谢琰及二子均被斩杀。
冬十一月，东晋派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帅兵击孙恩。孙恩败，撤回海岛。
隆安五年（401）二月，孙恩出浃口，攻句章，为刘牢之所败，复走入海。三月，孙恩北趣海盐，为刘裕所败，转趣沪渎（今上海）。五月，取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孙恩浮海溯江至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这时，孙恩有战士十余万，战船千余艘。京师建康大震。东晋朝廷赶忙调集各地军队入卫京师。孙恩知建康有备，遂北走郁州（今江苏连云港），遣别将攻入广陵。孙恩军为刘裕所败，死伤甚多，军力大减。至沪渎，又为刘裕所败，遂又退入海岛。
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几年战争，起义军损失惨重，这次进攻，已是强弩之末了。孙恩进攻临海失败，知大势已去，便与部下一起投水而死。
桓玄的篡位在孙恩农民起义期间，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异常激烈，这主要是围绕着桓玄的夺权、篡位活动而展开的。
公元398年，桓玄、殷仲堪、杨佺期以讨司马尚之为名，进兵建业。后因王恭被杀，退回荆州。后来，桓玄火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东晋朝廷命他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和扬、豫八郡诸军事，兼任荆、江两州刺史。桓玄又以兄桓伟为雍州刺史，从子振为淮南太守，朝廷也只好依他。这样一来，桓玄所控制的地区，以荆州为基础，西起梁（今陕西省南部），益（四川），宁（云南），东抵建业近郊。
但桓玄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作皇帝。他写信给元显，指责朝政日坏，在朝君子不敢说话，致酿成孙恩之祸。元显看了信，非常害怕。谋士对他说，桓玄刚占据荆州，人情未附，应乘此时机，进军讨伐。元显决定发兵征桓玄，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自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
桓玄听得元显发兵，一面发檄文数说元显罪状，一面挥师东下，直指建康。历阳一战，俘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司马休之败逃。
元显所依靠的是北府将领刘牢之，但刘牢之率军投降了桓玄。元显不战而溃，被俘。桓玄入建业，杀元显。公元403年，桓玄废晋帝，自为皇帝，国号楚。
桓玄对于东晋腐败政治是想加整顿的。据《宋书·武帝纪》记载，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桓玄作皇帝没有几个月，就失败了。
北府兵是一支较强的军事力量，桓玄代晋后，对北府兵一直心存疑虑。
当时北府兵最高的将领是刘牢之。刘牢之先是背叛王恭投降元显，后又背叛元显投降桓玄，桓玄对刘牢之不信任，对北府兵也存有戒心。桓玄开始有计划地消灭北府兵中有影响的人物。他先借故杀了刘牢之，后又杀北府诸将。《晋书·桓玄传》记载：“玄又害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皆刘牢之之党，北府旧将也。”
桓玄对北府兵的疑惧并非是无端的猜测，北府兵确实足以构成对桓玄的威胁，日后，桓玄果然败于北府兵将领刘裕之手。刘裕在镇压孙恩起义中有勇有谋，已日露头角。桓玄对刘裕的军事才能是很赏识的，评价很高。但，因之也颇有疑忌。桓玄篡位前，他的从兄卫将军桓谦与刘裕密谈，探听刘裕的口气。刘裕说：“楚王（桓玄），宣武（桓温）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宋书·武帝纪》）桓谦高兴地说：“卿谓可尔，便当是真可尔！”桓玄篡位后，刘裕随徐、兖州刺史桓脩入朝。桓玄对王谧说：“刘裕风骨不桓，盖人杰也。”桓玄的皇后刘氏对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桓玄说：“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关河平定，然后别议之耳。”（《资治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参看《宋书·武帝纪》）这些都反映桓玄对刘裕又疑忌又赞赏的情绪。刘裕以劝进的手段和伪装的忠心取得桓玄的信任，但同时他却在京口和北府旧人刘道规、刘毅、孟昹、何无忌、诸葛长民等密谋推翻桓玄了。
安帝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在京口，刘毅在广陵，同日起兵。刘裕杀徐、兖二州刺史桓脩。刘毅杀青州刺史桓弘，领兵渡江至京口与刘裕军会合。众人共推刘裕为盟主，统众向建康进发。
桓玄听得刘裕等起兵，甚为震惊。如何对付，可以有两条战略安排。一是出兵东下迎战，一是在建康待敌。桓谦等主张前者，桓玄主张后者。桓玄说：“彼兵速锐，计出万死。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百我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复舟山（今南京市东北）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既至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宋书·武帝纪上》）桓玄虽这样决策，但因桓谦力争，遂一面以侍中、后将军卞范之屯复舟山西，桓谦屯复舟山东北，一面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率兵东向迎敌。
刘裕和吴甫之、皇甫敷的军队在江乘（今江苏龙潭）相遇。刘裕手执长刀，大呼冲阵，众皆披靡、裕手起刀落，斩吴甫之于军前。刘裕军进至罗落桥，又大败皇甫敷军，斩皇甫敷。吴、皇甫，皆桓玄之骁将。两将死，桓玄大惧。
刘裕军进至复舟山东。桓谦的兵，多北府旧兵，素畏刘裕，闻刘裕到，没有斗志，刘裕与刘毅分兵为数队，进突桓谦阵。刘裕身先士卒，将士皆殊死战，呼声动天地，无不以一当百。桓谦军大溃。
桓玄知桓谦等大军败绩，遂仓惶离开建康逃回荆州，收集战士，得二万多人，楼船、器械甚盛，遂又帅军东下，与刘裕大战于峥嵘洲（今湖北黄冈附近）。此战桓玄败北，被杀。桓家在上游荆州等地是有基础的，桓玄虽死，桓谦和桓玄从子桓振等在荆州继续抗击刘裕，有一年左右，才最后被消灭，桓玄退回荆州时，是带着东晋安帝一起走的。安帝是个白痴，又被刘裕迎回去，复了皇位。东晋军政大权，遂落入刘裕之手。
刘裕的专权和东晋的灭亡义熙五年（409），刘裕因南燕对边境的不断骚扰，率军北伐。四月，刘裕自建康出发，率舟师沿淮河、泗水，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南），留下船舰辎重，自陆路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所过之处，皆筑城，留兵守之，以防南燕人断其后路。
刘裕率大军过了大岘山天险，见燕兵没有防备，大喜过望，说：“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忧。敌虏已入吾掌中”（《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安帝义熙六年）。刘裕进军与南燕军战于临朐南，这一战役，是两军的主力决战。南燕几乎全军覆没，南燕主慕容超只身逃回广固。次年二月，刘裕攻破广固城，生擒慕容超，斩于建康。南燕王公以下被杀者三千人，家口投入者万余。南燕亡。
正当刘裕进兵南燕、围困广固的时候，孙恩的余部卢循、徐道覆想乘机袭取建康。徐道覆是卢循的姐夫。在孙恩失败后，卢循为了保存实力，接受了东晋任命的广州刺史官职，在广州住了五年零四个月。
410年二月，卢循与徐道覆分两路出兵。卢循自始兴（今广东韶关市西）攻长沙，走现今湖南一线，这是西线。徐道覆出南康、庐陵、豫章，走今江西一线，这是东线。
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自浔阳迎击徐道覆。两军战于豫章。何无忌大败，战死。刘裕闻讯，慌忙班师南归，自己只带几十个人，于四月间赶回建康。卢、徐合兵，沿江顺流而下，与刘毅的军队遇于桑洛洲（今江西九江东北）。毅军大败，辎重所弃，堆积如山。建康人心惶惶，有人主张过江暂避。卢、徐顿兵建康城下两个月，师老兵疲，给养困难，只好南撤，退守寻阳。此后，卢循、徐道覆与刘裕屡战不利，决计退军先取荆州，又为刘裕所败，遂退回广州。徐道覆退保始兴，因险自守。411年二月，晋军攻破始兴，徐道覆被杀。三月，卢循率部到广州，广州城已为刘裕从海路登陆的军队所攻取。卢循转战奔交州，兵败投水而死。自399年孙恩起义至411年四月卢循的失败，这次农民战争前后持续了十一年零五个月。
灭了南燕，又灭了卢循、徐道覆，刘裕开始整顿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东晋的政治社会问题，主要是门阀和豪强的土地兼并和对于劳动力的强占，致使广大人民流离失散不得温饱。刘裕的整顿，矛头也必然指向门阀和豪强。《宋书·武帝纪》记载：“公既作棘，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诛虞亮，是在义熙七年（411）。虞亮是门阀大族中以身试法之第一人。就在这一年，刘裕恢复了秀才、孝廉策试的制度，这就阻断了门阀士族的仕进之途。“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宋书·武帝纪》）州郡所送的不经策试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大约都是以门第关系进来的。刘裕“申明旧制，依旧策试”，一方面把决定权更多地集中在朝廷，一方面限制和打击了门阀和豪强的势力。
义熙八年（412）十一月，刘裕在江陵消灭刘毅的反对势力后，即下书整顿荆州、江州户籍租役和不利于民的一些征敛，规定：“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州郡屯田、池塞，诸非军团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巴陵均折度之，依旧兵运。原五岁刑以下，凡所质录贼家余口，亦悉原放。”（《宋书·武帝纪中》，下同）
东晋以来，山湖川泽多为门阀和豪强霸占。一般老百姓使用，要向他们纳税。公元413年，刘裕下令禁断这些人封固山泽。据《宋书·武帝纪》载：“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同年，刘裕规定实行土断法。他对桓温在兴宁二年（324）月庚戌颁布的土断法是很推崇的。他说：“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他请求“准庚戌土断之科”。
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实行过多次土断，成效显著的是桓温和刘裕这两次。刘裕这次土断，只有“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在整顿内政的同时，刘裕继续消灭地方割据政权并收复北方失地。
益州自义熙元年（405），即为谯纵所割据。那年，桓振在荆州作乱，益州刺史毛璩派蜀兵东下讨桓振。蜀人不乐远征，群推谯纵为主，攻陷成都，杀毛璩。谯纵自称成都王。义熙八年十二月（为413年初），刘裕以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众伐蜀。次年（413）五月，朱龄石至成都。谯纵逃出，自缢死。蜀平。
公元416年，后秦主姚兴死，子姚泓即位。姚氏兄弟子侄间展开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刘裕乘此机会，于八月间自建康发兵，北征姚泓。晋兵分五路出征，龙骤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将步兵自淮、淝向许、洛；一路趋阳城；一路趋武关；一路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一路自巨野入河。
晋军所向皆捷。
417年七月，晋军自河入渭攻长安。大破长安守军。后秦主姚泓兵败出降。后秦亡。
九月，刘裕到长安，杀了后秦投降的王公大臣，把姚泓送到建康，斩首示众。
取得了关中，刘裕的声望是树立起来了，这为他的篡位奠定了基础。但保住关中却是不易的。夏和北魏都在那里窥伺着，等待机会夺取关中，而让刘裕先夺取关中，是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在刘裕取关中之前，夏主赫连勃勃就说：“刘裕伐秦，水陆兼进。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岂能自固。吾验以天时人事，必当克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克长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诸将守关中。待裕发轸，吾取之若拾芥耳。”（《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崔浩对北魏主拓跋嗣的话，也持这种看法，他说：“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虎。虽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趋尚不同，适足为寇敌之资耳。愿陛下按兵息民以观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可坐而守也。”（《资治通鉴》卷一一八安帝义熙十三年）
刘裕有一得力大臣叫刘穆之。刘裕领兵北伐，刘穆之留守建康，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史称其“决断如流，事无雍滞”（《资治通鉴》卷一一七）。刘穆之病死。刘裕一怕朝中有变，二来他本无久留关中之心，于是便匆匆南返。他以十二岁的儿子义真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雍、东秦二州刺史，镇守长安。留下为争功而不和的王镇恶、沈田子等人辅佐义真。沈田子对刘裕说：“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刘裕说：“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害，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又私对田子说：“锺会不得遂其乱者，以有卫瓘故也。语曰：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
刘裕东返后，夏主赫连勃勃即向长安进兵。沈田子忌恨王镇恶，诬镇恶谋反，把他杀害。义真的长史王脩，以擅杀之罪杀田子。义真年少，用度无节，王脩常加以裁俭。义真不高兴。有人乘机陷害王脩，说王镇恶本是谋反，沈田子把他杀了，王脩杀田子是自己在谋反。义真信以为真，又把王脩杀了。夏主赫连勃勃得知长安政局的混乱，即迅速攻占长安附近的咸阳。义真在长安呆不住了，纵兵掠夺，多载宝货妇女，撤离长安。勃勃派兵追杀。义真大败，藏匿草中，只身逃回建康。刚刚收复的关中，又失掉了。十二岁的义真，回建康后只是降职处分，作了建威将军、司州刺史。
附：西晋世系表东晋世系表十六国简表刘裕回建康后，于公元420年废晋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历史上以这一年为南北朝开始的年代。这时，北魏已不断强大，但北方尚存在西凉、北凉、北燕、西秦和大夏。一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才在全中国境内正式形成。
十六国简表国名创建者建立年代民族亡于何国成——汉李特——李雄304氐巴347年亡于东晋西晋未年建立的两国汉——前赵刘渊——刘曜304匈奴329年亡于后赵国名创建者建立年代民族亡于何国后赵│石勒319羯350年亡于冉魏前燕慕容皝337鲜卑370年亡于前秦前凉张茂320汉376年亡于前秦东晋初年建立的四国前秦苻健351氐394年亡于西秦后秦姚苌384羌417年亡于东晋后燕慕容垂384鲜卑409年亡于北燕西秦乞伏国仁385鲜卑431年亡于夏后凉吕光385氐403年亡于后秦北凉沮渠蒙逊401匈奴439年亡于北魏南凉秃发乌孤397鲜卑414年亡于西秦南燕慕客德398鲜卑410年亡于东晋西凉李暠400汉421年亡于北凉夏赫连勃勃407匈奴431年亡于吐谷浑淝水战后建立的十国北燕冯跋409汉436年亡于北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