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的暴政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皇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皇朝，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秦始皇作为这个皇朝的创立者，在结束长期以来的诸侯割据局面，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确立封建制度等方面，也作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
但是，秦皇朝是通过长期兼并战争，依靠军事手段建立的封建政权。它的许多将士往往是屡建战功，拥有食邑和大量田宅的军功地主。而一旦兼并战争结束，这些曾转战南北，立过汗马功劳的军功地主，又很快成为封建国家各级统治机构的官吏。
因此，军功地主是秦皇朝的主要社会支柱和阶级基础。秦代地主阶级的统治，主要是军功地主的统治，而秦始皇则是以军功地主为主的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封建社会初期，地主阶级，包括军功地主在内，无疑还是一个新兴的阶级，有其积极、进取的一面，但也有其贪婪、残暴的一面。特别是军功地主，作为趁割据混战之机而兴起的暴发户，对土地、财物具有极大的贪欲；同时，由于靠战争发迹，因而又极端迷信暴力，主张严刑峻法，“权制独裁”，实行封建专制主义。而且随着兼并战争的结束和封建制的确立，这些阶级劣根性更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所以，实行暴政，加强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实为有秦一代政治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尊奖兼并之人”，维护奴隶制残余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出现土地兼并的现象。秦皇朝建立后，由于“制人之财，既无纪纲，而乃尊奖兼并之人”1，因而土地兼并继续有所发展。当时，许多官吏和军功地主拥有大量田宅或封邑。公元前225年，王翦伐楚之前，向秦王政“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秦王当即回答说：“将军行矣，何忧贫乎！”2果然，以后，王翦之子王贲、孙王离被封为列侯，而列侯正是有食邑的。《续汉书·百官志》称：“秦爵，二十等为彻（列）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次于彻侯的关内侯，名义上虽然“无土”，但仍规定“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为了满足地主阶级首先是军功地主的土地贪欲，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还下诏“使黔首自实田”3，即命令地主和有田农民向国家如实呈报自己占有田地的数额，以论征收赋税。这实质上是在全国范围内，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确认封建土地占有权，公开承认土地兼并的合法性。
在秦皇朝的支持、庇护与纵容下，秦代地主阶级特别是军功地主侵夺土地，广占田宅，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1的状1崔寔：《政论》。
2《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3《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徐广语。
1《汉书·食货志》。
况。贫富悬殊严重，始皇“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贫者筑道旁”2。地主豪富“设房闼，备廐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3。他们横行乡里，为所欲为。“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4而贫苦农民失去仅有的一小块田地之后，只得为人佣耕，或被迫“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5，忍受沉重的剥削。他们虽然终生劳累，但仍“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6，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关于这种状况，我们从秦末农民起义的阶级队伍里找到证实。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就是一个没有或只有很少土地、“与人佣耕”的雇农。史称陈涉为“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7。陈涉领导首举义旗的戍卒九百人，也是“闾左”贫民。由此不难看出，秦末农民起义，究其社会根源，与战国至秦代的封建地主势力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土地问题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秦皇朝继续维护奴隶制残余。当时，不论是封建国家，还是私人地主，都拥有相当多的奴隶。睡虎地秦墓竹简经常提到的“隶臣”、“隶妾”、“隶臣妾”，就是国家的官奴婢。而它所说的“人臣”、“人妾”、“人奴”、“人奴妾”，则多指私人占有的奴婢。秦代官私奴婢仍然相当广泛役使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受着奴婢占有者的残酷压榨。他们有的被迫从事农耕。秦简《仓律》有给“隶臣田者”供给口粮的具体限额。有的在手工作坊服役。秦律《工人程》有关于“隶臣”、“隶妾”、“小隶臣妾”等从事手工业劳动的规定。有的被迫承担官府和家内种种繁重的杂役。《史记·陈涉世家》称，修骊山墓的有“人奴产子”。《睡虎地秦墓竹简》也有“隶臣妾恒及为它事”、“为人仆养”的记载。秦代的奴隶制残余还受到法律的保护。秦简《法律答问》规定：奴婢的主人擅自杀死、刑伤、髡剃其子或奴婢，奴婢也不得“告主”。如果控告，则政府不仅不予受理，而且还应治“告者罪”1。还规定：“人奴擅杀子，城旦黥之，畀主”；“人臣”和“人妾”合谋盗卖主人的耕牛后潜逃，“当城旦黥之，畀主”2。“畀”，予也。对于触犯刑律的奴隶，秦皇朝既要依法治罪，而在治罪之后，仍要交还原主。这表明，奴隶完全是其主人占有的私有财产，而秦律倒是严格保护这种奴隶制占有关系的。
在秦代，奴隶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们被视为钱财或物品，可以供人们赏赐之用。秦律规定：“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3颜师古云：“购，设赏募也。”4能破获投匿名信者，即赏赐两名奴婢。如有更大的功绩，赏给的奴婢一定更多。秦简《司空律》还写道：“百姓有赀2《盐铁论·散不足》。
3陆贾：《新语·无为》。
4《汉书·食货志》。
5《汉书·食货志》。
6《汉书·食货志》。
7贾谊：《新书·过秦》。
1《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6页。
2同上书，第183、152页。
3同上书，第174页。
4《汉书·高帝纪》注。
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5赀赎债务，既可以一奴或一婢，也可用一头马或牛的劳役去抵偿。这表明，在秦律面前，奴隶只具有与牛马相同的价值。奴隶社会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此外，秦律还公然允许转借和买卖奴隶。《仓律》规定：“妾未使而衣食公，百姓有欲叚（假）者叚（假）之，令就衣食焉，吏辄被事之。”1《法律答问》还说：“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子小不可别，令从母为收。可（何）谓‘从母为收’？人固买（卖），子小不可别，弗买（卖）子母谓殹（也）。”2显然，秦代不仅存在着奴隶买卖，而且这种买卖还是合法的。繁重的赋役秦代的赋税十分繁重。有田租。秦律有关于“入禾”、“入禾稼”的规定。虽然秦代“租禾”的税率，史无明确记载，但从秦简里一再提到“入禾仓，万石一积”，“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不难看出，秦朝的田租无疑是很重的。还有户赋，按人口多少征收。秦律不仅规定征收户赋，还严禁“匿户”3，逃避负担。《淮南子·汜论训》云：秦代“头会箕赋，输于少府”。高诱注：“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赋，似箕然，敛人财多取意也。”《汉书·陈余传》亦云：“秦为虐政，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服虔注：“吏到其家，人人头数出谷，以箕敛之。”田租户赋之外，还有种种杂税苛捐。种田的要“入刍藁”，而且不管是否种了庄稼，都要一律缴纳。“入顷刍藁，以其受（授）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4樵采渔猎的要纳“山泽之税”。甚至连在禁苑打死了一条狗，也要“皆入于公”，或“食其肉而入皮”1。诚所谓“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2。
秦代的徭役更是繁重到了极点。秦制规定：一般劳动人民年十五始服役，六十岁老免。一生中须为正率一年，屯戍一年，每年还要为更卒一个月3。国家规定的这些徭役本来已经很重了，但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额外徭役，有的甚至不计役期。如秦简《徭律》规定：兴徒以邑中之红（功）者，令緈（■）堵卒岁。未兴堵坏，司空将红（功）及君子堵者有罪，令其徒复恒之，勿计为繇（徭）。
县葆禁苑、公马牛苑，兴徒以斩离散及补缮之，辄以效苑吏，苑吏循之。未卒岁或坏■（缺），令县复兴徒为之。而无计为繇（徭）。4征发役徒修筑各种工程，必须担保一年，如不到一年，已有“坏缺”，就应重新修筑，并不得算入规定的服役时间，这不仅大大加重了徭役的负担，而且给任意“兴5《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5页。
1《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8页。
2同上书，第201页。
3同上书，第222页。
4同上书，第27—28页。
1《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6页。
2《汉书·食货志》。
3参阅《汉书·食货志》。
4《睡虎地秦墓竹简》，第77页。
徒”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认为需要，就可以随时征发徭役。
秦始皇大兴土木，连续不断地在咸阳及其它许多地方修筑宫室殿观。早在兼并六国过程中，秦每破一诸侯，始皇就派人“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这些风格各异的大型建筑群，“殿屋复道周阁相属”5，还将从各国掳掠来的美女和乐器充实其中，以供享乐。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始皇在咸阳渭南作极庙和甘泉前殿。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他仍感到已有的宫廷太小，于是改在渭南上林苑中大规模营建朝宫，先作前殿阿房。据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1。还在殿前为阁道直抵南山，在南山顶峰上立华表以为阙门；又在殿后修复道渡渭通达咸阳。整个建筑布局象征着天极紫宫星座的结构。为了建筑这座豪华而宏大的宫殿，秦始皇征发了数十万刑徒，砍伐了今四川、湖北、湖南一带的大片林木。“蜀山兀，阿房出”2的著名诗句就是由此而来的。除阿房宫外，秦代还有数以百千计的离宫别馆。“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而咸阳附近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观，还皆以“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秦始皇就经常行幸其间，连丞相群臣也“莫知行之所在”3。秦始皇不仅滥用民力，修建大量生前享用的华丽宫室，而且煞费苦心经营他死后的地宫。还在他即位之初，就穿治骊山（今陕西临潼境内），为自己修墓。统一六国后，又发全国各地刑徒七十余万人继续大规模营造。陵“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4。合今高为120多米，周长2167余米5。陵下“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1以陵墓为主体，附近还修筑了各种大型陪葬工程。现已发掘的三个秦兵马俑坑，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一号俑坑已出土陶武士俑五百余件，陶马二十四匹，木车六辆。估计全坑藏有陶俑六千个左右2。二号俑坑已试掘出陶兵俑二百二十三件，将军俑一件，陶马九十六匹，木质战车十一辆，如果全部发掘，大约会出土各种陶俑近九百件，陶马四百七十余匹，木车八十九辆3。三号俑坑有驷马战车一乘，武士俑六十八件4。这些出土的大量陶兵马俑，造型生动，神态逼真，而且与真人真马大小相似。它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珍品。据有关方面试验，在今天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复制成功一件原大陶俑，大约需要五、六人紧张劳动5《史记·秦始皇本纪》。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杜牧：《阿房宫赋》。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汉书·刘向传》。
5秦始皇陵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及人掘畜踩其封土堆渐趋缩小。1906年，日本人足立喜六曾测出其高约76米，周长约2006米。1962年，陕西省文管会测出其整形呈方锥体，高约43米，东西长345米，南北长350米，周长1390米。顶部南北24米，东西10米（《秦始皇陵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8期）。1《史记·秦始皇本纪》。
2《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1975年11期。3《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4《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文物》1979年12期。两个月。在当时要创制出成千上万件这样的陶俑，该要付出多少人的血汗和劳动呵！何况这还只是始皇陵整个工程中的一项。
值得注意的是，秦代除修阿房宫、兴骊山墓外，还有不少大规模徭役征发。其中有的征发，如筑长城，开灵渠，戍边塞，修驰道、直道等，虽然在客观上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在短期百役并兴，旷日持久，其结果也必然给人们造成巨大灾难。这一些还只是秦皇朝直接征发的徭役。至于地方，还有官府公舍及“公马牛苑”的兴建修缮等各种杂役，也无不征用民力。据统计，秦代全国人口约两千万，而每年被迫服役的不下二百万，以致丁男不足，又征丁女。秦代徭役之繁重，由此可见一斑！
严酷的刑罚如前所述，秦皇朝建立后，曾颁布过通行全国的法律。秦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严刑酷罚。特别是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秦得水德，水主阴，阴刑杀，因而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1。
从史籍和云梦秦简的记载看，秦的刑罚名目繁多，大约可分为死刑、肉刑、徒刑、笞刑、髡耐刑、赀刑、赎刑、废、谇，收、连坐等十二种2。而在同一种刑罚内，又按处死的方式、对肢体残害的部位，鞭苔多少，刑期长短，迁徙远近和赀罚轻重等，分为不同的等级。如死刑有戮、戮尸、弃市、磔、定杀、族、夷三族、枭首、车裂、腰斩、体解、囊扑、剖腹、蒺藜、凿颠、抽胁、镬烹，肉刑有黥、劓、刖、宫，赀刑有赀甲、赀盾、赀戍、赀徭，连坐有亲属连坐、什伍连坐、官吏和士兵上下级之间的连坐、荐举人与被荐举人之间的连坐，等等。按秦律的规定，各种刑罚既可单独使用，也可重复使用，还可两种、三种结合使用。如《法律答问》云：“人奴妾治（笞）子，子以■死，黥颜■”3。颜即额部，■为两颧。“黥颜■”，就是在额头和双颧均施以黥刑。又云：“擅杀子，黥为城旦舂。”“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趾有（又）黥以为城旦。”1这两条律文，前者是肉刑（黥）与徒刑（城旦）的合用，后者则是刖（斩左趾）、黥两种肉刑与徒刑（城旦）的合用。这种不同刑种的交错重复使用，使本来就名目繁多、用刑苛酷的秦代刑罚变得更加繁杂而残酷了。而这种种酷刑，又主要是针对农民和奴隶群众的。秦律对农民和奴隶往往是轻罪重刑，从严惩处。如规定：盗采人桑叶，赃不到一钱，应“赀徭三旬”2；甲盗不盈一钱，前往乙家，乙“见智（知）之而弗捕，当赀一盾”3。还规定：城旦舂毁折瓦器、铁器、木器，为大车折務（輮），辄治（笞）之。直（值）一钱，治（笞）十；直（值）廿钱以上，孰（熟）治（笞）之。41《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参阅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云梦秦简研究》第171—20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3《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3页。
1《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1、150页。
2同上书，第154页。
3同上书，第155页。
4同上书，第90页。
笞，实际上也是一种肉刑。服城旦舂的刑徒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只要对用器或工具稍有损坏，其损失虽只值一钱，就得鞭笞十下，如果值二十钱以上，竟可“熟笞之”，即不计次数地任意重打，直到打够为止。这种不加限定的行刑规定，实际上是给封建官吏任意残害人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
秦代“法繁于秋萘，而网密于凝脂”5。但秦始皇还不以此为满足，他往往滥施淫威，肆意刑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东游，行至阳武博浪沙（今河南中牟），“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今天下大索十日”。（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始皇微服行巡咸阳，夜出遇盗于兰池（今陕西咸阳市东郊），随行武士当即击杀盗，但始皇仍下令“关中大索二十日”。（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始皇幸梁山宫，在山上见丞相出行时车骑很多，心甚不快。当时大概有在其身旁的宫中随行侍者私下告诉丞相。丞相从此便减少了车骑。始皇知道后大怒，推断“此中人泄吾语”。于是“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这一年，始皇还借口儒生“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坑杀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人在东郡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始皇知道后，“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
始皇的这些暴行，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主要阶层。其中被诛杀的大多是劳动群众，但也有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儒生、博士，连宫廷内的“中人”也不能幸免。由于秦始皇“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因此，秦朝的许多官吏往往苛酷贪残，嗜杀成性。如范阳令便是一名“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1的刽子手。
秦始皇严刑酷罚，以暴力治天下，自以为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正如汉陆贾总结亡秦教训时所说：“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2陆贾这一论断，确是秦代历史的真实反映。
秦始皇的最后一次巡游及其猝死沙丘始皇的暴虐统治，直接把人民驱逐到了他的对立面，以至出现“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1的局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秋，朝廷侍者从关东至咸阳，夜过华阴（今陕西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玉挡道说：“为吾遗滈池君。”又说：“今年祖龙死。”说罢，置其璧而去。使者捧着璧具以奏始皇。始皇默然良久，只得故作镇定地说：“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转身又自我宽慰道：“祖龙者，人之先也。”乃使御府视其璧，却原来是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第二次巡游渡江时“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为了印证这种卦象，始皇便一面下令迁北河榆中（今河套地区北部一带）三万家，一面又开始筹划着第五次的5《盐铁论·刑德》。
1《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2《新语·无为》。
1贾山：《至言》，见《汉书·贾邹枚路传》。
巡游。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固然颇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剔除其神奇的表象，真实流露的则是人们对始皇诅咒与痛恨的心音！
始皇的第五次巡游始于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出游。随行的主要是左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少子胡亥最受宠爱，请求侍从，始皇许之。
秦始皇一行从咸阳出发，大约经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宛县（今河南南阳），十一月南下至云梦（今汉水、长江交汇处至洞庭湖一带湖泊区），望祭虞舜于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南）。然后沿长江东下，过丹阳（今安徽当涂东），抵钱唐（今浙江杭州市），临浙江。原来打算顺道在此渡江，但因浙江的这一段江面流急“波恶”，乃西行一百二十里，选择狭窄处渡江东南行，上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祭大禹，并在这里立石刻以颂秦德，这就是著名的《会稽刻石》。
《会稽刻石》文三句为韵，凡二十四韵，七十二句。刻石追述了秦始皇“平一宇内”，殄灭六国的历史功绩，赞扬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的集权统一的局面。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动荡不安和“淫泆”之风。刻石还反复强调“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防融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常治无极，舆舟不倾”1。《会稽刻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始皇晚年社会政治的潜在危机与问题。
秦始皇从会稽返回钱塘后，过吴（今江苏苏州市），从江乘（今江苏镇江市北）渡江，至海滨，乘船北上至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境）。琅邪，本是秦始皇以前巡游两次到过的地方，还曾在这里筑琅邪台，立刻石，派方士徐市等入海求仙人和神药。这次旧地重游，自然是为了亲自取得仙药，以便长生不老。可是，徐市等不仅求神药“数岁不得”，而且耗费巨大。为了免遭罪责，他乃谎称：蓬莱仙药本是可以求到的，但常为大鱼所苦，海船受阻，故不得至，请派善射者以连弩射之。始皇求药心切，连梦中也想到这类事，于是令入海者准备了捕杀大鱼的工具，并亲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可是从琅邪北至荣成山2，都未见大鱼。直至之罘（今山东芝罘半岛），才“见巨鱼，射杀一鱼”。秦始皇得到这点心理上的满足之后，便转陆路西行，经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抵平原（今山东平原南）。
车驾到达平原津时，正是盛夏季节，始皇突然患病。但这位封建皇帝特别怕死，厌恶言及“死”字，群臣更是“莫敢言死事”，以致病情日益恶化。始皇无可奈何，只得为玺书给远在上郡的长子扶苏，要他迅速“与丧令咸阳而葬”1。书已封，却被代管皇帝符玺的中车府令赵高劫持在手，未派人送走。七月丙寅，始皇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东北）。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却偏偏只活五十岁就离开了人间。
沙丘之变，二世“暴虐以重祸”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正义》云：荣成山“即成山也，在莱州”。又据清顾炎武考证，“荣”应为“劳”之误，荣成山当应劳、成二山之合称。说见《日知录》。
1《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死后，左丞相李斯以为主上崩于巡游途中，如果匆促宣布，“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将其尸体放在辒凉车中，由始皇生前亲幸的宦者参乘，每日照常上食，百官也依旧前来奏事，而由宦者从辒凉车中可具奏请。当时，知道始皇之死的仅李斯、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赵高，本是前赵国公族的疏远族属，生于隐宫，“世世卑贱”。始皇听说他“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其主管乘舆路车，又令其教胡亥决狱及律令法事，深得胡亥的宠幸。高有大罪，始皇使蒙恬之弟蒙毅治其罪。毅依法定其死刑，除其宦籍。但始皇以高敦敏于事，擅于迎奉，于是“赦之，复其官爵”2。赵高既骗取了始皇的信任，又得宠于胡亥，乃乘皇位替换之机，策划了窃夺朝柄的活动。
赵高擅自扣留了始皇临死前给扶苏的玺书，并对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还说：“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胡亥犹豫不决，不敢贸然行事。赵高又进一步鼓动道：“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1经过赵高这番教唆，二十岁的胡亥果然采纳了他废兄而立弟的计谋。接着，高又去游说李斯，声称始皇“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并说：“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2李斯受赵高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很快就与之沆瀣一气，共同“阴谋破去”了始皇封赐扶苏的玺书，“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3。又另为伪书给扶苏、蒙恬，诬其“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4，逼迫扶苏自杀，蒙恬被囚。这就是给秦朝统治带来了严重恶果的沙丘之变。赵高、胡亥、李斯的沙丘阴谋得逞后，随即从这里北上，经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抵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然后沿直道入关中。抵咸阳后，便为始皇发丧。胡亥以太子的名义袭帝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于骊山。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赵高为郎中令，居中用事。二世“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1，在原有暴政的轨道上走得更远了。
为了消灭异己，维持篡夺到手的政权，赵高、二世继逼死蒙恬之后，又制造了规模更大的残杀大臣宗室的惨祸。就在二世元年四月，赵高对二世说：“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二世听后非常惊恐，连问“为之奈何？”赵高毫不掩饰地说：2《史记·蒙恬列传》。
1《史记·李斯列传》。
2《史记·李斯列传》。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史记·李斯列传》。
1贾谊：《新书·过秦》。
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2赵高提出的这套消灭异己，培植亲信，诛戮故臣与宗亲的主张，二世言听计从，倍加赞赏。他重订了更为苛酷的法律，规定凡是群臣及诸公子犯了罪的，一律由赵高审讯惩治。赵高乘机报复泄怨，杀害蒙毅，先后戮死公子十二人于咸阳市、六人于杜（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公主十人甚至被活活裂其肢体而杀之。被株连者更是不可胜数。公子高本想奔逃，但怕遭致族灭，只得上书“请从死”，为始皇殉葬。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被囚后，仰天大呼“吾无罪！”悲愤流涕，“拔剑自杀”。于是，一时间，“宗室振恐。
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1二世、赵高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和掠夺，较始皇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继续大规模征发徭役，加紧赶修郦山墓。埋葬始皇时，二世下令，始皇后宫凡无子者，都要一律殉葬。为了防止在墓室内安装机弩矢的工匠泄露机密，竟在下葬后，关闭墓道羡门，将全部工匠闭死在墓内2。史称始皇葬于郦山之阿，曾“多杀宫人，生薶工匠，计以万数”3。二世埋葬始皇后，紧接着就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他提出：“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4于是，一度停建的阿房宫工程又重新恢复了。此外，还“外抚四夷”，征发大批贫苦农民戍守边地。又调集材官蹶张之士五万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由于大批人马聚集咸阳，粮草供应不够，只得下令郡县运送菽粟刍藁，并规定，所有运送粮草的人都必须自带口粮，不得食咸阳三百里以内的谷物。
二世、赵高昏庸腐朽，贪婪暴戾。“繁刑严诛，吏治刻深。”5“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重者为忠臣。”6如果说，秦皇朝在以前的一段时期内起过积极的作用，占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这时它在赵高、秦二世的把持下，就完全变成历史的恶性肿瘤，给人们带来的则是十足的灾难和祸害了。
秦的暴政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与冲突。残酷的剥削，使得“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1，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繁重的徭役，使广大农民“丁男被甲，丁女转输”，离乡背井，飞刍挽粟，结果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累死道旁，“自经于道树”，2《史记·李斯列传》。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汉书·刘向传》。
4《史记·秦始皇本纪》。
5贾谊：《新书·过秦》。
6《史记·李斯列传》。
1《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竟出现了“死者相望”2，“道路死人以沟量”3的惨状。而苛酷的刑罚，更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4，“劓鼻盈蔂，断足盈车”5，冤狱遍于国中，被刑者多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阴森恐怖的大监狱。面对这样黑暗暴虐的统治，人们为了摆脱苦难，死里求生，只有斩木为兵，揭竿而起。于是，在陈胜、吴广的倡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暴秦的农民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2《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淮南子·汜论训》。
4《汉书·刑法志》。
5《盐铁论·诏圣》。
第二节 陈胜、吴广起义
大泽乡起义
在秦始皇去世之前，已是民怨沸腾，反者四起。其中有的人，如彭越、英布、刘邦等已初步组织起具有农民起义性质的队伍。这种局面的出现，生动地构成了农民大起义的前奏曲。而始皇之死与二世、赵高的倒行逆施，则大大加速了大起义爆发的进程。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1“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2二世、赵高极端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使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劳动人民以及社会各阶层，都无法按原样生活下去了。“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僇。”3“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4社会剧烈震荡，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南北各地如同堆积着易燃的枯草，最高统治者恰似坐在那将爆发的火山口上。因此，只要有人率先振臂高呼，举起革命的火炬，就必然会使早已出现的分散的点点反秦星火，迅速燃遍各地，使微弱的前奏曲演成威武雄壮的场面。历史急需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也必然会涌现出来。于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高呼一举拉开了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5人，出生于一个地位极为低下的贫苦农民家庭。吴广，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一名贫苦农民。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朝廷强征大批“闾左”贫民去戍守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在今安徽、河南交界地区，有九百人被征调出发。陈胜、吴广在被征发之列，并被推定为屯长。这年七月，他们走到蕲县（今安徽宿县南）大泽乡（今宿县东南）时，碰到滂沱大雨，道路不通，延误了到达渔阳的期限。按照秦代法律的规定，误期就要一律处斩。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暴虐的统治，激起了九百名贫苦农民莫大的义愤。
在这紧急关头，陈胜、吴广共同分析了当时的情势与出路，一致认为，逃亡是死，起义也可能死。同样是死，倒不如起义反秦，为争国而死。陈胜还进一步提出：现在人们遭受秦的暴政之苦已经很久了！特别是秦二世作为始皇的少子，本不应继位，当继位的是长子扶苏。扶苏是由于多次劝谏秦始皇，引起始皇的不满，才被贬到边地去将兵的。“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1项燕原是楚国的名将，屡建战功，关怀士兵，深受楚人的崇敬与拥戴。现在有的人以为他死了，有的还说他逃亡在外。“今1贾谊：《新书·过秦》。
2《盐铁论·周秦》。
3《淮南子·兵略训》。
4贾谊：《新书·过秦》。
5阳城，今属何处，史学界迄无定论。主要有河南商水说、登封说、方城说以及安徽宿县说等几种看法。笔者以为商水说更为合理可信一些，故从之。
1《史记·陈涉世家》。
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2于是两人决定立即采取各种方式，制造反秦舆论，准备组织起义。他们先去找人占卜。占卜人深知其用意，便说：你们的大事本是可望成功的，不过，最好还是求求鬼神。“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3他们于是用丹砂写了“陈胜王”的帛书，悄悄塞进渔民准备出卖的鱼腹里。戍卒买鱼烹食时，发现了这种帛书，感到十分奇怪。夜间，陈胜又密令吴广潜入戍卒驻处附近荒野丛林中的神祠里，燃起若明若暗的篝火，学着狐狸的嚎叫声，高呼“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听到后更是惊恐不已。等到天刚亮，他们便以奇特的心情指目陈胜，纷纷传说着与他有关的“丹书”、“狐鸣”的奇闻异事。这时，在戍卒心目中，陈胜显然已是一位具有神奇色彩的人物了。
陈胜、吴广经过一番舆论准备之后，迅速采取果断措施。这时适逢押送戍卒的将尉喝醉了酒，吴广便故意一再扬言自己打算逃亡，竭力激怒将尉。果然，将尉一听吴广说要逃亡，就当众辱打他，而且拔剑刺之。一时间，戍卒们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吴广乘势夺剑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至此，陈胜、吴广实际上已是九百名戍卒的首领。他们下令把这批最早的反秦勇士们集合在一起，郑重地宣告：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这是一篇农民起义的誓言。它阐明了人们当时面临的严峻处境及可供选择的最佳出路，表达了革命农民蔑视秦代等级秩序，敢于斗争，宁死不屈的意愿，也是对传统的贵族血统论的有力抨击。陈胜、吴广的号召，得到了全体戍卒的热烈响应。大家搭起祭坛，祭以尉首。袒右盟誓，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号称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迅速组织起一支农民起义军，攻下大泽乡，一场空前未有的农民革命战争爆发了。
“张楚”政权的建立与反秦斗争的蓬勃发展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之后，立即如燎原烈火，四处燃烧起来。起义军首先攻蕲（今安徽宿县南），蕲下。接着，陈胜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自己则率主力向西北进击，连克铚（今安徽宿县西）、酂（今河南永城西南）、苦（今河南鹿邑）、柘（今河南柘城）、谯（今安徽亳县）等地。起义军进展迅速，屡战皆捷。大军所至，人们“赢粮而景从”。当起义军逼近陈（今河南淮阳）时，已是一支拥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卒数万人的队伍了。
起义军决定集中兵力攻陈。陈的郡守、县令都不在，只有郡丞率师抵抗。但他们一战即败，郡丞死。陈胜乃入据陈。陈原是西周、春秋时陈国的都城，又是楚的后期国都。秦灭六国后，还在这里设置郡、县治所，加强防卫，把它视为皇朝在东方的重要统治据点。所以，起义军顺利克陈，首战告捷，不仅直接打击了貌似强大的秦军，而且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起义军入陈后，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陈胜很快就在这里召集三老、豪2《史记·陈涉世家》。
3《史记·陈涉世家》。
1《史记·陈涉世家》。
杰等“皆来会计事”，决定正式成立农民革命政权。三老、豪杰一致认为，陈胜“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功勋卓著，宜立为王。在大家拥戴下，陈胜“乃立为王，号为张楚”1。《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史记·天官书》说：“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的《土星行度表》里还有以“张楚”纪元的确凿记载2。所以，“张楚”作为陈胜政权的称号或国号，应是确定无疑的。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李奇云：陈胜“欲张大楚国，故称张楚也”。颜师古注《汉书》引刘德说：张楚，“若云张大楚国也。”当然，陈胜这样做，并不是真正为了“复立楚国之社稷”，而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大家知道，秦的暴政，秦在故楚地区的残暴统治，曾使这里的人们产生过一种相当普遍的反秦暴政、眷念故国的社会心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人心思楚，群起反秦，这是故楚特别是陈、蕲一带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陈胜长期生活于这一地区，深知要在这里顺利地发动和组织反秦起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出兴楚的旗号，以此为天下唱。司马迁、班固称其张楚是为了“从民欲”1、“从民望”2，这是有见地的。
“张楚”政权的建立，使各地农民纷纷投入起义行列，“家自为怨，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3。《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陈胜为王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史记·陈涉世家》也说：“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在一段时间内，群起反秦的数百人以至数千人的起义队伍，各地多有，“不可胜数”。如早已“亡之江中为群盗”的刑徒英布等，这时就正式“聚兵数千人”以“叛秦”。在东阳（今江苏盱眙东南），人们亦杀其县令，“相聚数千人”，并有“异军苍头特起”4。在淮海之间，还有凌县（今江苏泗阳西北）人秦嘉、凌县（今安徽宿县西）人董緤、符离（今安徽宿县东北）人朱鸡石、取虑（今安徽灵壁东北）人郑布、徐县（今江苏泗洪南）人丁疾等，在“陈王初立时”相继起义。他们共同将兵攻郯（今山东郯城），一度把秦东海郡守庆围困在这里。还有，陈胜称王后，故鲁一带的许多儒生也“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委质为臣”。连孔子八世孙孔鲋（甲）也曾“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1。反秦起义席卷各地，“从之者如流水”。远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东瓯（今浙江南部沿海一带）、闽越（今福建沿海一带）等越族人民也参加了反秦斗争。当时，全国确已形成了天下共起反秦的形势。
在农民起义大好形势的影响与推动下，一些前六国的旧贵族和官吏也被卷进了反秦斗争的浪潮。原韩国贵族出身的张良，其“大父、父五世相韩”。秦灭韩后，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陈胜起义后，良“亦聚1《史记·陈涉世家》。
2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星占〉附表释文》，载《文物》1974年11期。1《史记·陈涉世家》。
2《汉书·陈胜传》。
3《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4《史记·项羽本纪》。
1《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
少年百余人”2以反秦。原齐王田氏宗族田儋，于齐亡后北至狄（今山东高青）。陈胜初王楚时，儋即佯为缚其家奴，从少年之县廷，假借请求秦狄县令杀其奴的机会，“见狄令，囚击杀令”3，随即与其从弟田荣、荣弟田横召集豪吏子弟以起兵。原魏宗室诸公子魏咎，故魏时受封为宁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人。“陈胜之起王也，咎往从之。”4还有与魏贵族有密切联系的“魏之名士”张耳、陈余，因受秦的悬赏缉捕，两人曾变易姓名，逃之至陈，“为里门监以自食”。陈胜入陈后，他们也求见陈胜，加入了反秦行列。农民大起义的风雷，搅动了社会的各个阶级与阶层。六国旧贵族卷入反秦的激流，一方面扩大了反秦的社会势力，孤立了统治集团，加速了秦皇朝的瓦解；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反秦往往是为存亡继绝，据地为王，恢复旧的社会秩序，夺回早已失去的天堂，因而不可避免地给整个斗争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与危害。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影响与危害日趋严重，以致酿成反秦队伍内部的分裂，并使陈胜农民起义军陷入了失败的困境。
陈胜起义军的军事进攻及其西征的失利随着反秦斗争形势的高涨和农民武装力量的壮大，陈胜以陈为中心，迅速组织起义军和各地反秦武装，分途出击，从几条战线上向秦皇朝及其统治地区发起攻势。
在东南一线，陈胜为了开拓后方，防止腹背受敌，继前已派遣葛婴徇蕲以东之后，又增派汝阴（今安徽阜阳）人邓宗进攻秦九江郡（郡治今安徽寿县），以控制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在北线，陈胜采纳陈余“请奇兵北略赵地”的建议，以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给予兵卒三千，使北上渡河，攻占原属赵国的地区。接着，又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在西线，以夺取关中为战略目标，兵分三路：一路以吴广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今河南荥阳）。一路由周文率领。周文，一名周章，陈之贤人也，习兵，曾为楚将项燕军视日，占卜吉凶。陈胜任命他为将军，使其经颍川，过函谷关，直捣咸阳。一路由铚人宋留率领，令其定南阳（今河南南阳），入武关（今陕西商南南）。各路起义军在广大农民群众和各反秦社会势力的拥护与支持下，“望屋而食，横行天下”1。他们“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为之糜费嵦动，云彻席卷，方数千里。”2面对起义军的凌厉攻势，秦兵“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3，于是，关东的大片土地和许多郡县很快便被起义军所占有了。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是吴广率领的军队顺利进抵三川郡，并围困了荥阳。荥阳本属军事要地，又是秦关中联接关东的重要通道，附近还有积贮大量粮食的敖仓。吴广一举包围荥2《史记·留侯世家》。
3《史记·田儋列传》。
4《史记·魏豹列传》。
1贾谊：《新书·过秦》。
2《淮南子·兵略训》。
3贾谊：《新书·过秦》。
阳，迫使丞相李斯之子三川守李由龟缩在荥阳城内不敢出战，这就牵制了秦的兵力，为其他诸路的进军创造了条件。二是周文率领的军队迅速穿过颍川、三川两郡，直入关中。当他突破函谷关（今陕西灵宝东北）时，已是战车千乘，兵卒数十万的大军了。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周文率领浩浩荡荡的大军，斩将搴旗，乘胜前进，一直打到秦始皇骊山墓附近的戏（今陕西临潼境内）。这里离咸阳只百来里了。
对于陈胜起义，二世、赵高开始本来很不介意，甚至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陈胜初起时，有一任谒者的朝臣出使东方后，回到咸阳，以所闻陈胜反秦事告二世。二世大怒，认为此等“群盗”小事，不足以闻于上，乃将这名谒者下吏入狱。不久，陈胜攻下蕲、陈。消息传来，二世召集博士儒生询问对策：“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多人都说：陈胜起兵，实为反秦，反者“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1。二世一听，便怒形于色。待诏博士叔孙通见情势不妙，只得随即阿顺其意曰：“诸生言皆非也。”今天下一统，兵革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2陈胜等只不过是“群盗鼠窃狗盗”之辈，何足挂齿！且各郡守将尉正加紧捕捉论罪，陛下完全不用担忧。二世听后，转怒为喜，当即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同时又令御史案治诸生，凡“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3从此，不论是官吏还是诸生，就再也没有谁敢在二世面前言及陈胜反秦了。
陈胜的反秦起义，并没有因秦二世的蔑视与否认而中止。相反，它如燎原烈火，迅猛异常。当周文西征至戏时，二世才如遇晴天霹雳，急忙采取两项极为凶狠的措施：一是采纳少府章邯的建议，大赦修骊山墓的数十万刑徒和人奴产子，并使其“悉发”以击周文军。二是命令守卫北边、修筑长城的三十万大军，由王离、苏角等率领，急速南下1，以便从侧翼夹击起义军。秦皇朝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军事镇压，给陈胜起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从整体上看，陈胜王陈之后，随即分途出击，大举西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西征的三路大军缺乏统一的指挥与调配，他们不是协同作战，而是各行其是，互不依托。周文进军至戏，固然是农民战争的巨大胜利，但面临的却是孤军深入、后无救援的险境。吴广长时间地被牵制在荥阳城下，欲攻不克，欲罢不忍，势必导致士气疲软，陷入僵局。而这些，又必然给章邯军队的反击以可逞之机，并进而引起这场农民战争风云的突变与形势的逆转。
凶狠狡诈的章邯似乎猜测出了陈胜西征军的战略弱点。他集中可以投入战场的全部兵力，首先猛击周文。周文及其军队本来就缺乏正面作战的经验，加之孤立无援，突然遭到章邯数十万因赦免而组合的拥有精锐兵器的强大军事力量的反击，虽出生入死，英勇奋战，但仍“尽败”于秦。周文被迫退出函谷关，固守曹阳（今河南灵宝东北），并在这里和章邯军坚持战斗了两个月，才退至渑池（今河南渑池西）。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十一月，1《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书·叔孙通传》。
2《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书·叔孙通传》。
3《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书·叔孙通传》。
1参阅朱绍侯《关于秦末三十万戍守北边国防军的下落问题》，载《史学月刊》1958年4期；张传玺《关于“章邯军”与“王离军”的关系问题》，载《史学月刊》1958年11期。周文又在渑池浴血奋战十余天，终因寡不敌众，再次大败。周文自杀殉难，“军遂不战”而溃。
章邯击败周文西征军之后，乘胜进逼荥阳。这时的吴广军队虽仍包围荥阳城，但实际上已是军心浮动，甚至在领导集团内也出现了分歧。吴广的部将田臧等眼见周文已败，而荥阳又久攻不能下，感到“秦兵旦暮至”，“秦军至，必大败”。于是主张以一小部分兵力继续围困荥阳，牵制李由的守军，而以全部精兵迎击章邯指挥的来犯之敌。本来，田臧提出这一作战方案不无一定的依据，起码较之吴广的作法略胜一筹。但他却不仅没有和吴广商议，反而认为“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1，因而竟假借陈胜的命令，杀害了吴广，“献其首于陈王”2。陈胜无可奈何，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任他为上将，使其指挥荥阳前线的大军。田臧取得军权后，乃使李归等屯守荥阳城下，自己则率精兵西进，迎击章邯，大战于敖仓。田臧战死，军队溃散。接着，章邯又直驱荥阳，与困守在荥阳城内的三川守李由夹击李归，破之，李归壮烈牺牲。至此，陈胜起义军西征的第二支主力部队也被残酷镇压了。
周文、吴广的西征军，是陈胜起义军的主力，是“张楚”政权的基石和支柱。这两支大军的失利与溃败，给陈胜的反秦革命事业造成了致命的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成为他由胜而败的一个转折点。
六国旧贵族的分裂活动与陈胜起义的失败随着农民起义形势的逆转和西征的失利，在整个反秦阵线内也出现了明显的碰撞与分裂。这主要是在革命高潮中卷入反秦斗争的六国旧贵族的割据分立活动的加剧。这些人以为天下方乱，正是实行政治投机之时。他们或互相倾轧，你争我夺；或霸占故国，自立为王；或公开与陈胜的“张楚”政权分庭抗礼，拒不服从调遣，甚至坐视秦皇朝对农民起义军的围剿而不救援。张耳、陈余接受陈胜委派，北略赵地至邯郸后，听到周文至戏败退的信息，便劝武臣速立为王，并说：“陈王起蕲，至陈而王，非必立六国后。”今将军已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镇）之”1。于是武臣乃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对于武臣的王赵，陈胜开始是反对的，甚至打算“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2。但为了减少反秦阻力，避免“又生一秦”，他仍接受柱国房君蔡赐的建议，遣使者前往贺之，令其“趣发兵西入关”以救周文。可是，张耳、陈余却劝武臣拒不发兵，说：“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3武臣因不西向发兵，而使故燕上谷卒使韩广将兵北徇燕地，又使李良略恒山（郡治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张黡略上党（郡治长子，今山西长治市西南）。但韩广北至蓟（今北京市）后，亦在燕故贵人豪杰的怂恿下，自立为燕王。而李良不久则举兵1《史记·陈涉世家》。
2《史记·陈涉世家》。
1《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张耳陈余传》。
2《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张耳陈余传》。
3《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汉书·张耳陈余传》。
反赵，袭击邯郸，杀武臣、邵骚，赶走了张耳、陈余。还有，周市也立故魏后宁陵君咎为魏王。田儋更以“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1，遂自立为齐王。
六国旧贵族的割据自立，不仅大大削弱了反秦势力，造成了反秦阵线内部的公开分裂，更严重的是直接牵制和孤立了作为反秦主力的陈胜起义军，给秦二世、章邯等镇压这支军队，扭转战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周文、田臧等就是在张耳、陈余、武臣拒不“西兵”的情况下遭致失败，整个陈胜起义也是在这些六国旧贵族热衷于分立割据、见危不援的困境中走向失败的。章邯继镇压周文、田臧西征军之后，接着便向陈胜起义军的政治中心陈及其周围进犯。这时，秦二世又增派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佐章邯以击陈胜。而对陈胜来说，由于上述种种客观原因以及自己军事上的轻敌2与失误，主力部队已丧失殆尽，剩下的可用于作战的兵力已为数甚少。在这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章邯为了尽快围歼起义军，一方面遣别将击邓说军于郯（今山东郯城），以便堵住陈胜至东北的退路。邓说军散走陈；另一方面则亲自以主力击伍徐于许（今河南许昌市东），以便打开攻陈的通道，伍徐军亦散走陈。章邯攻占陈的外围之后，便集中攻陈，守陈的柱国房君蔡赐死。紧接着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胜亲临督战。但因寡不敌众，张贺军破而死。秦二世二年腊（十二）月，陈胜走汝阴（今安徽阜阳）。不久，又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这时，陈胜本想且战且走，坚持战斗，但却不幸被阴险的御者庄贾所杀害。陈胜牺牲了，庄贾投降了秦军。
陈胜之死，引起了他往日的近侍“故涓人”将军吕臣极大的义愤。他组织“仓头军”，在新阳（安徽界首北）重新举起义旗，“攻陈下之”，杀了叛徒庄贾，并“复以陈为楚”1。与此同时，早先受陈胜重任的第三支西征军的主将宋留，本已下南阳，即将入武关。但当他听到陈胜死讯后，竟自行放弃南阳，使“南阳复为秦”。宋留既已改变反秦的政治立场，乃东逃至新蔡（今河南新蔡），不战而“以军降秦”。只是宋留的投降，并没有苟延自己的性命。他被押至咸阳后，被车裂而死。
吕臣首次夺回陈之后，秦左右校复攻下之。吕臣再度聚集被打散的军队，并与在鄱阳湖一带活动的英布起义军相会合，共同反击秦左右校。他们大破秦军于青波（今河南新蔡西南），又第二次夺回陈，再次“以陈为楚”。不过，由于陈胜已死，陈胜起义的大势已去，吕臣、英布等为了坚持反秦斗争，很快便加入了项梁起义军的行列。
陈胜起义失败了。但他的反秦事业在刘邦、项羽等人手里得到继续和完成。他所开创的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这次起义，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至二世二年腊（十二）月，前后只六个月2。陈胜之兴也速，其败亦速。究其原因，固已如前所述，有秦皇朝的残酷镇压，有六国旧贵族的分裂割据，也有自身的军事失误，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1《史记·田儋列传》、《汉书·田儋传》。
2据《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载：“陈王既遣周章（文），以秦政之乱，有轻秦之意，不复设备。博士孔鲋谏曰：‘臣闻兵法，不恃敌之不我攻，恃我不可攻。今王恃敌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无及也。’陈王曰：‘寡人之军，先生无累焉。’”
1《史记·陈涉世家》。
2秦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
陈胜及其“张楚”政权具有农民阶级不可克服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弱点与局限。
第三节 刘邦、项羽起义
刘邦沛县起义
刘邦（前256—前195年），字季，沛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亭是县以下的与乡并行的一种行政机构，主要职掌社会治安与邮传，也兼管服役刑徒的征调、押送一类的差事。刘邦就曾以亭长身份多次送刑徒去秦都咸阳。他在一次“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时，竟能自行扔掉当时不少人求之不得的亭长的吏职，果断地带领愿意跟随他的“徒中壮士”十余人，亡匿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闯荡江湖，静观时变。果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点燃了反秦的火炬，刘邦在黑暗中梦寐以求的光亮与机遇来临了。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起义后，风起云涌，从者如流，“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1。这年九月，沛县（今江苏沛县）周围已有不少地方为起义军所攻占，沛县辖区内也有人向往起义，跃跃欲动。面对这样的局面，沛县令惊恐不安。为了免遭起义军的屠戮，摆脱困境，另谋出路，他产生了“以沛应涉”，争取主动的意念，但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只得找县主吏萧何、狱掾曹参商量。萧何、曹参本是刘邦的同乡，均为沛人，又素有交往。“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徭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1从萧何与刘邦过从甚密的关系来看，刘邦隐匿芒砀之间，萧何当是知道的。所以当沛令言及这类事时，萧何便与曹参有意这样说：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2身为暴秦沛令，早已成为沛县子弟特别是其农民群众的敌手。那些深受其凌辱之苦的人们，怎能相信他会起兵反秦，并继续供其驱使呢！沛令自觉理亏心虚，无计可施，于是采纳萧何、曹参的建议，令樊哙往召刘邦。这时，刘邦已拥众数百人，活跃于江湖山林之间，俨然一支足以反秦举事的起义队伍了。
刘邦带着自己的队伍，跟随樊哙急速赶到沛县。这时，沛令却突然后悔起来。他担心刘邦至沛后，会影响他的官位，危及他的身家性命，于是下令关闭城门，加强守卫，还谋图杀害萧何、曹参。萧、曹深感形势危急，随即设法秘密越城投奔刘邦。刘邦得知城内发生突变，也相应地改变方略，起草了一份给沛城父老的帛书，捆在箭镞上射至城上，帛书写道：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3这是一份很有号召力的反秦檄文。它揭示了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天下共起反秦，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沛城父老也只有共起“诛令”，才能保全家室，这是唯一的出路；如果继续为沛令守城，为之卖命，其结果只会是“父子俱屠”，遭致“无为”的牺牲。帛书1《史记·高祖本纪》。
1《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书·萧何传》。
2《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3《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孤立了沛令，挫败了他负隅顽抗的企图；争取了民众，得到了沛城父老的响应。沛父老豪杰于是率领子弟少年攻打县府，“共杀沛令”，并打开城门，主动将刘邦及其队伍迎接到了城里。
刘邦入城后，大家想推他为沛令，但刘邦原来只是个小小的亭长，且沛城又不是他直接攻下的，因此不便贸然应允，只得推辞道：“天下方拢，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1当时最有条件被推择的，本是萧何和曹参。但这两人都尽力推让给刘邦。而在场的诸父老也都说：“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2于是，在大家出于不同动机的推举下，刘邦乃立为沛公。同时还在县庭里举行祠黄帝，祭蚩尤，衅鼓旗的仪式，“帜皆赤”，庄重地宣布反秦起义。
这里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刘邦为什么自称“沛公”而不称“沛令”？这是因为，刘邦本出生于故楚的沛县，为楚人，且在楚国生活了三十多年3。楚的国君称王，其县宰则是称“公”的。秦既亡楚，楚人亦欲亡秦。而陈胜起义后，又号为“张楚”，自立为楚王。所以，刘邦称“公”，不仅是对秦的“县令”之类制度的蔑视与摒弃，也是他响应陈胜，尊从“民望”，走反秦起义道路的明显表现。唐颜师古引孟康云：“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1所说甚是。刘邦开始起事，就明确提出反秦的斗争目标，并自视为陈胜起义的组成部分，是对其反秦起义的响应。至于旗帜“皆赤”，除为着附会所谓“赤帝子杀白帝子”的异闻，借以神化自己之外，大抵也会是秦的“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2的否定。所以，刘邦称“沛公”，“帜皆赤”，实际上是他反秦起义的标志，是他由草莽英雄至农民起义领袖在品格上与政治上的一次升华与超越。从此，他便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辅助与支持下，聚集起由沛县子弟及农民群众组成的三千人的起义队伍，加入了以陈胜为代表的农民革命的洪流。
项梁、项羽的会稽起义及其渡江而西就在刘邦起义的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项梁、项羽也在会稽（今江苏苏州市）举起了反秦的旗帜。
项梁，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楚国贵族之后，其父就是被秦将王翦所杀的楚名将项燕。项羽为项梁之兄子，名籍，字子羽（一字羽）。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起义的消息传至吴中，震撼了会稽郡。九月，会稽假守殷通慑于农民起义的强大威力，又素闻项梁贤能出众，多谋善断，乃召与计事。项梁说：“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时也。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殷通无计可施，只得寄希望于项梁。他慨叹道：“闻夫子楚将世1《史记·高祖本纪》。
2《史记·高祖本纪》。
3关于刘邦的生年，历来看法不一。一般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256年，即周赧王五十九年、楚考烈王七年。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楚王负刍五年）秦灭楚，时刘邦正三十四岁。参阅安作璋、孟祥才的《刘邦评传》第1页，齐鲁书社1988年版。
1《汉书·高帝纪》注。
2《史记·秦始皇本纪》。
家，唯足下耳！”梁见等待已久的反秦举事的良机已至，便献策说：吴有奇士桓楚，可召以将兵起事。但其“亡在泽中，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1。守通急于先发制人，摆脱困境，乃接受梁的建议，随即召见项羽。羽见守，即在项梁的授意与指挥下，猝拔剑击斩守。梁持守头，佩其印绶。一时间，门下人人惊恐，四处乱窜。羽奋力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摺伏，莫敢起”。梁迅速夺取了会稽郡府。接着，他便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2，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于是项梁为会稽守，羽为裨将，又选任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随即攻城略地，很快平定了吴中各县。项梁、项羽的会稽起义，给陷入困境的反秦斗争增添了新的巨大活力。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陈胜的部将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人召平奉命攻打广陵。进击过程中，传闻陈胜已经败走，秦章邯军即将追来，召平乃渡过长江，假借陈王令，拜项梁为张楚政权的上柱国，并命其“急引兵西击秦”3。梁受命后，乃率领江东精兵八千人渡江而西。至东阳（今江苏盱眙东南），汇合了故东阳令史陈婴的起义军两万人。渡淮之后，又汇聚了英布和蒲将军的部队。等到军屯下邳（今江苏邳县南）时，身任张楚上柱国重职的项梁，已拥众六七万人，成为张楚旗帜下的一支薪的起义大军了。
刘邦、项梁、项羽的反秦斗争与薛城之会随着刘邦与项梁、项羽的起义，在东南江淮一带的广大地区很快就形成了反秦斗争的热潮。秦二世二年十月，刘邦率军从沛县北上，首先攻胡陵（今江苏沛县北）、方舆（今山东金乡），连克两城。接着又大破秦泗川监平围攻丰邑的部队，并令雍齿守丰。十一月，刘邦引兵至薛（今山东滕州市南），再次大败秦军，杀秦泗川郡守壮。正当刘邦进展顺利，连战连胜之际，不料反秦阵线内部发生了争夺地盘的冲突，并导致了自己队伍的分裂。原来，受陈胜派遣北略魏地的周市，这时竟南下至丰、沛一带扩展自己的实力范围。他借口历史上魏一度东迁于丰，“丰，故梁（魏）徙也”，竭力策动雍齿背叛刘邦，归附于魏。雍齿本来就不愿追随刘邦，现经周市的一番威逼利诱，便公开“反为魏守丰”。雍齿的背叛，无疑是对刘邦的一次巨大的打击。他回师猛攻丰邑，仍不能取，只得暂时退守沛城，积蓄力量，设法争取新的援助。
秦二世二年正月，秦嘉、东阳宁君等率领陈胜起义军的余部，结集在留城（今江苏沛县南）一带，势力较强。刘邦往投秦嘉，请他给援兵以攻丰。但这时的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主要是秦章邯遣别将司马■将兵从陈郡北上，接连残暴血洗相城（今安徽濉溪市西），攻入砀郡（郡治砀，今安徽砀山南），大有进犯留、■之势。为了抵御司马■的进攻，刘邦与东阳宁君主动引兵迎战。初战于萧（今安徽萧县西北）西，不利；再战于砀（今安徽砀山南），激战三日，夺回砀城，并收编了部分砀郡士兵。不久，又攻克下邑（今安徽砀山）。经过这段时间近三个月的战斗与磨练，刘邦的部众已发展至万人左右。他自忖实力已明显增强，乃再度还击丰邑，但又未攻下。适逢这时项梁、1上引均见《汉书·项籍传》，《史记·项羽本纪》所载略异。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3《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项羽率领的数万大军已进驻薛城（今山东滕州市南），成为当时农民起义军中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刘邦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为了雪雍齿背叛之恨，乃北上至薛，投靠了项梁。
如前所述，项梁、项羽自江东渡过江淮以后，势力有了更快的发展。当时，陈胜的部将秦嘉置张楚政权的危难于不顾，竟擅自立故楚贵族出身的景驹为楚王，独占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东，企图阻挡项梁、项羽起义军的北上。项梁严正指出：“陈王先首争，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1乃率军进击秦嘉，追至胡陵（今江苏沛县北），秦嘉、景驹战败而死，其军归降于梁。项梁收降秦嘉余部之后，使别将朱鸡石、余樊君迎战章邯军于栗（今安徽夏邑），起义军失利。余樊君战死；朱鸡石战败，亡走胡陵。项梁引兵至薛，杀鸡石。这时，刘邦领从骑百余前来投靠项梁。项梁给与刘邦兵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在项梁支持下，刘邦带着已经扩充了的军队，第三次还击丰邑，拔其城，雍齿仓惶出走，远逃至魏。与此同时，项梁又使项羽别攻襄城（今河南睢县）。由于守城的秦军负隅顽抗，拒不投降，羽激战攻克后，愤怒地下令将秦的守城将士“皆阬之”2。襄城之战，初次体现了项羽勇于拼杀的战斗风格，但也表露了他近于残忍的旧贵族的劣根性。而这一点正是他以后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得知了陈胜已死的确切消息。他作为陈胜张楚政权的上柱国，为了稳定人心，增强起义军自身的内聚力，决定“召诸别将会薛计事”1，共谋反秦大略。刘邦也专从沛赶来参加了这一会议。会上，七十岁的居鄛（今安徽巢县）人范增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他提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为长久计，宜“复立楚之后”2。根据范增的建议，项梁乃找来已流落民间的牧羊人、楚怀王孙心，立以为楚怀王。又以陈婴为上柱国，封五县为食邑，与怀王共居于盱台（今江苏盱眙东北）。项梁自号武信君，掌握军政大权，成为各路起义军的实际首领。
如何评价薛城之会呢？主张“复立楚后”，固然是当时以项梁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领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与失误；但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一次农民起义，在那戎马倥偬的动荡之中，能召集这样的会议，它本身就是农民起义军的自我组织能力与斗争水准进一步提高的重要表现。它增强了“亡秦必楚”的信念，协调了各路起义军的行动，提高了反秦战斗力，成为秦末农民战争开始走向第二阶段的标志。如果说，这场革命战争在此以前，是以陈胜为首领和旗帜；那末，自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则是以项梁为盟主了。
薛城之会后，反秦的农民战争又迅速展开了。秦二世二年七月，项梁、刘邦冒着大雨引兵攻亢父（今山东济宁市南）。这时，章邯军正围困齐田荣于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田荣求救，项梁急速北上，大败章邯，解东阿之围。项梁又使刘邦、项羽攻克城阳（今山东荷泽东北），西败秦军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南）东。八月，刘邦、项羽进抵雍丘（今河南杞县），又破秦军，并一举斩杀了秦丞相李斯之子三川守李由。与此同时，项梁则从东阿挥1《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1《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戈南下，破秦军于定陶（今山东定陶）。在短短的两个月里，起义军攻城略地，五战五捷，杀死秦主将李由，屡次重创秦镇压起义军的主力部队；但这一些却使项梁“益轻秦，有骄色”1，自满自足起来。当时，宋义曾告诫他说：“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2但项梁未能听从宋义的劝告，更未采取加强防备的军事措施，以致为秦军所利用。秦“悉起兵益章邯”3，以优势兵力对定陶的项梁军营设下埋伏，然后在夜幕中冒雨发起突然袭击。项梁来不及组织反攻，便在一片混战中被杀身亡。
项梁的阵亡，是秦末农民战争中继陈胜被害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损失，它使开始出现新高潮的反秦斗争再次遭受了巨大挫折。当时，刘邦、项羽正联合进攻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项梁阵亡的噩耗传来，士卒为之震恐。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刘邦、项羽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调整战略部署。他们与将军吕臣主动避开秦军主力，率军东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这里为集结点，吕臣军驻彭城东，项羽军守彭城西，刘邦军屯彭城外围的军事要地砀县城。三面构成犄角之势，互相策应。不久，楚怀王又从盱台徙都彭城，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以刘邦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这一些措施，使当时陷入窘促局面的起义军摆脱了秦军的追击，保存了有生力量，强化了控制系统与指挥机制，为今后积极主动的军事进攻创造了条件。
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在秦二世矫诏即位、赵高居中用事之后，统治集团内就迅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争权夺利的矛盾。而农民起义的爆发与反秦斗争的高涨，更使这种矛盾与冲突，特别是赵高、李斯之间的争斗日益激化起来。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赵高利用任郎中令、职掌宫殿门户的机遇，恃宠专恣，“所杀及报私怨众多”。但他作贼心虚，深恐大臣乘上朝奏事之便，向二世告发他胡作非为的种种行径，乃对二世说：“天子所以贵者，但以声闻，群臣莫得见其面”故也。且陛下年纪又轻，即位不久，何必与大臣见面“决事”呢？如果决断的事万一有失误之处，反而会在群臣面前暴露自己的短处，有损天子的威严。因此，陛下今后应“深拱禁中”，有事可和臣等内廷侍从商定处理办法，有所准备。这样，大臣们就不敢再面奏疑难不当之事，天下也会称颂陛下为“圣主矣”1。昏庸的秦二世本来就沉溺酒色，怠于政事，听了赵高的奸计，于是“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从此朝中诸事便“皆决于赵高”2了。
赵高独揽朝政，引起了一向权势欲颇重的左丞相李斯的不满。赵高为了排斥异已，消灭政敌，便设法在二世、李斯之间播弄权术，竭力煽起二世对他的这位丞相的怀疑与忿恨。一次，赵高装着焦虑不安的神态向李斯询问道：眼下关东“群盗”日益增多，而今上却还在“急益发徭治阿房宫，聚狗马无1《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3《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1《史记·李斯列传》。
2《史记·李斯列传》。
用之物”1。丞相身居高位，为何不上朝谏阻呢？李斯说：我早就想进言了，但今时上不坐朝廷，我想见也没有机会。赵高见李斯已上圈套，便当即表示可代为语闻于二世。于是，他故意趁二世与宫女宴饮作乐时，要李斯前来奏事。李斯在宫门外三次求见。二世大怒道：我平常空闲的时间很多，丞相不来。现在“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2，丞相岂不是有意轻视我，存心和我过不去吗？赵高乘机煽动道：以往的沙丘之谋，丞相是参与了的。现在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却未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利禄，“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3。还有，丞相的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而在他的辖区里，陈胜等人的军队曾公行无阻，“过三川，城守不敢击”，还听说他们之间有“文书相往来”4哩！对于赵高的这番诬告，二世深信不疑。为了追查此事，他使人查“三川守与盗通状”5。李斯很快风闻了二世对他父子二人的怀疑，也自知这是赵高诬陷之所致，乃上书极言“赵高之短”。说高擅自作威作福，“与陛下无异”，且其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他是企图像过去宋子罕“劫其君”、齐田常代姜齐那样，取君位而代之。“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6但是，在赵高与李斯的这场争斗中，秦二世是明显倾斜于赵高的。他一向“雅爱”赵高，认为此人“契行修善”，“精廉强力”7。他不仅没有考虑李斯提出的问题，反而私下告诉了赵高。于是，火上加油，李斯、赵高之间的冲突与倾轧更加激化了。这时，农民起义正风起云涌，席卷各地。二世一方面加紧征调关中兵卒前去镇压，另一方面仍继续“戍漕转作”，劳民伤财。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维护既得利益，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和李斯向二世进谏道：“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止阿房宫作者，减四边戍转。”1可是，二世竟毫不以为然。他十分荒唐地提出：“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者就应该“肆意极欲”，为所欲为，而他自己这方面还是有其名“毋其实”，享乐得远不够哩！更何况戍边地、修宫室之事，本都是先帝开创的功业。他还说：现在“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2于是，二世下令逮捕冯去疾、李斯和冯劫。去疾、劫拒不受辱，愤然自杀。李斯被囚禁下狱。
李斯入狱后，二世使赵高审讯案治。高以“斯与子由谋反”的罪名，先收捕其宗族宾客，接着便对他施用酷刑，“榜掠千余”。李斯不胜其苦，竟招供诬服，承认有“谋反”之罪。但他又自恃有功，实无反心，乃上书二世，乞求二世能“寤而赦之”。可是赵高不仅扣下了李斯的奏书，还使自己的一群亲信和打手伪装成御史、谒者、侍中，对他轮番审讯。只要李斯稍一否认前供，“以其实对”，就会招来一顿毒打。不久，二世派人来复核案情，李1《史记·李斯列传》。
2《史记·李斯列传》。
3《史记·李斯列传》。
4《史记·李斯列传》。
5《史记·李斯列传》。
6《史记·李斯列传》。
7《史记·李斯列传》。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斯弄不清来人的意图，怕再受酷刑，不敢鸣冤翻供，终致屈招枉服。对此，二世自然也不会置疑。他还高兴地说：“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3于是就在李由被刘邦、项羽的农民起义军打死后不久，李斯也被夷三族，具五刑，论腰斩于咸阳市了。
冯去疾、冯劫、李斯已死，二世乃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1。赵高的擅权独断，既是秦统治集团早已存在的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又是新的争斗的开始。秦皇朝就是在农民起义的强大冲击及其无休止的内部倾轧中走向灭亡的。
巨鹿之战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后九月，章邯已破项梁。他也犯了骄傲的病，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这时，前已王赵的武臣，已在其内部争斗中为李良所杀，继之而王的乃故赵国王的后裔赵歇。赵歇称王后，居信都（今河北邢台市），以张耳为相，陈余为将，但他们还未站稳脚跟，就遭到了来自秦军的猛烈攻击。当时，首先率军进攻赵王歇的，是秦将王离。离，王翦之孙，“秦之名将也”2。他和涉闲、苏角率领的部队，原是秦始皇时戍守北边长城一线的主力军，是当时最精锐的秦兵劲旅。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二世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反秦斗争，命令这支军队急速东渡，经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南下，至信都，大败赵王歇，迫使赵歇、张耳等仓皇退至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王离随即团团围住了这座城邑。《史记·王翦列传》云：“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巨鹿城。”王离之众原为三十万，估计这时也还会有二十万左右。以如此之多的精兵，“攻新造之赵”，围困这样一座不大的孤城，其对赵歇、张耳威胁之严重，是可想而知的。
就在王离围巨鹿后不久，即秦二世三年十月，章邯也率二十余万之众北抵赵地。他首先接受了赵将李良的投降，接着便引兵入邯郸，大肆驱赶这里的居民，强徙他们至河内（今河南辉县、武陟一带），又平夷其城郭，毁坏其防御设施，企图把这座赵的故都变成废墟，以防赵国的再起。然后，章邯又北进至巨鹿南的棘原，下令筑甬道连漳水，通黄河，直达王离军营，使王离军有了源源不断的军需物资，特别是粮食的供应。王离兵多食足，又有章邯军作后援，因而不断地“急攻巨鹿”。而赵歇、张耳方面，巨鹿城内是“食尽兵少”，寡不敌众；城外虽有陈余匆促在常山（今河北定县、石家庄一带）收来的士兵数万人，驻在巨鹿北，但陈余“自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1。赵歇、张耳困守孤城，危在旦夕，只得四处求助，其中主要是数次派使者至楚，乞请楚紧急出兵救援。
楚作为当时农民战争的主力，在各路反秦势力中，最具备救赵的条件。
只是早在陈胜起义军西征受阻时，原赵王武臣及张耳、陈余曾违抗陈胜“趣发兵西入秦”的命令，拒不援楚。但这已是历史的往事。而且眼下的秦围巨3《史记·李斯列传》。
1《史记·李斯列传》。
2《史记·王翦列传》。
1《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视为历史对张耳、陈余等的分裂主义行径的一种惩处。所以，从更现实的大局考虑，楚是应援赵的。这是因为，救人之危，合楚、赵之力，有利于激励士气，壮大声势，出其不意地夹击敌人，从而获得战争主动权，争取决战的胜利。如果坐视不救，秦一旦灭赵，并进而击败北方其余主要反秦势力之后，必然举师南下，全力击楚，使楚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权衡利弊得失，楚怀王决定出兵救赵。他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宋义统领诸别将，号为“卿子冠军”，具体指挥救赵的各项军事活动。
秦二世三年十月，宋义率军北上。当他行至安阳（今河南安阳）时，竟置赵之危难于不顾，下令全军停止前进，并在这里滞留达四十六天之久。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项羽提出：“今秦军围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1宋义拒不接受项羽这一建议，不愿“急引兵”攻秦，却主张坐视秦、赵“先斗”，“我承其弊”，并宣布凡不服从他的主张和命令者“皆斩之”2。同时，宋义又私自打通与齐的关节，遣其子宋襄去任齐相，还丢下紧急繁忙的军务，亲身送之至无盐（今山东东平西南）。时正十一月，“天寒大雨，士卒冻饥”，而他却“饮酒高会”3。对于宋义这种贻误军机、擅离职守、徇私贪鄙、毫不怜恤士卒的行径，项羽极为义愤。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卒食半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并力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属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4显然，宋义不但不可能完成救赵击秦的重任，反而成了进军巨鹿的障碍物。为了排除这一障碍，项羽利用晨朝上将军的时机，即其军帐中斩宋义头，并宣布：“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籍诛之。”1军中将士对宋义本来早就不满，现在项羽既然为他们除了心头之恨，自然无不“慴服”，“莫敢枝梧”2。大家一致推举项羽为假上将军。使桓楚回报于楚怀王。怀王无可奈何，只得承认既成事实，遣使臣授命项羽为上将军，令其统领救赵大军。
秦二世三年十二月，项羽已杀号为“卿子冠军的宋义，威震楚国，名闻诸侯”3。他首先遣勇猛善战的当阳君英布和蒲将军将卒二万人渡过漳河，直奔巨鹿，以突然袭击方式，绝章邯运粮的甬道，切断王离军赖以生存的补给线，使之陷于“乏食”少粮的被动局面。接着，项羽乃统领全军抢渡漳河，然后下令“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4，以示拚死奋战的决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破釜沉舟”故事的由来。项羽军迅速扑向秦的前沿阵地，包围正处于饥饿之中的王离军，连续发起九次攻势，大破之，虏主将王1《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3《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4《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1《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3《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4《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离，杀苏角。涉闲不降楚，自焚而死。连章邯也被迫引兵退却。当是时，“楚兵冠诸侯”。燕、齐等各路军来救巨鹿，壁垒于其周围者不下“十余壁”，但都不敢纵兵以应战。及至项羽发起攻势时，他们也只能躲在壁垒内去惊奇地观望。“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5项羽已败秦军，乃召见援赵的各诸侯将领。这些将领为其盖世无比的威武气势所折服，“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6。从此，项羽被共推为诸侯上将军，成为各路反秦军公认的首领。
秦二世三年四月，项羽继全歼王离军之后，又“急攻章邯”7，章邯军节节败退。二世使人怒斥章邯。邯遣长史司马欣至咸阳请事，本想向二世、赵高奏明战况，请求增援。但赵高拒不接见，并“有不信之心”。长史欣只得惴惴不安地秘密奔回章邯军，还报章邯说：“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熟计之。”1适逢陈余这时也遗书章邯，劝其投降。正当章邯动摇不定，犹豫难决之时，项羽乃乘机首先令蒲将军破其军于漳河之南，接着自己又引兵再击其军于汙水（漳河支流）之上，大破之。至此，章邯企图顽抗的幻梦已完全破灭。他深知自己已是山穷水尽，进退维谷，除向农民起义军投降之外，已别无出路。而项羽也感到自己军粮不足，继续作战也有困难，乃于秦二世三年七月，在洹水之南的殷墟（今河南安阳市西），接受了章邯及其部将司马欣、董翳的投降。章邯降楚后，项羽立其为雍王。又以司马欣为上将军，将秦降卒西向进军关中。行至新安（今河南渑池西），项羽以“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2，恐其发生变乱，竟下令将这批二十余万人的降卒夜击杀坑死于新安城南。
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从秦二世三年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历时九个月，先后全歼王离军，迫降章邯军，一举消灭秦镇压农民起义的全部主力，取得了反秦斗争决定性的胜利，为刘邦入关，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在这一辉煌战役中，项羽的功绩则是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他不愧为秦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首领。
刘邦入关与秦的灭亡就在项羽北上救赵时，刘邦则分道扬镳，走上了西入关中的征程。
自楚怀王由盱台迁彭城后不久，农民起义军就确定了入定关中的战略决策。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后九月，楚怀王曾与各路将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1时秦的兵力尚强，在战争过程中，起义军常败北失利，因而许多将领都不敢也不愿率先入关。只有项羽出于对秦击败项梁军、杀死项梁的仇恨，自告奋勇，愿与刘邦一起西入关。但怀王的一些老将却认为，羽“为人僄悍猾贼”，“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像刘邦那样的“宽大5《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6《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7《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1《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1《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长者”“扶义而西”。“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2于是，怀王不许项羽，而遣刘邦率军西征。
刘邦接受入关重任后，随即聚集陈胜、项梁余下的散卒，由彭城至砀县（今安徽砀山南）。从这里出发，西北抵城阳（一作成阳，今山东菏泽东北）及其邻近的杠里，进攻秦军壁垒，破其二军。秦二世三年十月，刘邦再破秦东郡尉于成武（今山东成武）。不久，引兵至栗（今江苏沛县境），遇刚武侯（一说作刚侯武），夺其军四千余人，又收编魏将皇欣、武满的部队，攻秦军，破之。秦二世三年二月，刘邦攻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与彭越领导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相会合。西过高阳（今河南杞县西），遇到这里任里门监的儒生郦食其（音历异基）。刘邦接受其建议，袭击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获得了秦的大量积粟，又争取了郦食其之弟郦商的部卒四千人的支持与归附。刘邦为了嘉奖郦氏兄弟的功绩，激励士气，乃以郦食其为广野君，郦商为将，将陈留兵，与其一道攻打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南），未克。随即北上，与秦将杨熊首战于白马（今河南濮阳西南），再战于曲遇（今河南中牟县境），大破之。杨熊败逃至荥阳（今河南荥阳北），被秦二世下令处死。刘邦大败杨熊之后，开始把战场引向西南的颍川、南阳等地。这里物产丰富，兵源充足，既是秦统治中心在东面的屏障，又是进入关中的通道。刘邦在这一重要区域攻城略地，辗转奔驰了两个月。他先攻颖阳（一作颖川，今河南禹县南），屠其城，消灭了秦守城的顽固势力。又会合并运用张良、韩王成的兵力，略故韩的轘辕（今河南登封西北）、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地，下十余城。这时，赵遣别将司马卬南下，企图抢先渡河入关，争夺胜利果实。刘邦乃北攻平阴（今河南孟津北），绝河津，延阻了司马卬的入关进程。不久，他就与张良等一道从轘辕南下，经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向南阳挺进。
秦二世三年六月，刘邦率军进抵南阳郡的犨县（今河南叶县），秦南阳郡守前来迎击，战于犨东，秦军大败。刘邦乘胜穷追，翻山越岭，直抵南阳郡的治所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城下。退保宛城。刘邦攻城不下，急于尽快入关，乃绕过宛城，引兵迳直西行。张良劝谏说：眼下秦的兵卒还相当多，且据险而守。现在我军不坚决攻下宛城，轻率西进，一旦“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我们必然陷于前后夹攻，腹背受敌的“危道”1之中。刘邦感到张良的建议很有道理，当即命令军队在夜幕掩护下，偃旗息鼓，改从其他道路上迅速折回，并赶在天亮前完成对宛城的包围。等到黎明时分，南阳守发现自己已被困于重围之中，城破在即，走投无路，自觉一切均已绝望，便想自杀了事。这时，给他担任舍人的亲信陈恢说：现在的情势虽然非常危急，但也不必匆忙地自寻短见，出路总是可以找到的。于是，陈恢踰城去见刘邦，并说：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2《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1《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1陈恢的这番游说，旨在劝告刘邦止攻约降，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占有宛城，扩大影响，使西进通行无阻，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陈恢的这一建议，正好符合刘邦急速下宛与入关的迫切要求，因而很快就被采纳。七月，刘邦接受南阳守投降，封他为殷侯，又封陈恢千户。宛城以约降方式不战而下，随即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出现了“引兵西，无不下者”2的大好局面。刘邦进抵丹水（今河南淅川西）时，就有戚鳃、王陵率部前来归附，又招降了秦的西陵守军。在沿丹水南行，还攻胡阳（今河南唐河西南）时，又汇合了番君别将梅鋗的部队，并和他一起进攻析（今河南西峡）、郦（今河南南召南），析、郦秦军亦降。这样，宛城周围的许多城邑很快便为起义军所占领。八月，刘邦乘胜前进，一举攻克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于是，秦关中的南大门及其最后一道要塞也被攻破了。
刘邦的西征，从秦二世二年后九月开始，前后只用近十二个月的时间，就连克泗水、砀、东郡、三川、颖川、南阳等郡的广大地区，并突破武关，逼近关中。刘邦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就客观条件而言，主要是由于当时秦镇压农民起义的主力均已结集于河北，并先后为项羽所消灭，因而刘邦在进军途中，除了受到一些地方武装的分散狙击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这是历史的机遇。但能捕捉这种难得的机遇，成就其大业的，则离不开刘邦及其决策群体的自我奋进与作为。刘邦知人善任，从善纳谏，注意扩充军队，积聚实力，纪律严明，“所过毋得卤掠”1。作战时还能避实就虚，分化瓦解，迁回突袭，各个击破。这一些，更是他克敌制胜的基本因素。
刘邦的西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项羽消灭王离、章邯军之后，也加紧向西进军。正当关中处于南北两面夹击之时，秦统治集团内的矛盾也发展到互相残杀、不可收拾的地步。
秦二世三年八月，杀害了李斯的赵高为了进一步篡权，了解群臣对自己行径的反应，故意将一头鹿献给二世，并硬说它是一匹马。二世笑道：“这分明是鹿，怎能说是马？”又问左右群臣，群臣有的默不作声，有的“言马以阿顺赵高”2，也有的如实地说是鹿。结果，凡是言鹿的都遭到了赵高的打击与迫害。自是“群臣皆畏高”3，高也因此而更加肆无忌惮了。但是，历史的发展总不会以赵高的志愿为转移。特别是农民起义与反秦斗争的熊熊烈火即将烧进关中。“自关以东，大抵尽叛秦吏以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向”1，更使赵高惊恐不安。加之二世又曾“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2，他感到祸已临头。于是暗中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弟赵成密谋，又使守卫宫殿的郎中令为内应，由阎乐率吏卒千余人突然冲入二世所在的望夷宫，逼二世自杀。阎乐对1《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2《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项籍传》。
1《汉书·高帝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史记·秦始皇本纪》。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世说：“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叛足下，足下其自为计。”3二世要求见赵高，阎乐不许；“愿得一郡为王”，“愿为万户侯”，亦不许；最后要求“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4，阎乐仍不许。二世无法，只得自杀而死。
赵高逼死秦二世之后，于这一年九月立二世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又使人与刘邦联系，“欲约分王关中”5。刘邦这时的十万起义大军已逼近离咸阳不远的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夺取整个关中，已是指日可待。因而当即拒绝赵高的要求，打破了他的缓兵之计。秦王子婴也深知高居心险恶，又听说他企图“灭秦宗室而王关中”6，乃与二子合谋，刺杀高于斋宫，夷其三族以徇咸阳。同时，他还派军队加强对峣关的防守，企图抵挡刘邦的攻势。刘邦采纳张良的计谋，一方面在峣关周围的山上到处张起起义军的战旗，遍置疑兵，给秦军制造一种他们已被包围的假象；另一方面又派郦食其、陆贾往说峣关秦军守将，啗之以利禄，引诱他们答应归降“连和”，放松戒备。然后因其怠懈，引兵绕过峣关，从后面反击秦军，断其退路，大破之于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南）南。紧接着进至蓝田，再次大败秦军。至此，秦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也已被消灭，它剩下的只是一座咸阳孤城了。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领胜利的起义大军进驻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南），给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即位仅四十六天的子婴，茕茕独立，已无任何抵抗能力，只得“素车白马，系项以组，封皇帝玺符节”1，亲至枳道亭（今陕西西安市境内）旁向刘邦投降。一个盛极一时但却“政苛刑峻”的封建皇朝终于被农民战争摧毁了。
秦末农民战争，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开始，至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秦子婴投降刘邦为止，前后实际上只经历了两年四个月时间，但在历史上却产生过伟大的作用与深远的影响。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史记·秦始皇本纪》。
5《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6《史记·秦始皇本纪》。
1《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