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汉皇朝对全国的统一
公元25年六月，刘秀即皇帝位于鄗县（今河北高遇县南），重建汉政权。十月，刘秀收降了扼守洛阳的更始部队，进入洛阳，遂以洛阳为首都。因洛阳在长安之东，史称刘秀政权为东汉，而刘秀本人则称为汉世祖光武皇帝。对山东等地割据势力的平定刘秀既已消灭了更始和赤眉，等待他的历史任务是全国的统一。他必须与地主阶级内部各个政治集团、各派割据势力展开激烈的争夺。当时张步割据于山东，刘永割据于梁地，李宪割据于庐江，秦丰割据于南郡，还有自保河西五郡的窦融，称雄于天水的隗嚣，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以及与匈奴勾结的卢芳等各派政治势力。
在群雄之中，对刘秀威胁最大的是刘永。当时刘永雄据今豫东、皖北，与青州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连成一个颇大的军事同盟。因而当时的刘永实际上拥有鲁西、苏北、皖北、豫东广大的土地，专制东方，成为刘秀的劲敌。况且，刘永是梁孝王的八世孙，曾诏封梁王，在宗法中的地位，比刘秀有利，因此对刘秀的威胁最大。刘秀首先要翦灭刘永，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夏，刘秀派将军盖延攻陷刘永的首都睢阳（治今河南商丘南），刘永走山东兗州境内的湖陵（今山东鲁台东南）。但睢阳的百姓迎刘永，刘永再回睢阳，后来盖延再围睢阳，城中食尽。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永出走，为其部下所杀，永子刘纡继立为梁王。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八月，吴汉拔郯（今山东省郯城），斩刘纡。同年十月，耿弇与张步战于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大破之，张步斩苏茂以降，齐地平。建武四年九月，汉军围李宪于舒（今安徽庐江县南），六年正月，拔舒，获李宪。同年二月吴汉拔朐（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于是，刘永的势力，完全肃清。
与此同时，刘秀又遣别将南征秦丰于黎丘（今湖北宜城北），征延岑于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征田戎于津倻（今湖北沙市）。秦丰被俘；延岑、田戎皆亡入蜀，投奔公孙述。割据渔阳（今河北密云西南）的彭宠，为其苍头奴所杀，其奴投降刘秀。于是北自幽燕，南至荆襄，皆次第平定。
对公孙述等割据势力的平定东方虽平，但西南与西北，还是为众所割据。其中势力最大者为公孙述，其次为隗嚣，又次为卢芳。
当时公孙述据有益州之地，即今日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大部分地方。地势险阻，资源丰富。他北连隗嚣，东结延岑、田戎，称帝建号，以拒刘秀。他和刘秀一样，也欢喜玩弄图谶，诈欺愚民。他从谶记中找出汉运已尽，公孙当兴的预言，并常把这样的宣传品送到中原，与刘秀作精神战。这给刘秀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一定的威胁。
其次是隗嚣。当时隗嚣据有安定、陇西、天水、武都诸郡，即据有今甘肃省东南部地区。他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粮草充足，士马强壮，进可闯入关陕，退可自保边陲。而且隗嚣也有“素谦恭爱士”的名声，所以“名震西州、闻于山东”1。
再次是卢芳。卢芳据有晋、陕北部和内蒙一带，有匈奴做后台，而且卢芳造成一套假的谱系，宣言他是武帝曾孙刘文伯，常以此蛊惑群众，应该由他做皇帝。
刘秀面对这些割据势力，最初想用政治方法诱降，并首先解决势力较次的隗嚣。隗嚣之西是保境河西自守的窦融集团。刘秀有意与窦融联合，夹击隗嚣。史书说，刘秀“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据之以逼嚣、述。”2窦融曾参与镇压赤眉、绿林起义，新莽覆灭后，以军降更始。窦融见更始新立，关东形势混乱，他家累世仕宦河西，因此求任张掖属国都尉。更始败亡后，被张掖、武威、酒泉、金城、敦煌五郡长吏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窦融居属国，置从事监察五郡，据境自保。他先奉隗嚣正朔，后见刘秀甲兵最强，号令严明，有意投靠。刘秀知道河西殷富，兵马精壮，又地接陇、蜀，遣使联络，以孤立隗嚣。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归附东汉皇朝，任凉州牧。
窦融归附后，刘秀准备用武力进攻隗嚣，嚣遣使称臣于公孙述，公孙述派兵马援助隗嚣。建武七年秋，嚣将步骑三万侵犯安定，至阴槃（县名，今陕西长武县西北），汉将冯异率诸将拒之。建武八年春，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汉县，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嚣悉大众围来歙。公孙述派其将李育、田弇助隗嚣，攻略阳，连月不下。刘秀率领诸将西征，窦融率五郡太守及西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与大军会于高平第一城（在今宁夏固原），共击隗嚣。刘秀分兵数道上陇，迫使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部众十余万投降。建武九年（公元33年）正月，隗嚣病死，其将立其子隗纯为王。汉军乘机发动军事进攻，窦融率军配合夹击。十年十月，来歙等大破隗纯于落门（今甘肃甘谷县西），纯降，陇右平。
得陇望蜀。至此，东汉对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形成南北夹击的钳制攻势。刘秀发两路大军攻蜀。一路自北南下入蜀，一路溯长江而上。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吴汉奉命发荆州兵凡六万多人，骑五千匹，与岑彭在荆门（今湖北宜昌附近）会合。岑彭装战船数十艘，趁东风狂急，逆流而上，用火攻烧毁公孙述设防的桥楼，蜀兵大乱，汉军长驱直入，抵达江州（今四川重庆市），直指垫江（今四川合川县），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自北南进的一路，六月来歙与盖延攻克下辩（今甘肃成县北）。在乘胜前进中，来歙被公孙述暗中派遣的刺客刺杀，暂时受阻。公孙述以全部兵力重点防守广汉（今四川射洪县南）、资中（今四川资阳）一带。岑彭避实就虚，派臧宫将降卒五万从涪水而上，自分兵回到江州，溯都江而上，晨夜倍道进军、直拔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使精骑驰击距成都只数十里的广都（今成都市南），势如暴风骤雨，蜀地震骇。臧宫一路，晨夜进军，采取“多张旗帜，登山鼓噪”的策略，水陆并进，大破公孙述的延岑所部，迫使王元投降。十月，公孙述垂死挣扎，暗地派刺客诈降岑彭，将岑彭刺死。但吴汉奉命自夷陵（今湖北宜昌）率三万人溯江而上，继续讨伐公孙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1《后汉书·隗嚣传》。
2《后汉书·窦融传》。
春正月，吴汉围武阳，直取广都，派轻骑烧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桥。公孙述部下恐惧，日夜叛离。吴汉将步骑二万进逼成都，与公孙述八战八克，进军至成都附郭。当时，臧宫所部一路攻拔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破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又攻破繁（今四川彭县）、郫县（今四川郫县），与吴汉胜利会师。十一月，公孙述自将数万人攻吴汉。吴汉部下数万击之，述兵大乱。汉将高午奔阵刺中公孙述胸，公孙述当夜身亡。次日，延岑以成都投降，巴蜀平定上报。
最后剩下一个卢芳。因为有匈奴援助，刘秀屡次遣吴汉、杜茂往击，均不克。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卢芳知刘秀已统一中国，孤立不能相敌，乃逃亡匈奴。至此，全国统一的局面基本实现。
第一节 东汉皇朝对全国的统一
公元25年六月，刘秀即皇帝位于鄗县（今河北高遇县南），重建汉政权。十月，刘秀收降了扼守洛阳的更始部队，进入洛阳，遂以洛阳为首都。因洛阳在长安之东，史称刘秀政权为东汉，而刘秀本人则称为汉世祖光武皇帝。对山东等地割据势力的平定刘秀既已消灭了更始和赤眉，等待他的历史任务是全国的统一。他必须与地主阶级内部各个政治集团、各派割据势力展开激烈的争夺。当时张步割据于山东，刘永割据于梁地，李宪割据于庐江，秦丰割据于南郡，还有自保河西五郡的窦融，称雄于天水的隗嚣，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以及与匈奴勾结的卢芳等各派政治势力。
在群雄之中，对刘秀威胁最大的是刘永。当时刘永雄据今豫东、皖北，与青州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连成一个颇大的军事同盟。因而当时的刘永实际上拥有鲁西、苏北、皖北、豫东广大的土地，专制东方，成为刘秀的劲敌。况且，刘永是梁孝王的八世孙，曾诏封梁王，在宗法中的地位，比刘秀有利，因此对刘秀的威胁最大。刘秀首先要翦灭刘永，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夏，刘秀派将军盖延攻陷刘永的首都睢阳（治今河南商丘南），刘永走山东兗州境内的湖陵（今山东鲁台东南）。但睢阳的百姓迎刘永，刘永再回睢阳，后来盖延再围睢阳，城中食尽。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永出走，为其部下所杀，永子刘纡继立为梁王。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八月，吴汉拔郯（今山东省郯城），斩刘纡。同年十月，耿弇与张步战于临淄（今山东省临淄），大破之，张步斩苏茂以降，齐地平。建武四年九月，汉军围李宪于舒（今安徽庐江县南），六年正月，拔舒，获李宪。同年二月吴汉拔朐（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于是，刘永的势力，完全肃清。
与此同时，刘秀又遣别将南征秦丰于黎丘（今湖北宜城北），征延岑于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征田戎于津倻（今湖北沙市）。秦丰被俘；延岑、田戎皆亡入蜀，投奔公孙述。割据渔阳（今河北密云西南）的彭宠，为其苍头奴所杀，其奴投降刘秀。于是北自幽燕，南至荆襄，皆次第平定。
对公孙述等割据势力的平定东方虽平，但西南与西北，还是为众所割据。其中势力最大者为公孙述，其次为隗嚣，又次为卢芳。
当时公孙述据有益州之地，即今日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大部分地方。地势险阻，资源丰富。他北连隗嚣，东结延岑、田戎，称帝建号，以拒刘秀。他和刘秀一样，也欢喜玩弄图谶，诈欺愚民。他从谶记中找出汉运已尽，公孙当兴的预言，并常把这样的宣传品送到中原，与刘秀作精神战。这给刘秀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一定的威胁。
其次是隗嚣。当时隗嚣据有安定、陇西、天水、武都诸郡，即据有今甘肃省东南部地区。他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粮草充足，士马强壮，进可闯入关陕，退可自保边陲。而且隗嚣也有“素谦恭爱士”的名声，所以“名震西州、闻于山东”1。
再次是卢芳。卢芳据有晋、陕北部和内蒙一带，有匈奴做后台，而且卢芳造成一套假的谱系，宣言他是武帝曾孙刘文伯，常以此蛊惑群众，应该由他做皇帝。
刘秀面对这些割据势力，最初想用政治方法诱降，并首先解决势力较次的隗嚣。隗嚣之西是保境河西自守的窦融集团。刘秀有意与窦融联合，夹击隗嚣。史书说，刘秀“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据之以逼嚣、述。”2窦融曾参与镇压赤眉、绿林起义，新莽覆灭后，以军降更始。窦融见更始新立，关东形势混乱，他家累世仕宦河西，因此求任张掖属国都尉。更始败亡后，被张掖、武威、酒泉、金城、敦煌五郡长吏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窦融居属国，置从事监察五郡，据境自保。他先奉隗嚣正朔，后见刘秀甲兵最强，号令严明，有意投靠。刘秀知道河西殷富，兵马精壮，又地接陇、蜀，遣使联络，以孤立隗嚣。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归附东汉皇朝，任凉州牧。
窦融归附后，刘秀准备用武力进攻隗嚣，嚣遣使称臣于公孙述，公孙述派兵马援助隗嚣。建武七年秋，嚣将步骑三万侵犯安定，至阴槃（县名，今陕西长武县西北），汉将冯异率诸将拒之。建武八年春，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汉县，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嚣悉大众围来歙。公孙述派其将李育、田弇助隗嚣，攻略阳，连月不下。刘秀率领诸将西征，窦融率五郡太守及西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与大军会于高平第一城（在今宁夏固原），共击隗嚣。刘秀分兵数道上陇，迫使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部众十余万投降。建武九年（公元33年）正月，隗嚣病死，其将立其子隗纯为王。汉军乘机发动军事进攻，窦融率军配合夹击。十年十月，来歙等大破隗纯于落门（今甘肃甘谷县西），纯降，陇右平。
得陇望蜀。至此，东汉对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形成南北夹击的钳制攻势。刘秀发两路大军攻蜀。一路自北南下入蜀，一路溯长江而上。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吴汉奉命发荆州兵凡六万多人，骑五千匹，与岑彭在荆门（今湖北宜昌附近）会合。岑彭装战船数十艘，趁东风狂急，逆流而上，用火攻烧毁公孙述设防的桥楼，蜀兵大乱，汉军长驱直入，抵达江州（今四川重庆市），直指垫江（今四川合川县），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自北南进的一路，六月来歙与盖延攻克下辩（今甘肃成县北）。在乘胜前进中，来歙被公孙述暗中派遣的刺客刺杀，暂时受阻。公孙述以全部兵力重点防守广汉（今四川射洪县南）、资中（今四川资阳）一带。岑彭避实就虚，派臧宫将降卒五万从涪水而上，自分兵回到江州，溯都江而上，晨夜倍道进军、直拔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使精骑驰击距成都只数十里的广都（今成都市南），势如暴风骤雨，蜀地震骇。臧宫一路，晨夜进军，采取“多张旗帜，登山鼓噪”的策略，水陆并进，大破公孙述的延岑所部，迫使王元投降。十月，公孙述垂死挣扎，暗地派刺客诈降岑彭，将岑彭刺死。但吴汉奉命自夷陵（今湖北宜昌）率三万人溯江而上，继续讨伐公孙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1《后汉书·隗嚣传》。
2《后汉书·窦融传》。
春正月，吴汉围武阳，直取广都，派轻骑烧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桥。公孙述部下恐惧，日夜叛离。吴汉将步骑二万进逼成都，与公孙述八战八克，进军至成都附郭。当时，臧宫所部一路攻拔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破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又攻破繁（今四川彭县）、郫县（今四川郫县），与吴汉胜利会师。十一月，公孙述自将数万人攻吴汉。吴汉部下数万击之，述兵大乱。汉将高午奔阵刺中公孙述胸，公孙述当夜身亡。次日，延岑以成都投降，巴蜀平定上报。
最后剩下一个卢芳。因为有匈奴援助，刘秀屡次遣吴汉、杜茂往击，均不克。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卢芳知刘秀已统一中国，孤立不能相敌，乃逃亡匈奴。至此，全国统一的局面基本实现。
第二节 东汉的政治体制
东汉的创建者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一朝诸侯强横、权臣跋扈和外戚篡位的严重教训，为防止那些事件的重演，他采取种种措施，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以维护皇权的巩固。
加强朝廷集中的权力刘秀在争夺封建统治权的角逐中，不能不用利禄来笼络臣下。建武二年（公元26年），他刚即位不久，即封邓禹、吴汉等人为列侯，食四县之地，超过了西汉初年对萧何的封赏。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平定巴蜀公孙述之后，又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泽四十五人。对于功臣虽给以优礼厚禄，但不给功臣以实权实职，削夺他们的兵柄。功臣除了任边将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后汉书·贾复传》说：“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遂罢左右将军，复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帝方以吏士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当时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得与公卿参议大政，改变了西汉初年那种由功臣相继出任丞相，在朝秉政的情况。对于外戚在经济方面尽量优容，如光武帝郭皇后家号为“琼厨金穴”，但不让外戚干预政事，不给他们尊贵地位。马援功勋很大，但在明帝时，尚因身为外戚，竟不得列入云台二十八将功臣图像之内。当时，外戚授官也以九卿为限1。明帝还明令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2，并且还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不使有越轨行为。对于宗室诸王，则仅封与狭小国土，也严加控制。光武帝时，申明西汉旧制“阿附蕃王之法”，不让诸王蓄养羽翼。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刘秀下令郡县搜捕诸王宾客，牵连而死者以千数。明帝时，其兄楚王刘英，被告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图书，暗中封侯置吏对抗朝廷，遂以此被废自杀。穷治楚王之狱的结果，被株连而死徙的外戚、诸侯、豪强、官吏又以千计，被搜捕者达数千人之多。在行政制度上，刘秀虽然仍以三公（司徒、司空、太尉）担任宰相的职务，但进一步采用汉武帝重用内朝官员的办法，加重尚书的职权，扩大尚书机构，正式称为尚书台。凡机密之事全部交给尚书。如三公辟召官吏，须经尚书核准；尚书不仅能举正和劾奏大臣，而且还有搜捕和诛罚的权力。属于典章制度中例行的事，亦归尚书掌管，并有权作出改变或修正；国家大事，常由尚书商议决定，三公则奉行而已。尚书台成为代表君主意志而居于三公之上的决策机构。尚书台的长官叫“尚书令”，他的副手称为“尚书仆射”。尚书台下设六曹，曹的长官称“尚书”。六曹分别掌管各种政事：三公曹主管对地方官的考察，吏曹掌管官员的任用，民曹管理修缮营建，二千石曹主管刑法，南、北主客曹掌管少数民族事务。这样，尚书台官员统管了军政、吏治、司法等政治事务，真是“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而已。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1，拥有了朝廷的实际行政权力。三公名义上1《后汉书·明帝纪》及注引《东观记》。
2《后汉书·明帝纪》及注引《东观记》。
1《通典·尚书令》。
是宰相，并没有实权。刘秀“以吏士责三公”2，让三公只做一般官员做的事情，使他们名不副实。这种情况，延续了东汉一代。汉安帝时尚书陈忠曾说：“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3东汉末期政论家仲长统指出：“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1他们的话反映了东汉政府的实际情况。尚书台官员权力大，官职地位并不高，尚书令的秩禄是一千石，尚书仆射和六曹尚书才六百石，只相当于中级官员。由于尚书品秩低，易于控制。这种尚书台制度在东汉时期起到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作用。然而，皇权强固和相权微弱，在东汉后期皇朝衰败的条件下，却导致外戚宦官挟主专权，这是东汉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加强朝廷在地方上的权力在地方政权方面，光武帝刘秀裁并了四百多县。这相当于西汉末年县、邑、道、侯国数的四分之一。吏职减去了十分之九，边塞的亭候吏卒也陆续罢省了。这些措施主要为了减少开支，并使皇帝的政令更有效地达到地方，提高行政效率，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另一个重要改革，是光武帝废除了内郡的地方兵，即“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2。他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太守，以太守兼典郡兵。他取消郡内每年征兵操练的都试，让地方兵吏一律归还民伍。他废除内郡地方兵后，国家军队常常招募农民或征发刑徒组成，指挥权完全集中在朝廷和皇帝之手。这样就有可能加强皇帝镇压和控制的力量，减少州郡豪强掌握本地军队的机会。
地方政权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州的地位由监察区域逐渐变为具有郡以上一级地方政权性质的地方行政区域；刺史变为具有统郡职能的长官。刺史举动官吏，不再需要三公案验，即可黜免。史称：“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验，然后黜退。帝（光武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1刺史有了固定治所，只须年终派计吏奏事，不复自诣京师。《通典·职官典》指出：“汉刺史乘传周行郡国，无适所治。中兴所治有定处。旧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不复自诣京师。虽父母之丧，不得去职。”2这是一个逐渐的变化，到东汉末年才算完成。这样，州由监察区逐渐转变为行政区，地方行政区划由秦汉的郡县二级制，开始进入州、郡、县三级制。对豪强地主武装势力的妥协西汉后期，豪族地主势力有了很大发展。农民大起义和东汉建立之初，2《后汉书·贾复传》。
3《后汉书·陈忠传》。
1《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法诫》。
2《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建武七年（公元31年）。
1《后汉书·朱浮传》。
2《通典·职官》一四。
“豪右往往屯聚”，他们“起坞堡，缮甲兵，为在所害”3，称霸一方。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豪族，他靠着自己的地主武装，才得以扩大势力，抢得皇帝宝座。南阳郡和河北诸郡响应刘秀的人，多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族地主。那时，也有许多拥有武装的豪族地主，称为兵长、渠帅，雄张乡里，抗拒政令。这种人既不放弃自己割据乡土的武装，归附刘秀，又无力建号自守，与东汉统治集团公开抗衡。刘秀在建立统一封建政权过程中，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还尽量采取安抚手段对待他们，“营保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要在平定安集。”1但这些豪族地主中许多人物的欲望难以满足，这些“兵长渠帅，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2他们横行郡县，同官府相抗衡，甚至犯罪“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3。地方豪族势力，并未因东汉统一局面已经形成，而收敛其嚣张气焰。
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他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名为度田。度田的实际目的，除为了掌握确实的名籍和田数，以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族武装。但是，州郡官吏畏惧豪族，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农民。史称：“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4刘秀为了严厉推行度田命令，拿在皇亲贵戚集中的河南郡界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等人开刀，处死十多个州郡大吏。接着，郡国大姓和“兵长”便利用农民反抗官府情绪，发动叛乱。“处处并起，攻劫在所，杀害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5刘秀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手段，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切断这些人同原所在郡县的联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豪族武装转为隐蔽状态。度田在形式上也成为东汉朝廷的定制，然仅由郡县官吏岁时“案比”（案户比民），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度田事件表明，东汉建立伊始，各地豪族、郡国大姓势力即十分强大，东汉皇朝只能与之妥协。
儒家经学进一步神学化光武帝刘秀深知儒学是封建统治重要的精神武器，特别提倡儒家经学，并把谶纬神学与之紧密结合起来。谶原是预决吉凶祸福的预言，纬是对经书的迷信解释。谶纬神学，主要是把阴阳五行同儒家伦理学说更深入地搅合在一起，使之带上神秘色彩，而更具有欺骗性。但它自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谁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解释。因此，在儒家中对谶纬的态度不尽相同。今文经学家信谶纬，而古文经学家多不大相信，斥责它不合儒家经义。王莽末年，许多地主豪族起兵，都利用谶纬作为割据称雄的思想工具。刘秀3《后汉书·李章传》。
1《资治通鉴·汉纪》三二，建武二年。
2《后汉书·桓谭传》。
3《后汉书·桓谭传》。
4《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李贤注引《东观记》。
5《后汉书·光武帝纪》。
夺取政权也利用谶纬制造舆论，得天下后，遂极力宣扬谶纬，要求臣僚信奉。刘秀死前，更“宣布图谶于天下”1，命令全国都要信奉谶纬。
但刘秀压抑不信谶的古文经学家，并不能解决古、今文经学家的争执，更不能解决谶纬学中的矛盾。汉章帝为了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诸儒于洛阳的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对不同的意见，汉章帝亲自裁决。这样的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最后由班固总结，写成《白虎通议》（亦称《白虎通德论》）一书。这书是经学与谶纬学的混合物，中心内容是宣扬三纲六纪。董仲舒已经提出三纲六纪的伦理观念，《白虎通议》则将它进一步理论化，把它当作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和最高的政治准则。它明确提出“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1。它以唯心论的天命论为理论基础，并用某些自然现象与封建社会秩序比附，说明“三纲六纪”的“合理”。它神化皇帝，说皇帝享有天下，是“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是天命所决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又说皇帝和臣民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因此臣民要对君主竭尽忠诚，这是天意。进一步从理论上把以皇帝为总头目的封建政权神圣化，白虎观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白虎观会议后，马融注《孝经》、《论语》等书，使古文经学更加完整。他的门人郑玄以“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2为己任，注《周易》、《尚书》，著《天文七政论》等书，以古文经学为主，又杂糅经今文学。其实今文学用谶纬论证封建秩序神圣不可侵犯，古文学则以复古为名，反对现实的一切改革，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经历马融、郑玄一派的活动，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在古文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后汉书·郑玄传》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廪，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儒家经典今、古文之争的结束，适应了地主阶级用儒学统治人民思想的需要。
1《后汉书·光武帝纪》。
1《白虎通议·三纲六纪》。
2《后汉书·郑玄传》。
1《后汉书·郑玄传》论。
第三节 南北匈奴和西域各国
东汉初期的汉、匈关系自西汉以来，匈奴统治阶级内部，即存在对汉和好和对汉敌对的两种势力。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便是这两种势力的代表。王莽时，对匈奴实行错误的贬抑政策，汉、匈关系恶化。当时代表匈奴主和势力的乌累单于等死去，主张对汉敌对的势力遂跃居主导地位。两汉之际，匈奴的侵扰就多起来，并且还勾结和支持中原的地方割据势力，如割据安定的卢芳在匈奴的支持下占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郡（分别在今内蒙包头西北、杭锦旗北、托克托东北、和林格尔西北和山西朔县东南），同匈奴经常进扰北边。当时，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各地，都遭到匈奴骑兵的骚扰，杀、略、抄、掠甚众，北方不得安宁。东汉由于政权初建，经济疲弊，对匈奴只能采取防守为主的方针。光武即位，拜苏竟为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所谓“固塞”即消极防守障塞之意。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茂“屯田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古城营）、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以备胡”。他的任务主要是防守，更加明确。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段忠率诸郡弛刑徒配合杜茂镇守北边，仍是以守为主。故段忠发北边戍卒“筑亭候，修烽火”1，以加强防御的设备和力量。统一战争结束后，卢芳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逃入匈奴。在此前后不久，汉为了避免边境冲突，罢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今内蒙东胜境）；徙雁门、代（今山西阳高）、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等郡民六万余口于居庸关（今河北延庆东南）、常山关（今河北唐县西北、太行山东麓的倒马关）以东。这样，匈奴左部就得以转居塞内。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匈奴一度进至上党、扶风、天水等郡，成为东汉皇朝的严重威胁。
东汉初期，匈奴虽不断南侵，汉、匈关系处在对立状态，但汉、匈两族人民之间，在当时战争较少的河西走廊一带，尚能维持较为密切的经济交换关系。《后汉书·孔奋传》载：建武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甘肃武威县）称为富邑，通货羌（西羌）、胡（匈奴与杂胡），日市四合（每日交易四次）。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2按古时市集交易，通例一日三合，今一日四合，足见此地人货殷繁。姑臧是汉、羌、匈奴、杂胡各族杂居错处的地方，从东汉初年此地合市一日四次看，当时北方各族人民间的经济联系是相当密切的。
南匈奴的内附匈奴族的发展在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分裂为南、北二部。《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呼韩邪单于之孙、乌珠留单于之子比，在其叔父呼都而尸道皋单于舆即位时（公元18年），被封为右薁鞬日逐王，驻牧于匈奴之南，管领南边八部及乌桓之众，部属计有四、五万人。及单于舆死，子乌达鞮侯立，复死，弟蒲奴立（公元46年）。比既不得1以上参阅《后汉书·苏竟传》、《杜茂传》。
2《后汉书·孔奋传》。
立，遂生愤恨。当时适值匈奴地区连年旱灾、蝗灾，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亡大半。蒲奴单于恐怕汉朝乘其疲弊而出兵进攻，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命比遣使至渔阳郡（今北京密云县西南）请求和亲，企图缓和汉、匈之间的紧张关系。汉遣中郎将李茂前往报聘，而比则暗中派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诣西河太守，请求内附。事为匈奴两骨都侯发觉，密报于蒲奴单于，时比弟在单于帐下，闻之，驰以报比。比遂率其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南投于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比的祖父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曾依汉得安，故欲袭用“呼韩邪”的称号，于是遣使至五原塞（在今内蒙河套北）向东汉朝廷表示“愿永为藩蔽，扜御北虏”1。汉廷正苦于自开国以来，匈奴连年入侵，穷于应付，正可利用他的力量来保卫边塞，遂接受他的请求。同年冬，比遂自立为呼韩邪单于，于是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二部。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春，南匈奴单于比遣部属击北单于弟薁鞬左贤王，生获之；又破北单于帐下，并得其众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分立的南匈奴公开与北匈奴对抗，站住了脚跟。但需要东汉的支持与庇护，因此南单于比复遣使至京城洛阳，表示愿意“奉藩称臣”，贡献族中珍宝，请求派使者监护，愿“遣侍子，修旧约（重修稽侯珊与宣帝时的旧约）”1。汉朝为了支持他并控制他，乃于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派中郎将段郴等至南匈奴，帮助他设立单于庭帐于五原（今内蒙包头市西）西部塞八十里处，随后又让他入居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南）。
东汉朝廷大体上仿照西汉时对待稽侯珊的旧例，给南匈奴单于以优厚的礼遇。以诸侯王的礼仪，颁给南单于黄金玺，赐冠带、衣裳、车马、弓剑、甲兵、黑节、用具、乐器、黄金，以及大量的锦绣、缯、絮等物。又由河东郡转拨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接济他们。此外特设“使匈奴中郎将”一员（秩比二千石），“主护南单于”，将兵卫护之2。使匈奴中郎将下置安集掾史，带领弛刑徒五十人，持兵器，执弓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3。建武二十六年冬，因南单于对北单于交战不利，汉又命南单于将庭帐迁至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准格尔旗西北），并派遣使匈奴中郎将段郴等留驻西河郡，“为设官府、从事、掾史”。又由“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从此，南匈奴政权在汉的支持下，便稳定下来。
南匈奴和东汉的关系十分友好。南单于“岁尽辄奉奏，送侍子入朝”，贡献礼物及汇报情况。“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4贺正月，拜陵庙，汉照例派谒者护送单于使，并赠送大批缯綵、锦、食物，甚至南方珍果“橙、桔、龙眼、荔支”等物给单于及其家属、左右贤王以下至骨都侯有“功善”者，即有功劳和表现好的人员，“岁以为常”。另外，每一单于死亡，汉朝都派使者前往，“吊祭慰赐”，又赐大批缯綵，“令赏赐诸王、1《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南匈奴传》及《耿国传》。
1《后汉书·南匈奴传》。
2《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及《百官志》五。
3《后汉书·南匈奴传》。
4《后汉书·南匈奴传》。
骨都侯已下”1，并把这种做法列为常规。
南匈奴内附，边境安宁，原来内徙的边郡居民，多陆续回归本郡，南匈奴人口增殖，社会生产逐渐恢复。东汉初期，为躲避匈奴奴隶主侵扰，北方边郡人民纷纷内徙，边地空荒。南匈奴内附之后，边境安宁，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八郡，即今之甘肃庆阳、内蒙古河套、沿长城以北及晋北、冀北一带，人民陆续各还本土。南匈奴的人口，连同北匈奴陆续归附的及从战争俘虏的人口合计，到公元九○年前后，已有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多，胜兵五万多人2，较之内附时的四、五万人，竟增加四、五倍之多。沿边诸郡的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史称：“时南单于及乌桓来降，边境无事，百姓新去兵革，岁仍有年，家给人足。”3由于南匈奴人入居塞内，分布沿边各郡，与汉人杂居，因而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并且逐渐向东、向南迁徙。
北匈奴的衰落北匈奴退居漠北之后，社会经济极度萎缩，力量大大削弱。故于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永平七年（公元64年），多次遣使至汉，请求和亲。汉朝因怕重开边衅，才于永平八年答应合市，并遣使回聘。但汉与北匈奴的通使，引起南匈奴部分上层贵族的猜疑。以须卜骨都侯为首的一小撮人妄图借机叛乱生事，并企图勾结北匈奴的侵扰势力。事为汉朝发觉，乃采取紧急措施，设置一个“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将兵屯于五原郡曼柏县（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于西河郡美稷县，以防止须卜骨都侯的叛众与北匈奴交通。永平八年（公元65年）秋，北匈奴的侵扰势力遣骑兵入朔方接应南部叛众，因汉朝已作了准备，未能达到目的，遂愤恨“数寇抄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以致“河西城门昼闭”1。当时，北匈奴还胁迫西域诸国随同入寇2。
北匈奴的侵扰，对汉朝及中原封建社会的发展，是个莫大的威胁。正如明帝时耿秉说：“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3随着汉朝国力的加强，并在南匈奴的积极支持下，一个目的在于统一全中国的、征伐北匈奴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早在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朝就已派窦固和耿秉出屯凉州（治今甘肃清水县北），作为经营北伐的准备。次年，大发缘边兵，分四路出塞征伐北匈奴。这次出征，窦固与耿忠一路，率甲卒及卢水羌胡二万骑出酒泉塞至天山，击败呼衍王部，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留吏士屯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其余三路，因北匈奴闻风逃往漠北，没有取得什么战果。这次战役，为与北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创造了条件。
自东汉初年，南匈奴附汉后，北匈奴即加强对西域各国的控制。当时西1《后汉书·南匈奴传》。
2《后汉书·南匈奴传》。
3《后汉书·张纯传》。
1《后汉书·南匈奴传》。
2《后汉书·西域传》序。
3《后汉书·耿秉传》。
域南道的于阗王和北道的龟兹王都是北匈奴扶植的傀儡。北匈奴还派呼衍王部驻牧于天山、蒲类海一带，造成对河西走廊的直接威胁。所以永平十六年北征，窦固一路专击天山的呼衍王部；同时派班超经营西域。因此，汉、匈之间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激烈斗争，而汉与北匈奴之间的最后决战，势不可免。北匈奴内部矛盾重重，既有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又有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更有与其所奴役各族的矛盾。《魏略·西戎传》云：“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1这说明东汉初年以来匈奴奴婢由塞外亡匿于塞内的不少。东汉初，原受匈奴统治的乌桓配合汉军“钞击匈奴”，使“匈奴转徙千里”。于是乌桓大量徙入自辽东以西至朔方的十郡，“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2鲜卑自被冒顿单于击破后，受匈奴控制，未与汉联系；在“南单于附汉，北虏孤弱”后，才与汉“始通驿使”；其后在汉鼓励之下连年进攻北匈奴，“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3。北匈奴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其部众纷纷南下归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夏，其三木楼訾部落，在大人稽留斯等的率领下，有三万八千人至五原塞附汉。随后元和二年（公元85年），又有以大人车利、涿兵等为首的，凡七十三批，先后入塞归附。这大大削弱了北匈奴的力量。加以南匈奴的攻击，平时受其控制和奴役的各族乘机进一步反抗，“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4。北匈奴在漠北遂难立足，只得远远躲到安侯河（今鄂尔浑河）以西。章和元年（公元87年），鲜卑复从左地猛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这更引起北匈奴的大乱。有意内附的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二十万口，胜兵八千人，乘机纷纷南下，至朔方、五原、云中、北地附汉。这时，漠北蝗灾，人民饥馑，族内阶级矛盾尖锐起来，而北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兄弟争立，各部分势力纷纷离散。北匈奴的社会危机充分暴露出来。南匈奴欲乘机兼并北匈奴，请求东汉出兵北征。这一切为汉朝再度北伐，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汉朝大举征伐北匈奴的统一战争开始于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将窦宪、耿秉联合南匈奴，夹攻北匈奴于稽落山（今漠北西北部的额布根山），北单于遁走，汉斩首俘获甚众，先后接受归附计八十一部，合二十余万人，汉军追至燕然山（今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1。次年，汉复驱走北匈奴之守伊吾卢地者，夺回其地2，并派兵与南匈奴共出鸡鹿塞（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再击北匈奴。北单于受伤遁逃，仅以身免。永元三年（公元91年），汉复大举出击，耿夔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单于率领一部分人众“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3。匈奴奴隶制政权瓦解。从此，北匈奴退出了漠北地区。鲜卑族逐步西进，占据了匈奴故地。留驻原地的匈奴余众与迁入的鲜卑融合在一起，亦称鲜卑。附属于汉的南匈奴由于受鲜卑压迫，屯居于五1《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及注引《魏书》。2《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及注引《魏书》。3《后汉书·鲜卑传》。
4《后汉书·南匈奴传》。
1《后汉书·南匈奴传》、《窦宪传》。
2《后汉书·南匈奴传》、《窦宪传》。
3《后汉书·袁安传》。
原、朔方、云中、西河、美稷一带，并逐步向内郡移徙。此外，还有一股北匈奴势力长期活动于新疆北部，继续与东汉争夺对西域各国的控制达六、七十年之久。
东汉初年的西域西汉晚期，汉失去对西域的控制能力。王莽统治时，匈奴贵族乘机略取西域。但这时莎车力量强大。东汉初，莎车王康率领南道诸国与匈奴对抗，保护故都护吏士和家属。匈奴仅能控制北道诸国。因此，东汉初年，驻河西大将军窦融奉命立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其弟莎车王贤后自诈称大都护向各国发号施令，“重求赋税”1，并不断进攻龟兹等国。这时，北道诸国皆苦于匈奴“敛税重刻”2，都想联络东汉以驱逐匈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车师前王庭、鄯善、焉耆等十八个君长，都遣质子入侍，请求汉向西域派遣都护。但是刘秀正在巩固内部统治，没有答应西域各国的请求，遣还其侍子，厚加赏赐。莎车见汉都护不出，遂发兵攻破鄯善、龟兹等国，并废徙于阗等国国王。于阗将休莫霸在于阗人民支持下反抗莎车，大败莎车兵，自立为于阗王。休莫霸死，兄子广德立为王，乘莎车疲弊，率诸国兵围攻，擒杀莎车王贤并灭其地。于阗继莎车称霸南道。但后来于阗被匈奴和附属于匈奴的北道诸国联军所击败，被迫接受匈奴使者的监护。从此以后，整个西域南北道完全隶属于匈奴统治之下。而匈奴复得凭借西域的人力和物力，作为南侵东汉的后方基地。
明帝时，东汉在政局稳定、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开始发动进击北匈奴的战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耿忠率军出酒泉塞，击破呼衍王，追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占领伊吾卢（今新疆哈密西）。伊吾卢是“西域之门户”，而且是敦煌到车师大道上的食粮补给站。史称：“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其北（按：应为西）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1可知伊吾是汉、匈奴为控制西域，势在必争的关键地方。汉占领伊吾后，在那里设置宜禾都尉，留下部分军队，进行屯田，以巩固伊吾根据地。次年，窦固、耿秉进攻车师后部，后王投降；车师前王为后王之子，亦率众投降。至此，北匈奴势力退出天山东麓。东汉恢复了西域都护，以陈睦充任，并以耿恭、关宠为戊、己校尉，分驻车师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和前王部柳中城（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附近）2，为东汉使节通往西域恢复了安全的通道。同时，窦固派遣假司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
班超通西域班超（32—102），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人。青年时，常为官府雇佣抄写文书。当时，北匈奴不断向汉朝边境侵扰。班超气愤地投笔叹息：1《后汉书·西域传》。
2《后汉书·西域传》。
1《后汉书·西域传》。
2《后汉书·耿弇传附恭传》。
“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3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蒲类海之战，超多斩首虏有功。窦固看他有才能，遂任命他出使西域南道。
班超接受的使命，是联络西域各地的君长，使它们亲汉，而不被匈奴所利用。他没有统率军队，只带吏士三十六随从。他先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鄯善王开始对班超“礼敬甚备”，后来突然怠慢。班超判断是北匈奴也派使者来了，通过诈问招待他们的侍者，证实了这一事实。班超乃与随从三十六人计议：“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遂连夜用火攻突袭之计消灭了匈奴使者，持其头以示鄯善王。鄯善遂专心臣服于汉。班超因降服鄯善有功，由假司马升为司马，复受命到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于阗是当时新疆南道亲匈奴的地区，受匈奴使者监护。于阗王对班超“礼意甚疏”，并且听信妖巫的话，索取班超的马以祀神。班超佯许之，要巫自来取马。及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于阗王。于阗王震慑于班超在鄯善的威名，乃杀匈奴使者而投降。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到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疏勒王兜题是龟兹所立，非本国人，是北匈奴的党羽。兜题在匈奴的支持下，残酷压迫疏勒人。班超掌握了这个情况，派使者出其不意地将兜题抓获，另立疏勒前王兄子忠为王，解除了龟兹对疏勒的奴役，深得疏勒人民拥护，于是疏勒也归附东汉。至此，中断了六十多年的汉朝和西域的交通，得到恢复。
匈奴失去西域，势所必争。果然在第二年，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三月，北匈奴发动骑兵二万，反攻车师，包围金蒲城和柳中城。金蒲城在耿恭的坚守下，击退了匈奴兵。十一月，焉耆、龟兹攻杀都护陈睦1。同时匈奴又策动车师后王叛变，共攻耿恭于柳中城。在匈奴的包围下，耿恭激励战士，坚守不屈。粮尽援绝，“乃煮铠弩，食其筋革”。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东汉派耿秉屯兵酒泉，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兵及西域鄯善等地兵出援，会师柳中，大败车师和北匈奴，救出耿恭，车师复降。东汉无力固守车师，于是撤销都护和戊、己校尉，下诏征召班超回京。次年又撤退伊吾的屯田兵，西域门户又暴露于北匈奴骑兵之前。
汉从西域撤退，引起南道诸国的惊恐，他们惧怕北匈奴卷土重来，进行报复。因此，当班超奉命准备返京时，疏勒、于阗恳切慰留。疏勒都尉黎弇，竟至引刀自杀。班超行至于阗，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说：“依汉如父母，诚不可去！”竟至互抱班超的马足，不让他走。班超知道南道一些地区，可以信用，乃决心留驻西域，勒马回转，再定疏勒。当时西域北道诸国隶属于匈奴，南道则大多数服从东汉。但南道东通汉内地的道路已被匈奴切断，在疏勒与于阗之间的莎车役属于匈奴。因此班超决定首先从疏勒附近排除匈奴势力的威胁。建初三年（公元78年），他联合疏勒、于阗、康居、拘弥等国，击破北道的姑墨，以解除北来的威胁。班超上疏请兵，报告了西域的形势和自己的对策，取得了东汉朝廷的同意和支持。汉先后发弛刑、义从一千人，士兵八百人，分别由徐幹、和恭率领赴西域支援班超，拜班超为将兵长史。元和元年（公元84年），超遂发疏勒、于阗兵进攻匈奴在南道的羽翼莎车。3《后汉书·班超传》。
1陈睦被攻杀的时间，《后汉书·明帝纪》、《耿恭传》、《西域传》等记载歧异，兹按《资治通鉴》所记时间，定为永平十八年十一月。
莎车贿买疏勒王忠，使背叛班超。“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1。康居出兵救援忠。班超以锦帛贿买康居姻亲大月氏，劝说康居王罢兵，又击杀忠及其众。第二年，超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攻莎车。北道龟兹王发温宿、姑墨、尉头五万人救援。超凌晨发动奇袭，大败北道诸国联军，莎车降服，龟兹等国兵各退散，班超威震西域。1于是南道遂通。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91年），东汉窦宪率军连破北匈奴于燕然山（今杭爱山）、金微山（即阿尔泰山），出塞五千里。北匈奴主力被迫向西远徙，西域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汉的变化。还在窦宪第二次征伐匈奴之际，大月氏想乘两大势力互相纠缠之机从中渔利。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月氏贵霜王朝发兵七万，越过帕米尔高原，企图与北道各地连兵消灭班超势力。班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2”。将大月氏派往龟兹求援的士兵一举消灭，“持其使首以示（月氏副王）谢”，大月氏被迫撤军。北匈奴既失败西迁，大月氏又受挫南退，于是，龟兹率姑墨、温宿于永元三年（公元91年）降于班超。汉任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幹为长史。班超驻守龟兹（治所在今新疆库车西南），徐幹屯于疏勒。又设置戊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东西遥相呼应3。这时，西域只有焉耆、尉犁、危须因前时攻没都护，心怀疑虑，尚未降附。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一面大发龟兹、鄯善等八地区的兵力共七万人，及汉吏士、客商一千四百人讨伐焉耆；同时又遣使向三个地区的君长搞政治诱降。在军事压力和政治安抚下，三地皆降服，北道遂通，至此“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1。
自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衔命出使西域，至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平定焉耆，经过二十一年的艰苦斗争，西域终于再度摆脱匈奴奴隶主的役使，复归属汉皇朝。班超以功封定远侯。
班超平定天山南北以后，汉的政治势力继续向西扩展，远达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2条支，故地在今伊拉克境；安息，古波斯帝国一部分，今伊朗高原东北部。汉与条支、安息等国发生了外交关系。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派遣其属吏甘英出使大秦（罗马）。甘英这次出使，一直到达条支海滨，“穷临西海而还”3。西海，即今波斯湾。甘英到西海以后，如再由波斯湾航海，就可到达大秦。据说甘英听信了安息船人的话，没有渡海。但甘英这次远行是中国外交使节首次到达波斯湾。
班超在西域活动了三十一年，年龄到了七十岁。当年和他同行的三十六个伙伴，差不多都已死亡。班超衰老被病，乃上书朝廷，请求调回。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八月，班超终于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九月，病卒。班超一生事业，主要是在西域开创的。他平定西域城郭诸国的内乱，抵御了1《后汉书·班超传》。
1《后汉书·班超传》。
2《后汉书·班超传》。
3《后汉书·西域传》。
1《后汉书·班超传》。
2《后汉书·西域传》。
3《后汉书·西域传》。
强敌，恢复了祖国的统一和开辟了中西交通，使汉和西域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得以继续发展。他在西域进行军事活动，主要依靠当地兵力。他为政宽简，吏士团结。
班超东归以后，继任的都护任尚失和于西域各国，受到各国的攻击，接着陇西羌人与东汉发生战争，陇道断绝。东汉再通西域，主要人物就是班超之子、“饶有父风”的班勇。
班勇自幼随父生长于西域，熟悉西域地理、风土、人情及政治情况。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班超遣班勇随安息使者入朝，回到内地。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率兵屯驻伊吾，北匈奴与车师后部共同攻杀索班；鄯善告急于汉，求救于曹宗。邓太后召班勇到朝堂与公卿会议对策。公卿多主张宜闭玉门关，放弃西域。班勇力排众议，指出“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1以为宜置护西域副校尉于敦煌，恢复敦煌营兵三百人。另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太后从其议，但未及遣长史出屯。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始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经营西域。次年班勇开导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一带）等国，使之降附。随后班勇又发其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击走北匈奴，并屯田柳中。四年秋，班勇发河西三郡（敦煌、张掖、酒泉）兵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大破车师后部，斩其王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以报索班之耻。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班勇发诸国兵出击北匈奴呼衍王，呼衍王远逃，其众二万余人皆降。车师前后部“城郭皆安”。二年，班勇与敦煌太守张朗共讨焉耆。二人分兵两路，约定同时到达的日期。张朗想独自邀功，先期赶到焉耆，焉耆降。班勇反以后期获罪，被征下狱，免官，后卒于家。班勇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泯灭的。东汉时西域三通三绝，班勇继承其父遗志，以长史重平西域，自此遂不复绝，勇以在西域的亲身见闻，于安帝末年撰成《西域记》，述西域事详细确切，后来成为刘宋范晔编著《后汉书·西域传》的重要资料来源，至今仍为研究中亚史的宝贵材料。
班勇以后，东汉不再置西域都护，而以西域长史代行都护之职。桓帝时，长史常驻于阗。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一直维持到灵帝末年。当时刺史权力日益提高，这两职便成为凉州刺史的属官了。
1《后汉书·班勇传》。
第四节 中外交往的发展
汉皇朝是空前统一的大国，国力强盛，有力量对外发展，积极对周边民族和国家进行政治、军事活动，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当时汉皇朝的外交活动，通过陆路和海路，几乎遍及亚洲，影响远达欧、非。同时，汉皇朝也吸收了有关各族和各国经济、文化的优秀成果，从而丰富了我国当时的经济、文化。
汉与朝鲜、日本的经济、文化联系与我国东北地区相邻的朝鲜半岛，秦汉时期为高句丽、、马韩、辰韩、弁韩等部落分立。各部基本上从事农业。人“知种麻、养蚕，作绵布。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出大栗如犁，有长尾鸡，尾长五尺。”辰韩“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当时，朝鲜诸部大约处在私有制和阶级刚刚发生时期。如“无大君长，其官有侯、邑君、三老”1。“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杀人者偿死。少寇盗。”朝鲜各部之间社会发展不大平衡。如马韩“邑落杂居，亦无城郭”。“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不贵金宝锦罽，不知骑乘牛马，唯重璎珠，以缀衣为饰。”辰韩已有手工业并发生了最初的交易。“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国出铁，、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2西汉初年，朝鲜诸部已与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经济交换关系。《史记·货殖列传》称燕“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秦汉之际，我国北方人民因避乱迁往朝鲜的不少。史称：“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3这些迁往朝鲜的华夏之民，给当地经济、文化以积极的影响。如“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言语称谓“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4。由于其经济水平较高，故在当地“嫁娶以礼”，并用当地产的铁与其他部落进行交易5，引进中原的先进文化，推动了朝鲜经济、文化的发展。
秦末汉初，燕人卫满率领一千多人渡浿水（今朝鲜清川江），“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于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市南），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汉初，汉辽东太守“约满为外臣”，并不得阻止各部首领同汉交通。卫满孙卫右渠统治时，汉武帝以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6，并阻挠真番邻近各部来汉谒见天子为理由，派使臣涉何到朝鲜责备卫右渠。右渠拒绝。涉何在归途中杀死护送他的使者，诡称斩朝鲜将以邀功。这种错误行为引起了汉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武帝遣杨仆将水军自齐跨越渤海，左将军荀彘将陆军出辽东，夹击王险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卫氏朝鲜1《后汉书·东夷传》。
2《后汉书·东夷传》。
3《后汉书·东夷传》。
4《后汉书·东夷传》。
5《后汉书·东夷传》。
6《史记·朝鲜列传》。
灭亡。汉在其地设置四郡：乐浪郡，以王险城为中心，统治鸭绿江（古称马訾水）以南、清川江南北最富裕的地方；玄菟郡，统治东临日本海的南沃沮部族；临屯郡，统治以貉为主体的部族，在乐浪郡以东；真番郡，统治乐浪以南的真番部族。四郡包括半岛的绝大部分。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丽。”1玄菟郡从图们江南的旧地移至鸭绿江北，辽东郡东，其治所在浑河上游，辽宁新宾附近，从此乐浪郡便成为朝鲜半岛上的主要汉郡。汉代朝鲜全境同汉的经济、文化交流有所加强。朝鲜特产檀弓、文豹、果下马、班鱼皮等输入中国；中国的铜镜、漆器等工艺品，以及铁制生产工具等继续不断输往朝鲜。这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也为近现代朝鲜境内许多出土文物所证明。
朝鲜半岛东南隔海的日本，古代中国泛称为倭。此名称首见于《山海经》，可能周代我国即开始与其有了最早的接触。《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这可能是指当时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许多小部落。《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汉武帝时，有三十多个部落国家通过朝鲜半岛“使驿通于汉”，与汉朝发生了外交关系。汉代我国对日本情况已有初步的了解。其“土宜禾稻、麻紵、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气温腝，冬夏生菜茹。”“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有城栅屋室。”“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1倭人善于水上活动，喜食海物，“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2东汉时，日本与汉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3。公元1784年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了此事。一般认为，“委（倭）奴国”在北九州的博多附近。这说明公元一世纪中期，日本北九州一带已与汉交通。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4。通过不断交往，中国的铁器、铜器、丝帛传往日本，丰富了倭人的物质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的开辟。汉同中亚、西亚、南亚地区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我国在公元前三世纪，即以盛产丝织品而闻名于世界，被称为“丝国”。在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并生产丝织品的国家。各地考古发现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我国丝绸锦绣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等地。汉武帝时，为在军事上取得反击匈奴的胜利，陆续设立了河西四郡，派遣使臣到西域开展外交活动。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到达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乌孙等国，而且其副使远至安息、奄蔡、条支、身毒、犛靬等国1，跨越葱岭1《后汉书·东夷传》。
1以上所引皆见《后汉书·东夷传》。
2《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3《后汉书·东夷传》。
4《后汉书·安帝纪》。
1《汉书·张骞传》。
即帕米尔高原，同高原以西的上述国家建立了联系，沟通了一条通向中亚、西亚、南亚，以至欧洲的陆路通道。此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也陆续派遣使节到汉朝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与此同时，中国商人接踵西行，大量丝帛绵绣沿此路不断西运，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陆续输入中国。
汉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根据文献记载，当时通西域的道路大致为通过河西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楼兰（即鄯善），自此分南、北两道。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自疏勒往西，越葱岭，向西南，到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再往西到达安息（即今伊朗），更西到达条支（今伊拉克一带），最后可直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自疏勒越葱岭往北，可到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康居（前苏联撒马尔罕）。东汉时，与北匈奴多次交战，迫使北匈奴西迁，汉遂开辟了新北道。这条通道的路线是：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经焉耆，越天山至龟兹。再循原北道西行抵疏勒。这些沟通中西交通的要道就是著称于后世的“丝绸之路”。
通过“丝绸之路”，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进行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术、穿井法、造纸术都先后西传。如李广利伐大宛时，“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1。安息“其地皆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2。同时，中亚、西亚的良种马、植物等土特产，如毛织品、胡桃（核桃）、石榴、胡萝卜、胡豆（蚕豆）、大蒜、苜蓿等陆续传到中国。《汉书·西域传》载：大宛王“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唐颜师古对此作注曰：“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宿者，皆汉时所种也。”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及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国两次把狮子和条支大鸟（又名安息雀，即鸵鸟）赠献给东汉朝廷。东汉明帝时印度佛教也传入中国。史称：明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信其道者。”3当时，到达条支海滨的使臣甘英想远赴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受阻于安息人，未达目的。但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使东汉知道了“其王常欲通使于汉”的愿望。汉对大秦的社会情况也已有所了解，知道大秦是一个“土多金银奇宝”4的西方大国。“丝绸之路”从西汉一直到以后的唐代一千多年中，始终是中西交通的要道，成为我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国家和人民加强联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南海交通。汉同东南亚及西方诸国的友好往来1《汉书·李广利传》。
2《汉书·西域传》上。
3《后汉书·西域传》。
4《后汉书·西域传》。
秦汉以来，岭南地区和南海的海上交通逐渐开发。南海是泛指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等国而言。当时的番禺（今广州）、徐闻、合浦都是中国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据《汉书·地理志》载，由徐闻、合浦或日南边塞（出海口，在今越南岘港）乘船出海，沿印支半岛南下，船行约五月可到都元国（今越南南圻一带），又船行四月可到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再船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指泰国古都佛统）；由这里舍舟登陆，横越中南半岛，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地区）。再船行二月余到黄支国（今印度南部东海岸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意为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汉使至此及循原路而归。回程时，或自黄支出发，船行八月，到达皮宗（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一带），再船行二月，经新加坡，到日南、象林界（今越南岘港）1。据此可知，当时南海航线的走向大致是：从徐闻、合浦等地启航后，沿着印度支那半岛的海岸线航行，渡过暹罗湾后，再南下至马来半岛东岸登陆，步行越过克拉地峡，到西岸今缅甸的一个港口再乘船，然后绕孟加拉湾海岸线航行，抵印度半岛东南隅，南下斯里兰卡返航。汉使南行多伴随有应募的商人。他们带着“黄金、杂缯（丝织品）而往”，“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沿途由“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所至国皆禀食为耦”1。不仅政治上友好交往，商业贸易的性质也很明显。这种海上贸易，已包括了全部南海诸国和整个印度洋区域。汉代，每年不仅有大批中国人南下西去，亦有东南亚和印度洋各邦国的商人、使节东来。当时，我国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活跃而较为密切的。西汉平帝时，远在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即受汉厚赠，并“遣使献生犀牛”2。东汉初期，中国的一些农具制造技术和牛耕传到越南。如任延为九真郡太守，“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3。越南人民也倾慕中国，元和元年（公元84年）春，“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4同年，究不事（今柬埔寨境内）邑豪到中国，赠送生犀、白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叶调（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王便遣使者到东汉赠礼，帝赐金印紫绶。现代考古表明，印度尼西亚境内有许多汉代文物发现，可见当时两国间已有经济、文化往来。东汉时，与地处缅甸东部一带的掸国交往更为密切。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5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6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掸国遣使贡献。”7汉代，我国南海航路一般达到东南亚与印度洋地区，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尚需安息、天竺等国中转。甘英由陆路想通使大秦，因受安息人的阻隔，到1关于《汉书·地理志》所载汉使航程及各国地望问题，史学界意见分歧很大。本文所引，主要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版）及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
1《汉书·地理志》下。
2《汉书·地理志》下。
3《后汉书·循吏传》。
4《后汉书·章帝纪》。
5《后汉书·和帝纪》。
6《后汉书·安帝纪》。
7《后汉书·顺帝纪》。
达波斯湾即被劝阻返回。但中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并未阻断，安息与天竺在其中起到中转作用。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1其王“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2大秦最需要的中国丝织品靠安息等国的间接贸易。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3《后汉书·西域传》一再提到：“（天竺）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和帝时，数遣使贡献。..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由此可知安息与天竺实为古代中国与欧洲罗马帝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
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东汉时又开辟了自永昌入印度的一条航线。由于东汉势力在我国西南地区伸张的关系，滇缅通印度一路，得以畅达。《魏略·西域传》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4所谓大秦有水道益州永昌，实自印缅中转，由孟加拉湾经缅甸进入中国西南地区，这较之绕道南洋更为便捷了。所以《后汉书》中所记“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遣使译向汉贡献的记载次数最多。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到洛阳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大秦。”5这次奉贡很可能又是通过永昌这条路线。可知，永昌（治今云南保山东北）成为我国和掸国，并与天竺、大秦等国进行通商贸易的又一集散地。
东汉中叶以后，从地中海越印度洋到南海的海路交通终于沟通。中国和罗马第一次发生了直接的外交联系。“延熹九年（公元168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1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略·安敦尼阿斯（公元161—180年在位）。这条记载又称：“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对这位使节是否真为罗马皇帝所派遣表示怀疑，因而引起中外史家的注意，千多年来，聚讼纷纭。但无可否认的是，即使是罗马商人假借罗马皇帝的名义和中国政府联系，企图得到一些商业上的优待。这也是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人民间第一次有记载的正式联系，其历史意义也是巨大深远而不容否定的。
正因为南海交通的发展，番禺（今广州）在汉代就成为我国南方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门户。《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称番禺为一都会，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是南方及海外所产珍奇物品的集散地。番禺经营的重要商品有的并不产于我国。比如“果布”，史家多解释为龙眼、荔枝、葛布之属2；据现代史家研究，“果布”是马来语“果布婆律”上半的音译，学名龙脑香，又叫冰片，是名贵药材和高级香料，盛产于东南亚等地3。有的物品我国南方虽有出产，但不够需求，尚要从海外进口。如犀，1《后汉书·西域传》。
2《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3《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4《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
5《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1《后汉书·西域传》。
2此条最早见于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引韦昭曰，自后沿袭至今。
3参考韩槐准：《龙脑香考》，《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一辑。
这种动物主要产于东南亚、印度等地。其角是名贵药材和装饰品，生犀则供观赏。《汉书·王莽传》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的记载。由此可知，番禺流通的物资，有许多是海外舶来品。当时番禺吸引着内地许多商人前往贸易，利润丰厚。“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1番禺可说是汉代我国南方国际贸易的中心。
1《汉书·地理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