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版籍制度，是统治者控制社会人口的手段。有了它，就有了制定法令、征发徭役、课取赋税和分配权力的依据，更有了加强控制、防暴止乱和彼此监督以巩固统治的基础。因此，商鞅主张“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1。东汉人仲长统也说为政之道，必须“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2。三国时，魏人徐干的《中论·民数》讲得更明白，他认为官府掌握“民数”，目的在于“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以此之故，治秦汉史实有研究其户籍制度之必要。殷周户籍之制，已很渺茫。后世行之者，大都上承商鞅变法后之秦制。因而研究秦汉户籍制度，更有明历代户籍制度渊源的作用。
1《商君书·境内》。
2《后汉书·仲长统传》附《昌言·提益》。
第一节 秦的户口版籍之制
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
秦的户籍制度的开始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伍”之上是否有“什”，尚不得而知。但到了秦孝公时期，就确知“伍”之上还有“什”的组织，即每十家为一“什”。《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索隐》曰：刘氏云：“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也。”“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正义》释“什伍”曰：“或为十保，或为五保。”同书又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显然是连坐法的具体内容。因此，不论是五家为保还是十家为保，知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时，已确立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关于户口编制的“什伍”组织系统，借以实行互相监督的什伍连坐之制。
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的秦简，给我们提供了商鞅变法后确已实行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的新材料。秦简中的《秦律》（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及《封诊式》）简文，多次提到“伍”及“伍人”，《秦律杂抄》中的《屯表律》中一次提到“什伍”，《法律答问》两次提到“即伍人谓也”的“四邻”。此外，法律还有“伍人相告”必须属实的规定；也有“什伍”组织必须对于回乡兵士弄虚作假者进行告发的规定，如果“什伍知弗告”者，“赀一甲，伍二甲”（见《屯表律》）；还有对百姓傅籍时弄虚作假而“弗告者”，“伍人，户一盾”（见《傅律》）的律条。所有这些，无一不证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确有按什、伍编制户口的制度，也有同伍、同什必须互相纠举连坐的法律，表明《史记》所载不诬。值得注意者，是秦律简文透露了较《史记》所载更为详细的情况。首先，以什伍连坐的法律而言，对同犯人同什的人的惩罚，要轻于同犯人同伍的人的惩罚。如《屯表律》关于逃避兵役者规定，“屯长、什伍知弗告，赀一甲，伍二甲”，意即与逃兵同什者弗告只罚出一甲，而与逃兵同伍的人弗告则要罚出二甲。可见同伍的连坐重于同什的连坐。其次，秦律告诉我们：每伍的头目叫做“老”，而且对头目的惩罚又重于一般“伍人”。这从《傅律》关于百姓傅籍时“敢为作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皆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规定中清楚看出，因为在这里，“典、老”与“伍人”并举，且同犯一罪而惩罚轻重不同。又《法律答问》有某甲因遇盗而呼号，“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时，对于“四邻”，可以不追究，而对于“典、老”，虽然外出不在家，也在论处之列。可见对于“典、老”的惩罚，确重于“四邻”即同伍之人。其三，官吏享有不连坐的特权。《法律答问》云：“吏从事于官府，当坐伍人不当？不当。”意即当官吏在官府有事时，与他们同伍的人犯了罪，官吏不在连坐之列。其四，有爵位达到“大夫”一级者，不同一般平民同伍。《法律答问》云：“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意即为数不多的大夫爵获得者，不应当与其他人合编在一伍。所有这些内容，都为《史记》及其他关于秦的记载所无。据此，知什伍连坐制，仅仅是适应于秦国一般平民的户籍制度和法律规定。
什伍组织之上，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里”。“里”的头目叫什么名称，史书无载。《秦律》中有“典”与“老”并称。“老”既为伍之首，则“典”有可能是“什”之长，也有人认为是“里典者。”
用强制手段迫使一般平民建立一夫一妇的小家庭，是秦的户籍制度的又一特征。《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用商鞅变法时，制定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规定，这显然是为了取缔大家族制下的大家庭，鼓励小家庭的建立，以发展小农经济。
户籍的申报为了编制户籍，官府还制定了一整套申报户籍、迁移户籍和除去户籍的法律程序。前引《商君书·境内》所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就是关于人人必须登记户口，生则著籍和死则削籍的规定。人人必须在官府的户口册上登记户籍的制度在秦简中也有反映。《秦律杂抄》中有《傅律》的名称，所谓“傅”，《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因此，所谓《傅律》，就是关于登记户口而准备服役的法律。据《傅律》内容有“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的规定；又有“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条文。这表明百姓“傅籍”时，既有隐瞒人口的情形，又有以小报老和以壮报残的事实，而且要经过“占”即自报的手续。如果“傅籍”不是登记户口，也不是为了征发徭役，又何至于出现“匿敖童”和“占癃不审”等“敢为诈伪”的行为呢？又有什么“不当老”而“请老”的必要呢？因此，《傅律》确是关于登记户口以备服役的法科，而且登记时是由户主自报和经典、老审查的，如有不实，自报者与审查者都要受到惩处。
“削籍”的规定，也见于秦简，而且是一种惩罚。《秦律杂抄》中的《游士律》规定：“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意即凡帮助秦人越出国境者，在户籍上除名，如果其人有“上造”以上爵，则罚为鬼薪，如果是有“公士”以下爵，则刑为城旦。可见这种“削籍”，与“死则削”不同，它是一种政治上的惩罚，即不承认其为一般自由民的身份，而另入刑徒名册。
居民要迁徙户口，必须向官府办理“更籍”手续，方为有效。秦简《法律答问》简文云：“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意即甲要迁居，请求吏迁移户籍，吏推脱不办，致使甲受到耐罪或罚款处分，吏是要受到罚款二甲的惩罚的。由此可见，居民要迁居，必须向官府申报，经过批准，并办理迁移户籍的手续；如果不办“更籍”手续而擅自迁移者，要受到法律惩处。由此可以想见，所谓“更籍”，不仅是改变户籍的地址，而且意味着有迁移证明之类的东西。《秦律杂抄》的《游士律》中，有“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的规定。所谓“游士”，是指无固定住址的游食之士，“亡符”，即没有身分证明。流动人口尚且需要有身份证明，则迁移户籍自然必有证明。这种迁移户籍必办“更籍”手续和取得迁移证明的制度，反映出户籍是不许随便迁移的，这同《商君书·垦令》中所说的“令民无得擅徙”的规定是一致的。
在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并不是所有民户都允许单独立户的。一般说来，允许立户的对象必须具备如下的一些条件：第一，必须不是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方可单独立户。秦简《为吏之道》简文尾末附有《魏户律》，其中明确规定：“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秦简中滥入《魏户律》的这一条文，表明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这些人，在魏国不能单独立户的情况，对秦国也同样适用。第二，立籍的对象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或者是官府授田的对象。秦时存在名田制度，自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制度后，就意味着私有土地在秦国的合法化。因此，这些土地的拥有者，就成了必须登记户口的对象，通过户口的登记，官府才有可能对他们实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和“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政策1。另外，就是官府的授田对象。据秦简《田律》，秦确实行了“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的授田制度。根据授田多少，不论垦种与否，一律课以“顷入刍三石、稾二石”的租税，可见授田民都是受官府控制的课户。反之，象上面《魏户律》规定的“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在“勿令为户”后，接着就是“勿予田宅”，即不给予土地。这就更反证授田民户是可以单独立户的。还有《商君书·徕民》讲到三晋的“宾萌”，是一些“上无通名，下无田宅”的人。他们的不向官府登记户口，同他们没有任何土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岂不进一步说明单独立户者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和官府的授田对象吗？
户口册的内容秦时户口册的内容，史籍虽无正面记载，却可以从有关资料中寻觅其梗概。首先，户口册必须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其家内人口的情况。秦简《封诊式》简文的《有鞠》一目，讲到男子某受到审讯时，供称他是“士伍，居某里”；然后由审讯机关去查证其姓名、身份、籍贯是否属实，谓之“定名、事、里”。“名、事、里”在当时法律中成了一专门术语，可见它是户口登记时的必备项目。其二，户主及家内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必须在户口册中注明。秦简《秦律杂抄》中的《傅律》规定：百姓傅籍时，“匿敖童”、“占癃不审”、“不当老”而请老等等弄虚作假行为是不允许发生的，这显然表明百姓申报户口时有诈老、诈小和以健康人作残废人登记的情况存在。如果户籍中没有年龄、健康状况等项目，又何来诈老、诈小和“占癃不审”呢？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初令男子书年”，则更是明显的必须登记年龄大小的铁证。其三，必须在户籍中注明其祖宗三代的出身情况：前引《为吏之道》简文中滥入的《魏户律》，有“假门逆旅”及“赘婿、后父”，必待“三世之后，欲仕仕之”，否则是不许为官的。即使如此，“仍署其籍曰：故某闾赘婿、某叟之乃孙”。由此可见，“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虽然不许他们同一般平民一样立户，却有特殊的户籍，而且其内容确有载明其祖宗三代出身情况一目。另外，另立市籍的商人，也得注明其本人为商人、父母为商人及大父母为商人等情况，应当也与赘婿之户籍相同。其四，家庭财产与类别，也可能要记入户口册。《封诊式》中的《封守》爰书，讲到有关官府查封被审讯者的家财1《史记·商君列传》。
时，其中包括被审讯者的家室、妻、子、臣妾、衣服、器用和牲畜，还有一间堂屋，内间卧室，皆用瓦盖、木构齐备及门前桑树十棵等记录。《封守》爰书虽不等于户口册，但没收犯人家财时，必以户口册为依据。那么家内财产的多少与类例，也应是户口册的登记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条，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规定，可能也与户口册的登记内容有关。其五，也可能有户内成员的身高记录。如《封诊式》的《封守》爰书，讲到没收被审讯者的家财时，还有“子小男某高六尺五寸”的话；《仓律》讲到隶臣妾时，也有“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的规定，都反映户籍有身高记录。综而言之，秦的户籍登记，约有户主姓名、身份、年龄、籍贯、身体特征、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也可能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
民户户籍和特殊户籍秦时除有一般的民户户籍外，还有其他不同类别的特殊户籍。民户户籍，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为“故秦人”，即秦国境内土生土长的民户。《史记·灌婴列传》谓：“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军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又《商君书·徕民》也讲到秦国招诱三晋之民后，“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给刍食”。这里两次提到的“故秦民”，就是秦国的土著居民。二为外来人：相对于土著居民，就有不同的称呼，总称为外来人。如称三晋之民到关中者为“新民”，在秦简《法律答问》中，称这种从外地迁入秦国境内的人口为“臣邦人”，有“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的规定。“臣邦人”中，又依据其不同情况而被区分为“真臣邦”与“夏子”两类。所谓“夏子”，即“臣邦父、秦母”所生，也就是“故秦人”与“臣邦人”的混血儿；所谓“真臣邦”，即“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为真”，也就是其父母都是臣属于秦国的外邦人和出生在他国而随父母入秦定居者。既然秦的法律把“故秦民”、“新民”及包括“夏子”和“真臣邦”在内的“臣邦人”区分得如此清楚，而且有不同的地位与待遇，如“新民”只能“给刍食”而不能当兵，那么，这种歧视外来人的措施，必在户口册上也有所反映。否则，又何以知其为“故秦民”与“新民”呢？李必、骆甲已身为汉兵，又何必以曾为“故秦民”而忧虑呢？由此可见，在平民户籍的大类别上，必有“故秦民”与“臣邦人”的划分。
在特殊户籍中，有官吏的“宦籍”，官吏子弟的“弟子籍”，有爵者的爵籍，属于王族的“宗室籍”，属于贾人的“市籍”以及其他贱口的户籍等。关于“宦籍”：《史记·蒙恬列传》云：“（赵）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此为官吏有宦籍之确证。这种官吏另立户籍的制度，似始于商鞅变法之时，故《史记·商君列传》云：赐爵制度实行后，出现了“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局面，《索隐》曰：此“谓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也。”由此可见，所有因军功获爵而为官者，是有其特殊的户籍的。关于有爵者的爵籍，可以从秦简中获得启示。秦简诸法律简文，多处讲到各种拥有不同爵级者所应享受的传食、减刑和豁免等特权，如果有爵者无专籍，又何以证明呢？且《法律答问》有“大夫”不与一般平民同伍的规定，已于前述，岂不也可证明有爵者有不同于平民的特殊户籍吗？这种户籍，由于史书无专名，姑名之曰爵籍。关于“弟子籍”，其名见于《淮南子·道应训》：“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又秦简有《除弟子律》，似为关于任用官吏子弟为官的法律。结合《除弟子律》关于“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的规定看，表明官府确有官吏弟子的专籍，而且同委任他们为官吏有密切关系。又《秦律杂抄》中的《佚名律》规定：“县毋敢包卒为弟子”，违者，“尉赀二甲，免；令，二甲”。所谓“包卒为弟子”，即私藏兵卒而冒称为县令、县尉的弟子。以此观之，则作为官吏弟子，可能有某种免役的特权。综而言之，秦时确有为官吏子弟设置的“弟子籍”，凡列入“弟子籍”者，既有被任用为官的权利，又有某种免役的特权。关于“宗室籍”，《史记·商君列传》云：商鞅变法时规定：“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索隐》曰：“谓宗室若无军功，则不得入属籍。”由此可见，王室宗族确另立户籍，谓之“宗室籍”。关于贾人的“市籍”的问题，详见《汉书·晁错传》。晁错于汉文帝追述秦的戍边之制时说：“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这说明贾人有“市籍”，确系秦制。至于赘婿、后父等身份卑贱的人，从前引《为吏之道》中滥入的《魏户律》来看，表明他们确实是于平民户籍之外另立户籍的，不过他们的户籍叫什么籍，史书缺乏记载，秦简也无反映，只得统称之为不同于平民户籍的特殊户籍。
如上可见，秦的户籍制度，自商鞅变法之后，日趋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也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还作出了不许擅徙，徙时必经审核和必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此外，关于户口登记的具体内容，似也有一定的规格。因此，秦的户籍制度，是秦的统治者向劳动人民征发徭役的基础和课取赋税的依据，也是不许平民任意迁徙和惩办逃亡犯的办法，还是剥削阶级监视劳动人民和加强统治的工具，更是官府区分官吏、宗室贵族、平民、商贾以及各种贱口的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的手段。从而这一制度，对于巩固秦皇朝的集权制度起了杠杆般的作用，构成了整个剥削制度和统治办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汉代的户籍制度及其演变
秦汉户籍制度的同异“汉承秦制”，在户籍制度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史记·萧相国世家》谓刘邦入咸阳后，萧何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由此可见，在西汉政权建立之前，就已作好继承秦的户口版籍的准备，及西汉政权正式建立，萧何又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户律》。其内容虽已不得详知，但从现存汉代史籍中，仍可窥见其继承秦制的某些迹象。例如以平民的户口登记来说，汉代也叫“傅籍”。如《汉书·高帝纪》汉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条，有“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的记载。同书《景帝纪》二年（公元前156年）冬十二月条，有“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傅”的规定。以户口的编制方式来说，也与秦制基本相同。《续汉书·百官志》云：“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续汉书》所载虽为东汉之制，但东汉之制直接承西汉而来，可证西汉之制也是如此。这表明西汉不仅在什、伍、里的户口编制系统和所管户数多少等方面，均同秦一致；在什、伍居民互相纠察、监督方面，也同于秦制。所不同者，仅西汉废除了什伍连坐之律而已。以伍、什、里户口编制系统的头目名称来说，秦时“里”曰“里正”，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右》，或谓为“里典”。西汉也谓之“里正”，见《汉书·尹赏传》。东汉谓之“里魁”。关于“什”，史书缺载其头目名称，《后汉书·仲长统传》附《昌言·损益》谓为“什长”。关于“伍”，其头目秦谓“老”，同伍之人谓之“伍人”，已见前述。西汉“伍”的头目也叫“老”，同伍之人也叫“伍人”，亦见《汉书·尹赏传》。东汉仲长统称“伍老”为“伍长”。此为汉代伍、什、里头目名称与秦制异同之梗概。此外，在户籍的类别方面，汉代也存在一般平民户籍与各种特殊户籍的区分。特殊户籍中，也有“宦籍”、“宗族籍”及“市籍”等名目，而增加了封通侯者的“通侯籍”1、诸侯的“侯籍”2、宫廷后妃的“后妃籍”3及“博士弟子籍”4等名目。这些都是在秦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然而，汉代的户籍制度，也有不同于秦制的地方。以户口册的名称来说，汉代称为“名籍”，如居延汉简屡见“戍卒名籍”，“廪名籍”、“赐劳名籍”及“戍卒家属名籍”等名目。但在史籍中，往往称户籍为“名数”。如《汉书·高帝纪》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颜师古注曰：“名数，户籍也。”同书《石奋传》载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山东“无名数”的流民多达四十万人。东汉也是如此。如在《后汉书·明帝纪》、《章帝纪》及《和帝纪》中，屡见“民无名数”及“流人无名数欲占者”等说法。李贤注曰：“无名数，谓无文薄也。”这可见，“名数”确是汉代对户籍的通称。以登记户口册的居民称呼来说，汉1《汉书·高帝纪》。
2《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3《史记·外戚世家》。
4《汉书·儒林传》。
代也不同于秦时。秦时称一般的民户为“百姓”，多见于秦简；又称为“民”、“庶民”或“黔首”，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而汉代则第一次使用“编户民”的名称。《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临死时，吕后对审食其说：“诸将与帝为编户民”，即可为证。查刘邦诸将，或为富室地主，或为“屠狗”、“贩缯”者，或为刑徒，或为狱吏，连他自己也不过是泗上一亭长，时有解送刑徒去咸阳之役，可见这些人大都是平民百姓，故“编户民”实为一般平民户的通称，也就是当时所谓“庶民”的代名词。又《史记·平准书》云：“汉初，..齐民无盖藏。”这里的“齐民”，也就是“编户民”。因此，后世往往把二者合而为一，称为“编户齐民”1。其所以名曰“编户民”或“编户齐民”，大约他们的户口版籍被排列在一等的缘故。但是，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若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不能不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
汉代户等的划分汉代的户等划分，大致可区分为“细民”或“小家”、“中家”与“大家”三个等级。三等的划分，大体系依据资财多少，但又不十分严格，且无明确的划分标准与界限。大体言之，其家赀在三万以下者，属于“细民”或“小家”。《汉书·兒宽传》载宽任内史时，每逢输租，“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缀属不绝”。此处之“大家”、“小家”，只是一个笼统的富家与贫民的意思，并无严格意义的户等之分。然而，象《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三月诏中所说的“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等语，多少反映出下等户的财产标准。这里的“赀不满千钱”的贫民，可能是下贫户（即小家）赀财的最低标准。因为《汉书·成帝纪》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条，有“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的记载；同书《平帝纪》元始二年（公元2年）条，又有“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的诏令。以此言之，其赀财在三万、二万以下乃至不满千钱者，均为下贫之户，可以享受虚假的优惠待遇，这自然都属于“小家”。至于“中家”，意即有中等赀财之家。“中家”之名，屡见于史籍，如《汉书·食货志》谓武帝用杨可告缗，使“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同书《桓谭传》亦有“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赀，中家子弟为之保役”的话。史籍里提到的这些“中家”，虽无固定的财产标准，但“中家”的财产标准也约略可寻。《史记·孝文本纪》谓文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这里的“中民”即“中家”。中民十家之产为百金，则一家之产约值十金。据《汉书·食货志》云：“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则“十金”为钱当十万。可见“中家”的财产标准一般为十万钱。再结合前引《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中“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的规定来考察，则十万钱可能是中家之资的最高标准。我们知道，汉代是实行过计赀纳税制的，所纳税名谓之“訾算”，也叫“算赀”。《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条云：“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这是景帝对按纳“訾算”多少1《汉书·食货志》及《史记·货殖列传》。
任用官吏制度的改革。他把原来纳訾算十始得官的办法，改变为纳訾算四便可为官，目的在扶植家赀较少的廉士有作官的机会。所谓“訾算十”与“訾算四”，据应劭的解释，为每万钱纳訾算一算，则“訾算十”者为家赀十万钱；“訾算四”者为家财四万钱。以家财多少作为选任官吏条件的制度，其所以恰恰定“訾算十”乃得官，正因为家赀十万是中家的最高财产标准。景帝之所以降到“訾算四”，是以“中家”的最低财产为标准。因此，综而言之，“中家”的财产标准有可能是四万钱以上到十万钱。关于“大家”，其财产标准至少在十万钱以上，又可称为“高赀富人”。《汉书·地理志》谓：“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富人及豪猾并兼之家于诸陵。”同书《宣帝纪》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条又云：“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由此可见，“高赀富人”都为家资在百万以上者，亦即“大家”中之“大家”。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奢侈到了极点，据《盐铁论·散不足》所云，他们“连车列骑，骖贰辎軿”，其中“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又宋人洪适《隶释》卷十五《郑子真宅舍残碑，载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时的情况说：“□所居宅一区，直百万。”他们一马之费，“当中家六口之食”；一区居宅，即值钱百万，“大家”之富可知了。
居延汉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大家及小家的财产状况的实况。兹举二例：三堆■长居延西妻妻宅一区直三千妻妻一人道里乘徐宗年子男一人田五十亩直五千男子一人子男二人五十徐宗年男同产二人用牛二直五千子女二人五十女同产二人男同产二人女同产二人（《居延汉简甲编》181《甲乙编》24·1）
公长■得广昌里小奴二人直三万用马五匹直二万宅一区万侯乘礼忠年卅大婢一人二万牛车二两直四千田五顷五万轺车二乘直万服牛二六千·凡赀直十五万（《居延汉简甲乙编》37·35；《甲编》无此简）
此二简，分别记录了徐宗与礼忠二人的家财多少以及各项财产的名称，且礼忠简最末有“凡赀直十五万”语，可见这是关于家赀的登记册，即计赀名籍。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按家赀多少“算赀”。其中徐宗一户，人口甚多，而全部赀财仅值一万三千，显然属于“小家”之列；而礼忠一户，未列其家人口，仅列举了其家财产项目，合计值钱十五万，应属于中家以上之赀，已近入“大家”行列，只是没有百万钱以上的“高赀富人”富有罢了！根据这两个实例，可证汉代确有按财产多少而划分户等并籍以征收“訾算”的制度。汉代的“名数”
在汉代“名数”（即户口册）的内容方面，虽有同秦制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发展与变化，甚至不同的“名籍”有不同的登记内容。首先，象上述居延汉简中的计赀名籍，要求载明户主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爵级、各项家财的类别名称和估价，特别要突出家财类与估价，有的还要求写明家庭人口数量。其次，如果是“戍卒名籍”，则要求写明姓名、职务、爵级、籍贯、年龄等项，如“戍卒张掖郡居延广都里大夫虞地年卅四”1、“戍卒张掖郡居延当遂里大夫殷则年卅五”2及“戍卒梁国已氏显阳里公乘卫路人年卅”3，便是例证。其三，如果是隧长、侯长等低级官吏的名籍，则除了要求写明姓名、职务、爵级、籍贯、年龄等项外，还要写明任职单位或地区，如“止北隧长居延累山里公乘徐殷年卅二”4及“止北隧长居延累山里公乘叶道年廿八”5等便是例证。其四，如果是记录官吏功劳的名籍，则除上述内容外，还要加上劳赐的等级、数量与特长，如“张掖君延甲渠塞有秩土吏公乘段尊中劳一岁八月甘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6。其五，如果是戍卒家属廪名籍，则除了要求写明何隧卒姓名，还必须分别写明其家属妻、母、弟、子、女等的名号、年龄、各用谷多少及总用谷多少等项，如“第四隧卒伍尊，妻大女女足年十五，见署用谷二石九升少”7，即其证。其六，如果是官府要追捕的逃亡犯名籍，则除了必须写明其姓名、籍贯、年龄等项，还必须加体貌特征及身长尺寸等，如“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8及“■都里不更司马奉德年廿长七尺二寸黑色”9等即可为证。甚至官府还专门规定了逃亡犯名籍的内容，居延简所谓“马长吏即有吏卒民屯士亡者，具署郡、县、里、名、姓、年、长、物、色、所衣服、赍操、初亡月日、人数白报。”1这大约是最标准的追捕名籍。但是，不论各类不同名籍的用途与要求如何不同，它们都作为名籍的一种，都有共同的内容必须写明，这便是上述各类名籍中的姓名、籍贯、爵级、住址、年龄等项。正如《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九月诏中所说：“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颜师古注曰：“名，其人名也；县，所属县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这就是说，名、县、爵、里这些项目是囚犯名籍所不可缺少的，也是其他名籍所必备。故居延汉简中常有“劾书名县爵里”2、“■县爵里年姓官秩也”3及“鞠系书到，定名县爵里年■”4的说法。从这个基本点来说，汉代犯人名籍同秦制犯人之必须“定名事里”者相同。
汉代户籍的迁移关于汉代迁移户籍的制度，史书缺乏记载，居延汉简又为我们提供了这1《后延汉简甲编》（以下简称《甲》）1234号简。
2《甲》759号简；《居延汉简甲乙编》（以下简称《甲乙编》）133·9号简。3《甲》365号简。
4《甲》251号简。
5《甲》360号简。
6《甲乙编》57·6号简。
7《甲乙编》55·20号简；《甲》392号简。
8《甲》318号简。
9《甲》1794号简。
1《甲乙编》303·15号简。
2《甲乙编》7·31号简。
3《甲乙编》14·127号简。
4《甲乙编》239·46号简。
方面的材料。兹录一典型的户籍迁移如下：“建平五年八月□□□□□广明乡啬夫客、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作都亭部，欲取□□。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移居延，如律令，敢言之。”（《甲》1982a，《甲乙编》505·37a，即简正面文字）“放行”（《甲》1982b，《甲乙编》505·37b，即简背面文字）这是同一枚简的正面与背面的文字。细观此简，表明它是一个典型的户籍迁移证明。其内容的大意是这样：西汉哀帝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按建平只有四年，可能是边郡地区尚不知晓）八月，广明乡的啬夫名客者，同假佐名玄者报告上级，说善居里男子丘张，自称其家在居延都亭部买了一份客田，因而请求迁移到居延，经过查问，丘张等人的更赋已经完纳，可以开具证明移居居延。据此可知：第一，汉代“乡啬夫”和其助手“假佐”，是掌握一乡户籍大权的官吏，百姓要迁移户籍，必须经过“乡啬夫”的批准，并由“假佐”办理迁移手续。第二，要迁移者，首先自己提出申请，说明迁移理由。像丘张一样有田地在居延，请求迁到居延就近耕作，理由无疑是正当的和充分的。第三，迁移户籍的申请能否获得批准，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迁移者必须缴纳了更赋。第四，一经批准迁移，就由所在乡给被迁住的乡开具证明，即“当得取检谒移居延”，迁移方为有效。“乡啬夫”的这一职权，虽同《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乡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有一致之处，但也可以补充其掌握户籍之功能，却同《续汉书·百官志》谓乡啬夫“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贪富，为赋多少”的情况基本相同。因此，可证西汉、东汉的乡啬夫的职掌是相同的，即都有掌管一乡户籍的权力。凡申请迁移户籍者，必须有正当理由，而且要经过批准，开出证明，方为有效。这显然是秦的更籍制度的发展。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云：凡“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颜师古注曰：“舍匿，谓容止而藏隐也。”又王充《论衡》有“汉正首匿之罪，制亡从之法”的话，《后汉书·梁统传》谓西汉武帝“重首匿之科”。可见“首匿”之法，西汉武帝时便已有之。何谓“首匿”呢？据《急就篇》注，谓“为头首而藏匿罪人也。”由此可见，农民流移、逃亡和私家隐匿逃亡者，都是汉律所严格禁止的。居延汉简中屡见追捕逃亡犯的名籍，就正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其实，汉代的这些作法，也多本之于秦。秦简中有取缔“游士”的《游士律》；有“有秩吏捕阑亡者”的事实1；也有以亡命罚充谪戍的规定2；还有逃亡后虽然“自出”仍要受到严惩的“亡自出”案例3；更有专门的《捕亡》之律。因此，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这反映户籍制度，在皇权与地方豪族争夺劳动力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汉代户籍的核实1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之《法律答问》。
2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条。
3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之《封诊式》简文。
为了健全和维护户籍制度，汉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对户口进行调查和核实的办法，也实行了各种具有欺骗性的措施。首先，是案比户口：汉制，每县设户曹，掌户口之政，于每年八月案比户口。《续汉书·礼仪志》曰：“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所谓“仲秋之月”，即每年八月。怎样“案比”呢？《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四年（公元117年）七月诏：“方今案比之时”，李贤注引《东观汉记》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郑玄注《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条的“三年大比”句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案比是也。”因此，所谓“案比户口”，正是《管子·度地》所说的“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等作法的遗留，也就是把户口按什、伍组织编制起来，并审阅他们的面貌同所登记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等是否符合。故《后汉书·江革传》李贤注“每至岁时，县当案比”句时说：“案验以比之，犹今阅貌也。”因此之故，连江革的母亲也一定要出场供人案比。由此可见，一年一度的案比户口，实为核查户口和防止奸非的强制性措施。其次，案比户口之后，就实行造籍。造籍时，必须选用字迹清楚的人进行抄写。由于书写如此重要，所以居延汉简中常见因“能书会计治民颇知律令”而获得“劳赐”的低级官吏。其三，每年将户籍层层上报，接受朝廷的检查，谓之“上计”。《续汉书·郡国志》谓县令长“皆掌治民，..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各郡国之都尉与守相等官吏，也“皆掌治民，..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告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于朝廷。上计的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户籍是上计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胡广所说：“秋冬岁尽，各司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效其功。”因此，上计制度也是中央督促各郡国县道重视人口的增减和检查户籍制度实行情况的一种手段。其四，就是利用“赐民爵”制度，引诱流民重新占籍。从西汉惠帝时开始，已实行普遍给天下民户主赐爵的制度。到东汉时又给流民欲占者赐爵，其目的在于以赐爵的荣宠去欺骗农民，使之地著，不随便脱籍流亡，即使脱籍了也乐于再占名籍，借以维护和巩固户籍制度1。
1参阅高敏《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载《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