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高颎

隋代第一名臣

号称“真宰相”的高颎（541—607），是隋代的第一名臣。他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落（今河北景县）人。父宾，仕东魏，因避谗奔西魏，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氏。颎少时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辞令。年十七，北周齐王宇文宪引为记室。武帝时，袭爵武阳县伯。由内史上士，迁下大夫。以平齐有功，拜开府。宣帝即位，隰州稽胡为乱，颎从越王宇文盛讨平之，开始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

北周末，杨坚为左大丞相，总揽朝政，阴图禅代。素知高颎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想要用他为辅佐，派杨惠前往示意。高颎欣然承命说：“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1。这样他就做了相府司录，成为杨坚的心腹。就在这时，相州总管尉迟迥发动了反对杨坚的战争。杨坚派名将韦孝宽等出击，军至武陟（今属河南），与敌军隔沁水为阵，相持不进。杨坚以诸将不一，恐生变故，要派心腹一人前往监军。先叫少内史崔仲方去，仲方以父在山东为辞。又叫刘昉、郑译去，刘昉说他没有带兵打过仗，郑译说他母老不便远行。杨坚正在感到棘手的时候，高颎却挺身而出，自请前往，杨坚非常高兴地应允了。高颎奉命以后，连母亲也来不及辞别，便立即出发。他到了前线，在沁水上架桥，渡过军队以后，便下令焚桥，以绝士卒反顾之心。于是韦孝宽率军奋击，大破敌军，敌将尉迟惇（迥子）单骑逃走。韦孝宽乘胜前进，追至邺下（今河南安阳），尉迟迥全力拒战，孝宽等军不利而却。高颎与大将宇文忻、李询等设计破之，遂平尉迟迥。因此高颎更加得到杨坚的信任，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相府司马。杨坚称帝，以颎为左仆射，兼纳言，进封渤海郡公，又拜左领军大将军。一时贵宠，“朝臣莫与为比”。在这以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高颎辅佐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政治方面，开皇元年（581），高颎奉命与郑译、杨素等修订刑律，“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1，制定新律，奏请颁行。新律废除了枭首、轘身及鞭刑，减轻了徒刑，还取消了一些“楚毒备至”的讯囚酷法，如用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之类。对旧律作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开皇二年，隋文帝以长安旧城，自汉以来，屡经战乱，凋残日久，在苏威、高颎等人的谋议下，决定在龙首原创建新都，以高颎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为后来唐代长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他行政、官制等各种制度，也大都在高颎的主持下，斟酌损益，建立新的制度，巩固了隋朝的统一局面。

在经济方面，自北齐以来，“暴君慢吏，赋重役勤”，贫苦农民很多被迫沦为豪强的荫户，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高颎建议采用“输籍定样”的措施，“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于是“烝庶怀惠，奸无所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杜佑在1《隋书》卷四一《高颎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1《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通典》中评论道：“设轻税之法，浮客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1。开皇八年，高颎认为“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者，官人禄力，恒出随近之州”，不大合理，奏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2，也较妥善地解决了这部分官吏的俸禄问题。

在军事方面，高颎的表现也很突出。开皇二年，他就参与伐陈之役，因陈宣帝去世，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于是隋文帝向高颎询问取陈之策，高颎建议，每值江南秋收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既收之后，“密遣行人，因风纵火”，烧其“储积”，“由是陈人益敝”。开皇九年，隋军大举伐陈。晋王杨广等为行军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三军咨禀，皆取断于颎”。颎“区处支度，无所凝滞”3。及陈叔宝被俘，高颎先入建康，杨广派人驰告，令留陈叔宝宠妃张丽华。高颎说：“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便把她杀了。杨广得知，立刻脸色大变地说：“昔人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矣！”4从此对高颎怀恨在心。高颎又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这次战争结束了东晋以来南北纷争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高颎以功加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物九千段。隋文帝慰劳他说：“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文帝曾命颎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颎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论功！”文帝大笑，赞扬他有谦让的美德。

高颎在反击突厥的战争中，也屡立功勋。隋初突厥势力极盛，屡次寇掠边境。开皇三年文帝下诏，大举出击，以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元帅，分道出塞。沙钵略可汗战败逃走。颎还，赐马百余匹，牛羊以千计。

沙钵略后来归附隋朝，维持了一段时期的边境和平。后来都兰可汗又为边患，开皇十九年，诏以汉王杨谅为元帅，左仆射高颎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出灵州道，上柱国燕荣出幽州道，大举攻击都兰。高颎使上柱国赵仲卿将兵三千为前锋，至族蠡山，与突厥相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至乞伏泊，又破之，虏获生口、杂畜甚多。突厥复大举而至，仲卿为方阵，四面拒战，坚持了五天。高颎率领大军赶到，合力进击，突厥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余里而还。1杨素也打败了达头可汗，因而大获全胜。

高颎不但才能出众，而且善于识拔人才。隋朝有名的文武大臣，几乎都出于他的引荐。《隋书》称：“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已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皆颎所推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高颎还敢于保护人才。隋文帝尝因事欲杀大将史万岁，颎为请求道：“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1万岁因此免于一死，后来在出击突厥时建立了殊功。高颎忠于隋文帝，论臣节在封建社会里也是少有的。遇事发言献策，深1《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2《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34《资治通鉴》卷一七七，文帝开皇九年。

1《隋书》卷七四《赵仲卿传》。

1《隋书》卷五三《史万岁传》。

中肯綮，得到文帝的采纳。他也敢于进谏，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当隋文帝有意要废太子杨勇，另立晋王杨广为太子的时候，对高颎说：“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高颎长跪而言道：“长幼有序，其可废乎？”文帝听了默不作声。但已深深引起独孤皇后的猜忌。开皇十八年，高丽一度入寇辽西，隋文帝要出兵讨伐，高颎坚决请求不要用兵。但是文帝不听，以汉王杨谅和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率水陆大军三十万伐高丽，而且派高颎作汉王长史，实际上主持军事工作。高颎还是服从文帝的决定，应命出征。不料陆军出临渝关（今山海关），发生疾疫；水军自东莱（今山东掖县）泛海，遇大风，船多漂没。士卒死亡十之八九，结果无功而还。

从失宠到被杀长期以来，隋文帝对高颎十分信任和倚重。高颎深避权势，一再辞让官爵。文帝下诏说：“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维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这番话充分表示了他们君臣相得之深。尽管当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右卫将军庞晃、将军卢贲等，在文帝面前说高颎的坏话，结果反被“疏黜”。文帝因此对高颎说：“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1开皇十年，文帝往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命高颎居守。及回京，赐缣五千匹，又赐行宫一所以为庄舍。高颎的妻子卧病，文帝遣使询问，络绎不绝。高颎的儿子高表仁娶太子勇的女儿为妻，与皇室结亲，赏赐不可胜计。

但是“天性沉猜，素无学术”的隋文帝，对高颎的信任并不能保持始终。这与皇室内部的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隋文帝有宠姬尉迟氏被独孤皇后杀了，文帝愤而出走山谷中，高颎追上，扣马苦谏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2独孤后本以高颎是她父亲的家客，甚见亲礼。这时听到高颎说她是一妇人的话，便心怀不满。那时隋文帝夫妇正想废掉太子勇，另立晋王广为太子。高颎表示反对，独孤后便想暗地把他除掉。等到高颎的妻子死了，独孤后对文帝说：“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能不为之娶！”文帝把这话告知高颎。高颎流泪致谢道：“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文帝因此作罢。不久，高颎的爱妾生个男孩，文帝得知很高兴，皇后却不喜欢。文帝问她是什么缘故，独孤后说：“陛下当复信高颎耶？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陛下安得信之！”文帝听信妇言，也就开始疏远高颎了。

征伐高丽的战争，高颎本来不同意，结果师出无功，独孤后便对文帝说：“颎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无功矣！”隋文帝又以元帅汉王杨谅年少，专委军事于高颎。“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之意，谅所言多不用。”杨谅因此对高颎很不满意，回京后，哭诉于皇后道：“儿幸免高颎所杀。”文帝听了这话，很为不平。

开皇十九年，凉州总管王世积因事被杀。当审讯时，有宫中秘事，说是从高颎处得知，文帝极为惊异。法司又奏高颎曾与王世积交通，收受他赠送1按高颎父宾曾赐姓独孤氏，隋文帝对颎“每呼为独孤而不名”。

2《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的名马。高颎因此而被问罪。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都证明高颎无罪，隋文帝更加激怒，把他们统统拘留起来，从此朝臣中没有再敢为高颎说话的人。这年八月高颎罢官，以齐公就第。

不久，文帝在秦王杨俊府中召高颎侍宴。颎欷歔感叹，悲不自胜，左右的人都为流泪。文帝却对高颎说：“朕不负公，公自负也。”并且指责高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紧接着高颎的国令上书揭发他的阴事，说高颎的儿子表仁对他说：“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于是文帝大怒，把高颎囚禁起来加以审讯。法司又奏称：沙门真觉曾对高颎说：“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也说：“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文帝听了更加恼火，当着群臣说：“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世，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颎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法司请斩高颎。文帝说：“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世积，如更诛颎，天下其谓我何！”于是除名为民。高颎初作仆射时，他的母亲告诫他说：“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尔宜慎之！”高颎从此常恐发生祸变。及得为民，欢然无悔恨之色。

开皇二十年，也就是高颎被黜后的第二年，在杨素、杨广等阴谋策划下，太子杨勇被废，杨广当了太子。又过了四年，杨广谋害隋文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炀帝。高颎被起用为太常卿。那时突厥启民可汗将入朝，炀帝要以富乐相夸。下诏征集周、齐乐家子弟及天下散乐。高颎上奏道：“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炀帝不悦。高颎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颎又以炀帝于启民可汗礼遇过厚，对太府卿何稠说：“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把这些话告知炀帝，炀帝认为高颎诽谤朝政，便下令把他杀了。时在大业三年（607），颎年六十七岁。

高颎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对隋代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唐初史家在所修《隋书》中评论他说：“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其被诛，天下莫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杜佑纵观历代名相，作了这样的评论：“历观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1又说：“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功规萧、葛，道亚伊、吕，近代以来未之有也。”2可见，高颎的业绩对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1《通典》卷十二《食货·总论》。

2《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第二节宇文恺

蜚声中外的唐代都城长安，以及东都洛阳，实际上都是在隋代建造的，创建这两座历史名城的第一功臣是杰出的建筑学家宇文恺。

宇文恺，字安乐，鲜卑人，西魏恭帝二年（555）生于长安。他出生在北朝后期一个显赫的豪门。其父宇文贵。据《周书》本传说，“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后来从军，屡建军功，地位也扶摇直上。北魏时，即爵封革融县侯，官拜武卫将军，閤内大都督。西魏时，进爵化政郡公，先后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兴州刺史，大都督，小司徒，益州刺史。北周时，进位柱国，拜御正中大夫，封许国公，历大司空、大司徒、太保等重要官职。北周天和二年（567）卒，赠太傅，谥曰穆。宇文恺的长兄宇文善，西魏和北周时历位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柱国，洛州刺史，上柱国。二兄宇文忻，十七岁时即以军功被北周政权赐爵兴国县公，拜仪同三司，后又因战功进位开府、骠骑将军，进爵化政郡公，北周末位至上柱国，进爵英国公。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宇文恺，二岁时就被赠爵双泉县伯，六岁时袭祖爵安平郡公，但身在将门的宇文恺却不好弓马，而喜好读书。《隋书》本传说“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这段记载可窥知他为学的大致情况。

北周末，宇文恺累迁右侍上士、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大象二年（580），杨坚任北周宰相后，宇文恺又被任命为上开府、匠师中大夫。据《唐六典》卷二三“将作都水监”记载：“后周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掌城郭、宫室之制及诸器物度量。”又据考证，北周设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正五命”1。因此可以推知，当时年轻的宇文恺已经在建筑科学和工程管理方面崭露锋芒。世界第一城——大兴城的营建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大肆诛杀北周宗室宇文氏，以清除北周残余势力。宇文恺原也被定入诛杀之列，由于宇文恺家族与北周宗室有别，二兄宇文忻又拥戴隋文帝有功，加上他本人的才华深得隋文帝的赏识，因而方幸免一死。隋文帝“修宗庙”，宇文恺被起用，任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负责宗庙的兴修事务。宗庙建成后，被加封为甑山县公，邑千户，随后投入了隋代都城大兴城的营建工程。

隋朝建立之时，仍承袭北周以长安城为京都。长安城始建于汉代，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城市已显得过于狭小，宫宇亦多朽蠹，加上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嫌其“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也奏云：“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2于是决定另建新都。

开皇二年（582）六月，隋文帝下诏：“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1王仲荦：《北周六典》卷七，冬官府第十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

2《隋书》卷七八《庾季才传》。

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1于是“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2。“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3。由于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故新都命名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营建，史称“制度多出于颎”4，“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5。宋代的宋敏求在《长安志》中也说在隋大兴城兴建时，“命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巨鹿郡公贺楼（娄）子干、大（太）府少卿尚龙义并充使营建”6。可见高颎主要是提出都城的总的制度，并负责总的施建方针，而具体的规划、设计则是由宇文恺完成的，其他的副使主要是协助负责施工和材料管理诸事务。大兴城的兴建，不是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而成的城市，而是在短时间内按周密规划兴建而成的崭新城市。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先建宫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开皇二年（582）六月开始兴建，十二月基本竣工命名大兴城，次年三月即正式迁入使用，前后仅九个月，其建设速度之快实令人惊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人力、物力的组织和管理都应是相当精细和严谨的。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中，还得考虑地形、水源、交通、军事防御、环境美化、城市管理、市场供需等的配套，以及都城作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因此大兴城的兴建标志着当时的中国所达到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有人曾列举世界古代十座城市的面积进行比较1：（1）隋大兴城（唐长安城），583年建，面积84.1平方公里；（2）北魏洛阳城，493年建，面积约73平方公里；（3）明清北京城，1421—1553年建，面积60.2平方公里；（4）元大都，1267年建，面积50平方公里；（5）隋唐东京（洛阳城），605年建，面积45.2平方公里；（6）明南京，1366年建，面积43平方公里；（7）汉长安（内城），建于公元前202年，面积35平方公里；（8）巴格达，800年建，面积30.44平方公里；（9）罗马，300年建，面积13.68平方公里；（10）拜占庭，447年建，面积11.99平方公里。

从上所列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都市的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而大兴城则更是位列榜首，堪称世界第一城。

大兴城的规划吸取了曹魏邺城（故址在今河北临漳邺镇东）、北魏洛阳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分区整齐明确，象征着皇权的威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京都规划和布局的独特风格，反映了统治者专制集权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12《隋书》卷一《高祖纪》上。高龙叉，宋敏求《长安志》作尚龙义。3《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宣帝太建十四年。

4《隋书》卷四一《高颎传》。

5《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6《长安志》卷六。

1参见《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是一大创新。北宋吕大防在《隋都城图》题记中，曾称赞大兴城的布局思想：“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清代徐松也说：“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1宫城位于南北中轴线的北部，“东西四里（不含掖庭宫），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崇三丈五尺”2，实测东西长2820.3米（含掖庭宫）3，南北宽1492.1米。城内有墙把宫城分隔成三部分。中部是大兴宫，由大兴殿等数十座殿台楼阁组成，是皇帝起居、听政的场所。东部为东宫，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西部为掖庭宫，是安置宫女学习技艺的地方。

皇城（又称子城）在宫城南面，由一条横街与宫城相隔，“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4，实测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为1843.6米。皇城是军政机构和宗庙的所在地。“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左宗庙，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于其间，凡省六，寺九，台一，监四，卫十有八。东宫官属，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5。

郭城，又称罗城、京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1，实测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全城由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两个商市，形成棋盘型的布局。白居易有诗云：“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2既形象又贴切地描绘了大兴城的布局特征。

城中的街道都很宽。通向城门的街道之宽度都在百米以上；最宽的是界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横街，宽达220米以上；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150米；不通城门的街道宽42—68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墙内侧的顺城街，宽25米。里坊都筑有坊墙，坊中也有街道。大的里坊四面开四个坊门，中辟十字街；小的里坊开东西二门，有一条横街。这些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一个交通网络，井然有序。各大街的两侧都开有排水沟，街道两旁植以榆、槐为主的行道树，株行距整齐划一，使道路成为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为城市增添了风采。

在大兴城的规划和兴建中，对于环境美化和给排水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整个城址位于渭水南岸，西傍沣河，东依灞水、浐水，南对终南山。根据其地理环境和河道情况，开凿了三条水渠引水入城。城南为永安渠和清明渠，城东为龙首渠，龙首渠又分出两条支渠。三条水渠都分别流经宫苑再注入渭水，不但可以解决给排水问题，而且可以进行生活物资的运输。水渠两岸种植有柳树，形成了“渠柳条条水面齐”3的宜人景色。城东南还开辟有1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

2宋敏求：《长安志》卷六。

3参见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4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5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

1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2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十二街”指东西向大街，不包括两条顺城街。3王建：《早青五月西望诗》。

曲江“芙蓉园”，其“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秋节。江侧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1，是全城的风景区和旅游区。在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中，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突出者有三：其一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城市规模过大，超越了时代的要求。其城南四列里坊，经过隋唐两代三百多年的时间，始终没有多少住户，非常冷落荒凉。正如宋敏求所说：“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2其二是大兴城的道路虽然很宽，但全是土路，雨雪时泥泞不堪，难以通行，有时连上朝都得停止。为了排水，路面都是中间较高，两侧有宽、深各两米多的水沟，但由于城内地形起伏较大，排水仍有困难，以致暴雨后常有坊墙倒塌，居民溺死的事故发生。

其三是在漕运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有时漕运不通，即造成粮食供应匮乏。为此，终于酿成了都城的东迁。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条件下，大兴城有如此规模的建设和成就，是值得人们赞颂的。

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不但对中国后世的都市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兴城的布局特点而建造的。平城京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状。宫城也是位于城北正中，四周以官衙和贵族邸第围绕，明显地体现着大兴城的特征。

东京洛阳城的营建营建东京是宇文恺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另一个重大成就。开皇四年（584）

六月，宇文恺又受命负责开凿广通渠工程。据记载：“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1其后，宇文恺出任莱州（今山东掖县）刺史，“甚有能名”2。

开皇六年闰八月，宇文恺之二兄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因谋反被诛，宇文恺也受株连而解职，“除名于家，久不得调”3。

开皇十三年（593）二月，隋文帝令杨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北营造仁寿宫。杨素以宇文恺有巧思，“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4，负责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整个宫殿区“制度壮丽”5，是一组极其雄伟的宫殿建筑群。开皇十五年三月，仁寿宫建成，宇文恺被任命为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接着又被任命为1唐骈：《剧谈录》。

2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1《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长城公至德二年。

23《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45《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三年。

将作少监6。

仁寿二年（602）八月，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卒。闰十月，杨素和宇文恺受命营造皇陵太陵。独孤皇后葬后，宇文恺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继位。鉴于大兴城位置偏西，又水陆交通不便，也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河北、山东以及江淮地区的控制，决定在洛阳故都附近建造新城，作为东京。十一月癸丑，隋炀帝在巡幸洛阳时下诏说，洛阳的地理位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1。

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605）三月丁未，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大业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2，其营建过程前后仅历十个月，是又一座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设计、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在营建东京时，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3。故此宇文恺博得隋炀帝的欢心，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其间，宇文恺还受命在河南郡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营造显仁宫，“南接皁涧，北跨洛滨”，为此，曾“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4。

东京一名东都，又谓“新都”5。它位于汉魏洛阳城之西约十公里，北依邙山，南对龙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正如李吉甫所说：“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之，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1由于水陆交通方便，自隋代至北宋，一直作为陪都，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东京的营建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大业杂记》中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六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唐初张玄素曾对唐太宗言及他所见营建东都的情况，说：“臣又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今江西境）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便即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2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其用工量的大致状况。建造大兴城的用工状况，虽缺乏史料记载，但参照有关东京的记载，当与东京的用工数量相当。

东京规模略小于大兴城。据勘探，它的东城墙长7312米，南城墙长7290米，北城墙长6138米，西城墙长6776米，总计周长27516米，合55里。平6《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12《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3《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4《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5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

2《旧唐书》卷七五《张玄素传》。

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长方形。全城亦是由宫城、皇城、郭城所构成。洛水由西而东穿城而过，把城分为南北二区。由于地形的关系，东京不似大兴城那样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其宫城和皇城建于西北部，但整个规划力求方正、整齐，仍与大兴城相似。

宫城名紫禁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城中隔城二，在东南隅者太子居之，在西北隅者皇子、公主居之。城北隔城二，最北者圆璧城，次南曜仪城”1。宫城内有乾阳殿、大业殿等数十座殿、阁、堂、院，极其富丽堂皇。李吉甫称：“（东京）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2其中以乾阳殿最为奢华，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国使团的地方。“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房脊两端的兽）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文掍镂槛，栾栌百重，楶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曜。南轩垂以珠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即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3宫城正门则天门，“门上飞观相夹，门外即朝堂”4。因其太奢，致武德四年（621）唐高祖李渊令人焚毁另建。

宫城西面是上林西苑，又名会通苑，在今洛阳涧西一带。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夏五月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沟。”苑内引涧河汇水成海，周十余里，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风景非常壮观。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极为华丽。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恺还修筑了月陂。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记载：“洛水，在（洛阳）县西南三里。西自苑内上阳之南弥漫东流，宇文恺筑斜隄束令东北流。当水冲，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

宫城的东北面为含嘉城，城里为含嘉仓，是一座贮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炀帝建东都洛阳，在宫城东建含嘉仓。”据1969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含嘉城的总面积约43万平方米，四面有城墙，城墙为挖槽夯筑而成。在仓城的东北和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地下粮窖287座，估计全城的地下粮窖应在400座以上。由于东京漕运方便，又在含嘉城内储藏了大量粮食，避免了大兴城发生粮荒的问题，使其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

皇城名太微城，亦称南城、宝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其城曲折，以象南宫垣”1。城中有五条南北向街道，四条东西向街道，分列省、府、寺、卫、社、庙等建筑。

郭城称罗郭城，隋时仅筑有短垣，“东西五千六百十步，南北五千四百1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

3《大业杂记》卷六○。

4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1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七十步”2，实测南北最长处7312米，东西最宽处7290米。全城纵横大街各十条，一般宽41米，把全城划分为“里一百三，市三”3。这些里坊分布在北区的东部和整个南区，其中南区的里坊与街道最整齐。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大兴城的里坊略小，坊内辟十字形街道。由于里坊小街道窄，临街开门的住宅随之增多，这样就使城内各部分的关系显得比较紧凑。

晚年的建筑活动大业三年（607）六至八月，宇文恺跟随隋炀帝北巡。在此期间，他奉命修筑长城，创制了三项活动性的建筑物。

关于宇文恺修筑长城事，有的论著仅引述《隋书》本传的记载：“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未指明修长城时间，所修是哪段长城。查史籍记载，隋炀帝在位时修长城有两次。第一次修长城在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1。榆林郡系大业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及黄河东岸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紫河在定襄郡大利县，《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大利县，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南部清水河县境。紫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西北长城外之浑河，蒙古语名为乌兰穆伦河。第二次修长城在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九月“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2，可见该役已结束。据《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长城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据《隋书》本传记载，宇文恺规度长城事是在“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之后，而据《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宇文恺拜工部尚书是在大业四年，因而其所修长城似应为第二次。实际上此记载有误，因宇文恺大业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业三年随隋炀帝北巡时，于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书》本传长城役记载之后，也说“时帝北巡”，宇文恺在此期间造大帐和观风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恺规度长城之役为炀帝时的第一次修长城，即大业三年七月，所修长城为榆林至紫河一段。

宇文恺创制的三项活动性建筑物为：1.大帐，造于七月。《隋书》本传记载：“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千人。甲寅（15日）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北史·炀帝纪》上亦云：“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

2.观风行殿，造于八月。据《隋书》本传记载：“又造观风行殿，上容待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又《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2《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

3《隋书》卷三○《地理志》。

1《北史》卷一二《隋本纪》下作“二旬而罢”，《资治通鉴》卷一八○作“二旬而毕”，《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作“一旬而罢”，今从《北史》所载。

2《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

3.行城，造于八月。《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

其中，大帐当是大型帐篷。观风行殿应是一种活动性建筑，上面为宫殿式木构建筑，可以拆卸和拼装；下面设置轮轴机械，可以推移，惜其具体形制和结构史无明言，难以详悉。行城应是一种板装并附有布屏的围城，《资治通鉴》虽未明言系宇文恺所作，但其记述紧接在造观风行殿之后，当亦是宇文恺负责制作的。

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西巡，至张掖（今甘肃张掖）时，亦“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此观风行殿是否即是大业三年宇文恺所造的，抑或是重造，录以备考。

这些大型的活动性建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除了规划、设计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宇文恺还在明堂设计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传说其形制是周公所立，并“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1。后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圣化，成为中国古代举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会及祭祀、庆典、选士、教学等大典，都在其中举行。也可以说，明堂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即所谓“天子坐明堂”2。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对明堂制度非常重视，但具体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样子，则仅凭臆测，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而各代虽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举，却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陈之后，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议事日程。开皇十三年（593），诏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定明堂制度，当时任检校将作大匠的宇文恺曾献上明堂本样。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1。宇文恺所献的明堂木样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但由于诸儒异议，久不能决，而作罢。“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2隋炀帝继立之后，宇文恺又上“明堂议”及明堂木样。关于宇文恺所上明堂议及木样事的具体时间，据《隋书·礼仪志》一记载：“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则似应该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始之前，即大业元年一、二月间。但此时隋炀帝刚登位不久，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又欲兴建东都，宇文恺是很会揣测帝心的，想不致于在此时奏上“明堂议”及木样。而此记载也仅言大业中，若是在大业元年初，当会指明是大业初，而不会称“大业中”的。据《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说：“会辽东之役，不果行。”隋炀帝征辽东之役，是大业七年着手进行准备，第二年发兵的，则宇文恺所上的奏1《礼记正义·明堂位第十四》。

2《古乐府·木兰诗》。

12《隋书》卷六《礼仪志》一。

议和木样当在大业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间，这应是比较可信的。

宇文恺所上的《明堂议表》除引经据典，考证明堂制度外，还附有建筑设计图和立体木制建筑模型。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3。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考古学文献。虽说其所议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说，无能定论，但从他所绘制的建筑图和据此制作的木制立体模型，却可以推断他已经使用了比例尺。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和制作立体建筑模型的方法，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大业八年三月，隋炀帝征伐辽东（今辽宁辽阳）时，宇文恺亦随行。为了渡过辽水（今辽宁大凌河），“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1。宇文恺所造浮桥虽因测量河宽不准确而未能成功，但却为何稠的接桥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此，他“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2。

宇文恺在建筑学方面的著述有《东都图记》20卷，《明堂图议》2卷，《释疑》1卷，均见行于世。但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北史·宇文贵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这实是建筑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大业八年（612）十月，五十七岁的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谥曰康。

宇文恺的一生，主要是担任营造方面的高级官员，主持过许多大型的建筑工程，起着相当于现在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的作用。他在建筑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应该指出的是，在他设计和主持的工程中，除了开凿广通渠，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外，其余大多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尤其是宫殿建筑，不顾劳民伤财，取悦帝王。如营造仁寿宫时，“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顿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1。营建东京时，他“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2。“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今河南荥阳），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相望于道”3。长城之役，“死者十五六”4。建仁寿宫和东京的工程，宇文恺虽挂的是副职，但他是实际的负责者，因此功过与他都有直接的关系。

3《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1《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

2《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1《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三年。

2《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3《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4《隋书》卷三《炀帝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