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照是件困难的工作，但是被拍的人其实更辛苦。
“请笑得自然一点。”
只要人家这么一要求，被拍的人表情就会变得不自然，而在相片上留下僵硬的笑容。忽然间我会很讨厌那个对着照相机谄媚的自己，或者对那扬起嘴角但眼露凶光的神情感到怪异。尤其是一群人拍纪念照时，如何在同一个时间点露出自然的微笑，那才真是困难至极。
我以为这种情形仅限于不常拍照的人，专业的演员并没有这种困扰。但似乎不然，日前我就亲眼目睹了有趣的光景。
十一月份起我开始撰写《圣子宇太郎》的电视剧本。拍摄宣传海报时，我也在一旁观看。主要演员森光子、小林桂树、加藤治子等人配合摄影师的指示，每一次按快门时都露出了愉快的笑容。时间点掌握得十分精确，让站在摄影棚角落的我赞叹不已。看久了，也让我发现诀窍所在，原来是主要演员之一的武田铁矢带头发号施令。
当摄影师指示说：“麻烦各位了。”
武田便大喊一声：“日暮里。”
所有人便一起笑了。
“再来一张。”
“上野！”
全员哄堂大笑。
“御徒町。”
“莺谷。”
他连续喊着国营电车站的站名，好让大家抓住时机展现笑容。
原来如此，我不禁佩服他想得出这种妙招。招数看起来虽然很简单，但是只凭一声吆喝就可以让所有人同时笑出来的人格特质，恐怕也是万中选一的吧。换作是我，突然大喊“秋叶原”，很可能只会引得大家面面相觑当场愣住，根本无法笑得开怀。
近来拍摄纪念照时，大家都会勾肩搭背，做出自然的表情，但在从前如果露出笑容是会被严厉斥责的。
我手边就有一张小学五年级时，在鹿儿岛平之町的家门口拍的纪念照，全家七人神情严肃地一字排开。
还记得拍照师傅要来的前一天，我们小孩子便会被带去理发。我当天一大早便起床了。其实也没有必要早起，只是因为过于兴奋睡不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将排好在玄关前的鞋子擦了又擦，动不动就跑去摸摸母亲前一晚为我们准备好的外出服而兴奋不已。两三天前，我的鼻头上长了颗青春痘，尽管拍照的日子已近，却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不时担心地用手去抓，反而让它益发红肿。父亲见我又是用冷水敷，又是愁眉苦脸地照镜子，责骂我：“又不是要拍你的鼻子。”
母亲赶紧央求父亲：“拜托今天请不要发脾气，你一生气就会影响到孩子们的表情。”
“我什么时候生气了，你在胡说些什么！”语气已经是怒火冲天了。
五岁的妹妹兴奋地跑来跑去，结果从玄关前的石阶上跌下来，擦伤了膝盖而哇哇哭叫。
“我会瞒着你爸爸，请照相师傅将你鼻子上的青春痘修掉。”
我正因母亲的安慰而松了口气时，照相师傅刚好带着助手上门了。
鹿儿岛即使冬天也很暖和，因此我们决定到庭院拍照。先是从客厅搬出两张椅子让父亲和祖母坐着，然后排定父亲的旁边是弟弟，祖母的身边站着我和妹妹，妈妈则是抱着小妹站在后面，完成照片的构图后，我已经觉得整个场景十分好笑。
首先，又不是过新年，好端端的一个大人居然头上盖着外红里黑的布幔，鼻尖冒着汗珠地钻进钻出。这已经很好笑了，而他还高举着一个好像煎蛋用的银色东西。一想到待会儿里面会砰的一响，冒出白色烟雾，我就因强忍着笑意而浑身颤抖。
父亲穿着印有家徽图案的传统裤装，一脸严肃地整理鼻下的胡髭。祖母从袖口取出草纸大声地擤鼻涕。
不知道是否以前的人都如此，还是只有我们家的人这么做——擤过一次鼻涕的草纸绝对不会丢掉，而是收回衣袖里，等风干之后再度拿出来折叠使用。
一向爱笑的弟弟终于忍不住大笑了。
“男孩子不可以乱笑，混账东西！”
父亲才骂完，镁光灯便闪了，我们家的混乱景象也终于告一段落。然而如今审视这张泛黄的相片，却发现照片中穿着金色纽扣制服和黑色长筒靴的弟弟握紧了小拳头，强忍着浑身的笑意。更仔细地端详，似乎从七个家人的身后可以看见原本不是拍摄背景的樱岛影像。因为我好像闻到了茂密生长在后山上，刮大风的日子会吹落、并敲打我们家遮雨板的橘子和枇杷的香气。
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我从实践女子专科学校国语科毕业。在那些毕业纪念照之中，有一张显得很奇怪。
拍的是我一个人站在校门口，但是脚边有一张十元的钞票。就像币制改革时美军印制的补给券一样，抓两把也只够看场电影的币值。那张钞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掉在那里，总之穿着传统裤装、手拿毕业证书的我明显地斜着眼瞪着脚边那张发皱的钞票。不见庆祝毕业的喜悦和严肃的心情，反而更在乎那张十元纸币的存在，看来在人生的起点上早已显露出我志向不高的本性了。
我还听过在结婚典礼后所有亲戚朋友合拍纪念照时，居然夹杂了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在里面。那是发生在朋友女儿的婚礼上，一名形容猥琐的老先生抬头挺胸地站在最后一排的正中央。男女双方都以为他是对方的亲友，结果不管问谁都说不认识他。
“会不会跟新郎新娘的过去有什么关系呢？比方说是人家的私生子……”我满心好奇地胡乱猜测，但是男女双方可都是出自品行端正、书香门第的清白世家，打灯笼找也找不出任何的一丝丑闻。
结果只能当作那个老先生参加其他人的婚礼，却在拍纪念照时搞错了，硬是凑上了一脚吧。
或许你会说不可能，但我倒想起二十年前发生在外祖父身上的一段往事。
外祖父是木匠师傅，继承了上州屋的名号，在战前曾经有过一段好光景。后来因为帮人作保失败，从我懂事以来，他就是在麻布市兵卫町开家小店面，偶尔接些餐厅的装潢、桌椅等零星工作过活的。
他曾是麻布三联队的士兵，听他讲起在旅顺突击时受伤的故事，总是百听不厌。平常不太爱说话，个性又很顽固的他，一旦模仿熄灯号的声音，说起“新兵真是可怜呀，晚上常常哭着睡去”，或是提起全盛时期在辰野隆先生的父亲今吾博士的带领下承揽旧东京车站的木作工程时，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眼睛发亮。他最爱听志生说的相声，两人的面貌也有些相似。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寄住在外祖父家，刚好听说志生将在《每日新闻》的大会厅表演，我赶紧买了票送给外祖父。
到了那一天，外祖父很早便洗好澡，在腰间缠了一包爱吃的甘纳豆便出门了。当时的东京到处都还是战火过后的废墟。
深夜，外祖父回来了，一句话也不说。固然他生性沉默，却仍保有以前工匠的特质，就算吃了人家一颗烤番薯，也会拿下围在脖子上的毛巾，规规矩矩地行礼致谢。
我有些担心地问他：“怎么了？”
“那种东西我听不懂啦。”说完，他转过头去，自顾自地吸起了香烟。
“是志生说了新的相声吗？”我再一次询问。
“志生根本就没出来。”
听起来不太对劲，再三逼问下，才知道外祖父好像是跑到《读卖新闻》的大会厅，听了一场小提琴独奏会。因为他在有乐町迷了路，拿出入场券问路人时，对方将《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大会厅给搞错了。
“那个留着长头发的年轻女人，演奏的表情好像要为父母报仇一样。演奏时他们又不让我中场离开。”
外祖父还不敢拿甘纳豆出来吃，在里面足足忍了两个多小时。听他的形容，演奏者应该是岩本真理女士。事实上日前有个杂志的采访工作，让我有机会和岩本女士见面。我本来想跟她提起这段三十年前的往事，但是一看到她秀丽端庄的神情，实在没有勇气说出如此荒唐的糗事，便告辞回家了。
不论是拍错了纪念照或是弄错了表演厅，似乎都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年轻人还不至于如此糊涂。
话说回来，我的外祖父名字叫冈野梅三，遗憾的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合拍过照片。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从鹿儿岛转学到四国的高松。
父亲的工作常需调职，我们光是小学就转学了四次，从小便很习惯迁徙旅居的生活。那一天听从父母的吩咐，跟同学以及办公室的老师们告别，正准备回家时，班导师叫住了我，说是有事找我，要我待会儿再走。
k老师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男老师。
他是种子岛人，面貌白皙英俊，天生有种理想家的性格，就连习于挑剔别人的父亲也很称赞他。我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等待。
耸立在校园中央的两棵大樟树，今天将是最后一次看到了。工友忙着拔除奉安殿前的杂草。
k老师走进教室。
他身上穿着不太合身的西装，我突然想到这应该是跟他的好朋友u老师借的吧。“我们拍张纪念照吧。”老师说完带头走在前面，我稍微落后地跟着他走出了校门。
“走路要距离老师身后三步，不能践踏到老师的影子”，这种说法可是千真万确。我自然也是遵照规定行事。
我们走进镇上的小照相馆，并肩站着拍照。在镁光灯闪烁之前，老师突然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剎那间，我觉得肩膀像是被熨斗烫过一般温热。照相师傅身上覆盖的黑色布幔、从煎蛋器般的银色机械里冒出的白色闪光——这些过去总令我发噱的东西，这会儿都变得不再可笑了。
十二岁的我是个皮肤黝黑、身材纤瘦、眼睛很大的女孩子。因为肩膀被k老师环抱着而露出困惑的表情，就像小孩子第一次喝醉酒般。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跟家人以外的男性合照。
之后我和k老师失去了联络，直到日前的重逢，中间相隔了三十年。因为曾听说种子岛出生的男子都被征调到冲绳且多半阵亡，因而当昔日的同学通知我这个费尽千辛万苦得到的消息时，我惊讶得难以置信。
从鹿儿岛小学校长一职退休后，老师目前仍从事和教育相关的工作。日前他来探视远嫁到东京的女儿，给了我们重聚的机缘。
当我登门造访位于郊区外的小区时，一名长相酷似年轻时k老师的少妇抱着婴儿开门前来迎接。
k老师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向我诉说将近四十名学生的概况，其中有些同学因为空袭而去世了。当年满头青丝的老师已经白发苍苍了，不变的是略带鹿儿岛腔的乡音和声音，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三十年前鹿儿岛的镇上风光——
学校旁边那间名叫“枝元”的酱油批发店。
镇民俗称“野上宅”的豪华洋房、热闹的天文馆街道和幽静的圣弗朗西斯教堂。
我的皮包里放着一台小型相机，因为我想拍一张k老师的照片好带回去给怀念居住在鹿儿岛时光的母亲回味。
然而老师或许是忘记了吧，始终没有提到三十年前和我一起拍纪念照的往事。我吃着老师招待的寿司，和老师的小孙子玩耍，直到傍晚才起身告辞而去。
大概是没有拍照的关系，那台相机使得回程的皮包沉重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