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曾在某本书上读到将冰淇淋带进法国的人是凯瑟琳·美第奇。
据说从佛罗伦萨的一介金融业者蹿起，凭借着谋略权术与毒杀诡计，成为欧洲首富与最有权势的美第奇家族，当他们家的女儿凯瑟琳嫁给法国国王亨利二世成为王妃时，陪嫁的除了一批侍女外，就是这份食谱，这也是今日冰淇淋的滥觞。
美第奇家族也是提倡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财主，或许包含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大师都曾经在美第奇家中的沙龙接受过冰淇淋招待。这么一想，在欣赏波提切利名作《维纳斯的诞生》时，总觉得弥漫着一股冰淇淋的香味。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画的是从贝壳里诞生的美女，却竟然呈现出中古禁欲时期所不该有的甜美与清凉的感官性。
从西洋名画一下子跳到我们家厨房，实在过于唐突与失礼。头一次吃自己家里做的冰淇淋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放学一回家，看见母亲坐在厨房地板上，美人尖的额头上冒着汗珠，好像在做什么不太顺手的事。木桶里面装满了碎冰，中间插着一个水瓶，母亲费劲地用力转动着水瓶，说是冰淇淋马上就做好了，但看着昨天晚上还在浴室里使用过的木桶，实在很难想象从里面会制造出冰凉的点心来。然而当母亲让我尝了一下附着在水瓶外围的淡黄色冰霜时，果然是有冰淇淋的味道。
我们四姐弟一字排开坐在餐厅的入口等待冰淇淋完成。当时我们住在鹿儿岛的城山一带，后山上长满了橘子和枇杷树。山风穿过我们宽敞的家时，总会带来夏季浓浓的香味。母亲气喘吁吁地转动着水瓶，看着她白色和服下的臀部充满韵律地在乌黑发亮的地板上扭动，我心想：“妈妈的屁股还真是大呀。”
我甚至记得，当时还很感动地想道：我们四姐弟竟然都是妈妈所生的。
文艺复兴的原文是“重生”，意味着重新确认与发觉自己生命的起源。虽然眼前的景象跟西洋名画差得远了，但从母亲拼命转动水瓶的伟大臀部发觉母爱，或许这就是我精神上的文艺复兴吧。
结果那一天母亲手做的冰淇淋，相对于制作耗费的时间，我们每个人分到的量却是少得可怜。如今每个家庭里都有冰箱，打开冰箱，多少也能发现一两盒冰淇淋。二次大战之前可不是这样，冰淇淋，而且是香草口味的冰淇淋，是要穿上外出服的洋装，到西餐厅或百货公司的饮食部，以戒慎紧张的心情享用的高级食品呀。
——还有装冰淇淋的典雅银色高腰圆形容器。
——跟中村梅子的脸形一模一样的冰淇淋小调羹、旁边添加的威化饼干。以上配件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样，就感觉冰淇淋的风味尽失。
趁着冰淇淋还没融化，想要尽快吃下的心情和想慢慢品尝美味的心情在内心胶着着。我甚至希望早点长大成人，好一次可以品尝两球冰淇淋，却万万没想到自己在十年后会沿街叫卖冰淇淋。
学生时代打工卖冰淇淋是在昭和二十三年（1948）的夏天。当时因为父亲调职的关系，我们家搬到仙台，只有我和弟弟住在麻布市兵卫町母亲的娘家继续学业。虽然家里会定期寄零用钱来，但是因为当时正值改制新币没多久，我有时也想买些书或看场电影之类的，手上的零用钱自然不够花。
我记得冰淇淋的中盘商应该是在如今的神谷町一带。三十多名工读生先在那里练习如何操作舀冰勺。根据专家的说法，必须舀得外观看起来很密实，而里面其实有些松散，才能够多卖几盒、赚多一点钱。装好冰淇淋之后，老板将一男一女分成一组，让我们带着五十个装好的圆形冰淇淋盒以及装有舀冰勺和零钱的小布袋，说声“加油，好好干吧”，便打发我们出去做生意了。
提起我当时的装扮，是黑裙子配白衬衫，底下穿着帆布运动鞋。外婆怕我中暑和得日本脑炎，在我头上加了一顶割草用的大草帽。这就是我可笑的卖冰淇淋造型。
当老板鼓励我们“加油，好好干”时，我才发觉身为上班族人家女儿的可悲之处。原来从小到大，这二十年来我从没有卖东西给任何人过。和我搭档的男学生看起来也是一样的生活背景，两人只知道站在路边发呆。
光是发呆的话，不仅头顶会热得发烫，而且最重要的是冰淇淋会融化。何况之前专家才告诉我们，这门生意好玩的地方就在于如何将五十盒冰淇淋卖出去，动作太慢的话就只能卖出三十五盒。于是我鼓起勇气，轻轻推开眼前一家好像比较容易进去的人家大门，高声喊着：“有人在家吗？我们是工读生……”
还来不及说我们在卖冰淇淋，里面便传来叫骂声：“你们给我识相点！”
一个身上只穿着一件已经缩水、松垮短裤的老先生，站在门口生气地打着呵欠，说刚刚已经有许多卖冰淇淋的工读生走了又来，害他根本没办法睡午觉。
听他这么一说，我才发觉冰淇淋中盘商位在坡道中央。因为是盛夏，加上扛着重物，大家自然往下坡走。先出发的人肯定也会走进这户看起来好像很容易推销的人家大门。我们不断道歉后，尽可能选择没有人走过的路开始喊“有没有人在家”地做生意，但还是效果不彰。
我没有什么数字概念，已经记不得一盒冰淇淋卖几块钱，只知道在当时算是高价位的东西。眼看刚开始舀的时候还会沙沙作响的冰淇淋逐渐开始软化了，我的脚步也很自然地往寄居的麻布一带前进。靠着外婆向左邻右舍吆喝，好不容易才卖出一半。
近乡情益怯，
乞儿不敢入家门。
我才体会到这真是首名诗句。
街头上传来了《银座康康舞女郎》的旋律声。
那时涩谷的松涛一区刚发生过一场小火灾。
隔天一早我便和搭档跑到灾区去。虽然说初生牛犊不畏虎，但想到那一天的举动我还是冷汗直流。
因为我们又被正在收拾灾后家园的家庭主妇给责骂了一顿：“你们怎么好意思卖冰淇淋给刚遭遇火灾的人呢？拜托请站在别人的立场想想吧。”
我们一句话也不敢回。
搭档的男学生靠在烧得焦黑的电线杆上，一边吸着很短的香烟，一边喊着：“我干不下去了！”
如果沿街叫卖不是很有效率，往往冰淇淋融化的速度要比卖出去的速度还快，结果赚钱的只有中盘商而已。那时我脑中突然闪过昭和电工的热门新闻，一连好几天报上都在讨论该公司员工有没有花好几千块为情妇秀驹小姐买皮包的事。
“我们去昭和电工试试看吧！”
光凭这一点点的认识就想闯进热门话题的昭和电工，想想也实在太丢脸了。人家警卫马上一脸严肃地将我们给赶了出去。第一次出击虽然失败，但我们开始转向景气好的公司进攻，果然开发了不少好客户。我已经忘记其中最捧场的客户叫什么名字了，是位于青山一丁目，目前是心脏血液研究所的一家公司。
我们逐渐懂得做生意的窍门。首先让警卫先生试吃冰淇淋，吃过之后请他介绍我们到总务或行政部门，然后也是先请部门主管试吃，于是对方便答应让我们利用午休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空车库里贩卖，甚至还帮我们在公司里面广播。那时候大公司还不时兴将办公室迁入摩天大楼里，若是公司附近又没有咖啡厅的话，冰淇淋自然卖得好。手上拿着茶杯、便当盒盖的职员们排队购买，供不应求。搭档的男学生不得不跑回去追加订货再赶着送过来。一位秘书小姐捧着托盘过来，上面放有五个杯子，她说：“这是高级主管会议要吃的，请帮我每个杯子各放两球。”
“谢谢！”突然间，我发觉我们答谢的声音也自然大声了起来。
看来我已经不需要戴草帽了，只要每隔三天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老客户那边转转就可以了。我们这一组的营业额几乎是其他组的四五倍。
但是好景不长，终于其他人也开始仿效我们的策略。当我们到老客户那里时，其他组的人已经捷足先登，早卖了起来。有时候甚至还会看见男学生为了抢夺生意据点而大打出手的难堪画面。
我们束手无策，只好再改变战略。边走边思考的时候，居然因为没有注意到交通灯而被警察先生给拦了下来。大概是因为道歉的说法“对不起，因为赶时间……”太草率，反而被认为是态度不佳而被带回警察局。似乎我们一男一女在大白天共提着一个冰桶被误会是情侣了，在国电品川车站旁边的派出所里，一名中年警察对我们滔滔不绝地说教。他的话还没说完，我担心冰淇淋要融化了，于是打断他并掀开冰桶，开始介绍起我们卖的冰淇淋。
他将茶杯洗干净后买了一球，还告诉我们：“附近有警察的单身宿舍，你们不妨去试试看。”
甚至还教我们，要是从大门进去的话，负责管理的欧巴桑会骂人，不如从外面敲每一间房间的窗户叫卖。
警察先生几乎都半裸着身子，但很亲切。他们的制服和帽子就挂在墙壁上，毕竟是盛夏的傍晚，每个人身上都只穿着长裤，边搔着肚脐边说：“既然是老爹介绍的，那就买一球吧。”
其中一名警察先生还问我们：“去屠宰场卖过了吗？”
那时新桥车站前是烤下水等小吃摊的全盛时期，据说都是在屠宰场工作的人们给捧场做起来的。
“现在全东京最有钱的人就是他们。”最后还画了张地图。
我们沿着满是尘埃的马路，朝屠宰场迈进。
屠宰场的人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围裙上血迹斑斑。一开始我们有些退缩，但习惯之后发现他们都是很亲切的大哥哥。
说来有些不好意思，在我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这么受欢迎过。
“小姐，长得很漂亮哟。”头一次有人这么称赞我，也头一次有人说要跟我拍照，还有人端茶给我，甚至搬椅子叫我坐下来休息。搭档的男生在一旁很不是滋味。为了报答他们，我便帮他们缝补扣子或陪他们玩接球的游戏。
每天都快乐得不得了。
只要动点脑筋就能增加收入，这是出生在白领家庭的我前所未有的愉快经验，能够认识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们也是一大乐事。
但是我的冰淇淋叫卖生涯只经历了一个月便告落幕。因为外婆写信告诉父亲我在打工，父亲立即捎来限时信要我回家。整件事结束后，才发觉小时候希望一次吃两球冰淇淋的我，居然在打工期间一球也没有吃到。
从东京到仙台搭火车需要八个小时的路程，今日可能连一半的时间都不用吧。在二十五年前，那可是件大工程，一天下来整个人的鼻孔和洋装袖口都给煤灰熏黑了。
尽管不舍，还是停止了冰淇淋叫卖的打工，搭上长盘线的火车回家。对面座位上坐着一名w大学的男学生，一脸愤怒似的在阅读杂志。不久列车长来查票，一不小心我的车票掉落在地板上。他俯身帮我捡起来，因为地板是湿的，手也弄脏了。为了表示歉意，我递出带来的糖果给他，他依然一脸生气地拿了一颗塞进嘴里。
在水户站时，他买了两个冰淇淋，其中一个推到我所在的窗边。
我一面推辞一面说要付钱给他，他看起来更加生气了。没办法，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那是个四角形的冰淇淋，上面插了根小木片。吃的时候，我有点想笑。
本来很想跟他说：“你知道吗？直到昨天为止我都在卖冰淇淋呢！”
可是对方一句话都不说，我也不好开口。最后实在忍不住笑了出来，他才稍微笑了一下。
他在平站下车。下车时不发一语地将刚刚阅读的杂志塞给了我，意思好像是说：你拿去打发时间吧。我道谢收了下来，却发现他的神情紧张，手也在颤抖。我心想他大概是内急吧。当时的交通状况很不好，有时连车厢里的厕所都站着乘客。
结果火车启动后，我翻开杂志——不记得是《文艺春秋》还是《改造》了，反正就是那一类的杂志，发现里面夹了一张纸片，字迹端正地写着他的住址和名字。我才恍然大悟刚刚他为什么会紧张得手在颤抖。故事就到这里结束，或许是因为感觉这段缘分跟冰淇淋有关，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将这张纸片放在月票夹中。
记忆像是绽口的毛线，一旦找到了头便能一扯再扯、没完没了。
叫卖冰淇淋的最后那个傍晚，我们抱着还剩五六盒卖不出去的冰淇淋，坐在明治神宫表参道前的马路边。搭档的男同学基于义气也是做到那一天为止。为了纪念生意兴隆，我们决定将剩下来的冰淇淋免费送给看起来顺眼的路人。
就在这时，一名年约五六岁的小女孩抱着一个空锅子经过我们面前，大概是要去买豆腐吧。我们叫住了她，将冰淇淋放进锅子里，还为了怕她妈妈责怪而将事情始末写在纸条上让她带回去。小女孩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仿佛被恶狗追赶似的往同润会公寓的方向飞奔回家。
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才想起：原来我现在住的这间公寓，距离二十五年前我们坐下来歇脚的表参道还不到一百米远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