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五代史研究概况
20世纪上半叶的五代史研究自20世纪初西方的史学理论、方法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是，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一向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通常都认为是隋唐史的延续，五代史通常也附属于隋唐史，专门研究五代十国史的论著较少，但许多论著的题目虽只为隋唐或唐宋，实际上大多也论及五代史，更多的题为隋唐五代、唐五代、唐末（或晚唐）五代的论著，虽以唐史为主，也无不或多或少讨论了五代史，如1935年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等等。
1915年丁谦《<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1923年王国维《五代监本考》，是20世纪最早以五代史为题的论著。到30年代，五代十国史的新史学论文才稍稍多起来，其中较重要的如嵇文甫《朱梁的农村复兴热》，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五代的庄田》，刘樊《五代的钱币》、《五代的幕府》，聂家裕《五季农村破坏之经过》，戴希震《五季的军阀官僚与商业土地》，刘石农《五代州县表》。发表多篇五代史论文的戴振辉有《五代货币制度》、《五代农村的残破与恢复》、《周世宗之统一中国》、《五代的游幕》、《五代的刻书与藏书》。卢逮曾也发表了多篇研究五代的文史论文，其中《五代十国正赋苛捐考》，是首篇全面研究五代十国史的论文，而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是探讨五代十国与辽关系的首篇论文。
综观3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论文，涉及到五代史的诸多方面。而40年代专题研究五代史的论著，数量既少，涉及面也不广，较重要的有钱穆《五代时之书院》、傅振伦《五代之瓷器》、谢再善《五代时边民与中原的关系》以及罗伯昭《南汉钱史》等，而姚兆胜等《纷乱的五代十国》，是20世纪上半叶唯一介绍五代十国史的著作。
1949年以来的五代史研究50至70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论著仍不多，有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卞孝萱《五代十国的阶级斗争》、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伊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图——杭州吴越墓石刻星图评价》等，而评价人物的论文相对地较多，对朱温、石敬瑭、柴荣、钱磐等人物多所评介，还有韩国磐的著作《柴荣（周世宗）》。
80年代以来，五代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隋唐五代史》分册（已分条编入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有张泽咸《五代十国》概述性条目；分类条目中分国介绍了五代十国和五代各创建者朱温、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和前蜀、南唐、吴越的创建者王建、李昇、钱镠，其他历史人物如张全义、王彦章、桑维翰、冯道、王朴，以及历史地理的“开封”、“五代十国都城”、“幽蓟十六州”等，都有专条介绍，其他五代十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情况，则在隋唐史的有关条目中叙述。199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杨志玖、吴枫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对五代十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史事、人物都有专条介绍。
1983年出版的沈起炜《五代史话》，是20世纪第二本介绍五代十国历史的著作。1985年出版卞孝萱、郑学檬的《五代史话》，则主要介绍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情况。两种书各有侧重。
主要从事五代史研究的陶懋炳于1985年出版的《五代史略》，另一位研究五代史的郑学檬，1991年出版《五代十国史研究》，则主要介绍政治、军事、法律、科举及经济制度。张其凡主要研究宋初史兼及五代史，1993年出版《五代禁军初探》。上述三种专著的出版，以及一批论文的相继刊出，标志着五代十国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五代、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信息本卷为五代、辽、宋、西夏、金史卷，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内地学者有关的研究概况。内地学者的论文，分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定期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宋辽金元史》分册，并附有同时期未收论文目录，《中国史研究动态》每年刊出前一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宋史研究概况》，每年或隔年刊出前一或二年的《辽金史研究概况》，并对有关的研究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概况，有台湾学者王台林《近六十年来国人对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台《史学汇刊》第4期，1971年12月）作了介绍。宋史方面则有宋晞《宋史研究的发展》、《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更有宋史座谈会编辑的《宋史研究集》的不定期出版，已出至24辑，汇集了台湾宋史研究的重要论文。其他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另一些史学杂志，亦常刊载有关论文，宋史学者如宋晞、王德毅、黄宽重等均有专著、论文集出版。
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研究五代、辽、宋、西夏、金史的情况，80年代出版山根幸夫等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有关部分作了介绍，而日本《史学杂志》每年5月刊载的前一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的五代、宋、元部分（《中国史研究动态》定期刊出汉文译文）。了解其他外国学者的论文则可查阅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每年出版的《东洋学文献类目》及参考宋晞1981年的《世界各国研究宋史近况简述》1。
1均见宋晞《宋史研究论丛》第4辑，前两文对海峡两岸宋史研究情况均作介绍。
第二节辽史研究概况
清人对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清人对辽代史料整理用力最勤，拾遗补缺，考证异同，成果颇丰。遍搜群籍，以致力于补充《辽史》之不足，成果可称者首推乾隆时人厉鹗，他“以《辽史》缺略太甚，毕终生之业，详注而辨证之”，编纂《辽史拾遗》24卷，参考、征引各类书籍三百余种，仿《三国志》裴松之注例，“自本纪外，志、表、列传、国语，凡有援引，随事补缀”1。新增者另立条目，史文与补文异同者，悉加考证、按语。此后，杨复吉又据厉鹗所未及见的《旧五代史》，成《辽史拾遗补》5卷，对厉鹗书中遗漏失检之处加以补订，辑录400余条。清朝学术研究成果卓著，也重视对辽史的研究，乾嘉时人赵翼在其《甘二史札记》中，考察了《辽史》的编纂情况，并将《辽史》所载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等书以及《辽史》本身纪、传互校，指出其歧互与疏漏处。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妄改辽、金二史人名、官称，造成了辽金史译名混乱，使后学者难于尽悉。《廿二史札记》著后又有补遗1卷，辑录了辽、金、元三史中的译名，“以旧名在前，今名在后，使人知旧本如此，今本如此，读史者可不迷于检阅焉”2。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汪远孙的《辽史纪年表》、《西辽纪年表》，万斯同的《辽诸帝统系图》、《辽大臣年表》，李慎儒的《辽史地理志考》，汪辉祖的《辽金元三史同名录》；近人陈汉章的《辽史索引》，丁谦的《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吴廷燮的《辽方镇年表》，罗福颐的《辽汉臣世系表》等，或考证诸书记载异同，或补著文献记载的不足，或对名物制度加以研究探讨归纳，或对相关地理沿革加以考察。
清末，李有棠编纂的《辽史纪事本末》，“区别条流，各从其类，均以正史为主”，同时仿裴松之注《三国志》和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将《考异》散入各条下的体例，“博采各书，考证异同”1，附载于《考异》中。此为辽史研究的第一阶段，大量工作是对《辽史》本身的考察、注释和补充，为深入研究辽史奠定了基础。
近人对辽代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最早辑录辽人著述者为署名敬亭山人的《辽金文存》12卷2，未及出版。近人缪荃孙又搜集辽人诏令、奏疏、策问、表、文、诗、谣谚、铭、记、碑、墓志、杂著等，辑为《辽文存》6卷。同时编著《辽艺文志》和《辽金石存目》附于书后。王仁俊也从事辽人著述的搜辑、整理，采辑历代史文、方志1《辽史拾遗·序》、《自序》。
2乾隆《御批通鉴辑览》，将辽、金、元三史旧名，“悉按国语改正，其旧名仍注于下，以资参考”。赵翼为检索方便，于《补遗》中列旧名于前，以新名注于下，独具匠心。参见《廿二史札记补遗》。1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凡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杨家骆：《辽史汇编·序》称最早辑录辽文献者为敬亭山人的《辽金文存》共12卷，钞本在“中央图书馆”善本馆。敬亭山人，王姓，清嘉庆时人。
和行记等，编辑《辽文萃》14卷。《辽文存》问世后，王仁俊将其未收的诏敕、策表、奏疏、诗文、碑铭等汇为5卷出版。《辽文萃》后附《作者考》和《逸目考》各1卷，对缪书多所补益。此外黄任恒的《辽痕五种》即《辽代年表》、《辽代文学考》、《补辽史艺文志》、《辽文补录》、《辽代金石录》，倪灿的《补辽金元艺文志》，金文诏的《补三史艺文志》和王仁俊的《辽史艺文志补证》，周春的《辽诗话》，罗福颐的《辽文续拾》等，对辽朝及后人有关辽代史事的记录整理方面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1936年，陈述在缪荃孙等人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补以碑志铭文，辑成《辽文汇》12卷。1980年，再增新发现和出土碑志铭文，以《全辽文》为名出版，仍为12卷，补遗1卷。包括诗、谣谚、诏谕、敕制、哀册、册、官告、表、奏疏、书状、对、议论、文、牒、札子、檄、序、碑铭、颂、偈、记、塔记、幢记、题记、祭文、墓志和杂著27类，分别编成类目索引，附于书后，以便检索。并附作者索引及事迹考。
台湾学者杨家骆在编纂《中华大辞典》时，广搜群籍，其中涉及辽事者，“可疏释补正《辽史》原文者，不期竟达350余万言”1，遂辑为《辽史汇编》11册。分为辽史史文、辽史纂修有关论著、辽史拾遗校读、辽史表志注补、辽文献、记辽史他史、辽史论文和西文论著八大类。搜检甚丰。
20世纪20年代以后，辽史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自王国维始，在研究元史、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的同时，兼及辽朝史事，著有《辽金时蒙古考》和《鞑靼考》。此外，方壮猷的《契丹民族考》、姚从吾的《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柳翼谋的《契丹大小字考》、尹克明的《契丹汉化考略》和冯承钧的《辽金北边部族考》等，或以契丹民族为考察对象，或对辽朝的某一社会问题进行考察，或在考察辽金时期北方民族和蒙古先民的情况时，兼及辽朝。此后，以辽史为重点进行研究且成就突出者有冯家昇、傅乐焕和陈述。
冯家昇有《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和与美国学者魏特夫合著以英文发表于美国的《辽代社会史》等著作，以及《契丹名号考释》、《太阳契丹考》和《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等论文。他对《辽史》和辽朝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有关辽史研究著作大多已收入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论文集《冯家昇论著辑粹》中。与魏特夫合著的《辽代社会史》的资料汇编部分，为冯家昇辑注，“取材广泛，选择精严，注释明晰，是一部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1。
傅乐焕有《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和《辽史复文举例》等，对辽朝特有的制度、辽宋关系的研究以及对辽史研究文献的校勘等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研究专集《辽史丛考》。
1934年，梁园东翻译和注释俄国学者布莱资须纳德的《西辽史》，所注内容丰富，为原著补充了大量资料，推进了西辽史的研究。
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金毓黻的《宋辽金史》。
1948年，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出版，对契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契丹民族的来源、部落组织，辽朝的建立与统治等作了全面考察。
1《辽史汇编·序》。
1夏鼐：《<冯家昇论著辑粹>跋》。
1949年以后的辽史研究成果1963年出版的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从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形式、农牧业经济、城镇建设、商业发展等方面，全面考察了辽朝的社会经济及其特点。
70年代以后，辽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两部通史对辽史有专章叙述。198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蔡美彪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对辽代的国号、年号、行政建置、官制、军制、法制、社会经济制度、人物、事件、史迹、文化典籍、宗教等方面皆有专条。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亦列有辽史方面诸多条目。此外，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也相继面世。
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张正明的《契丹史略》，该书简明地叙述契丹民族的起源、发展、建国，辽朝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是全面、扼要介绍契丹和辽朝历史的著作。198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树森的《辽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舒焚的《辽史稿》。《辽史稿》比以往的同类著作叙述更详尽、更全面，对契丹人的部落组织、契丹社会的奴隶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对文献记载的某些歧异也做了必要的考察，并提出作者的看法，书中还附有契丹人各个时期的部落、州县和机构等各种图表21幅。陈述又在《契丹史论证稿》的基础上，出版《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桂芝的《辽金简史》，这是国家教委统编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一种，该书除对辽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发展状况作了较全面系统的叙述外，又适当地增加社会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相关内容。对史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的问题也提出作者的观点，“虽与前人和当代一些专家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然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1。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专题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1991年，是辽史专题研究成果丰收的一年，三部专著同时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杨若薇的《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这是对辽朝的行政制度、军事制度特别是契丹特有的斡鲁朵、行宫和糺军等的专题研究和全面考察，“在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进行纵的和横的联系方面，都有其特长和独到之处”2。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魏良弢的《西辽史纲》，它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全面系统阐述西辽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疆域、纪年及其对中亚社会的影响的一部专著，“作者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言他人未尽之言。它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史研究的一大空白”3。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锡厚的《耶律阿保机传》，它是由民族史学家史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的一种，该书“首次较具体地将耶律阿保机的事迹呈献给读者”4，全面叙述辽朝开国皇帝、契丹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耶律阿保机的一生及其对北方民族的发展和中国统一所作出的贡献。贾敬颜教授的《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和《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分别于1990年和1994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和中1王钟翰：《辽金简史·序》。
2邓广铭：《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序言》。
3魏良弢：《西辽史纲·内容简介》。
4《耶律阿保机传·内容提要》。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贾敬颜教授勤于文献的考索和校订，尤邃于北方民族史，他知识面宽，“经史之外，涉猎诸子百家”1。他“爬梳故籍，钩沉索隐”2，将多年的读书笔记和考证所得汇成两书，“多言之有物，征而有信”3。其中多有涉及契丹民族史和辽代地理、民族等内容者，也是学习和研究契丹民族史有价值的参考书。1994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漆侠、乔幼梅的《辽夏金经济史》，这是“将辽夏金三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作为中国北方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区域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拓荒之作”4。
此外，台湾学者陶晋生的《宋辽关系史研究》、杨树藩的《辽金中央政治制度》等，也是研究辽史的专题著作。
辽朝作为游牧民族上层建立的政权，统治了中国北方的游牧和渔猎民族，也统治了辽东和燕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和渤海人。辽史的研究既属于中国断代史的范畴，也属于民族史的范畴。在民族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和不断取得新成果的今天，辽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硕果累累。
自1964年蔡美彪发表《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5以来，嵇训杰、李桂芝相继发表了研究契丹人部落组织的论文6；对辽朝的南北面官制，李锡厚、杨若薇、王曾瑜、唐统天等都有论文或专著进行研究1；蔡美彪、贾敬颜、杨若薇、李锡厚、关树东等也都有论文研究辽朝的军事制度和糺军问题2，此外，对辽朝的经济和二税户、转户，文化和科举制度，契丹人的婚姻制度和礼俗，辽朝统治下的民族和契丹文字等都有大量论文加以研究论述。
日本学者对辽史和契丹史的研究也做了大量工作，爱宕松男的《契丹古史研究》，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津田左右吉的《辽制度之二重体系》，若城久治郎的《关于辽的枢密院》，箭内亘的《辽金时代糺军之研究》，岛田正郎的《辽代社会史研究》等，分别对契丹古史和辽朝的军政制度进行了研究。此外，若城久治郎编辑了《辽史》中人名、地名、官称和名物制度的词语索引《辽史索引》，梅原郁等编辑了《辽金元人传记索引》，为研究者检索资料提供了方便。
1王钟翰：《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序》。
2《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内容提要》。
3姚大力：《中国历史学年鉴·史学研究·辽金元》，1992年。
4李锡厚、王曾瑜：《评<辽夏金经济史>》，《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5《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
6嵇训杰：《关于契丹族名称、部落组织和源流的若干问题》；李桂芝：《契丹古八部之我见》、《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辽史·营卫志考辨>》等。
1杨若薇除《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外，尚有多篇论文论述了辽朝北南面官制；李锡厚有《论辽朝的政治体制》、《关于辽朝的参知政事》、《辽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等论文；唐统天有《辽代尚书省研究》、《由石刻补考辽代王府与公主邑司官制》和《契丹于越考》等；王曾瑜有《辽朝官员的实职与虚衔初探》等。
2蔡美彪：《糺与糺军之演变》、杨若薇：《辽朝“糺”之探讨》、李锡厚：《辽朝的汉军》、关树东：《辽朝的中央宿卫军》等。
第三节宋史研究概况
明清两代对《宋史》的重修
自元末至正五年（1345）修成《宋史》以后，历代学者以其粗疏错漏、繁冗芜杂，纷纷重修《宋史》。元末周以立，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就曾想重修。明正统（1436—1449）末年，其曾孙南京侍读学士周叙奏请许自撰《宋史》，进行了数年，书未成而病死。正德年间（1506—1521），王洙撰成《宋史质》100卷。明朝廷也准备重修《宋史》，以礼部尚书严嵩主持，后亦无成。柯维骐历时20年，修成《宋史新编》200卷。万历年间（1573—1620）王惟俭修《宋史记》250卷，明末钱士升成《南宋书》60卷等，其中以柯维骐《宋史新编》最著名。此外，王思义、王昂、汤显祖、刘同升、归有光、邵经邦等人，都曾重修《宋史》，亦多未成书。明修《宋史》，无不是合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又都只是删节元修《宋史》成书，并无事增文省之可言，即使有少数订误，也无多大学术价值。
清初潘昭度得到明末汤显祖《宋史》旧本，拟加扩修，亦未成书。乾隆二十年（1755）陈黄中成《宋史稿》219卷，仍是未定稿。乾隆末年，邵晋涵发愤重修《宋史》，钱大昕、章学诚曾参与制定体例，邵准备先撰南宋史取名《南都事略》，然后再修《宋史》，章学诚也想重修《宋史》，均未成书。仅有蒋伯超《南宋书》（不分卷）成书，传记只73人，至清末，学者终于放弃重修《宋史》之举，陆心源撰成《宋史翼》以补《宋史》之缺1。朝鲜李氏王朝正祖李祘主持重修《宋史》，将宋、辽、金三史合一，以宋为正统，历时20余年，1791年成《宋史筌》148卷。由外国学者重修《宋史》，这在古代学术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明清时期其他宋史研究成就明清两代不少学者编撰《资治通鉴》的续编，明初陈■首先修撰《通鉴续编》24卷，体例实同《通鉴纲目》；成化年间（1465—1487），又有商略等《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27卷，其后薛应旂以该书为蓝本，稍加附益撰成《宋元资治通鉴》157卷；另有王宗沐的《宋元资治通鉴》64卷，但都很疏略。
清初徐乾学主修《资治通鉴后编》184卷（缺第11卷），参考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前175卷（当是传世的太祖至英宗五朝节本），并得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参与，较明修诸书为详，但因四库馆尚未开，《永乐大典》所收有关史书尚未辑出而未能参阅，因而仍较疏略，尤以南宋宁宗嘉定以后为甚。
清乾隆（1736—1795）后期，毕沅主修《续资治通鉴》220卷，邵晋涵、章学诚等人参加修撰，又得以参考四库馆辑自《永乐大典》诸史书，采取节录诸史原文，详略适度，对不同记载进行考订，是明清两代同类书中最佳者。明中叶冯琦想以纪事本末体裁编次宋史，而沈越亦有以同样体裁编撰宋1顾吉辰对《宋史》进行考订，有《<宋史>比事质疑》、《<宋史>考证》。史的《事纪》，但均未成书，冯琦门生刘曰梧请陈邦瞻将两书未成稿合编增补，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成《宋史纪事本末》28卷109篇，明末改为以篇为卷（为109卷），虽史料价值不高，但前后始末，一览了然，简明扼要。明清时期对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当推清初黄宗羲、全祖望修撰的《宋元学案》100卷，自清康熙中叶，黄宗羲开始修撰，死后由子黄百家续修，远未成稿，其后由全祖望续修，基本完成，后来又有所散失，道光年间（1821—1850）王梓材、冯云濠补充完成，历时一个半世纪。
在清人所撰的众多宋人年谱中，以清嘉庆九年（1804）成书的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成就最大。此外，还有清初王夫之的史评名著《宋论》。20世纪初的宋史研究20世纪初，西方新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逐渐为中国学者认识与运用。世纪之初，宋史研究的论文很少，而王国维有1910年《宋大曲考》和1913年《宋元乐曲》、《宋吕本杂戏段数》、《宋之小说杂剧》、《宋之滑稽戏》等宋代文化史的系列优秀论文。
20年代，研究宋史的论著才逐渐增多，1922年胡适《南宋白话词》，1923年陈正漠《张横渠的哲学的研究》，1924年鲁迅《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1925年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竺可桢《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盛郎西《宋元书院讲学制》、胡云翼《词人辛弃疾》，1926年吴其昌《南宋历数天文考》、盛郎西《宋代之大学教育》、陈东原《宋儒对妇女的观念》，1927年吴其昌《宋代地理学史》、王桐龄《宋辽关系》、陈延杰《宋诗之派别》，1928年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钟敬文《宋代民歌一班》，1929年黎锦熙《宋元话本之研究》、郑振铎《北宋词人、南宋词人》，等等。此时，还有不少宋史著作问世，王国维1916年有《<宋史·忠义传>王禀补传》，1917年有《清真先生（周邦彦）遗事》，1927年有《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考》、《五代两宋监本考》等宋代文化史系列专著。1916年谢无量《朱子学派》，1928年吕思勉《理学纲要》。孙毓修1917年有《朱子》、1924年有《苏轼》、1925年又有《文天祥》。1918年沈宗元《东坡遗事》、1929年胡怀琛《东坡生活》等，还有一些其他宋人年谱。
这一时期的宋史论著中虽有许多属于介绍性的，但也有不少是高水平的。作者中不少在当时已是或后来也成为名家，但还没有以宋史研究为主的学者，而且几乎全是文化思想方面的论著，只有个别论著属于政治、军事方面的。
“宋史”断代史研究的形成从30年代开始，不仅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高水平的论著有较大的增加，而且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各个断代史的专家学者，正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所说：（中国）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正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正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1顾先生在文中介绍了各个断代史的主要专家学者在该断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地位。顾先生的评介虽是一家之言，但大体反映了30年代至40年代前半叶中国史学界的实际情况。关于宋史研究的评介摘录如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这里先叙述宋史研究的成绩。《宋史》成于元末，最为芜杂，明清两代欲为之改作者极多，或其书未成，或已成而不餍人望，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正》，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铭先生而已。其论文有：《南宋亡国史补》、《<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宋太宗继统考实》。
两位学者实是中国宋史研究的奠基人。关于邓广铭，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其后不久，也说邓广铭“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1。邓广铭的重要论文，已收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和《邓广铭治史丛稿》。张荫麟的宋史论文有30多篇，已编入《张荫麟文集》。
除顾先生提到的两位学者外，三四十年代宋史专家还有蒙文通、陈乐素、聂崇岐、张家驹等学者。
聂崇岐除有力作《宋史地理志考异》于1934年问世，三四十年代还有《宋代制度考略》、《宋词科考》、《宋辽交聘考》、《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等一系列论文，已汇编为《宋史丛考》。
陈乐素自1933年发表首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随后又相继刊出力作《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以及《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等经济史论文。陈乐素兼及隋唐、明清、中外关系史而侧重于宋代文化史、目录学史的研究，他的重要宋史论文已汇入《求是集》。
蒙文通30年代有《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其学术涉及经、史、诸子、理学、佛、道诸方面，而侧重于宋代理学，对二程、朱嘉、陆九渊等皆曾论及。
张家驹30年代有《宋代分路考》、《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40年代有《靖康之乱与北宋人口的南迁》以及专著《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等。
如同20世纪初叶一样，不少并非以宋史研究为主，当时已是著名学者或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在三四十年代也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宋史研究论文，如讨论政治军事史的，有钱穆、金毓黻、缪凤林、谷霁光、王毓铨、李文治、吴天墀等，讨论社会经济史的有全汉升、陶希圣、王毓铨、何兹全、鞠清远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收入《民国丛书第1编第72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
1《宋史职官志考正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等，讨论思想文化史的有钱穆、冯友兰、季羡林、白寿彝、贺麟、李俨等，这里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后来在宋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第二代宋史专家，在40年代发表了宋史研究论著，如（按姓氏笔画序）李埏《北宋楮币起源考》、宋埏《北宋商税在国计中的地位与监税官》、徐规《陈傅良之宽民力说》、漆侠《摧兼并（王荆公新法精神之一）》（重要宋史论文已汇编入《求是集》、《知困集》）等，还有其他宋史专家及以辽金史为主要研究方面的宋史学者，不一一列举。
1949年以来的宋史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绩。在对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城市经济、土地关系、租佃关系以及农民起义等方面，所讨论的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深入。
在农业方面，漆侠、张家驹、薛培元、宁可等讨论了农业水利的问题，杨志玖、袁震撰文讨论宋代的户口问题。
宋代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活跃。白寿彝等《论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将宋代官手工业放在中国古代官手工业史中进行考察。季子涯《宋代手工业简况》讨论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各种形态，华山《宋代的矿冶工业》认为不论在产量还是生产技术上宋代都高于唐代并分析了南宋矿冶业衰落的原因，史宏达《南宋闽广地区的棉纺织生产》探讨宋代南方的棉纺织生产，宋代的制盐业、造船业、丝织业、银矿业等也有专文讨论。
束世澂《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认为北宋时期已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认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已经产生；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的社会经济性质》、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周北彤《宋代造船业的社会性质》等文则持不同观点，讨论促进了对宋代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杨德泉《试论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等文，讨论了宋代的都市和商税问题。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论述了宋代南方城市经济。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中，认为北宋时期庄园制成为土地所有制的绝对支配形态；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则提出商榷，认为唐宋庄园制说不能成立；对此，郑昌淦《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认为唐宋时期存在庄园制。讨论土地所有制的，还有杨国宜《南宋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文。张维华《宋代的地租形态》认为地租与地权关系日益密切；华山《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认为是南宋地租中已有为数不多的货币地租，还在《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再论宋代客户的身份问题》等文中，讨论客户与佃户的异同、客户的数量、客户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依时间及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以及南宋末年江南农民走上了第二次农奴化的道路等问题。
丁则良、赵俪生、蒋逸人、张政烺、吴天墀、华山、陈守忠等讨论了王小波、李顺、王则、宋江、方腊、钟相、杨么、范汝为等起义及兵变。60年代初期，重点讨论的是宋代农民起义的性质、特点，以及平等、平均思想的意义等问题。关于农民起义的专著，有方诗铭《方腊起义》、刘知渐《王则起义》，云川、齐治平、白钢等亦有论述方腊起义的著作。
研究王安石及变法的专著，有邓广铭《王安石》、漆侠《王安石变法》。此外，有杨向奎《论王安石变法》、关履权《关于王安石变法》、周良霄《有关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几个问题》等文。这些论著虽然在王安石变法的具体问题上尚有分歧，但都指出王安石变法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性质，变法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
对宋太祖、杨业、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沈括、李纲、宗泽、岳飞、辛弃疾、李清照、陆游、文天祥等人物研究讨论较多。不仅有不少论文，而且大多有传记著作，其中仅辛弃疾便有六种著作，岳飞、陆游、文天祥等亦有多种专著。王安石、朱熹、张载、叶适等人的哲学思想，主要在哲学史界展开了讨论，侯外庐、邱汉生《唯物主义者王安石》，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
对宋代的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建筑学、矿冶技术等进行了多方面讨论的，有自然科学史、考古学的专家竺可桢、茅以升、严敦杰、刘敦桢、钱宝琮、宿白、李涛等。宋代的史学也受到重视，有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徐规《李焘年表》及《补正》等文。
对外贸易方面，有卢韦《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林家劲《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等文。
宋代民族矛盾尖锐，邓广铭《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分析了南宋初年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华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陕西之战》、赵俪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张家驹《宋代的两淮山水寨》、吴晗《阵图和宋辽战争》等文，也各具特色。
五六十年代宋史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但不可忽略的是“左”的思想影响了宋史研究，也有研究领域狭窄的问题，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宋代的官制、区域经济、民情风俗等，很少有文章讨论。此外，有些文章资料发掘不深，研究的深度也不够。
宋史研究的新进展1978年开始，学术界重新活跃起来，宋史研究的论文也相继发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陈乐素教授分任正副会长；以及后来的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朱熹等研究会先后成立，定期举行年会，交流学术。十多年来，宋史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较大的飞跃。宋史的研究论文每年有二三百篇，有时甚至更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不断涌现，宋史研究室相继建立，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宋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多种《中国通史》的宋史部分相继出版，如原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宋代部分由蔡美彪、朱瑞熙等撰写）、原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宋代部分由郦家驹、陈智超等撰写）、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宋代部分由邓广铭撰写）、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宋代部分由方贵龄撰稿）等；50年代即已出版的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出版了修订本。宋史断代史也有了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辞书方面，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有宋史方面的诸多条目。198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邓广铭、程应镠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其中对宋代的年号、官制、军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以及史事、人物等问题列有条目叙述。
经济史方面，漆侠《宋代经济史》全面探讨了宋代经济问题；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不少宋史学者的重视，有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和《北宋黄河下游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方如金《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贾大泉《宋代四川农村商品生产》、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商业经济的发展》、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王曾瑜《宋代的上海》等文，还有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专著，都是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论著，填补了宋代经济史研究许多空白。
部门经济的研究更为活跃，不仅有不少论文，如王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周荔《宋代的茶叶生产》、张学舒《两宋民间丝织业的发展》、陶绪《宋代麻纺织业的发展》、颜惠崇《宋代陶瓷业兴盛的原因》、漆侠《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于安义《宋代官吏经商盛因及其社会影响》、雷家宏《宋代农民经商问题略论》、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刘秋根《两宋私营高利贷资本初探》等文；还有多种专著，如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姜锡东《宋商业信用研究》、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等，这些论著不仅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也是深入研究的成果。宋代货币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有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郭正忠《宋代川峡铁钱研究》、李兆超《宋代货币经济中的白银》、贾大泉《论交子的产生》等文，田黎瑛《称提之说——南宋纸币管理理论》对南宋纸币管理进行专门讨论，而程民生《宋代内库的金融职能》认为内库已粗具银行功能；刘森《宋金纸币史》是首部全面研究宋、金两代纸币的专著。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宋史学者的注意，柯昌基、李春棠、郭正忠、贾大泉、葛金芳、顾蓉等认为，宋代某些行业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确已产生。多数学者不同意宋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但认为当时雇佣制关系已逐步发展，但还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也有些学者认为宋代雇佣制关系已为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孕育创造了条件。
宋代城镇史也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城市史方面有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倪士毅、方如金《南宋临安的都市经济》等文，周宝珠、吴涛、林正秋等有研究开封或临安的著作。杨立武《北宋东京城市结构论略》、胡建华《宋代城市副食品供应初探》、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等文，已深入研究城市的结构、货物供应、商业行会等领域。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一书，则从新的视角研究宋代城市的经济、文化、民俗等。草市、镇史方面有陈振《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戴静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郁越祖《关于宋代建制镇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等文；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专著，对宋代的镇、市进行了深入研究。吴泰《论唐宋文献中的庄园》、陈振《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等文，再次对唐宋封建庄园制度盛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此后已很少有人提及宋代庄园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宋代盛行租佃制。
漆侠《宋代封建租佃制及其发展》认为劳役地租已为实物地租所取代，李春圃《宋代封建租佃制的几种形式》认为宋代地租实质是劳役租。关于宋代地租形态问题，亦有较多争论，漆侠认为宋代出现了货币地租，包伟民则认为这种出现在官田的是“折钱租”，还不能说是货币地租。
宋代人口问题也受到重视，不少学者对袁震50年代的《宋代户口》提出质疑。王曾瑜《宋代人口浅谈》认为宋代户口统计与实际人数存在明显差别，穆朝庆、王青济主张男口说，与30年代日本宫崎市定说法类似；何忠礼则主张丁口说，地方统计的是男口，朝廷统计的是男口中成丁部分即丁口；舒卫乔推算军人数与总丁数之比，也主张丁口说；王通明通过考察最高垦田数及亩产量等推算，北宋中期人口已达1亿；葛剑雄认为户数统计比较正确，据此推算北宋末人口已达1亿，南宋、金合计超过1亿。
关于宋代的赋役，许多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差役的性质等虽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宋代赋役负担是很重的。王曾瑜、汪槐龄、贾大泉、王瑞明、漆侠、王棣、魏天安等，对宋代的赋税、役法、免行钱等分别进行了讨论。高树林《宋元赋役制度之比较》，认为整体而言宋代是进步的，元代则后退了。
关于王安石变法，邓广铭《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认为其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通向征兵制的桥梁以逐步废除募兵制，谷霁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从变法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上肯定其积极意义，陈振《论保马法》论述熙宁保马法、户马法和元丰保马法的区别等，漆侠、郭东旭、周良霄、王瑞明、杨德泉等也都著文，充分或基本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则认为免役法、青苗法等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变法强兵的目的也未达到；顾全芳、胡昭曦、何忠礼、程念祺、季平、杨国宜等人的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或从一个侧面否定王安石变法。对于宋代社会的综合性研究，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一书综合研究经济、阶级结构、土地占有和租佃制，以及政治、军事、哲学等问题。而王曾瑜的专著《宋朝阶级结构》，则深入研究了农民、地主、商人、手工业者、奴婢等各阶层的情况。
关于宋太宗是不是正常继位问题再次被提出，李裕民、顾吉辰等认为宋太祖确是为太宗所杀，唐兆梅认为“金匮之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刘洪涛则认为太祖并非遇害而是病死。邓广铭从《宋史·孝宗纪》的潜台词论述宋太宗的非正常继位，而宋太宗篡位后仓猝命人撰写，后又命人删改的继位诏书，则是企图进一步掩盖弑篡痕迹。侯杨方、何冠环、王育济等则肯定或基本肯定“金匮之盟”，宋太宗是或基本上是正常继位。
1979年，陈振《关于北宋前期的“中书”》指出一些论著将北宋前期“中书门下（政事堂）”简称的“中书”，混同于三省的中书省。80年代初以来，宋代官制重新引起不少宋史学者的注意，陈振探讨了北宋前期宰相“侍中”的情况；并对有些论著因对宋代官制理解有误而产生的一些结论性错误，以及对台湾杨树藩教授《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一书中的问题分别进行商榷。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渊源》、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傅礼白《北宋三司使与相权》、姜锡东《关于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几个问题》等文，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柯昌基《宋代中枢的秘书制度》认为知制诰是皇帝政治秘书、代言人，陈振《关于宋代知制诰和翰林学士》指出其将翰林学士的加衔知制诰也误认为是代行中书舍人职务的知制诰，杨果、朱锡光、龚延明亦撰文讨论翰林学士、学士院等。此外，曾小华讨论了荐举制度，白文固阐述了祠禄制度，丁凌华论述了寄禄官制度，陈振、张邦炜、苗书梅等讨论了回避制度，金圆、贾玉英、季盛清、吴晓萍、萧建新、江晓敏等阐述了监察制度。郑世刚讨论了北宋转运使制度、王文楚则论述转运使的治所、汪圣铎认为转运司是路级政权和地方财政的双生体现者，此外，还有姜汉椿《北宋转运使路考略》等文。汪圣铎认为通判只有监察权、王世民则认为通判既是副知州又是监察官。陈振《论宋代县尉》指出重设县尉初期只管乡村，后管全县而乡村主要是巡检负责，南宋时乡村则由县尉、巡检分区负责。邓小南有多篇论文研究宋代的磨勘制度、循资制度、任官制度、考课制度等，她的专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是首部深入研究宋代官制的力作。科举制度研究的论著相对较少，30年代有陈东原《宋代科举与教育》、聂崇岐《宋代科举考略》与《宋词科考》等文。80年代初以来，有关履权《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变化和地主阶级》、何忠礼《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与《南宋科举类省试述论》、穆朝庆《试论宋代科举中的类省试》，以及徐规和何忠礼《北宋的科举改革和封弥制》等文，讨论了科举制的内容、方法、特点及影响等；刘复生则讨论了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巩本栋《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与文学》则进而讨论以经义策论代替诗赋问题，认为既促进了诗文革新，又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文学的发展。
关于兵制，40年代有金毓黻《宋代兵制考实》；80年代初邓广铭《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对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认为造成大批劳力脱离生产又加重人民赋税负担，以及军事上的无能和形成积贫积弱；他还撰文肯定了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王育济则撰文认为募兵制虽有弊端，但使生产者免受征伐之苦以及厢军分担劳役，也使农民得以精耕细作；程民生也撰有《北宋募兵制的特征及其性质》。王云海、张德宗《宋代邮递铺兵》认为招募铺兵传递邮件反映了宋代募兵制改革中的一个侧面，张德宗还对北宋的禁兵、厢兵、乡兵等制度进行讨论。程民生研究了西北的乡兵，任树民则探讨了西北的蕃兵。此外，刘东社《北宋骑兵简论》、李昌宪《宋代将兵驻地考述》等文，也各具特色。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是首部系统研究宋代兵制的专著。
宋代法律的研究，1929年杨鸿烈《宋代的法律》和1942年金毓黻《宋代敕令格式》是早期全面研究宋代法律的论文；1949年邓广铭《宋史刑法志考正》，则是宋代法律研究的基础之作。此外，有张荫麟《北宋关于家庭制度的法令》、谷霁光《宋代继承问题商榷》、陈鹏《唐宋继承法研究》，是1949年前仅有的部门法制论文；唐志炯《南宋的医事律令》是五六十年代仅有的宋代法律论文。宋代法律研究到70年代末以后逐渐活跃，季怀银对宋代法官制度、刑讯制度、司法中的督催等均有专题论文，他还与王云海、朱瑞熙等合著《宋代司法制度》一书。郭东旭有宋代的财产继承法、刺配法、酷刑等多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宋代法制研究》。戴建国则研究宋代刑事审判制度、狱政制度及公证机构“书铺”等。此外，还有杨廷福、钱元凯《宋朝民事诉讼制度述略》，赵晓耕《试论宋代有关民事法律的规范》，张邦炜《宋代官吏经济违法问题考察》，董家骏《宋代商业立法述略》，殷啸虎《北宋前期司法监察考察》等文，刘铭恕《宋代出版法及对辽金之书禁》，赵胜《宋代的印刷禁令》，顾利民、霍有光《宋代的矿冶法令及政策》，方宝璋《宋代的财政监督法》，安国楼《宋代笞杖刑制度论略》，王永贞《宋朝预防官吏经济犯罪的法律措施》，总的来说研究宋代法制史的学者及论著数量较多，虽涉及面较宽，但许多问题大多还只有一二篇文章。
农民起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侯外庐、王曾瑜、王瑞明、漆侠、关履权、何竹淇、张志康、郑世贤、夏露、顾吉辰、张其凡等人，都有综合研究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此外，对宋代各次农民起义的论文数量也不少，自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发表后，在宋江受招安问题上的看法已一致，但宋江是否征方腊的问题仍有争论，对其他农民起义的具体问题也有许多讨论。自80年代中叶开始，已很少有讨论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
此外，讨论宋与辽、金、西夏、蒙古（元）关系的论文较少，胡昭曦主编的《宋蒙（元）关系史》是迄今这方面唯一的专著。讨论对外贸易的论文稍多，还有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和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专著。
文化领域一直是主要由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研究，宋史学者研究的既少，又多是对人物以及史学史的研究。文化领域研究最多的是文学史，自20世纪初以来，仅中国文学史的专著就多达一百多种，小说史也有一二十种，文学批评史、诗史、词史亦有多种，都有论述宋代的篇、章，而以1963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著。有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和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宋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宋词研究，主要学者有夏承焘、唐圭璋、胡云翼等。宋史学者研究宋词著名的只有邓广铭，所著《稼轩（辛弃疾）词编年笺注》虽是名著，却是他研究宋史“走弯路”的作品。
哲学史、思想史的讨论，20世纪之初起就受到学者主要是思想史、哲学史学者的广泛注意，章太炎、钱穆、冯友兰、白寿彝、贺麟、陈钟凡、邱汉生、张岱年、李泽厚等，都有论著讨论宋代理学，论著多达数百篇、部，而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专著也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以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为最著名，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很大的篇幅论述宋代思想史以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主要思想家，是深入研究宋代思想史的高水平著作。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也以50万字的篇幅更为详细地论述了宋代理学思想与理学家，是50年代以来开创性的专著。其他研究宋代理学思想及理学家的论著数量很多，不一一介绍。
理学研究也引起宋史学者的重视，邓广铭1984年在《略谈宋学》中指出：“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理学是宋学的一个学派，理学形成一个大学派是在宋高宗、孝宗之际。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指出宋学形成后王安石新学派占主导地位，理学在宋高宗时得到南宋朝廷的支持，成为主导地位的学派。陈振《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认为直至理宗前期，新学、理学二派是主导学派，理学派的独尊是在理宗后期开始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史学家的重视，40年代金毓黻、魏应麒、傅振伦等均有中国史学史著作问世。宋代史学发达，宋代史学中研究最多的是司马光《资治通鉴》，陈垣、翦伯赞、白寿彝、聂崇岐等众多学者都曾撰文讨论。其次是对欧阳修、郑樵、马端临等史学家的研究，柴德赓、陈光崇、陶懋炳等均有研究欧阳修史学的论文。关于郑樵，有顾颉刚《郑樵传》等文、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等文；吴怀祺有多篇研究郑樵的论文，郭虚中、杨国桢等亦撰文讨论。白寿彝《马端临的史学思想》是首篇论述马端临史学思想的论文，陈光崇、陶懋炳、张孟伦等亦有文论述。对于宋代史学家范祖禹、刘恕、李焘、李心传、徐梦莘、袁枢等，亦有不少学者撰文讨论。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是对宋代史学史深入研究的力作，不但是宋代史学思想史，也是宋代史学史的首部专著。
宋代文化领域的其他学科，如小说、戏曲、音乐、绘画、书法等，自然科学的天文、数学、化学、建筑、农学、水利、医药学等，以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社会风俗等，参与讨论的学者和论文不少，且大都有一至数部通史，而专门研究宋代的专史则极少，仅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程毅中《宋元话本》、郭朋《宋元佛教》等数种。
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宋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部分，其中讨论最多的是王安石及其变法，专著有邓广铭《王安石》（新著）等。对司马光的评价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专著有宋衍申《司马光传》、季平《司马光新论》等，而季平、顾全芳不同意将司马光作为保守派代表。
对岳飞的研究仅次于王安石，不仅有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还有王曾瑜《岳飞新传》及其他数种；此外，1977年以来的论文就有一百多篇，《满江红》词的真伪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自1937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满江红》词始见于明弘治十一、十二年（1498、1499）间，1961年夏承焘的《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更进一步说《满江红》词作于弘治十一年，是出于战胜鞑靼的王越一辈将帅或幕府文士之手。1981年邓广铭《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指出《满江红》词在景泰二至三年（1451、1452）间即已编入《精忠录》，当来源于南宋或元人著作，并肯定是岳飞真作，此说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其他人物有，宋太祖、宋太宗、赵普、杨业、范仲淹、柳永、欧阳修、包拯、苏轼、沈括、苏颂、二程、韩侂胄、朱熹、陆九渊、李焘、李心传、陆游、辛弃疾、马端临、文天祥等，其中大多数已有传记，有的还有数部传记著作。
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新传”系列，已出版的宋人新传有程应镠《范仲淹新传》、《司马光新传》、王曾瑜《岳飞新传》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画家丛书”中的宋人画家，已有周积寅《董源、巨然》（五代、宋），张安治《郭熙》，沈迈士《王诜》，周芜《李公麟》，孙祖白《米芾、米友仁》，邓白《赵佶》，刘兴珍《李嵩》等。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传记中有28部属于宋人传记，另有附传6人，传主共34人。如：姜国柱《李觏评传》，梁绍辉《周敦颐评传》，龚杰《张载评传》，陈祖美《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评传》），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张义德《叶适评传》，以及《刘徽评传》所附的《秦九韶评传》和《杨辉评传》等。
上述三个系列传记的出版，扩大了宋人传主的范围，推动了对宋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促进了宋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台湾、香港地区的宋史研究自50年代起，尤其是6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1957年台湾大学历史系姚从吾倡议成立“宋史研究会”，并由台湾师范大学蒋复璁、赵铁寒，台湾大学方豪共同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集》。1963年他们又与屈万里一起重新成立“宋史座谈会”，定期进行学术座谈，已达100多次；继续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集》，已出版24辑，除早期数辑刊载少数1949年以前的旧作，极大多数是台、港宋史学者的新作。台、港地区各大学大多开设“宋史”课程，推动了宋史研究的发展。
学术交流方面，1981年5月，东海书院文史研究所和新亚研究所，联合举行“宋史研讨会”，并推举宋晞、林天蔚等为香港“宋史研讨会”联络人。198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出席的有美、德、澳大利亚诸国以及香港地区、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20多人。
1985年7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办“中国中古史国际研究会”，出席的有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40多人，其中有宋史学者，1987年出版会议论文集《唐宋史研究》。
1988年6月，台北召开“纪念司马光与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有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百余人参加。
1988年6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等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美、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学者50多人参加，促进了宋史研究的发展与交流。
姚从吾的宋史论文已编入《东北史论丛》、《姚从吾先生全集》，其他学者出版宋史论集的有蒋复璁《宋史新探》、宋晞《宋史研究论丛》、陶晋生《宋辽金史新论》、王德毅《宋史研究论集》、林天蔚《宋代史试析》与《宋代史事质疑》、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黄启方《两宋文史论丛》、王明荪《宋辽金元史论文稿》等。
中国的宋史研究，包括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学者，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宋晞曾作过概略的统计，在他60年代所著《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计收论文1744篇，书籍237种；至1981年，宋史论文已达6100多篇，专书也有500多种；1982—1988年期间，宋史研究的论文又达4300多篇，专书140多种。至1988年，“研究成果经初步估计，论文超过一万篇，专书约有六百五十多种”1。
1宋晞：《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
第四节 西夏史研究概况
清人对西夏史料的编纂
清代学者在搜集、整理、编纂西夏史料方面颇有成绩，常见的西夏史籍有以下三种：《西夏书》15卷，周春撰2。成书于嘉庆九年（1804），最早的纪传体西夏史书。在取材上，“是编大致根据各正史益以宋人书数种，采摭颇略”1，但在体例上，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分析上，都独具见解2，今仅存传抄残本10卷。
《西夏书事》42卷，吴广成撰，大约成书于道光初（1821），编年体史书。本书采唐以下诸史、文集、稗官野史中西夏记事，排比成书。起唐中和元年（881），迄于宋绍定四年（1231），一代西夏史事已具梗概。道光六年（1826）丁晏跋云：“吴西斋书，备详本末，附考异同，虽编年系月，举纲分目，意仿《宋史》例，实则杨氏长编纪事本末体耳。罗荟蓬萃，不谓无功，惟表明书法，几几居卷帙之半，事既近迂，书复夺主，从来无此体例也。然记载西夏事迹者，世无更详于此者。”本书引用史料未注明出处是最大缺陷。有道光五年小岘山房初刻本，及1935年北平文奎堂影印本。
《西夏纪事本末》36卷，卷首附西夏地形图和职方表，张鉴撰。鉴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殁于道光三十年，是书初刊于道光五年。本书辑录宋、辽、金、元诸史中有关西夏史料，自西夏兴起至衰亡，每卷一事，述其本末。但叙事前详后略。间有考辨，多欠精审。有光绪十年（1884）江苏书局刻本、光绪十一年金陵刻本。
仅有存目未见传本的有洪亮吉《西夏国志》16卷，秦恩复《西夏书》20卷，无名氏《西夏志略》不载卷数，王云《西夏书》4册，徐松《西夏书》、《西夏地理考》，陈昆《西夏事略》16卷等。
清末民初集西夏史料之大成者首推戴锡章《西夏纪》28卷，编年体史书。是书以陈昆《西夏事略》为本，辅以吴广成、张鉴、周春等书，采撷宋元以来有关史籍，及西夏文物、文字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征引文献300余种。引文多有出处，使用方便。有1924年北京京华印书馆铅印本。戴氏另有《西夏丛刊》10余卷，未刊1。
史料辑录考订，有张澍《西夏姓氏录》1卷，有清雪堂丛刻本。罗福苌、罗福颐《宋史夏国传集注》14卷，有待时轩丛刊本。
书目与搜遗有王仁俊《西夏艺文志》1卷，《西夏文缀》2卷，有清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罗福颐《西夏文存》1卷，外编1卷，有罗氏石印本。清代学者对西夏史料的编纂，与单纯辑录史料者不同，也是西夏历史的研究之作。如上面提到的周春的《西夏书》、吴广成的《西夏书事》等，在2原书15卷，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残本10卷，钞本。
1胡玉缙：《西夏书》“书后”。
2李蔚：《周春<西夏书>评价》，《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1以上均见朱希祖：《西夏史籍考》，《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1期；参阅吴天墀《西夏史稿·西夏文献目录》（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体例上不无新颖之处，且重视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分析。
近现代的西夏史研究近代的西夏史研究，首先是同西夏文字的重新发现与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发现和判别西夏文字的清代考据学家张澍（1776—1847）2，曾著有《夏书》一书，可惜被毁，仅留下分量不多的《西夏姓氏录》和《西夏纪年》两种3。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西夏文书的发现，推动了西夏学术的研究。在西夏文字研究中颇有成效的罗振玉与子罗福成、罗福苌及罗福颐兄弟，在研究著作中多涉及与西夏史有关的问题。罗振玉在《西夏官印集存》中，据实物以考究西夏历史纪年。罗福苌与罗福颐相继完成了《宋史夏国传集住》一书。西夏语文学家王静如在三辑巨著《西夏研究》（1932）与其他著作中，也包含了对西夏历史、文物、国名、宗教等问题的研究1。著名的史学家朱希祖、韩儒林、向达、邓少琴及贾敬颜等人，也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历史、民族、文物、典籍方面的研究文章2。
西夏史专著，至70年代中，内地尚属空白。1975年香港出版的林旅芝著《西夏史》专著，搜罗宏富，但仍脱不开旧的史料编纂学的窠臼。1979年初，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在通史著作中首次把夏与辽、金放在同等地位，并对西夏的兴起，夏国经济、政治、文化作了翔实的论述。同年底宁夏出版种侃等著的《西夏简史》，是简明通俗的西夏专史。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增订再版）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3。是书编排合理，繁简得当，贯彻民族平等原则，阐明西夏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贡献。附有大量资料性和考订性的注释，对专业研究者和广大读者都十分有益。
80年代，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西夏史论文已达百余篇，并出版了一系列西夏史研究论集、专题研究、资料集。西夏史方面有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史金波《西夏文化》、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1987）等。文物研究有《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官印汇考》、《西夏文物》、《西夏文物研究》1。西夏语文研究《文海研究》、《同音研究》2，史料集《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等。辞书方面，《中国大百科全书·中2白滨：《略论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考定》，《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3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兼评<文海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
2朱希祖：《西夏史籍考》；韩儒林：《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以上均载入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贾敬颜：《关于西夏国名二、三事》，《天津益世报》，1948年4月27日。3参见金汇海、吴长显《评<西夏史稿>》，《社会科学研究》（四川）1983年第1期；蔡美彪：《<西夏史稿>读后》，《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1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罗福颐辑，李范文释文，纪宏章拓款：《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国历史卷》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皆有诸多条目叙述西夏史。我国西夏史研究人员与机构也在不断壮大发展。北京、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四川等省区的研究机构与高等学校都有专人从事西夏史的研究工作。我国的台湾省与香港也有专门从事西夏文史研究的学者，他们不断有新作发表3。
西夏史料整理的新成果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1、2册），收录了隋初到元末“正史”、各类史籍、文集、金石史料中有关党项与西夏资料，分传记、人物传和散见史料编年三部分。所录史料考其来源、异同，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西夏史料汇编。
近年来有关史料校勘、订讹和史籍评介的文章较多，如对党项与西夏人名、姓氏、官号、地理、人物、历史事件的考订、辨误1；对明刊《宋西事案》2、佚名《西夏志略》3的考证介绍，对周春《西夏书》、西夏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汉文内容的评介4。
近年来，流失国外的黑水城西夏文书陆续介绍到国内。前苏联出版的黑水城西夏文书目录《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及有关文献著作也为国人所知，一些较重要的西夏文著作、文献得到新的译介，并应用在西夏史的研究中。199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白滨，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国璋、李伟国与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克恰诺夫，分别代表中俄两国三方达成正式协议，共同编辑出版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所藏的全部西夏文、汉文和部分其他文字的黑水城出土文献1，出版后必将对西夏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西夏史研究的主要问题西夏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短时期内取得的成绩却比较显著。研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除已介绍香港林旅芝著《西夏史》专著外，还有台湾林瑞翰写的《西夏史》文章，阙镐曾《宋夏关系之研究》以及王民信、龚煌城关于西夏文字文献、语言文字的论文。
1主要有汤开建：《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张澍：《<西夏姓氏录>订误》，《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西夏史琐谈》，《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顾吉辰：《<宋史>西夏纪事辨误》，《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读<西夏史稿>札记五条》，《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2李范文：《一部国内罕见的西夏史书——<宋西事案>》，《宁夏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白滨：《<宋西事案>考》，《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辑；张翼之：《读<宋西事案>质疑》，《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3房建昌：《关于日本所藏<西夏志略>》，《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白滨：《<西夏志略>考》，《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4李蔚：《周春<西夏书>评介》，《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蕃汉合时掌中珠>初探》，《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1史金波：《整理拍摄俄国所藏黑水城文献记》，《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究的问题比较广泛，又因史料不足，往往使研究难以深入。以下就西夏史研究中主要问题的进展和争论，作概括性介绍。
一、关于西夏王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历史上已存在两种说法：据《隋书》及新旧《唐书》，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党项八部之一的拓跋氏无疑属羌族一系；2另一说拓跋氏源出鲜卑族系，是根据宋、辽、金三史《夏国传》中关于西夏王室的记述，称先世“本魏拓跋氏后”3。二说至今仍然存在，但讨论已逐步深入。较多的论著中对鲜卑族系说提出较详细的论证：第一，用比较充分的史料证明西夏王族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虽然还无材料确证西夏拓跋氏即元魏王室之后裔，但西夏拓跋氏与元魏拓跋氏同出一族似无疑义。第二，原居于我国东北大鲜卑山一带的拓跋鲜卑一支，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期进入了河西，并有一部分归附或进入吐谷浑部族，成为其中的一个部落。到隋末即脱离吐谷浑统治，形成一个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即党项八部。第三，拓跋鲜卑流入羌部形成党项拓跋氏，史书所称“党项羌”，表明了鲜卑人与羌人的融合，表明了历史上统驭诸羌的鲜卑人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党项羌的统治者，也表明了不可避免地反被“羌化”的历史命运1。有的论著还从历史记载中党项拓跋氏与被统治的羌族在称谓上表现的对立性，多沿“北俗”而非羌俗的西夏风俗，以及族称、语言系属等方面来论证西夏王族拓跋氏与被统治的“党项人民”分属于不同族属2。
二、西夏的社会性质及其分期。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使党项社会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即由部落社会向部落联盟过渡。从宋初李继迁到李元昊建国，党项社会完成了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的转化时期。李元昊建立了宗法封建制国家3。第二种意见认为，党项内迁后，进入宋朝统治时期，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了奴隶制，进而建立了党项奴隶主国家。元昊建立了“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的国家”，“西夏在崇宗到仁宗时期，..逐步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第三种意见认为，党项羌从公元6世纪左右已处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会末期，从7世纪末内迁后，在定居内地二三百年的过程中，党项社会跨入以家长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同时也积累了封建制因素。从五代宋初起特别是从李继迁时期开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建国标志着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领主制，乾顺以后，进入封建地主制（吴天墀《西夏史稿》）。三种意见归结为两点，一是对西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认识，一是西夏社会的发展是否经过奴隶制问题。对后一点持否定看法者，主要是分析西夏社会“奴隶”的存在与否及其身份问题。他们认为，如果说建国前党项社会存在着有奴隶身份的“奴隶”的话，2《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党项》：“党项，西羌之遗种。”
3《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1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2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又《论西夏拓跋氏、嘉戎、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1981年宁夏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吴天墀：《西夏史稿》。3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也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负者。有奴隶存在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奴隶社会。西夏建国后，靠对外战争俘虏奴隶而建立的奴隶社会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西夏对外掳掠战争直至西夏灭国前夕都在发生。奴隶制的存在要靠对外掳掠以补充奴隶来源，但不能反过来说，对外掳掠必须以奴隶制为其归宿1。
三、西夏的官制问题。今人的西夏史论著在谈到西夏官制时，都认为存在着“蕃官”与“汉官”两套官制，两个系统2。对“蕃官制度”的产生也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是西夏官制“除仿宋外，更保留原有之蕃官制度”（林旅芝《西夏史》）。一种意见认为两套官制之设始于元昊建国，“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立”（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两套官制论者认为，其目的在于既保持党项贵族在政府里的主导地位，同时又适应汉族地主阶级建功立业的要求，以便更有效地实行统治，就像辽王朝设南北面朝官一样（吴天墀《西夏史稿》）。
两套官制之说本于吴广成《西夏书事》，有关记载说，元昊建国“始立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其制多与宋同。自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汉人分为之，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努、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卷11）。至毅宗时“备官制”，又有“汉设..等官；蕃增..诸号”（卷20）云云。争论的关键是对吴广成的记述有不同理解：“蕃号”是否就是“蕃官系统”的判定。
否定西夏另设有蕃官系统者，首先考察所谓“蕃官”名称的“蕃号”出现的特定环境与历史背景，认为所谓“蕃号”，不过是西夏官制名称的西夏文字译名，它仅出现于出使宋朝的夏国使臣的本官称谓中，这是由于宋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奇怪现象，因而留载于史籍。我们在西夏同辽、金两国的交往中还找不到这种例子。这种职官名称与“蕃号”的对译，在今存的西夏文字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1。此外，从今天可以看到的西夏文和汉文有关官制的史料中，都不曾有两套官制的记载2。更多的事例说明，西夏官制中，上至国相，下至普通官吏是“皆分命蕃汉人为之”的1，因此两套官制之说，其中有一“蕃官系统”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人物评价。对西夏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李继迁、李元昊和李仁孝的评价上。李继迁是西夏国的奠基者，史学界着重强调他在反对民族压迫、统一党项各部所起的作用。其次是他在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封建文化，加速党项族的发展，促进党项社会进步方面的贡献。李继迁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突出的军事才能与过人的勇敢精神，因而成为党项族的杰出领袖2。对夏国创建人李元昊的评价，着重强调他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军1张广志：《党项与奴隶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2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钟侃等著《西夏简史》；吴天墀著《西夏史稿》。1《西夏书事》卷21：“初，夏使入贡，移文延州，称使者官曰枢密，鄜延安抚使程戡奏令称使副不以官，或称领卢。领卢，蕃枢密号也。”据西夏人骨勒茂才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枢密”西夏文”，音“领卢”。
2汉文资料如《宋史·夏国传》；西夏文资料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官阶封号表》等。1《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突出的例子如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朝不第举人张元投奔元昊，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官至国相、太师、中书令。
2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徐庄、李萌：《西夏的奠基人李事家，在创建夏国过程中的丰功伟业。征服回鹘、吐蕃，统一河西的战争，建国后对北宋与辽的战争，都显示了他作为军事家的才能；建国前后在政治制度、文化事业上的建设，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眼光与手段。在党项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元昊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本族独立自主的大业。元昊的私生活与家族矛盾，使他不幸中道而殂，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党项族的民族英雄称号3。对西夏“中兴”之主李仁孝的评价，着重强调他在吸收和推行汉族封建文化，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进步措施，对西夏后期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消极作用是，崇儒尚文导致了党项族固有的崇实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进入了由盛而衰的时期。任得敬分国阴谋的败露，反映了西夏走向衰落1。
五、战争性质问题。在上述论著中主要涉及到李继迁和李元昊时期对宋战争的性质问题。在评价李继迁领导的长达22年的反宋战争时，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具有民族起义性质2。与此相反，有的看法是：首先，宋初，对西北各民族实行恩抚羁縻政策，对党项族及其首领尤甚，因而否认宋朝对党项族实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其次，李继捧向宋朝献银、夏等五州，与宋太宗收复五州之地是与当时统一的大势相吻合的，是历史的进步，对党项族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统一都是一件好事。李继迁的反宋战争，代表了顽固坚持割据的党项贵族阶层的利益，战争给双方人民都没有带来半点福音，而是痛苦、灾难和死亡。因此李继迁发动的反宋战争是一场不义之战3。关于元昊对宋战争的性质，多数的意见认为，元昊在十余年中同宋朝进行过40多次大小战争，主要是侵略性的掠夺战争。战争不仅破坏了被侵犯地区宋朝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对夏国包括党项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安定生活与经济发展也起了破坏作用4。也有人认为，宋夏之间的战争包括元昊与宋朝的战争，“两者的战争之端大都是宋方挑起的”，因此强加给西夏的“叛宋”、“寇边”、“掳掠”的种种罪名，应予推翻（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
六、关于西夏后裔问题。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是历史上已经消亡的民族。元灭西夏，元代称西夏人为唐兀氏，列为色目人，他们多在原居地，或被派往南北各地做官，也有相当数量的唐兀军被派到各地戍守或屯田。这些人后来的下落如何，史料记载是不足的1，近年来许多新的发现与实地调查，使这个问题逐步明晰与充实起来。如甘肃酒泉发现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汉、回鹘文合璧），记述一个党项家族自西夏灭亡至元末继迁》，《文史知识》1982年第3期；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3刘建丽：《元昊》，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3期；吴光跃：《赵元昊》，《历史教学》1983年第4期；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罗矛昆：《西夏仁宗李仁孝》，《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
2吴天墀：《西夏史稿》；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
3汤开建：《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吗？》，《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
4汤开建：《西夏元昊反宋战争性质探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1见《元史》中有关唐兀氏人物传及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之《氏族表》。参见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相延六世的职官、世系及活动2。又如河南濮阳市郊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及杨氏族谱，证明了当地十余个自然村中的杨姓居民3500余人均为西夏遗民后裔3。对元末殉职的唐兀氏余阙家乡庐州（今安徽合肥）的调查，并从《余氏宗谱》得知，余阙之后代延27世至今仍生活在安徽4；据记载还有王氏一族的西夏后裔居住在安徽5。河北保定韩庄西什寺遗址新出土的西夏文经幢石刻，记录了明中叶有近百名党项人在此的活动1，这个发现也把西夏文字使用的下限延长到明代中期2。关于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西夏遗民南徙四川木雅（属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地区建立小邦的问题，早在1949年以前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作过实地考察3。近年来国内也有人作过调查4，有的论著从种族、语言、地名等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吴天墀《西夏史稿》）。
除上述问题外，由于新的资料发现与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不少文章还对诸如西夏国名，监军司的数量与驻所，钱币的铸造与使用，佛经的翻译与刻印，西夏与宋、辽、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有新的进展5。
国外研究简况国外对西夏史的研究以日本和原苏联为主，时间长，成绩也比较突出。
日本的著名学者白鸟库吉、中岛敏、宫崎市定、长部和雄、小林照道等人，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历史与文化的文章1。较早专门从事西夏语文研究的石滨纯2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3任崇岳、穆朝庆：《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4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5马明达：《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1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2过去所知最晚的西夏文字资料是元代至正八年（1348）莫高窟所建速来蛮西宁王六字真言碑中的西夏字。保定经幢刻于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比原来下限延长150年，西夏文字从创制后到使用有460多年历史。
3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中国学典馆单行本1945年。国外学者考察后所发表的文章有巴波尔（e.c.baber）：《中国内地的旅行与考察》，1882年等。
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范文等曾亲赴调查。李范文有《西夏遗民调查记》一文，收入其所著《西夏研究论集》一书中。
5主要文章有：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炳应：《西夏监军司的数量和驻地考》，《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1986年第5期；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文献》1979年第1期；《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分别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1983年第3期。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李范文：《论西夏与宋的关系》，收入其《西夏研究论集》中。白滨：《论西夏与辽的关系》，《民族史论丛》，1988年。刘建丽、汤开建：《金夏关系述评》，《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1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史学杂志》第9编，11—12号，1898年。中岛敏：《关于西夏铜铁钱的铸造》，《东洋学报》（东京）第7册，1935年；《西夏政局的变迁与文化的推进》，《东太郎及其后继者西田龙雄、桥本万太郎等语言学家，在其西夏语文的专著中也多涉及西夏历史问题2。日本主要从事西夏史研究的首推冈崎精郎，从1947年发表《唐代党项的发展》一文起，以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夏史的研究文章。1972年，他综合自己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以已发表的一系列单篇论文为基础，撰作《党项古代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第27）一书。是书论述从唐、五代到宋初西夏建国前李继迁与李德明时代党项历史及党项与河西回鹘关系等，并附论西夏的民族信仰、西夏习惯法及法典等问题。史料丰富，考释详尽，是一部有分量的西夏古代史著作。50年代以后，日本的一些学者，如前田正名、田村实造、山本澄子、长泽和俊、松田政一等，也都发表有关西夏历史研究的论文1。1964年出版的前田正名著《河西历史地理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一书，在第五、六两章中，比较详细地研究10至11世纪河西历史地理问题，即探讨这个时期西夏对河西的统治、军镇配置以及有关战争问题。日本后起的青年学者松泽博（野村博），从事西夏文字文献的研究，近年来发表了多种西夏文佛经、文书等的研究文章，对西夏历史的研究很有价值2。
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苏联的“西夏学”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这是由于苏联拥有柯兹洛夫于我国黑水城遗址所获（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批西夏文书3。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研究这批西夏文书的有伊凤阁、鄂登堡。自20年代起，又有龙果夫、聂历山、弗鲁格、祖柏尔、科切托娃等人4。成绩昭著者为聂历山，苏联1960年出版的两卷本《西夏语文学》（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是他编著的西夏文字典遗稿，卷首收集了他在西夏语文、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从50年代以后，苏联从事“西夏学”研究的有克恰诺夫、索夫洛诺夫、格列克、卡津、孟什科夫、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柯萍、科洛科洛夫、鲁勃·列斯尼钦科等人。与此同时，研究重点也从研究语言文字为主，转向全面探讨西夏历史、文化各方面的专题研究，已发表的论文、专著已达上百种方学报》第6册，1936年。宫崎市定：《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东亚经济研究》，18∶2，1934年。长部和雄：《西夏纪年考》，《史林》18卷3—4号，1933年。小林照道：《关于西夏佛教研究》，《支那佛史》2—3，1938年。
2石滨纯太郎：《西夏学小记》，《中国学》1—3，1920年；3—2，1922年。《西夏国名考补正》，《龙谷大学论丛》3—5，1933年。西田龙雄：《关于西夏的佛教》，《南部佛教》22卷，1969年。《西夏王国的性格与文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卷，1970年。
1前田正名：《西夏时代避离河西的交通路线》，《史林》第42卷第1号，1959年。田村实造：《辽与西夏的政治关系史》，《东亚学》第9册，1944年。山本澄子：《关于唐代党项的移居》，《史观》第26、27期；《五代宋初的党项民族及其与西夏建国的关系》，《东洋学报》第33卷第1号，1950年。长泽和俊：《西夏的进入河西与东西交通》，《东方学》第26册，1963年。松田政一：《关于西夏黑水城的调查》，《东方学》第19册，1950年。
2《西夏语译经史研究》，《佛教史研究》第19卷2号，1977年；《西夏文土地买卖文书书式（1）（2）》，《东洋史苑》14、15号，1979年；《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龙谷史坛》第77号，1979年。3[俄]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与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版。译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资料组编《民族史译文集》第3辑。
4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1932年；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参见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其中以研究西夏历史著称的学者是克恰诺夫，1960年6月以《西夏国（982—1227）》为题的学位论文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64年曾在北京大学学习。1970年获史学博士学位。从1959年起他参加了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整理西夏文书档案工作，同时开始学习西夏语文，近三十年来发表以西夏史研究为主的论文著作40余种，曾多次在国际学术会上宣读关于西夏史的学术论文1。其代表作为1968年出版的《西夏史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共分九章，分别叙述党项的兴起、发展，西夏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时期的政治与战争形势，发生的起义，文化事业，西夏的灭亡。本书采用了大量的汉文史料与西夏文史料，其重大价值在于首次大量引用了世人罕见的珍贵的西夏文史料，不足之处则在于对汉文史料以及西夏文史料译读的错误所造成的对史事的错误评断。作者研究西夏历史的方法及观点，如对西夏历史地位与作用的估价也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近年来，克恰诺夫主要从事西夏文法典以及格言、谚语、诗歌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参见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对深入研究西夏史十分重要。
国外研究西夏史的学者还有法国的史泰安，美国的陆宽田、r·丹尼尔，匈牙利的玛利亚·范凌思，韩国的申采湜等，他们都发表过有关西夏史的研究论著1。
1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1[美]宽登编：《西夏学论文目录》。邓如萍（r.dunnell）：tangutsandthetangutstatetahsia，1983。[匈]玛利亚·范凌思：《中国史学所见的西夏国家构成》等。其余著作可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所附之文献目录。
第五节 金史研究概况
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金灭之后，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有一定成就。文学家元好问晚年为撰写金史曾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编有《中州集》。虽然他未能实现其志愿，但却有利于后来的编写工作。与元好问编《中州集》的同时，另有冯青搜集金代文章数百卷。王鹗为写金史也搜集采访和整理了不少史料。明杨循吉撰《金小史》。
对金史研究最有成就的还是清代。清代由于考据之学风行，很重视史料的整理工作。清代对金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各方面的工作上：遗书钞录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诏开四库全书馆，诸儒臣辑《永乐大典》散见之书，金人编的《大金吊伐录》及王寂的《拙轩集》、《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过整理，诸书得以流传。
遗文辑录主要是将金代的文章、诗词、碑刻等整理汇集成书。
《全金诗》74卷，郭元釬康熙五十七年（1718）奉旨编辑。此书是在元好问《中州集》的基础上增补而成，所收诗约6000首，作者近500人。有康熙刻本和乾隆西爽阁重修本。
《金源纪事诗》，汤运泰编辑，清嘉庆十八年（1813）刊本。
《金文雅》16卷，庄仲方编辑。此书是从文集、正史、《元文类》、《玉堂嘉话》和几种地方志中所辑出的金人诗文，按赋、诗、诏令等文体进行分类编排。辑录不广。有光绪十七年（1891）江苏书局刊本。
《金文最》120卷，张金吾编辑。此书只收文不收诗。除采集自《金史》、《大金集礼》、《大金吊伐录》、《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之外，凡山经地志、金石碑版以及医书、谱录、杂家小说，旁及外国史书，无不甄录，并合之《拙轩集》等五文集，分类编次。此书搜罗至广，因多有难以查到者，便于初学金史者翻阅，是一部颇有实用价值的史料丛编。有光绪七年广雅书局本。通行者为光绪二十一年江苏书局60卷本，删去了《金文雅》已著录诸篇。
诸书辑录其要者有石莲盦汇刊之九《金人集》，吴重熹辑，有清光绪中海丰吴氏刊本。内辑《拙轩集》6卷，《补遗》1卷，金王寂撰，光绪二十年信阳刊；《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卷，附札记2卷、附录1卷，金赵秉文撰，札记、附录为吴重熹所撰，光绪二十九年湖北刊；《滹南遗老王先生集》45卷，续1卷，金王若虚撰，光绪十六年开封刊；《元遗山先生集》40卷，附录1卷，补载1卷，金元好问撰，清张穆校，光绪三十年灵山杨氏刊，载有施国祁、凌廷堪、翁方纲撰《元遗山先生年谱》；《新乐府》5卷，补遗1卷，金元好问撰，光绪三十一年江宁刊；《续夷坚志》4卷，元好问撰；《萧闲老人明秀集注》6卷（原缺卷4—卷6），补遗1卷，金蔡松年撰，金魏明道注，光绪三十年江宁刊；《二妙集》8卷，逸文1卷，金段成己、段克己撰，光绪三十二年江宁刊；《天籁集》2卷，摭遗1卷，元白朴撰，光绪三十一年江宁刊。
《金史》补遗清时做了不少史料的补遗工作，其中包括对史书、文集、书目的补遗。杭世骏仿厉鹗《辽史拾遗》例，编《金史补遗》，全书拟为百卷而未能完成，只有南京国学图书馆藏传钞本5卷，收入《满蒙丛书》第2卷。钱大昕有《辽金元三史拾遗》5卷，清广雅书局刊。卢文弨有《金史礼志补脱》、《补辽金元艺文志》，收入《廿五史补编》第六册。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1卷，收入《昭代丛书庚集》。
校勘注释清代对史料考异、校勘、注释极为重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其中有关于《金史》部分。《续资治通鉴》、《金史纪事本末》皆附考异，可资对史事鉴别。缪荃孙《大金集礼校勘记》，见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大金集礼》附录。
对《金史》进行校勘、注释而取得卓著成绩的是施国祁的《金史详校》10卷。施国祁原是布店掌柜，他用二十余年功夫读《金史》十余遍，写成此书。《金史详校》根据《金史》各种版本互校，同时也用其他书校勘《金史》，订正了不少版本及史实方面的讹误，校注齐备，是读《金史》所必备的参考书。有光绪八年会稽章氏刻本。
除上述的史料整理外，清代学者如万斯同、钱大昕、赵翼等对金史都有所研究，李有棠撰《金史纪事本末》52卷，虽无新资料，但备一体。
元、明、清三代对金史的研究虽很薄弱，但仍是留至今日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近代以来对金史的整理与研究从辛亥革命至今八十余年间，金史的研究经过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911年到1931年20年间，是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开始脱离了清代研究的老路子，把对金史的研究向现代史学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王国维把考据学的方法运用到金史的研究上来，写过《辽金时蒙古考》、《金界壕考》等重要著作，开史学研究的新生面。此间，对金史研究还有吴廷燮的《金方镇年表》。
从1931年至1949年的近20年间，是金史研究进入开拓时期，有向广深发展的趋向。金毓黻从黄侃治音韵训诂学，他继承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并接受近代史学研究给予他的影响，重视考古资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运用，写了《东北通史》和《宋辽金史》。随着对金史研究的开展，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史地、文学艺术、宗教、女真族及其文字、金宋关系、民族关系、人物及考古等各方面。此间有陈述的《金史氏族序例》、《金史氏族表例言》、《金史氏族表初稿》、《契丹、女真姓氏考》等。罗福颐对女真国书碑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朱希祖《金开国前三世与高丽和战年表》等。曾资生对金代经济、科举、乡里、举荐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姚从吾探讨了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和救世思想。毛汶将已发表文章辑成《辽金国事史论文集》（开封，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从1949年到1978年，是金史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时期。1949年以来，对金史研究的特点，是更广泛地吸引了各相关的学科参加，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文学、民族文字学、考古学、医学、科学等，都有人就本专业进行研究。这个时期，出版了陈述的《金史拾补五种》，是对金史研究的一个新转折的开端。
1979年以后，对金史的研究转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转变应以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册以《金朝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发展》为开端，第一次以金朝的断代史规范出现在通史之中。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辽金史论文集》，是1949年以来研究成果的总汇。金启孮先后出版其所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和《女真辞典》。考古界出版了金代壁画和官印的专集。张博泉先后出版《金代经济史略》、《金史简编》、《金史论稿》第1卷。对女真先世渤海的研究也出现崭新的情况，出版王承礼《渤海简史》和朱国忱、魏国忠的《渤海史稿》。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成立后推动了对辽金史的研究，已编辑出版《辽金史论集》多期。有的杂志专为渤海史、金史研究开辟专栏。《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皆有诸多条目叙述金史，它们的出版推动了金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我国台湾省对金史的研究也成果显著，出版多种专著。
此外，对金史的史料整理，也有不少成就。继清人之后，今人对金代史料的整理工作，有孙德让的《全金词》，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孙德让还辑有《金源七家文集补遗》一书。朱希祖有《伪齐录校补》一册，独立出版社1944年刊。郑文焯编《金史补艺文志》1卷稿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陈述为金史补《氏族志》，还辑有《辽金闻见汇录》。罗福颐是对女真文字研究最有贡献者之一，辑有《满洲金石志》3卷，其中有不少金代金石资料。
陈述著《金史拾遗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此书包括总序、《金史氏族表》6卷、《女真汉姓考》2卷、《金赐姓表》2卷、《金史同姓名表》1卷、《金史异名表》1卷，附录索引、征引书目略。《金史氏族表》，系搜集辽、金、元史和当时碑志诗文中有关金代氏族的史料，按族系谱；《女真汉姓考》、《金赐姓表》，具体表明金代各族融合的史实；《金史同姓名表》、《金史异名表》，可助读《金史》者识别有关人物。本书不仅是读《金史》也是治民族史所必备的参考书。
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新点校本《金史》，以商务印书馆百衲本（1931年据元至正初刻本，配补元覆刻本影印）为底本，并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多有新意，还参考《大金国志》等书以及残存的《永乐大典》有关部分加以订正，附有校勘记，充分地吸收了前人校勘所取得的成果，加以标点和分段，是最适于应用的崭新的标点本。
唐圭璋编《全金元词》，分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共收录金元两代282位词家作品7293首。详录《道藏》中金、元道士词，以供研究词乐、词律、词韵以及词典演变的参考。征引书达200余种，其中金代词人70人，词3572首。此书所录都以善本、足本为据，加以标点、校勘、考订，仿《中州集》例，作者皆有小传，体例乃从《全宋词》。
史料的整理，无疑对金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外金史研究简况国外对金史的研究，主要是日本、苏联和欧美等国家。
日本研究金史从20世纪初开始。起初主要是从历史地理、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接着对金代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包括金朝历史的过程、政治、文化，对经济的研究则不多。最后是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辑出几部大的著作。日本过去研究金史的特点是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和在华的统治配合的。在日本其主要著作有池内宏《金史世纪的研究》，三上次男的《金代女真研究》和《金史研究》三册，外山军治的《金朝史研究》，田村实造的《金朝通史》（《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金代刑法考》（《东洋史研究》1—1.2，1934年，《中国法制史研究》），野上俊静的《辽金的佛教》，野川秀美的《金史语汇集成》等。
苏联对汉学的研究可上溯到沙俄时代。他们从考古地理入手，1923—1924年，托尔马乔夫先后两次考察金上京——白城故址，并绘出金代上京最早的一张平面实测图。金史的研究著作有1964年出版b.e.拉里切夫的《女真史（10—11世纪）》，1968年又出版《女真人的金帝国》（《西伯利亚史》第1卷），1975年出版m.y.沃罗弗叶夫的《女真族与金国》。
欧美研究金史的有美、德、法、匈牙利等。德国福赫伯教授于1978年发表了《蒙古侵占前夕的北中国：金朝的经济与社会（1113—1234）》，并组织研究金史的规划，曾作过《金代社会结构》、《金代经济与财政》的讲演。美籍华人陈学霖教授，现正从事《金史》的翻译，著有《金史研究》、《金史纂修考》、《金史三种》等。加拿大籍华人何炳棣撰有《金代人口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