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十国”中的南方诸国,战乱较少。相对来说,中原地区因破坏严重而生产恢复较慢,南方诸国因破坏较轻而生产有所发展。宋代除了北宋初年及靖康、绍兴之际的战争外,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一定繁荣,生产技术有进步,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手工业经营形式家庭手工业是建立在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官府征收的各地“贡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应是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五代役法中的纸户、笔户,负责向官府供应纸、笔,亦应有一部分是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纸、笔,易州(今属河北易县)有不少制墨世家,其中亦当有一部分属家庭手工业。此外,五代赋税中的绢、絁、布(麻布)、绫、罗,宋代赋税中的布、帛、丝、绵绝大部分是由农户在家织成后作为赋税交给官府的。宋代的其他工业品如棉、麻织品,以及许多日用品也大都是家庭手工业产品,其制作者本身是农民,又是工匠,自己生产原料,自己加工,然后以之交税或自用,有剩余则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失去土地而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或是为了增加收入,季节性地或长期出卖劳动力,而又无固定雇主的一部分小手工业者,遂成为流动的手工业工人。北宋时东京开封城内:“倘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3南宋都城临安城内沿街的临时工匠,如补锅、修鞋帽、穿珠子、修刀剪、磨镜等匠人,随时可叫唤,大约有数十种1。这种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流动手工业工人,不但是城市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同时,在广大的乡村中也甚为流行,成为农村经济的补充。如洪迈说:“吾乡白民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2这种外出为他人做活的流动手工业工人,回家后仍然是农民。季节性的、临时或长期流动的手工业工人,是手工业作坊的基础,一旦在手工业作坊中获得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就成为相对固定的手工业作坊的工人。
城市中的民营小手工业作坊已很普遍,从糖果点心到衣服冠帽、家用什物、笔墨纸砚、建筑材料以至妇女装饰品、儿童玩具,无所不有。都设有专门制造的小手工业作坊(作、行、铺、店等),有的还发展为大型作坊。五代的纸户、笔户以及以制墨名家的,有一部分是民营的小手工业作坊。北宋时开封城里的制饼店即已具有这样的规模,如《东京梦华录·饼店》记载:胡饼店“每案用三五人捍剂(按挤)、卓花、入炉,自五更卓案之声远3《金史》卷47《食货志》。
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4《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
2吴自牧:《梦粱录》卷13《诸色杂货》。
近相闻。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制饼手工业已有按挤、卓花、入炉三个分工程序和协作关系。
南宋时杭州城内手工业作坊,共有440行即440家。《梦粱录·铺席》所记的是作坊也是商店,而《梦粱录·团行》所记的则主要是专门的手工业作坊。
五代、宋的民营手工业作坊从事的手工业种类很多,其中造纸、制墨和制糖业最为兴盛。五代时的“纸户”中的一部分,以及南唐有名的“澄心堂纸”的生产者,应是小手工业作坊。宋代造纸(麻纸、皮纸)业大部分为民营,有几个中心:一为浙东路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和郯县(今嵊县),二为江东路的徽州(今安徽歙县)和池州(今贵池),三为成都府路的成都(今属四川)及其附近的广都(今双流)。造纸的原料有以商品形式取得的,如浙东会稽一些种植竹笋的农家,由于把这些未长成的笋作为造纸的原料卖给造纸作坊而致富。造纸业作坊的规模一般比较小,但已有简单的分工,如徽州造纸的过程完全用手工操作,并有几十名工匠同时协作完成一个程序,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黟、歙(今皆属安徽)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熏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制墨业大都为民营,且系世传家业。唐末易水(今河北易县)人奚超世代以制墨名家,后与子廷珪逃至歙州,南唐时赐姓李,仍以墨名家。此外,南唐还有朱君德、柴询、柴成务、李文远、张遇、陈赟等世代制墨,至宋代仍有名于世。3北宋精于制墨的工匠有几十人,如陈赡,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初造墨,遇异人传和胶法。..赡死,婿董仲渊因其法而加胶,墨尤坚致,恨其即死,流传不多也。董后有张顺,亦赡婿,而所制不及渊,亦失赡法云”。此外,还有王迪、潘谷、沈珪、陈相等等,都以制墨名家1。制墨业常常为个人劳动,不需雇工,更便于保守技术的秘密。宋代制墨业的本身也有简单的分工,如和煤、回捣,然后成为硬剂、热剂、熟剂,最后成为丸捍。
茶叶的生产和制作,大部分由种茶山场中的“园户”来劳动,而收购和销售则归官府控制,实行专卖制(榷茶),即民营官卖。按宋代茶叶加工的程序分为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六步,总名“焙工”。也有部分为官营官卖。
民营作坊常雇用季节性的茶工园丁、采工和焙工,给雇钱或给茶叶。建州(今福建建瓯)制造好茶,北宋仁宗时“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2。
宋代的“末茶”销路广,北宋末由官府经营而禁止民营,利用汴河水力的水磨磨制,是茶叶加工的大型作坊,后转为民营。南宋末,江西路制造末茶用“九转连磨”磨制。
宋代糖霜的主要产区有五处:浙东四明(今浙江宁波)、广东番禺(今广东广州)、四川广汉以及遂宁(今均属四川),其中以遂宁所产的质量较3洪迈:《夷坚志·乙志》卷8。
1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
2何薳:《春渚纪闻》卷8。
好。其他“四郡所产甚微而碎,色浅味薄,才比遂宁之最下者”。遂宁种糖蔗的中心在涪江东二十里的繖山,那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3。糖霜作坊三百多家,每家多的制作几十瓮,少的一二瓮,称为糖霜户。除用自己生产的蔗糖原料外,并收买其他蔗农的糖水熬制糖霜。附近白水镇农户,虽多种蔗田,但其蔗不能成霜,每年压蔗出糖水卖给山前诸家。制造糖霜,需要复杂的技术与累积的经验,又要置备许多生产工具,如蔗削、蔗镰、蔗凳、蔗碾、榨斗、枣杵、榨盘、榨床、漆瓮等,还要配牲畜拉碾,同时要雇用一二十名工匠,制作的分工顺序为削皮、锉蔗、入碾、蒸泊、入榨、釜煎、再蒸泊、入瓮、再煎、再入瓮等。
总之,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仍是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经营方式。
在家庭手工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小手工业作坊之外,五代、宋还有较大规模的手工业。在上述制茶业、制糖业外,还有规模更大、技术更复杂的手工业,如矿冶、制盐、丝织、制瓷、印刷、造船等。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手工业已具有手工业工场的性质,但具体的证据不足,还难以说明问题。
宋代的官府手工业宋代同前代一样,一些重要手工业多为国家掌握和垄断。官府手工业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宋朝官府手工业规模都较大,手工业组织也比唐时更加庞大。官府手工业专门从事宫廷的用具、服饰、器物的生产和供应,并涉及军需、营造等事业,属于百工的事务,设有专门机构和职掌的官吏进行管理。根据史籍记载,唐朝廷的手工业管理机构有工部、少府监、将作监三个系统,下设分支机关管辖各种手工作坊及工匠生产等事务。宋初,工部及将作、军器等监成为闲司,职务归属三司;少府监亦为闲司,另设文思院等制造御用器物,元丰五年(1082年)官制改革后,有关机构设置如下:工部,设有尚书、侍郎、掌百工水土之政令,所属工部司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制作营缮计置采伐所用财物,按其程式以授有司。
少府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分设四案,下辖文思、绫锦、染、裁造、文绣等五院,制造各种御用金、银、玉器、服饰、法物等,以及诸州铸钱监。
将作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管土木工匠板筑造作之政务等,分设五案,下辖十个附属单位。
军器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以给军国之用。分设五案,下辖四个附属单位。
此外,还有都水监、内侍省的后苑造作所、司农寺的都曲院、水磨务、炭场等等。
宋代官手工业组织更加庞大。少府监的一个附设机构——文思院,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的,领有:打作梭作钑作镀金作■■作钉子作玉作玳瑁作银泥作碾砑作钉腰带作生色作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
1王灼:《糖霜谱》。
装銮作藤作拔条作■洗作杂钉作场裹作扇子作平画作裹剑作面花作花作犀作结绦作捏塑作旋作牙作销金作镂金作雕木作打鱼作绣作裁缝作真珠作丝鞋作琥珀作弓稍作打弦作拍金作玵金作克丝作共42作1。另外,内侍省里的一个后苑造作所,是“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的,领有:生色作镂金作烧朱作腰带作钑作打造作面花作结条作玉作真珠作犀作琥珀作玳瑁作花作蜡裹作装銮作小木作锯匠作漆作雕木作平拨作■作旋作宝装作缨络作染牙作砑作胎素作竹作旋镂作糊粘作像生作靴作折竹作棱作匙筋作拍金作铁作小炉作错磨作乐器作毯子作抡捧作毯仗作丝鞋作镀金作■洗作牙作梢子作裁缝作拽条作钉子作克丝作绣作织罗作绦作伤裹作藤作打弦作铜碌作绵胭脂作胭脂作桶作杂钉作响铁作油衣作染作戎具作扇子作鞍作冷坠作伞作剑鞘作打线作金线作裹剑作冠子作角衬作浮动作沥水作照子作共81作1。文思院和后苑造作所的产品都不过是皇家日常使用的器物,已经有这样多的作了。土木工程、军器制造、车舆制造、礼器、各种织染、盐、铁等等,还不在内。
官手工业的制成品,除皇家自用及赏赐外,也有以售卖形式处理的。这主要是对盐,有时对于铁也是如此。宋熙宁中“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1。南宋时“福建下州例抑民买盐,以户产高下均卖者曰产盐,以交易契纸钱科敷者曰浮盐,皆出常赋外,久之遂为1参见白寿彝、王毓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宋会要辑稿》职官29之1。
1《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72、73。
定赋”2。
五代、宋手工业的发展如前所述,在家庭手工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小手工业作坊之外,五代、宋还有较大规模的、技术更复杂的手工业。包括坑冶业,铸钱业、制盐业、丝织业、制瓷业、印刷业、造船业等,在不同程度上都比前代有很大的发展。五代、宋的坑冶业,以铁、铜为主,其次是金、银、铅、锡,闽、蜀、湖、广、江、淮皆有之。坑冶由私人(坑户)经营的,缴纳一定数额的税“岁课”。也有朝廷直接经营的,产品的运销全受朝廷的控制。
五代、宋的冶铁业十分发达。五代时,后唐、后晋都曾下诏“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1,宋代冶铁业更发达,如徐州利国监大规模的民营冶铁业。元丰元年(1078)苏轼说:“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百万。..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近者河北转运司类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诣臣而诉者数矣。”2可见利国监生产的铁,运销受朝廷控制。
冶铜业因铸造铜钱而有更大的发展,后周显德二年(955)为铸造铜钱而“采铜兴冶”3。宋代铜矿坑冶业分官营和民营,官营的由官府掌握,在铜矿坑冶处设置监、冶、场、务等机构,招集坑户,支给本钱;坑户自雇工匠从事开采,采得矿石后即送到官炉中冶炼,已有采矿、碓磨、淘洗、上炉四道工序,产品则交给官府,不得私有。如南宋绍兴二十年(1142)洪迈说:“信州铅山之铜,..昔系是招集坑户就貌平官山凿坑取垢淋铜(即胆铜),官中为置炉烹炼,每一斤铜支钱二百五十。彼时百物俱贱,坑户所得有赢,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置四监鼓铸。”
信州铅山场铜矿还有一种是民营的,“有力之家”向官府的矿场租佃土地自行开采。“信之铅山,..间有出备工本为官开浚。元佃之家已施工力,及自用财本起创,未享其利,而哗徒诬胁检踏,官吏方且如追重囚,黥配估籍,冤无所诉,此坑冶所以失陷”1。民营的铜矿坑冶受到官府官吏的打击。五代初通行唐钱,后晋天福三年(938)允许“公私”有铜者并许铸钱,次年即“以天下公私铸钱,杂以铅锡,缺小违条,今后只官铸”而禁止私铸。后周显德二年“以县官久不铸钱,..乃立监采铜铸钱”2。南唐铸铜钱,饶州(今江西波阳)永平监每年铸铜钱6万贯,南唐后又铸铁钱;吴越、北汉亦自铸铜钱,后蜀、湖南、闽则铸铁钱,铜、铁钱兼用,都是官铸钱,禁止私铸。
宋代铸钱业全是官营的,但私铸亦未能禁绝,铸钱业虽是官营的,但分工、评工办法都是仿照民营作坊,如韶州(今广东韶关)永通监:“即韶置2《宋史》卷181《食货志》下三。
1《续文献通考》卷19《征榷》二。
2《五代会要》卷26《铁》。
3《苏东坡全集·奏议》卷2《上皇帝书》。
1《五代会要》卷27《泉货》。
2《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27、23、24。
监,分遣金工以往模之。以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错水浸,离局为二,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评价而与之金。不发帑赀,不徭民籍,而功用成。..韶被山带海,杂产五金。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3可见宋代冶金工业中已有制模、翻沙、刀错、水浸等工序,分八个作坊,工人是雇用的专业金工,人数“不下十万”。
宋代铜钱还行使于辽、金、西夏等地区,并远销海外。依北宋元丰初年统计,诸路铸铜、铁钱共有26监,其中铸造铜钱的有17监,铸造额为506万贯,铸造铁钱的有9监,铸造额近89万贯。
制盐业中海盐和池盐都由官营榷卖,井盐是民营的,雇用盐工,如四川的井盐经营者只要缴纳“月课税”,就能在西川四路的市场上销售。如北宋文同称井研县(今属四川)“盖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访闻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今本县界内已仅及百家,..每一家须没(役字之误)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佣身赁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迭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已复又投一处,习以为业”1。
丝织业除乡村中的家庭手工业外,有不少是民营的大型作坊。台州知州唐仲友在婺(今金华)、台二处都开设彩帛铺,既是印染作坊又是店铺。朱熹说:“本州(台州)收买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系染户在宅堂及公库,变染红紫。..(除分给其妓弟等人外)其余所染到真红紫物帛,并发归婺州本家彩帛铺货卖”;“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动至数千匹”。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襭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2。这个彩帛铺的规模很大。至于从事印染的工匠,据朱熹说是拘系来的,未知是否可靠。
官营丝织业的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如四川成都府路的官营织锦院,据费著《蜀锦谱》所记:“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而后足役。岁费丝权以两者一十二万五千,红蓝紫之数以斤者二十一万一千,而后足用。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
制瓷业在这一时期也获得很大发展。五代后周时,制瓷还原焰烧化学工艺发达,生产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郑州柴窑青瓷。北宋时,名窑崛起,除东京的官窑为官营外,还有民营的汝州汝窑、禹州(今皆属河南)钧窑(主要在金朝时期)以及定州(今属河北)以生产白瓷为主的定窑、浙东龙泉县(今属浙江)生产断纹青瓷的哥窑等。南宋时,官、民窑更纷纷兴起,如浙西有余杭窑(又名修内司官窑,今杭州西余杭镇)、江西有吉窑(今江西吉安南永和镇)、福建有建窑(今福建泉州南)等,而最大的是景德镇窑(今属江西)。
宋代许多小规模的民窑具有小商品生产的性质,雇用的陶工不多,如江西永和镇的舒公窑,据清施闰章《蠖斋杂记》记叙:“有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尤善,号曰舒娇,其炉瓷诸色,几与哥窑等价。..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封穴逃之饶。”舒公3《五代会要》卷27《泉货》。
1余靖:《武溪集》卷15《韶州新置永通监记》。
2文同《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窑制瓷仅父女相传,其陶工也保守技术秘密。
据南宋蒋祁《陶记》所记:“景德镇陶首三百余座”,“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景德镇属饶州浮梁县)。..窑火既歇,争相取售,..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算。”1南宋时瓷器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外商特别欣赏景德镇的瓷器,荷兰人由泉州贩至欧洲,其价值每与同等重量的黄金等价。
五代时雕版印书业开始发展,冯道任后唐宰相时,长兴三年(932)二月,“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印卖。先刻完五经,后汉时补刻四经,直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才全部刻成。同年五月,后蜀宰相毋昭裔也“请刻板《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1,开封、成都是五代时的两个雕版印书业中心。
宋朝雕版印书业,形成杭州、开封、建阳(今属福建)、眉山(今属四川)四个中心,官营的则由国子监雕板,称为监本,常在杭州刻印。包括启蒙及诸子百家、各种诗词、文集、历书、医药以及工农业技术等各种书籍,还流通到辽、金、西夏等地区。民营印书业,不少是为适应士大夫科举考试的需要,如“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2宋朝正式发行交子、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以及茶、盐钞引等流通证券,促进了印刷业的发达。交子初行,由益州(今四川成都)路富民十六户主持印制发行,天圣元年(1023)改由官办的益州交子务印造。南宋初,杭州富户也印造“便钱会子”,高宗在位末年,会子务印造官“会子”,工匠有204人,是个不小的纸币生产作坊1。茶、盐引则由榷货务交引库等印造,亦应是个相当规模的证券印刷生产作坊。
造船业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而迅速发展。北宋时东京设有造船务,督造“纲船”(漕运船)为主,以及座船(官员坐的船)、战船、马船等类。造船场初期分布在江西路的虔(今江西赣州)、吉(今吉安)二州与湖南路的潭(今湖南长沙)、衡(今衡阳)等州,后期则是两浙路的温(今属浙江)、明(今宁波)二州,福建路的泉州(今属福建)后跃居首位。当时福建和两浙都使用抵抗风浪能力较强、吃水较深的尖底海船。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属于“福船型”,尖底造型,多根杆,隔舱数多,容载量为2000料(约合今120吨),结构坚固,稳定性好,抗风力强,适宜于海上航行。至于广州(今属广东)海上民用的商船,据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船深阔各数十丈,船幅广阔,属“广船型”。
南宋时,经济重心更向南移,海船的体积更大,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航行于南海的民用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柁长好几丈,船上存贮一年的粮食,并且还酿酒养猪。直接开往阿拉伯的海船,船上可容纳上千人,有街市及纺织业,可见其体积之大。
1《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
1刘新园:《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辨》、《〈陶记〉校注》,《文史》第18、19辑,中华书局出版。2《旧五代史》卷43《明宗纪》九;《资治通鉴》卷277、291。
1岳珂:《愧郯录》。
第二节辽的手工业
矿冶、铸造业
辽有矿冶、铸造、食盐、纺织、陶瓷、建筑等多种手工业,尤长于车马具的制造。
辽朝的矿冶业,起于契丹建国之前,史称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2。阿保机继任可汗的第五年(911),征幽燕回师,得银、铁矿,命置冶采炼。这次所置矿冶,当在汉城(今河北承德南)附近。《新五代史》卷72载:“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这里的农耕、畜牧和盐铁之利为阿保机实力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所俘汉人及其技艺促进了迭剌部生产力的发展,是阿保机得以建国的坚实基础。
辽东是铁的重要产地,这一地区的并入进一步促进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手山为今辽宁鞍山市的首山,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此外,东京道的同州(今辽宁开原南),上京道的饶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樱桃沟村古城址)长乐县,分别有300户和4000户从事冶炼,皆以铁纳赋。中京柳河(今伊逊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滤沙炼铁。南京道有景州(今河北遵化)龙池冶,营州(今昌黎)有新兴冶,都由官府设官提点,为官营坑场。
东京道的银州(今辽宁铁岭),南京道的渔阳(今天津市蓟县),中京道的泽州(今河北平泉西南)、严州(今辽宁兴城东南)等地有银冶。泽州陷河冶,太祖时募民立寨,专事采炼。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陷河冶地当今河北平泉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1,储量当很可观。此外,尚有阴山、都峰、大石、宝兴等银冶。前者在阴山山脉大青山一带,圣宗太平七年(1027),西南路招讨司奏阴山中产金,故置冶,后则以山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为统军司名;后三者当在东京和南京道内1。
1981年,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尸。通过对其葬具铜丝网络和出土铁器的分析,得知契丹族的冶炼铜铁等技术已很发达,当时既可冶炼黄铜,又可冶炼纯铜,而且冶炼方式稳定,其铁钉成分已“接近现代08沸钢板或纯铁成分”。3辽的金、银、铁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辽墓出土的铁器看,铁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的“打造部落馆,有蕃户百户,编荆篱,锻铁为兵器”3。东京道河州(当在今吉林中西部)有军2《咸淳临安志》卷9《会子府》,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1《辽史·太祖纪·赞》。
1参见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组:《辽泽州、陷河及陷河银冶考》,《辽金史论文集》第二辑。3陆金生:《豪欠营辽代古墓中金属网套上锈蚀物的分析》,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器坊、显州(今辽宁北镇西)设甲坊,制造兵器;辽墓出土的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优质低碳钢。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镰等多种,有些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极为接近,手工业工具种类繁多,仅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凿就有宽刃、圆刃、斜刃等多种,不但可看出铁器制造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木器制造的技术。生活用品有火盆、剪、熨斗、火筷、灯、铜镜和丧葬用的金、铜面罩和银、铜丝网络等。其工艺细致、复杂。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嵌银缠枝花鸟纹铁罐、银鎏金镂花捍腰,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鎏金龙凤纹鞍桥,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银冠、金花银靴、琥珀璎珞、八曲花式金盒、镂雕金荷包、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花银枕等,都反映了辽铸造工艺的水平。辽的金银器的加工制作在工艺上继承了唐朝的传统,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采盐业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前,安置汉人的炭山东南滦河上游地区产盐,八部曾仰以为食。黑车子室韦所在地区内的鹤剌泊(又名广济湖,大盐泊,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境内的达布苏盐池)储量极丰,“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1。契丹人取盐为枕,细碎者食用和贩卖。及灭渤海,得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又增加了海盐。辽的制盐业很发达,不仅满足了境内的消费,而且私贩至宋境。北盐南贩增加了辽朝的收入,也直接影响了北宋河北盐政的制定和实施。1纺织业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简单的织造技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则是在大批汉人迁入之后。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纺织品。中京道的宜州(今辽宁义县)、川州(今北票)、锦州(今属辽宁)、霸州(兴中府,今朝阳)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副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甚至专以丝织品纳贡赋,供契丹统治者赏赐群臣、赠予外国之用。世宗以定州(今河北正定)俘户所置的弘政县(今辽宁义县),“民工织衽,多技巧”2,带动了中京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南京(今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3。豪欠营契丹墓的发掘,提供了辽朝丝织品实物。契丹女尸身穿衣、裙8件,皆以罗、绢为原料,它们反映了辽朝丝织业的水平。据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判断,女尸身上的轻罗薄绢,在当时属第一流产品。“罗纹织物生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的宋代,其最高水平的样品正是在辽。而女尸身上的轻罗蜡光式绢,应是这种最高水平样品的实物之一”。辽朝生产的“蕃罗”,在宋辽贸易中很受宋朝商人的1《契丹国志》卷24《王沂公行程录》。
1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2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
3《辽史》卷39《地理志》三。
欢迎,“辽朝生产的优质罗,到宋地也是奇货”4。
宋真宗曾将宋初辽的织物同圣宗时的织物进行比较,前者“朴拙”而后者“工巧”,判断后者为幽州(今北京)所产。辽道宗时下诏禁止南京私造御用彩缎,也反映了南京纺织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之高。南京是辽朝官营纺织业的中心,对辽朝纺织业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辽的纺织品种类齐全,绫、罗、锦、绢、绮、纱、缎、刻丝等应有尽有。与纺织品发展相适应,辽在南京、中京等地都有染院。置使提点院事,管理印染等相关事宜,辽能用“夹缬”,“蜡缬”法印染各种花纹。
陶瓷业辽的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制造工艺上继承和学习了唐、宋的技术,在造型方面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特点。鸡冠壶、方碟、长颈瓶、牛腿瓶、凤首瓶和辽三彩、仿定白瓷是辽瓷器物和工艺的代表。
辽三彩直接继承了唐三彩的风格,色彩为黄、绿、白,器形有长瓶、长盘、方碟、圆碟等。鸡冠壶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从造型上看,应是由盛贮水、酒、乳等的皮囊发展而成的,早期的鸡冠壶器腹较大,造型浑厚,甚至保留着皮绳缝制的印记;中期渐趋扁平,口高,体小;晚期器体细高,多为捏把。仿定窑的白瓷器多为碗、碟、盘等,金银饰器的边缘异常豪华,几与定窑制品一般无二。
辽的陶瓷多为早期实用器物,除鸡冠壶外,仓式罐的造型也别具特色,形似蒙古包,开设小门,并刻有子母鹿纹,从罐中贮有骨灰判断,这种仓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辽中京松山州(今内蒙古赤峰西南)有一规模很大的窑场。从考古发掘得知这里生产的陶瓷品种齐全,而以粗白瓷为主,器物多为生活用品。除碗、盘、杯、碟、盂、盆、注子、瓮、牛腿瓶外,还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绿、黄、黑、褐和三彩等多种,花纹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凤鸟、蝴蝶等。中京附近辽墓出土的瓷器,多是这里烧制的,这一窑场产量当是很高的。
皮革与木器加工业长于骑射的契丹人,重视车马具的制造,皮革和木器加工也有较高的水平。契丹贵族所用鞍勒,尤为考究。东丹王耶律倍(后唐赐姓名李赞华)所画契丹贵族“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1,宋人对辽所制马鞍也赞不绝口。他们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1。因此辽馈赠宋、高丽等物品中例有鞍辔,种类不一,皆极工巧。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座契丹墓葬,使我们得以见到契丹所制的鞍辔实物。
辽也制造车、船和日用木器家具,奚人和属部黑车子室韦人善造车,契4《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南京》。
1参见王丹华:《契丹女尸的丝织品》,载《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佚名:《宣和画谱》卷8。
丹人早年曾向他们学习造车技术。沈括说:“奚人业伐山、陆种、斫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车工所聚曰打造馆”2。辽上京有车子院,并设监管理,可见当时造车的技术和规模。辽还制造舟船,以及桌、椅、床等生活用具。韩绍孚、刘可度等曾以商税曲铁都监和榷盐使的身份提点、监造舟船。现在已经发现的木器实物有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一架木作结构的“小帐”,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式顶大型木椁等。而从木器加工工具种类之多,也可看出其工艺水平。此外,契丹人的弓箭制造也有特色,“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杆,鞯勒轻快,便于驰走”1。
2太平老人:《袖中锦》。
1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三节西夏的手工业
西夏的手工业生产相对较发达,手工业门类也较齐全。夏仁宗天盛时期(1149—1169)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规定设立的国家手工业管理机构,有刻字司、造案司、金作司、绢织院、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等2。
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西夏较重要的手工业生产行业,有纺织、冶炼、金银木器制作、采盐、陶瓷、建筑、砖瓦等。
纺织业西夏建国后,在党项人原有的家庭畜皮毛加工制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纺织手工业作坊,考古发现有西夏使用的石纺轮、木刮布刀等生产工具,纺织产品有氆氇、毛褐、毡、毯、粗绢、麻布等。西夏生产的白毡,被时人誉为“世界最丽之毡”3。史书多次记载西夏遣使向宋朝求请丝织工匠,西夏可能有自己设立的绵纺和丝织作坊。
冶炼业与金、银、木器制造业西夏的冶炼业包括采矿、冶炼、金属制造。夏州(今陕西靖边境)东境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在那里设立“冶铁务”专司采矿炼铁。
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等地有国家设置的锻造作坊,打造兵器或农具等。西夏的冶炼与锻造技术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如已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鼓风设备竖式风箱1。在兵器制作方面,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2,“夏人剑”,锋利无比,宋朝人十分喜爱,赞扬为“天下第一”3。出土的西夏的铜铸货币、官印、符牌,工艺制作都十分精致。西夏皇陵出土的一件铸铜牛,表面鎏金,重达188千克,显示了高超的铜铸工艺。考古发现的金银器物有钵、碗、盒、金带、鞍具,鎏金、银或镶嵌宝石的饰物,都具有造型美观、图案精美、色泽光莹等特点,堪称稀世珍品。西夏墓葬中还出土了木缘塔、木桌、木瓶、笔架、木碗等,也都造型别具风格,工艺精美。
采盐业采盐是西夏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盐州(今宁夏盐池北)、灵州(今灵武西南)等地产盐,乌池、白池的青、白盐品质纯净,价廉物美,最为宋朝边民喜食。西夏朝廷对采盐实行官营,由国家垄断盐产,2《契丹国志》卷23,宋绶:《契丹风俗》。
3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律令译注》,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1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卷l。
2见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著:《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
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并用盐同宋、辽交换货物、粮食。夏景宗时,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包拯集·论杨守素》),要求宋朝每年向西夏购盐10万石。
陶瓷业已发掘的宁夏灵武磁窑堡西夏窑址,发现有多处窑炉和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瓷器、窑具,如实反映了西夏陶瓷业作坊的规模。灵武磁窑堡附近蕴藏着丰富的煤矿、瓷土和水源,中原的制瓷匠人给西夏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因此西夏陶瓷业制作技术同中原地区是一脉相承的,仅仅在装饰、烧制工艺等方面,因地区与自然条件不同而具有某些特色。已发现的瓷器品种很多,生活用具有碗、盘、盆、钵、釜、杯、盒、壶、瓶、罐、缸、瓮、灯具、钩等。以高圈足的碗、杯为其特色。瓷器釉色多白釉瓷,黑釉与褐釉的剔刻花壶、瓶等具有代表性。尤以两耳或四系瓷扁壶,骆驼、马、羊、钩、铃及乐器牛头瓷埙等陶瓷制品,表现了游牧民族需用和喜好的特点。4建筑业西夏建国前后,由于皇室大起宫殿、官衙,营造寺庙、陵园,西夏的砖瓦制作作坊兴起,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建筑工匠队伍。在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西夏皇陵遗址发掘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如砖石、素面和琉璃瓦当、鸱吻、柱石等。陵区的附近已发现的数十座砖瓦和石灰窑址,从遗存的砖瓦等建筑材料来看与西夏皇陵出土的材料是一致的,说明砖瓦窑场一般建设在建筑物的附近,以便于就地制作提供使用。
4太平老人:《袖中锦》。
第四节 金的手工业
金的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随着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占有辽与北宋的手工业地区后,不断地恢复和发展起来。金代手工业继承和发展了渤海、辽和宋的手工业技术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过北宋。
矿冶与金属制造业金代矿冶和金属制造业是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金代矿产丰富,大同(今属山西)贡铁,云内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产青镔铁,大兴府(今北京)产金、银、铁,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产铜、铁。金世宗主张“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1。大定三年(1163)规定,金银矿冶许民开采,官府征收产品的二十分之一。五年,许百姓“射”银冶。十二年,又“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1。因为金产铜量少,命尚书省遣使到各路“规措铜货”,访察铜矿苗脉,对能指引矿藏得实的给予奖励。坟山(今辽宁义县北)西银山的银坑多至116处。大定十三年讨论铸钱,打算由国家直接采金银矿冶,世宗决定当以与民,惟钱不许私铸。
金制造军器的作坊是军器监、利器署(都作院),金银器物制造属少府监的尚方署。铸钱掌握在国家手中,海陵王时中都(今北京)有宝源监、宝丰监,京兆(今陕西西安)有利用监,皆正隆三年(1158)设;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于代州(今山西代县)设阜通监,二十七年(1187)于曲阳县(今属河北)设利通监。
金禁止民间私铸铜器甚严,大定十一年(1171)二月规定,除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外,禁止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的一半。当时各府州县和猛安谋克,均有专门管理铸钱的官手工业和机构,铜器制出后均由官府检验,并经有关官署验押后,方可使用。在严防私铸的禁令下,民间金银铜铸造业也有所发展。
煤矿业煤矿业在金代手工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金以前,东北和中原北部,煤的开采与利用已很发达,据近代在辽宁抚顺煤矿的发掘,在旧坑中发现有圆形斜坑,并在此圆形斜坑中发掘出圆形古器,似为用来盛油之用。从采矿方法和器皿证明唐时已被开采经营,辽金以降,久为开采。中原北方多煤,当时烧瓷、炼铁以及南京(今河南开封)城内一般百姓,多以煤作为燃料。
盐业金承辽、北宋之后,很重视对盐业的经营,榷货之目有十,而盐称其首。金世宗置山东、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宝坻(今属天津)、解州(今山1马文宽:《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
1《金史》卷48《食货志》。
西运城西南)、西京(今大同)、辽东、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七盐使司。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迁燕(今北京)后,初设盐钞香茶文引印造库。世宗又仿宋输粟之法,许民以米易盐。金朝已革去随田亩而输两税盐钱旧制,但“乾办盐钱”弊政依然被保存下来,河东北路“乾办盐钱”岁达10万贯。大定二十八年(1188),创置巡捕使,专巡私盐,主要设在山东、沧州、宝坻、解州、西京,而辽东、北京两路不设。
制瓷业制瓷业,是金较为发达的手工业行业之一。北宋时北方许多名窑,自熙宗后已多恢复和发展起来。在今内蒙古、东北金代遗址中,大量发现定州(今属河北)、磁州(今磁县)、耀州(今陕西耀县)诸窑制成的著名产品。在东北出土的金代瓷器,以定瓷为最多,有刻花、画花、印花多种,而以萱草纹、荷花纹较为流行。在黑龙江绥滨发现的磁瓷,黄白釉,绘铁花缠枝牡丹图案,胎质比较细腻,花纹与釉质也都较为典型。现已发现陕西耀州窑三座窑炉,其一处遗址面积达500平方米,分为工作间、晾坯场、窑炉,窑炉作马蹄形,用耐火砖砌成,并且在表面上涂有耐火泥,从窑门和火膛内堆积的煤渣可知,此处烧窑已用煤作燃料。出土的瓷片以青釉为主釉色,比汝窑为淡而薄,略呈姜黄色,也有黑色的,花纹多为印刷,以鱼纹饰为最突出,器型多为饮食用具。钧窑是金代新兴的一个制瓷基址,在当时声名很盛,其产品成为世上佳品。河北观台(今河北磁县西南)窑所烧的白釉瓷器,造型秀丽,胎质轻薄,釉色带青,花纹多刻在器内。又如山东、山西所烧制的白瓷,在釉下施以红绿彩绘,也反映了这些地区制瓷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宿州(今属安徽)还出产一种绳纹印饰的白瓷。1954年在安徽萧县出土的淡黄色瓷瓶上,刻划“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奉本镇南寺慈氏菩萨。时皇统元年(1141)三月二十二日造”。奉圣州永兴县(今河北涿鹿)西南的磨石窑,窑内可容500人,而且烧瓷技术也不落后于北宋。
造纸与印刷业金的造纸与印刷业有很大发展,山西南部因受战争创伤最轻,生产破坏较少,故造纸与印刷业极为发达,金代平阳(今山西临汾)印刷技术的发展,与当地造纸、造墨以及其地多产枣木、梨木有关。金代北方对种植也很重视,设有司竹监。稷山(今属山西)竹纸与平阳麻纸,是当时闻名的产品。金代刻书大约始于熙宗,而盛于世宗、章宗时期,中都、南京、平阳、宁晋(今属河北)是金代刻书的中心。在平阳设有专门出版机构,管理民营书坊和书铺。金代钞书与刻书之风很盛,《宋史·洪皓传》记载,皓之使北,“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梓”。赵城藏经(原本藏山西赵城广胜寺),综计全藏应有7183卷,现存4330卷,起皇统八年(1148)至大定三年(1163),前后雕刻历时15年始成。
丝织业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平阳、太原(今属山西)、河间(今属河北)、怀州(今河南沁阳)等处设绫锦院,派官“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金史·地理志》记载,平州(今河北卢龙)贡绫,涿州(今属河北)贡罗,河间府产无缝锦,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县)产丝、绵、绫、锦、绢。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产绉、縠、绢,相州(今河南安阳)产缬,隰州(今山西隰县)产绿卷子布,辽东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产师姑布。而夸天下一品的定州(今属河北)刻丝大约也有制造。《鸡肋编》卷上记载,河北定州的刻丝极为精巧。燕山府(今北京)在金代时,“锦绣组绮精绝天下”2。
火器制造业火器制造业,完全是在北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技术的发展有胜于北宋。金代火器制造主要是用之于战争的武器,如铁火炮、震天雷、飞火枪等,此外火药也曾应用于其他方面。世宗末年,太原府阳曲县(今山西太原)郑村中社李姓猎户,把火药装入陶罐,挂在腰间备用,遇见狐群把药线点着,猛作大声,“用以捕杀狐群”1。金代铁火炮不仅最早见于记载,而且以铁为外壳装制,口小,说明当时已掌握利用火药性能的转化作用,以发挥火炮发射的威力,标志着对火药利用技能的成熟。
造船业金代造船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和提高。海陵王时,张中彦奉命建造巨舰,“舟之始制,匠者未得其法,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2,小舟(模型)制出后,诸匠都骇服其“智巧”。海陵王时,还发明一种撞冰船,蔡珪为之写《撞冰行》诗,可说是近代破冰船的先驱。《河防通议》记载,当时造船以每一百料(载重量,约合6吨)为基本计算单位,对打造一百料船所需要的材料都一一规定了件数,每件的尺寸和重量。还记载不同材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装置量3。这说明当时的造船技术已较前有所提高和进步。
2《金史》卷7《世宗纪》。
1许亢宗:《奉使行程录》。
2元好问:《续夷坚志》。
3《金史》卷79《张中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