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丽

十世纪初，新罗王朝衰微，朝鲜半岛又分裂为三国。918年，后高句丽将领王建推翻其王自立，建国号高丽，定都松岳（开城），先后并、灭新罗和后百济，完成统一。王氏高丽典章制度皆仿唐朝，与宋、辽、金朝都有频繁交往。到第23代高丽王王■（高宗，1213—1259年在位）时，蒙古兴起于中国北方。

1216年，东京（辽阳）一带的反蒙契丹贵族金山等率部窜入高丽，攻城夺地，四处寇掠。1218年，成吉思汗以追剿契丹叛人为名遣哈真、札剌率军进入高丽。王■命其枢密院使赵冲等领兵与蒙古军共灭契丹寇，遂与蒙古相约“两国永为兄弟”，每年遣使通贡。1但此后蒙古统治者连年遣使到高丽索取贡物，诛求无厌。如1221年使者著古与奉皇太弟斡赤斤命至高丽，索贡獭皮一万领，细绸三千匹，细苎二千匹，绵一万斤，墨一千只，笔百管，纸十万张，以及其他诸物2。蒙古使者骄横贪婪，任意要索“撒花”，激起高丽人的愤怒。1225年，著古与在索贡归国途中被人杀死，两国关系随之断绝。

1231年，窝阔台命撒礼塔统兵侵入高丽，其麟州都领洪福源降，导蒙古军攻陷此境四十余城，进围王京。蒙古使者持诏入城，诘责高丽杀使之事，令其投降1；又索取“好金银、好珠子”及其他大量贡物，并命送王公大臣之子女来献。王■遣弟侹至蒙古帅营请降，以大量金、银、衣、马、器皿为献，撒礼塔许之，乃置京府州县达鲁花赤72人于其境2，1232年初，班师还。二月，蒙使都旦（契丹人）至王京，声称来“都统高丽国事”，竟欲入居王宫。因蒙古屡逼纳贡和进送王公贵人子女，■遣使奉表入朝，并致书撒礼塔申述难以应办的原因，撒礼塔怒拘使者，其逃回者遂传言蒙古将再举入侵3。七月，■依从权臣崔■的决策迁都江华岛，遣人往北境诸城杀达鲁花赤，令人民入山下海躲避，对蒙古采取了抵抗的态度。八月，撒礼塔奉旨再征高丽，洪福源收北境州县遗民来附，遂长驱直入王京，遣使到江华岛诘责高丽王抗命迁都，令其出陆。撒礼塔领兵继续南下攻掠各地，拔南京（今汉城），十二月，进至处仁城，被守城者射死。蒙军遭到高丽军民的抗击，又失主帅，1《高丽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十一月答蒙古官人书；卷一○三《赵冲传》、《金就砺传》。2同上卷二二《高宗世家》。

1窝阔台诏书全文载《高丽史》卷二三，为硬译白话文体。

272名达鲁花赤的配置情况不明，当是置于所攻取之北境诸城。参见箭内亘：《蒙古之高丽经略》《（蒙古史研究》页471）。

3见《高丽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九月、十一月答蒙古官人书。不得不撤回，留福源屯西京（平壤）。1233年，窝阔台诏谕王■，数其拒命、杀使、迁都、不上民数等五“罪”4，高丽不理，仍乘势出兵收复西京等地，洪福源领降民逃居辽、沈间。1235年，窝阔台遣唐古与洪福源等领兵入高丽，自此连续多年抄掠各地。1239年，召还唐古军，诏命王■入朝，■遣王族佺代他赴蒙古朝见。1241年，■又以王族綧称己子，与贵族子弟10人入质于蒙古（綧后居辽东，领高丽降民）。其后双方使节仍频频往来，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关系。

1247年，贵由以高丽“岁贡不入”为由又遣军入侵，次年还。1253年，蒙哥以诸王也古统兵大举入侵高丽，迫令王■出陆迎降，■不得已派次子淐入朝。蒙哥仍不满意，1254年初，召还也古，以札剌儿带为征东元帅代之。这一年，蒙古军在高丽肆行杀掠，“所掳男女，无虑二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杀戮者不可胜计，所经州郡，皆为煨烬”1。此后札剌儿带军连年留屯高丽，多次出兵攻掠其南境各地和进逼江华岛对岸，坚持以国王出陆迎降和派王太子入朝为退兵条件。高丽朝中意见不一，迁延至1258年，数代专揽国政的权臣崔氏被推翻，才决定遣太子倎入朝。1259年，倎赴四川军前朝见，至六盘山，闻蒙哥死而止。忽必烈由鄂州北上，倎迎谒于汴梁，随从同往开平。1260年二月，高丽来报老王已故（王■死于上年六月），赵良弼和廉希宪都建议宜立■为王，遣送还国，彼必感恩臣服，是可以不烦兵而得其国2。忽必烈纳其言，立即派兵护送王■回国继位，令他“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永为东藩”，并宣布对以前反抗过蒙古的高丽官吏、军民，“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忽必烈即位后，又传旨允准王倎的请求：撤回留屯其境的蒙古军和送还被掳的高丽人。并授予王僙封册、虎符和高丽国王印。

王僙（不久改名禃，高丽元宗，1260—1274年在位）嗣位后，多次或亲身入朝，或派世子愖入朝，又频频遣使入贡。但高丽权臣势力仍盛，出陆还都之事一再拖延，又以战乱之后民生凋敝为由请求暂免置驿、籍户、出军、输粮等臣服国应履行的义务。忽必烈出于当时形势需要，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给予宽容。至元六年（1269）六月，高丽权臣林衍发动政变，逼禃让位于王弟淐。时世子愖入朝未归，闻变，诉之于忽必烈。忽必烈命从王綧、洪茶丘（福源子）所管高丽民户中签军马三千从愖“赴其国难”，并下诏责林衍擅废立，召其来朝；命头辇哥国王与赵璧行省于东京，以兵压境。十一月，林衍被迫恢复了王禃的王位，禃随即入朝，于是蒙古军停发。当林衍废立时，高丽西北面兵马使营吏崔坦聚众起事，以诛林衍、复前王为号召，杀西京留守及州县官，以西北境60城归附蒙古。至元七年（1270）正月，诏改西京4《元高丽纪事》记载此诏最详。

1《高丽史》卷二四《高宗世家》。

2赵良弼的建议见《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廉希宪的建议见《元史》卷四《世祖纪》，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唯记于世祖即位之后则不确。

为东宁府（后改东宁路），划慈悲岭为界，以坦为总管，遣忙哥都为安抚高丽使率兵镇之。禃请求归还其地，不许。至元二十七年（1290）始罢东宁路，还属高丽1。至元七年二月，禃至燕京，为了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和保持王位，上书请下嫁公主于其世子，又主动要求派兵助其讨灭权臣、还都旧京，并请置达鲁花赤。忽必烈命东京行省头辇哥国王和平章赵璧率军护送禃还居王京，以脱朵儿为高丽国达鲁花赤，至于请婚一事则待其国安定后再议。五月，禃与头辇哥等至王京，发榜宣布还都，传令召林衍和迁江华岛吏民回京。时林衍已死，子惟茂继掌国政，欲抗命不从，被拥护还都的朝臣所杀，于是妃嫔、官民人等相继离岛迁回王京。守备江华的“三别抄”（左、右及神义别抄。“别抄”是权臣当国时挑选骁勇之士组成的特别部队，成立于蒙古入侵之初）力图阻止还都，被王禃下令解散，其首领裴仲孙另立王族温为王，率部退据珍岛，成为叛军，至元八年被蒙古和高丽军击破。其余部在金通精率领下遁入耽罗岛，据有其地，至元十年被平定，元置耽罗国招讨司辖之（后改置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府，又改为军民安抚司，成宗即位后，还属高丽）。王禃还都后，即遣使为世子愖请婚，并命愖两次入朝。至元十一年（1274）五月，忽必烈以亲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王愖。不久禃死，诏遣愖归国袭位，授“驸马高丽国王”（后改名昛，又改名昛，高丽忠烈王，1274—1308年在位）。在他之后直到元朝末年的六代高丽王，除忠穆、忠定二王死于未成年时外，也都娶元公主（虽然都是宗王之女，但按元制亦称公主）。通过这种政治性的婚姻联结，元朝达到了进一步控制高丽的目的，自联姻后未再发生重大反元事件。公主在高丽享有极高地位和很大权力，广泛参与政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高丽王也得以凭借驸马身份提高在元廷和本国的地位，终元一代保持了本国的局部主权1。从至元七年王禃还都起，元朝就设置了高丽国达鲁花赤常驻王京，其后又以忻都、洪茶丘领东征元帅府军驻镇高丽。十五年，王賰入朝，奏告元军特别是洪茶丘部扰民乱政，请求召还，忽必烈从其请，并罢置高丽国达鲁花赤。十七年，为再举进攻日本，立行省（征东行省，又称征日本行省），仍以高丽为基地聚兵、造船、屯粮。王賰请求授他行省丞相之职，“行省凡大小军情公事必与我商量然后施行”，忽必烈即予允准，授为中书左丞相行征东省事。征日失败后，行省罢。二十年，复立征东行省，仍授賰征东行省左丞相，与丞相阿塔海共同规划再举征日事。其后征日计划未能实行，而征东行省建制则仍保留，成为统辖高丽的机构，但元朝不派行省官，就以高丽国王为行省丞相，得自辟僚属；高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各项制度也基本不变。大德三年（1299），哈散出使高丽回朝，言王昛（即王賰）不能服众，朝廷应派官共同治理，平章暗都剌奏请增置行1参见池内宏：《高丽元宗朝的废立事件与蒙古占领高丽西北境》，《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25年。西北境（东宁路）地还属高丽事，见《高丽史》卷三十《忠烈王世家》，卷一三○《崔坦传》。1参见萧启庆：《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元代史新探》，页231—262。省官，遂遣阔里吉思为征东行省平章，耶律希逸为左丞，直接参与掌管高丽政务。五年初，经王昛一再请求，罢朝廷所置官。以后没有再改变高丽政制，元朝册立每代高丽王时均授予征东行省丞相职衔，使自治其国，“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1。可见征东行省的性质与元朝国内地方一级政区各行省是不同的。当然，高丽对元朝仍需履行藩属国义务如纳贡、质子、置驿等，元朝统治者仍不时以种种理由干预其国政，直接或间接地压迫和剥削高丽人民。

至大元年（1308）王昛死，世子謜（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生，蒙古名益智礼不花，高丽忠宣王）继位，改名璋。皇庆二年（1313），璋传位于世子焘（蒙古懿妃生，蒙古名阿剌讷忒失里，高丽忠肃王），自己则以驸马身份留居大都，封沈王，后又将沈王封爵传给侄子暠。王璋在大都筑万卷堂，“以书史自娱”，其府中有不少高丽文士侍从，并与赵孟頫、姚燧、阎复、元明善等元朝著名文臣常有交往。他在继位前居元廷时曾参与拥立武宗，退位后仍不免卷入朝廷政争，延祐七年（1320）英宗即位后，被流放到吐蕃萨斯迦“学佛”，泰定帝即位后始召还。

沈王暠得宠于英宗，谋夺高丽王位，屡在元廷指控王焘，导致元朝对高丽国政的进一步干预。至治三年（1323），王暠的党羽柳清臣等上书中书省，请立省于高丽，比内地，元朝为了稳定东藩，未予采纳1。但王焘屡受沈王之党的攻击和元廷的质讯，不得不于至顺元年（1330）请求传位于世子祯（蒙古名普塔失里，高丽忠惠王）。祯品行恶劣，继位后荒淫无度，至顺二年即被罢黜，其父焘复位。后至元五年（1339）焘死，祯复位，仍暴虐荒淫，至正三年（1343）被元廷押解流放到揭阳，次年初，行至岳阳病死（或云被毒死）。元以其子昕（亦怜真班公主生，蒙古名八思麻朵儿只，高丽忠穆王）继为高丽王，时仅八岁。至正八年，昕死，元朝以祯庶子蚳继位（蒙古名迷思监朵儿只，高丽忠定王）。十一年，诏废蚳，别立祯弟祺为高丽王（改名颛，蒙古名伯颜帖木儿，高丽恭愍王）。时奇皇后之兄辙恃势得任高丽政丞（国相），专横跋扈，颛甚愤之，至正十六年，乘元朝困于国内农民起义之机，诛奇辙及其党羽，停用至正年号，并发兵攻元境，夺回双城等地。元朝声称要进行讨伐，又罢黜王颛而另立逃亡大都的王璋庶子塔思帖木儿为高丽王，但均无力付之实施，不得不宣布恢复颛王位。从至正十九年起，红巾军一部由辽东多次进入其境攻城略地，二十一年陷其王京，颛南迁以避之。次年，高丽军收复王京，击溃红巾军，其余部退回辽东。但王氏高丽至此也已1姚燧：《高丽沈王诗序》，《牧庵集》卷三。

1《高丽史》卷一二五《柳清臣传》。据《元史》卷一七八《王约传》载，至治三年“朝廷议罢征东省，立三韩省，制式如他省”，命中书省讨论，王约言其不可，应守世祖旧制，丞相拜住称善，遂不行。立三韩省之议当即出于柳清臣。

衰微不堪，30年后被在与红巾军作战中兴起而逐渐掌握大权的李成桂所取代。

有元一代，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有很大的发展。来元高丽人比以往各代都多，其中有不少精通汉文的文人学者和高僧，他们与中国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人文集中此类诗文屡见不鲜。高丽早有儒学，学者皆知孔孟之书。元世祖前期，程朱之学才在中国北方兴盛，还未传入高丽。高丽儒士白颐正在大都得而学之，东还后，李齐贤等首先从他师受。至元二十六年，元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以其本国著名学者安珦为提举，珦从高丽王入朝，得朱子书，十分钦慕，晚年常挂朱子像以致敬，遂自号“晦轩”1。理学于是传入高丽。高丽名臣李齐贤2长期在元陪侍王璋，广泛结交元廷著名儒臣文士，学问大进，有《益斋集》传世，被认为是高丽时代的优秀古典作品，其中有不少歌咏中国历史、景物和风俗民情的诗篇。元仁宗恢复科举后，高丽（征东行省）依制选送士人参加会试，即使未能及第，元廷亦授予官职，或归国即可凭此资历而获显官；亦有举进士者，如元统元年（1333）进士李谷御试对策“大为读卷官所赏”，擢汉、南人榜第二甲第八名，即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3。有不少入元为质子的高丽世家子弟或其他侨寓人员后来出仕于元朝，或竟世代留居不返。元代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输入高丽。如延祐元年（1314）高丽王焘遣官赴元购书，得经籍10800卷而还；元仁宗又赐书籍4371册（17000卷），皆宋秘阁所藏者1。此外，佛、道、医、卜各类人员的交往也很多。

元与高丽的经济交流，除数量相当大的贡赐物品外，民间贸易往来也甚为发达。元时木棉由中国传入高丽，传为佳话。据载，至正二十三年（1363）高丽人文益渐使元，取棉籽十余枚归，令人种植，虽仅一枚得生，但得籽百余枚，于是年年加种，又有一胡僧教以缫织之术，于是棉花种植与棉布纺织不到十年就遍于全国2。

1《高丽史》卷一○六《白文节传》；卷一○五《安珦传》。

2《高丽史》卷一一○有其传。

3《元统元年进士录》；陈旅：《送李仲父使征东省序》，《安雅堂集》卷四。《高丽史》卷一○九《李谷传》谓其为文典雅高古，有《稼亭集》行世。

1《高丽史》卷三七《忠肃王世家》。

2《李朝实录·太祖康献大王实录》七年六月条。

第二节　日本

日本与中国自古交往密切，尽管唐末停派“遣唐使”以后官方关系衰减，但民间贸易和僧侣的往来却更趋繁盛。南宋中叶兴起的武士政权——镰仓幕府（1186年建立）在对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仍采取积极态度，特别是热衷于引进中国的禅宗，日本与南宋的民间交往极其频繁。然而由于此时中国南北分裂，而中日间的交流早已改取横渡东海直航两浙（主要是明州——今宁波）的南路，不再走经由朝鲜半岛西岸到辽东或山东的北路3，加上日本政府对官方外交的冷淡，因而与统治北中国的金朝几无交往1，也没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发生接触。直到至元七年（1270），日相营原九成在《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中还说：“蒙古之号，于今未闻。”2蒙古前四汗时期，对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也未曾留意。至元二年（1265），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报告说，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忽必烈十分企慕中原盛世君主那种天下一统、万国来朝的功业，即于次年遣黑的、殷弘出使日本，命高丽王派官导送。使者至巨济岛，高丽陪送官以海上风涛险恶劝止之，遂折回。四年，再遣黑的等出使，高丽王派潘阜代替蒙古使臣去日本传书，滞留太宰府达五月，被遣还。五年，忽必烈严令高丽王派大臣陪送黑的等赴日，“期于必达”。使者抵日本对马岛，被拒，只捕得岛民塔二郎、弥二郎回朝复命。忽必烈让这两个日本人游览燕京后，命高丽派使臣送其回国，并传递了用中书省名义写给日本国的信。日本国相营原九成起草了复牒，但被镰仓幕府否决，未交付来使3。

七年末，忽必烈以日本屡次拒使，诏发兵屯田于高丽“以为进取之计”，同时遣赵良弼为国信使，持国书去日本“招谕”。八年九月，使团百余人至其国，被阻留于太宰府西守护所，不准赴京都。其官员屡次逼取国书，良弼坚持亲到京都面见国王呈递，只抄录副本与之。日本朝廷初拟答复，但幕府仍采取断然拒绝态度。使团滞留至次年初返回，日本守护所派弥四郎等十二人同来，良弼还至高丽后命随员送他们到大都。忽必烈与朝臣商议后决定不予接见，遣回，并命赵良弼再使日本。十年春，良弼仍不得要领而还。

十一年初，元廷决定发兵侵日，命高丽造大战船三百艘，“期限急迫，3关于中日航路的改变，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汉译本，页79—86；296—297。1《金史》中关于日本的记载仅见一处：“[兴定元年（1217）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风砦于大舶中得日本国大宰府民七十二人，因■遇风飘至中国。有司覆验无他，诏给粮俾还本国。”这显然是偶然被风吹到山东沿岸的日本商船。

2转引自池内宏：《元寇的新研究》页42—43。

3参见同上书引八代国治：《关于蒙古袭来之研究》，载《史学杂志》，1918年。疾如雷电，民甚苦之”1；立征东元帅府，以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为都、副元帅，聚兵高丽，加造战船。十月，蒙、汉军及高丽军共二万五千余人，乘大小战船900艘发合浦（今马山），侵袭对马、一岐两岛后，进至博多湾，攻击沿岸诸地；二十日，于今津等港口上陆，日本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死伤甚重，而元军亦疲，未能深入，退回战船，其夜博多湾台风起，战船多坏，只得仓卒撤还。此役发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上称为“文永之役”2。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但一去即杳无音讯（他们于当年四月至日本，九月被镰仓幕府杀害，四年后，逃回的高丽水手才报告了这一消息）。当时元朝正进行灭宋战争，经略日本事暂时搁置。十六年，尽取江南，即准备再举征日，命高丽及江南四省造战船，并命南宋降臣范文虎筹划征日事宜，显然意在驱使新附军由南路进取日本。范文虎受命后，派属下周福、栾忠与一来宋日僧同去日本传递诏书，同时奏请待所遣人回报日本是否从命，再决定进兵。十七年初，元廷获悉使臣杜世忠等已被害。范文虎所遣二人也一去不返（到日本不久即被杀）。于是决定进行大规模侵日战争，特立行省专任其事，大臣阿剌罕与高丽王王■任右、左丞相，忻都、洪茶丘、范文虎右丞，李庭左丞，张禧参政；拟定方略：忻都、茶丘率蒙、汉、高丽军四万发合浦，范文虎等率新附军十万发江南，会师一岐岛，共同进兵其国，志在必取1。

十八年五月，忻都、茶丘与高丽元帅金方庆率东路军四万多，乘战船900艘出发，攻对马、一岐；六月初，不待江南军来会即进至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已有防备，在博多湾沿岸阵地构筑工事，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元军激战。元军未能取胜，退屯鹰岛，月末移军一岐。范、李、张等率江南军十万，乘战船3500艘，六月十八日由庆元（今宁波）出发，航行七昼夜抵平户岛，其先遣军至一岐约东路军来会。七月，两军主力均进泊鹰岛（音译“打可岛”。或作“竹岛”，系音讹致误），行省官商议进攻太宰府，但他们果如临行陛辞时忽必烈所担心的那样，相互不和，议事争执不决，以致“逗留不进”几一月2。八月一日，夜半“飓风大作，波涛如山”，元军船多“缚舰为寨”，紧靠在一起，致相“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者如麻”3。忻都、茶丘、范文虎等将帅“各自择坚好舟乘之”，弃军自归4。留下来1《高丽史》卷二七《元宗世家》。

2“文永之役”过程，参见上引池内宏书第七章。

1忽必烈面谕征日行省诸臣云：“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其人，徒得地何用。”可见此役旨在征服日本。据日本史料记载，侵日元军还“为居住持世路（生活）具，为耕作贮锄锹类”，显然准备持久屯驻（参见《元寇之新研究》页291—293）。

2方回：《孔端卿东征集序》，《桐江续集》卷三二。

3苏天爵：《赠长葛县君张氏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二一。

的元军大部分被日军消灭，一部分被俘5。十四万多元军得归者仅五分之一，大张旗鼓的第二次侵日之役（事在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日本史上称为“弘安之役”）以惨败告终了。其后忽必烈又准备再征日本，下令造船和拘刷水手，激起受害最深的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朝臣也多言不利，不得不中止。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遣提举官王君治与补陀寺僧如智持诏“宣谕”日本，洋中遇飓风吹回补陀山。次年，再遣江西行省参政王积翁与如智出使日本，积翁拘任氏船以行，途中又因事鞭之，将至对马岛，被任氏所杀。两次遣使均未达。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遣补陀寺学识渊博的临济宗高僧宁一山（一山一宁）搭乘日本商船使日，到达太宰府，因是敌国使者，幕府执权北条贞时下令囚禁于伊豆修善寺，后知他是有道高僧，即迎住镰仓建长寺（后被日本上皇邀主京都南源寺，直到去世，门徒众多），尊礼有加，但对与元朝通使事则仍予拒绝1。

尽管元朝与日本交过战，通使关系一直未能建立，元代中、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仍然十分繁盛，双方政府都不但不加禁限，且有意促成。至元十四年，有日商持金来换铜钱，元朝给予准许。次年，令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十六年，日本大商船四艘载商人、水手二千余人至庆元，经查明确是来经商的，即许其交易而还2。从至元末年到至正末年的七十多年中，中日间有商船（主要是日本商船）和僧侣等人员（他们大体都搭乘商船）来往、年份可考者即有近五十年，而且往往一年中不止一批，此外还有许多年份不明或失载者3。大德八年，元朝“置千户所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1，也可见几乎年年都有日本船来。由于经营中日贸易获利甚巨，日本幕府为了筹集建寺经费和其他目的，有时也批准派出官方商船，如1325年为修建长寺、1328年为造镰仓大佛、1341年为建天龙寺所派商船即是2。

元代中日交通的主要港口是庆元，这里置有市舶司掌对外贸易。庆元路属县定海（今镇海）是日本商船停泊之所，经检查、抽分后即许日商登岸市4王恽：《泛海小录》（《秋涧集》卷四十）载：“大小船舰多为波浪剪触而碎，唯句丽船坚得全，遂班师西还，是年八月五日也。”所记应即诸将逃归事。

5《元史·日本传》记载后来逃归的士卒于阊报告说，被虏者达二三万人，押至八角岛（博多），尽杀蒙、汉、高丽人，而留新附军人为奴。但据日本史料，所俘元军为数千人（参见《元寇之新研究》页314）。1见明代日本僧人周凤著《善邻国宝记》卷上所收如智亲撰之《接待庵记》。《元史》失载此次遣使。2周密：《癸辛杂识·别集》。

3参见本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89—393，《日元间商船往来一览表》，页422—460《入元僧一览表》。

1《元史》卷二一《成宗纪》。

2《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94—400；森克己：《日宋贸易之研究》页511—525（1948年出版）。易，一时十分繁荣：“贾区市墟，陈列分错，咿哑争奇，踏歌转舞”3。此外，日本商船也时常开到福建贸易，元中叶以后似乎逐渐增多，故天历元年（1328）命江浙行省选廉吏征收“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之税（《元史·文宗本纪》）。交易的商舶，中国输出者主要是瓷器、香药、经卷、书籍、绘画、什器、绫罗锦缎以及铜钱等；从日本输入者主要有黄金、刀剑、木材、扇子、螺钿等。

来元日本人除商人外，以禅僧为最多。禅宗在日本因得到幕府和武士阶级的尊崇而大为兴盛，来华参礼禅学中心江南诸名刹（主要是“五山十刹”）和高僧大德，在日本禅林中蔚为风气，而商船往来频繁，又为僧人来华提供了方便。据考，仅史册留名的元代来华日僧就多达二百二十余人4。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40人还国”（《元史·泰定帝本纪》），即是明证。许多日本僧长期留居中国，历访名山大刹或住寺进修，从高僧习禅，与文人结交，切磋文学、书画1。他们中不少人不仅禅学精湛，文章、书画亦佳。如古源邵元，住元20年，居少林寺甚久，其为该寺住持所撰道行碑（现存）文笔老练，不亚汉人宿儒；雪村友梅（一山一宁弟子）住元20年，曾拜访赵孟頫切磋书艺，其书法笔势雄浑，使赵为之惊叹，而当时赵的书画是最受日本人推重的2。同时，有不少元朝高僧被邀请去日本，最著名者如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人，都留居日本直到去世。赴日元僧和来元日僧对发展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由他们传入日本的不仅有大量释藏、经史、诗文等典籍，还有中国禅林和文士的风气和生活方式，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传入的“唐式茶会”发展而来的。日本禅寺的兴旺和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元后期，有大批中国雕刻工匠（主要来自闽浙）到日本从事刻版事业，京都和镰仓“五山”以及他处禅寺刊印的书籍许多是出于他们之手。其中以莆田县俞良甫最有名，在他雕版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终，特刻上一段记载祖籍及在日侨居和刻书情况的题记，甚为珍贵（此书现存东京静嘉堂文库）。

3袁桷：《马元帅防倭记》，《清容居士集》卷十九。

4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89—393《日元间商船往来一览表》，页422—460《入元僧一览表》。

1虞集：《晦机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四九；王逢：《赠日本进上人》诗，《梧溪集》卷四。据元僧竺仙梵仙说，当他在建康（今南京）保宁寺侍从古林清茂时，住该寺的日僧就有32人（《竺仙和尚住建长寺语录》）。

2欧阳玄：《赵文敏公神道碑》，《圭斋集》集九。

第三节　安南、占城

秦汉以来，交趾为中国郡县之地，唐置安南都护府治之。五代时，交趾诸姓土豪相继称雄自主。968年，丁部领削平诸豪，始称帝建国，国号“大瞿越”，都华闾（今宁平）；其后李朝（1010—1225）迁都升龙（今河内），改国号“大越”。自立国以来，一直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宋朝册封其帝为“安南都护..交趾郡王”，南宋时改封“安南国王”，仍称其国为交趾或安南。1257年，蒙古大帅兀良合台从云南遣使到安南“招谕”，时安南陈朝（1225—1440）初兴，国力颇盛，国主陈煚（太宗）将使者投入狱中。1258年初，兀良合台率军侵入安南，陈煚撤离升龙，蒙古军入据之，但九天后就退回。其年，煚子光昺（圣宗）继位，派人到云南与蒙古通好，兀良合台即遣讷剌丁前往谕其“内附”。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以孟甲、李文俊为南谕使，至安南传诏，许其“衣冠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已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场，乱尔人民”。三年，安南使臣来贡方物并上书“乞三年一贡”，遂封光昺为安南国王，授虎符，依其请定每三年一贡之例，同时设置安南国达鲁花赤，以讷剌丁充任，往来其国督察（继任者先后有忽笼海牙、张庭珍、李元、合撒儿海牙等人）。1自此安南王依例纳贡和遣使入朝，但对要求其履行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等臣服“六事”以及索取儒、医、工匠等人员，则托辞拒绝，并且不肯拜跪受诏。至元十二年（1275），光昺又上表申诉达鲁花赤和来使“凌轹小国”，请求免置达鲁花赤。十四年，光昺子日煊（仁宗）继位，遣使来朝。元朝因他“不请命而自立”，不予册封，只称为“安南世子”。次年，遣礼部尚书柴椿等持诏至安南，令其亲身“入朝请命”，日煊以体弱不堪道途艰难为辞推托。十六年，再遣柴椿、梁曾等前往传旨，措辞严厉：“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地，以待其审处焉。”日煊仍托病不朝，只令其叔陈遗爱随使巨入觐1。十八年，使臣还奏，忽必烈遂决意强行实施对安南的统治，置安南宣慰司，并将陈遗爱立为安南国王，命宣慰使都元帅兼达鲁花赤卜颜铁木儿带兵护送回国。但当时元朝侵日新败，还来不及作好用兵安南的准备，宣慰司官兵被拒于境上，遗爱归国后被害，扶植1《元史》卷二○九《安南传》将光昺遣使上书和受封均系于中统二年，又载赏赐及定贡例诏书于三年九月。按当时由开平通安南须出临洮，经由吐蕃、云南之境，“水陆万余里”，往返时间约需两年上下（见许有壬为曾在至元十二年出使安南的李克忠所撰神道碑，《至正集》卷六一）。孟甲等于中统元年十二月奉旨出使，其到达安南至早应在二年秋，其年安南遣使入朝，抵开平则当在三年秋。《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三年九月“安南国陈光昺遣使贡方物”，“授安南国王陈光昺及达鲁花赤讷剌丁虎符”，应即安南使臣抵达开平以及忽必烈册封安南国王并置达鲁花赤的时间。

1据《元史》卷一七八《梁曾传》，柴椿等实于至元十七年赴安南，十八年回还，陈遗爱同来。傀儡国王的计划未能实现。

忽必烈在灭南宋后，就把眼光放到海外，目标不仅是通市舶之利，还企图使海外诸国臣服。占城是通海外必经之地，至元十五年福建（泉州）行省左丞唆都受命“经营海外”，就派人到占城招谕。十六年，占城使者来进方物，元遣兵部侍郎教化的、总管孟庆元等出使，谕其王来朝。占城国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合迭瓦（srijayasinhavarmaha（ri）deva，1265—1287）遣使上表称臣、纳贡，十八年，诏封其为“占城郡王”，同时设立占城行省，以唆都为右丞，刘深为左丞，亦黑迷失为参政，准备在其境实行直接统治，并以为出征海外诸国的前沿基地，令占城备供军粮。十九年，占城王子补的（即占城碑文之harijit=jayasinhavarman三世）1执掌国政，不愿屈服于元朝。元遣万户何子志等出使暹国，宣慰使尤永贤等出使马八儿，舟经占城，皆被扣囚。其年十一月，占城行省唆都等率军进征，由广州航海抵占城港（即新州，其国都之港口，今越南归仁），依海岸屯驻。占城军民修治木城，架回回炮备御。唆都屡遣人招降，都被拒绝，二十年初，令诸军发船攻城，经激战破之。占城王杀所囚元使，退入山中，聚兵立寨拒守，凭山林险阻击败来攻之敌。元军受挫，只能在沿岸立木城屯守。二十一年，占城王遣使来大都上表，请求召回唆都军，愿岁贡方物，而唆都已奉旨领兵北上与镇南王军会合攻打安南，遂离占城。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决意发大军征服安南、占城，命荆湖行省主管其事，将荆湖、占城二省合并为一。二十一年，以皇子镇南王脱欢统领南征军，声称假道安南往征占城，令陈日煊出迎，并纳粮助军。其冬，脱欢率军侵入安南，遭到兴道王陈国峻指挥的守军步步阻击。二十二年一月，攻占升龙，陈日煊率官属退往清化，脱欢遣军追袭，不能及。元军分兵攻略诸地，日煊弟陈益稷等归降，但陈国峻及其他坚决抗元的将领聚集了更多军兵和战船，分屯要害之地，针对元军势如风火，迅猛而难持久的特点，采取避免决战，“不求速胜”，“如围棋然，随时制宜”的策略，使敌陷于困疲2。唆都军从占城进入安南，至天长（今南定），遭安南军阻击，未能如期与脱欢大军会合。五月，暴雨疫作，元军益困，安南军乘机反攻升龙，迫使脱欢率军撤出安南，回军途中又遭截击，死伤甚众，大将李恒中箭死。唆都闻大军已回，也向乌里（顺化）撤退，被安南军前后追堵，败死。

二十四年十一月，脱欢复统大军海、陆并进侵入安南，进至升龙，陈日煊撤往海上。二十五年二月，脱欢引兵退屯万劫。由海路运粮来接济的船队1即因陀罗跋摩（indravarman）六世，两名均见占城碑刻。又，《元史》所载“占城国王保宝旦拿耶邛南拔占把地耶”，及“占城国主孛由补剌者吾”，似皆为此王之尊号，非其名。参见马伯乐：《占婆史》，冯承钧译本，页83—84。

2《元史》卷十三《世祖纪》至元二十二年三月条所载荆湖占城行省请求增兵的报告；《大越史记全书》卷六《陈纪》所载陈国峻论对付元军的策略。

在绿水洋被安南军拦截击溃，不能达，元军粮尽兵疲，又到处受到安南军民的进攻，所占关隘皆失，至三月，只得全军撤回。安南军在白藤江布伏截击，重创元军，俘杀大将乌马儿、樊楫等，行省右丞来阿八赤亦中箭死1。

安南、占城为免于再受战祸，在元军退后随即遣使修好。元朝方面，征南之役导致“公私烦扰，郡邑骚然”，尤其是湖广、江西等省供应船只、军粮，赋役沉重，民多离散，或起义反抗2。忽必烈虽欲再次动兵，终被廷臣谏止。元成宗即位（1294）后，诏罢征南，遣李■、萧泰登出使安南，作为和平使者受到欢迎，其国王陈日燇（英宗）也遣使朝贡，恢复了传统邦交3，自此使节往来不绝，除皇庆年间（1312—1313）发生的边界领土争端外，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

元代中国与安南、占城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受到战争的不良影响，但并未中断，战后又有所发展。安南陈朝儒学兴盛，儒士地位提高，来元使者多以儒臣充任，他们按例要拜访翰林院，赠送一份礼品，从而与元朝文人学士结文学之交1。当时安南虽已创制了“字喃”（十三世纪初），但开科取士、著书立说仍用汉文，科举考试也遵用元制。和宋时一样，安南也向元朝求取儒学、佛教典籍，得到了《九经》和《大藏经》。大德五年（1301），安南使者因偷画大都宫苑图，私购舆地图及禁书，受到元朝的责备。安南君臣有不少汉文化水平相当高，如陈国峻，不仅是军事家（著有《兵法要略》），诗文亦佳；黎文休仿《史记》体例著《大越史记》（1272年成书，失传）；随陈益稷入元寓居汉阳的黎■，善作诗词，精熟载籍，仿中国方志体著《安南志略》，是现存其国人撰写的最早一部史地著作。因此，元朝出使安南的使臣也选择善文辞、通典故者担任，以免被轻视。他们往往撰诗文记其使事、见闻，如至元二十五年出使的徐明善、至治元年（1321）出使的文子方都著有《安南行记》，元统二年（1334）出使的智熙善著有《越南行稿》。元代入居安南、占城的中国人很多，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崖山之战前后就有不少南宋官员避难于二国。元优人李元吉从军入安南被俘，后在其国传习元曲，创作“古传戏”，将杂剧传入安南；另一被俘从军医生邹孙，传医术于安南，其子承父业，被越人称为“神医”2。安南、占城与元朝除传统的贡赐贸易外，民间贸易也很活跃，《岛夷志略》交趾、占城条记载了1《元史》卷一二九《来阿八亦传》；《元史》卷一六六《樊楫传》；卷二○九《安南传》；苏天爵：《李天佑墓碑》，《滋溪文稿》卷十八。《元史》卷一三三《昔都儿传》亦详记脱欢第二次侵安南之役，但误载脱欢于五月撤兵。

2吴澄：《刘宣行状》，《吴文正公集》卷八八；程钜夫：《罗壁神道碑》，《雪楼集》卷二○。3程钜夫：《萧泰登墓志铭》，《雪楼集》卷一六；袁桷《萧泰登家传》，《清容集》卷三四。1黄溍：《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奉贽纳谒于翰林，其归也，上介黎括以赠言为请，赋诗四韵以遗之》，《黄金华集》卷六。

2《大越史记全书》卷七《陈纪》。

当时的“贸易之货”和舶商贩易情况。

第四节　缅、暹、罗斛、真腊缅国

缅国蒲甘王朝（1044—1287）与宋朝和大理国都有密切交往，其东北境与大理的腾冲、永昌二府接界，两边主要居民都是“金齿白衣”（掸，即傣族）。忽必烈灭大理后，腾冲、永昌之金齿诸部也相继归附。至元八年（1271），大理等路宣慰司因下属于额（今盈江干崖）金齿头人的导引，派使者乞■脱因入缅“诏谕”，但未能见到缅王，只带了缅国使者价博同回，送到大都朝见。十年，忽必烈即遣勘马剌失里、乞■脱因等持诏出使缅国，谕其王派子弟或贵臣来朝，结果一去不返。据缅史记载，因元朝使者入宫见缅王不肯脱靴，被杀1。

十四年，缅王（那罗提诃波蒂，1254—1287）恨干额头人归附元朝并导元使入境，派大将率马、步、象军四五万进至干额，适大理路总管信苴日、蒙古千户忽都驻军南甸（今梁河），得干额头人告急，即驰兵救援，击退了缅军（缅史称此役为“纳桑安之战”，因战地在缅边境ngasungan附近）。云南行省随即命都元帅纳速剌丁率军入缅，进至江头城（今杰沙），招降其东北境三百余寨，因天热还师。

二十年，诸王相吾答儿、云南行省右丞太卜、参政也罕的斤奉旨统领大军征缅，分三道入其境，攻占了江头城；次年初，进攻其北境重镇太公城（今拉因公），并降服其他城寨12处，皆留军镇戍。缅国军民曾奋勇抗击元军，毙其大将，冲溃其一部。但缅王畏敌，遣使求和，并从国都蒲甘南奔到勃生1。二十三年，元朝立缅中行省，以高昌王雪雪的斤为行省左丞相，统军入驻缅国北境2，遣招缅使怯烈诏谕缅王入朝。二十四年，缅王北还，先至卑谬（《元史》作昔里怯答剌，为其梵名音译），拟在此召集军队后回都，却被其庶子、卑谬侯提诃都（应即《元史》之不速速古里）毒杀3，其嫡子三人及元云南王所遣使者亦被害。时蒲甘王朝各地藩臣多割据自立，提诃都杀父后又与兄弟相攻（在攻打白古时毙命），云南王也先帖木儿乘机率军进征，攻陷蒲甘。元军撤离后，缅王子峤苴（即《元史》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回到蒲甘继承了王位，但已无力复兴业已覆亡的蒲甘王朝。他于至元二十六1哈威：《缅甸史》姚楠译注本，页93，115（注61），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1《元史·缅传》仅载缅王遣其盐井大官阿必立相请和。据缅国史料，缅王于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遣高僧信弟达巴茂克使元，说服了忽必烈下令停止向蒲甘进军（《信弟达巴茂克碑铭》，译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2《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信弟达巴茂克碑铭》。据此碑，雪雪的斤入缅，以僧侣随行（盖缅人信仰佛教），入缅后驻于太公城，当即缅中行省驻地。

3哈威：《缅甸史》页95—96引《琉璃宫史》。

年遣使向元朝称臣纳贡，元朝在所取太公城及迤北、迤东诸寨之地设置太公、蒙怜、蒙莱、木邦等路，隶云南行省，撤销了缅中行省4。

元贞二年（1296），峤苴遣子信合八的等入朝奉贡；大德元年（1297），成宗封峤苴为“缅国王”，信合八的为“缅国世子”，并赐其木连城（叫栖南）长官阿散哥也三珠虎符，遣国信使教化迪与信合八的同入缅宣诏。阿散哥也之父原是缅国东面的掸族酋长，迁居木连城后以女嫁前缅王之子，得任叫栖长官；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乘蒲甘王朝衰亡之机盘踞有上缅“粮仓”之称的叫栖地区，成为实力最强的藩镇。元诏使至蒲甘，缅王峤苴召集众臣听诏，阿散哥也之弟二人均抗命不至。大德二年，他们率军进逼蒲甘，欲废峤苴，峤苴命阿散哥也平息其弟之叛，未成，遂将他拘禁，但因不敌叛军，旋即释放。三兄弟合兵攻陷蒲甘，执峤苴囚于木连城，另立其弟邹聂为傀儡国王，指控峤苴犯有劫夺登笼国送往元朝的贡品、欲杀“朝廷命官”阿散哥也等罪。三年，太公路总管给云南行省送来有关缅国废立事件的情报，谓阿散哥也兄弟作乱，已杀害了缅王、世子及其亲属和臣僚，在缅的国信使随员回回、畏兀儿、汉人百余也被害；逃到云南的缅王子窟麻剌哥撒八也向行省申诉，请求出兵拯救。其年末，阿散哥也又攻取马来城（今曼德勒）和阿真谷城（今新古），逼近太公城，马来城长官（峤苴婿）也逃入元境报告。于是元朝决定出兵讨伐。四年十月，以宗王阔阔监军，由云南行省平章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等征缅分省官统率元军侵入缅境；十二月，围攻木连城，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五年二月，阿散哥也以金银礼物遍赂省官、诸将，自辩无罪，而元军亦惧天热瘴发，遂于三月全军撤回1。据缅史记载，元军在叫栖帮助当地人民修筑水利工程，开通墩兑运河，阿散哥也的赠礼乃是对他们此举的感谢云2。元军退后，掸族统治者仍用受他们操纵的缅王名义按例遣使纳贡，元朝也不再干预其内政，默认了他们在缅国的统治权。泰定年间（1324—1327），缅国发生内争，国主遣使来元乞师，又请立行省于迷郎崇城（即马来城），皆不允（《元史·泰定帝本纪》）。后至元四年（1338），元于掸族王朝都城邦牙（阿瓦附近，1312年阿散哥也之弟僧哥速建都）置“邦牙等处宣慰司”，但只是名义，至正二年（1342）即罢。

蒲甘王朝覆亡之际，下缅的八都马（今莫塔马）长官伐丽流兼并了白古（今勃固），建一独立王朝，元代汉文史料称之为登笼国（见《经世大典叙4《经世大典·叙录》（《元文类》卷四一）载大德三年（1299）云南行省左丞奏称：“缅王（峤苴）归朝十一年，未尝违分”，知峤苴臣服元朝应在至元二十六年（1279）。据《明史·地理志》，太公路置于至元二十六年；《元史·地理志》载蒙怜、蒙莱两路置于至元二十七年，缅中行省即于其年罢（《元史·世祖纪》）。

1以上均据《经世大典·叙录·征伐》（《元文类》卷四一）。据缅史记载，峤苴是被前王之妃与阿散哥也兄弟合谋骗至木连城加以囚禁，见哈威《缅甸史》，页121引《琉璃宫史》。2参见姚楠等编《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页37。

录》，应即缅族称下缅孟族为talaing的音译，后来迁都白古，史称白古王朝）。大德初，元朝遣使至其国，二年，国主遣舅父二人从元使奉贡入朝。据《岛夷志略》记载，元代中国商船常至其国八都马、针路（今丹老）、淡邈（今土瓦）、乌爹（即白古）等港口城市贸易，元朝货币中统钞在乌爹还可以与银钱、■子按一定比例兑换；又说其地“田沃稼茂”，“诸物皆廉”，“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说明当时有不少中国商人留居在那里1。暹国、罗斛暹国是十三世纪前期泰族建立的国家，都城速古台（今宋家洛），即泰国历史上的速古台王朝。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曾遣官出使其国，舟经占城被扣留，未能至。二十九年，广东道宣慰司接到暹国王所进“金删”（国书），即呈送大都，次年，诏遣使“招谕”暹国。三十一年，暹国王敢木丁遣使来贡，成宗即遣使臣持诏赴暹“招谕暹国王敢木丁来朝，或有故，则令其子弟或陪臣入质”1。元贞元年（1295），元诏使已出发，又有暹国使者至大都上“金字表”，请求遣使至其国（敢木丁不知道元朝已派出使臣），成宗即赐来使佩金符兼程赶上诏使同行。可见，敢木丁对与元朝交往持主动积极态度。这次通使后，暹国与元朝关系更为密切。《元史·成宗本纪》记载：大德元年四月，“赐暹国..来朝者衣服有差”；三年正月朔，“暹番..以方物来贡，赐暹番世子虎符”；五月，“海南速古台..诸番以虎、象及桫罗木舟来贡”；四年六月，“暹国..等国二十二人来朝，赐衣遣之”。本世纪初，泰国学者搜集中泰关系的汉文史料，将至元三十一年“诏招谕暹国王敢木丁来朝”和大德四年“暹国（人）来朝”误译为“暹国王敢木丁来朝”和“暹国王来朝”，丹隆亲王将这两条误释资料写进其所著《御著泰王史——丹隆·拉查奴帕亲王笺注》（1914年出版）中，并认为正可与泰史传说中的国王帕銮（意为“光荣的君主”）到过中国宫廷的故事相印证，因而主张敢木丁（即兰摩堪亨）于1294年、1300年两次访问中国，并带回中国陶瓷工匠，发展了泰国的陶瓷业（此据传说的帕銮故事）2。此说为后来许多著作采用，也受到不少学者质疑。元末人贡师泰《玩斋集》卷九《四明慈济寺碑》中有一条与此有关的资料：泉州人杨秀“仕宋为监舶官，入国朝，尝使暹人，以其主来朝”。有学者认为碑文中说的暹主就是敢木丁，亦即《元1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针路、八路马、淡邈、乌季诸条。参见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9—21。

1《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至元三十一年六月条作“必察不里城主麻木丁遣使来贡”，但下文称“暹国王敢木丁”。必察不时（petchapuri，今碧差汶）为暹国属城，敢木丁即泰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ramakhamheng。参见陈序经：《掸泰古史初稿》，页158—174。

2参见邹启宇：《中泰关系史上的一个疑案》，《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史》所记大德元年的“暹国来朝者”，但也有不同意见1。敢木丁是否来元尚难断定，不过大德三年元旦成宗特赐虎符的“暹番世子”（当即敢木丁之子洛泰）很可能是本人来到了大都，故待遇优于其他来贡“诸番”。据考，敢木丁在位时间最晚可到1298年2，洛泰启程来元应在该年五六月，或许还未继位为王，故称“世子”（也可能已继位而尚未得到元朝正式“承认”）。但大德三年他就以“暹国王”名分上言：“其父在位时，朝廷尝赐鞍辔、白马、金缕衣，乞循旧例以赐。”（《元史·暹传》）

根据现存记载，成宗以后，延祐元年（1314）、六年，至治三年（1323），天历元年（1328），元统元年（1333），暹国都遣使来元“入贡”3，实际交往可能多于此。《岛夷志略》所载元代中国商船前往贸易的海外“诸番”中就有暹国。

暹国之南的罗斛国（都城华富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曾遣使来元“贡方物”。二十八年，“罗斛国王遣使上表，以金字书，仍贡黄金、象齿、丹顶鹤、五色鹦鹉、翠毛、犀角、笃缛、龙脑等物”。元贞二年（1296）、大德元年（1297）、三年，均遣使“来朝”、“来贡”（以上均见《元史》本纪）。《岛夷志略》“罗斛”条载；“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同书“暹”条亦载“谷米岁仰罗斛”）；其货币用■子，“每一万准中统钞24两，甚便民”，可见当时元与罗斛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商船至其地者多，故有中统钞兑换当地货币的比率。元末，暹国衰微，至正九年（1349）被罗斛新兴的阿瑜陀耶王朝（1350年建都阿瑜陀耶——今曼谷北之犹地亚，故称）兼并，合为一国，中国史籍称为暹罗1。

敢木丁从中国带回陶瓷工匠之说虽未必可靠，但中国陶瓷生产技术在元代传入暹国则应无疑问。考古学者在速古台古瓷窑遗址找到的瓷器多与河北磁州窑所出者相同，而不同于早期当地人的产品，说明当有中国陶瓷工在协助生产2。中国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速古台王朝的碑铭中使用了干支纪年和纪日。此外，周致中《异域志》说，暹罗人“名姓皆以中国儒名称呼”，这1陈高华：《元代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文（载《光明日报》1978年4月6日《史学》）最先利用了这条资料并提出此说。邹启宇则认为如果敢木丁亲自来朝，《元史》不可能漏载其名，故不同意此说（见上引文）。还有人认为“来朝”暹主更可能是大德三年正月朔受赐虎符的暹国“世子”即敢木丁之子洛泰。（尚芳：《也谈素可泰国王来访问题》，《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2据泰国学者对速古台城玛哈塔寺院一块古碑的研究，兰摩堪亨在位时间最晚只到1298年（大德二年），则洛泰应在此年（或更早些）继承了王位。参见邹启宇前引文（页183）。3前三次见《元史》本纪，后两次见王东《暹国回使歌序》（《皇元风雅》卷二二）。1暹国“降于罗斛”的年代仅见《岛夷志略》记载。成书于元成宗时的《真腊风土记》中有“暹罗”之名，显系元末明初人误改。最早著录“暹罗”之名者应为元末明初周致中的《异域志》。2陈序经：《掸泰古史初稿》，页172；葛治伦：《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页505。

可能只是少部分人，但也可见文化影响之深。

真腊真腊国，元代除沿用汉籍中这一旧名（又作占腊）外，还有按其自称译为干不昔、甘不察、甘孛智或澉浦只等名，明代始译为柬埔寨。九世纪，其国统一，耶输跋摩一世在位时（889—900），建新都耶输驮罗补罗（即吴哥城）。真腊与宋朝多次通使，贸易往来亦甚频繁。

《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诏谕干不昔国来归附”，所遣使臣应即同书《占城传》所载十九年十二月在占城唆都军中的“诏真腊国使”速鲁蛮。《真腊风土记》说：“唆都元帅之置省占城也，尝遣一虎符万户、一金牌千户同至本国，竟为拘执不返。”按唆都率军至占城在至元十九年十一月，速鲁蛮可能是适于其时奉使回程途经占城，但更可能是随唆都军前往，或许就是周达观所记唆都派往真腊的使者。二十二年，真腊与占城“贡乐工十人，及药材、鳄鱼皮诸物”；二十九年，有回回商人阿里愿自备船从征爪哇军前往占城、甘不察“招谕”，诏准之，但是否到达不明。元贞元年（1295），成宗遣使“招谕”真腊，二年二月从明州启航，七月至其国，大德元年六月返回，在真腊居留整一年。使臣随员周达观根据亲身见闻著《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及宫室、塔寺的宏伟建筑和精美雕刻，对真腊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地理、物产、贸易以及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翔实的记载，是吴哥时代柬埔寨历史最丰富的可靠资料1。其可贵之处还在于记载了当时中国至真腊的航路、贸易和大量“唐人”寓居其国的情况，列出真腊人喜爱的中国货物有金银，五色轻缣帛，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明州之席以及水银、纸管、麻布、雨伞等等，可见元代与真腊贸易的繁盛。

此后元与真腊的官方交往见于记载者有延祐七年（1320）元遣马扎蛮等使真腊等国取驯象，天历三年（1329）真腊国“来贡罗香木及象、豹、白猿”（《元史》本纪）。实际上当不止于此。《岛夷志略》记述作者随商船所历诸国，对真腊记载尤详，说明民间贸易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1近代学者对吴哥城的考古研究证明周达观的记载准确真实，参见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

第五节　爪哇及南海诸国

元朝通使南海诸国始于灭南宋之后1。至元十四年，元军取福建，南宋主管市舶的蒲寿庚投降，使元朝拥有了通海外的主要港口泉州和大量海舶，以及熟悉海外交通、国情和贸易的人才。次年八月，忽必烈以大将唆都与蒲寿庚并为中书左丞，行省福建，诏命他们：“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从所欲。”（《元史·世祖纪》）十六年末，又命朝臣与唆都商议“招收海外诸番事”，并决定“诏谕海内海外诸番国主”（同上）。在此之前，唆都已派治中赵玉出使爪哇（十六年十二月还，其出使当在上年底），可能还通过蕃商向其他各国传达了上述欢迎“来朝”和允许自由互市的旨意，于是十六、十七年相继有马八儿、俱兰、爪哇等国遣使来元。十七、十八年，元朝先后派招讨使速剌蛮和苫思丁等出使木剌由国（malayu，又译没剌由、麻里予儿等，今苏门答剌东部之占碑，此时为三佛齐国都所在，故即指三佛齐国），招讨使杨廷璧等“招抚”海外各国，宣慰孟庆元、万户孙胜夫出使爪哇1，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

爪哇是当时南海的强国，杜马班（新柯沙里）朝国王葛达那加剌在位时（1254—1292），不仅将西爪哇纳入治下，还征服了马都拉、巴厘岛，并乘三佛齐（木剌由）衰落之机出兵往征，迫使其臣服。因此，元朝“招抚”海外诸国，自然要以爪哇为主要目标。忽必烈认为，只要征服了爪哇，“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元史·亦黑迷失传》）。自唆都派赵玉出使爪哇以后，元朝又多次派出使臣：至元十七年十月，“遣使谕爪哇国”；十八年十一月，“诏谕爪哇国主，使亲来觐”（诏使应即宣慰孟庆元等）；二十三年七月，“遣必剌蛮等使爪哇”（并见《元史·世祖纪》）。爪哇也有使者前来，并曾进金佛塔（同上书至元十九年七月条）。但后来以右丞孟琪为诏使前往，却被爪哇国王黥面逐回，原因可能是胁迫其亲身入朝，激怒了声威正盛的葛达那加剌2。

1元朝通使海外的最早记录是至元九年亦黑迷失“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孛国。十一年，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十二年，再使其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元史·亦黑迷失传》）。八罗孛国，或以为即印度半岛南端西侧malabar海岸地带（名见马可波罗和伊本拔图塔行记）。但此时东南沿海港口都在南宋治下，元使何由出海？实属可疑。

1《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七年十二月“以奉使木剌由国速剌蛮为招讨使”，十八年六月“奉使木剌由国苫思丁至占城船坏，使人来言，乞给舟粮及益兵”，疑先后所记系同一次出使。又同书载至元十九年七月“宣慰孟庆元.使爪哇回”，九月“招讨使杨廷璧招抚海外，南蕃皆遣使来贡”，此两使出使时间都应在十八年冬或更早。

2《元史》卷二一○《爪哇传》、卷一六二《高兴传》均未载孟琪出使年代，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谓葛达那加剌于1289年黥逐元使孟琪（吴世璜汉译本页58），未知何据。二十九年，忽必烈以爪哇辱逐诏使为由，遣史弼、高兴、亦黑迷失（皆授福建行省平章）率军士二万，海船五百艘往征（后实际出征军仅五千）。十二月，由泉州启航，三十年二月，抵爪哇北岸之杜并足（今厨闽），马步军登岸陆行，水军仍乘舟进，规定在八节涧（今泗水南）会师，盖因其地上接杜马班，下通大海，“乃爪哇咽喉必争之地”。这时，爪哇杜马班朝已于上年（1292）被其葛郎（谏义里）地方长官哈只葛当（即查耶卡旺，1222年亡于杜马班朝的谏义里王室后裔）攻灭，葛达那加剌被杀，其婿土罕必喏耶避居麻喏巴歇（今惹班），收集旧部与葛郎对抗。元军至爪哇，土罕必喏耶即遣其宰相献户籍、地图迎降。三月一日，元军会师八节涧，于此立营，留部分兵力镇海口，然后进兵。土罕必阇耶遣人报告元军统帅说葛郎军来攻其地，请求救援，史弼等即率军赴麻喏巴歇，击退葛郎军。随即分兵三路与土罕必阇耶之军一同进攻葛郎都城答哈，哈只葛当抵抗失败，被迫出阵1。四月，土罕必阇耶请求回麻喏巴歇取所藏珍宝入朝贡献，史弼、亦黑迷失轻信其言许之，只派二部将带二百兵丁护送。道中，土罕必阇耶突然袭杀元将卒，并纠集军队夹路攻击从答哈城班师的元军2。元军且战且行三百里退到海口，慌忙登舟回国。元朝远征爪哇之役，损兵折将三千余，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对“爪哇得而复失”很不甘心，竟准备出兵十万再征，称“此事犹痒在心”3，可见其征服欲望多么强烈。

爪哇之役曾一度影响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如至元二十九年因准备出征，“暂禁两湖、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元史·世祖纪》）。战后，取消了禁海令，传统关系很快恢复正常。据《元史》本纪，元贞元年（1295）到至顺三年（1332）的38年中，爪哇（土罕必阇耶建立的麻喏巴歇朝）遣使来元达11次，此后则仅至正二十三年（1363）一次，应是顺帝朝本纪记载缺略。至大元年（1308）元朝还遣使臣不达达思送爪哇使归国，致和元年（1328）元帝特诏“优护”爪哇国王扎牙纳哥。爪哇史料也记载，麻喏巴歇高级将领阿迪查哇尔曼曾两次出访中国1，当即《元史》所载泰定二年（1325）和至顺三年来元的爪哇国臣昔剌僧迦里也（僧迦剌）。延祐年间（1314—1320），元朝国师曾“附市舶往阇婆国觅藏”2。元时，泉州等1对哈只葛当的处置有四种不同记载。《元史·爪哇传》谓其出降后，元军统帅“抚谕令还”；《史弼传》则谓“并取其妻子官属以归”；《高兴传》载元军遭土罕必阇耶攻击后，“遂诛哈只葛当父子以归”；爪哇史书《巴拉拉端》说他被关在戎牙路狱中，写了一首诗，然后死去。事实当是，元军从答哈班师时收他及其妻子，俘虏带走，关押于戎牙路，不久就死于狱中。

2土罕必阇耶为何与帮助过他的元军反目为仇？《元史》只说他“既降复叛”，《巴拉拉端》说是因为元军要把葛达那加剌的公主作为战利品带回中国（见前揭《印度尼西亚史》页63—64）。3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1前揭《印度尼西亚史》页70。

2《江苏金石志》卷二○，《昆山州重建海宁禅寺碑》。

地商人经常到爪哇贸易，获利甚大，爪哇商船也往来中国、印度贸易，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就是在泉州乘爪哇商船西还的3。

元朝与其他南海国家和地区也先后通使。至元十八年（1281）杨庭璧第二次出使俱蓝（详后），次年，其归途顺访苏木都剌（今苏门答腊北部东侧八昔河一带）、那旺（与苏木都剌相邻，今实格里，或谓即《元史》另见之马答国）等国，苏木都剌王土汉八的欢迎元使到来，遣其臣哈散、速里蛮入朝，那旺王忙昂比也遣使从庭璧来元。同年，元又遣阿耽招徕法里剌（又译别里剌、法而剌，今苏门答腊北部东侧兰沙西北）、阿鲁（今苏门答腊东岸巴鲁蒙河口）等国。二十一年，福建行省遣使者八合鲁思招徕南巫里（又译南无力，今苏门答腊西北端哥打拉夜[大亚齐]）、法里剌等四国，均各遣使“以方物奉表来贡”，元朝“封法里剌王为郡王，佩虎符”。二十三年，南巫里、那旺、苏木都剌、丁呵儿（今马来半岛东侧丁加奴）、急兰亦带（又译吉兰丹，在丁呵儿北）等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觐，仍贡方物”（以上均见《元史·世祖纪》）。二十九年，亦黑迷失出征爪哇途中，遣郝成、刘渊招抚南巫里、苏木都剌、法里剌、木剌由、毯阳（今苏门答腊东侧塔米阳河一带）等国，皆遣使来元，因暂时禁海，其使者留居大都年余，至三十一年遣还。元贞元年（1295），毯阳、法里剌、阿鲁三国酋长各遣兄或弟“奉金表来觐”（以上见《元史·成宗纪》、《亦里迷失传》）。

至元二十九年元朝遣宣抚使杨祥等入琉求（我国台湾）时，曾有军船到过三屿（今菲律宾吕宋岛），当地人“饷以粮食，馆我将校”；次年，忽必烈打算遣使招三屿，未成行。当时，三屿人经常到泉州贸易，其男子往往在泉州倾资文身，回国后大受尊重，“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岛夷志略》“三岛”条）。至大元年（1308），元朝还派使者米楫出使苏鲁国（今菲律宾苏禄群岛）。

元朝与南海诸国的通使、通商较南宋有更大发展，《大德南海志》和《岛夷志略》著录了相当多前代未见记载的国家和地区，足证交往的范围更广泛。在前书中，将南海诸“蕃国”分为“小东洋”（指菲律宾群岛及加里曼丹岛）、“大东洋”（指爪哇及其以东诸岛）、“小西洋”（指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几个区域，显然是以南海航路为中轴来划分的。这也说明元人的海外地理知识有了很大进步。

3《马可波罗行记》页368；《伊本拔图塔行记》，《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2卷，页510。

第六节　印度、僧伽剌

元代前期，印度北部处于德里算端国（1206年建立）突厥-穆斯林诸王朝统治之下，南部则并存着若干大小不等的印度教王国。到十四世纪初叶，南印诸王国先后被德里算端国征服，成为其直辖省份或附属国。

1222年初，成吉思汗遣军追击逃入印度的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及其部属，攻掠了印度西北部一些地区。太宗、宪宗时期，先后派遣蒙格秃、斡忽秃儿、答亦儿、撒里等率军征印度和怯失迷儿，多次侵入木尔坦、拉合尔和怯失迷儿等地1。其后，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都与德里算端国屡有接触，从1279年至1329年，有八次蒙古军侵入印度北部的记录，而元朝则主要通过海路与印度半岛南端的马八儿、俱蓝交往。马八儿（ma’abar），阿拉伯语意为“渡口”，指由印度渡到斯里兰卡岛之处，即半岛南端东侧的海岸地带，为潘底亚王国（pandya，都城马杜赖）之境。十三世纪初，潘底亚复兴，摆脱了注辇王国的统治，至中叶，兼并了注辇国大部地区，领土扩展到佩内尔河，成为南印度强国之一。俱蓝（又译俱喃、阁蓝、故蓝，今奎隆）位于印度半岛南端西侧马拉巴海岸，为喀拉拉王国（kerala，十三世纪初从注辇王国统治下独立）的中心，唐以来一直是东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海港。《元史·马八儿传》说：“海外诸蕃国，唯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应是指其在海路交通上的重要地位而言。下面将元朝与马八儿（潘底亚王国）、俱蓝以及僧伽剌国（又译新合剌的音，今斯里兰卡）使节往来的有关记载，列一年表（未注出处者皆见《元史》）：至元十六年（1279）——马八儿遣使来献珍物。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十七年——庭璧至俱蓝，其国主令其弟书回回字表文交庭璧转进，表示明年将遣使入贡。马八儿遣使上表，贡宝物、犀、象。以哈撒儿海牙为俱蓝国宣慰使，与庭璧同往其国，“诏谕俱蓝国，使来归附”。

十八年——哈撒儿海牙、杨庭璧于正月由泉州出航，三月至僧伽剌，因阻风改航至马八儿登岸，欲借道由陆路达俱蓝，马八儿以路不通为辞（据其宰相不阿里私下向元使报告，其时马八儿正准备与俱蓝交战），遂还。遣俺都剌出使马八儿，杨庭璧再使俱蓝。

十九年——庭璧至俱蓝，国主迎受诏书，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奉表入贡；寓居其国的也里可温首领兀咱儿撒里马、木速蛮首领马合麻亦遣使奉表同来进贡；因事适在俱蓝的苏木达国1宰相那里八合剌摊赤代其主打古儿遣使进表和贡品。马八儿国遣使以金叶书及土物来贡。

1《元史》卷三《宪宗纪》；《史集》汉译本第1卷，页177—178，第2卷，页60；第3卷，页19；波义耳：《术兹札尼〈纳失里编年史〉所见阿富汗和印度的蒙古统帅》，见其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9。1伯希和以为苏木达即《元史》另见之“须门那”，今印度迈索尔邦哈里比德，见《马可波罗行记注》页830。

二十年——以杨庭璧为宣慰使，出使俱蓝等国；以金符赐俱蓝王瓦你。

马八儿遣僧撮及班入朝。

二十一年——亦黑迷失出使僧伽剌国，观佛钵舍利。马八儿遣使贡珍珠等。

二十二年——遣马速忽、阿里往马八儿求奇宝。

二十三年——马八儿、须门那（苏木达）、僧急里（僧伽剌）等国各遣子弟来朝贡。

二十四年——马八儿遣使进方物，有奇兽一。俱蓝遣使不六温乃等来朝。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取佛钵舍利。次年至，得其良医善药，马八儿亦遣使来朝。

二十六年——马八儿进花驴二。

二十七年——遣桑吉剌失等往马八儿访求方伎士。

二十八年——马八儿遣使进花牛等。俱蓝遣马不剌罕丁进金书、宝塔、番布、药物等。遣礼部尚书阿里伯、侍郎别帖木儿、亦列失金出使马八儿，其宰相不阿里率百人随元使入朝，愿归附，遂寓居泉州不返，后成宗特授中书左丞商议福建行省事1。遣礼部尚书铁里、侍郎阿老瓦丁、不剌出使俱蓝。遣左吉出使僧伽剌。

二十九年——僧伽剌遣使入觐。

三十年——遣兵部侍郎忽鲁秃花等使俱蓝、僧伽剌、可儿纳答三国，赐僧伽剌酋长三珠虎符。

三十一年——遣秃古铁木儿等使俱蓝。卜阿里使马八儿还。

元贞二年（1296）——遣岳乐也奴等使马八儿。

大德元年（1297）——赐马八儿国塔喜二珠虎符。

延祐元年（1314）——马八儿国主昔剌木丁遣其臣爱思丁来贡方物。

马八儿于1311年被德里算端国兼并，置为一省，任命穆斯林长官治理，延祐元年遣使“来贡”的昔剌木丁应是德里算端所任命的马八儿省长，而非“国主”。十四世纪初叶，德里算端国通过多次军事征服，将南印度完全置于统治之下；到中叶，其国衰乱，马八儿以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长官或印度王公纷纷叛乱自立。印度半岛的战乱和政局变化大概是大德元年以后元朝与这个地区使节往来骤减的一个原因，但数十年中见于《元史》记载者只是延1《高丽史》卷三三《忠宣王世家》载马八儿国王子孛哈里因与其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世祖以奸臣桑哥之妾高丽蔡氏赐之为妻。按刘敏中《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载，其先世西域哈剌哈底（今阿曼马斯喀特东kalhat）人，父寓居西洋国（指马八儿），得国王宠信，使与诸弟齿，掌国政。不阿里继父职，仰慕中国，主动遣使入贡，并有意归附，至元二十八年遂弃妻子产业，携部属百人随元使来朝，世祖赐妻蔡氏，遂留居泉州，成宗特授为中书左丞商议福建行省事。此不阿里即《高丽史》所载之孛哈里，《元史·马八儿传》之宰相不阿里。参见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祐元年一次，与以前连年不断的频繁交往相对照，殊为可疑，很可能是史籍有所缺略。《伊本·拔图塔行记》就记载了一次不见于汉文史料的重要通使：1341年，中国皇帝（元顺帝）派了一个使团到印度，向德里算端（muhammadtughluq）赠送奴婢100名，锦缎500匹，以及麝香、珠袍、宝剑等物，遣使目的是要求重建samhal地方（今谟拉达巴德西南桑巴尔）一座以前中国人常往朝拜，后被算端军队破坏的佛寺。次年春，算端遣伊本·拔图塔率使团（随同中国使臣）回访，以男奴、印度歌舞女各100名，精布（bairam）、丝料（juz）各100匹，盛饰高马100匹回赠中国皇帝。使臣船只在古里（今喀拉拉邦科泽科德）港口准备出航时突遭暴风浪，礼品尽没，随员失散，中国使臣改从俱蓝搭乘本国商船回国，而拔图塔不敢回德里报告，辗转去了许多地方，三年后才从朋加剌（孟加拉）乘商船经苏木都剌来到泉州，幸遇前中国使臣为他证明身份，地方官奏报朝廷，获准赴大都朝见，不久仍由海路西还。

元代中国与印度、僧伽剌的贸易十分繁盛。忽必烈时期连年不断的使节往来，有不少名义上是政治关系（如所谓“入贡”、“献方物”之类），实际上是贸易活动。此外还有史册未载的官、私贸易往来。马八儿宰相马因的曾对元使杨庭璧等说：“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元史·马八儿传》）《马可波罗行记》载，“蛮子”（中国南方）地方的商船常载货物至俱蓝、下里（今喀拉拉邦坎纳诺尔西北）等地，可获巨利；马八儿地区出产的精货香料，也大半运往“蛮子”地方销售。《元史·食货志》载，元贞二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俱南（俱蓝）、梵答剌亦纳（在科译科德北）三蕃国交易”，可见这三个地方是当时中国商人常往之处。元中叶以后中印间通使渐稀，而贸易往来则仍很活跃。据《岛夷志略》和《伊本·拔图塔行记》所载元代后期情况，俱蓝、古里、下里、梵答剌亦纳、马八儿、沙里八丹（今泰米尔纳德邦讷加帕塔姆）、大八丹（即伊本·拔图塔所记dahfatan，今喀拉拉邦特利切里附近）、朋加剌等地，都有中国商船前往贸易，1342年伊本·拔图塔在古里时就见到港中停泊的中国船只多达13艘。通使和贸易关系是元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元朝还遣使赴印度“访求方伎士”，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得良医善药”，元成宗下诏给派去专为“取药物者”授会同馆使、副职衔（《元史·成宗本纪》），可见对引进印度医药十分重视。曾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起过最重要作用的中印佛教关系，唐以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逐渐消亡而日趋沉寂，但并没有断绝，特别是西藏地区与被称为“印度佛教最后据点”的波罗王朝（八至十二世纪。统有比哈尔和孟加拉地区）的佛教关系非常密切。到元代，仍有一些印度僧人来到中国，其中事迹较详者为那摩与指空。那摩，北印度迦湿弥罗（怯失迷儿）人，弃家隐居大雪山下修头陀行十三年，善持咒，大约在1235年与兄斡脱赤同被召至和林，受到大汗及其宗族、大臣的礼敬。那摩曾劝大汗颁行宽宥诏书，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蒙哥即位后，封他为国师，命掌全国佛教，1253年奉旨南来中原，驻燕京，修复了多处残毁佛寺。当时中原佛、道争执，那摩与主管中原佛教的少林寺禅僧福裕共同奏告道士刊造伪经诋毁佛教和侵占佛寺诸事，并以佛教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1255年在和林、1258年在开平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忽必烈与蒙哥不和，那摩劝导忽必烈“宜加敬慎”，在调解大汗兄弟矛盾中起了作用1。指空（苏那的沙野），据称是“中印土王舍城刹底里孙”（指出身刹帝利种姓）2，如果他活到128岁的说法可信，应生于1236年。八岁入那兰陀寺为僧，十九岁南往楞伽国（即僧伽剌）吉祥山研究般若奥旨，并游历南印度各地多年。后至吐蕃，遇北印度僧人摩诃班特达，同来大都；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辗转入蜀坐禅三年。继走罗罗斯地界，至云南昆明，尝坐夏龙泉寺，书梵字般若经。又游湖广，贵州元帅府官皆受戒，苗、徭、僮、葛佬等诸洞蛮俱来请受戒，但不容于湖广行省参政，遂前往进谒皇帝，经庐山至扬州，守臣以舟送于大都。泰定元年（1324）至上都见帝，旋即东游高丽，参礼金刚山，高丽王及众官劝请稍留，乃出《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传授其僧俗人众。奉旨还大都，天历元年（1328），文宗命与众僧讲法内庭，受到众僧的窘辱排挤，后众僧犯罪或诛或斥，指空声名遂大显。元顺帝对他眷遇有加，皇后、太子迎入延华阁问法。至元二十三年（1363）示寂3。指空久留大都，“相传能前知，号为300岁，人敬之如神”4。在印度本国佛教殆已灭绝的元代，上述两位印僧先后在中国竟大受尊礼，不能不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元代还有一位中国僧人赴印游历：忽必烈时期，蜀僧元一游“西天”（印度）回，以西天琢成玉石佛、贝多叶经及佛如来铁钵献帝，诏安置玉石佛于万寿山供养，以七宝函贮贝叶经“严加信仰”，以佛钵“镇库藏”1。

1《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常山贞石志》卷十五；《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参见陈得芝《元代内地藏僧事辑》，《中华国学》创刊号，香港，1989年。2危素：《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危太仆集》卷十。

3李穑：《梵僧指空禅师传考》，《大正大藏经》史传部三；上揭危素文。4宋濂：《寂照圆明大禅师璧峰金公设利塔碑》《宋学士文集·銮坡后集》卷五。1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第七节　非洲、阿拉伯半岛

元代，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半岛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有交往，见于记载者有北非的密昔儿（埃及）2、麻加里（马格里布，主要指摩洛哥），东非的弼琶罗（柏培拉）、马合答束（摩加迪沙）、层拔（桑给巴尔及相邻东非沿岸地），阿拉伯半岛的默茄（又称“天房”、“天堂”，即麦加）、哑靼（亚丁）、瓮蛮（阿曼）等3。

当时非洲最强大的国家是马木鲁克王朝（1252—1517）统治下的埃及。

1260年，伊利汗旭烈兀在攻取叙利亚后，遣使招降埃及，马木鲁克算端忽秃思杀使者，出兵击败蒙古军于阿音扎鲁特（耶路撒冷北），乘势夺取了叙利亚。此后，埃及与伊利汗国不断发生冲突，马木鲁克统治者利用伊利汗与皈依伊斯兰教的钦察汗的矛盾，与钦察汗国结盟，使节往来，关系很密切。伊利汗国的蒙古官员和军队也有不少因内部矛盾而投奔到埃及。通过各种交往，埃及人对元朝和各汗国情况有了相当了解，在当时埃及史家的著作中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参见本书《国外资料》章）。元代来中国的回回人数以万计，其中也有埃及人。据伊本·拔图塔记载，行在城（杭州）就有一家埃及大商人，父名斡思蛮·本·阿凡（othmanbinaffan），已故，诸子承父业，这一家在城内建设了居住区和礼拜寺，可见是经济势力很大的回回家族1。

宋代中国与东非地区已有直接交往，元代有了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行记》在讲述摩加迪沙（此名曾长期被误认为马达加斯加）2一节中说，大汗忽必烈曾遣使至该地诸岛调查种种奇闻异事，其中一名使者被岛人扣留，于是大汗又派人传旨命其释放使者；使者回国向大汗报告了诸岛情况，并呈献了带回来的长达90掌幅的异鸟之羽和重达14磅的野猪巨齿。马可波罗说他在元廷曾亲见这些珍物并作了测量，所述之事是真实的。据此则忽必烈曾两次遣使到摩加迪沙一带。虽然汉文史料未载这两次遣使事，但有一条重要史料可以证明元朝确实派使臣到非洲地区。《经世大典·站赤》载：[大德五年十二月]“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言：杭州路在城驿近承接使臣答术丁等，2973年埃及法蒂玛王朝迁都于新建之开罗城。阿拉伯语为misral-qahirah，意为“得胜者之城”，埃及遂被称为misr。宋代汉文文献译为勿斯里，元代译为密昔儿或密乞儿、米西儿。3《大德南海志》载：“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其来者视昔有加焉。”麻加里、弼琶罗，层拔、哑靼、瓮蛮皆见所载“诸蕃国”中。或谓同书之“黑加鲁”，黑为嘿之讹，即宋人《诸蕃志》、《事林广记》之默伽腊，《岛夷志略》之哩伽塔，为maghrib译名，若是则与麻加里一名重复。层拔即《岛夷志略》之层摇（拔之讹）罗。马合答束名见《经世大典·站赤》。

1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6—497。

2《马可波罗行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页431；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页779—781。钦赍圣旨悬带虎符，前往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等物，往回应付二年分例..；又爱祖丁等使四起，正从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应付三年分例。”1马合答束即摩加迪沙。汪大渊《岛夷志略后序》称其所载诸蕃国地理风物“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其层摇（拔）罗条的记述较《诸蕃志》更为准确，并谓其地田瘠谷少，“每每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溥”，说明元代中国商船到达桑给巴尔一带东非沿岸地区贸易是确切无疑的。近百年来在这些地区不断发现数量甚多的中国钱币（主要为宋钱）2和瓷器等遗物，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唐宋时代，中国人对北非西部即马格里布的情况就有所了解3，但中国与该地区有交往的明确记载则出现于元代。大约在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作为印度德里算端的使臣来到了中国。他由海路先至泉州，得到当地官员的款待，并获准游历了广州，其后奉旨北上大都朝见。途经kanjanfu（建昌府？）时，他见到了在这一带回回人中享有盛誉的大法学家、摩洛哥休达市人吉洼木丁（kiwamal-din），原来就是他在印度已认识的布思里（al-bushri）。此人曾随其舅父居德里，年青而富学识，德里算端因伊本·拔图塔的推荐，欲用重酬把他留在德里，但他执意来中国，终于获得成功，既显且富，拥有男奴、女婢各50名，他向伊本·拔图塔赠送了奴婢各一名及大量礼物4。次年，伊本·拔图塔由泉州乘商船回到印度，不久即西还本国。后来由他口述著成的《行记》中，详细报导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尤其着重描述了泉州、广州、杭州和大都的情况。据他说，当时中国的瓷器远销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并转销到了摩洛哥1。这部《行记》对摩洛哥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

元代中国的回回人极多，按照伊斯兰教徒遵奉的五行仪（’ibādat）之一，只要有能力都必须到麦加朝圣，而后可称“哈只”。《岛夷志略》“天堂”（即麦加）条说：“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云南是元代回回人较多的地区，赴麦加朝圣者当不少，明初著名航海家郑和的父亲名叫马哈只，可能就是曾赴麦加朝圣者之一。回回人在元代海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经商和朝圣活动无疑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亚丁自古就是阿拉伯半岛与印度、中国交通的主要港口，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1《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

2元灭宋后即罢用铜钱，有元一代仅至大、至正两次短暂铸钱并许与旧钱通用。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多携铜钱（主要是宋钱）出海，至元二十三年诏“禁赍金银铜钱越海互市”（《元史·世祖纪》）；三十年制订的《市舶则法》又规定“金银铜钱..并不许下海”（《元典章》卷二二），可见私贩铜钱者未绝。3《通典》所录杜环《经行记》中的摩邻国，有人认为即指马格里布，但尚难肯定。《岭外代答》中的木兰皮国即1056—1147年统治该地区的murabit王朝，《诸蕃志》的“默伽猎国”即maghrib，已成定论。4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4—495。

1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78。

其地被称为samran（即贾耽《入四夷道里》所载之“三兰”），十世纪以后乃全用aden一名，汉文史籍最早著录此名者就是《大德南海志》，译作哑靼。

第八节　欧洲

元人把欧洲国家泛称为拂郎国（又作佛郎、富浪），系来自阿拉伯人对欧洲国家和人民的称呼farang（源于法兰克一名）。东欧诸国则另有斡罗思（俄罗斯）、孛烈兀（波兰）、马札儿（匈牙利）等译名。

1238年法国和英国国王收到叙利亚亦思马因人（伊斯兰教派）的求援信，要求联合对付蒙古的入侵，并报告了来势凶猛的蒙古人情况。但这个信息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直到1241年，蒙古军大举侵入波兰、匈牙利，才使欧洲各国无比惊骇，开始筹划对策。1245年3月，教皇英诺森四世选派方济各会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意大利人）和劳伦斯（葡萄牙人）分别率领使团去蒙古，传递他写给蒙古皇帝和人民的信件（交劳伦斯送的信只要求善待使者及劝请皈依基督教，普兰诺·卡尔平尼送的信上还谴责了蒙古对基督教国家和人民的侵略）。遣使目的主要是了解蒙古的情况及其意图。同年6月，教皇在里昂召集宗教会议商讨对策，估计蒙古还会再来进攻，呼吁所有基督教人民加强防备。次年7月，普兰诺·卡尔平尼使团到达和林附近的昔剌斡耳朵，参加了贵由汗的即位大典，其后两次被召见报告其使命。11月，丞相镇海和八剌交给他们贵由汗答教皇的蒙古文诏书，并逐字翻译让他们用拉丁文作了记录，还交给他们一份此诏的萨拉森文译本，以便教皇能找到人来解读原信。于是普兰诺·卡尔平尼一行启程回国，1247年秋到达里昂，向教皇详细报告了出使经过和所了解到的蒙古情况。贵由汗答教皇诏的波斯文（即所谓萨拉森文）本于1920年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上钤有蒙文贵由汗玺，内容是反驳教皇的指责，声称他以长生天之命消灭违抗者和征服世界，命令教皇及诸国王降服1。关于劳伦斯的出使情况，史籍缺载。

在普兰诺·卡尔平尼回到里昂之前，英诺森四世又派遣多明我会教士阿塞林、西门等持“致蒙古皇帝及人民书”（内容与前使所持者相同）出使。阿塞林一行于1247年5月到达蒙古西征军统帅拜住的营地——里海西、阿拉斯河中游北的阿兰之地，由于拒绝向拜住行跪礼，几被杀害，幸大汗诏使野里知吉带的到来才得以免死。7月，拜住让他们带着给教皇的复信返回，并派两名使者（艾别和薛里吉思）和他们同往。次年，蒙古使者抵达意大利见了教皇，得到了教皇的复信后回还1。

野里知吉带被贵由汗任命为西征军最高统帅。1248年5月，他派使者大卫和马可持书信往见法国国王圣路易（路易九世），以大汗名义谕告：蒙古将一视同仁保护拉丁、希腊、亚美尼亚等各族各派基督教徒。12月，圣路易在塞浦路斯（当时他正率领十字军东征）接见了蒙古使者，据大卫告知，大汗及其母都是基督教徒，这使他大受鼓舞，次年初，即派多明我会教士安德1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一章（页4—28）对普兰诺·卡尔平尼出使和贵由汗信作了缜密研究。1关于阿塞林等出使的研究，见伯希和上揭书第二章ii，页66以下。

鲁率使团携其书信和丰厚礼物随来使前往蒙古汗廷，意欲通过宗教关系结盟。时贵由汗已死，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斡耳朵接见了安德鲁一行，但只把他们视为来朝贡的使者，她给法王的复信也只是命其必须每年进贡，才能获得和平，否则将被消灭。1251年4月，安德鲁等回到圣路易驻地凯撒里亚（今耶路撒冷西北地中海岸）复命2。这次遣使的外交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获得许多有价值的蒙古情报，加以当时盛传拔都之子撒里答是个基督教徒3，于是圣路易决定利用这个关系再次派人进入蒙古辖境。1253年初，方济各会教士法国人卢勃鲁克奉命以单纯传教士的身分前往撒里答处，随行者有教士、教会执事和译员各一人，圣路易让他带给撒里答的信只是证明其身分，请求准许留在蒙古境内传教，实际上交待的任务是探明各方面情况，随时详细报告。卢勃鲁克一行从地中海东岸先至君士坦丁堡，渡过里海，到达顿河下游撒里答营帐，撒里答命其往见拔都（驻伏尔加河下游萨莱城），拔都派人送他们去和林朝见大汗蒙哥。其年底，到达和林南大汗冬营地。次年4月，随蒙哥至和林城。蒙哥多次召见卢勃鲁克询问来使目的和彼国情况，他坚持自己不是法国国王的使者，只为传教而来。在蒙古汗廷期间，他曾奉命为皇家祈天祝寿，并参加了一次宗教辩论。8月，启程回国，蒙哥交给他一封致法国国王信带回。

此后，教廷和欧洲国家主要是与伊利汗国交往。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二年（1261）五月，有“发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其使自本土达上都已逾三年..途有二海，一则逾月，一则期月可渡，其舡艘大可载五十百人。其所献盏斝，盖海鸟大卵分而为之，酌以琼醑即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秋涧集》卷八一）。所载显然是欧洲来的“使者”，但却不见于欧洲史料，或许只是民间商人，因没有留下旅行记录而湮没无闻。元朝设有通往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直到其最西境的驿路，中国与欧洲的交通比其他历史时期要便利得多。据十四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商人帕戈罗提说，当时从亚速海东岸的塔纳到中国，一路上无论昼夜都十分安全1。帕戈罗提长期受雇为英国王家所属佛罗伦斯巴尔底公司代理人，他根据商人的报告写成《诸国志和商务指南》，书中较详细记载了通往中国的途程（塔纳—阿斯特拉罕—萨莱—玉龙杰赤—讹答剌—阿力麻里—甘州—杭州—大都）及各地交易的商品、价格等，可见元代欧洲商人来往中国者为数颇多。元人朱思本说：“西海（地中海）虽远在数万里外，而驿使贾胡时或至焉。”（《贞一斋稿》卷一，《北海释》）只是他们大多数未能留名史册，而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因有旅行记传世，成为妇孺皆知的世界历史名人。

2格鲁塞上揭书页422；柔克义：《卢勃鲁克东游记译注》导论，页27—30。3教皇英诺森四世从一位撒里答处来的祭司约翰口中获悉此事，遂于1254年致信撒里答祝贺他皈依基督教（见柔克义上揭书页48注2）。圣路易在东方应有机会更早得到这个情报。1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292。

马可波罗之父尼哥罗、叔马菲奥一同经营东方贸易，曾居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一年，又到不花剌居住了三年，之后随旭烈兀所遣入朝使者同来中国，大约在1265年到达上都。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欧洲各国情况，决定派一位使臣出使罗马教廷，命尼哥罗兄弟随行。途中，使臣因病留下，将国书委托尼哥罗兄弟递送。他们于1269年抵达地中海东岸的基督教中心地阿克尔，时教皇已死，新教皇未立，遂回威尼斯。1271年，他们带了十七岁的马可波罗再到阿克尔谒见新教皇格里戈里十世，要求回中国复命，教皇派遣二名教士持其致大汗信同来，后来二教士畏难不行，将教皇信件委付尼哥罗代为呈递。父子叔侄三人由陆路东行，1275年到达上都，从此留居中国达十七年。据马可波罗自述，他得到忽必烈的信任，曾奉使云南、江南以及海外马八儿等国，并在扬州做过三年官。他们离开中国的时间应是1291年初，随同伊利汗阿鲁浑派来元朝选妃的使臣兀鲁歹等，护送选定的新王妃阔阔真由泉州乘船去波斯1。完成使命后，他们于1295年回到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只是元代来中国的无数西域商人之一，他有可能如其自述所说曾充任过朝廷使者或某种官吏（元朝任用西域商人不乏其例），但主要活动应是经商，或许是充当以官钱营运的“斡脱”，因而能成为百万富翁。有幸传名后世的另一位元代来华欧洲商人是卢科隆戈（lucolongo）人彼得，他是至元末与教皇使节约翰·孟特戈维诺一起到达中国的，因在大都购地捐助建立教堂，孟特戈维诺在写给教友的信中提到了他。

马可波罗所述忽必烈派其父、叔出使罗马教廷一事，不见于元朝和教会史籍记载，教廷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忽必烈让他们带给教皇的信。不过，在伊利汗阿鲁浑1285年写给教皇的信中提到，大汗忽必烈“已向神圣的主和父教皇送了礼物，现在又诚心诚意想送教皇法服和香”1。似乎在此之前忽必烈与罗马教廷确有过使节交往。此外，据这封信说，法服和香是大汗给爱薛带到伊利汗国的，阿鲁浑汗再派爱薛参加出使教廷，将此作为大汗礼物送给教皇；大汗还诏谕伊利汗要善待和保护基督教徒。但爱薛1285年到波斯，1287年就回到元廷，回程走了两年（事详本书《爱薛传》），所以实际上不可能去过教廷；教皇有没有收到大汗赠送的法服和香也不得而知。

1287年，阿鲁浑汗派遣聂思脱里教会巡视总监列班扫马出使拜占廷、罗马教廷、法、英等国，谋求欧洲基督教国家协助他夺取“圣地”耶路撒冷。列班扫马告诉教皇尼古拉四世说，忽必烈大汗“对罗马教廷和拉丁民族怀有热爱之情”，并代表阿鲁浑汗请求教皇派几名教士前往蒙古宫廷1。于是，1289年7月，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学识渊博并已在伊利汗国传教多年刚刚返1参见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文史杂志》1卷第12期，1941年；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6，1976年。1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汉译本，页123。此信保存在梵蒂冈教廷档案中。1《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页192引录的教皇尼古拉四世致忽必烈大汗信（梵蒂冈教廷档案）。回教廷的方济各会教士意大利人约翰·孟特戈维诺率领传道团，持其致忽必烈大汗和阿鲁浑汗的书信前往东方。他们先住在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tabriz=tauris），1291年，孟特戈维诺与同事尼古拉和商人彼得结伴东行，取道忽里模子由海路至印度马八儿，留居年余（尼古拉在此去世），大约1293年由此乘船至中国，1294年到达大都2。这时忽必烈已死，孟特戈维诺向元成宗呈交了教皇信件，获准留在大都从事宗教活动，作为教皇的使节受到优待。据他后来写给教友的信中说，他结识了王侯阔里吉思（即汪古部驸马高唐王），得到许多赠予，还说服此王改宗了罗马正教。但他遭到聂思脱里派的攻击和诬陷（说他杀害了真正的教皇使者而冒充使者），因而常被审讯，历五年之久始得昭雪。1299年他在大都建了一所教堂，1303年有科隆省日耳曼人阿诺德来到大都协助他工作，1305年大商人彼得（即与他同来中国者）捐资购地又新建了一所教堂。他学会了鞑靼人的语言文字，将《新约》和《赞美诗》译出，并绘制了圣经图画六幅，加上拉丁、突厥（？）、波斯文注解以便传教，还收养幼童40名教以拉丁文和礼拜仪式，先后接受他洗礼者达6000人（按：主要是入居中国的阿速人）。1305年他托从中国回去的威尼斯商人带信给教友报告其经历，请求转达教廷，请教皇派德才兼备的教士前来协助他。1306年，他又发去一封信，是由在东方传教的同会教士托连蒂诺人托马斯（他很可能来过中国）转达教廷的1。

1307年，教皇克力门获悉孟特戈维诺的传教业绩，即任命他为汗八里（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授以统管这一新大教区和任命主教之权，遣方济各会教士安德鲁（意大利佩鲁贾人）等七人（其中一人未行）持其谕令和致大汗信前来大都。他们途经北印度，似曾逗留多时，有三人病故，安德鲁、帕列格里诺（意大利卡斯特洛人）、热拉德三人到达大都，时间大约是1313年或稍后2。元代汉文史料中有一则关于仁宗年间欧洲使节来华的记载当与上述诸教士的到来有关。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五《异域说》记道，至正七年他寓居镇江时，常州达鲁花赤岳忽难和平阳同知散竺台来访，“自言在延祐年间（1314—1320）忝宿卫近侍时，有佛■国使来，备言其域当日没之地，土地甚广，有七十二酋长。..至正壬午间献黑马高九尺余..即其地所产。来使四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过七度海方抵京师。”所谓佛■国使很可能就是指教皇派来的安德鲁等人。据教会史籍记载，1312年教皇又2孟特戈维诺在马八儿给教友写了一封信（1292或1293年），讲到从忽里模子到马八儿的航程（见玉尔前揭书页209—218）。他于1305年从大都发给教友的信中说在马八儿住了十三个月，并谓到大都已十二年（同上书页197—203）。

1玉尔前揭书页169—170，页61；穆勒前揭书页208。

2安德鲁写给教友的信中讲到其到达大都的年代，诸手稿皆作1318年，但这个年代有误，因信中说他在大都住了五年，于帕列格里诺死（1322年）前四年迁到泉州。穆勒据此订正为1313年（见前揭书，页222，注1）。

派托马斯、吉洛姆和彼得（佛罗伦萨人）三名教士来中国，1318年帕列格里诺写给教友信中提到这位彼得已在大都3。安德鲁写给教友的信中说，教士们都得到皇帝赐给的一份“阿拉发”（阿拉伯语’alafah，意为口粮），即元朝供应使臣人等的津贴（祗应）；皇帝准许各种人信仰自由，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地传教。孟特戈维诺得到新来教友的协助，更积极扩展传教事业，在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泉州设立了教区，派热拉德去担任主教，寓居泉州的一位亚美尼亚富妇捐资兴建一座教堂。热拉德死，又派帕列格里诺继任，1318年，他从泉州致信教友，说还有三位教友在这里与他共事。不久安德鲁也迁居泉州，并于1322年帕烈格里诺死后继任主教，1326年他从泉州致信教友，说他用所得津贴又兴建了一座教堂。据1946年在泉州发现的安德鲁墓碑（拉丁文，碑文末所刻年份为m..xii）1，他应是死于1332年，葬在泉州。元代来往或寓居泉州的欧洲人为数不少，上述帕烈格里诺信中提到在这里的拉丁人，安德鲁信中提到有热那亚商人。据元顺帝时来华的教皇特使马黎诺里记载，泉州有小教友会教堂三所，还建有浴室和货栈供商人之用2。

大约1322—1328年间，又有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弗留里省波尔德诺内人）由印度航海来中国，至广州，继而北上，游历了泉州、福州、杭州、金陵（南京）、扬州、临清等地，到达大都，留居三年后西行，历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甘肃、吐蕃（疑仅到过今青海境）等地区，约于1330年春回到本国。

元朝后期与罗马教廷的一次重要交往，在欧洲和中国的史料中都留下了记载。后至元二年（1336），元顺帝派遣一个使团持诏出使教廷。瓦丁《方济各会年鉴》著录有这道诏书，文为：长生天气力里、众皇帝之皇帝圣旨：七海之外、日落之地，拂郎国基督教徒之主教皇阁下：朕遣使臣拂郎人安德鲁及随行十五人往贵国以开辟两国经常互派使节之途径，并仰教皇为朕祝福，在祈祷中常念及朕，仰接待朕之侍臣、基督之子阿速人。再者，朕使节归时，允其带回西方良马及珍奇之物。

兔儿年六月三日写于汗八里同时，大都阿速人福定（知枢密院事）、者燕不花（同知枢院事）、香山（左阿速卫都指挥使）等也上书教皇，谓教皇之贤能使者约翰（孟特戈维诺）长期教导我等信仰天主，今约翰已去世八年，遂无导师指教，恳求教皇3玉尔前揭书页171（据瓦丁《圣方济各会年鉴》）；道森：《出使蒙古记》，页233。1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29—30，图版75。

2见玉尔前揭书页355。

速派一德劭学富的使者前来，并乞请教皇依皇帝之要求经常通使1。使团于1338年抵达当时教皇驻地阿维尼翁（法国南部），受到隆重接待，并游历各地。教皇本笃派遣方济各会教士佛罗伦萨人约翰·马黎诺里率领一数十人的使团，携其致元朝皇帝和钦察汗月即别的国书及诸多礼物赴元报聘，于同年12月从阿维尼翁出发，在那颇利和元朝来使会合，取道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境（经萨莱、阿力麻里等城，还在阿力麻里建了一座教堂）东行，至正二年（1342）七月抵达上都。马黎诺里使团所献礼物中有一匹骏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高八尺二寸），身纯黑，后二蹄白，“金辔重勒”，“曲项昂首，神俊超逸”。元顺帝大喜，称为“天马”，令在廷文臣赋诗作画，于是“拂郎国贡天马”成为哄动一时的大事1。马黎诺里使团32人留居大都达三年，受到优厚款待，后顺帝回赠厚礼，并发给三年路途津贴遣还，1346年由泉州乘船回国，1353年到达阿维尼翁复命。

据西史记载，早在1333年，教皇似已获悉孟特戈维诺去世，放任命方济各会教士尼古拉为汗八里总主教，率20名教士东来，但他们途中留居于阿力麻里，没有到大都，教皇曾致信察合台汗国敞失汗感谢其对诸教士的优待。尼古拉死于1338年。大约1340年，主教理查德等七人在阿力麻里被害2。此外，还有一位德国教士于1330年之前在中国某地传教。教会史书还记载有一位泉州主教于1362年在某地被害3。

元代中欧交往的频繁，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著名的中国印刷术和火药武器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欧洲的。卢勃鲁克、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诸人的旅行记以及众多来华教士的报告，大大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从此他们确切地知道古来所传的“丝国”、“秦国”，就是北称“契丹”、南称“蛮子”，人口、城池众多、物产丰富、农工商发达的中国。附表:1元顺帝诏书及福定等上教皇书皆见瓦丁《方济各会年鉴》著录，此据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汉译本，页283—284，玉尔前揭书页314—316。

1《元史》卷四○《顺帝纪》；揭傒斯：《天马赞》，《揭傒斯集》卷十四；周伯琦：《天马行应制作》，《近光集》；欧阳玄：《天马颂》，《圭斋集》卷一；吴师道：《天马赞》，《礼部集》卷十一等。画家周朗所作《天马图》，藏于内府，历代相传，清初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还见过此画，后下落不明（见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

2穆勒前揭书页224注9；玉尔前揭书页338（《马黎诺里东游回忆录》）。3穆勒前揭书页222，225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