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使与生产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有较大进展，也出现了一批科技人物，其中有把欧洲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并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最著名的就是徐光启、利玛窦。

第一节徐光启

信奉天主教的宰相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人。出身于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家庭。父徐思诚“尝业贾”，继弃而“课农学圃自给”。徐光启出生那年，上海县“遭倭燹”，松江府又发生灾荒。徐家的生活更为窘困。祖母、母亲都得“早暮纺绩，寒暑不辍”，为了生活而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徐光启幼年常常接触到具体的生产知识。同时，也培养了他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想，以及勤劳俭朴和旺盛的求知欲。

万历九年（1581），徐光启二十岁时，考中了秀才。在家乡教书，并参加一些农业生产劳动。万历十六年（1588），二十七岁，到太平府去赶乡试，未考中。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十五岁，在赵凤宇家教私馆，并随之由韶州到广西浔州。这次长途跋涉，俯仰于“崇山峻岭间，文日益奇益富”1。在韶州时，遇见了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第一次听到有关西洋的自然科学学说。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十六岁，春，由广西返广东上北京，赴顺天乡试。他的试卷已被阅卷官摈斥，幸主考官焦竑是个有实学的人，从“落卷”中看到了徐光启的试卷，“击节称赏，阅至三场，复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拔置第一”2。但以后万历二十六、二十八年两次赴京试进士，均落第。

在第二次赴北京时，徐光启途经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从利玛窦处了解到天主教，可以“补儒易学”，而“格物穷理”之学更使他神往，于是加入了天主教。万历三十年（1604），他四十三岁时再赴北京应礼部试，以第八十八名中进士；殿试三甲，列第五十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这时，利玛窦也在北京，从此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和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知识，尤注意于数学。万历三十四年（1606）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由利玛窦口述，他笔译。经过两年努力，译成前六卷。以后，又合译《测量法义》。另与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等书。

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破抚顺，警报迭至。徐光启积极上疏建议国防措施。九月，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练兵事务。他制订出详细的《选练条格》和计划，但由于各方面的掣肘，使练兵计划无法完成。因此，他托病请假回到上海家乡，进行原已计划编撰的“农业大百科”性质的“种艺书”，也就是后来成书的《农政全书》。徐光启这次请假回乡，除上述原因外，也由于阉党开始专政，正直的人遭到排挤，他不愿与这些小人同流合污，所以急流勇退。

崇祯元年（1628）七月，徐光启以原官起任。这年他已六十七岁。次年升礼部左侍郎；七月，奉敕修正历法。六十九岁时，升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崇祯五年（1632），七十一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知制诰。崇祯六年（1633），七十二岁，加太子太保、1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2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这时，他身体已很衰弱，屡乞退休，都未获准。十月初七日（11月24日）逝世。赐谥文定。1徐光启一生，主要是中年以后担任过不少重要官职，他的政治倾向比较鲜明，十分关切国计民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天下为己任”2。为此，他曾学习兵书，后来又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参加保卫京师的战役。鉴于历年水旱灾害严重影响群众生活，他从二十一岁起就开始留意“水法”，对农田水利不断“周咨博访”3。在科学上他虽有多方面成就，但主要是以农业科学来贯穿一切，以此达到使天下“丰衣食，绝饥寒”的目的。他几乎寄一生精力于农业试验和经验总结。他曾在天津做了多次试验，开辟水田，想实行军屯，以应付长城东段后金的侵扰，并想将之推行，藉以“兴西北水利，为国家立根本之计，岁省东南挽漕百万之费”1。这一增强国防、安定群众生活的重要措施，因明朝政治腐败，国势垂危，未得到实行。明末农民起义威胁着明朝的生存，徐光启片面地认为灾荒是引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稳定人民生活，他所撰写的《农政全书》特别重视“荒政”。这一目占到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收集了不少历代常平仓、备荒和赈济的材料，并录载了朱■《救荒本草》和王磐《野菜谱》两书的植物，作为不得已时的粮食代用品。在他丁父忧，回上海守制期间，也不忘对“地方利弊..如建闸、蓄水、浚吴淞江复禹旧迹及民输布运等役，不靳笔舌”为大家出谋划策。到逝世之日“临殁了了，只以疆圉多故为念，一语不及于私”2。徐光启一生廉洁自好，生活俭朴，刻苦耐劳。他做官后，对家乡邻里仍是“温温笑语，竟日无倦容傲色，然不可以干私”；“庆吊燕会，不随俗浮靡，力返于朴，服食俭约，不殊寒士。终身不蓄妾媵。教戒子孙，下至臧获皆有法”3。到病危卧榻时，他还“力疾倚榻，犹矻矻捉管了历书。良由生平劳勚，习与性成，不自觉病体之莫可支也”4。逝世后，家人检视其卧榻，发现“褥上破烂一穴”。原来是他生前暖脚用的汤壶有些漏水，时间久了，使褥子烂了个洞。“自戊辰环召，至癸酉谢世，未尝携家自随。邸舍之内，一榻萧然，苎帷布褥..祁寒独宿夜用汤壶暖足”5。《明史》中《徐光启传》评说：徐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这是对徐光启晚年政治遭遇的扼要说明。

科技成就及《农政全书》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他的科学技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1以上徐光启一生活动经历，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梁家勉著的《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胡道静著《爱国科学家徐光启及其总结农业技术经验的三个阶段》，见《农书·农史论集》，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2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3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徐尔默：《先考龙与府君及先妣顾孺人行实》，见《徐氏家谱》。

2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3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4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5徐尔默：《先训》，见《徐氏家谱》。

在数学方面，最大的一项贡献是翻译《几何原本》。全书共十五卷，译出前六卷。《几何原本》的翻译，自1603年起筹划，1606年秋开始翻译。次年利玛窦在向罗马的报告中写道：“现在只好用数学来笼络中国的人心。”足见利玛窦真正的心意了。已译出的前六卷是原书的拉丁文译文，至于克拉维斯的注解以及其他收集的欧几里得《原本》研究者的工作，几乎全部删去1。虽然如此，《几何原本》的传入对中国数学界仍有一定的影响。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对它评价很高，说：“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在翻译完《测量法义》以后，徐光启自己接着写出《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两书。在《测量异同》中，他比较中西方的测量方法，并用《几何原本》的定理解释中西方的测量方法和理论根据的一致性。《勾股义》是仿照《几何原本》方法，试图给中国古代的勾股算术加以严格的论述。它表明徐光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思想。徐光启对数学的认识和数学研究的方法都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当时数学不发达的基本原因，“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前者指当时一般学者名儒鄙视数学这一实用之学；后者指数学研究陷入神秘主义泥坑。他把讲究数学原理的《几何原本》看成是一切数学应用的基础。

徐光启也是明代天文学工作中的重要代表。欧洲天文学的特点是用严格证明的逻辑方法力求解释天体运动现象的所以然。他掌握了欧洲天文学知识后，每次预报天象都较其他人准确。崇祯二年（1629），由于钦天监推算日食又发生了错误，徐光启才被任命主持明代唯一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法改革工作。

这次历法改革是以西法为基础，工作繁重，又有来自保守势力的阻挠。

徐光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作了精细的规划和安排，使整个工作进展较快，至崇祯六年（1633）就编成了一部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祯历书》。它是集体创作，但全书大部分经过徐光启的修改审阅。《崇祯历书》已开始接受近代天文学和数学的知识，在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入口处迈进了一大步。如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采用本轮、均轮等一整套小轮系统来解释天体运动的速度变化；引用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引进了经、纬度及其有关的测定、计算方法；引入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等等。

除数学、天文历法外，徐光启用力最勤、收集最广的要算是农学方面的研究了。其著作有《农遗杂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农政全书》等，其中主要代表作就是《农政全书》。它是徐光启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农学之大成的著作。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林木）、牧养、制造和荒政等十二大项。在徐光启生前，《农政全书》虽已基本编成，但未定稿。现在的《农政全书》是崇祯十二年（1639）经徐光启的门生陈子龙等在刊行时增删过的，“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1。因此，书中存在着的自相矛盾的错误，很可能1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1《农政全书·凡例》。

是由于增删造成的。

《农政全书》转录很多古代和当时的农业文献，这部分可以说是前人成就的选编，很便于参考使用。徐光启自己撰写的有六万多字2，虽然只占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但都是经过他自己试验和观察之后取得材料写成的，所以科学性较强。他对前人的著述，也不是单纯选录，在其后面往往附有意见和评论。

《农政全书》写作的出发点在于农政，因此着眼于保证农业生产的其他措施，如田制、水利等项。这是与以前农书的不同之处。酿造项目，只收酱、醋、鼓，而删除了酒；烹调只限于农家用得上的简单的几条。王祯《农书》中有关“农器图谱”，《农政全书》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原则，大量地收录，并有所增补。蚕桑是江南的重要经营项目，他记录总结了后起的新经验。江南又一向是棉花和苎麻的先进的栽培、加工地区，徐光启的家乡松江府又是江南纺织染业最先进的地区，因此除对种棉和棉田管理的新经验作了介绍之外，对河北肃宁群众以稳定湿度为纺织环境的好办法，特别加以推荐。当时传入的甘薯，他根据自己的试种实践，写出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提倡各地种植，用来备荒。对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农政全书》还辑录了《救荒本草》等书中的植物，作为救荒的补充食物。总之，他没有因为着重政治措施而忽视技术。

与明代一般读书人不同，徐光启很重视科学技术，认为它是“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尝感愤倭奴蹂躏梓里丘墟，因而诵读之暇，稍习兵家言”；又“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宋季，每为人言富强之术，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1。张溥《农政全书·序》说：“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无人指趣。”《启祯野乘》也说他：“尝学声律，工楷隶，及是，悉弃去，［专志］习天文、兵法［农事］、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2即使是非常抽象的数学，他认为研究它也是为了实用，在“度数旁通十事”的十事中指出，数学在历法、水利、测量、音乐、国防、建筑、财政、机械、地图、医学、统计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应用。又概括说数学凡“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

重视科学实验、重视实践是徐光启治学方法的特点。他利用当时天主教会教士们介绍的天文知识，推算日、月食，改订了历法。他认为，一切用数学推得的结论应该用实践来检验。崇祯元年（1628）农历五月初一日日食，徐光启说：“论救护可以例免通行，论历法正宜详加测验，盖不差不改，不验不用。”这就是说，数学理论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改善，在实践中求得发展，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就不应该再应用它。《农政全书》中也反映了徐光启研究问题重视试验和实践的科学精神。在上海、天津都曾建立开辟过试验园地，在京东计划兴修水利和开辟水田，种植水稻做了多次试验；还有引种甘薯、种植棉花、放养白蜡、提倡种乌桕树等，他都亲自研究试验，取得2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

1徐光启：《复太史焦座师函》。

2《启祯野乘·徐文定传》。

经验，一一记录入书中，加以推广。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仅《农政全书》一书征引的文献就有二百二十五种之多。在《除蝗疏》中，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代所记载的一百一十次蝗灾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勘察观测，掌握规律，提出正确的治蝗方法。这些方法，至今还有很大参考价值。他还经常调查访问，取得第一手资料，他的儿子徐骥说他“广咨博讯，遇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1这种重实践、实验和调查的方法也是他在科学上能够提出创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对保守思想，敢于冲破旧传统，热心追求新事物是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又一特点。在明代封建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要学习欧洲的科学知识是需要勇气的。徐光启为此曾受到过理学家们的政治压力，但他没有屈服。在领导改历工作中，他巧妙地利用了明初朱元璋命人翻译回回历的先例作为自己搞翻译、吸取欧洲科学知识的根据。此后在工作中他还和一些固守旧传统的学者进行了学术争论。欧洲天文学知识之能够为中国天文学界所吸收，徐光启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农业中，他对新引进的作物积极推广种植，以丰富人们的生活。而有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往往用“风土不宜”拒绝接受新作物。徐光启对这种“风土说”屡屡给予批判。如谈到“占城稻”问题时，他说：“（宋）真宗从占城移之江、浙，江翱从建安移至中州，稍一展转，便令方内足食。则执行土地不宜，使人息意移植者，必不可也。”又说：“余谓风土不宜，或百中间有一、二，其他美种不能彼此相通者，正坐懒慢耳..余故深排风土之论，且多方购得诸种，即手自树艺，试有成效，乃广播之。”1在“木棉”条中说：“或云：‘凡种植必用本地种；他方者，土不宜种，亦随变易。’余深非之”。“呜呼，即如彼言，吉贝自南海外物耳，吾乡安得而有之？”又说：“《农桑辑要》作于元初。当时便云：‘木棉种陕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为解。’独孟祺、苗好谦、畅师文、王祯之属，能排贬其说。抑不知当时之人，果以数子为是耶否耶？至于今，率土仰其利，始信数君子非欺我者。呜呼，岂独木棉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徐光启不愧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1《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1《农政全书》卷二五《木棉》。

第二节利玛窦

青少年时代

利玛窦（matteoricci）字西泰，号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利山人、西泰子。1552年10月6日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erata）。马切拉塔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名城，城中驻有教皇国马尔凯区的行政长官，设有高等法院，教皇国造币厂，以及创始于1290年的大学，城内宗教事业非常发达。

利玛窦的父亲乔万尼·里奇是一名医生，曾任教皇国的市长和省长。母亲乔万娜·安乔莱利（giovannaangiolelli）生有八子四女，利玛窦为长子。少年时代的利玛窦，卷发碧眼，身体强健，性情活泼，聪明伶俐。初拜本奇文尼神甫为师，九岁时进入耶稣会新开办的学校学习，读完高小、初中，成绩优良，名列前茅。学生时代利玛窦就敬奉天主，有心修道，想入嘉布遣会或耶稣会，这是受他虔诚的母亲影响的结果。而父亲则希望儿子步入宦途，当市长、省长。十六岁那年，利玛窦读完中学，父亲送他去首都罗马进罗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为将来谋取官职打下基础。

由于中学老师的介绍，利玛窦在罗马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的神甫，不久即加入了耶稣会所立的圣母会。

在十九岁的时候，他写信给父亲，提出想要参加耶稣会，深入研究教义，并表示不愿结婚等。父亲接信后，甚为恼怒，准备立即赴罗马去训责和劝阻他，可是据说还没有动身就病倒了，反复三次都是如此。他父亲无可奈何，认为这是天主的旨意，只好打消了劝阻的念头，并复信同意他加入耶稣会。1571年8月15日利玛窦入了耶稣会。1572年进入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学习五年。罗马学院是依纳爵·罗耀拉于1551年创建的，采取当时的大学制，一切都求尽善尽美，作为耶稣会一切学院的模范。在学习期间，他非常用功，不仅对于神学，而且在拉丁文、哲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罗马学院，教利玛窦数学的是著名的数学教授克拉维斯（c.clavius，1537—1612）神父。克拉维斯是德国数学家，我国明清时译称“丁先生”，著有《代数学》、《星盘》等，并著有拉丁文的评注本《几何原本》。利玛窦后来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北京与瞿太素、徐光启等谈论几何学及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时，用的便是这部书。

1577年5月18日，耶稣会总会派遣罗明坚（michelerug-gieri）、利玛窦等四人前往印度。当时，非洲和东亚的航海与传教权都在葡萄牙国王的控制之下，利玛窦等人要去印度，必须得到葡萄牙国王的批准才行。因此，他们从罗马经热那亚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向葡萄牙国王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和资助后，于1578年3月24日，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的果阿（旧译卧亚）。同行的耶稣会士共十四人，除罗明坚外，还有日后也来华的巴范济（franciscopasio）等。他们所乘的船名“圣路易”，是欧洲中世纪用于航海的普通帆船。舱顶高不过三尺，长不过一丈，舱中的人，仅可坐卧。航船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驶入印度洋，有风则行，无风则止。当时天气很热，船舱中郁闷不堪，不少人中暑病倒了，幸而船上未发生瘟疫，没有死人。利玛窦他们在船上困居半年，备尝艰辛，于1578年9月13日安全抵达当时天主教的东亚传教中心果阿。

利玛窦到果阿后，身体虚弱，在修道院内休息了几个月才恢复了体力。

此后又继续修习在罗马学院未学完的神学。一年后，他奉命在果阿修道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几个月后，又被派往交阯教书半年。1580年7月利玛窦在交阯晋升神甫，9月调回果阿，继续攻读神学两年。

来华始末1579年6月，罗明坚抵澳门，专门学习中国语言，学习读写中国文字。

由于他年已三十六岁，记忆力不甚强，所以进步缓慢。在1580年至1583年间，他曾到广州及两广总督驻地肇庆活动，寻求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机会。当罗明坚久居中国时，感到一个人过于孤单，中国话也说得不流畅，于是请求范礼安（a.vali-gnano）神甫从果阿调利玛窦来澳门做助手。1582年4月15日利玛窦接到范礼安的调令，十一天后便与巴范济一道乘船赴澳门。海上风浪很大，利玛窦在船上重病一场，但终于在8月7日抵达澳门。他努力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国家制度和行政机构。1583年夏，为修建教堂等事，利玛窦随罗明坚赴香山、广州，但事情没办成，不得不返回澳门。他们二人回澳门不久，肇庆知府王泮差人来告知，两广总督已同意他们在肇庆建堂久住。实际上，这是耶稣会神甫贿使督府官员进行疏通的结果。于是，两人筹措好路费，于1583年9月初离开澳门，9月10日到达肇庆。他们对王泮说，自己只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走了三四年才到达中国，希望有一个住所和建一座敬神的小教堂，以度余年，并表示一定遵守法纪、自筹经费。王泮报请总督批准他们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1。

罗明坚和利玛窦乘此机会抓紧时间督促施工，又经过几番波折，于1585年建成了当时在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这两人除了监管和处理与建房有关的事务外，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语文，练习写作和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教堂和居所建成后，总督和知府先后张贴告示，禁止任何人在此扰乱。知府王泮还赠予两块匾额：“仙花寺”与“西来净土”。在王泮影响下，肇庆府的其他官员也争相与两位神甫交往。但当地士绅百姓与他们还是有隔阂的，称他们为“番僧”，还不时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有些人甚至对他们的房屋扔石头。为了避免当地百姓的敌对情绪，他们穿起中国式的大褂长袍，以使自己的形象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他们还决定暂时不谈宗教，并用高酬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情况，讲解经书，以便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又用西方科学技术、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国人，博取当地民众的好感。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又做了以下四件事：一是把肇庆教会图书室公开，让民众参观。

二是利用刻印世界地图宣传天主教。

三是展览各种天文仪器，作为笼络人心的手段，还把自制的天文仪器赠送给当地官员。

四是刻印有关天主教知识的书籍，如《天主十诫》、《天主圣教实录》1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7—161页。等，赠送给前来参观的客人，向人们宣传天主教教义。

来“仙花寺”参观的中国学者，最注意的是挂在大厅里的一幅地图。这一地图与我国已有的《华夷图》等完全不同，特别是没有把中国画在世界的中央，而且在中国以外另有许多大国。人们请利玛窦解释世界的情形，于是他指着地图，述说自己在何处出生，由何处动身前来中国，中途经过哪些国家。大家听了都惊讶不已，没想到世界如此之大，有这么多的国家，闻所未闻，大开眼界。一些渴求知识的人便要求利玛窦把地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出版。知府王泮看了这张地图后，也吩咐利玛窦把图刻印出版。利玛窦与中国朋友一道，绘制了一幅比原图更大的地图，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图上注有中文说明。后来王泮升任岭南道，当他收到利玛窦送去的《山海舆地全图》时，叹为古今奇观，立即分送远近朋友。利玛窦在肇庆还制造自鸣钟，把它送给王泮等官员。这样，利玛窦在肇庆有了朋友，有了保护他的中国官员，有了立足点。

1588年，罗明坚回澳门，利玛窦独自留在肇庆。

1589年8月3日，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欲强夺仙花寺，限利玛窦三日内离肇庆去澳门。后刘继文又因担心强夺番僧寺院会引来弹劾，故又把利玛窦召回，并答应利玛窦去南雄的请求。1589年8月15日利玛窦乘船先至韶州南华寺暂住，同行者有麦安东。

在韶州，利玛窦等受到了友好的接待，韶州同知吕良佐还答应他们可在当地光孝寺旁的一块空地上修建天主教堂。1590年秋，教堂建成，利玛窦在这里安顿下来，一时未再提起去南雄之事。这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第二个立足点。

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初一，利玛窦正式接纳钟鸣仁、黄明沙两名青年加入耶稣会，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耶稣会士。

在韶州利玛窦招收的第一个学生是瞿汝夔。瞿汝夔，字太素，生于1549年，为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江苏常熟人。幼读群书，但无意仕进。父亲去世后，携妻周游各地，访学炼丹术。1589年秋，他在肇庆见过利玛窦。当他得知利玛窦定居韶州时，即从南雄赶来，拜利玛窦为师，学习天文、算术。利玛窦以克拉维斯的著作为教材，先教给他欧洲的实用算术，后教星盘原理，最后教欧几里得几何学。瞿学习两年，译有《几何原本》第一卷，还学会制造地球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晷等。这些仪器有木制的、铜制的，还有银制的1。

次年正月，利玛窦在瞿太素的陪同下来到南雄，除了与官员打交道外，也与平民百姓交往，宣讲教义，做弥撒，吸引了很多人。特别是南雄富商葛盛华（译音）入天主教后，刊印了各种介绍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扩大了利玛窦传教活动的影响。

瞿太素曾对利玛窦谈起，穿僧服称僧名在中国并不受人尊敬，且易引起误会，利玛窦也有这种感受。于是在1594年11月，他与郭居静经范礼安批准，始留须发，改戴儒冠，穿儒服，见客时执秀才礼，同时更加努力研读中文书籍，练习中国书法。在他们看来，中国非常尊重读书人，这样穿戴对传教是很有益处的。

1参见刘俊余、王玉川合译：《利玛窦全集（1）——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1595年5月，利玛窦通过给兵部侍郎石拱辰的儿子治病的机会，随石拱辰到南京。当时朝廷对私通外国人是很敏感的，利玛窦满怀希望去拜见的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徐却因担心受到怀疑而将他逐出南京。他不得不暂时退往南昌。

在南昌，利玛窦遇见了一个曾做过韶州官员的友人（德礼贤认为可能是韶州同知李春和），并经这个友人的帮助在南昌城外租房住下。江西巡抚陆万垓早就听说过利玛窦的事迹，很敬重他，并挽留他在南昌居住。此后，他又与建安王朱多■、乐安王朱多焿有了较密切的交往。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著《交友论》，绘世界舆图，并用西洋装订法装订成书，又造时钟、地球仪等。次年夏，又著《西国记法》，分别赠送给建安王和陆万垓等。利玛窦还积极与当地文人交往，在谈经论学中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为了传播教义，利玛窦曾向这些文人学者出示《天主实义》一书手稿，人们劝他刻板刊行。但利玛窦觉得还不成熟，直到1603年才在北京刻印。

1596年冬，范礼安神甫任命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监督，赋予处理中国事务的全权。并要他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居留点，以便接近皇帝，争取中国皇帝的支持。范礼安甚至把赠送皇帝及大臣的礼物也运到了江西，其中有圣母像、天主像、自鸣钟等。

利玛窦接到范礼安的指示后，立刻寻求接近皇帝的方法。他先想走建安王的门路，不久发现此路不通。1598年6月底，利玛窦随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离开南昌，7月初抵达南京。应天巡抚赵可怀是王忠铭的好朋友，听说王忠铭回南京，遣人送上礼品，其中有一幅拓印的《山海舆地全图》。王忠铭看到了这幅图与利玛窦准备进献给皇帝的舆图极为相似。经与利玛窦印证后，便告诉赵可怀，绘图的人已到南京。赵可怀是从镇江知府王玉沙处得来的舆图，非常赞赏，把它刻在苏州石碑上，并附有跋语，拓印下来赠送友人。知道利玛窦正在南京，便盛情邀请他到自己的驻地句容游览，并讨论了数学问题，还请他制造历算仪器，但因利玛窦要去北京而未能实现。

辞别赵可怀后，利玛窦继续与王尚书的家人一起乘坐行李船由水路北上，经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入直隶，抵天津，9月17日进入北京城。王忠铭原想进京后会升官，但事与愿违，没有升迁，一个月后返回南京。利玛窦此后租房住下，积极向各方面活动，希望皇帝能够召见，恩准留居京城。可是，他所认识及王忠铭介绍的官员，都不肯在家里接待他。王忠铭介绍的太监见无馈赠，也拒绝帮助。各方面均闭门谢绝，利玛窦无法，只好雇船返回南京。1599年2月6日抵南京。在这段时间内，利玛窦把“四书”译成拉丁文，还加有许多注解。

1599年，利玛窦在南京常相过往的人有王忠铭、瞿太素、刑部侍郎王明远、刑部尚书赵参鲁、户部尚书张孟男、礼部侍郎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翰林院编修杨荆岩、工部员外郎刘冠南与著名学者焦竑、李贽、李本固等。刘冠南帮助利玛窦购买了中意的房子，作为新居和教堂。在教堂内展览了准备向皇帝进贡的物品，以此来吸引南京的官员和名士参观。乘此机会，利玛窦向他们讲授西洋学术，如天算、测绘地图、地圆说等，介绍西洋风俗，解说天主教教义。又取出自造的“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纪限仪”给参观者讲解。当利玛窦参观南京观象台时，发现那里也有不少天文仪器，如“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简仪”等。他不但知道这些仪器的用法，而且指出它们有什么缺点，使听众折服，张养墨等主动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

南京刑部主事吴中明见到王泮刻印的《山海舆地全图》后，认为图上说明文字太少，于是商请利玛窦加以修订并另绘一幅较大的舆图，增加说明文字，还亲自写了一篇序文，刻石印制发行全国各地，该图甚至流传到澳门和日本。贵州巡抚郭子章则把《山海舆地全图》缩小，改以书籍装帧，名为《古今郡国名类》。

在南京，利玛窦不时宣讲天主教教义，并接受了一批信徒入教，但他更关心的是教会在整个中国的发展。1600年4月间，利玛窦与郭居静、庞迪我、李心斋、瞿太素商量去北京进贡的事，请南京礼部给事中祝石林发给去北京的路票，庞迪我陪利玛窦一同前往。祝石林又把利玛窦介绍给押送马船的刘太监，以便乘船北上。利玛窦于5月18日由南京启程。到山东济宁时，得到漕运总督刘东星和李卓吾的热情招待，刘、李二人又帮助他重写进贡表章，又写了几封介绍信，使利玛窦的船顺利通行。到山东临清时，遇上了皇帝派遣的税使马堂，刘太监为了及时赶到北京，摆脱马堂的纠缠，便把利玛窦之事告知马堂，说这些人带了许多新奇贵重的西洋物品，这当然是一种诱惑。马堂到船上看了贡品，表示很满意，答应立即上奏北京，实际上却想设法攫为己有。由于临清道钟万禄等当地官员的帮助，才未使马堂的贪欲得逞。利玛窦乘坐马堂的船到了天津，等候圣旨。几天之后，皇帝指令马堂办理进贡的事。此后又几经周折，在天津等了半年，利玛窦才获准进京，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年1月24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便由太监将贡品送进宫内。这些贡品有：耶稣像、圣母像、圣经、十字架、大小时钟、三棱镜、洋琴、《世界现状》、万国图、粗羊毛布、印度布、玻璃器皿、日晷、沙漏、犀角、银币等。

在北京，利玛窦最初住在宫门附近，后又住钦天监，随时候命进宫修理自鸣钟及洋琴。后来因礼部干预，又搬到四夷馆，行动颇受限制，难以留京久住。但由于神宗很喜欢自鸣钟，且担心利玛窦离开北京后无人修理，故礼部侍郎朱国祚三次上疏要求遣送利玛窦出京的奏折，均未批复。后又在吏部给事中曹于汴的帮助下，礼部准许利玛窦搬出四夷馆，租房居住。利玛窦迁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疏皇帝，请求批准他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居住。不久，太监传下皇帝口谕，允许他们住在京城里。

定居北京后，利玛窦结交了许多皇亲国戚、高官显宦，而在学术上交往较多的则有著名学者冯应京、李之藻和徐光启等。定居北京六年，利玛窦不敢建造天主教堂，避免引起疑忌。他只租用平房，开展传教活动，并吸收信徒入教。万历三十三年（1605）八月间，才在顺承门（今宣武门）附近购得一所大宅，修建礼拜堂，作为北京会所。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开始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

1610年5月3日，利玛窦一病不起，于5月11日病逝。神宗批准礼部奏请赐地，将利玛窦安葬在北京阜城门外（今二里沟）的一处由寺院改建的墓园。

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传播宗教，而且是为殖民者收集中国内地情报，为其侵略扩张政策服务。教士们的活动受到殖民者的操纵控制，其活动经费则由殖民者资助。利玛窦也不例外。利玛窦为了要达到在中国长久居留获准传教的目的，费尽了心机，从澳门到北京，他花了十八个年头，走了一段艰苦的历程。他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打开中国大门的路子，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手段：一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掌握基本的交往工具。经过多年努力，利玛窦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

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民情风俗，并尽量按中国的风俗习惯活动。最初，利玛窦以为和尚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发为僧，披袈裟。结果和尚装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来了麻烦。他及时吸取教训，改成儒者装扮，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这一招符合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士大夫的口味，受到中国人的尊重。

三是走上层路线，竭力拉拢和投靠上层统治者直至皇帝。他摸准了中国高级官僚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更甚于自己的东西”。1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那些贪财官吏及皇帝的心，从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保护人，站稳脚跟。

四是利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这个手段，笼络中国知识阶层。

当时中国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渴望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认为，“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2在交往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成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柱石。

当然，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客观效果，促成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他本人也为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1.数学。最先从利玛窦学数学的是瞿太素。在学习过程中，瞿太素或用中国古代算经上的术语，或用自己新创的算术术语，将学到的数学知识译成通顺流畅的汉文，交朋友传阅。一年后，他译完《几何原本》第一册，但没有刊刻。万历三十四年（1606），利玛窦在北京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至万历三十五年译完刻印。这是利玛窦首次把古希腊数学名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几何原本》中那种严格的定义，完整的结构，前后一贯的演绎法，不依赖于数例的纯几何证明，作图可行性的要求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或者说相对缺少的。从具体内容上说，《几何原本》也出现了许多对中国学者来说是新鲜的课题。比如三角形性质、两个三角形的全等，角、平行线，与圆有关的性质，一般三角形的相似，黄金分割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的。因此，《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被当时中国人视为一桩大奇事，人们从未见过这样论证严密的书。这次翻译用的《几何原本》底本是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斯的注释本，是利氏学过的课本，由拉丁文译成中文。1同年，两人合编《测量法义》，全书设十五个题目，说明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

在北京与利玛窦合作并听他讲授科学课程的学者还有李之藻。当利玛窦给他讲地球为圆形，有两极，天则有十天，太阳和星辰都大于地球时，他非常相信。万历四十一年（1613），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同文算指》，介绍1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6期。2徐光启：《辨学章疏》，《徐光启集》卷九，中华书局1963年版。

1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了西方的笔算法等，次年刊行。万历四十二年（1614），李之藻又刻印了《乾坤体义》，书中收有利玛窦的著作，也有李之藻的著作。书分上、下两册，共三卷。

2.天文学。1584年前后，利玛窦到肇庆不久，即展览并制作各种天文仪器，如天球仪、日晷和地球仪等。其目的一方面吸引当地人参观，一方面用礼品作为笼络手段，分赠当地官员。这些仪器是用铜和铁制的，对各层天作了说明，把地球表面的原来形状表示出来。又在铜板上描出或雕刻各种日晷，分赠与教会友好的官员。还向当地士大夫讲解基督教推算日历的方法。1595年利玛窦到南京后，除了继续制造上述各种天文仪器外，还制造了象限仪、纪限仪，并给观众讲解如何使用。

1601年利玛窦到北京后，在天主教堂中陈列有千里镜、地球仪、简平仪等天文仪器。1又亲自用汉文撰写天文学著作或与李之藻合译西方天文学著作，如《乾坤体义》、《经天该》等。李之藻从利玛窦那里学习了西方天文数学后，以克拉维斯《星盘》（astrorabium）为基础，编译了一部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著作，名为《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万历三十五年（1607）刊行。

3.地理学。在地理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利玛窦带来的一幅世界地图。万历十一年（1583）当他在肇庆“仙花寺”内第一次展出时，便吸引了许多观众。这幅图与已有的《华夷图》、《天下总图》完全不同，在此图上，中国不仅未画在世界的中央，而且除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大国。这幅图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缩影。世界五大洲的知识也随这幅图传入中国。在这幅图上标有经纬度，画了东西两半球。陆地、海洋、南北极、赤道都画得比较清楚。文字说明在地图边缘，对各地的自然环境、物产以及社会风俗都有介绍。肇庆知府王泮看了这幅地图后，要利玛窦把这幅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把中国移到图版正中，在肇庆刻印。利玛窦按王泮的要求把舆图放大，重标经纬，图名改为《山海舆地全图》，又增添了一些适合中国人的注释。这是第一张用中文印刷的世界地图。当王泮收到此图时，叹为古今奇观，立即赠送远近朋友。这幅图以后不断刻印，从万历十二年（1584）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印或摹绘达12次之多，流传颇广。图名除《山海舆地全图》外，还有《山海舆地图》、《舆地全图》、《万国图志》、《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进中国后，给中国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识，如大地球形说、地图投影、地球上五带的划分、地球上海陆分布、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以及国名和地名。此外，利玛窦还在南京、南昌、北京自制地球仪，分送达官贵人和朋友。如萧大亨、冯琦、陆万垓等均得到利氏赠送的地球仪。他的学生如瞿太素等也学会了制造地球仪。

4.其他物品的传入。根据记载，利玛窦送给中国皇帝的物品有油画（耶稣像、圣母像）、自鸣钟、《圣经》、珍珠镶嵌十字架、《万国图志》、洋琴等1。此外送给其他官员或放在天主教堂展览的物品有：西洋纸2，西洋画3，1（明）郑仲夔：《耳新》卷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尤侗：《外国竹枝词》。1《正教奉褒》第4—5页，《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引。

2王肯堂：《郁冈斋笔尘》第四册。

3顾起元：《客座赘语》。

地球仪，三棱镜，千里镜4，简平仪等。关于油画，刘侗说“中国画绘事所不及”1。这是西洋油画传入中国的先声。关于自鸣钟，明末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二说是“以铜为之”，“高广不过寸许”，小巧玲珑。中国当时即有人仿制，但“大于斗”，不如西洋造的小巧。

此外，利玛窦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科技文化。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写了十六种译著，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此书在他逝世前几年用意大利文写成，共二十五万字2。利玛窦死后，此书手稿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于1614年带回罗马。在旅途中，金尼阁将手稿译成拉丁文，加以润色并增加一些内容。1615年在德国首次出版拉丁文本，书名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史，会务记录》，五卷。以后，世界各国又有多种文字的译本。1983年中华书局根据美国1953年的英译本出版中译本。在这本书中，利玛窦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到民情风俗，都有较详细的记录。他证明了契丹和中国是同一个国家，介绍了中国丰富的物产，说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的，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经常饮用却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又介绍了中国的漆，说涂上漆后，木器“光泽如镜，华采夺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他是最早把中国茶叶和漆介绍到欧洲的人。利玛窦《中国札记》是一部研究中国明代历史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他还把“四书”介绍到欧洲。自万历十九年（1591）开始，他花了四年时间，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他赞誉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和机械工艺的进步与发达。他还通过自己实地测量并参考中国历史地理资料，绘制了第一幅标有经纬度的中国地图寄回欧洲。利玛窦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起了桥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郑仲夔：《耳新》卷八。

1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2谢方：《利玛窦及其〈中国札记〉》，载《文史知识》198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