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张煌言都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志士，也是出色的文学家。
第一节陈子龙
陈子龙（1608—1647），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祖上世代务农，“称素封”1。父亲所闻，以文学名江南，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刑、工两部郎。陈子龙六岁入学，勤治经史，力攻章句。天启三年（1623），十六岁举童子试，名居第二。时大批廷臣因为反对魏忠贤，纷纷被削职为民或逮之狱死。陈所闻告病在家，每阅邸报，扼腕叹息，教陈子龙剖析邪正，明辨是非。天启五年（1625），阉党矫旨到苏州逮捕乞假在家的文选员外郎周顺昌，激起吴民公愤，“奋击缇骑至死”。为伸张正气，抗议阉党的不法行为，陈子龙冒着灭族的风险，缚草为人，“书奄名射之”2。从这一年开始，他先后与本郡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宋徵璧以及苏州、嘉兴等府的一些文人学士结为好友，切磋学术，议论时务，后来大都成为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骨干分子。天启六年（1626），补松江府学生员。父病殁，居家守孝，闭门不出，博览群书，尤其致力于古文词。
崇祯元年（1628），陈子龙二十一岁，与湖广宝庆府邵阳知县张轨端之女结为夫妻。后纳妾蔡氏等三人。当时，江南一代名妓柳如是（1618—1664），年方二十余，“色艺冠绝一时”，诗赋辄工，尤长近体七言，堪称才貌出众，风流十足。不少文人才子对她“一见倾心”，爱慕不已，缱绻而别。陈子龙虽曾流连声色诗酒，但对柳如是却没有好感。柳如是以陈子龙“负海内重名”，欲委身于他，从盛泽至松江屡以刺谒，自称女弟。“陈严正不易近，且观其名纸自称女弟，意滋不悦”。柳如是才转而嫁给钱谦益做继室1。
崇祯二年，陈子龙中秀才，拔为第一。是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以“老困公车，不得一二时髦新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在松江组织“几社”。“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勋、徐孚远、彭燕三人。陈子龙“甫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遂成六子之数”2，世称“几社六子”。几社和其他文社一样，起初是通过以文会友，选择知己，学习制艺，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一股政治势力。几社的主要特点是取友极严，非师生子弟不得入社，社友亲如兄弟。它成立后汇刻制艺范本《几社壬申文选》，集六子之文，人各六十首。又刻《几社会义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几社的声势由此大振。陈子龙的名气亦因之日重，“问业者日进，户外屦满”。崇祯三年（1630）秋，应乡试，中举人。次年，赴京师会试，“为省中某公所黜”，落第归里，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得失，本欲上奏朝廷、以友人戒之而止。崇祯七年春，再度应会试，复不第，回家闭门谢客，“专意于学问”，作古诗乐府百余章。接着，在松江南门外阮家巷陆氏别业南园读书、写作，成《玉堂集》、1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万历三十六年条，见《陈忠裕公全集》，清嘉庆年刊本。2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天启五年条。
1见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附轶事》；钮琇：《觚剩》卷三《吴觚·下》；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七《柳如是小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徐兆玮：《河东君遗事》。2杜登春：《社事始末》。
《平露堂集》。崇祯十年，第三次公车北上，榜发，与夏允彝同中进士，俱在丙科，当就外吏。陈子龙选得广东惠州府司理，未抵任而闻继母亡，回家治丧。
此时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门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崇祯十一年（1638）夏，陈子龙以“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1的紧迫感，与徐孚远、宋徵璧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务、国政”之文，“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志在征实”2，辑成《皇明经世文编》，凡五百零四卷，又补遗四卷。是书选文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军事、赋役、财经、农田、水利、学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并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对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表达了编者的政治主张。陈子龙等人编辑此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1，不务实际的坏风气。它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了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之书。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的作用”2。
继后，陈子龙又整理了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徐光启负经世之志，“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3。对于徐光启的为人和学问，陈子龙向来是十分敬佩的，早年曾到北京拜访他，“问当世之务”。徐光启谢世后，陈子龙从其次孙徐尔爵处得《农书》草稿数十卷，日夜抄录。崇祯十二年（1639），“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缺略”4。“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5，灿然成《农政全书》六十卷。并作《凡例》，概述《农政全书》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内容、思想渊源和徐光启的独到见解。同时抒发了他本人的社会经济主张。编辑《皇明经世文编》和整理《农政全书》，是陈子龙一生中在经世实用方面两项最主要的贡献。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经世”，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是何等的重视。
此后，陈子龙曾一度“欲绝仕宦”，在家“广其宅，示无志四方也”。
然而，面对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燎原之势和清军的步步进逼，从巩固明朝的根本立场出发，最终还是放弃个人打算，于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出任浙江绍兴府司理，寻兼摄诸暨知县。在官之日，由于他的辖区连年水患成灾，饥民蜂起，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刚柔并用，剿抚兼施，一边“力1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一。
2宋徵璧：《经世文编凡例》。
1陈子龙：《经世文编序》，《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六。
2吴晗：《明经世文编》影印本序。
34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崇祯十二年条。
5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见《农政全书校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行保甲，设互首之法，申连坐之令”，镇压饥民起义；一边亲司赈事，救济饥民，立粥厂，设药局，养老幼，医病疾，收死骨。十五年（1642）五月，在浙江巡抚董象恒节制下，陈子龙督抚标兵千余人到浙江遂昌县，积极参加浙、赣、闽三省会剿，镇压多年来活动在三省交界处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为首的山民起义。事平论功，陈子龙得增俸。十六年春，李自成起义军破承德，南京大震。他受董象恒委派负责筹划军备，在余杭等地筑关建台，整修城池，铸炮储硝，并督运军粮入南京。崇祯十七年初，陈子龙因招抚浙江东阳县诸生许都起义有功，授兵科给事中。许都出身官僚家庭，富而任侠好施，原为陈子龙的旧友。陈子龙曾经数次荐之上官，不用。关于这次许都起义的原因和经过，有两种说法。一曰，东阳知县姚孙裴贪酷成性，借口备兵，横征暴敛，坐许都万金。许都乞免，不得。适义乌县奸民假中官之名招兵事发，孙棐遂诬许都与此有关，“结党谋逆”，于是急忙使人捕之。时，会许都葬母山中，有万人参加。有人以此报告官府，云许都反矣。孙棐遂遣兵捕之。许都被激起而反之，用孝布包头，号“白头兵”，以“诛贪吏”为号召。旬日之间，众至数万，连下兰溪、东阳、义乌、武义、浦江，进围金华，全浙大震。一曰，是年明末农民起义军入江西，许都练兵自卫，姚县令斥其不法，许都馈其千金仍不能解，且说许都隐匿吴昌时赃银十万两，是应输官。许都惧祸不能免，偕友人入县衙门。令怒责之，且欲置之狱。许都等遂先发制人，执县令，鞭数十，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将县令关入监狱，封府库，聚众反矣。但许都投降后，由于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顾陈子龙的再三要求，违背当初许下的只要许都自缚来降，“当待以不死”的诺言，在许都率众出山投降之后将许都及部众六十余人杀死。对此，陈子龙很是不满；又闻祖母病甚笃，便没有去赴任，于三月乞身归里。
五月二日，陈子龙得知京师已陷，“国破君亡”，“号恸欲绝”，血泪沾衣。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以后，起陈子龙原官。六月入朝就任，上言防江之策，莫过水师。又具三疏：“一劝主上勤学定志，以立中兴之基；一上经略荆襄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一历陈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以为鉴戒。”1在近两个月内，陈子龙前后上三十余疏，举荐人材；批评马士英重用阮大铖；反对中贵四出选民女并乘机大肆扰民，横行勒索。因为福王腐朽无能，朝政不修，小人当道，大权控制在首辅马士英手里，陈子龙的一切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马士英的“深疑”，群小更是“见嫉如仇”。陈子龙“念时事必不可为”，愤然离开朝班，于九月请假回家。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失守，福王政权至此结束，陈子龙避地泖滨。有旧友陈洪范时已降清，派人招抚他和夏允彝，夏允彝抗辞答之，陈子龙则避而不见。又有故明参将洪恩炳，与陈子龙“素执弟子礼”，亦降清，自称“安抚使”路过松江求见，陈子龙亦拒之门外，矢志坚持抗清立场。闰六月，江南各郡“竞起兵为恢复计”，组织义军，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松江府籍的故明官员也同样在城内募兵抗清。这时，陈子龙与徐孚远及陈湖义士集众千余人驻扎陈湖，伺机起兵。夏允彝致书联络吴淞副总兵吴志葵、参将鲁之玙率水师三千自吴淞入泖湖，总兵官黄蜚率船千艘、水师二万人由无锡到此会合。是月初十日，陈子龙设明太祖像誓师起义，原明1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中，崇祯十七年条。
两广总督沈犹龙称总督兵部尚书，陈子龙称监军左给事中，军号“振武”。陈子龙所集义兵，虽有千余之众，但“饷无所办”，且多泖滨渔人，不知纪律，未尝作战，甚不堪用，与吴志葵水师进攻苏州失败。黄蜚不听陈子龙的劝阻，将二万水师移营黄浦江，因沿途水道狭隘，不利旋转，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仅支撑两月，亦被清军击败。八月三日，松江城陷，沈犹龙等皆阵亡。陈子龙在城西遇清兵，得逃脱，携家走昆山。夏允彝投水死。
继而，陈子龙避难青浦县金泽，最后隐姓埋名入嘉善县陶庄水月庵，托为禅僧，取名信衷，字瓢粟，号颍川明逸。在此，他与庵僧衍门同研佛学，并完成自撰《年谱》1。
弘光元年六月，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称号于福州。鲁王命陈子龙为兵部尚书，节制七省军漕；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
自清军破扬州以后，吴江进士吴易与同邑举人孙兆奎等共组“白腰党”，起兵抗清，聚众千余，结营太湖，出入无常，连攻嘉善。顺治三年（1646）春，又与苏州清兵战于吴江汾湖（分湖），大败清军，“斩获过当”。陈子龙向鲁王报捷。鲁王封吴易为“长兴伯”，命陈子龙视师浙、直。五月，陈子龙监临吴易义师。后，陈子龙见其“轻敌，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不整”，“军纪日弛”，遂与之断绝关系。至秋天，吴易被执，义师失败。此时陈子龙因为“复明”大业不成，经常沈忧咤叹，至废寝兴。及闻浙东、福州失守，“志不欲生，孤筇单襆，混迹缁流”。泣然曰：“茫茫天地将安之乎，惟有营葬大母归死先垄耳。”即于七月遣家归里，十一月，殡葬祖母于广富林。并作长书焚夏允彝墓前，“述己所以未死之故，期不负夏公”。顺治四年（1647）初，在广富林家居时，念生平知友如夏允彝辈一时零落殆尽，周立勋之死亦已数年，而丧未举，慨然曰：“我死，谁为了此事者。”遂捐地葬之。三月，会葬夏允彝，陈子龙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此系其生前最后留下的文字。
清松江提督吴胜兆，辽东人，以降将从征到江南。他的幕僚皆吴越之人。顺治四年四月，吴胜兆因为与江宁巡抚土国宝有矛盾，总督军务招抚江南经略使洪承畴又劾其滥收吴易“白腰党”降卒，遂密谋策划起兵反清。他的部下、长洲县诸生戴之儁是陈子龙的旧识，积极支持吴胜兆起兵，并微服私访陈子龙，一再请求陈子龙写信联络黄道周（黄系陈座师）族子、鲁监国舟山守将黄斌卿率舟师为外应。陈子龙认为：黄等“虚声寡信，事必不济”，没有答应戴的要求，并说：海舶往来，不乏信使，你等好自为之，我决不阻拦。戴即离去，“自是不复相闻矣”1。是月十六日，吴胜兆未举兵而事泄被捕，入狱穷治。清军诬陈子龙与吴“共谋”1，遣兵捕之。陈子龙易姓李，改字大樽，先潜匿嘉定侯岐曾仆刘驯家。后又逃至其婿昆山顾天逵兄弟处。时，清江宁将军巴山、操江都御史陈锦和江宁巡抚土国宝阴谋乘吴胜兆事，“尽除三吴知名之士”，而以陈子龙为首。五月初，他们派出兵丁五百，手挟弓矢，如临大敌，在苏松一带大肆搜捕达五六日之久。最后由于陈子龙仆人不慎泄露住处，陈子龙在吴县潭山顾天逵祖墓被捕。巴山等人对他进行审讯，他“植1王沄续编：陈子龙《年谱》卷下，清顺治二年条。
1王沄：陈子龙《年谱》卷下，顺治四年条。
1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七《陈子龙纪略》。
立不屈，神色不变”。陈锦问他为何官？曰：“我崇祯朝兵科给事中也。”又问：何不剃发？曰：“吾惟留此发，以见先帝于地下也。”又问，陈子龙凛然挺立，拒不回答。乃执之舟中，令卒守之。
五月十三日（6月15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经松江境内跨塘桥时，他乘守者不备，突然投水以死，捞起时已经气绝，清军还残暴地将其凌迟斩首，弃尸水中。时年四十岁。次日，陈子龙门生王沄、轿夫吴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遗体，具棺埋葬。清乾隆中，谥“忠裕”。
陈子龙不仅是明清交替时一位不屈的抗清勇士，而且在当时的文坛上也颇有名望。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2，七律诗更有特色和成就。虽然他有复古的思想和主张，但他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是结束明代复古派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大诗人，也是开创清初诗歌抒写性情、反映现实新风较早的一个大诗人1。他生前所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多数收集在清嘉庆八年（1803）刊行的《陈忠裕公全集》。2《明史》卷二七七《陈子龙传》。
1参何龄修：《陈子龙》，《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四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2页。
第二节张煌言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父张圭章，天启四年（1624）举人，曾任山西盐运司判官，官至刑部员外郎。母赵氏早逝，故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长大2。
崇祯十五年（1642），张煌言考中举人。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烽火已燃遍全国，明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于是朝廷开始重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材，张煌言虽考文举，但仍须加试一些战事急需的武备科目。在考试时，朝廷“以兵事急”，令考生“兼试射”，而张煌言竟“三发皆中”，使在场者十分惊服。加之他平日留心时局，“慷慨好论兵事”3，故周围的人们对他更加敬重。
明亡后，明宗室的几个藩王先后成立了三个南明政权，但真正的抗清力量，却在民众之中。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攻陷江宁（今南京），弘光政权覆灭。清军渡江后的屠戮烧杀，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浙东地区的广大民众在士绅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飏等人的首倡下，举起了抗清的义旗。二十六岁的张煌言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也毅然参加了这支抗清队伍。随后，他作为义军的代表到天台迎鲁王朱以海到绍兴“监国”。先是，张煌言被鲁王授以“行人”之职，至绍兴，又被授以“翰林院修撰”，并任“入典制诰，出领军旅”之事。当时，鲁王诸将中，以石浦守将张名振势力最强。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在博洛的率领下进攻闽浙地区，同年秋，隆武政权灭亡，鲁王在张名振的护卫下逃往舟山群岛。张煌言随即匆忙赶回鄞县故里，与老父、继母、妻儿子女诀别，后追随鲁王一行至舟山。但舟山守将、与张名振军“相犄角”的黄斌卿却拒绝接纳鲁王。鲁王一行只得逃往福建长垣重建临时政权。张煌言与张名振待局势稍定后，又重返浙东与舟山地区，重新组织与招募义军。而张煌言又被鲁王加授“右佥都御史”之官职。
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四月，降清的明江南提督吴胜兆准备反正，张煌言劝张名振援吴胜兆，“遂监其军以行”，但当张煌言、张名振率义军水师至长江口的崇明岛时，突遇海上飓风大作，致使“舟覆”军亡，而落水的张煌言也被清军俘执，囚禁七日后，得人救助，“有导之出者”，逃出后“走间道复还入海”。途经黄岩时，被追赶的清兵“围而射之”，张煌言却仅“以数骑突［围］出”，自此他则“益习骑射”。不久，他又在浙东招募集结义军于上虞县平冈寨屯田拒守。其时，“诸山寨多出劫掠，独煌言与王翊［率义军］履亩劝输，戢所部勿扰民”，深得民众拥护。言与王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张煌言又朝“觐（鲁）王于健跳”。次年，张名振“奉（鲁）王居舟山”，随即，鲁王“召张煌言入卫”舟山。张煌言奉诏后，“乃以平冈（义）兵授刘翼明、陈天枢”统领，自己则率亲军赴舟山群岛，到达后，张煌言又被加授兵部侍郎的官职。
2全祖望：《张煌言年谱》，《张苍水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
3《清史稿》卷二二四《张煌言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张煌言在舟山得悉老父去世的讣告，逢此父丧之际，清军浙江提督田雄乘机致书张煌言以招降，被张煌言坚决拒绝。当年，清军进攻滃洲，张名振奉鲁王之命率义军攻打吴淞清军，“冀相牵制”。不久，清军攻陷舟山，张煌言与张名振只得偕鲁王进入福建的金门，依附郑成功军，联合抗清。然此时的郑成功使用的是南明唐王的隆武年号，对鲁王的到来，仅按月供给猪肉、大米之物，而“修寓公之敬”。张煌言见此状，尝对郑成功说：“招讨（指郑成功）自始至终为唐王出力效命，真可谓难得的纯良忠臣啊！”郑成功听后则答复说：“侍郎（指张煌言）您从始至终追随鲁王，与我岂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故张、郑二人虽各事其主不同，但其交谊却颇牢固深厚，故鲁“王亦赖以安居”。
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张煌言又奉命监张名振义军，并同率义军在郑成功军队配合下，经舟山攻至崇明，并进抵金山，但因兵力不足，只好撤回。次年，这支义军又攻至长江口的崇明，但遭遇清军的阻击而遭败绩。
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二张在郑军的配合下，又自吴淞攻入长江，义军进“逼镇江，登金山，望祭明太祖陵。烽火达江宁”，然由于上游的应援军队迟迟未到，只得退回崇明。同年，义军再度入长江口，攻占过瓜洲、仪真、燕子矶等战略要地，不久又只得率师退“还屯临门”。到永历九年时，郑成功派遣部将陈六御率师与张名振义军配合，攻取舟山。清军台州守将与义军约降，张煌言“以沙船五百（艘）迎之”，致使此战一举告捷。不久，张名振却因中毒身亡，临死前遗言将自己所统属的军队归由张煌言统辖指挥。
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1656），清军再次攻陷舟山，张煌言只得率义军在秦川一带与清军周旋。在此之前，永历七年时，鲁王朱以海见大势已去，便自去“监国”年号，张煌言虽仍事奉鲁王为主，但却只得将义军活动的情况，“通表”远在滇（云南）中的南明桂王朱由榔。
永历十一年（1657），桂王遣派使者，册授张煌言兵部侍郎、翰林院学士的官职。此时，清两江总督郎廷佐投书招降张煌言，张煌言回书以报：“来书揣摩利钝，指画兴衰”，倘若“庸夫听之，或为变色”动摇，但“贞士则不然”。大丈夫“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深厉，而卒以成事”。至于本人，“仆于将略原非所长，衹以读书知大义”。但“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只因“来书温慎，故报数行”。然“若斩使焚书”，亦不作回答，则“适足见吾意之不广，亦所不为也”。回信中，陈辞激越，慷慨激昂，丝毫不为诱降信中的“浮词曲说”而动心，充溢着随时准备牺牲的凛然正气。永历十二年（1658），张煌言率义军与郑成功军会师，将再度攻入长江，以图光复，但义军次抵羊山时，遇海上飓风大作，只得引军无功而还。永历十三年（1659），张煌言与郑成功一起，为牵制大举向云贵地区进攻的清军，再次率义军入长江作战。先是，义军抵达并占领崇明。张煌言对郑成功建议说：“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将义军“定营于此”，稍事休整，务使义军“进退有所据”。但郑成功未听从。当时，驻防长江的清军，在瓜洲金、焦二山间横上拦江铁索（俗称“滚江龙”），且在沿江两岸遍置西洋大炮，防守颇为坚固。张煌言却率义军乘十七条船机警巧妙地破坏了江防防线，在后援的郑军配合下，“翦江而渡”，于六月一举攻占瓜洲。攻克瓜洲后，张煌言又向郑成功建议全力攻取镇江，然郑成功顾虑驻守江宁（南京）的清军将赶往支援。张煌言则主张可先派一支舟师水军，佯攻直捣江宁北门，即观音门，这样“南京［清军］自不暇出援”。同时，他还提议这支水军应溯江而上，前往芜湖一带活动，以防阻江楚方面清军的来援。郑成功采纳了意见，并命他向南京方向进攻。此时，张煌言所率义军将属人数不满一万，渡江之舟不满百艘，仍毅然率军西行。不久，张煌言攻克仪真，并进军六合，沿途受到沿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仪征吏民赍版图迎降五十里外”1。当得悉郑成功攻克镇江后，张煌言又致信郑成功，言及当“先抚定夹江郡县”后，再从陆路进军，直取南京，但郑成功未采纳他的建议，“竟从水道进”2。致使有利战机瞬间丧失，而南京清军得以喘息并获后援而巩固城防。
六月二十八日张煌言军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面，停留两日仍不见郑军的到来，只得派遣别的将领率轻舟数十艘的水军，“直（西）上攻芜湖”，他自己则率军驻扎在浦口。待郑成功率“水师”到达后，张煌言又于七月七日赶到芜湖，在此，他“部勒诸军”，将义军兵分四路，分道攻城略地，且在沿途“移檄诸郡县”，张贴文告。许多故明降清的旧官吏，见到文告，纷纷倒戈，“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使义军很快便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
义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对民众百姓“秋毫无犯”。张煌言每“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致使出现“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泪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1的空前盛况。而“濒江小艇，载果蓏来贸易者如织”2，给义军很大支持与鼓舞。可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率军攻打南京城的失利，而很快急转直下。正当张煌言收复徽州时，闻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兵败之事，于是“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义）军为守计”，期待有利时机，再作他图。不久，张煌言又得到郑成功军已放弃瓜洲、镇江等地，而退回海上的消息，致使张煌言所率义军处于进退维谷、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很快遭致溃败。
此际，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一方面调遣水军切断张煌言义军东退的水路，另一方面又写信向张煌言劝降。张煌言对招降书“拒不应”，同时，为摆脱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向江西发展。当义军船队进抵铜陵时，却与湖广来援的大批清军水师遭遇，与之激战而败退。最后，张煌言“抚残兵仅数百，退次无为，焚舟登陆”。又从陆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张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发作，几不能行，但他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区。此后，他“收集旧部”，1沈冰壶：《张公苍水传》，见《张苍水集》。
2沈冰壶：《张公苍水传》，见《张苍水集》。
1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见《张苍水集》。2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见《张苍水集》。准备东山再起。郑成功得到张煌言生还的消息后，也将自己的部分兵力拨归他统辖，致使义军稍有壮大。张煌言将义军屯驻长亭乡，“筑塘捍潮，辟田以赡军”需军饷。同时，张煌言又派遣使者向桂王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桂王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的同时，又给他“加兵部尚书”的职衔。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张煌言又率义军移驻宁海县临门村，并加紧训练兵士。然在永历十五年时，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廷议徙海上居民”，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当郑成功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张煌言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曾写信给郑成功，“移书阻之”。不久，清军直下云南，终使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逢此危急之际，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可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为由，加以拒绝。于是，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兵”出战，“十三家兵”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要“十三家兵”出征，“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兵”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而未能出战。
清康熙元年（1662），张煌言又将义军移驻沙堤。其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郑氏政权。而鲁王则身居金门，故郑成功对其衣食供奉“礼数日薄”。张煌言虽对鲁王仍忠心不贰，且“岁时供亿”不绝，但又“虑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谒”鲁王。待到张煌言“及闻桂王败亡”后，便“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
不久，郑成功突然病逝于台湾，致使抗清斗争形势更为严峻。于是，张煌言只得转战于宁海县临门村一带。还师临门，更使张煌言感慨万千。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乘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义军此时虽多次奋战，然孤悬海上，被迫孤军作战，日渐势单力薄。为此有人提议将义军队伍拉上鸡笼岛驻扎，张煌言认为此议不可行，鸡笼小岛，四面环海，易攻难守，若遭致清军突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康熙二年（1663），南明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病逝1，张煌言得知此消息后，悲痛欲绝，放声痛哭，说：“孤臣多年以来栖栖遑遑奔走于海上，与部属相依为命而不肯离去者，只因我主鲁王您尚健存。现今您竟弃我辈而先故去，自今我辈更有何指望啊？！”次年，张煌言审时度势，眼见反清复明的大业无望，抗清斗争大势已去时，便痛下决心，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本人则携随从罗纶及部属数人，加上侍者一人，驾一条小船，登上南田岛（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个名悬澳的荒僻小岛上隐居，悬澳（嶴）小岛孤悬“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一行人在此岛上，“结茅而处”，暂时得以栖身。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与清军提督张杰并未放弃对张煌言的迫害，他们合谋要抓住他以邀功。为了侦知张煌言的下落与行踪，利用张煌言的一个旧部属，命他化装成普陀山的寺庙僧人，在海上四处打探、侦伺行踪，待侦知确切住所与踪迹后，清军乘夜半天黑之际，登上悬澳岛，并“引兵攀岭上”，进行偷袭，一举将张煌言、罗纶以及部属叶金、王发，1关于南明鲁王的卒年，说法颇多，记载歧异，皆不取，今依《列传》所载为是。侍者汤冠玉等人擒获。
当张煌言等被清兵押解至杭州时，浙江总督赵廷臣假惺惺地待以上宾之礼诱降，但遭张煌言的严辞拒绝。
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1664年10月25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真可惜这大好河山，竟使沾染腥羶！”1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2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同时就义还有罗纶等人。
张煌言遇害后，生前的友人山阴人叶振名（字介韬）登上越王岭遥祭忠魂，祭文长达六千五百余字，将张煌言与罗纶二人并称为“张司马二客”。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命录前朝“殉节诸臣”，并加以褒谥和祭祀。于是，清廷对张煌言加谥“忠烈”，且将其牌位入“祀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
张煌言一生仅活了四十五岁，其诗文著述甚丰，后人收辑整理名《张苍水集》。但此文集在清代一直被列为禁书，故仅有传抄稿本。直至1901年时，始有国学大师章炳麟将其排印（二卷本），附《北征录》一卷问世。1909年，又有国学保存会的排印本十二卷，补遗一卷，附录八卷出版。别有《四明丛书》本九卷，附录八卷传世。1959年，由中华书局对文集的诗文重加整理、校勘后，将《张苍水集》分为四编，包括《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及《北征录》；又，附录一卷，载有年谱、传略、序跋等。
1张煌言：《绝命诗》，载《采薇吟》，见《张苍水集》第3编。
2张煌言：《绝命诗》，载《采薇吟》，见《张苍水集》第3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