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储位斗争中继承皇位

雍正帝，名胤禛，康熙帝第四子，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生。六岁进尚书房，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

十六岁那年，他陪同其三兄允祉往祭曲阜孔庙，十九岁，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掌管正红旗大营，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孝庄文皇后，二十一岁受封为贝勒。二十三岁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工程质量。二十五岁，随同皇父巡幸五台山，次年侍从南巡江浙，对治理黄河、淮河工程进行验收。三十二岁时，始封为雍亲王。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雍正帝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不过对他影响至大的，还是康熙后期的储位斗争。

允礽自康熙十四年（1675）立为皇太子，时间渐久，自成一大政治势力，企图早日继位，便与父皇发生权力冲突，康熙帝一气之下，于四十七年将其废黜。诸皇子乘机谋取储位，皇长子允禔率先活动，受到康熙帝的指责，转而支持皇八子允禩。允禩早与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禵联结，以行仁义收揽人心，被朝臣举荐为皇储。康熙帝对他本有好感，但对他露骨地谋求储位深为不满，予以摈斥。康熙帝为平息诸子的争竞，于四十八年（1709）再立允礽，同时封诸子为亲王、郡王、贝子，胤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封为雍亲王的。胤禛也参与了这场储贰斗争，不过他不是为自己夺嫡，却是向康熙帝说允礽的好话，又同时与允禩保持联系。当康熙帝因废太子而伤心生病时，他自愿担任护理，请医调治。他八面玲珑，处处做好人，表现出政治上的圆滑和活动能力。

允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父皇不快，于五十年（1711）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允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允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他的同伙允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1。允禵于五十七年（1718）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指挥两路清军入藏，送达赖六世至拉萨，驱逐了一度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稳定了西藏局势。他的声誉日高，有可能成为储君。诚亲王允祉受命开蒙养斋馆，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他也“希冀储位”，以至允礽再废后，竟“以储君自命”1。

在诸皇子营求储贰的明争暗斗中，胤禛毫不让人，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多1《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五十七年折）》。

1《上谕内阁》，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谕。

少与众不同。胤禛深知，允礽再废后，谁活动有力，谁就可能谋得太子地位。他的办法是：一要想方设法取得父皇的宠爱；二要以废太子虐待昆季为戒，妥善处理好弟兄间关系；三要加意联络百官，尤其对康熙帝身边的大小臣僚多下功夫；四是大力培植雍邸人才，作为筹建江山的基干。胤禛采取两面派活动手法，外弛而内张，哄骗康熙帝、政敌和百官，取得了效果。康熙帝命他参加一些政务活动，还屡次去他的花园，与家人团聚，又召见胤禛的儿子弘历（乾隆帝），带到宫中养育。胤禛建立了一个小集团，其中有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隆科多、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

康熙帝晚年，储位久虚，诸皇子激烈角逐，甚至连国法、家法也毫无顾忌。康熙帝主意不定，但对允禵、胤禛有所偏爱，看来他要在这两人中选择一个。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皇帝病故，胤禛宣布圣祖遗诏：“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2。

雍正帝继位不久，社会上就流传他篡改康熙帝遗诏的说法：“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篡的位1。康熙帝是否遗命允禵嗣统？这种传说确有令人生疑之点。清朝制度，称皇帝的儿子必冠以“皇”字，如称十四子必云“皇十四子”，若改遗诏“十”字为“于”字，则诏书文字应成为“皇于四子”，于文理不通，雍正帝怎能以此明目昭彰的作伪夺位呢？

从现在已掌握的资料看，说康熙帝要传位雍正帝或允禵，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这个问题仍可存疑。但是按康熙帝遗愿胤禛合法继位的说法较可信，而指定允禵嗣统说的历史资料则更缺乏可靠性。

胤禛做了皇帝，以四十五岁的中年开始了君临天下的政治生涯，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的个人历史，自然地划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雍正帝在储位斗争中的胜利，有其必然性，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务实精神会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属人戴铎曾向大学士李光地称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为。”2事实上，在争夺皇储的斗争中，雍正帝提出整顿积习的振作有为的政治方针，与允禩的仁义方针相对立，以争取人心。第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康熙帝，使政敌不以他为意，没有集中力量对付他，从而轻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刻用上了力，如通过隆科多稳定京中局势，通过年羹尧控制允禵和稳定西北地区。

康熙朝的储位之争是统治者内部最高层次的权力争夺，凡参与者手脚都不会干净，都不那么高尚，所以雍正帝或他的弟兄允禩、允禵等人，即使康熙帝指定的继承人，谁上台都有谋夺的成分，都有可指责之处，但是过往较多的评论，赞扬允禵，贬责胤禛，同情允禩，这未必公允。

储位之争长达十几年，把一部分贵胄、官僚、文人以及西洋传教士卷了进去，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这种情况预示，它不会随着胤禛的继位而彻底结束，胤禛还必须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自然会影响雍正年间的政治。2原件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四辑121页。

2《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康熙五十七年折）》。

第二节　政治思想、才能和性格

雍正帝在康熙后期参与了储位斗争，形成他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他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过之。”1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

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2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1，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2，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3。他针对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4。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

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5，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6，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

第三，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7。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1。“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2。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

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1《雍正起居注》，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条，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谕；拱北楼书局版影印本。1《清世宗实录》卷3。

2《上谕内阁》，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谕。

3“朱批谕旨·范时绎奏折》，雍正六年六月二十日折朱批；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本。4《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折朱批。

5《清世宗实录》卷3。

6《清世宗实录》卷13。

7《清世宗实录》卷6。

1《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二月初三日条。

2《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正月十三日条。

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这一政纲，需要制定者有相应的施政智能和气魄，方有可能实现，雍正帝恰是这样的君主。

鄂尔泰等纂修的《清世宗实录》，说雍正帝“幼耽书诗，博览弗倦，精究理学之原，旁彻性宗之旨。天章睿发，立就万言。书法道雄，妙兼众体。每筹度事理，评骘人才，因端竟委，烛照如神。韬略机宜，皆所洞悉”3。这些评论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基本上是事实。雍正帝自幼受严格的教育，掌握了满文、汉文，熟悉儒家经典，并能有自己的理解。他具有较多的历史知识，能够吸取前人的政治经验，又提倡三教同源之说，学兼佛老。他文思敏捷，才能出众，能于日理万机之中，亲自书写朱谕、朱批，动辄千百言，一挥而就。

雍正帝具有刚毅的性格。他教导臣下：“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阻挠，不为纤毫动摇，操此坚忍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4他倡言要树立坚忍不拔之志，自己就是这样实践的。他强烈反对优柔寡断的性格和作风，主张办事不怕艰难，不怕阻挠，认准了就干。雍正帝的刚毅果断同急躁毛病连在一起。康熙帝批评他幼年“喜怒不定”，他自以为到成年改正了，其实并不彻底。康熙帝又以“戒急用忍”训诫他，他把这书写出来作为座右铭，但有时还是犯急性病。他很自信，有人批评“为人自圣”1，是说他自信过头了。

雍正帝勤于政事，自云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2，要把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两重职务都兼起来。他治理朝政，自朝至暮，少有停息，大致上是白天会见臣下，议决和施行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常常至深夜方休。他在繁忙中又特别认真，臣下题本的错字，重复汇报的内容，都在他精细审视下检示出来。因为勤政，加上一套有效的行政办法，所以他办事迅速，这也是他刚毅性格的表现。

雍正帝的才能，表现在政治上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较了解下情，也较了解自己；二是建立在了解下情的基础上的改革政治的抱负，以及改革的内容、范围和深度；三是处理政事的实际能力。雍正帝的才能紧紧地与他的政治思想、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

雍正帝的性格与他的政治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坚毅性格，使他勇于冲破反对势力的阻挠，坚定地实行他的改革政策。他的刚强果毅，产生雷厉风行的作风，办事迅速，讲求实效。他的急躁使他的果断不能完全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在有的问题上陷入盲目性，犯了轻举妄动的毛病。自信心有助于他坚强果敢，但自信太过，容易阻碍言路，影响政治的改革。

3《清世宗实录》卷1。

4《朱批谕旨·高其倬奏折》，雍正五年九月初二日折朱批。

1《李朝实录·英宗实录》卷40，十一年（雍正十三年）正月甲戌条，学习院东洋文化所究所1964—1965年版。

2《上谕内阁》，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谕。

第三节　政治斗争与处理政敌

争夺皇位的胜利者雍正帝，不想放过政敌允禩等人，允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只不过斗争的方式、性质有异于康熙朝罢了。

雍正帝于雍正二年（1724）对诸王文武大臣说：“尔等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1当皇帝的说这样的话，像是有天下为公之心，其实是被迫无奈，故作姿态，以此威胁众人尊奉他。事实上，不管那个皇子继位，都会因原先政敌的反对而威信一时建立不起来。所以康熙帝死后，统治集团上层的争斗有着削弱清朝政权的危险。雍正帝决定采取清除政敌、改革政治等措施，强化君权，树立自己的权威，克服初政的某种危机，巩固政权。雍正帝对允禩、允禵集团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直至消灭对方。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帝即封允禩为廉亲王，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先后让他掌管理藩院、工部事务，又任命允禩的支持者大学士马齐也为总理事务大臣，将允禩党人贝子苏努晋爵贝勒，将其子勒什亨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帝对这个集团的另一些成员则采取严厉的态度，一即位就征召允禵回京，削夺王爵，囚禁于遵化景陵，将允禟驱逐到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由年羹尧监视，将允■革爵，抄家监禁。这就使该集团首领分散于各地，联合不到一起，完全丧失东山再起的条件和机会。

雍正帝这样处置政敌恰到好处。虚尊允禩，实则是擒贼先擒王，以安抚该集团首脑，稳定政局。允禵在康熙季年、雍正即位之际政治影响力大，号召力强，如若对他尊宠，人们正可乘机向他靠拢，倒使他势力发展，不好收拾，所以对他以打击为上策。允禟之母宜妃健在，地位原属尊贵，在宗室中有一定威望。雍正帝对其母子不能不防，否则母子联合起来，可能乱政，还是把允禟遣发远地为好。允■不是该集团的最核心人物，给他严厉处分，既不会引起事端，倒可杀鸡儆猴，使那些非核心人物有所畏惧而不敢追随允禩、允禵。

允禩集团对雍正帝的当政非常藐视，时刻想推翻他的政权。允禵被召至京，雍正帝要与他亲近，他全不理睬。一次雍正帝训饬他，他表示不服，及至允禩命他下跪，他才听从。允禵的这番表现，显出他不服失败的劲头。允禩被加官晋爵，他的外亲都来祝贺，其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那一天掉脑袋呢！”1他们在雍正帝继位合法与否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的太监被发配边疆，沿途称冤，逢人便说：“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他们讲的内容都是涉及继位的大事，如改诏，又如说康熙帝是雍正帝害死的：“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1把谋父篡位的罪名，加在雍正帝身上，是最厉害的一招，是欲置于死地。

允禩集团有社会基础，大约因讲仁政，得到一些人的支持。雍正三年1《雍正起居注》，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条。

1《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条。

1《大义觉迷录》卷3。

（1725）三月，旗人蔡怀玺跑到景陵允禵囚禁处投送纸条，上写“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2。希望允禵坐江山，允禟之母宜妃为太后。同年，天津州民人郭允进自称遇洪觉禅师，得授韬略，书写“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的传单，浙江人欧秀臣将之刊刻，广为传播3。他们同情允禩，怨恨雍正帝，可能还要暴动。山西人令狐士义到西大通找允禟，表示“愿附有道之主，不附无道之君”，要联合山、陕兵民，以保允禟4。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春天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三月，青海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允禩一伙。四月，对允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5。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允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允禩的攻势，迨至三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允禩等人。至四年，允禟、允禩先后囚禁致死，允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允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允禩集团彻底垮台。

允禩等人与雍正帝的矛盾，在康熙年间是争夺储位，雍正初则转变为争夺皇位的斗争。雍正帝由于占据皇位的绝对有利地位，经过四年的努力，完全战胜了对方。

雍正帝的胜利主要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击败了政敌，而在思想领域，在舆论上，却没有达到这一目的。有人说他“凌逼弟辈”，惩处诸兄弟是“报复私怨”1。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为此上条陈，要求雍正帝“亲骨肉”2。当时舆论较强烈，雍正帝不予反驳，只表示那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并不追查造言人，对孙嘉淦还加以鼓励，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

事情还不局限于舆论，更有人利用为制造政治事件，这就是“曾静投书案”。曾静是汉族贫苦读书人，具有尊华夏贱夷狄的思想，希望恢复汉人的统治，改善穷苦人状况。他听说雍正帝失德诸事，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反对清朝的理由，乃于雍正六年（1728）派弟子张熙到川陕总督岳钟琪处下书，策动他造反，为汉人复仇。他在书中宣布雍正帝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3。把允禩党人散布的关于雍正帝继位的言论汇集起来，作为重型炮弹攻击雍正帝。

这时雍正帝已度过初政权力不稳的阶段，力量也增强了，就利用曾静提出的问题，寻找攻击他失德的言论制造者，以便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挽回他的名声。

经过追查，根源果然是允禩集团中的人。雍正帝指出：允禩、允禟的“奴2《文献丛编》第一辑《蔡怀玺投书允禵案》。

3《清世宗实录》卷44；萧奭：《永宪录》第29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4《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条。

5《上谕内阁》，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谕。

1《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谕。

2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3《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文定公神道碑》，乾隆三十四年刊本。3《大义觉迷录》卷1。

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1。雍正帝决心挽回自己的被动局面，迭发上谕，再次宣布允禩集团罪状，讲解储位斗争以来的历史，极力为自己洗白。他就曾静所列罪状，逐条辩解。他深知那些指责中关键是继位问题，特别详加解说。因为关于他“失德”的说法已散布在民间，他就想把他的辩词也使家喻户晓，于是把他关于曾静一案的上谕编辑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集成《大义觉迷录》，颁行各府州县，命地方官向民间宣讲。所以《大义觉迷录》成为雍正帝嗣位及初政的宣传品。看来雍正帝通过曾静案，对储位和皇位斗争的是非做了一个总结，宣布思想上和舆论上的胜利，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取得这个效果。

1《大义觉迷录》卷1。

第四节　改革赋役制度及对农民的政策

雍正帝把财政与民政联在一起考虑，进行了以下几项改革。

第一，清查亏空。雍正帝深知贪官污吏舞弊、钱粮短缺的严重情形，决心整饬吏治，清查钱粮。即位一个月就下达了命令。他首先讲了清理的必要性：各地亏空钱粮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渔，都是非法的。在先，大行皇帝宽仁，未对赃官明正法典，所谓勒限追捕，也不过虚应故事，亏欠依然如故。但由此而造成库藏空虚，一旦地方有事，急需开支，则关系非浅，因此必须清查。接着说了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1。

清理令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动了起来。在户部查明亏空二百五十万两，雍正帝责令该部历任堂官、司官和部吏赔偿一百五十万，另一百万由户部逐年弥补。内务府官员李英贵等人冒支正项钱粮百余万两，雍正帝抄他们的家产来抵偿。

地方上的清查，在雍正元年普遍开展起来，当年被革职查封家产的地方大员很多，其中有湖广布政使张圣弼、湖南按察使张安世、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原山西巡抚苏克济被人告发贪赃四百五十万两，雍正帝抄没其家产外，责令其家人赵七帮助赔补二十万两。

严厉的清查，经过三年，取得相当效果，中央的清理基本结束，一些省区，如直隶、河南、山西等省弥补了亏空。有些省份虽也获得一些效果，但虎头蛇尾，企图草草了结。雍正帝对此极为不满，下令展限三年，务期彻底搞清，否则重治督抚之罪。

第二，实行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雍正帝清理亏欠，赃官赔偿以外，就令官员以羡余来弥补，所以清理财政的同时，必须进行耗羡提解。

康熙末年有人提出整治滥收火耗和改变它的用途的建议，认为耗羡除允许州县官动用一部分外，其余的归省里，用作公共事务。康熙帝不赞成。他说，征收火耗原是地方官的私事，若允许他部分归公用，就是中央政府承认此项征收是合法的，他本人将落个实行加派的罪名。雍正帝同乃父态度不同。雍正元年，山西巡抚诺岷请求将该省各州县耗羡银全部上缴布政司，一部分用作抵补无着落的亏欠，一部分给官员作养廉银。这是全面实行耗羡提解的办法，雍正帝当即批准实行，并在全国推广山西的做法。

耗羡提解的目的之一，是要制止官吏乱征附加税，降低火耗率，以减轻税民负担。雍正帝对于耗羡率，只许减少，不许增多。他说，如地方官员“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1。耗羡归公后，各地火耗率与实行前发生变化，大多数地区耗羡率降低在正额钱粮的一至二成之间，比原来的高耗羡率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扭转了地方官狂征滥派的严重情况。耗羡提解以后，雍正规定，它的用途为三大项；一是给官员的养廉银，二是弥补地方亏空，三是留作地方公用。第二个用项在雍正初年清理财政中业已实行，待清补完毕，这部分银子就改用到其他两项上。

清朝实行低俸禄的制度，致使官员贪赃枉法，滥征火耗银。耗羡归公了，但从中提出一部分，作为他们办公和生活补助费，不再多贪占，以维持其“廉1《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谕。

1《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十月十四日条。

洁”，称为“养廉银”。在雍正朝，由于清查亏空和实行养廉银制度，官场确实较前清廉。

第三，实现摊丁入粮制度。清朝政府的徭役，无田的穷民不堪负荷，有田有势的又勾结官吏进行规避。康熙时就有官员看到贫富差役不均的情形，有人提出改革办法，没有被康熙帝批准。雍正帝即位后，就面临这个棘手问题。

雍正朝摊丁入亩首先提出者是山东巡抚黄炳，他看到人丁逃亡日益严重，于雍正元年六月提出倡议。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发出同样的呼声。雍正帝认为，“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准备以后再办，因而始则责备黄炳“冒昧渎陈”1，继而把李维钧奏折交户部讨论。户部同意李维钧的条陈，雍正帝仍不放心，又让九卿詹事科道共议，有人就摊丁提出疑议，因田亩有大小好坏之别，怕摊得不均。雍正帝遂命李维钧详细规划具体办法，要做到对国课无损，于穷黎有益。李维钧遵命筹划，准备把地亩分为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不至于好坏地负担轻重不均。十一月，雍正帝认为他“筹度极当”，办法完善，就命他于下年开始实行2，并命黄炳向直隶学习其具体办法，以便推行。这样，摊丁入粮的大事，经过半年的讨论，就定下来了，在全国次第实施。

第四，推行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绅衿享有法定的豁免杂项差徭的权利，还谋求种种非法特权。雍正帝痛斥那些“荡检踰闲不顾名节”士人的种种不法罪行：他们“出入官署，包揽词讼”，勾结地方官，分享政府的司法权；“武断乡曲，欺压平民”，称霸乡里；“抗违钱粮，藐视国法”；“代民纳课，私润身家”，即揽纳钱粮，加以侵吞3。绅衿合法和非法的权利，造成平民与绅衿的对立，他们的不法行为，同政府的法令和权力也发生冲突。他们腐蚀各级官员，是产生吏治败坏的一种社会因素。封建国家要保持它的机器的正常运转，它的统治的稳定，就必须与不法绅衿作斗争。雍正帝看到问题的症结，于雍正二年二月，下令革除标志绅衿特权的“儒户”、“宦户”名目，不许他们借此营私不法1。为此，他颁行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

士民一体当差。雍正元年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发布告示，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2，次年豫抚田文镜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省。

严禁绅衿包揽钱粮。雍正五年（1727）定出惩罚事例：凡贡监生员包揽钱粮而有拖欠的，不管多少，一律革去功名；拖欠至八十两的，以赃或枉法论处。

严禁绅衿欠粮。制定两条新法令，一是雍正六年规定，凡系绅衿拖欠钱粮，地方官要把他同平民欠粮分开，单独汇报，以便照绅衿抗粮例治罪。一是雍正八年定例，州县官要把生员应纳钱粮造册送学官，由学官协助督促完纳。

严禁绅衿驾词兴讼。河南进士王辙伙同伊伯武生王允彝、武生王甸极等包揽词讼，诈骗钱财，雍正帝革其进士，对他们严行审判。

1《朱批谕旨·黄炳奏折》，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折朱批，第九册。

2《朱批谕旨·李维钧奏折》，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折朱批，第五册。

3《上谕内阁》，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谕，第十一册。

1《上谕内阁》，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谕，第四册。

2《朱批谕旨·石文倬奏折》，附班第奏折，第十一册。

加强对生监的管理。政府规定：每年年底，生监要五人互保没有抗粮包揽等事，生员完粮后，方准应试。

严禁生员罢考。政府一系列的政策，触动了绅衿特权，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最严重的是雍正二年河南封邱罢考，生监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3强烈要求维护他们的特权。雍正帝指示地方官对肇事者严行惩处，又派刑部侍郎赴豫审理，将为首者处斩。

第五，制定主佃关系法令。绅衿不法，虐待佃户尤甚。雍正帝在处理主佃关系上，也注意打击不法绅衿。雍正五年，田文镜上疏，请将苛虐佃户的乡绅按照违制例议处，衿监吏员则革去职衔。雍正帝提出，他只考虑绅衿欺凌佃户，却没有顾及佃农拖欠地租及欺慢田主的问题，命再议论。于是定出田主凌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规定秀才监生“私置板棍，擅责佃户”，“革去衣顶职衔”，并“杖八十”1。至雍正十二年加以改定，律文是：“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勘实，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照律治罪。..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皆革去衣顶职衔，按律治罪。至于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照律治罪，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2清朝法律，凡人之间拷打监禁，罪止杖八十。雍正帝定律例，将绅衿擅责佃户以满刑论处，表现了严厉禁止绅衿凌虐佃农的态度。这种主佃关系的律例，既保护地主收租，又保障农民人身地位，但本质上它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不过它以法律的形式不允许地主非法虐待农民，对其特权有所抑制，给予农民的人身以某种保护，较前确是一个进步。

3《朱批谕旨·石文倬奏折》，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折。

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09《刑部·刑律斗殴》；宣统二年，商务印书馆版。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0《吏部·擅责佃户》。

第五节　变更行政制度

雍正帝整理财政的同时，对行政机构、管理制度也作了一些重大的改革。首先，确定秘密立储制度。清代原无行之有效的立储法，清太宗、世祖继位都曾发生过争权的斗争，圣祖时储位几度反复，后致虚悬，别无良策。世宗对这个问题考虑颇深，即位不久，于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在乾清宫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宣布他的秘密立储法。他先讲了立储的原因：圣祖临终建储，完全成功，是因他神圣睿哲，自能主持，而本人不如先帝，今为宗社久安着想，故应早为之计。接着说明立储方法：把指定储君的诏书，藏于匣内，将匣子置于顺治帝书写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皇帝宴驾后始得启动，以便预定的新君继位。这储君是谁，本人不知，诸臣不晓，一概保密。宣布完后，得到诸王大臣拥护，秘密建储制度就这样确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新的立储方法。

其次，完善与推行奏折制度。奏折是官文书制度，是清代皇权政治发展的产物。它始出现于康熙年间，但在奏者范围、传递方法、疏奏内容及朱批等方面，都还没有制度化，雍正帝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关于奏折的撰写人，他明确规定中央部院侍郎以上和翰林科道各官，地方督抚提镇及藩臬学政，中央派出的盐政、关差、织造等，有的道员、知府、同知、副将等中级官员，由帝特许，亦可撰写。这样既明确了奏报人的职责，又扩大了它的范围。

为了保证奏折的内容不致泄漏，雍正帝定立了一套保密制度。撰写人须亲自书写，一般不许他人代笔，写就不得外传，否则治罪。由宫中制作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专门用作储藏和传递奏折。督抚以上大员的折子，派专人送到大内乾清门，交内奏事处，直达御前，而不像题本交通政司转呈。一般官员的折子，亦差专人送到雍正帝指定的亲信大臣处，由他们代呈，代交人当然无权知道折子的内容。雍正帝阅毕，作了朱批，折子由原渠道发回。在奏折的内容上，较之以前，更为丰富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利用它商讨政务。雍正帝说：“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1。臣下可以将拿不准的问题提出来，请皇帝裁夺；皇帝对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问题，可以询问臣下，以增长见识，作出决断。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前述的摊丁入亩政策，就是在雍正帝与黄炳、李维钧等疆吏、中央九卿间通过奏折反复筹商而最后定下来的。奏折被用来讨论政事、决定政策，就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力。这也是康熙朝所没有的。

自雍正帝把奏折制度化以后，地方官有机要事务都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这样题本就成了官样文章，价值大大降低。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官员上奏折的也越来越多，使它成为主要的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再次，设立军机处。雍正五年，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七年正式出兵。

与此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1《清史列传》卷12《觉罗满保传》，中华书局1928年版。

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无专官”1。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

军机处的主要职责是，遵奉谕旨，写成文字，并予转发。雍正帝每天召见军机大臣，有时一天召见数次，像在西北用兵紧张之时，张廷玉“内直自朝至暮”，“间有待至一二鼓”2，以备随时应召。召见时，雍正帝指示各项事件应如何办理，有时向军机大臣询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作出裁决。军机大臣根据旨意，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

军机处主要是作文字工作，雍正朝的军机大臣，不过是传旨办事，对制定政策起的作用不大，乾隆时当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说，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3。这就是说，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它只能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权的势力。

雍正帝创立军机处，把它和奏折制度相结合，即以朱批谕旨答复臣下奏折，召见军机大臣授以政事机宜，天下庶务总归他一人处理。明太祖朱元璋罢丞相升六部，使“天下庶务皆朝廷总之”，他一人处置不过来，就指定当时还是低级官员的大学士协助处理，但那时内阁制度还没有形成，大学士帮不了他的忙。雍正帝不同，设立军机处，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时处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权力比明太祖还要集中，他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权力更没法与他相比，他是真正集权力于一身，总理天下庶务了。

1王昶：《春融堂集》卷47《军机处题名记》；嘉庆十二年刻本。

2张廷玉：《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2，光绪六年刊本。

3赵翼：《檐曝杂记》卷1，《军机处》，中华书局1982年版。

第六节　思想文化政策的实施

雍正帝本身学兼儒、佛、道，希望臣民安分守己，都统一在儒家思想之下，于是利用教育制度和移风易俗的措施，进行教化。他实行向孔子顶礼膜拜和奴化教育方针。雍正帝说：“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1别的帝王只讲孔学对臣民的意义，他则坦白承认它对帝王的绝大好处，所以极力推崇它。雍正元年追封孔子先人五世为王，次年把临雍的“幸学”改称为“诣学”，表示君主对孔子的尊敬。又为孔子的名字避讳，致使后人用“丘”字处，除“圜丘”一词外，都得改写成“邱”字。雍正帝到孔庙祭奠，亲自下跪，别人认为他礼仪太过，他却说只有这样，才能心安理得。雍正五年，将孔子诞辰的中祀礼，改为大祀，与康熙帝诞辰礼相同。

雍正帝尊崇儒家思想，通过学校教育和科举的途径进行宣传。雍正帝取士，第一重视四书文。雍正十年敕谕负责科举的礼部：“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2。他认为只有四书文才是检验士子真才实学的根据，故而加以提倡。后来乾隆帝也力行倡导，致使官方以四书文为唯一的正经学问，其他的则成了“杂学”、“杂作”。其实以朱注为标准的四书文取士的办法，只能窒息人才，培养忠实于帝王的奴才。雍正帝还重视在科举中加试《孝经》。顺治时乡试第二场有《孝经》试题，康熙时罢废，雍正帝为讲求孝道，把它恢复了。童生复试，本来有“小学”试题，雍正帝把它取消，改从《孝经》出试题。其实《孝经》可出之题甚少，臣下提出这个问题，雍正帝拒不考虑，因为他认为通过科举进行孝道教育最重要。雍正帝加强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

汪景祺，浙江钱塘举人，投到年羹尧幕下，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讥笑康熙帝书法，非议康熙帝谥号和雍正年号的内容，还有《功臣不可为论》一文为功臣说话。年羹尧案发，汪景祺著作被抄出，雍正帝将他按大不敬律处斩。侍讲钱名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作诗盛赞年羹尧平青海的功绩，年案发生，雍正帝说他是儒门中好钻营的无耻文人，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以诛其心，并命臣工作诗以讽刺他，还叫他把这些诗收集起来，编成《名教罪人》一书。有的官员诗作讥刺无力，雍正帝还处罚了他们。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官礼部侍郎，是隆科多和兵部尚书蔡珽推荐的，雍正四年任江西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荒谬，抄家革职，监禁致死，复遭戮尸之辱。汪、钱、查因与年、隆、蔡珽等案有牵连，作为政治斗争牺牲品而被祸，但惩治他们的缘由，主要是因文字中写了触犯忌讳的话所致。汪、查都是浙江人，致使雍正帝认为浙江文人无耻至极，用停止该省乡会试的办法以示惩诫，浙江士人因而遭殃。

雍正七年（1729），发往西北军营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陆生柟，著《通鉴论》十七篇，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涉及到当朝朋党之争等敏感问题。雍正帝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1，下令将其在军前正法。也在军前效力的监察御史谢1《清世宗圣训》卷4《圣学》。

2《清朝通志》卷72《选举》，商务印书馆“十通”本。

1《清世宗实录》卷83。

济世，借着批注《大学》，“毁谤程朱”2，对理学提出责难，雍正帝命在处死陆生柟时用其陪绑，以示惩诫。

前面说过的曾静案，又引出吕留良的案子。吕留良是清初理学家，著述甚多，富于民族气节，拒绝康熙帝博学鸿词的征召，强调华夷之别，曾静供出受他的思想影响，雍正帝就将他开棺戮尸，处死他的儿子及徒孙，家属发遣宁古塔（今吉林省宁安），给披甲人为奴。

吕案发生后，纯因文字关系页产生的案子增多，如进士徐骏，因诗曰“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思念明朝、反对清朝，雍正帝也认为这是讥讪悖乱的言论，将徐骏斩决。又如浙江人、宛平县丞吴茂育，作《求志编》，该书的一个版本，有请人写的一篇序文，文末用于支纪年，未署雍正年号，被人告发，雍正帝指示浙江官员“严加审究，毋涉疏纵”3。这类文字狱的发生，是为强化思想统治的需要，适足表现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严酷和反动。

大搞祥瑞，是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所喜好的活动，但也为一些君主所厌恶。雍正帝属于前一种人。他醉心于祥瑞，地方官投其所好，报告祯瑞的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名堂繁多，诸如嘉禾、瑞茧、蓍草、瑞芝、瑞麟、凤鸟、甘露、卿云、五星联珠、黄河清，应有尽有。地方官一报告，雍正帝就叫宣诸史馆，有时还要讲一讲天人感应极其快捷的道理，表彰一些人，告诫一些人。他这样讲求祥瑞，并非他真信那些怪诞之说，这从“卿云现”一事中表现得最清楚。雍正六年九月曾静案发生，给雍正帝加上谋父逼母的不孝罪名，十二月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折，声称圣寿节那天云南出现“卿云”，当地有的官员则说没有见到，否认出现“卿云”。雍正帝宁信其有，支持鄂尔泰，说他有强烈的爱君之心才这样奏报，而那些说没有发现的人藏有幸灾乐祸的邪心，为此嘉奖鄂尔泰及云贵官员，为他们加级晋爵。原来古人认为卿云现，表示天子孝。雍正帝意图用此说明他是大孝之人，才有这种天象出现，而绝对不是曾静所讲的不孝逆子。所以他是利用报祯祥来同反对派作斗争，以巩固他的统治。

雍正帝青年时代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与僧侣往还，并著《集云百问》论佛旨，自号“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即位初期自比“释主”，用比丘文觉密参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对。雍正帝否认缁衣参政，但对释氏有节制。到晚年，在宫中做法会，亲自收门徒。他大修古刹名寺，给僧人赐封号，支持禅宗中的一派，著作《拣魔辨异录》，参与佛教内部宗派的斗争，又搞了《御选语录》一书，阐扬其佛学观点。雍正帝与道士也频繁接触，宫中养着娄近垣、贾士芳、张太虚等人，但因一时恼怒，又把一度称为“异人”的贾士芳处死。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认识到儒、佛、道三教学说中的一致性：“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1。即都是教育老百姓如何做人，如何安分守常。他是把儒、释、道三方面统一用为统治臣民思想的工具，以强化他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同时，因为用沙门做谋主，也必须提高兰若的地位。但他不是佞佛，他要左右僧侣，而不允许佛教驾驭他。雍正帝身为天子，是俗民的最高统治者，又以宣讲佛教宗旨的权威解释2蒋良骐：《东华录》页457，中华书局1980年版。

3《朱批谕旨·程元章奏折》。

1《清世宗关于佛学之谕旨（二）》，《文献丛编》第三辑。

人自居，大量干预佛家内部事务，有类于精神教主。他身兼俗王与法王的双重地位，使他的统治成为政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而变得更加神圣。

雍正帝谕百官：“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周礼》一书，上下有等，财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奢侈也”1。他认为崇尚节俭，才能使官民各守本分，尊重名器，无有僭越，因而社会安定，黎民乐业。而要做到崇朴素去奢华，在于采取必要的措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他根据这种认识，倡导移风易俗，维护既定的服色、婚姻、丧葬法规，并对它们的不完善或不实用的部分加以改定。雍正元年，他禁止官民服用五爪龙图案的纱缎衣物。五年，更定王公百官衿士朝服顶带制度，比前朝的详细得多。在婚丧方面，规定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禁止出殡设宴演戏，禁用金银殉葬。娱乐方面，不许官员私设戏班，禁止盐商挟妓嬉游，不准旗人沉湎梨园，斗鸡赌博，甚至民间祈神赛会，也以糜费和男女混杂有碍风俗而一度禁止。

此外，他还孜孜不倦地搞了一些“教化”活动，推行他的愚民政策。

雍正帝把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敷衍成《圣谕广训》一书，全面系统而又通俗地宣扬三纲五常，令百姓甘当顺民，为使民人知晓，规定在军民中宣讲。民间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进行，届期，城里的官民齐集学宫的明伦堂，听主讲者宣读。农村由乡约主持、宣讲后，对村民进行善恶两类的登记，以惩恶扬善。《圣谕广训》不过万言，每次讲一条，八个月也就讲完了。雍正帝反复要求宣讲，也只能流于形式。曾静案后，雍正帝又命地方官宣讲《大义觉迷录》，若不用心，则予治罪。乾隆帝继位后不但不让宣讲，反把这本书作为禁书。雍正帝提倡拾金不昧，也搞得煞有介事。河南一个农民拾到一百七十两银子，交还失主，河南巡抚田文镜赏他五十两银子，并挂匾额，雍正帝又赏一百两，还给他七品顶带。他得的实惠已远远超过拾物。雍正帝以此鼓励、倡导民风淳朴，是真正的祥瑞。以重赏诱人不拾遗金，不可避免出现作弊现象。于是报拾金不昧的很多，有不少是虚假的。所以雍正朝的道不拾遗，多系雍正君臣的渲染与粉饰。

1《清世宗实录》卷10。

第七节　改土归流及对边疆民族的政策

雍正帝在处置民族事务方面，也贯彻改革的精神，积极经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坚决镇压某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改革民族地区的建制。康熙年间，统治青海广大地区的和硕特固始汗的子孙受清朝政府的封爵，其中罗卜藏丹津于康熙末年随同抚远大将军允禵进军西藏，驱逐准噶尔势力，袭封亲王。雍正元年，他令诸首领放弃清朝封爵，在取得喇嘛教圣地塔尔寺大喇嘛支持后，发动叛乱，进攻西宁，一时聚众二十余万。在他的影响下，青海、四川、甘肃的藏人也跟着暴乱。雍正帝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统兵进剿，以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年羹尧经过周密的部署，大败叛军于西宁地区。雍正二年二月，岳钟琪追击残敌于柴达木，一举获胜。雍正帝论功行赏，封年、岳为公爵，批准年羹尧提出的处理善后十三条事宜。雍正帝向青海派驻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务，把西宁卫改为西宁府，下置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使青海这一重要地区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又把藏人活动地区的甘肃凉州卫改为凉州府，增设武威县，改镇番卫、永昌卫、古浪所为县。这一措施有利于稳定青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少数民族。

允禵从西藏驱除准噶尔势力后，康熙帝用藏人康济鼐、阿尔布巴等治理前藏，颇罗鼎管辖后藏，并留二千名蒙古兵驻防。雍正帝即位，撤回驻军。雍正五年，阿尔布巴叛乱，阴谋投奔准噶尔，颇罗鼐自动起兵平叛。雍正帝闻讯，指示：“当趁此机，先将西藏事宜料理清楚，以为边防久远之计”1，即派左都御史查郎阿率军一万五千名进藏平乱，诛杀首逆分子。总结上次撤军教训，留兵二千，分驻前后藏。设立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分统驻藏部队。驻藏大臣是固定职务，不便频繁更换，又怕内地官员入藏生活不适应，遂定三年一轮换办法。这时的驻藏大臣主要任务是管理清军，稳定藏中局势，与乾隆后期的驻藏大臣同达赖共理藏中事务有所不同，但它却开了这一制度的先河。

在西藏事件中，雍正帝总把西藏与准噶尔联在一起考虑，他说：“准噶尔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二。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2在他看来，西藏和准噶尔对清朝都是至关重要的：准噶尔安宁，西藏则不会生事；西藏不平静，也会引起蒙古的骚动。造成这些关系的因素是喇嘛教，他又说：“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1。要利用喇嘛教，就不能不注意西藏问题。雍正帝在料理西藏事务时兼及准噶尔问题，具有全局观念，西藏局势稳定，以便他专力对准部用兵。

雍正帝于雍正五年筹划对准部战争，准备钱粮，训练士卒，制定作战方案。雍正七年，用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进军征伐。但前线连吃败仗，雍正帝囚禁岳钟琪，屡换北路军营将帅。到后来，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开始谈判。雍正帝消灭对方的目的没有达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钟琪、傅尔丹等轻敌骄满是重要因素。未出师前，雍1《鄂尔泰奏折》，《掌故丛编》第四辑，故宫文献馆出版。

2《鄂尔泰奏折》，《掌故丛编》第四辑，故宫文献馆出版。

1《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谕，第十四册。

正帝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2其实他的统兵将领就不怎么样，前任抚远大将军、后任绥远将军马尔赛连逃敌都不敢截击。岳钟琪疏言有“十胜”的把握，不过是一些大言、浮言。他出师未战，就遭到敌军突然袭击，其后老师糜饷不能立尺寸功。傅尔丹轻信敌间谍之言，进军中伏，吃了大败仗。主帅这样的思想状况，怎能指挥军队打胜仗。雍正帝频频更易主将，屡换屡不得人，调度乖方，其失败是必然的。

改土归流是雍正帝对南疆土司制的一项重大改革。雍正二年，他就深感土司制的弊端与土司的作恶，在给四川等地的督抚上谕中说：“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1，要求他们加强对土司的管理，但他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说了也不起作用。到雍正四年九月，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上奏折，建言改土归流，并拟定了实施方针：“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者，“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相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就是说改流的策略，既要用兵，又不专恃武力，争取波及面小，尽量减少阻力，以便迅速实现安定。雍正帝早就欣赏鄂尔泰的才能，按照他的“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相信鄂尔泰能办好这件事情，所以边看奏折，边批“好”学，最后批道：“朕心中嘉悦，竟至于感矣！有何可谕，勉之！”2全部批准他的建议，勉励他努力实行。为提高鄂尔泰的威望与事权，实授他云贵总督，又加兵部尚书衔。广西与贵州接壤，改流事务较多，雍正帝特将广西从两广总督属下划出，归鄂尔泰管辖，使他成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此外还调整了川滇边界不合理的行政区划。西南地方行政的这些改革，为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做了组织准备。

在雍正帝的指导下，鄂尔泰、张广泗、哈元生等督抚提镇努力推行改流政策，到雍正八年（1730），云贵地区基本完成了改土归流。湘、鄂、川的改流准备得较充分，到雍正末年、乾隆初年亦告完成。整个改流的地区，以贵州涉及的最广泛，它新设的州县竟相当于原有州县的面积。改流的内容包括取消世袭土司，设置府厅州县，派遣流官，增添镇营，改革赋役制度，兴办学校等项。雍正末年，贵州古州地区发生破坏改土归流的叛乱，雍正帝派兵镇压，到乾隆初年获得成功，巩固了改流的成果。

2《朱批谕旨·张元佐奏折》，雍正七年五月初九日折朱批。

1《上谕内阁》，雍正二年九月十九日谕，第四册。

2《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折及朱批，第二十五册。

第八节　家庭生活和死亡之谜

雍正帝有八个皇后和妃嫔。皇后那拉氏幼年入雍邸，雍正九年（1731）病故，雍正帝因生病，没有亲临含殓。最宠爱的是年贵妃，她是年羹尧的妹妹，在康熙末、雍正初曾有专房之宠。为雍正帝生子女最多的是齐妃李氏，但她儿子不成才，李氏就没能获得皇帝进一步的宠幸。钮祜禄氏生了弘历，被封为熹贵妃。雍正帝多妻妾，但传说他好色伤身，则是不确实的。

雍正帝有十个儿子、四个女儿，但长大的只有四子一女。其中，弘时因罪被削除宗籍，可见雍正帝对他是很残酷的。雍正帝最喜爱弘历，其次是弘昼，封弘历为宝亲王，预示未来接掌大宝，封弘昼为和亲王，希望他与弘历和衷共济，保住他一脉相承的江山。他原喜欢年贵妃生的皇八子福惠，福惠八岁夭折，对雍正是个不小的打击。雍正帝做皇帝后没有女儿，就将允祥等人的女儿养于宫中，封为公主。

雍正帝经营了圆明园宫苑，常在圆明园与大内两处居住。他青年时中过暑，以后就怕炎热，故以较凉爽的圆明园为栖身之所，住在冬暖夏凉的九洲清宴、四宜书屋、万方安和等处。他同一切君主一样，有犬马之爱，对当时进口的西洋器物，表现了相当浓厚的兴致，如喜用温度计、望远镜、西洋眼镜，对西洋装束和西洋画也颇有兴趣。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1，至二十三日子时就驾崩了。怎么这样快就死了呢？郑天挺先生认为“是中风死去的”2。这属于正常死亡。有一种传说，说是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进宫刺杀的，此实为无稽之谈，然而流传很广，在民众中至今仍有市场，文艺家以此题材编造各种故事，此类小说、电影、戏剧不断出现，情节也越发离奇。但真正考察历史，关于雍正的死，还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如金梁曾怀疑雍正帝是吃道家丹药毒死的3，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对此作了一些论证，认为雍正帝是“服饵丹药中毒而死的”4。鉴于雍正帝亲近道士，误食丹药中毒是很有可能的。不过此说尚待进一步验证。雍正帝死后，根据他的秘密立储方法，由皇五子宝亲王弘历继位。嗣皇帝将乃父葬于易县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总起来看，雍正帝政治的积极方面占主导地位。当时的客观条件为政治改革提供了可能性，而雍正的主观条件，使之得以实现。雍正帝很有才华，又有政治斗争经验，他认识到清朝前进道路上要克服什么障碍，多少意识到社会发展的要求。他从实际出发，决定了他提出的社会改革的内容。他实践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调节、缓和了社会矛盾，造成那个时代可能有的比较清明的政治，促成国力的强盛和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了康熙朝政治中的清明成分，并为乾隆时期的鼎盛准备了更充分的条件，促进清代社会持续发展。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雍正帝是奋发有为的、对历史发展作出贡献的君主，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1《清世宗实录》卷159。

2《清史简述》，页47，中华书局1980年版。

3《清帝外纪·世宗崩》页89，1934年序本。

4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页297。

他及他的政治改革事业，在历史教科书上应当占有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