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老作家欧阳山和几位同志座谈文艺改革问题。下面是他们谈话的纪要，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议论。
欧阳山：几个关心文艺改革的朋友在一起聊天，经常会接触到这些问题。现在我来扼要地给大家介绍一些和文艺改革有关的想法。其中有些本来是在座朋友的意见，也有些是从书报上看到的，或在跟青年作家们谈话的时候听到的。
这些意见和想法，可以作为朋友们的摸索和经验，也可以作为和其他老作家、中青年作家交流意见，共同切磋的资料。
下面，我就把这些想法归纳一下，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 × ×
运用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改革一切旧的文艺创作、批评、教学，研究，建设有民族气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文艺创作、批评、教育、研究。
在文艺创作方面：
1.赞成和现实生活相结合。不赞成主观唯心倾向。
2.赞成和人民大众相结合。不赞成狭隘的“自我表现”的小圈子。
3.赞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赞成思想解放、创作自由、批评自由和反批评自由。不赞成思想僵化，不赞成土教条和洋教条，不赞成古代教条和现代教条。
4.赞成文艺改革、开放；赞成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文艺的有益成分。不赞成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赞成生搬硬套、因袭模仿和全盘西化。
5.赞成创造各阶层的正面和反面的，有血有肉的，丰富多彩的典型性格。不赞成从概念出发的“高、大、全”（假、大、空）论；不赞成“非英雄化”论。
6.赞成反映生活的主流；赞成题材多样化，古代、近代、现代生活，从历史画卷到静物素描，都应该写；赞成从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多侧面反映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成就。不赞成图解政策的“写中心”论。
7.赞成崇高、鼓舞、积极、向上的精神境界和健康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的社会效果。不赞成消极、悲观、怀疑、迷惘的情绪，不赞成卑鄙、低劣、污秽、下流的格调。
× × ×
我努力使我的介绍尽可能准确，但不一定做得到。朋友们随便聊聊，漫谈漫谈吧。
于逢：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要和现实生活相结合。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革命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既强调了现实生活的客观性，又强调了文学艺术家的主体性。新文学运动六十多年来，每个革命历史时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帮助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证明唯物的、能动的反映论是正确的。
但近几年来出现了一股文艺思潮，说这是“线性思维定式”，说唯物论的反映论只是摄影机，无视了文学艺术家的主体性。但谁曾说过我们的文艺只能是摄影机呢？说文艺是镜子是有的，他是列宁。列宁曾最深刻地剖析了老托尔斯泰这面镜子在反映俄国革命中的主体意识。事实上，纯客观的反映是从来不存在的。任何作家反映客观生活，莫不带着自己的主观，不必为“主体的失落”担心。问题是，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主体”罢了。
这股文艺思潮主张“改革”，就是要改掉其所称的“线性思维定式”，要求作家把自己封闭于现实生活之外，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内心，吟味所谓“内宇宙”运动的奥秘，作自我表现。它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强调人的自然性，终于把二者分裂，以后者掩盖了前者。它认为文艺上人物的性格都应是：美中有丑，丑中有美，善中有恶，恶中有善，神魔斗法，相生相克，变人变兽，人兽难分，如此等等。这是把人物的性格抽象化了，抽象为种种的两极元素。这样的结果，陷入了主观唯心论，是必然的。
梵杨：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这一点，似乎还没有人公开提出异议。真正的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物。这反映物当然不能同反映者——人的本身无关。宋代大诗人苏轼在《琴诗》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透彻：“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没有与“我”绝缘的艺术，它总是主、客体相结合、客体通过主体而显现的东西；离开客观世界，反映只不过是漂亮的谎言；离开“我”，就无所谓反映；反映者的各种因素，人生态度、美学观点等等，在反映中起作用。因为有这种关系，有人就否定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物，而说成纯粹是作家的“自我表现”，与世无干。
完全与世隔绝的“我”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他又哪来用以自我表现的语言、文字、艺术手段？其实有些自以为与世无关的文艺家，眼睛却紧紧盯着人世间他所耿耿于怀的那一部分事物，那一个小圈子，哪里有除了“我”，与他人全无关系的文艺？只要人家稍为涉及他所不屑一顾的人和事，特别是同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的大事情，便愤然攻讦。多年以前，郭沫若就有过类似的遭遇，他在《新文艺的使命》中就说过：“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称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可见这种攻讦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事物。
既然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现象，就应该同社会、同人民大众紧密结合，不能除了“自我表现”以外，一概不予理会。
易准：现在大气候很好，文艺界的思想也很活跃。过去束缚创作和评论的清规戒律，已经破除了不少，“双百”方针写进了宪法，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都有了保障，来自外部的干预已经大大减少了。但对于作家、评论家来说，是否全都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了呢？恐怕还不能这样说。因为种种陈旧的、洋里洋气的、不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文艺观念，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起作用，影响着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对于复杂的文艺现象的判断，从而也就影响着艺术创造力的正常发挥和对于真理的尊重和追求。这种情况是值得重视的。
教条主义之在中国，似乎得天独厚，极易滋长。土的、老的教条已是客观存在，自不必说，近几年引进的与中国国情相悖的某些西方文艺观，对于某些人来说，也颇有形成为新的教条的危险。这就提醒我们，思想僵化的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因为它会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形态出现。文艺改革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反对形形色色的迷信，从古今中外各种文艺教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要做到这样，当然很不容易。但如果大家都敢于解放思想，真正执行“双百”方针，我想还是可以做到的。“双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体现了改革开放精神的文艺方针，“齐放”和“争鸣”的目的，正是为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当前文坛思潮驳杂，新说林立，更需要提倡自由讨论，百家争鸣，并在争鸣中切实保证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所谓“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不经过针锋相对的争辩，是难以明辨是非，择善而从的。
在文艺改革中，创造一种积极鼓励、支持争鸣的气氛，十分重要。如果缺乏开展争鸣的民主空气和条件，人们由于历史的教训，就仍会把文坛看作是非之地，对存在的问题三缄其口，该说的不愿说，或不敢说，或只是一方说，另一方不说，有不同的意见也争辩不起来。倘若出现这种局面，那就不仅思想僵化的问题难以解决，对文艺改革也很不利。
欧阳山：一切文艺作家都瞧不起模仿，崇尚创造。当然，每个人从小到大，大部分文艺作家从开始到成熟，总难免有一个模仿阶段。但是每一个成人和每一个成熟的文艺作家一样，都会或迟或早地摆脱模仿阶段，进行自己的创造。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会模仿，不会创造，那么，要使他的“自我”能够成长，恐怕就比较困难了。
历来伟大的作家都是亲身深入到现实生活里面去，发现别人从未发现过的东西，塑造别人从未塑造过的典型性格，从而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这条路虽然麻烦，甚至困难重重，不过这是唯一的通道，除此以外的捷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人发现。我们有些朋友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也不碍什么大事，顶多不过是徒劳无功，然而白白浪费了时间，总是值得惋惜的。
模仿不行，借鉴又怎么样？不错，借鉴是比较正确的办法。不论对于古人也好，今人也好，华人也好，洋人也好，总之，对于一切前人的创作，都必须借鉴。自然，任何借鉴都必须经过批判，吸收有益的成分，而排除那些无益的成分，这是任何人都会同意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外国的东西，抱一概拒绝的态度，就是说纯粹地或高度地闭关自守的人，恐怕即使有，也不大容易找出几个。
跟这种态度相反的，倒是全盘接受的态度，这是不是占多数，我没有做过统计，不敢肯定。但凭有时听听，有时看看，总觉得恐怕也不能算少。
全盘拒绝固然是抱残守缺，甚至可能是夜郎自大；全盘接受却是一种囫囵吞枣，——一个人吃枣子既不咀嚼，又不吐核，即使能吞下去，恐怕也未必评得上天资聪颖。
朱帆：艺术典型必须是现实的真实和理想的真实的统一。借用鲁迅一句话来说，“总不能没有理想的光”。应当反对的，是那些从概念出发的“假、大、空”。柳宗元把永州的山水描写得那么完美，是理想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的统一。他是为了要用美好的山水的被置弃来影射人才的被置弃，他的主观的审美理想，也是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的。
吴锡河：社会主义文艺要大力提倡和鼓励题材的多样化，但题材又是有差别的，不同的题材具有不同的社会思想容量和审美价值。我们理所当然地着重提倡多写现代的生活和斗争，强调文艺要努力反映现实变革运动，坚持从广阔的社会生活多侧面去表现改革开放的大潮，积极帮助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去战胜艰难险阻，达到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
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一些文艺作品盲目模仿外国，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胡编乱造，已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事实证明，文艺离开了生活，离开了时代精神，离开了人民群众的事业和关心的问题，就会走进死胡同，那是肯定没有前途的。
在提倡文艺反映改革开放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图解政策的“写中心”论。
罗源文：加快对外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思想解放，其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现阶段，精神生产同物质产品一样，多数是要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代替革命理想、高尚道德的教育。精神产品的生产和物质产品的生产一样，都必须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为根本目的。为实现这个根本目的，当前文艺创作就不仅要继续增加“花式品种”，而且更重要的是继续努力提高质量。力求我们的文化创作具有爱国的、革命的、健康的思想内容。
党中央一再强调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要求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因此，继续坚持“排污不排外”和“有所引进，有所抵制”的方针，并联系文艺创作落到实处，就仍然十分重要。为此，还要继续坚持加强对生产各种卑劣、污秽、下流的格调的作品的揭露和分析批判，使之不能去毒化、腐蚀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灵魂，以利培养“四有”人才。这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文艺家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也为此，人民的文艺家就要不断警惕和反对诸如消极、悲观、怀疑和迷惘等情绪。
我国人民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切文艺家都会赞成满腔热情地反映人民大众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映时代的风貌，反映当代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只有这样，文艺的探索和创新才不会迷失方向。这也是一条经验吧！
（原载《广州日报》1988年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