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用了引人注目的广告，介绍伍光健先生选译的英美名家小说二十种。差不多都是近代重要的作家，都是可以代表各个作家的著作。我以为是全书的译出，预约价只要五元，这未免太便宜了我们读者。于是我去订了一部，伙计交给我一张订单，同时交给我五册已出的小说。原来是节译，英汉对读，薄薄一百页，说是依照中学课程标准的规定，为了中学生或者同等学力而设备的。我仍然订了二十种小说选，却不完全预备自己看了，打算拿回去，送给弟弟们看，因为商务印书馆说得好： “可作中学英文科读本，可做暑假中作业用书，可做英文汉译之范作。”
我对于伍先生的译文向来怀着好感。直到如今，我还记得《侠隐记》叫我整整一个月没有吃好饭，因为一时一刻我也离不开达特安，犹如更小的时节，离不开白眉毛徐良，或者黄天霸。后来看见胡适之先生做文章赞扬《侠隐记》，并且介绍译者和我们相识，觉得胡先生一点没有过分，同时牢牢记住伍先生的名姓。现在已然若干年，若干年，而我自己，辗转徙离，陷进一个不可窥测的深渊。钻在自己爱好的欧西名著里面，惹了一身尘土，对于童时的经验，我也就恍若隔世了。
所以如今捧着这五本小说选译，虽然薄薄五册，却格外觉得有重量。伍先生已经成为“翻译界名宿”了，看那四寸小像，虽是第一次瞻仰伍先生真容貌，究竟秃了顶，上了年纪。样子有些冷峻、严肃，不过精神透出饱满，真是一个从所事，务所业的气魄。于是我打开《二京记》，这本狄更司的知名的小说，想起当年在大学一年级读原著的一切。
我的老天爷! 这本伍先生译的，这《侠隐记》的光荣的译者?我的心沉了下来，好像我撕碎了我童年的时光之网，坠入无底的灰色的人生——无一不是失望的人生! 《二京记》就是我们已然耳习的《双城记》。现在，读者们，假定你们是中学生，和我弟弟们一样的英文程度，打开书，看到伍先生的“狄更司传略”，能够明白这句话吗：
这本小说的长处不在乎善于概念人物……
什么是“概念..人物”呢?我们知道概念是一个抽象名词。但是将这用做动词，我们就有些如入五里雾了。譬如，将“概念”两个字换成“孕育”，问题就解决了。现在请你们再翻看正文第一页的第一段的第一句：
有一大桶的酒跌在街上，酒桶打碎了。
酒跌在地上，我的先生! 如若我是一个好兄长，我一定笨手笨脚译作：
一个大酒桶掉下来，跌在地上。
或者译作：
一个大酒桶掉在街上，而且打碎了。
这样一改，我至少可以应付我那群好问的弟弟们，还有他们写酒舖总是“舖”，伍先生全写作铺东西的“铺”，也不容易叫他们赏纳。
于是我闭住书，另换了一册，是《伽利华游记》。我声明我是北方人，所以类似“伽利华”这种译音，实在叫我觉得不和原音切合。如若我译，想来应该是“高利佛”，这样我一下子就明白这来自gulliver。伍先生作者的文笔，说是：
英文无有如他那样锋利，那样直接的。
现在我把形容词搬到前头来，再看你们懂不懂：
无有如他那样锋利，那样直接的英文。
我明白第一个形容词，但是第二个“直接的”，不说弟弟们，我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间接..的英文吗?这至少不是中文了，所以我们也就不必多费时间追究。我们不妨来看正文的第一页的第一段：
我是极疲倦了，加上天热，我离船时候又喝了半合白兰地，我就觉得困倦想睡，我倒在极短而软的草地上睡，睡得很酣，我记得我生平没有比这次睡得更酣的。我计算我睡了约九点钟，因为我醒的时候，刚好天亮。我尝试起来，却动不得; ……
如若有人说这是“流利而不浮泛”，弟弟们程度浅，也许囫囵吞下去，但是你，我高贵的作者，你写的文章，“峭丽雄健，简洁明白”，如若你也有中文的修养，你能承认这种令人欲睡的繁冗的文笔吗? 这不是字数多少的问题，而是全盘印象美好的问题：
我累极了，加以天热，下船时候又喝了半合白兰地，我真有点儿沉沉思睡。我躺在松软的短草上，睡得熟极了，如今记起来，生平怕也就是这么一次，自己一计算，足足超过九个小时，因为醒的时候，正好天亮，我打算起来，可是不能够; ……
和伍先生的译文一比，这也只是半斤八两，然而我的弟弟们，至少不用尝试，便知道打算。
我不相信伍先生是直译，鲁迅先生所谓的直译，因为伍先生是硬译或者死译。全不知道译文也有生命，应该在字斟句酌以外，追寻一种语言的自然节奏。最好的翻译也是一种创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样爱好佛经，因为它自身完美。有时我想，像伍先生这样的名译，真正应该学学隋唐时代的僧侣，不仅仅将这当做一日三餐的生计，而且更加神圣其事，舍了心，发了愿，牺牲一辈子，看做理想跟上去。佛也笑着脸，鼓着个大腹，好叫徒众打进他的脏腑，然后才堪宣讲他的真谛。我是说，译者应该钻进作者的生命，重新创造，才不至于有失他的精神。这是事实，是信仰，是真实与美丽的结晶，然后不至于陷入一个永生尝试的圈子。
我回到家，收起这五本书，放在书架最后最低一格，一点不想叫弟弟和我纠缠，因为，我怕极了这种无聊的请问，倒不如让他们抱住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自为思索。我说五本书，因为任何一本的第一页，都逃不出《双城记》和《高利佛游记》的可悲的命运。中学生太老实，人家给什么咽什么，于是有人看准了他们良弱可欺，便如此这般来和他们开胃。他们全然信托，一点不晓得对方葫芦里卖些什么药，而所谓一付良药者，正不过是走江湖的套数。上了当的，只是我弟弟那群羊羔似的中学生而已。
其实伍先生的译文自有他的特长，就是： 他有他特殊的调子，一个非常老气横秋的调子。如若有人说我讥讽，我愿意改做老练，不过你不觉得，他有时译的太不费力气? 他译的日子久了，而且译熟了，于是一管笔滑了下来。他渐渐失去他早年那点儿质朴。这很可惜，尤其像我那样爱过他的《侠隐记》。但是，说到《侠隐记》，我现在有时想，固然伍先生译得不坏，而另外还有易于成功的原因： 大仲马的文字本身粗窳、简单、容易上笔，而译者何况是根据英文重译……这一切推不倒伍先生在翻译上的功绩，特别是他经年不辍的努力，值得我们后学钦敬。但是伍先生太疏忽，例如最近他给《文学杂志》译了一篇短篇小说，竟然不见作者的名字，除去伍光健三个白心黑地的大字……这，我不说了，只有原作者明白自己委屈了多少。可怜的原作者，他唯有接受他的命运，因为没有一个人想知道那篇小说是谁写的，而译者这三个大字，便足够为他门楣增光了。至少原作者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他成全了中国人的名誉。
然而，这只是一个例子，随便翻看一本杂志，在标题之下，你一眼看见的是个耳熟的或者知名的中国人，如若不是看到最后，有一个小注，简直不知道这是创作还是翻译。这和欧西杂志正好来个相反，所以中国杂志比起来进步多了，和一般译者一样，知道了商业化的重要，于是原作者朽矣。
(载1934年8月29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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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署名“刘西渭”。——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