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岱兄：

我必须谢谢你，因为你，古语说得好，你看得起我，你才拿我开刀，回想我去年你那些名贵的话匣片子，再看我冒然于无意中用了“生风尼[2]”字样，我知道我触上了你的大拇指尖。你可以轻轻把我弹到沟里的。是的，那个“生风尼”字样应该如你所云，改成“夜曲”，或者通常些，就用“音乐”好了。但是你那最中肯的话，是那句“至理名言的集句”。随你说做“至理名言”也罢，但是我自己所感到我的最大的缺陷，却正是一座桥，或者少用一点比喻，正是几个接续词，或者再换一句话，若干详细的解释，我这种毛病，在你说到以前，我向朋友正不知说过了多少次。我的简，我的断，我的涩，老天爷! 怎样生在我根上，拔也拔不出来! 你奚落了孟实[3]兄和我一场，但是，你一点不晓得你无意中暗示了我一个深刻的意义，这就是我没有孟实兄的长处。什么时候我学会他那样行云流水的文章，什么时候我就有胆子碰碰你这举例只举自己，一点也不delicat的大个子! 你那样会斟酌字句，就欠斟酌一下你和字句加在一起，写到这里，我心会心地笑了。看看你，见解多中肯，就是少点儿legoût! 你的欣赏力绝高，但是你看不见自己，把孟实兄推敲过了，把我指教过了，你就应当举几个人的例，不用说，例多极了，可是你压轴子的例不是梵乐希，不是蒙田，不是巴斯喀，而是，你允许我说吗? 梁宗岱!

你表现的是你自己，可是你不见其就认识自己，这是两回事，而且甚于认识自己，你充满了自己，这里有两个出口： 一个是你挡住你去认识别人，一个是你只有你去认识别人。君子交友以直，何况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接受你的金石，你也不妨试试我的针灸。让我来引你一句话：

……那比较空泛的十九世纪初叶或者末叶——都是有它们特殊的含义，代表一定事物，一定品格和性质的。

如若我用了一个“十九世纪的初叶”，你以为“空泛”，何以马上一个黑线之下，你就接着说它也有“特殊的含义，代表一定的事物，一定的品格和性质”呢? 我这句话： “而气质上，却更其纯粹，更是诗的，更其近于十九世纪的初叶”，我承认措辞不当，但是这是程度上的问题，不是滥用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何其芳先生，更其抒情，更其近于浪漫主义所呈现于文学的共同的表征。他依恋于他的童年。故乡，而有所憾于现实，现世。这种向往的心情处处有自我和感伤做根据，你能否认不是十九世纪初叶的特征吗? 我觉得语病如若在“十九世纪初叶”(你把何其芳先生的诗看做“英法世纪末作家底影响”这是你的自由，但是我绝不敢轻易使用“影响”两个字的，因为在诗人没有说话以前，我们只能推测，所以我用了一个“近于”，初不敢妄加指定，因为我明白还有若干东西把诗人和十九世纪的初叶分开的。如若我的毛病是滥用名词，你冒然用“影响”两个字，不将同样为诗人所笑吗?) 却更其在“纯粹”和“诗”。你必须饶恕我，因为这需要几部大书来解说的，而我这外行人，多也不过三言两语了事，用这两个名词的时候，我想到通常对于诗的解说，情绪的，特别是爱伦坡所谓的短诗，而另一方面，我更想到l'abbébremond的la poesié pure的宗教的情绪，一个名词，在我使用的时节，随我的需要而来，而不是随你的需要而来，同样一个名词，每人有每人特殊的见地;在你没有完全抓住我的背景的时节，你仅能存疑，而不能说我和广州商人一样“卫生”，“卫生”他们的食品，我即或联想错误，问题不在“滥用”，而在我有没有了解我字句的含义，学部是大家的，只要公说有理，婆说有理，我都加以考虑，所以，我立即欣受你对于“生风尼”的更正，因为“生风尼”是一个学名，而我随手拾来，要的只是它一般的意义，音乐，交错的音乐 (我想起来，我用这个名词的暗示大约是从李广田先生那首小诗《生风尼》来的)。是的，这是你最不了解我的地方，(记得梵乐希同样有文章谈到名词的滥用，至少芮恰兹痛加鞭挞过)。甚至于说到“十九世纪的初叶”，我用的也只是他们归纳来的精神上的倾向。而绝不要说何其芳先生模仿某英法诗人。你举了许多震撼中外的名姓，不是我不晓得，是我有意回避他们各自过多的个性。

然而你尤其误会我的，是你那一大段引证。我第一个过失是不应当谈象征主义，第二个过失是不应当谈梵乐希，尤其是我没有引用你的《诗与真》，显出我的浅陋。但是宗岱，我也爱梵乐希，你许我，是不是? 虽说我往往不懂，我也酷爱象征主义各家诗人，你许我，是不是? 那么，原谅我，收我做你一个不及门弟子。

你的好处是精湛，是勤慎，而你的可爱处是直来直往。你不明白什么“方法”会和“气质”摆在一起。像你那样好学深思的人，把“气质”看做“属于那被表现的本体”，而不来补起我最大的缺陷，实在是一种遗憾。气质是左右作者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左右作品的气质的最基本的条件，作者于无形中把他的气质输进他的作品，然而这不一定就是他要表现的本体 (你的意思是指自我?)，我说不一定，我说无形中，福楼拜拼命要把自己删出他的作品，然而他删出了多少? 他不要表现自己，但是无形中，谁做得主? 但是，在我们意识上，谁用心在表现他的气质的?我怕没有一个人。他们在表现自己，不错; 他们在表现宇宙和自己加在一起的东西，不错; 然而，表现他的气质? 我怕没有一个人。但是，决定一件作品的气质的，出乎人的意外，正是作者的气质。现在，宗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一切临了都不过是一种方法，或者说得更妥当些，一种气质”。我的意思是说，象征主义和古典主义，以及一切其他的主义或者抽象的名词，都不免有一个生理的心理的根据。我们的气质是遗传 (先天) 和环境 (后天) 的混合物。观察一个名词的产生，剥脱到底，我们便明白决定他命运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有时不是别的，而是使用者的气质。你尽可以说我晦涩，否认我的论点，但是你得事先加细想一想，不能随便说我“滥用”。

同时你奇怪我那句“古典主义告诉我们，下雨就得说做下雨”这句话，“下雨就得说做下雨”，不是杜撰的，而是若干年前念教科书时我就记住了的： 这在拉布瑞耶 (la bruyère) 的les caracters里面。书不在手头，但是你一定记得起在那一节。有一个例，我没有举，不过你也一定烂熟了，就是莫里哀的le bourgeois gentil-homme的第二幕第六场后半场的对话。你说，“古典主义最讲究迂回的说法”，我完全同意。你劝我读一下腊辛[4]的喜剧，我一定等一个机会来重读的，然而这依旧止不住我说： “古典主义平衍出来。”而且，宗岱，你帮我在证明古典主义和象征主义没有绝对的区别，你就没有看出来吗?

但是，第三，你说我应当先下一个定义或者界说，再来使用这些名词，你就那样凭信我字典式的才学，而且，你也不怕把我熬死，像我这样病弱的身体? 我不是你那类健康的真理的探讨者，没有使用象征主义这个名词，先写上一两万言的伟丽的诠释。可是当你把诗歌一切的杰作看做象征主义的时节，你没有想到我只是拾你的牙慧，妄想打开若干名词的囚笼? 而且，你多学究! 我不是在下定义，我是在根据我全人的经验写出几句自己要说的是非。我要错，就全错; 因为我说什么，我想什么。我也许才识浅妄，我也许言不达意，但是你必须追究一下我的来源。有几个人是自己的? 我们还不都是一个记忆的组合? 幸福的是天才，幸福的是自负，然而我们常人先是一堆打着过去的戳记的肉罢了。你知道我喜欢学着写戏，有时也就学着分析。让我做你一个实验，要不，宗岱，你供我一次牺牲。你注意我的字句，你却停留在它们的门限。你扫开别人的“交响乐”，却想到自己的“交响乐”，那不耐寂寞的“‘象征主义’末尾关于波特莱尔的一段文字”。这还罢了，你不知道我“中心思想何在”，虽说你秤一秤第一句话，掂一掂末一句，你不知道“中心思想何在”。我是在写文章，不是在做纲要。我没有义务告诉你那一句特别重要，那一句是我的中心观念。随你看，看错了，除非我不会写文章，否则只是你看错了。我承认我不会写文章，然而你没有看出来，也是真的。假如一定要我指明的话，就是： 哪一句话也不全是，哪一句话也是。假如你说我滑头，好了，我给你一句，就在你的文章里面： “象征主义和古典主义不独不是不容，并且也不一定是相对立的。”

三月三日

(载1937年4月2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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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6年，李健吾先生在《文学集刊》(第1卷第4期) 上发表署名刘西渭的评论文章《画梦录》，1937年3月31日梁宗岱先生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从滥用名词说起》，对《画梦录》一文提出了批评。李健吾先生的《读〈从滥用名词说起〉》一文即是对梁宗岱先生文章的回答。此后，梁宗岱先生又于1937年4月28日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从〈从滥用名词说起〉的余波——致李健吾先生》译文，上官碧 (沈从文) 先生也于1937年6月30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滥用名词的商榷》。——编者

[2] 即音译的“交响乐”。——编者

[3] 朱光潜先生。——编者

[4] 现在的通用译法是拉辛。——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