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便到了我学洋文的时代。当我十二三岁，则学作八股文试帖诗之时，先君曾训余兄弟，并用手指余曰：“此子颇聪明，现在也要学作八股了。按八股这种东西，本是牢笼英雄的一种工具，若说它能够发挥圣贤的道理，那可以算是胡说，不过从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候，借它可博功名谋生活，也只得如此。再者吾国从前闭关自守，国家承平的时候，用它歌咏功德，润色太平，作为社会的点缀品，还无不可，如今西洋‘声光化电’（在光绪年间，大家谈论西洋的文化，永远用此四字代表）各种学问，都比中国新得多，轮船火车枪炮等，都比中国强万倍。吾国自道光以后，便受到外国的侵略，已经被人欺侮了一百来年，人家的进步，是一日千里，我们还在作八股，国事将不堪设想，此看薛叔耘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一书，便可知其大概。但吾等小民，又有什么力量可以到外国留学呢？现在只好暂作八股，八股只管作，可是这种国势情形不能不知。听说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附设的同文馆，专学西洋文字，但是我们不得其门而入，以后当求人探听探听。”一次家兄竺山到北京考试，李文正公（鸿藻）见之，问先君曰：“大世兄今年多大？”先君答以二十岁。文正公曰：“不必再作八股了，入同文馆吧。”先君听此话，高兴异常，当问以如何才能得入。文正公曰：“容易。”次年春，家兄便已进了同文馆，当时先君本有意使我同家兄同去，一因不好意思重烦文正公，二因我岁数稍小，以致未果。其实是当时不深知同文馆的情形，不用说两个人，就是十人八人，文正公一句话，就都可以进去，毫不费事，这不但不算作弊，而且算是帮助同文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在我未进同文馆之前，先谈谈它的来历及情形。
同文馆乃经曾袭侯纪泽等奏请，于同治元年成立，即附庸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只有英文法文，在乾隆年间，因西北边疆屡与俄国有交涉，所以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俄罗斯文馆，附属在理番院，因同文馆成立，后也就归并了这边，共有三国文字。普法之战以后（即德法之战），德国日强，于是又添了德文，我入同文馆之初，还名曰布文，通称布国文字，布者布鲁斯也，后来称普鲁斯，后来才改写“德文”二字。甲午中日之战，日本已强，又添了日本文，彼时名曰“东文馆”。其所以名为东文馆者，有两种原因，说来也很可笑，一因甲午之战，官员们为堂堂中国同一小日本打仗，说起来丢人，意思是它不配与中国为敌，避免中日合称，而云中东之战，所以名曰东文；二因其他四国文字都是西文，所以此名曰东文。其实都是鄙陋之见。
前面所谈入同文馆极容易，是怎么个情形呢？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在汉人一方面，政府无法控制，招学生太费事，于是由八旗官学中挑选。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有人情可托的学生谁也不去，所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学生。因为这种学生，向来功课成绩不好，八旗官学虽腐败，这种学生也站不住，或将被革；倘到同文馆，或者还可以混一个时期。这是最初招生的情形，而且还有一层，这些学生入了同文馆以后，亲戚朋友对学生本人，因为他是小孩，还没有什么鄙视，对学生们的家庭，可就大瞧不起了，说他们堕落，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关系，断绝来往。甚而至于人家很好的儿媳妇，因她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便一家瞧不起这个媳妇，而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气。社会的思想，对于这件事情看得这样的严重，大家子弟不但不愿入，而且不敢入，因之后来之招生就更难了。因为不容易招学生，所以订立的章程，对学生有极优的待遇。初进馆，便每一个学生每月给三两银子的膏火，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这就等于旗门子弟的一份马甲钱粮。旗门中的子弟，靠念书吃饭的固然也有，如中举人进士等，但是千不挑一。平常所希望者，就是成年之后，靠着拉弓射箭，挑一份钱粮，就是入营当兵之义，每月有一担米之外，还有三两银子，这是旗门中唯一的希望。于是同文馆想以利诱，入了同文馆，就等于挑上钱粮，以为如此一来，则大家一定都是愿来的了。其实还没有人愿来，于是把每月膏火逐渐增加，初进馆每月三两，学一两年之后，洋文有成绩者，则增至六两，再过一期增为八两，后增为十二两。彼时每月十二两银子，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每月最多也不过八两银子。学生得到八两银子，便不完全是学生了，就得帮助教新来的学生，但自己仍须接着学习，最高得到十五两，那就完全是副教习，自己不再学习了。以上这种待遇，已经很优了，可是还有特别的。馆中的章程是三年一次大考，不过不满三年的学生，不准与考。考试最优者，可以保举为部司务；再三年如果考得再优，则可保举为主事。主事已经是六品官员，而且科举中了进士，前二十几名为翰林，其次就为主事，分与各部当差，从此就是国家的命官。一个未出学校门的学生，登时就变成国家的官员，请看这待学生还要多优？不但此，入馆学几年稍有根底后，驻各国的使臣，还可以奏调充当翻译官，待遇更优，且也有保举。
以上说的是学生的出路，兹再谈谈馆中的生活。驻馆的学生，除不管衣服外，其余都管，所谓煤油蜡烛，微如纸媒、洋火等，都由馆中供给。饮食最优，六个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冬天则无大海，而添一个火锅。盘碗中的菜不必说，单说这个火锅，共分三种，任凭学生点要，一是什锦锅，二是白肉锅，三是羊肉锅，所有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等等，合着一切作料应有尽有，总之跟从前北平正阳楼一样，吃不够再添。这还不算，如果不愿吃，仍可随便要菜，不但此，倘有熟人来亦可留饭，也是随便要菜，不但吃饭一文钱不用花，连赏钱都没有。从前有好几位外国教员告诉我说，世界上的学校，没有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
兹再谈谈馆中的组织。它虽然是个成人学校的组织，但因为招不到学生，非由八旗官学要人不可，而官学中则都是小孩，一到成年，就干别的事去了。所以要来的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小学生，不但洋文从字母学起，就是中国文，也大半都在写仿影时代。所以馆中设有启蒙的教习，慢慢地就分为前馆后馆。大学生之能通文者，名曰前馆的学生，不必再学汉文（这种学生在光绪年间，人数已很多），其余小学生则都须入后馆。每种洋文都有后馆，如法文后馆、德文后馆等，所以学英文的人，也可以入法文后馆，因为这后馆，可以说与前馆毫无相干。好在后馆的功课都是一样，也无须分彼此了。
兹再谈谈前后馆的课。后馆与外边的私塾一点分别也没有，只是读四书，也间有读经书的。写大小楷，讲书，五天做一回文章，最初仍是八股。光绪戊戌年，才改做论文，此外一切科学都没有。就是上边所说的功课，也是应酬故事，毫不认真，因为这种教习，都是由举人或贡生考取来的，与八旗官学教习，同一性质，同一待遇。八旗官学，乃是由旗下自考，同文馆则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招考。考时做一篇论说，或一种条陈（就是对于某一种政治的意见），应考者多是举人，间亦有贡生，至于秀才等则无资格应考。取中之后，便算是同文馆教习的资格了，这等于一种官阶，履历中是要列入的。从此之后，便每位教习，每月支膏火银四两。每次考试所取，总比应用之额多几倍，以备教习出缺后传补。传到者每日上课，每月除膏火外，另有饭食住处，无论传到不传到，三年都有一次保举，例如举人，第一次便可以保为各县教官。而且蒙考取中之后，有永未被传、自己另有他就者，亦可得保举，所以有许多教习，支了几年膏火银两并得了保举，而自己并不知馆地在何处者。有如此的优待，大家安得不愿应考，所以每次考试，总有一二百人应考。请看以上这种情形，所有教习的学问，暂不必论，总之是传到实在教书也挣钱，不传到不教书也一样地挣钱。传到者固然又有优待的地方，但不传到，自己在别处仍可谋事就事，于这边也毫无伤损，所以就是传到的教习，也没有卖气力者。而且最初的学生，多是不成器的子弟，也都不好好用功，你要想认真教他们，恐怕还得惹气，谁为什么白费这种力气呢？似这种情形之下，他的功课怎么会好得了呢？
以上乃是后馆教汉文（即国文）的情况，兹再谈谈教洋文及科学的情形。五馆的洋文教习，倒都是各该国的人，但可以说没有一个够学者二字的。这话并非瞧不起他们，也不是玩笑话，待我把他们的来源写出来，大家就相信这话了。仍须由开头说起，中国自与外国定约通商后，所有的货物，当然是上税的，可是彼时中国人，不懂得怎样抽税法，又因协定的关系，不得不用洋人管理这件事情。彼时正是英国强盛的时代，于是这个差使就被英国人抓到手了，派了他国中一个人名叫赫德，这个机关附属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为总理衙门），算是衙门中的一司，名曰税务司。赫德之职，在衙中不过是一个司长，可是他的权力可大得很，所有海关人员，都归他任免，办事者是各国人都有，各国对此争夺得也很厉害，无论何国人到了中国，便由他本国的公使，介绍给税务司，求派差使。这些人刚至中国，当然不懂中国话及文字，如此则暂不能在海关中担任职务，于是凡有由外国新到人员，都是先派到同文馆充当教习。他们被派到同文馆，外面说是来教洋文，事实是为他们自己学习中国话。在当教习的期间，自己在外边请着中国人学中文及言语，学得够用之后，即派往各省海关去当差，这几乎是定例。至于馆中的功课，他并不十分注意，而且他走的时候，并不告知总理衙门，只告知总税务司，由总税务司再通知总理衙门，说起来衙门对这些教习，可以说是没有任免权。旧教习离开时，对于后任不许推荐，由外国新到人员，亦不许直接来谋教习之职，必须由总税务司推荐。所以每逢一位教习离职，总理衙门就得通知总税务司，请其介绍新人，倘其时恰巧没有由外国新到之人，则馆中就得等几天，不过时期也不会太久就是了。
以上乃是外国人到同文馆任教员的情形，兹再谈谈初到中国之西洋人的身份。在西洋各国中，凡有学问道德之人，总有长久的工作，绝对不会赋闲。凡学问不够，或道德有亏，在本国不易觅工作者，方肯来华找饭碗，虽然不能说人人都如此，但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在光绪庚子以后，因中国已渐渐开通，由西洋来华之人，才稍有专门人才，以前则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请看西洋来的人，其程度不过如此，而到同文馆任事的情形又如彼，则安得会有好教习呢？没有好教习，已经不容易教出好学生来，何况他还不好好地教呢？同文馆总教习是一个英国人，名字叫作欧理斐，人极神气极骄傲，可是不但不够学者，而且几乎是不通文。我见他给学生改英文的试卷，一般人但看着不好的地方，不假思索，一笔就涂了去，可是他改的时候，就费了事了，憋得红着个秃脑壳，改一次涂了去，又改一次又涂了去，半天才算改就。按彼时学生洋文的程度，不过等于现在大学一年级，他改着已经这样吃力，则他的洋文程度可知，而且据英文馆同学们说，他改得并不十分通顺。他是一个总教习，位置在所有教习之上，又是一个长期的，因为英国抓住这个总教习的位子，不肯轻易换人，倘换人时，怕别的国要争夺，所以老没有换他，以长期的总教习，其程度不过如此。一次我看到一个美国的传教士，他穿着宽肥的学士衣，戴着四方的博士帽，很得意的样子。我问他，为什么没看到过同文馆的教习穿戴这种衣帽呢？他说：“不要说博士，他们就没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的，他们怎么能够穿戴这种衣帽呢？”言外很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
以上是关于教务的情形，兹再谈谈总理衙门的态度。总理衙门彼时在北京是极新的衙门，对于储备人才的同文馆，为什么这样的放任，使它这样的腐败呢？也有它的原因，不过这话说来太长，兹只简单地谈谈。一是总理衙门中的官员，没有一个会洋文的，最初曾纪泽他们一二人，当然都懂，后来就不见了。一直到光绪中叶，才有会洋文的人员，然也稀松得很，故对于同文馆学生成绩如何，没有人能知道，没有人能稽查，也没有人肯过问；二是中国人素来自大，没有人肯学外国文字或语言。中国政界的意思，是外国人来到中国，都应该说中国话，何况同政府办公事呢？按这种思想并不错，但是自己也应该会才对呀！但绝对没有人会，他们的思想是，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他们便应该自己预备翻译人员，倘没有会中国话的人，就不必来交涉事情，堂堂中国政府，不能给他们代备这种人才，因自己国家的威严体面的关系，自己也不能设翻译人员。因为这种思想，所以从前与外国交涉的公事，无论来往都是用汉文，后来外国人强硬，来的公事才用汉文洋文两种，而我们去的公事，则仍只是用汉文。又过了一个时期，外国越强横了，倘来往公事有文字的争执，须以洋文为主。以上是关于文字的。再者衙门中当然常有与外国人当面商议的事情，外国使臣多懂中国话，而中国官员都不懂外国话，每逢会议，衙门大臣说完一段话时，该公使已经懂得很清，但仍由翻译官翻成洋文，这是体制，可是外国占了大便宜了。因为公使听到中国官员说的一套话，他早明了话中的意思，于翻译官再翻译的时候，他早斟酌了回答之语，及翻译官翻完，他二人再一斟酌，因为他有预先思索的机会，回答的言词，可以斟酌较妥。而他们两人为斟酌所说的话，中国官员又一字不懂，他译成中国话传回来之后，中国官员就得立刻回答，就是临时斟酌也不能太久，总而言之，没有考虑的余地，于是交涉事件，往往因此吃亏，这才感觉到自己也应该预备翻译人员。以上所谈，乃是光绪中叶以前的情形，到了甲午中日一战之后，风气稍开，自然就好了不少。请想彼时政府的官员，都不过是那样知识，他们怎能重视同文馆的事务及功课呢？当同文馆创立之初，是因为曾纪泽他们奏请，又因他们是出使过外国的人员，所以对于他们的奏请，不好意思不准，只好创设，但终以为无关紧要，也没有人来稽查，所以办得阔绰是阔绰极了，而腐败也腐败极了。自同治二年开始授课，到了光绪十年，已实在有二十年的工夫，馆中的学生，不必说造就出来了什么样的人才，总之连一个会洋文的人也没有，腐败到这样的程度，不但是笑话，简直是怪事了。以上这段话，并不是造谣言，也不是菲薄我们的同文馆。在光绪八九年间有军机处给总理衙门的一件公文，这篇公文，现尚在我家中保存着，是因为在西北科布多一带与俄国有交涉，需要会俄文的翻译人员，当然是由储备翻译人才的同文馆中去找。由总理衙门检了七个学生送到军机处考试，其中有一个人学过十三年之久的俄文，其余六人只学过七年，及一考试，其中只有一人能把俄文字母都念得上来，其余最多者，不过认识一半。军机处大怒，给总理衙门及同文馆来了这一件公文，把他们大申饬了一顿，其中有下边的几句话说，学洋文十余年之久，竟连字母都不认识，殊属不成事体云云。不成事体者，北方俗话就叫作不像件事。学了十几年的工夫，结果连字母都认不全，也真可以说是不像件事情。这种情形，若不是有这么一件公文做证明，那你跟谁说，谁也不会信的，连我自己也不信。其实不但俄文馆如此，其他英法文馆也是如此，彼时尚无德文及日本文。总理衙门经此次被申饬以后，当然很难过，才提议设法整顿，以后才稍稍有点起色，然仍未能按时上课。
兹再谈最初学生的情形。馆中汉文教习、洋文教习，以致总理衙门对馆中的情形，已如上述，在这种情形之下，学生怎么会用功呢？再说当初都是硬要来的学生，都是强赶着鸭子上架，他们不但不用功，有许多都是偶尔来一趟，再则是到月终来支一次膏火银，别的时候，凡来者不是为上课，多半是约几个朋友来吃饭谈谈天，几乎等于吃饭馆。这些学生，十之七八就没看见过洋教习面目是怎么个样子，何况学洋文呢？则学十年八年，不认识字母，也是平常事体。以上所说乃是不住馆的学生，还有住馆的学生，这种多是十几岁的小孩，他们所以住馆，有两种意思，一是为省家中费用，二是家离同文馆太远，住馆省得来回跑，且路太远，小儿走路，家中也不放心，所以住馆。这些学生同样的也是不用功，间乎有稍微用功者，也只是对于汉文。因为他们入馆之初，家长都有嘱咐，其嘱咐的意义，也大致相同，大约是此次入外国学堂，乃是被迫不得已，入是非入不可，但能够不学，还是不学，好在馆中也有汉文，对于汉文多多用点功就是了。家长都是这样的教育，哪一个小孩还肯用功呢？不用功的人，吃了饭出去玩玩，回来吃饭睡觉，用功的也就是读几本书，写两篇大楷小楷而已。上洋文课者乃绝对少数，就是上课，也就是同洋人说说闲话谈谈天，洋人借着他们，练习练习中国话，于学生毫无益处，于教师之学习中国语则帮助很多。
再谈谈馆中管理的情形。同文馆虽为总理衙门附设的机构，但不直接管理，只派两个司官，员外或主事提调此事，他们的官衔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员外郎兼提调同文馆事务，简言之曰同文馆提调官，这是一个很肥的缺。除洋文教务的事归总教习管理外，其余一切事务，都归他管。购买一切东西，固然都有回扣，但大宗的进款则在厨房。开饭的预算，是按馆中共总有多少学生，就归此数开饭，六个人一桌，每桌菜饭，合银六两。彼时六两银子一桌菜，已经可以有整盘整碗的燕窝鱼翅，而学生吃的菜，在平常说是很阔了，然亦不过鱼肉，鸡鸭便很少见。彼时的物价，那样的菜，有二两银子便足，只按菜价，利钱已经很大，而每日开多少桌，还有虚账。最初学生，不过百余人，后乃增至三四百人，六个人一桌，最初每顿饭开二十桌，后增至五十桌，可是常吃饭的学生绝对到不了一半，尤其是星期六及星期日，各学生都回家，吃饭者不过几个人，而他也照样开账。每顿二十桌或五十桌，大家给厨子算账，平均每天有四个元宝的进项，这笔款当然有一部分给提调，而得钱最多的还是厨子。包办此事的厨子头姓于，人称于八，自己捐的候补道台，给他儿子捐的郎中。请看这种腐败的程度，还要到什么样子？世界上无论何国，恐怕是不会有的。
现在才说到我入同文馆。在设立最初二十来年的时间，所有的学生，都是由各旗强迫调来，所以都是旗人。到了光绪中叶，风气渐开，汉人已有愿入者，然仍极容易，由馆中人员及教习介绍，或由资格较深之学生介绍，都可进去，何况堂官呢？绝对用不着考试，我进去的时候，是由翁文恭公同龢交派的，我入馆后之第二年，因为想入的人太多了，所以才有考试的规定，然考亦不难，且有大人情者不考亦仍可加入。到光绪戊戌，虽然变法未成功，但因政治的变动，于民智有了很大的影响，想入者更多，以后就非经考试不能入馆了。
谈到功课。最初学生之不用功，已如上述。到光绪中叶，因为学生越来越多，倘太不用功就不容易站住了。从前是一进馆，每月就给三两银子，到我进去的时候，就改为先学六个月，此为试验期，六个月期满，考试一次，最劣等的革出，平常的留馆，再试六个月，最好的每月给三两。我因为在家中就跟着家兄学过一些，又因得入同文馆，非常高兴，不但勉力用功，而且极感兴趣，所以当年就补了三两，次年因为成绩好，就补了六两。这样快就补上六两，在他人是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还是不用功的人较多，就是用功的学生，若比目下学校，还不及十分之一二。
前边所谈，都是光绪中叶以前的情形，都是听到前辈说，或由公文中看到的，我都没有亲眼见过，兹再把我亲眼见过的谈一谈，先谈生活，再谈功课。
我到馆之前三年，还是照样随便开饭，资格深的学生，固然可以单开，但谁也不肯，因自己屋里难免有气味，二则也太不洁净，都是几位知心同学，合开一桌。但有的有势力的学生，如衙门司官的少爷等，不按时开饭，且有些学生爱逛窑子，半夜里回来才吃。清廷每日上朝，总是晚间三点钟，所以前门总是九点多钟关，到一点半钟开，以备住在南城的汉人大小官员，进城上朝，而这班逛窑子的学生，也多是趁晚间开城赶进来，两三点钟回到馆，就叫开饭，厨房里必须预备着火，更须有几个厨子伺候夜班。这于包饭之人，本来极不方便。于八想建一饭厅，所有学生均在一处吃饭，且按准钟点开饭。但骤改章程，也不容易办到，前两任提调，都没有答应。后换了一个提调，名朱有基，他使了厨子一大笔款才应允了他，改为定时在饭厅开饭。其实这倒是应该的，可是一般学生，自己随便吃饭，自由惯了，都不愿受此拘束，而且大家都知道，朱某受贿很多，更不愿服从，头一顿饭几乎是无人去吃。而我们有一些人，平常吃饭，都是规规矩矩按时开饭，则这种办法，与平常吃饭，也没有什么分别，于是就有几十个人，到饭厅去吃。当时许多同学，骂我们奴隶性质，次日便有许多人来吃饭，可是笑话也就多了。因为从前大家随便要菜，于厨子太不合适，所以此次规定是六个盘八个碗，一个大海碗，夏天有荷叶粥果藕，冬天有火锅，倘嫌不可口，可以换菜，不许特另要菜。于是学生们便拿一碟咸菜，换一盘炮羊肉。厨子说咸菜不能换菜，学生说，六两银子一桌的菜，你为什么给咸菜吃？没法子也得换。有的把炮羊肉吃得剩了两片，拿着使厨子换一盘炒木须肉，厨子说吃得剩了两片不能换了。学生说，谁让你就给两片呢？厨子说，原来是满的，是先生们吃掉了。学生说，你当时盛了多少片来，有准数吗？没法子也得换。有许多学生，想把白糖带回自己屋中去用，或带回家去吃，要白糖，厨子不给，然果藕及炸锅煠等菜，都应该有白糖，学生就要这种菜，但厨子也很坏，他把白糖混在藕或锅煠上边，不能拿着走。学生又出主意，要这些菜，须把白糖放在旁边，如果仍混在菜上面，则非再换不可，闹得厨子无法，只好把糖放在旁边才算完。冬天吃火锅，除各种肉片鱼片外，照例有鸡蛋，每桌六个人，预备十五个鸡蛋，意思是每人吃两个。倘有坏者，还有三个补充，然吃完仍可以添要。有许多学生，把鸡蛋放在旁边，带回家去，而说不够吃，就得再拿十五个来。厨子聪明，把鸡蛋打在大碗中，吃时用勺舀入火锅，学生不能再往家带，但是碗中之鸡蛋，万不能有一个破了蛋黄的，果有一个，则学生便说这个坏了，于是一整碗都不能吃，只好再换。厨子无法，只好再弄整的来，好在厨子余利太大，这几十个鸡蛋，还算不了什么。吃火锅，锅里头汤少了，叫厨子添汤，来得晚了一会儿，大家就把锅内之汤，特别喝干，一次一顿晚饭，烧化了三十几个火锅。叫厨子盛饭，来得稍迟，便把饭碗扔给他，接不住就摔碎了，一顿饭不知碎了多少碗。于八虽然是包饭的厨子头儿，但自捐了候补道员，当然不会再做菜端菜，也万不会到同文馆来的。此次因提调朱有基使了他的钱，替他做主，并给他面子。一次开饭，朱有基监视，于八也穿着狐狸皮袍马褂（没敢穿官衣），也来到饭厅上，与朱有基并坐。被学生们看到，大喊于八盛饭，大碗的炖肉蹄子等整碗就扔在他身上。他见势不好，就往外跑，学生就在后边追，把他按在地下，泼了一身汤菜等，才有人来救了他去。结果朱有基也落了一身肉汤，狼狈而去。每顿饭应该开五十桌，可是逢星期六、星期日，学生多回家，于是只开六七桌或十几桌，可也要五十桌的钱。学生气不过，看到哪一桌上有菜，就坐下把各种菜搅和到一起，都搅完，又坐在空的桌上喊开饭。厨子无法，就得另去端菜，端来后或者又搅和了，再喊端新的。如此种种，不易尽述。这是无论哪一个学校都不会有的事情，也可说是腐败，也可以说是笑话。
以上这种种情形，都是旗门中小孩所干，年稍长者，绝对不肯如此，尤其我们乡间来的学生，更不肯如此。固然是提调贪污，而这些学生，也算是没受过教育。
以往上课的情形，前面已经说过，我入馆以后所亲眼看到的，当然比从前好多了，但离现在的情形还差得多，不过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是天天上课的，虽然天天上课，而真正用功的人，也不过十之二三。因为教授法不好，所以也不容易用功，若想用功，最好是自己想法子。例如我，入馆一年多，升到第二班，但除第二班功课之外，连第一班（彼时称头班，不说几年级，因为在一班之中，也有二三年的，也有学过四五年的，无法论几年）的功课，我都预备喽，所以两年之后，我便升了头班。按现在的情形说，在第二班把头一班的功课也预备喽，这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但彼时并不难，因为彼时只有洋文功课一门，小孩或成人愿入后馆兼学汉文者，那就又有汉文功课，否则只是洋文，俟洋文学有根基，再任意挑选一门科学，也只是化学、算学、天文几种，且极稀松。比方我选了化学，上课的头一个月，化学教习只给我们讲什么是漏斗，是干什么用的，什么是熔锅，什么是火酒灯（酒精灯），什么是试验玻璃管，什么是寒暑表等，都是干什么用的，如是者讲了两三个月。这种功课，当然用不了多少脑思。其中最认真的，就是汉文算学，教习为席汉伯，乃李善兰得意的门生，教法也很好，家兄补六两银子的膏火，就是因为算学学得深。其中洋文功课到现在也不大适用。最初只是西洋小学的功课，慢慢地学习编译小故事，渐渐地翻译简单的公事文，例如总理衙门与各国交涉的普通公事，多交同文馆学生学着翻译，有时洋译汉，有时汉译洋。最后则读中国与各国订立的各种条约，例如学德文的学生，则读与德国订立的条约，至于与他国订的就不用读了，然特别的条约，或也须读。过了几年之后，洋文稍有程度，可以被派到总理衙门旁听，因为国人懂得洋文的太少，最初衙门中并不预备翻译人员，后虽添设，然亦很少，且洋文程度多不够，所以遇有与外国使臣会晤（此系彼时的名词），所谈公事无秘密必要者，往往招一两个学生去旁听，以便练耳音，只许听不许说话。接章程，学生听了回来，还应记录出来，呈交衙门，俾查验其听得对与不对，但是听了之后，也没有人写过，也没有人问过，这当然也是一种腐败的情形。凡用功的学生听过之后，自己都要记出来，但谁也不变官，而官也不要，所以许多人就都不记录了。因为以上种种腐败的情形，所以同文馆办了四十年的工夫，花了多少钱则无从知晓，但可以说是一个人才也没有造就出来。在光绪中叶以后，虽然派了几次学生到外国去留学，也是一位也没有学出来。最重要的是派出去的学生，没有一个学过科学的，比方地理、历史等，我们有的都是自己学的，馆中就没有这些门功课。化学是前边所说的那种情形，算学也只有一两个学生认真地学，例如家兄永远考第一名，第二名永远是一位高思霖，其余好的也不过会到加减乘除而已。这样的学生怎能入外国的正式学校呢？学生中最早出国的，是胡维德先生，他是由薛福成公使调出去的，在外国历练了多少年，才成了一个外交官，其余如陆徵祥、周自齐他们，官阶虽很高，但在外国也不过就是学了些洋文而已。后来派出国的学生，回来就是巴结一个局长等，也就算是如愿以偿了。
按创办同文馆的年代及耗费款项，都应该有很好的成绩，而且在光绪中叶以后，上海的广方言馆及广东的同文馆，两处的优秀学生，都要经考试进到北京同文馆，接续肄业，此名曰升学。照这种情形说，本应该训练或造就出来许多外交人才，但可以说是没有。外交官还有几位，而够得上外交家的，是一个也没有。我常对外交部的人员议论这件事，他们说，外交家本不容易，没有造就出来，是没有遇到造就外交家的机会。其实这话是强词夺理，中国自咸丰以后，是天天有外交的事情，天天用得着外交家，可以说天天有造就外交家的机会，怎能说没有遇到呢？我常想，造就一个外交家固然不容易，但这些年的功课，主要的只是洋文，又有些人到外国去留学，总可以造就几位文学家吧，但也没有，不但没有文学家，连能写较好点洋文的人都没有。这自然也有他的原因：一因所有教洋文的洋人，没有一个好洋文的；二因学生们的汉文底子都不够，没有好汉文的底子，便不容易学到好洋文，就是学得好，也是外国人的好洋文，不是中国人的好洋文。以上这些话，并非糟蹋我的老同学们，连我也是其中之一，毫无所成。我写这些情形，也有点犯牢骚，当未入同文馆之初，常闻庭训，说外国怎样怎样，中国老作八股，国家非亡不可等这些话，觉得作八股太无聊，乍听能入同文馆，觉着自己的前途，是从此一步登天，日进千里。岂知入了馆，是那样一种情形，白费了五六年的工夫，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学到，自然是比作八股好多了，但离自己的希望，还相差甚远，安得不牢骚呢？不过有一层，虽然没有学些高深的学问，但因认识几位洋教习，我常常去找他们谈天，谈的当然非常之复杂，例如西洋大中小学的情形，各种艺术如戏剧等情形、政治的情形、工厂的情形、家族的情形、婚丧的情形、饮食的情形、农业的情形、海陆军的情形（彼时不但没有空军，且无飞机），总之社会中各种情形，无不谈到。我永远是很详细地问他们，他们也都很详细地解说，他们不但不嫌麻烦，而且都很高兴，因为他们借此可以学许多的中国话，若只靠他们请的教习教他们，那范围是很窄的，学不到这些事情。因为我自幼对社会中各种情形就非常注意，知道得较多，给他们讲解得较为详细，他们听着也极有兴趣，非常爱听，所以他们非常欢迎我。可是我问他们也问得很详细，往往我问出一句话来，他们就大乐，说这件事情并未留过心，可是因为我这一问，他们往回一想，倒也重新明白了许多事情。我说中国有一句老话曰“教学相长”，就是这个意思。就因为这种谈天，我倒得了不少的学问，合算起来，比由馆中上课得的多得多，这是比在乡间作八股好的地方。
到了光绪庚子五月间，大家都知道，西太后要利用义和团毁灭光绪，派团练大臣刚毅、赵舒翘等，大批练造义和团。洋人固然都逃到东交民巷去躲避，而学生中，得点新的知识，认为义和团是强盗的人，大多数也纷纷逃避，回南方的、回家乡的很多，同文馆自然就停办了。北京所有的衙门中，都有义和团设的坛，宫中也不能幸免，同文馆也被义和团占据。可是义和团头目下命令所用的印，即是同文馆总教习的洋文图章，这真可以说是极奇怪的事情。他也有理由，他说这是洪钧老祖赐他的印信，上面文字是天文，所以平常人不认识。可也没有人敢告诉他那是洋文，倘若告诉，则自己非被杀害不可。馆中稍有价值的东西，被抢的很多，余下也就都烧了，同文馆从此被毁。庚子平定后，官场还想接着办理，因为已设立了译学馆，此处便永远停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