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对于教育问题既然有一贯的主张，所以他早就想创办一间学校，把自己的主张拿来实行。凑巧1902至1904年间，家里灾难重重；爱妻仙逝于前，二女弃世于后。他曾远离家园，到喜马拉雅山小住，其目的在于看护他的最小的儿子。到了1907年，他的大孩子也死了。中年丧偶，本来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何况心肝宝贝的儿女又相继沦亡？他一闭着眼睛，过去的一切事情，好像电影那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翻滚。为着斩断情根，他不得不致力于伟大的建国事业，希望在积极提倡文化教育的工作的时候，把许多不幸的事情慢慢忘记。

距离加尔各答城一百几十里，有个小镇名叫包尔波（bolpur），火车可以直达。由包尔波下车，沿崎岖不平的道路走了一英里半，便抵达圣蒂尼克坦，即国际大学的所在地。

在国际大学创办前三十多年，泰戈尔先生的父亲，曾利用这个偏僻清静的荒村，作灵修静养的圣地，命名“和平之乡”。后来，老泰戈尔先生又把这块地方改为修道院，即梵文所谓“阿须蓝”（ashram），凡是喜欢修身养性的人，不论种族肤色，都可以自由来归，但以不党同伐异，不纵物欲，不茹腥晕三件事情作戒条。如今在国际大学校园的香花树下，还能够认识老泰戈尔所静坐的地方，一碑矗立，刻有老先生朝夕吟诵的祷词：

他是我生命的寄托，我心情的愉乐，我精灵的和平

换句话说，老泰戈尔要把这块荒村变成人间极乐的地方，而他所谓极乐，不是指酒色财气、子女玉帛，而是指心平气和的精灵的尽情享受。

泰戈尔自小受父亲的精神教育的熏陶，以为真正的教育，必须予儿童以快乐的生活，充分的自由。理论和实践并重，教师和学生共同生活。因此，他就在这“阿须蓝”的基础上，于1901年12月，独自创立一间学校，实施理想的教育。

然而世间的事情，往往“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泰戈尔创办理想学校的宗旨，当时一般人都不大了解。1904年，全印民族运动爆发，举国骚动，抵制外国货，提倡国货的声浪，洋洋盈耳。泰戈尔本来是个爱国志士，但他实在不愿意把学校陷于政治的旋涡，而授统治者以摧残的口实。这种正确的主张，他始终是“择善而固执之”，一点也不放松。

我们且看1920年11月4日他致安德烈的一封信，说的又是政治须脱离学校这个大道理：

有一件事情我要对你说明，让圣蒂尼克坦脱离政治的纷扰。我知道政治问题在印度越来越重要，而政治的侵入学校是很难拒绝的。虽然如此，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不是政治。假如我要搞政治，我就不属于圣蒂尼克坦。

“假如我要搞政治，我就不属于圣蒂尼克坦。”寥寥两句话，真是掷地作金石声。他并不敢说政治不好，他只想维护国际大学的三大信条：“和平、仁爱、友谊。”换句话说，这充分表示泰戈尔为教育而教育的宗旨。他绝对不想把学校当做个人争取政权，从事政治活动的根据地。

大战前后，他曾漫游新旧大陆，后来又访问中国、日本及马来亚，足迹所至，他无处不发现“人吃人”的社会应该彻底改变。关于他旅行各地的情形，下文当详细描写。这儿仅提一笔，说他经过多次游历之后，更加坚持自己的信念：以东方文化来拯救世界的危机，以教育来改造人民的生活。双管齐下，水到渠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新时代的问题，在于建设新世界。”而1921年12月22日正式开办的国际大学，就负着这么崇高的使命。

陈友生译述的《印度新志》，对于国际大学的环境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他说：

全校建设之布置，仿如一大公园，乔木成林，绿叶交荫。广宽之大道，四面贯通；幽曲之小径，左右环接。此处一宏壮之大厦，彼处一雅洁之茅舍，气象各殊，相映成趣。间或池水一湾，土丘半角，有山巅水涯之意。嘤嘤鸣鸟，习习清风，自朝至晚不息，令人心旷神怡。若极目远望，则广野平铺，阡陌无际，热带棕榈，隐约如披发长人鹄立于水平线上，而竹林茅舍，亦点缀于其间，鸡鸣犬吠相闻也。

学校无墙垣，亦无门禁，四通八达，无论何人可以出入，无论何物可以经过。每当晨光曦微，或夕阳西下之时，农人妇孺，相率经过校外校内，或携锄犁耕种之器，或驱两轮二牛之车，或负薪米，或驱羊群，行歌相答，洋洋盈耳。

这是多么理想的读书的所在！

自来名山古刹，多数是得道之士研究学问、探讨真理最理想的地方。一来，远离市朝，把一切庸俗不堪的争名夺利的念头洗涤得一干二净；二来，乡居生活简单，饥餐佳果，渴饮甘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是多写意！此外，树木茂密，花卉繁多，新鲜的空气，配合浓郁的花香，使人有飘飘欲仙的感觉。三来，乡村化的学校，教师和学生时常有机会参加体力劳动，不但身体锻炼得十分结实，而且使他们知道稼穑艰难，因而对于那些披星戴月的农民表示深切的同情。

图书馆为师生活动的中心。藏书在量上固然可观，在质上可以算是印度第一家。它的梵文古籍、藏文经典，及全印方言的古本，古代名人的手稿，未经刊印的遗著，都是世界文化的精华，俨然成为研究印度文化、回教文化、藏文佛经的中心。

艺术院包括图画音乐两部，创办于1918年，这是师生联络感情，课外活动的所在。泰戈尔对于图画和音乐都很内行，所以这间艺术院所搜罗的著名艺术作品，都能代表民族性。

在艺术院的东北，有一间相当精致的屋子，泰戈尔时常住在那儿，它的绰号是“诗人之家”。学校的重要会议及演讲会，多在“诗人之家”举行，这倒符合他的主张，以学校为家庭，以家庭为学校，让师生时常有接触的机会。

由于泰戈尔的伟大的人格及著名诗篇的感召，他能够聘请到许多国际著名的学者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圣蒂尼克坦来服务。德国的大学者李维（sylvain levi）、温德尼兹（moritz winternitz），不辞山川的跋涉，亲自到这儿来讲学。中国的有名画家徐悲鸿、张大千，著名圣徒太虚法师也不怕道路的梗阻，亲自到这儿来服务。这些大师，个个都是大台柱，他们的桃李满天下，所以他们把国际大学的大名广播全世界。

国际大学一面是沟通东方和西方，一面是连贯新文化与旧文化。在旧文化上，它追溯希伯来文、希腊文、梵文、中文、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在新文化上，它发扬英文、德文、法文、荷兰文、日文。兼收并蓄，细大不捐，这间大学真不愧为世界文化的总汇。

本来观人于其友。假如主持校政的人是个胸襟阔大的人物，那么许多志同道合的奇才，也会甘拜下风。我们且看捷克大学梵文专家温德尼兹教授离开国际大学前，泰戈尔给他的临别赠言是怎么说：

你的知识的境界是以人类的统一作精神的背景；这会加强我们爱护国际大学的理想。事实上，你和这个‘阿须蓝’里的同志的密切接触，对于我们的机构的建设是有重要的贡献，因为我们的机构所需要的材料，并不依赖砖石和泥灰，规则和章程，而是依赖它的人类历史的信念，把历史当做不断努力达到存在的精神意义的最高表现……如今离别在须臾，我们向你敬致我们兄弟的敬礼（our brothers' greetings）。

须知兄弟如手足，而世间最难得的莫如兄弟。泰戈尔以创办人的资格，把个个教授、讲师、职员、学生、工友都当做至亲的兄弟，难怪大家都把他当做家长，由衷地给他以热烈的拥护。

最后，我们不会忘记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这间学院是由中国的文教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尤其是得力于谭云山教授的努力募捐（谭教授主持学院院务三十多年），终于1937年正式成立。

当中国学院开幕时，泰戈尔很兴奋地致开幕词。他说：

今天，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大红吉日，是一个长期巴望了的日子。今天我们能够代表我们的人民，实践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古老的保证：保证在我们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维持文化与友谊的交往。……中国学院在今天开幕以后，将成为那不断增长的巨大知音的核子和标志。在这里，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将和我们在一起，变成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享我们的生活情感，也让我们分享他们的生活情感。他们将为我们的共同事业付出劳力，帮助重建两国人民之间曾经中断了10世纪的频繁交往的伟大事业。（参阅1958年2月8日南洋商报，《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二十周年》，著者为迷都）。

中国学院也有一间图书馆，关于中国的古籍，尤其是佛经，收藏相当丰富。学院的研究员，来自世界各国。大家埋头研究，孜孜不倦，谁都以发现真理为人生最大的乐趣。

为着创办这间国际大学，泰戈尔有时不能不为它的经费忧虑。本来大诗人是人间的骄子，他大可不必多管闲事，但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不得不牺牲一切，贡献他晚年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从事这间理想的大学的发展。因此，谁愿意给国际大学以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忙，他对于这种善意都加以重视。

印度政府体念泰戈尔创办国际大学的苦心，它愿意给它以大力的支持。当1952年国际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印度总统普拉萨德博士曾发表一篇洋洋万言的演讲词，他的结论是：

现在政治给这机构以法律上的承认，同时，也负起财政上的援助的责任，但是，这机构的心脏和躯干，灵魂和良心，绝不受国家的金钱，或法律的条文的支配。这机构的确是大师的精神的表现，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的责任在于维护它原来纯洁的形式，而且要不断努力，按照大师所指示的方针来进行。……你们应该尽心尽力地为这机构服务，因为这机构是人类新文化和良心的象征与希望。

泰戈尔的躯壳虽化为尘土，但国际大学将永远存在，继续为沟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桥梁，发扬新学与旧学的总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