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莫里哀在中国始终没有一部比较完全的译本，可惜我这里译了长短十七出他的喜剧杰作，仍然算不得全集。他写了约摸三十来出戏，可以确定是他的有三十一出，另外传到后世的还有一些短诗，但是我仅仅选出十七出戏介绍给我的同代的中国读者。我必须请求敬爱莫氏的人们原宥，因为时间固然有限，我深深感到兴会的，不瞒读者，也就是这十七出戏。我不愿意过分勉强自己，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一高兴，全补齐了也难说，不过眼前至少我还没有那种企图。

我声明我对不住伟大的莫里哀，法兰西的国宝，人类在喜剧方面最高的造诣。无论如何，以我的浅妄，居然有十七出戏——而且全是他的杰作，帮他在中国读者面前出现，他应当宽恕我的唐突。我分成上下两辑，并不是依照年月的先后，而是依照工具的运用，散文语言的归在一起，诗语言的又归在一起。假如我的翻译丝毫不能够传达 (戛戛乎其难) 他的风格或者神髓，至少我希望分类可以加强中国读者的体会。翻译莫里哀的困难，就我所知道，英国人最明白，我相信中国人看过我的拙劣的译文，一定也会同样明白: 最伟大的制作最跨越时代和疆域，同时也最难译成另一种语言，形式和内容是一种结晶性的凝定，拆散等于毁坏。

曹禺兄再三劝我从事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怀疑我的才能，他运转他如簧的巧舌，恭维 (有谁不沉醉于恭维的) 而又说服了我。他的理由我不必重复，因为那是我们二人之间一件私事，我说了出来就近乎无耻。朋友们如西谛、巴金、锺书、靳以、麟瑞，西禾、佛西、克家、佐临，辛笛、唐弢、吴天诸兄，听说我埋头翻译莫里哀，都经常表示关切。至于开明书店同人，如圣陶、调孚、均正诸兄，以及为我校对的几位先生，我以最大的诚意感谢他们的热衷与合作。

(选自《莫里哀戏剧集》上辑之一《可笑的女才子》，开明书店1949年6月印行)

《可笑的女才子》序

一六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可笑的女才子》(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 正式和它的时代见面，一出笑剧 (farce)，而且独幕，但是演出的效果和讽刺的力量，新鲜活泼，集中深厚，一下子就把时代克服，带着它往前跨越一步，朝着一个永生的青春方向走了下去。法兰西文学史从这一天起翻了一页，世界戏剧史从这一天起在喜剧方面有了更光荣的记录，希腊的阿芮斯陶芬尼斯(aristophanes) 不得称雄于前，莫里哀带着他的剧团在外省流浪了将近十三年，一六五八年回到巴黎，如今终于以一次空前的营业成绩站牢了，站牢了为的开始一个丰满的持久的收获，大量把他的更大的杰作贡献给全人类。

就莫氏自己来看，在写《可笑的女才子》以前，他一直拿有定型的意大利喜剧和流行的情节喜剧做蓝本，胡闹、不近人情、动作繁多、讨好大众，然而缺乏隽永的意义。流浪生涯把经验给他，广大的土地开扩他的胸襟，众多的接触加深他的认识，外省观众不曾对他有过特殊的要求，他拿传统逗他们简单的心灵哄堂大笑。但是，他向他们学到了许多，最重要的是: 健康和独立的自由精神在旷野之中壮大起来，然后他回到巴黎，站在庙堂文学的门限，感到空气的噎窒，开始以正常人生的观点鞭挞腐恶虚伪。他懂得什么是喜剧，它的第一个效果是要它的观众笑得开心，才学和经验在这方面给够了他，他不必为技巧发愁; 他为自己另添一个新使命，要观众笑，但是要笑得有意义，最有意义莫过于让他们体味自己或者自己一群中的言行是非: 作品本身是艺术，用意却为服务。莫氏放弃传统的定型人物和机械的剧情进展，拿实在生活和风俗作为他的描绘的范本，他不用到太远的地方寻找材料，眼边文坛先有恶劣风气给他，《可笑的女才子》出世了，一次他跳入人海，终其身和风险搏斗。

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要坚固，为了获取长久的生命，假如更能生逢其时，一方面斩除荆棘，一方面开辟道路，破坏和建设同时在它的出现完成，划时代的使命犹如锦上添花，形成号召的基础。塞万提斯 (cervantes) 曾经在十七世纪初叶留下一个显赫的先例，为了扫荡武士小说的遗毒，他创造一个醉心于武士小说的人物，放在现实的环境，显出他的不伦不类，不宜生存。武士小说就这样让党·吉诃德的断矛活活给送了终。远在莫里哀之后，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作品风靡人心的时候，福楼拜 (flaubert) 从乡间选出一个农家女子，带着不合理的宗教教育和更不合理的浪漫情绪，高不成，低不就，停在生活的表皮，最后拿性命殉难了事。包法利夫人就这样现身说法敲了浪漫主义的丧钟。艺术作品并不直接攻击，然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笔之所至，金石俱裂。在世界文学史里面，另外一个辉煌战果，打击文坛恶劣风气的成就，轮到戏剧方面，就是莫氏正式和巴黎人士见面的创作，一份献给时代的厚礼，菲薄的《可笑的女才子》。

但是，在最初，这群女才子把任务挑在肩头，正经从事，并不可笑。法兰西从十五世纪跨到十七世纪，从中世纪跨到现代，从质野不文跨到文质彬彬，无论在风俗和举止上，无论在文字和语言上，不就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易。十六世纪做成中间的桥梁。单就文学表现来看，一方面充实字汇，尽量吸收外国文字，一方面整理字汇，删秽留洁，去芜存精，于是各不妨害，而且相成相长，提高法文的质量，富裕和雅致同时有所成就，我们一方面看到粗壮如小说家辣布莱 (rabelais)，[1]另一方面看到工整如诗人马莱尔布 (malherbe)，分头并进，促成十七世纪的灿烂收获: 喜剧方面如莫里哀，悲剧方面如辣辛 (racine)，同沾并润，异葩齐放。这不是一个人可以一蹴而就的造诣，一种共同的心力，汇无数溪流，成为浩荡的江河，然后东西南北，聚做万里汪洋的大海。这种似人为而实自然的发展趋势，拿中国的南北朝来看，便是一个最好的说明。杜甫不是一个突然崛起的顶尖，他自己就曾经指出他的学诗的师承。无数心力汇聚成为一个杜甫。心力在开始都是好的，但是时间久了，人事发生变化，服务的目的变成小我的消遣，工作成了游戏，批评成了教条，一个有意义也起作用的运动也就流弊丛生，正因为影响大，蔚成风气，于是反动大，疾如飙，响如雷，宇宙为之易色。所谓女才子，原是一群好心好意的文学改革家。莫里哀攻击的不是运动，不是女才子，而是风气，而是可笑的女才子，他在序文里面恐怕误会，特别加以申明:

所以，真正的女才子，看见可笑的妇女把她们模仿坏了，尽可以不必生气。

远在一六一五年左右，朗布叶 (rambouillet) 侯爵夫人 (一五八八年至一六六五年)，父亲是法国驻罗马的大使，母亲是意大利的名门闺秀，自己受过高深的教育，对于法国宫廷生活的粗鄙和语言的质野感到不满，退而招待若干志同道合的男女知友，在府邸著名的“蓝室” (chambre bleue) 聚会，闻名于世的“沙龙”(salon) 从这时候起开始有了传统和生命。许多知名于时的人物、诗人、文人、小说家、书翰家以及上流妇女，出入侯府，把谈话当作艺术，从研讨追求趣味，避免庸俗和学究气息，以移转风俗与改进语言为职志。他们认为优异的，他们用一个字形容: précieux，没有一点点恶意，正如字的本义，中文可以译作“名贵”，恭维他们的人们也用这个字来形容他们。主妇是中心，女性占有压倒的优势，敏感和细心是妇女的生性，“名贵”经年累月渐渐降为“高雅”，爱情成为谈话分析的标的，有闲是他们唯一的根据，形式和唯美成为立异的表示，内容越来越空虚，最后中文可以译为“虚伪”“文饰”“矫揉造作”或者“装腔作势”，正如字的引申义所示[2]。朗布叶夫人开了一个头，“沙龙”多了，风气散开了，不仅仅巴黎，如莫氏在戏里说到的，外省同样成为附庸风雅的世界。我们明白，等到时尚下乡，京城不换花样，一定也已到了尾声。莫氏就在这时候回到巴黎。

朗布叶夫人的“蓝室”不多年就关闭了，一位作客的小姐，女小说家斯居玳芮 (scudéry，一六〇七年至一七〇一年) 另外也为自己来了一个“沙龙”，每星期六招待她的文艺朋友，研究感情(tendre) 上的种种精致问题。她另外有一个名字称呼自己莎弗(sapho)，正如朗布叶夫人，被大家称作婀耳黛妮丝 (arthénice)，也正如我们这出滑稽戏里的两位可笑的女才子，乱为自己取些不伦不类的称谓。她的两部长篇小说《伟大的席吕斯》 (le grand cyrus) 和《克莱莉》(clélie) 为她争到广大的名声，成为无知少女的借镜，莫氏用做两位女才子的智慧宝库和心灵泉源，指出这类向壁虚造的“理想”的险巇。但是莫氏谴责这群以风雅自命的女才子，没有一语牵涉私人，永远是一般的，不像阿芮斯陶芬尼斯，爱好人身攻击。此其“沙龙”的贵人们利用权势禁演《可笑的女才子》，终于有所谅解，在两个星期以后解禁。

但是，仔细读过这出笑剧，我们感到莫氏不就止于鞭挞颓废的文学倾向，更且指出狂妄的贵族的愚昧，隐隐有助于这种恶劣倾向的发扬。我们单听马斯喀芮叶的夸口也就明白了:

贵人是永远什么也不必学就知道。

朗松 (lanson) 断定“马斯喀芮叶是费嘉洛[3]的祖先”，说实话，莫氏如若颂扬路易十四，对于他的臣子，从他回到巴黎以后，遇见笑骂的机会，在舞台上轻易不肯放过。太简单了，他已经看出他们走着没落的道路，然而他们自己一无所知，例如朗布叶夫人的小小的功绩，临了也被这些愚妄的贵人轻轻断送。《可笑的女才子》类似一面照妖镜，贵人和他们的才情全在这里现了形，如圣佩甫 (saint-beuve) 所指出，莫里哀一举而文风丕变。

莫氏饰马斯喀芮叶。

(选自《莫里哀戏剧集》上辑之一《可笑的女才子》，开明书店1949年6月印行)

《党·璜》序

就结构来看，莫里哀的《党·璜》(don juan) 显然不能够在这方面满足戏剧家的要求，散漫、牵强、任性所之; 他在第一幕安排党·璜驾舟去抢一位小姐，到了第二幕，仅仅做为翻船遇救来到乡野的藉口; 他要皮艾罗下场，他要党·璜把知心话说给他的听差，他要穷人出现，他要强盗打劫喀尔劳，他要艾维尔小姐在第一幕恐吓党·璜，在第五幕原谅他的一切，为他的安全苦苦哀求等等; 一位好剧作家必须顾到故事的自然和必然的程序，轻易不把观众陷入彷徨的心境，前后失据。拿莫里哀其他杰作来比，例如前一年的《达都夫》(tartuffe) 和后一年的《忿世嫉俗》(le misanthrope)，《党·璜》在组织上几乎不可能和二者相提并论，但是，事实上，它是一出莫里哀的杰作，党·璜这个传奇人物由他传了下来，正如另一个传奇人物浮士德，由哥德传了下来，后人如拜仑、莫扎特 (mozart)、麦芮麦[4]、德拉克瓦 (delacroix) ……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不是拿莫里哀的人物做蓝本。党·璜的存在仰仗莫里哀的手笔确定，因为这里不再是一个布道的例证，从今以后，有了灵魂，有了哲学，故事贬做一架工具。

《达都夫》和《忿世嫉俗》完全根据现实，莫里哀的拿手好戏是拿活生生的材料，就他所体验意想到的，在一种独来独往的境界，揉成他的颖特的造诣。假如故事或者形式是前人的，他的工力永远不在重复故事，而在把生命赋给性格和生活背景，成为一个有灵性，也就是有个性的存在。原来庸俗，几乎停了脉搏的生命，经过天才和现实的加工炼制，重新获得撼动宇宙的活力。他和党·璜的传说的结合，从艺术创造的过程来看，可以说是偶然，不像莎士比亚处理《汉姆莱特》，也不像哥德处理《浮士德》，那样合好无间，那样“心心相印”，莫里哀几乎完全是从客观的哲理的观点出发，他拿戏剧的场面来说明性格，如刀剥笋，愈往前去，面目愈新，不像他在别的杰作里面，他拿性格来激动戏剧的进展。他所爱于党·璜的传说的，往深里看，只是党·璜这个怪人而已。

故事的发祥地是西班牙。依据《塞维勒的史乘》(chronique de séville) 党·璜·太脑芮奥 (don juan tenorio)，一位贵人，有一夜劫奸一位小姐，还把她的父亲余闹阿 (ulloa) 武士杀了。家人把他埋在方济各派 (franciscains) 僧侣的教堂，立有石像。僧侣用女人做饵，把党·璜引到教堂武士的私殿弄死，然后散布流言，说党·璜到教堂来侮辱石像，石像显圣，把他打进地狱去了。信徒利用他的传说给基督教增加威信，着重说教，充满中世纪神秘剧 (mysteries) 的气息。一位叫作嘎布芮艾勒·太莱斯 (gabriel tellez) 的僧侣，笔名提耳扫·德·毛立纳 (tirso de molina)，和《党·吉诃德》的伟大的作者活在同一时代，写了一出分成三“日”的悲喜剧，题作《塞维勒的骗子和石头的客人》(el burla-dor de sévillay convidado de piedra)。党·璜在这里及时行乐，处处留下改悔的可能，临死呼吁神圣解救。传说很快来到意大利，加重滑稽成分、前后有了两种演出的本子。一六五七年左右，意大利喜剧演员把它们带到巴黎上演，滑稽，地裂火喷的机关布景，轰动了大量观众来看。营业价值是翻本的最好的保证。法国立刻也有了两种演出，最后加上莫里哀的匠心的制作。

一六六四年五月十二日，他怀着热烈的双重期待，艺术的和银钱的，献演他新近完成的巨著《达都夫》，仅仅一场就被官方禁演了，教会的阻力高到不可能再高，他费尽了心力，没有能够跨越过去。但是，他是他的剧团的团长，没有剧目等于没有收入，于是为了维持职业演员的生活，创作一时来不及，他看上了风行全国的党·璜的传说。

点石成金是一种痴想，可是在艺术制作上，一个通俗东西幸而遇到伟大的心灵来冶铸，亮晃晃的成了宝物。原来东西尽管不成形，和伟大的心灵一定息息相通，才好在孕育上，达到完美圆适的境地，《汉穆莱堤》之于莎士比亚，《浮士德》之于哥德，就是最好的说明。党·璜的传说具有浪漫传奇的性质，和在现实里面打滚的莫里哀显然有若干本质上的距离。然而一次看中了这个故事，他不苟且，不吝惜生命的赠与，如若不能够加强浪漫传奇的性质，他把自己全部灵魂放了进去，凡他能够为力的地方，经他轻轻一点，立刻有了深度，而且立刻有了积极的现实的意义。他拾起一个中世纪人物，给了他一个新的性格，和莫里哀同样属于当前的法兰西。他看够了那些出入宫廷的大小贵族，他们的日常言行便是党·璜的生命的源泉。党·璜成了人，荒唐然而高贵，寻欢然而永远得不到爱情; 好奇，胆大，机智和语言一样洒脱，像一个科学家，拿女人做广泛的实地试验。最重要是，他属于没落的贵族。

莫里哀让我们看到他的忿怒和憎恨。《达都夫》演不出，他憋了一肚子气闷，于是抓住机会，他藉党·璜的赞美来奚落那些投机的虚伪人物:

虚伪是一种时髦罪恶，只要时髦，就不是罪恶，就是道德。好人这种角色，在所有的角色里面，是今天最好扮演的角色，而虚伪这种职业有意想不到的方便。这是一种艺术，欺诈永远受人敬重; 不管揭穿不揭穿，没人敢说它一句坏话。

莫里哀曾经在《达都夫》里面揭穿过一回，但是受打击的是剧作者，不是那位戴假面具的教士。对于那些不给祖先留体面的贵人，他同样利用机会加以鞭挞，这回轮到党·璜挨骂了，父亲老老实实教训他道:

你不配你的门第，你真就羞也不羞? 讲给我听，你也好有权利引以为荣?你在世上干了点子什么充贵人?你以为有名有姓有祖荫就够了吗?难道我们生在阀阅世家，专做混账事，算得了一种光荣?不，不，没有人品，门第不值一文。

贵族开始往下坡路走。十八世纪末叶的革命在这里先就埋下种子。接着说别人说过的话要有勇气，但是头一个想到也就说到了的，像莫里哀这样以进步的姿态攻击它应当伺候的主子们的，勇气应当分外足。

于是，主子们发话，《党·璜》演了十五场，营业虽好，复活节后禁演了，第二次公演时候，从一六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到一八四七年一月十五日，中间相隔将近二百年了。

第一次公演，莫里哀饰斯嘎纳赖勒，那个通情达理的乏小子，现实生活磨练出来的松跟班，好像党·吉诃德的跟班胖小子潘沙(pancha)。

(选自《莫里哀戏剧集》上辑之二《党·璜》，开明书店1949年6月印行)

《屈打成医》序

《屈打成医》(le médecin malgré lui) 是一出百分之百的笑剧(farce)，但是在笑剧里面，迄今难得一出能够和它匹敌的 (除非是他自己的作品): 品高，不仅营业纪录高。莫里哀要他的观众开怀大笑，因为他明白: “这些人老看风格和情感高尚的作品，一定吃不消。”所以一六六六年八月六日，就在他的高喜剧《愤世嫉俗》上演两个月之后，他捧出一道口味完全不同，同样属于杰作的笑剧给他的观众享受。有些地方道学先生一定嫌粗野，但是，健康、质实，没有“修养”的大众，一定会在这里寻到自己的口胃。单看契诃夫的那些独幕剧，特别是《熊》，就明白这生气蓬勃的小东西 (莫里哀并不怎么重视) 有什么样的魔力迷人，有多深的根植伏在人心。虽说嘲笑医学，不像《没病找病》那样恶毒，《屈打成医》的主要目的是博一个满堂哄笑。然而莫里哀高人一等，因为就是胡闹，也不全靠外在动作，一切顺序发展，依据人生，从来不肯走了样子。语言是无比地巧妙、新鲜、有力，许多句话被后人看做成典、口头禅一样引用。假如有人把它看做喜剧，一点儿勿需乎奇怪。

莫里哀利用两个民间传说揉成他这出笑剧: 一个是关于哑妻的故事，十六世纪文学巨匠辣不莱 (rabelais) 曾经在他的杰作里面提到。一个是《乡下郎中》(le vilain mire)，公主咽下一根鱼刺哽在喉咙，国王访求名医，正好一个乡下女人受丈夫虐待，便把丈夫说成了名医，逼到宫里去给公主看病。他的怪样子把公主逗笑了，笑使了力，鱼刺自然而然就出来。

莫里哀在这出戏里面饰主角斯嘎纳赖勒 (sganarell)。

(选自《莫里哀戏剧集》上辑之三《屈打成医》，开明书店1949年6月印行)

乔治·党丹》序

《乔治·党丹》(george dandin)，一名《受气丈夫》(le mari confondu)，是莫里哀根据一出独幕的老戏重写的，一六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凡尔塞宫的草地露天演出，庆祝新签订的合约。老戏的名字是《勒·巴耳布叶的妒忌》(la jalousie du barbouillé)，传说是莫氏早年流浪期间的收获，可能是民间久已有了这么一出小戏，莫氏重新整理一过。太太夜晚在外边幽会，回到门口，丈夫不许进去，她假装投井，骗出丈夫，自己掩进家门，反而冤枉丈夫在外荒唐，亲友和邻居把他打骂了一顿，方才了结; 这个故事收在《十日谈》(décaméron) 里面，莫氏显然读过。

就笑剧的立场来看，批评家理应无可非议，布局单纯而多致，人物简单而明凸，同时，尤其难得的是，处处巧合，而又异常自然，不着丝毫痕迹，不过，浪漫或者道德气质浓重的读者，例如卢骚，不能够满意这出戏也是真的: 第一，里面没有一个人物值得夸赞或者同情，即使党丹本人也有受气的原因; 第二，惩恶奖善的原则似乎在这里没有着落，“恶毒女人”未曾受到分毫的报应。我们愿意在这里指出，看戏和读戏不是一件事，莫氏的戏很少是纯粹为了读的，所以看他的演出，人人捧着肚子狂笑，临到后人如卢骚，对书细读，自有相当距离。

有一派索隐家，认为莫氏用这出戏反映他的不愉快的家庭生活，同时，太太饰女主角昂皆丽克，自己饰党丹，可能含有讽谕的意义在里面。这种说法，没有人能够否认，自然也不就可以承认，因为太简单了，他们演出上的美满合作可以帮莫氏说明: 臆测应当适可而止。

把这些枝节放过，我们愿意就戏看戏，因为，说到最后，价值只在本身。这出戏的主题，正如两年后《向贵人看齐》里面汝尔丹太太所讲起的处世常理: 婚姻要在社会条件以内。乡下人党丹受气，只为跳出阶层，和本乡的贵人联亲。他本人有的是弱点，先就缺少风度，然而企图高攀，反而遭受屈辱，却也是自食其果，罪有应得。但是，莫氏是公道的，他同样揭出贵族的矫情、虚荣、自大，索兴说穿了罢，卑鄙无耻。我们明白: 党丹能够娶到昂皆丽克，只因为没落的岳父母利用他为他们还债。昂皆丽克是一个商品。第二幕第四场对于昂皆丽克的行为有深刻的说明。单从社会意义的观点来看，十九世纪中叶最成功的喜剧，《浦瓦芮叶先生的姑爷》(le gendre de m． poirier)，发挥的只是同一主题: 贵族和中产商人之间的冲突矛盾。欧吉耶 (emile augier) 刻画了一位孝女贤妻，便把莫氏的风险全避过了。和欧吉耶后辈一比，莫氏在这出戏里倒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自然主义者了。

其实不足为奇，因为故事从中世纪来，中世纪这个赤裸裸的大洪炉原来就粗野无情，活像自然主义和它有过往来。所以，要想呼吸《受气丈夫》的气息，莫氏的艺术和观察不就全够，还得添上中世纪的因素。

(选自《莫里哀戏剧集》上辑之四《乔治·党丹》，开明书店1949年6月印行)

《吝啬鬼》序

卢骚 (j. j. rousseau) 给朋友写了一封公开信，贬责戏剧败坏人心，特别是喜剧，莫里哀的风俗喜剧，效果正如罗马的讽刺诗人玉外纳 (juvenal) 所咏:

放过乌鸦，打击鸽子。(dat veniam corvis，vexat censura columbas.)

然后他举了几个实例，其中之一，便是在中国久已传诵的《吝啬鬼》(l'avare)，认为:

吝啬和放高利贷是一种大的罪恶: 但是一个儿子偷窃他的父亲，对他缺欠尊敬，对他做出种种侮辱的责备，等到这位父亲生了气，诅咒他的时候，便露出一种嘲笑的神情，回答他用不着他的礼物，岂不成为一个更大的罪恶? 难道因为玩笑有趣，惩罚就可以减免?目无尊长的儿子在戏里头得到人爱，戏又仗他成功，不是伤风败俗的学校又是什么?

我们首先指出偷父亲钱的是儿子的听差，不是儿子，他在事后才知道。这种一面倒的道德观，维系主观的尊严或许有用，但是客观上并不公正，人世的关系是相互的，而戏剧便在相互的因素里面寻找平衡。吉辣旦 (saint-marc girardin) 曾经在他的《戏剧文学讲义》(cours de littérature dramatique) 里面指出这种相成相克的公正作用，并且加以解释:

父亲忘记荣誉，儿子也就忘记他欠父亲的尊敬。真的，我们不要在这上头受骗: 家长是一个美好的头衔，几乎算得上一位司铎; 不过，有头衔就有责任，权利之外，还得负起责任。我知道一个儿子决不应该指控父亲，即使有罪也罢; 但是，那是孝子的教条，可惜孝子实际上不就遵守。何况，在《吝啬鬼》里面，莫里哀一点也没有要我们把克莱昂特当作孝子，不顾父亲，单独叫我们加以认可; 他仅想拿浪费和吝啬作对，因为这是两种罪过，拿来对比一下，最有效果，因而也就可以最有成效地相犯相惩。

父不父，子不子，在一个家庭里面，没有比这种现象更其破坏人生的幸福的。莫里哀要的不是卢骚的拘泥的猥琐的道德，违反人性的礼教他永远在他的喜剧里面加以惩罚，最高的道德和人性应当是一个，假如成了两个，一定在本质上起了变化，成为卢骚所拥护的形式主义，空无一物的礼教。所以，从一个更高的精神意义来看，有真正道德的是莫里哀，正确的指示属于他在喜剧里面所给的启发，因为他爱的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广大的芸芸众生，把生趣分给每一个人，年轻人特别应当鼓舞，因为他们走的路更长，也就更需要识途老马的开导和爱抚。因为爱而鞭挞，年轻人挨了打也甘心，但是因为自私而冷落，老年人不必妄想从下一代获得公平的酬庸: 衷心的敬爱。

明白这一点，《吝啬鬼》不仅是一出普通的风俗喜剧，而且正如巴尔扎克在小说里面所描绘，成为一出社会剧。艾克耳曼 (eck-ermann) 把《吝啬鬼》译成德文，把它的剧作者说作“一个伟大的真实的 (reiner) 人”，哥德紧接着就道:

对，一个真实的人; 这句话恰到好处。他不歪扭任何事物。他统治当时的风俗; 我们的艾夫兰德 (iffland) 和考滋布(kotzebue)，正相反，由着他们当时的风俗把自己统治，于是有限制，关在它们中间出不来，莫里哀恰如其分地描绘人们，加以惩罚。

哥德，这位伟大的文学欣赏者，嘲笑若干人不敢正面接受莫里哀的启示，而把他们的高雅做为所谓理想文学，卢骚之流的感情用事的理想主义也就被骂在里面了。但是哥德对于这出戏的认识不就止于此，让我们把他的深沉的智慧写在下面:

莫里哀是那样伟大，每次读他，每次被他惊倒，他是一个别无分店的人——他的戏濒近悲剧; 它们握有未来; 没有人有勇气模仿它们。他的《吝啬鬼》，罪恶在这里摧毁父子之间一切自然的情愫，特别伟大，是高度地悲剧的。可是，一到了德文里面，儿子变成亲戚，全盘软弱，失去它的意义。他们不敢学他，怕把罪恶表现正确; 不过，悲剧在什么地方，假如不在这儿，不正因为这里有什么东西忍受不了?

拿悲剧这个字样来点定《吝啬鬼》的造诣，我们唯有拜倒于哥德的胆大的微妙的运用。而且他对。莫里哀的最大的喜剧，都有力量撼动我们的灵魂，叫我们在狂笑之后沉下心来思维，有时候甚至于不等笑声收煞，一种悲感就在我们的心头涌起。他的技巧往往露出马脚，例如在《吝啬鬼》里面，第五幕的传奇式的团圆伤害现实的真实，然而在这上头怪他，我们不如索兴指摘喜剧本身: 天下难得真正的美好，然而喜剧因为在形式上有一种情节的满足的必要，自然对于技巧就要稍稍加以滥用。这不是莫里哀的缺陷，他不可能征服人生本身的遗憾，假如征服，也就只有仰仗于情节的花巧。亚里士多德远在两千年以前就把喜剧的性质说给我们知道。

但是，莫里哀跳过技巧，运用他最高的才分把他的观察写成喜剧，而且写成性格喜剧。亚里士多德没有想到这一层。古代希腊的讽刺笑剧不曾为他提供这种资料。罗马喜剧也没有往这上头用过心思。这是莫里哀的独特成就。唯其全部精力注意在一个性格的解剖，把它和社会的关联一个一个集中而又隔离地加强给我们看，我们明白剧作者的目的决不止于逗我们一笑而已。他要我们看清楚这种性格和它的习惯动作所含的祸害，有时候远在本身以外，具有社会性的害群的意义。达都夫的虚伪、党·璜的玩世不恭、党丹的高攀、阿尔岗的执迷、赛莉麦娜的社交应酬，还有我们这里的哈巴贡，吝啬成了他最高的品德。莫里哀允许一个人有弱点，但是弱点发展到不复成为弱点，成为一种自私的表现，成为一种摧毁他人幸福的工具，莫里哀要我们加以警诫。幸福不应建筑于别人的牺牲上面，正如自由以不妨害人之自由为自由。父之于子尚且如此，况乎外人?哥德指出德国改编者把儿子换作亲戚是一种软弱的表示，实际唯有最近的关系的对立才容易形成艺术上所需要的坚强的效果。

莫里哀在情节上往往歪扭现实，但是在风俗上，在行动上，在心理上，特别是在性格上，永远忠实。所以，同样一个故事，到了他的笔下，正如在英国到了莎士比亚的笔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光彩焕然，不可一世。他们从来不考虑故事的来源。他们的用心是把活人放在里面，好像吹了一口仙气，纸上的故事一下子就全活了。莫里哀不打自招: “我随手检拾我的财富。”(je prends mon bien où je le trouve) 他借用前人最多的要算他的《吝啬鬼》，有人为他考证出来五六个来源，最重要根据是人人皆知的《罐子》(aulularia)，罗马喜剧家浦楼特 (plaute) 的著作。莫里哀必须时刻为他的剧团提供新戏: 眼快，有可能的材料就利用; 手快，尽可能提早上演，避免营业上的失败。一六六八年对他分外紧张，《达都夫》的禁令还没有撤消，于是含着恨，他在一年里面赶出了三出喜剧，《吝啬鬼》仅仅用了两个月的工夫，写作和排演的时间全算在里面。九月九日第一次公演，观众的反应相当冷。一个月仅仅演了九次，这出杰作和《忿世嫉俗》一样，得到胜利远在剧作者去世以后。

莫里哀饰主角哈巴贡。

(选自《莫里哀戏剧集》上辑之五《吝啬鬼》，开明书店1949年6月印行)

《德·浦叟雅克先生》序

狄德罗 (diderot) 说，“假如你以为能够写《浦叟雅克》的人，远比能够写《忿世嫉俗》的人多，那你就错了”。

《德·浦叟雅克先生》 (monsieur de pourceaugnac) 是一出笑剧，一六六九年十月六日，先在宫廷演出，十一月移在剧院，和巴黎人士相见，莫里哀饰主角，吕里 (lulli) 谱曲。这应当是莫氏最最胡闹的笑剧，奇突的地方让你想到他的希腊前辈阿芮斯陶芬尼斯，撒野的地方仍然让你想到这位前辈，但是更让你想到十六世纪的辣布莱，同时他们的健康，莫氏也一样具有。戏看过了以后，我们显然感到莫氏远比他们资力雄厚: 自然和艺术在这里得到完整深厚的生命，不像现代那样纤巧，也不像古代那样粗疏。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出异想天开的笑剧有一个中心人物，他有性格，或者换一句话说，他的性格有厚度，不是一个纸扎人，虽说由人拨弄，始终稳如泰山。他从外省来，第一遭踏进京都，但是，他相当自负，把乡鄙的身份带到市廛，傲然来做京都富商的女婿，受欺受绐，直到化装逃走，大多由于自负过甚。他之所以受惩罚，并非没有来由。他从外省来，扮了一趟可怜角色，这不就是说，他是一个可怜的乡下人，根本他就不是乡下人。性格上的过失不算，他冒冒失失来娶一个他不认识的阔小姐，大约就只因为她阔，先就不可饶恕。糊里糊涂破坏人家的爱情和因缘，还不算在里面。

明白这个，我们就可以接受几个流氓和他捣乱的举动。斯布芮嘎尼和他的一群男女，的确不是正经东西，但是，站在喜剧的观点来看，他们成全一桩好事，一对青年男女，(莫氏永远站在爱情和青春这方面) 的美满因缘，这就值得宽恕他们过去的为非作歹，说实话，他们在这出笑剧里面没有丝毫不是，除非是逗我们大笑好些次。而且，说到最后，社会上也就是他们这批亡命之徒有时候还有义气，还有勇敢和聪明，帮助无告之人脱离苦海; 喜剧家向例偏爱这些正人君子不屑一顾的流氓，我相信，往往倒有道理。经验使喜剧家走上反叛的道路: 道学家自来不爱他们。

说到这里，未尝不为莫氏在中国担忧，中国自来多的是道学先生，前进的，落伍的，都看不惯笑剧式的捣乱胡闹。但是能够写《德·浦叟雅克先生》这样一出笑剧，狄德罗说的对，正和高喜剧同样难能可贵。

(选自《莫里哀戏剧集》上辑之六《德·浦叟雅克先生》，开明书店1949年6月印行)

《向贵人看齐》序

《向贵人看齐》(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的译名在精神上相当传达莫里哀的用意，虽说字句并不吻合，比我原拟的《老板上流人》贴切多了。这算不了莫里哀最高的成就，然而一直为观众所爱，也永远是人类的一个弱点的最好的说明。

了解它的意义，必须先有当时法国的社会背景做底子，因为莫里哀的深厚的刻画，向来具有强烈的现实的敏感。就在路易十四的盛世，统治阶层仿佛古老的建筑，已经显出了裂痕，勉强又撑持了一百年，来到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发，终于倾圮。如若有谁想就戏剧文学研究被统治阶层翻身的历史，莫里哀是一个开端，他首先指出贵人没落和为人的基本道义观念。所谓高贵的特权人物，进了他的喜剧，有的仗着欺哄过日子，下流如这里的道朗特，有的仗着财势过日子，荒唐如《党·璜》里的色鬼，全少一技之长以自立，而又积习甚重，无以自拔。他们不仅是败家子，同时为了维持体面和奢欲，他们还成了寄生虫。他们寄食在新兴的富有的中产阶级身上。贵而无品，莫里哀认为不足取，因为人之所贵在德性，不在血统。但是他不偏袒，就在他曝露贵人无行的时候，他同时让我们看到新兴的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弱点。本分有时候是一种美德。汝尔丹——一个中产者——的遗憾是没有头衔和头衔的一切附丽。他有虚荣; 他有钱，然而他发见他的社会地位低落; 他拿钱来换取身份，资财开始有了颜色。他不是疯，他是陶醉于他的野心的实现。他酩酊了。他没有经验，愚昧形成他的可笑，不，他的可爱，因为说到了，他的心灵近乎孩提。贵人的浮表的色相迷住学步的幼稚心理。

这是一出奉旨写的“喜剧·舞剧”。一位土耳其大使来到巴黎，觐见路易十四，无动于宫廷的盛大欢迎，甚至于以为国王袍服上面的珠宝还不如土耳其宫廷的马衣上面的珠宝多。他的狂妄引起了路易十四的忿恨。但是莫里哀，灵魂深湛，把土耳其典礼做为高潮放在他的喜剧里面，为自己另外物色了一个目的: 人性的掘发。一出极声色之娱的“喜剧·舞剧”，音乐家吕里 (jean baptisto lulli) 谱曲，一位有近东旅行经验的子爵指点习俗，然而能够经久吸引我们的兴会的，始终是那个“绝人”汝尔丹先生。

有人认为这出戏不该从第四幕起变了性格，好好儿一出性格喜剧降为一出滑稽戏，似乎前三幕可以自成首尾。我不敢相信这种见解太有道理。说实话，与其看做五幕，不如看做独幕，中间穿插了五段舞蹈。这里是一气呵成，好像后人巴尔扎克的小说，前半的环境和人物描绘是后半的行动的根据。时间不中断，地点只是汝尔丹先生的客厅，我们真可以把这出喜剧说做经典主义的制作，完全吻合“三一律”。质朴、流动、华丽，又不过分。

一六七〇年十月十四日，《向贵人看齐》第一次演出，莫里哀饰汝尔丹先生，太太饰吕席勒，吕里饰土耳其教长，十一月二十三日，公开给巴黎市民，在宫廷和在民同样得到无比的荣誉。

(选自《莫里哀戏剧集》上辑之七《向贵人看齐》，开明书店1949年6月印行)

《没病找病》序

哥德曾经在他的《谈话录》里面，就《没病找病》(le malade imaginaire)[5]这出喜剧，推论莫里哀的戏剧艺术，实在是一段最好的引言，供给读者参考:

但是，假如我们这些现代人，想学得在舞台上成功的技巧，我们必须师法莫里哀。你知道他的《没病找病》吗?这儿有一场戏，我每次读这出戏，我总觉得这是舞台知识娴熟的象征: 我想谈的就是那位没病找病的人问他的小女儿路易松，打算从她那方面知道是否有一个年轻男子在她姐姐的房间。

另外一位，不像莫里哀那样了解他的工作，一定会老老实实，叫小路易松在同时把事情述说一遍，就这样完结。

但是莫里哀，用了大量心机，延宕秘密的揭发，有多少生命和效果提供了出来! 最初，小路易松假装听不懂父亲的问话; 随后，她否认知道什么事，然后看见拿鞭子打她，她倒下去装死。最后，就在父亲号啕大哭之下，她不晕过去了。一下跳了起来。同时狡诈，同时轻快，一点一点，说出了真情。

我的解释只不过给你对这场戏的生动很小一点观念: 还是你去读读好了，等你透入他的舞台价值以后，你会承认它含有实际的知识，比任何理论也多。

我从小就认识莫里哀，爱莫里哀，一辈子活下来，我向他学习。我每年一定读几出他的戏，为了永远保持和完美往来的心境。这不仅仅是一种熟练的艺术家的经验让我入迷，而尤其是那种可爱的自然，诗人的灵魂的最高的修养。

这是莫氏末一出戏，他最后一次把他的心血放在这样一出“喜剧·舞剧”，形式和方式都和他前几年的《向贵人看齐》相同，然而就他亲眼看到的收获来说，远在他的预期以下。只要一读第一“序曲”，我们立即明白，这为了庆祝路易十四出征的战功，计划在狂欢节演给国王看的，事实上，不单没有实现，反而为害着肺病的莫氏添了许多气受。

传说在他去世多年以后，路易十四偶尔问起当时的批评权威布瓦洛 (boileau)，谁是他的时代最最伟大的天才，他得到的回答是莫里哀。他似乎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答案，虽说对他宠幸的喜剧作家，他一直具有好感。莫氏向固步自封的社会挑战，应战，心力交瘁，然而倔强到底，异常坚定，国王知遇之感未尝不起一点作用。但是，站在宫廷的宴乐立场来看，一位吕里 (lulli) 那样的音乐家自然要比一个喜剧演员 (路易十四一直这样欣赏莫里哀)有用多了，所以，自从他们在《向贵人看齐》里面合作以后，吕里，一位意大利人，霸去国王的宠幸，并且拿返国做要胁，强迫路易十四把音乐方面的特权和专利统统给了他一个人: 没有他合作，任何种类的音乐制作不得到宫内表演，同时营业性的公演，乐器数目也有苛刻的限制。他的气焰使莫氏不得不另外为自己物色一位谱曲人才。两位艺术家闹翻了，吕里以绝大的力量维持他的既得权益，莫氏于心有所不甘，放弃了到宫内做处女献演的念头，不惜工本，对他的市民观众完成他最后一次的豪华演出，——最后一次，因为仅仅演完四场，他就去世了。

公演的第一天是一六七三年二月十日，星期五，演过三场，莫氏感觉异常疲倦，一位年轻演员在他旁边，他对他讲: “我的一生只要苦乐都同样有份，我就认为幸福; 不过，今天我感到异常痛苦，就不可能发现一时的满足和安逸，我看，我应当洗手不干了。”假如就莫氏的生平来估计他最后受到的气闷，吕里的刺激也就是恰好来到最后罢了。这位把喜悦和欢笑像福音一样送到世界各个角落，自己一直活在寂寞，误会和不幸之中。身体又那样坏，肺痨缠住他不肯放松，职业又使他时时为剧团同人 (他是团长)着想。但是，如今，他真正身心交疲了，太太 (她的轻佻曾经使他很痛苦) 和那位演员劝他辍演休息，等他体力恢复之后再登台也不迟。在所有的品德里面，自私差不多成为莫氏刻画喜剧人物的一般而又坚韧的底子。但是，他没有，他一辈子是帮别人而被别人出卖 (吕里只是一个例子)，所以他反问他们道: “你们要我怎么办?这儿有五十个工作者，单仗着每天的收入过活; 我要是不演的话，他们该怎么办?”他坚持在第四次公演之中继续主演，二月十七那天，他的演员记录道:

就在这一天，演完戏，夜里十点钟，莫里哀先生死在芮实留街他的家里，先是演那个没病找病的人，感冒和肺炎使他极其困苦，他拼命用力往外咳嗽，破了一个血管，不到半点钟或者三刻钟就去世了。

莫氏对于他自幼钟爱的行艺，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医学没有能够救他，一种巧妙的心理作用让他拿攻击医学做报复。《没病找病》是他最后一次，同时也是他最毒一次，他一连气扔出四个和巴黎医学院有关系的医学人物，两位医学博士，一位药剂师，和一位乳毛未褪的新毕业的医学士。四个人，四种性格。各自把最好的喜剧场面献给观众，特别是狄阿夫瓦吕斯父子。剧作者觉得还不够，在第三幕前半添上一段理论的驳斥，风趣而又意义深长，完全是一折易卜生式的现代谈话。但是莫氏真正的态度，正如莫氏利用白辣德所表白的，不就是和任何私人为难。

阿尔岗: 你的莫里哀跟他那些喜剧呀，活活儿一个大蠢蛋，他一定以为怪好玩儿，取笑取笑像医生那样的君子人。

白辣德: 他取笑的不是医生，而是可笑的医学。

他要取笑的是医学院，因为它固执、自私、守旧、注重形式，排斥真正的科学精神。一位学者告诉后人，医学士毕业口试有这类滑稽荒唐的问话:

(一) 基督让尖锐的枪头戳伤，死时腰胁往外流水，水从身体哪一部分出来?

(二) 英雄的儿子是否也是英雄: 他们有没有忧郁病?

(三) 妇女是不是自然的不完美的作品?

(四) 打喷嚏是不是一种自然行为?

(五) 一个月酒醉一次是否卫生?

(六) 好色会不会让人脱顶?

相形之下，莫氏的讽刺，老实说，并不过分。他的爱好自由和尊重人性的大无畏的活泼精神，使他厌恶学院派，因为在所有的自高自大的缺陷之外，墨守成法的医生难得看到一个在学术上有进取之心的。他们反对血液循环论，对于身体的了解一直还是古希腊的遗训，因为伊包克辣特 (hippocrate) 曾经在纪元前指示人身疾病，由于身体里面四种因素组成: 血，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他们便一直拿这四种因素解释所有的病情。而且，更坏的是，迷信和医道结成兄弟，正如中医。——我把中医提出，很简单，因为就食古不化和迷信这两点来看，一位中国观众很容易欣赏莫氏的攻击。我们仅仅没有医学院罢了。稍微有一点前进思想的，甚至于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例如著名的书简家塞维涅夫人 (mme de sévigné)，就有一段话佐证:

啊! 我真恨医生! 他们的医道也就是夸张! 那天有人对我讲起那出《没病找病》的喜剧，我没有看: 那位病人对医生完全服从; 他计算一切: 十三匙水配十六滴补药。假如有十四滴，就不成功了[6]。他服一粒丸药。医生吩咐他在房间散步，但是他站定了，发愣，因为他忘了是直着走，还是横着走: 我听完了直笑，可是人世时时刻刻都有这种胡闹。

为这出著名“喜剧·舞剧”谱曲的是沙尔邦地耶 ( marc-an-toine charpentier)，生于一六三四年，卒于一七〇四年。莫里哀饰主角阿尔岗。

(选自《莫里哀戏剧集》上辑之八《没病找病》，开明书店1949年6月印行)

* * *

[1] 辣不莱 (1494—1553)，又译拉伯雷，法国名著《巨人传》作者。——编者

[2] précieux这个字，我们在戏里面大都译作“风雅”，用作剧名，我们又译作“女才子”。“女名士”未尝不可以用，经过考虑，还是放弃了。最难著笔的便是人物所用的特殊语言，读者心细，应当明白译文在模拟中国现时流行的某些文学语言。莫氏的风格在这出戏里面不就是人物的遣词造语，译者同样不把文学的虚荣放在译文之中。

[3] 费嘉洛 (figaro) 是18世纪末叶大革命爆发以前最重要的喜剧人物，在《费嘉洛的结婚》(le mariage de figaro) 的第5幕，有长段独白攻击当权的贵人。

[4] 麦芮麦 (mérimée，1803—1870) 又译梅里美，法国作家。——编者

[5] 《没病找病》的译名是最后采用的。依照原文应当是“没病找病的人”，或者“自以为有病的人”。此外如《想象的病人》或《心病者》，拘泥于字面，可能引起误会。

[6] 剧中没有这种事实，可能是他的友人兴之所至添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