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春天，我在东京，任国民党（左派）海外部驻日总支部的常委——组织部长，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欢庆上海武装起义成功的时候，突然爆发了“四一二”事变。几天之后，在东京的西山会议派分子，由方治（安徽人）带头，纠集了一批留学生，捣毁了我们设在神田中国青年会的总支部，双方混战一场，我们奋勇夺回了总支部的全部党员名单和空白党证。平时监视我们很严的日本“特高”袖手旁观，显然他们事先有了默契。为了应付这个突然事变，总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派我尽快回国，向当时已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请示，并了解党内斗争情况。当天参加会议的有海外部特派员何兆芳（湖南人），常委王先强、黄新英、翟宗文和我，中共旅日支部书记的何恐（湖北人）也参加了。
我记得是四月下旬在日本“特高”的“护送”下离开东京，在长崎等船，顺便去看望了长崎侨领简竹斌。我问了他“四一二”以后华侨方面的情况，他还高兴地告诉我，两天前接到神户侨领杨寿彭的来信，说汪精卫已经回国，并和陈独秀发表了国共两党联合声明。所以他认为形势会有好转。
简竹斌和杨寿彭都是长期在日本经商的国民党左派。从一九二六年起，我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简竹斌为人正派老实，做的买卖不大；而杨寿彭则是一个大商人，在日本经商三代，但坚持不入日籍。他的儿子杨永康思想上也很进步，和我们相处得很好。他的商行在香港、广州、新加坡都有分店，是一位有名的爱国华侨，辛亥革命前后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们父子都是廖仲恺、何香凝的挚友，因此我相信他们的消息是可靠的。
两天后，我乘长崎丸回到上海。因为在船上偶然碰到一个认识我的西山会议派分子，所以我匆匆上岸，雇人力车，到福州路，在浙江人开的振华旅馆开了一个房间，赶忙叫茶房买了几份当天的报纸。报上的消息很乱，看不出时局的真相。一方面上海还在“清匪”，杀人如麻；可是从新闻夹缝里也可以看出的确有过一个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名发表的“告两党同志书”，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已经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晚饭之后到四马路书店街走走，偶然在《东方杂志》上看到了三月中旬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案”和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名单，直接领导驻日总支部的依旧是左派彭泽民。这在我情绪紧张的时候，看到一个“好”消息，同时又使我乐观起来，于是决定尽快买船票去武汉。
事有凑巧，第三天早上，我正要出门的时候在旅馆走廊上碰到了经亨颐（子渊）先生，他是和廖仲恺齐名的国民党元老，前浙江第一师范的校长；五四运动时，我和俞秀松、施存统等办《双十》、《浙江新潮》的时候，他大力支持我们并和我们作过几次谈话。在这个时机见到他，我高兴极了。他还认识我，看见我穿的是一套日本大学生的制服，就问我：“刚从日本回来？”我请他到我的房间，简单地告诉他我们在日本的情况，还讲了西山会议派砸烂了左派总支部的事。他问我：
“你……打算回杭州？……”
“不，我打算去武汉。”
他想了一下，用浓重的上虞乡音对我说：
“千万不能去杭州，那里杀人不比上海少……宣中华也牺牲了！你去武汉，干什么？”
“总支部要我去找彭泽民或许苏魂。”
“他们都不在武汉，也不在广州，到香港去了。”
“报刊上都说，不是发表过汪陈联合的‘告两党同志书’吗？”
他苦笑了一下说：“我这次到上海来办点事，明天就回汉口，那里的形势也很乱，谁也摸不透，不要去冒险吧。上海的许多青年人就是太天真、太莽撞，丢了脑袋的……住旅馆也不保险。”
他站起来，打算走了。我惶惑地问：
“经先生 ，那……我们……”
“我看，还是在上海等一等吧，不要冒冒失失地卷进漩涡里去。”
经先生走了，我茫然若失。
到南京路走了一趟，在报摊上买了一大叠报纸、小报和新出的和过时的杂志，回到旅馆，竭力想从报刊上的消息和言论中寻找一些时局的线索。许多迹象证明，经先生的话是正确的；要革命，但不能太天真，更不该冒冒失失地卷进自己也不理解的漩涡里去，特别是摸不准国共合作的前途。结果，我下了决心，暂时不去武汉，并立即写信告诉了何兆芳。可是在上海这个地方，没有钱，没有职业是住不下去的。于是我想起了蔡绍敦（叔厚），他是我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早两班的同学，前两年从日本回上海，开了一家电机公司。我立即到虹口东有恒路一号去找他。绍敦电机公司坐落在吴淞路有恒路口，是一家双开间门面、规模不大的电料店，经营家用电器，蔡叔厚既是老板，又是技师。叫做“公司”，实际上只有一位姓张的会计，一个技工和一个学徒，公司的大小业务都由他一人承当。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正在修理一架烧坏了的“马达”（电动机）。他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不顾双手油污，和我紧紧握手，当我告诉了他我的情况时，他毫不迟疑地说：“搬到这里来住，挤一挤还可以。”他比我大两岁，那一年是二十九岁，浙江诸暨人。他在日本留学时没有进大学，但在电机专业却是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专家。他不仅能修理各种电机，而且还有发明创造，上海最早设置在大世界屋顶的“电光新闻”就是他设计制造的。人世间的确也有一些奇事，他当时还是独身，也没有参加过任何革命组织，可是当我同意搬到他公司楼上暂住的时候，他才低声地告诉我，住在他楼上的还有两家，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是革命党，也都是“四一二”以后从浙江逃出来的。骤听到这句话，我有点惊奇，他却讲得非常随便，因为我在日本搞左派国民党的事，他是早已知道了的。
第二天，我就搬进了这家公司，这时蔡叔厚给我介绍了住在他楼上的朋友，一家是张秋人和他的爱人徐诚梅，另一家是杨贤江、他的夫人姚韵漪和一个才两岁的男孩。张秋人是早期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在广州曾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接替沈雁冰编辑过《政治周报》；宣中华同志牺牲后，他被任命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杨贤江的名字，我早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就知道了，还看过不少他写的文章；他是浙江余姚人，浙江一师的学生。
大概蔡叔厚已经把我的情况向他们介绍了，所以他们都对我很亲切。大家都是浙江人，在反对蒋介石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因此住在一起，相互间没有隔阂；但是对于他们住在绍敦公司这一件事，蔡叔厚却一再要我保守秘密。杨贤江与张秋人是同乡、同志又是好朋友，但在性格作风上却有很大的区别。秋人耿直爽朗，常常和我们议论当前时政，对蔡叔厚与我这些还没有入党的人毫不掩饰他的观点。当时，陈独秀还是中共总书记，但是他对他很不恭敬，叫他“老头子”、“老糊涂”等等。而杨贤江则循规蹈矩，沉默寡言，待人接物非常诚恳，除了大清早用两个铁哑铃锻炼身体，整天读书写作，偶尔逗弄一下他的儿子之外，简直像个“道学先生”；可是每天晚上，当店铺关了门，我和蔡叔厚的朋友们在楼下聊天、吃宵夜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我们都不认识的人来找他，而且会一直谈到深夜。
五月初，何恐、何兆芳相继从日本回到上海，我到三马路的一家旅馆去看了他们，并谈了经亨颐和我讲的对时局的看法。何恐原来是湖北省共青团的负责人，到东京后他是中共旅日支部的书记，何兆芳则是当时右派分子所说的“跨党分子”。他们和武汉的党组织有联系，所以对时局了解得比我清楚。当时，汪精卫的面貌已经逐渐暴露了，但是我们这些人对这个一直以左派自居的人多少还寄予一点幻想。当我问何恐和何兆芳我该怎么办的时候，何恐对我说：“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继续当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内也还有一些要革命的人，二是反正西山会议派已经将你开除了，你可以当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员，可是，我却只有一条路，所以必须回武汉。”我问何兆芳有什么打算，他说：“‘马日事变’之后，要回长沙已经不可能了，打算在上海待一个时候再作打算。”
五月中旬，何兆芳到绍敦公司来找我，说何恐已经回武汉去了，临行之前和他商定他到武汉向上面请示后写信给他，可是，等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现在已经囊空如洗，不能住旅馆了，问我有什么办法。于是，我陪他和蔡叔厚商量，并把何兆芳的身份告诉了他，问他是否可以让何住在我的小房间里。蔡叔厚与何素不相识，同时也考虑到楼上还有张、杨两家，住进一个互不相识的人，不太方便。他考虑了一下之后，对我说：“你放心，我去想办法。”过了两天，蔡叔厚在吴淞路找了一个亭子间，把何兆芳安顿下来，并替他订了“包饭”。当然，一切费用都是蔡叔厚付的。前面我说过人世间的确也会有一些奇事和奇人，指的就是在“世风日下”的当时，竟会有蔡叔厚这样的颇有孟尝君风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风险，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出钱出力。从“四一二”之后直到一九二九年底，绍敦公司成为流亡人士的集散地，后来又成为中共闸北区委的联络点。蔡叔厚不仅对我们这些人供应膳宿，有人离开时还代制行装，致送旅费，大家叫他“蔡老板”，这个名称在当时左翼圈子里知道的人不少。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富有的资本家，公司每月有亏空，有时他还得向亲友借债。
过了几天，何兆芳带了我在明治专门学校的同学庞大恩、郑汉先来看我。庞大恩是广西玉林人，和我同班，学的是冶金；郑汉先是福建人，比我低一班，学的是电机制造。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好友，在“明专”时期就一起参加过日本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支援过松本治一郎的“水平社”活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也和我一起到门司去欢迎过孙中山先生。一九二五年我毕业后到东京参加左派国民党的工作，他们则在一九二六年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他们用的是代号，郑汉先改名陈德辉，庞大恩改名为吴永康，他们都成了职业革命家。陈德辉在闸北区委工作，吴永康在党刊当编辑。我把他们两个介绍给蔡叔厚，此后，他们也成了有恒路一号的常客。
我在绍敦公司楼上临街的小房间里，度过了一个闷热的初夏时节，除了看报之外，简直无事可做。我在大学也是学电机的，蔡叔厚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请你当本公司的工程师，怎么样？”我心不在焉，只能报以苦笑。这一段时间，在上海，杨虎、陈群勾结青红帮头子，放肆地实行白色恐怖，每天报上都有“处决共匪”的消息，老百姓把杨虎、陈群叫做“狼虎成群”，并流传出了“白日青天满地红，青天白日杀劳工”的民歌，而整个时局，真的可以说是风云幻变。武汉的北伐军在郑州与冯玉祥会师，冯玉祥又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眼看到国共合作就要全面破裂，而我却像浮萍一样地飘飘荡荡，无所依靠。因此，一次郑汉先与我闲聊，当他说近来忙得连看望朋友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我脱口而出：“你们忙，我却闲得发慌。”于是，他就向我提出为什么不入党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以前何恐也曾和我谈过，你看我行吗？”他很快地说：“行，特别是在这个时刻，报上不是常常可以看到有人退党吗？怕死的要退，要革命的就该进。”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和庞大恩。五月底或六月初，郑汉先、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烟纸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监督的是一位浦东口音的女同志，郑、庞没有给我介绍，只说她代表闸北区委，她也只简单地讲了几句勉励的话，大意是说考虑到我过去在日本的表现，欢迎我入党，不需要候补期。过了一段时间，郑汉先告诉我，我的组织关系编在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并带我到虹口下海庙（什么里弄我记不清了）去找孟超，告诉我他是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一共五个人，即孟超、戴平万、童长荣、孟超的夫人和我，代表区委、支部来领导这个小组的是洪灵菲。不久，钱杏邨代替孟超，当了组长。除我之外，这个小组全是太阳社的作家。后来据钱杏邨说，闸北区的第二、第三两个支部，都是不久前才组成的，其成员大部分是“四一二”事件以后，从各地转移到上海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组织上交给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搞沪东、杨树浦一带的工人运动。洪灵菲和戴平万都是潮州人，他们在潮汕一带搞过农民运动；钱杏邨是安徽人，孟超是山东人，他们在大革命时期都搞过工人运动。因此，在这个小组里，没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就只有我一个，可是他们都是外省人，不会讲本地话，所以我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上也有方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工人运动，实际上也只是要我们脱下长衫、西装，到群众中去，和工人们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有可能的时候，做一点宣传鼓动工作。对我说来，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和本国的产业工人发生接触（在日本北九州，我也曾到八幡制铁所的矿井、炼铁厂去体验过生活）。
“你们这个小组的主要工作，是搞提篮桥到杨树浦这一带的工人运动。”这句话是郑汉先对我讲的。他不仅是我的同学，入党介绍人，又是闸北区委的负责人之一（当时他在区委负责宣传工作）。尽管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自己又没有经验，但我还是极力想把工作做好。我从旧货店买了一套粗蓝布短衫裤，把头发推成平顶，也不止一次和孟超、戴平万等一起到这一带去了解情况。从下海庙起向东，就是工厂区，日本人开的“内外棉”、英国人开的“怡和”纱厂，都在这一带，党内把它叫做“纱区”。到了那一带，我们就在小茶馆和马路上和工人们“接近”，目的是想和他们交朋友、搭关系。可是不仅事情不那么方便，而且还不止一次闹过笑话。例如，有一次，我和孟超两人在小茶馆和一个工人“搭讪”，孟超问他家里有几口人，话音未落，这个工人就勃然变色，用手把他推开，差一点就要动武。我把他们劝开了，事后才知道，当时上海工部局的巡捕绝大部分是山东人，因此，孟超的一口胶东土话立刻引起了这个工人的反感。大概从这一年冬天开始，我们小组曾经作过规定，每人每星期要到工厂区去工作两三次；但是这个小组的成员除我之外都是忙人，钱杏邨、孟超、戴平万都是文艺工作者，他们正忙于组织“太阳社”，筹备办书店（春野书店）、编杂志（《太阳月刊》），所以真正搞工运的时间并不多。这个支部的其他小组，如冯乃超、李初梨等“创造社”成员的那个小组，也在同时恢复创造社出版部和出版《创造月刊》。因为在这个支部有几个小组的成员，都是从前线和日本转移到上海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在上海这个地方，除了办书店、编杂志、写文章之外，别无用武之地，因此，从一九二七年底到一九二九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主要是从闸北支部掀起来的。
在这个时期，通过钱杏邨我认识了许多文艺界朋友。首先是蒋光慈，他是早期留俄学生，在党内也是老资格，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小说家，他平易近人，讲话随便，也许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吧，我从他口中知道了不少关于留俄学生的情况和“花絮”；还有一位是我一直尊敬的杜国庠同志（当时叫林伯修，广东潮州人），在我们这些人中，他年纪比较大，做事也比较稳重，他是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但对文艺也有兴趣，因此，钱杏邨等创建“太阳社”的时候，他也是发起人之一。后来有不少人认为我参加过“太阳社”，这实在是误传。尽管我在留日时期写过和翻译过一些短文，在日本时期，我在《语丝》、《洪水》上都发表过一些文章，也认识郭沫若、田汉、陶晶荪和郁达夫，但我只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而配不上算是作家，所以，我既没有参加“太阳社”，也没有参加“创造社”。
我在绍敦公司住了半年多之后，渐渐觉得不该长期当“食客”了。这一年秋冬之间，有一次，吴觉农（茶叶专家，浙江上虞人，我在日本时就认识）来找蔡叔厚，谈话中他问我为什么不译点书，可以有点收入，我欣然同意。他介绍我去见了开明书店的夏丏尊、章锡琛（雪村）。章锡琛是第一次见面，而丏尊先生则在五四运动时期就认识了，他还记得我曾在《浙江新潮》上用过的沈宰白这个名字。吴觉农和他们谈了我的情况之后，丏尊先生就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来，要我先译几章试试，这本书就是本间久雄的《欧洲文艺思潮论》，这就是我靠翻译糊口的开始（在这之前一九二四年我曾翻译过菊池宽的一本小册子《戏曲论》）。我译了几章，丏尊先生看了表示满意，要我继续译下去，这本书大概有二三十万字，我每天译二千字，三四个月才译完。由于当时章锡琛、吴觉农都是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开明书店还出过一本叫《新女性》的杂志，所以，接着就要我翻译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经典著作，篇幅很大，最少也得花半年以上的时间，这样，译书就成了我的公开职业。我自己规定每天一清早起来就译书，每天译二千字，译完之后，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做别的工作。当时，译稿费大概是每千字二元，我每天译二千字，我就可以有每月一百二十元的收入，这样，在文艺界的一群穷朋友中，我不自觉地成了“富户”。附带一说，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我坚持着每天翻译二千字的习惯，因此，除了《欧洲文艺思潮论》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说外，我还译过几本大部头的书，如为陈望道先生主持的大江书铺译的高尔基的《母亲》，为与太阳社有关的南强书店译的柯根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和《新兴文学论》，以及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金屋书店）、高尔基的《没用人的一生》（生活书店）、雷马克的《战后》和普特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等等。
也是在一九二七年冬，广州暴动之后，许多革命者经过香港、潮汕撤退到上海。我的表兄徐景韩，一年前由我介绍他到广州去找郭沫若，但他到广州，郭沫若已随军北伐，到前线去了。于是，我又写信介绍他去找当时在叶剑英部下当团长的李国琛（李人一）。可是刚入伍就碰上了广州暴动，失败后，他和李人一、李的爱人张去非和一个护士，一起到了上海，我照料他们在旅馆住了几天。李人一找到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军委，不久就转到江西。张去非正怀孕，由徐景韩带她到德清去隐蔽。这时何兆芳就搬进了绍敦公司。
在此，要补叙一下，这之前的八月间，张秋人奉命到浙江去重建省委，可是他到杭州不久，就被一个反革命的黄埔学生发现，不幸被捕。他的爱人徐诚梅也一起被捕。蔡叔厚有一个亲戚在浙江当厅长，得到消息后，立即到杭州去营救，但因“案情严重”，无能为力，秋人同志终于在翌年二月牺牲。徐诚梅保释后回到上海，改名徐镜平，当了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搬出了绍敦公司。张秋人的被捕与牺牲在蔡叔厚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影响，不久，他就由何兆芳、陈德辉介绍入了党，也编入了闸北区的一个街道支部。由于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有公开合法的身份，又能讲英文、日文（当时在租界，特别是在日本人集中的虹口，能讲日语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所以他入党后不久，绍敦公司就成了闸北区委的联络点。我还记得区委的交通员叫小汪（汪极），宁波人，他的爱人施喜也是区委的交通，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宣传品都由他们送给蔡叔厚，再由各支部派人来取。小汪和施喜成了我们这些人的好朋友。可是我在一九二九年搬出绍敦公司之后，就不再知道他们的消息，直到上海解放之后，我问过好几个当时在闸北区的同志，都认识他们，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他们比我小十二三岁，祝愿他们还在人间。
蔡叔厚入党以后，很快就得到了闸北区委的重视，当时党组织经济很困难，蔡自告奋勇地为区委筹款。他本人并不富裕，筹款主要靠他的同乡、同学等社会关系，他的社会关系和筹款方法说起来可能人家不会相信。举一例，他年轻时候和汤恩伯是“结拜兄弟”，汤在日本士官学校念书时，不止一次得到过蔡的接济，因此，有一次汤恩伯从南京到上海，打电话要蔡到大东酒店去看他，蔡临走时轻声地对我说：“碰碰运气，今天可能弄到一笔钱。”果然，他向汤恩伯“装穷”，说公司营业不佳、快要破产，于是，汤就给了他一张三百元的支票。蔡的姐夫蒋志澄是陈立夫的亲信部下，因此，他也从蒋志澄那里“借”了一些钱，作为闸北区委的经费。
经过了近一年的血腥的白色恐怖，到一九二八年春夏之交，党组织逐渐得到了恢复，工人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退出和清除了一批动摇分子，增加了新的血液，闸北区的铁路、邮政、电力、纱厂等方面的群众工作，都恢复得比较顺利。“四一二”事件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商务印书馆和沪杭铁路局的工会和党组织，都已经重建，邮务、电力工人都组织了工人俱乐部，沪东的“纱区”也通过基督教青年会中的进步分子，开办了两个工人夜校。与此同时，教育方面也开创了新的局面，大夏、劳动、群治等大学都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小组。到翌年初，我和戴平万也是经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一位基督教青年会在杨树浦办的工人补习夜校当教员的冯秀英（她就是后来我在《包身工余话》中提到的“冯先生”），才能在纱区找到了一个立脚之地。冯秀英是上海出生的广东人，先是在沪西某大学念书，后来因经济问题而辍学，白天当小学教员，晚间在工人夜校工作，当时，她是共青团员。也是在这个时候，住在绍敦公司的、和经常和我们来往的人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二八年春，大约是四五月间，杨贤江去了日本，何兆芳去了湖南，陈德辉当了闸北区委书记，他经常在公司楼上约人碰头、开会。因此，我也在这时候认识了不少党内的干部，除了由张秋人介绍而认识的李求实之外，那时经常到公司来的有舒怡、黄静汶、李剑华、俞怀（莞尔）、徐大妹，还有一个我们叫他“大人物”的王克全，当时他是江苏省委的负责人之一。记得有一天，陈德辉很神秘地约蔡叔厚和我谈话，用恳求的口气对蔡说：“实在没有办法，想借你的楼上开一个会。”蔡当即表示同意。于是，陈说：“这次来的人不少，最少也有二十个，估计要从天黑开到晚上十二点，行吗？”蔡叔厚说可以。陈德辉就给了我们两人一个任务，就是在楼下替他们望风，一有情况赶快向他们报告。蔡拍了胸脯说一切由他负责。他很快装了一个从楼下店堂通到楼上的电铃，约好了一有情况就按电铃通知，他们可以从后门撤走。在约定的那一天，我和蔡叔厚在楼下店堂里一直守到深夜，会开得很顺利，一切平安无事。后来蔡叔厚告诉我说开的是闸北区的代表大会，但大会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全不知道。在当时，地下党的纪律是很严的，除正式文件之外，上下左右之间都要严格保密，许多人都用假名和代号，例如我们知道上海党组织有七个区委，即沪东、沪西、沪中、法（租界）南、闸北、江湾、浦东，但我们在基层，连本区的区委书记是谁也不知道——陈德辉当过闸北区委宣传部长和区委书记，后来又领导过“法电”大罢工，都是在他调离上海时才告诉我的。最突出的例子是党中央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样的大事，我们直到一九三一年初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时才知道，但“六大”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的，乃至新选出的党中央负责人是谁等等，基层党员也是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