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乱遭飘荡，

生还偶然遂。

——杜甫

一

自从香港改用了东京标准时间之后，天亮得格外慢了，上午六点，天上还没有一点的微光。

s兄的老太太为着送她惟一的爱子远行，大约是整夜不曾入睡吧，四点半钟，就给我们准备了早饭。打好了每人可以自己背负的行囊，换上了临时收买来的粗布短服，再把准备最恶场合使用的“大票子”夹在纱布里面，用橡皮膏粘在脚底中央，然后相互地发出苦笑，谁也没有话讲，呆坐着等待天明。

（用这种方法夹带纸币，还是s夫人的发明。从香港经长洲大澳到澳门，除出日寇的盘查劫夺之外，更大的危险还是海盗的“洗劫”。而这一带的海盗懂得了出门人把纸币缝在衣服里的诀窍，所以除出行李财物之外，照例会掷给你一套他们早已准备了的衣服，而将你全身衣服——从内衣到鞋袜完全地剥去。因此用橡皮膏紧粘在脚心，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方法。）

本来是约好了七点钟在西环的一个最冷僻的码头集合的，可是六点半天还黑得像午夜一样，我们住的屋子对面正是一所日本兵房，所以四五个人在天未明的时候出街又似乎不大妥当。时间走得很快，而天却亮得很慢，每个人都感到了自己心脏的跳动。离集合时间只有二十分了，东方才现出了隐隐的微光，我们轻轻地走下楼，一个跟着一个，沿着墙，不管黑暗高低地疾走。从德辅道绕出西环，路上才遇见了行人，拿着棍棒和铁尺的街坊自卫团员懒洋洋地坐在路旁打盹，打算偷渡到九龙去的人却已经麇集在海边等候机会了。

到码头的时候，船还没有到。负责联络的人认为一大群人等候在码头上不方便，把我们带到一家“鱼栏”的楼上。准备同乘这一条船的“难友”们陆续地会合了，二十一个人和三四十件行李挤满了这壁缝里也会发出鱼腥来的屋子。大部分是战争开始以来不曾见过面的朋友，道着平安，讲着战争时期的险难，告诉别人自己的假名和职业，和相互的调笑着“化装”了之后的形象。漂亮的小姐变成了褴褛的乞婆，一位著名潇洒的名演员今日扮成了一个沦陷后的香港最横行的“烂仔”小姐，用锅煤涂黑了面庞，看模样很像一个捡煤屑的穷妇，于是她的这种彻底的化装引起了同行人的争论。一位先生批评她上半身过火，下半身不足，说：“穷女人决不会穿长统丝袜吧。”

“不，这是纱的。”

“纱的也太那个了一点。”

可是，另一面，一对夫妇开始争执了：

“瞧人家，我叫你搽点煤，你偏不，还来得及，涂上了。”

“现在哪儿有锅煤？”女人后悔似的说。

男的很快把吸着的香烟在桌上擦熄，指着烟灰：

“烟灰也好，擦上一点……唔，脖子上，对了……”

从七点等到九点，人们有些不耐了，楼梯响，负责与船家交涉的人回来报告，因为联系不好，雇好的一条大船开走了。

“糟糕，那怎办？”

“现在再雇，小一点的也许可以有。”

“今天能走吗？”

“大概可以……”

“大概可不行啊。”

“可是，谁能担保？”

愈是粮食恐慌，人愈会容易饥饿，每个人都有饥意了，轮流到街头去搜买食品。我凭着窗，望着沿封锁线一艘艘偷渡过九龙去的小艇，和不断地从港外开进来的日寇搬运物资的船舰。香港沦陷之后，每晚上有靠十条运输舰和商船出口，搬运出去的当然是尽量搜括了的物资和“战利品”了。春的南海真是特别的美，太阳安详地照着，海面比湖水还要平静，上面跳跃着细鳞似的闪烁。

十一点，小船雇定了，二十一个人，每人船费港币七十元，用一百元五十元的“大票子”支付须照额面七折，谁也不争持这些，离开香港，早一分钟也好，这是每个人头脑里惟一的问题。

我简直不相信这样的小船可以渡海，我们要渡过的还是有名的伶仃洋呢，但，谁也没有迟疑，趁岸上没有日寇的哨卒，一窝蜂地挤上这条长不满三丈，阔不满三尺的渔船去了。吹来了一层微风，船家仔细地点明了人头银数，撑开岸，喊了一声“上帆利市”，载着二十一个亡命客的小船便这样轻轻地滑出海面去了。

南中国海沿岸在我不是一条陌生的海路，但是每次搭船的时候，总要打听一下船的大小。我坐过三万吨以上的大邮船到上海，也搭过不满一千吨的“小广东”号到安南，可是坐这差不多没有吨数可言的小渔船偷渡伶仃洋，却还是最初的一次。

海真是太奇妙了，没有风波的时候，她竟会驯良安静到和内河一样！

顺风的时候，六小时可以抵达澳门，这一天没有风，出发又太迟了，所以决定了在长洲过夜。出口的时候，要经过一次日寇守军的查询和明目张胆的掠夺，所以人们一上船就忙着把手表、自来水笔、羊毛衫、钱钞之类隐藏在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两小时之后，渐渐地和日寇巡船驻在地相近了。船家用紧张的声调警告：

“藏几个到舱底去，人多了会有麻烦。”

硬把九个“化装”不很妥当的朋友塞进了狭隘腥臭的渔舱，巡船可以望见了，人们的心骤然沉重起来。这是第一个关口，命运等着决定：能够平安脱险或者遭遇意料之中的不幸。船终于和日寇的小汽艇靠拢了，汽艇上坐着三个日本兵，不等船停，两个拿着棍棒的水兵跳上来了。

“出来，出来……”大声地喊，“不准躲在里面。”

像待宰的牲口，面无人色的人们一个个地走出舱面来了。水兵不怀好意地将我们看了一遍，事出意外，对于“化装”不佳的人不加注意，而对那位彻底地涂了锅煤的小姐开始留难了。

“瞧，这是涂上去的。”

另一个好奇地挤拢了：“对了，故意改扮的。”

船上的一个伍长之类的高声地喊：

“带进来，仔细研究一下。”

其他几个女客也遭了同样的盘诘：

“姑娘，几岁？”一个用不像样的广东话问，一面用棍棒拨弄着她们还留着卷痕的头发。

我怕闯出祸来，硬着头皮用日语和他们交涉。

“我们都是商人和家属，疏散到长洲去的。”

“商人也好，什么也好，一律要查问。”可是一瞬间之后，他意外地发觉我讲的是日本语了，“什么，你能讲日本话？到过日本的？”面部表情立刻和缓下来。

“在日本做过买卖。”

“什么地方？”

“神户。”

“到长洲去？为什么？”

“香港粮荒，疏散到乡下去。”

“还回来吗？”

“打算在长洲住下来。”

“她们为什么故意改扮？”

“为了怕。”

“怕什么，告诉她们，别怕。你们以为日本人见了漂亮的女人一定会干坏事情吗？”

“不是这么说……”

“漂亮，尽管漂亮就是了，涂得像个什么样子？”

“好，我叫她们洗掉。”

艇上的和船上的一齐哄笑起来，紧张的空气缓和了。他们再和我杂谈了几句，连行李也不看，挥手说：

“开吧。”

大约是一种怀乡病的原故吧，在香港的日本兵遇到能讲日语的人常常是非常的优待。我在香港曾在快要遭受劫夺的一瞬间讲过一次日语，结果是态度立刻改变，絮絮地问我在日本的情形和现在的生活了。我们像是绝路逢生，连这种场合必需的客气话也不讲一句，匆匆地命令吓瞪了眼睛的船夫：

“快，开船！”

这段插话就是后来形成了我们一行在走澳门途上遇难这谣言的实际。事实上前半虽则不无紧张，但后半却并不如流言所说的那般“悲壮”。

在旧游之地的长洲过了一晚，次晨五时开船，这一天一帆风顺，过内伶仃洋的时候船身颠簸如奔马，同行者呕吐狼藉，但是靠着风力，下午二时安抵了澳门。这正是一月九日，一个太平洋战争爆发周月纪念的日子。

二

在澳门，我们耽搁了十天。

最初决定了走澳门，一是为着在这儿可以得到一些香港所不能得到的消息，其二是为着期待着也许可以有到广州湾的定期船只，可是一到澳门，这两个期待都失望了。澳门名义上是葡萄牙的租借地，可是实际上已经等于被日寇征服了，警察、邮务、海上警备，完全操纵在日寇手里了。中立国和葡萄牙的船不能开，日本船忙于搬运香港掠夺来的赃物，所以从澳门到各口岸的交通一律中断了。剩下来从澳门到内地去的路，只有两线：其一是由歧关至石歧，经沦陷区走肇庆，这一路要领“良民证”，从沦陷区到游击区的地带又常常有洗劫的土匪，其二是由澳门坐小艇到北水，换船到台山都斛，那便是我们自己的国土了，这一路比较快捷，但是事先没有“捞家”（海盗）的关系，就随时有被劫的危险。

再三权衡之后，我们决定了走都斛的一路。一礼拜，我们忙于路线的打探，和“捞家”关系的摸索。一月十九日，和前后到达澳门两批朋友们会合，以每人国币二百八十元，每艇二十人以上的条件（就等于每艇代价五千六百元！），雇好了两条在南北水一带颇有一点势力的某氏所有的快艇。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走险”。第一要乘黑夜偷越过日寇在澳门港外的警戒；第二要提防海盗；第三要偷渡过三灶岛的日寇海军船坞码头；第四还要提防南北水伪军的骚扰。但是谁也没有考虑到这一切的危险，我们一行里面有大半是没有任何政治主见和人生磨练的青年，女学生，银行职员，青年会干事，家庭主妇，但大家只有一个百折不挠的回祖国的意念！再换一次装束，再整一次行装，怀着兴奋和若干冒险的心，二十日傍晚再上了征途。

请想象一下学校时代竞赛用的端艇。我们雇的“扒艇”比端艇更短，没有篷，也没有搭客坐的地位，这样一条小艇里面装上三四十件行李，和连船夫舵工在内一共二十九位乘客。假如说坐这种小艇冒险是“艇而坐险”，那么现在简直是“同舟共挤”了。这条船前两天还经过一次修补，但是因为载重过多，所以船底还是不断地漏水，把二十几个人的一切托付了这样一条小艇，在黑夜里远涉重洋，到今天回想起来似乎还有点余悸。

五点钟上船，在港内等待天暗，一只日寇快艇驶过，于是慌忙逃到一群三桅樯的大船后面去躲避。六点正，暮色罩住了海港，我们就趁这时机出发。这一天正是旧历十二月初二，眉月升得很早，六支桨打在水上发出银丝闪亮的萤光，飞也似离开了这动荡不安的半岛。

艇在一群不知名的小岛间缝驶过。海平静得像湖水一样，除出朦胧的远山轮廓之外，没有一片帆影。澳门的灯火渐渐地远了。一小时之后，预期着紧张和不吉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单调的桨声之外，乘客们以一种已经脱出了险境的欢愉的心情，开始轻轻地谈话了：

——又算渡过了一关。

——还早呢，问题在明天清晨的南北水。

——什么时候可以到南水？

——顺风顺水，深夜一点钟可以了。

——可是今晚上没有风啊。

——算好运气，海上没有一条日本船。

我们这一群里面惟一个懂得台山话的s向船家低声地问了几句话，指着前面岸上的山麓，回头来对我说：

——盘过这座山，转弯，就没有危险了。

我们的船已经离这山麓很近了，照船的速度估计，再十分钟就可以脱离危险区域。山峻峭而黑暗，不像是有人潜伏的地方，我也感到了安堵，从随身带的藤箧中取出一点干粮，算是这一天的平和的晚饭。船愈近山麓，一切多很恬静，我听见了疲乏了的同伴们的轻缓的鼾声，可是，突然——真是太突然了，从黑暗的山坳里，射来了一道闪耀的电光，二十几个人的心在这一秒间失去了他们的安静，在意识到惊惧和恐怖之前，从那电光的发源处，一个粗暴声音在喊了：

——靠岸 ，靠岸！

我无法形容那一瞬间的人们的反应。像被探照灯射中了的飞机，船中人都被那强光照射得感觉到眩晕，人们都凭本能反射地处理了他们的身体，有的像鸵鸟一般的把头都埋进行李中间，有的不管一切地把身体挤向底舱，也有的茫然若失，不知道如何适应这突然的袭击。我从电光中隐约看到了船主的紧张了的颜面，岸上的喊声愈紧了，船夫们开始了慌张，舵工失却了主张，像虾一般弯曲着身体，着力地扳着舵，船开始向岸行近了，这时候，船主发出了沉着而有力的声音：

——丢！搞乜鬼，快掉开！

在这严厉的命令下，舵工利用了电炬闪灭的一两秒时间，绝望地扳住舵柄，作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回转。我们屏息着，等候着命运的决定，船掉转头，正和岸壁成了一个直角，飞一般的向大海前进了。岸上的喊声渐渐地离远，但是电光依旧闪灭地照在我们身上。不靠岸，逃走，这是每个乘客的希望，但同时每个人也意识着我们还处身在枪弹射程之内，五秒，十秒，听不到枪声，人们的意识恢复了，船主正以低重的声音，在对那在紧急关头动摇了的舵工责骂：

——靠岸，你当然不怕啦，你有什么？一条×，可是人们怎样啊，几十个人的身家性命！

船已经在无涯际的海中央了。电光还像不服气地在岸上闪耀，可以算是脱险了。可是第二个问题又立刻提出在我们前面，回澳门去？还是再冒一次险。

船在漆黑的大海中漂荡，惊魂甫定的乘客谁也捉摸不定船主的意志，谁也辨别不出船的方向，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船转了一个方向，又渐渐地和岸接近了，澳门的灯火重新映入我们的眼帘，我听见了一个女客的悲叹一般的声音：

——回澳门去过夜？

一个船夫回答了：

——走路湾！

我们胸中又发出新的希望。从澳门到都斛，通常航线必须经过路湾这个出口，但在那儿停着日本和葡萄牙的专为缉捕走私船的汽艇，现在，取巧的路不行，又绕回到走险的路了。算是侥幸，十点四十分，在日寇汽艇探照灯扫射下，我们躲在一只挂葡国旗的货船后面，居然偷渡了路湾的海口。这之后是比较平静的一段，船从日寇占领了的横琴岛和三灶岛的北面擦过，向西南直驶，预期着有危险的三灶岛，也安然渡过了，虽则在可以望见三灶岛日本海军码头的那一瞬间每个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照预定，午夜十二时前可以到南水的，可是因为在海上兜了一个圈子，到南水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四点半了。天还未亮，但是海上已经有一点可以辨别岛影的微明，这儿是伪军“南支海军陆战队”驻防的地方。假如在午夜，船先在这儿海上停泊，等候预先约好了的“防船”（保镖船），就在天未明前直放都斛，可是现在，我们的船又被陆上的伪军发现了！又是一次神经紧张到爆裂的场面，喊停船和照电筒无效，终于实弹射击了，海面狭到和内河一样，这一次是欲逃无路了。我们被迫着靠岸，几个赤脚短裤，手拿木壳枪的伪军已经站在我们前面了，我们以为土匪，偷偷地问了船夫。

——捞家？”

——别怕。

——要抢吗？

——是伪军，要搜货。

——你们带着货吗？

——搜去了也不要紧，这一带，对于×家的船他们不敢惹的。

船主开始和岸上人谈话了，并不像要决裂的样子。为头的一个伪军装腔作势地骂着，但船主上了岸，几个伪军便跟着他同去“交涉”了，局势缓和下来，伪军开始胡乱地检查我们的行李。

——别怕，只要不带货。

——有货的拿出来！

大概是知道“搜了去也不要紧”的原故吧，船上人把一大包鸦片和一些私货交出来了。对于客人的行李，除出香烟之类的小零件随手掠夺了一些之外，还没有多大的骚扰。天渐渐亮了，我们放弃了当天到都斛的计划，七点，船主回来，我们决定了在北水上岸。

南北水是一个奇妙的地方，这儿有反日的革命传统和首先攻入三灶岛的抗日渔民领袖，有专营澳门台山间走私的私枭，有打船劫艇的“捞家”，也还屯驻着挂汪精卫杏黄三角旗的“南支陆战队”，而在北水和都斛之间的一苇之水，更盘据着一千以上的帮派纷歧的海盗。我们在一片丛生着荆棘的沼地前面靠岸，脱了鞋袜，渡过了泥泞及腰的一里路的泥滩，在这荒凉而奇妙的渔村里作了暂时的休息。这一天的防船，已经开出了，势非在此过夜不可。正午，戴了少校领章和带了两个木壳枪卫士的伪军连长来访，讲了许多似恐吓似打探的客套话之后，问道：

——你们有担保吗？

——都是做生意的，用不着担保吧。

——明天去都斛？

——是的。

——不怕强盗吗？外面有千多个捞家等着你们呢。

——我们都是此地的×家的朋友，他们可以替我们请防船保护的。

——出门总还是仔细一点好吧。——对我们投掷了奸猾的一笑，懒散地走了。

这连长的出现给了我们新的不安，从要“担保”出发，有可能牵涉到劫掠财物以外的问题，这一天下午，他又带了他的那位两手戴了三双金镯和一只手表的“压寨夫人”，来访问了我们一次。我们赶快和×家商量，经过他们的斡旋，结果圆满，每人奉送“保护费”十五元了事。

剩下来的是雇“防船”的问题了。再三奔走之后，讲定了的代价是“防船”四艘，每艘枪十二条，由北水保护到都斛为止，每人国币七十元。在断续的犬吠声中过了不安的一夜，第二日正午开船，在全副武装的防船“保护”之下，浩荡地开出了没有一片帆影的大海。船出北水，是珠江另一入海口的崖门，那便是国军势力范围与沦陷区的交界处了。

下午三时，船已经开入了我们自己防守的海面，防船渐渐地落后，而终于和我们分离。问了船家，说：不再需保护，他们已经回北水了，从离开澳门以来，我们最初的从每个人的脸上看出了安堵的微笑。

傍晚到都斛的港口，经过了一次愉快的检查，因为这已经是挂着中国旗的巡船了。香港沦陷之后，第一次看到国旗，第一次遇见祖国的武装兵士，也再度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每个人都有感慨，但每个人都用意味深长的沉默，来表现了衷心感激的情绪。

都斛一宿，翌日清晨再整行装，一部分朋友坐“单车尾”先行，我们押着仅存的行李，九时出发，经斗山冲，以十小时九十里的速度，下午六时进入了台城。

一九四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