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脱险归来，我于（一九四二年——编者）二月五日上午，乘火车从柳州到了桂林南站，出乎意外，一大群朋友已在月台上欢迎我们，其中有田汉、洪深、洪镇、徐桑楚、杜宣；还有新中国剧社的许多不认识的朋友。当时的情景，田汉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留着加拉罕式短髯的夏衍，中分的头发披到高高的颧骨上，弯着背脊的司徒慧敏，戴着小呢帽，围一条花毛巾，不改洋场才子风度的蔡楚生……这样大难后的重逢不是容易的。我们学“老毛子”的作风，来了无数无数的拥抱。洪深兄也赶来了，他那巨人般的拥抱，使夏衍在欢呼声中陡然发出了惨叫，原来夏衍插在胸前的自来水笔也给折断了……真的，夏衍们像一个失掉了耕地的农人似的回到了他旧日的田园来了。他的陇亩间的伙伴怎能自禁其欢跃之情。

皖南事变之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已经被撤销了，我们一行从都斛到台山不断地受到海盗和“烂仔”的掠夺，都已经两袖清风，桂林戏剧文艺界的老朋友又都是穷人，于是我就寄居在南环路张云乔的家里。第三天，金山来找我，说他有“门路”，可以搭资源委员会的货车去重庆，于是我就写了一封给恩来同志的信，连同我用锡纸包好藏在牙膏管子里的一份香港疏散时、我经手的账目，请他交给孙师毅，再由师毅送交恩来同志。当时桂林和重庆之间的交通非常困难，尽管有每周两次的欧亚航空公司的小飞机，但不经过“军统”的批准，一般老百姓是买不到机票的。在香港和廖承志分手时，他曾告诉我广西已建立了地下党，但像我们这种要公开露面的人，是不允许和秘密的地下党联系的。我分别拜会了李任仁、陈劭先、杨东莼和陈此生，了解了一下广西的现状。陈劭先先生很乐观，说反共高潮已经过去，怂恿我重新出版《救亡日报》。但是杨东莼则认为白崇禧表面上缓和了一些，但是他在皖南事变中当了炮手，所以在反共这一点上，他是不会改变的，这样的事还是慎重一点为好。事实上，我的那套班子已经散了，没有廖沫沙、张敏思，要重起炉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分头托人买车票或者机票。张云乔认识一个欧亚航空公司的姓郑的负责人，所以劝我还是等飞机，由他去想办法，说是像我这样的人单身搭公共汽车不保险，而且，他的确给我订到了一张三月十九日的飞机票。可是当我向朋友告了别，准备起身的前一天，航空公司突然通知，说那一班飞机省政府包了，所以要再等机会。这样的事反复了两次，结果是我在桂林整整等了两个月，直到四月五日，才离开桂林去重庆。

当然，这两个月也并不安闲。桂林的朋友们很热心，欧阳予倩还给我们举行了一次压惊宴会，这儿也可以引用一段田汉的文章：

二月十三日，予倩招待夏衍一行于美丽川菜馆，夏衍原来短衣蓄须作商人状，是日尽剃其须，光鲜夺目。有严小姐者是他们的旅伴，能歌程砚秋腔，并善操琴，予倩高兴起来，引吭而歌，甜脆宛转不减当年。我席间写了一首诗：“高歌一曲动华筵，老凤新声似昔年，碎玉正悲香岛远，衔杯何幸桂江边；剃须不作行商状，抵足曾同海盗眠，且把犁锄收拾好，故园犹有未耕田。”

这一天，真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盛会，中国话剧界的三位奠基人：欧阳、田汉、洪深，以及在桂林的戏剧、文艺界的朋友，对我们这些大难不死的人，真像欢迎亲人那样的兴奋和高兴。田、洪两位都是酒豪，而我却是滴酒不沾，喝一小杯绍兴酒就会眼花头晕，可是这晚上，我居然喝了一大杯啤酒。偷渡伶仃洋，夜宿海盗窝，以及从下水到台山，日行一百里过程中的那种狼狈相，都成了有趣的话题。洪深灵机一动说，我们现在正闹剧本荒，我们可以突击一下，把这场悲喜剧写一个剧本，田汉表示同意，予倩当场表示，你们三个写，我来导演，酒酣耳热，一言为定，《再会吧，香港》这个剧本居然很快地写出来了（这剧本主要是田、洪二位写的，我初到桂林，有许多事情要办，只是讲故事，动笔不多），可是，这样一个剧本也在送审时被禁演了。剧本审查处不宣布禁演的理由，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把进步文化人和共产党写得临危不惧，从容撤退，而把国民党的那些大官巨富写得毫无准备，事发后放弃了国家的大量物资财富而仓皇逃窜，揭了一下他们的痛处而已。杨东莼对我说桂林的情况是外松内紧，从这件事看，内紧是事实，外松则未必。

离开桂林一年，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直接感觉到的，只是人口增加了，而市面上商品倒并不少，什么尼龙丝袜、香水、蔻丹等等，却应有尽有。我是提着一只小藤箱从香港出来的。幸亏桂林的三月按说是不会太冷，可是就在我们到桂林的第三天，忽然下了一场春雪，住在云乔家里，不愁膳宿费用，但到了桂林，总不能再穿离香港时在黄苗子的大哥家里随手拿来的那件“唐装”了。不知哪一天才能买到飞机票，那么，买一套旧西装，置一点日用品，就不能向朋友们伸手了，加上买飞机票得花一大笔钱，正在为这些事烦恼时，真可以说“天无绝人之路”，一天田汉跑来告诉我，说予倩组织的“广西艺术馆”决定上演我上一年在桂林写的剧本《愁城记》，这剧本也已经出版了，有一点版税，必要的话，予倩那里也可以预支一点上演税。这个消息实在太好了，我一九三九年从西贡乘车到同登，下一年坐汽车到宾阳，前后翻过两次车，都没有死，甚至没有受过伤，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是“福将”，现在还在愁穿的时候，忽然得到版税，命中有福，似乎是真的了。我拿了版税，买了一套半新不旧的西装，还约几位同难者和田汉吃了一顿桂林特有的马肉米粉。这时我给田汉看了蔡楚生画的一张《黄坤逃难图》，田汉大为赞赏，立即挥笔又写了一首诗。对这件事，田汉写过下面这么一段话：

蔡楚生兄画的《黄坤逃难图》最为生动有趣，原来他们在逃难中都换了姓名，如郁风改名陈毓芳，夏衍改名黄坤，某日他由下水出发逃到台山某地，离台山尚远，而日色已暮，星月暗淡，夏衍以洋伞挑楚生之藤筐和他自己的行囊，高卷其西装裤管，忐忑而行，这一狼狈的姿态在楚生笔下成为动人的画面。

楚生不是画家，但这幅画十分传神，可以说是神来之笔，田汉赞叹之余，挥笔写了一首五古：

风云香岛恶，游子只顾返，昨过蛟龙窟，今遇铁门槛。疾趋都斛镇，途远日已晚。衫如孔乙己，须如加拉罕，更如张伯伦，肩挑破洋伞。眼昏路不熟，心急脚愈懒。四海正蜩螗，一心尽肝胆，仆仆道路间，惟恐文明斩，幻作流民图，聊以寄有产。

这幅画和诗给予倩看了，他也在画侧写了一首七绝。这张“流民图”我一直珍藏着，作了难得的纪念品，不幸是在“文革”中也被红卫兵抄走了。这次同难的人，经过十年内乱，田汉、楚生、金仲华、王莹、金山……都离开人世了，走笔至此，泪下不能自已。

等到四月八日清晨，张云乔才高兴地告诉我，说机票买到了。我走访了几位老友，向他们告别，这时才从张志让先生口中知道，中共广西省委负责人是李亚群。这个名字我听说过，但在那种情况下，只能托志让代我向他致意而已。晚上，我才在高升戏院的后台找到了田汉，告诉他我明天可以走了，问他有没有话要告诉郭老、翰笙和林维中，他说，你告诉他们，我在这儿还有做不完的事，就是了。

四月九日清晨，我坐欧亚航空公司的送客车到了二塘机场，天下着毛毛雨，原定是八点起飞的，后来说重庆大雾，不能起飞，等到九点半，准许上机了，引擎也响了，忽然又要大家下来，理由是要等一位要人，只能下来再等。这时田汉也赶来了，还从机场外面的草地上采了一束杜鹃花来给我送行，说这可以供你在万里云程中欣赏。飞机没有起飞的动向，我劝他先回，他一定不肯，还说昨天你问我有什么话，我想不出来，晚上想到你的《愁城记》，倒有点意见想讲，可现在不是谈创作的场所，有时间，我写篇文章吧。我说，请你一定写，你的意见我一定接受，他点了点头。——后来他真的写了，这就是他四月间写的《序<愁城记>》。我这个人很少伤感，看顶苦的悲剧也不会流泪，可是，想起那一天的情景，他冒着雨去采了杜鹃花，兴冲冲地送给我的时候，我的眼眶湿润了，这是何等真挚的友谊啊！我们在机场上等了三小时，十一时起飞，毛毛雨还在下，望下去已经看不清人影了，这架十四个座位的螺旋桨小飞机进入贵阳时又碰上阵雨，机上的乘客几乎全吐了，好在我既不晕船，又不晕飞机，所以，任凭飞机摇摆，我还是安安稳稳地到了重庆珊瑚坝机场，行前张云乔给师毅打了一个电报，所以师毅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汽车来接了我。

四月九日下午到重庆，当天晚上就在中一路孙师毅家里见到了恩来同志，这是恩来同志事先约好的。一见面，他就和我紧紧拥抱，他说：“长沙一别，我两次到桂林，你到香港筹款去了，一转眼四年过去了。”我打算系统地向他报告香港沦陷前后的情况，才开了一个头，他就说，总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除了金山带来的口信之外，前几天还看到了张文彬的电报，这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韬奋和柳亚子的安全，韬奋不肯回重庆，决定去新四军，可是这条路要经过上饶、上海，很不保险，而亚子先生是一个目标很大，又是一个性格很倔强的人，怕关系搞不好。我说，我听第一批经过东江到桂林的人说，曾生、林平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牺牲保护他们的安全，估计目前已经脱离危险期了。我尽可能简单扼要地汇报了香港撤退前后的党的布置，并告诉他，除了肖红病逝，和南社诗人林庚白在混乱中中流弹去世外，所有和我党有联系的人都已经安全脱险，以及香港工委还妥善地选择了一批政治上可靠而又没有政治色彩的党员长期隐蔽下来的情况，然后把问题转到我今后的工作。我说，办了几年报，有点上瘾了，这次回到重庆，让我到《新华日报》工作吧。我以为这个要求是会得到同意的，恩来同志说，你今后的工作，我们考虑过，也和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谈过，潘梓年和章汉夫当然会欢迎你，你也可以给《新华日报》写文章，但是，你在重庆还得争取公开合法，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战线工作。重庆这个地方很奇特，国共之间既有明争，更多的是暗斗，对这些，师毅会告诉你，我也已经要徐冰和你详细地介绍。接着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恩来同志要我先去见见潘公展。这句话真的使我茫然不知如何回答。于是恩来同志对我作了仔细的分析，《救亡日报》开办的时候，本来商定是国共两家合办的，上海失守后他们撒手不管，皖南事变后，查封这家报纸，又是cc干的，这一点他们亏了理，你可以不亢不卑地和他算算这笔账。现在正是皖南事变之后的“缓和”时期，他不敢得罪你，你先去见了他，主动在你这边，你后面还有郭沫若，这样一来，你就争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你去拜访他，他会感到意外的，但你在重庆工作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公开的文化人的身份。你主动地和国民党的头面人物见面，以后就可以在《新华日报》和其他报刊上写文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到化龙桥和曾家岩五十号。这样一讲，我心里踏实了，谈到九点多，就由师毅陪我到天官府见郭老。沫若和我紧紧地握着手，用日本话说了一句“御苦劳样（你辛苦了）”，海阔天空地谈了一阵，然后把恩来同志对我的指示告诉了他。当时，重庆闹房荒，他就留我住在天官府文工会。郭老、翰笙的住宅都很挤，我就在文工会对面二楼的一间会客室搭了一张“行军床”，暂时安顿下来。我还记得一件事，就是当时哄动了重庆的《屈原》，四月十日还有最后一场，沫若一定要我明天晚上去看戏，这是难得的机会，他不邀我，我也会争取的。

第二天上午，我就去见了潘公展。这对他说来是突发事件，所以见我的时候，显得很不自然。我照例寒暄了几句之后，开头就向他“报告”了《救亡日报》在广州和桂林的情况，还有意地讲了些余汉谋、李宗仁、白崇禧对这份报纸的支持。我还没有讲到皖南事变，他就插话打断了我，说这些事我知道了，这也都是过去的事了，这次你们在香港受了惊，道藩先生很关心从香港回来的文化界人士，他派人到桂林去了，和你们联系上了没有？我说不知道这件事。于是他缓和了语气说，其实，有许多事，都属误会，像亚子先生、雁冰先生，有什么必要要到香港去呢，现在平安回来了，很好，我和道藩有一个计划，想请一二十位从香港回来的文化界朋友当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当然只能送一点微薄的车马费。他讲的是湖州官话，我也用杭州官话回答他（我的经验，在封建社会，乡音是一种有用的统战工具）。我表示感谢，说：我觉得卖文为生，还是不参加政府机关为好，他敏感地反问，那么你也不参加郭沫若先生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我肯定地回答，文工会也是属于军委政治部的，所以我也不参加。话不投机，谈不下去了，我起来告辞，他也客气地送我到门口。这样，我总算向他挂了一个号，我要在重庆以卖文为生了。

回到天官府，我把和潘公展谈话的经过告诉了阳翰笙、冯乃超。张道藩派了几辆汽车到桂林去接香港回来的文化人这件事，他们都知道，并告诉我，cc派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成了英美的同盟（现在许多人已经忘记了，中国和日本从一九三七年起已经打了五年仗，可是直到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才宣布正式对日宣战！）；因此，为了争取更多的美援，不得不做出一点“民主”的样子。在天官府我会见了许多老朋友，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也一遍又一遍地讲了香港逃难过程中的那些“惊险”、“滑稽”的故事。这一天晚上，郭老在国泰电影院订了一整排座位，请朋友们看《屈原》的最后一场演出。剧本好，演出也可以说是“明星大会串”，金山的屈原、白杨的南后、张瑞芳的婵娟，真是珠联璧合。那天晚上，郭老特别兴奋，终场后，还约我到后台去和导演、演员和工作人员见面，这出戏是应云卫主持的中华剧艺社演出的，基本上是30年代“业余剧人协会”的班子，当然也加上了不少新人，我们在后台照了相，一直谈到午夜。这件事登了报，但消息传到桂林就变了样，说我飞到重庆的第二天就在《屈原》演出时当了客串，田汉为此而又写了首打油诗，我只能写信去更正，因为我一辈子不曾上台演过戏。

不久，我就到曾家岩五十号去找了徐冰。一九二八年他在上海，也是绍敦电机公司的常客，所以我们是熟人，他早已奉恩来同志之命，要他系统地向我介绍国内外情势和南方局的情况，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提纲。传达是从皖南事变后，一九四一年一月，南方局在重庆召开会议开始的，主要是讲了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为了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二字方针，以及针对当时的党内思想情况，恩来同志提出的“三勤”任务，这就是“勤学、勤业、勤交朋友”。总的说来是党的领导机关要熟悉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情况，善于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党内的联系和党外的联系相互配合。这次传达整整花了一天，徐冰是个乐观主义者，和廖承志一样地爱开玩笑，所以传达文件之间，也讲了不少战时陪都的“奇闻怪事”，这使我大开眼界，知道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和一些民主人士、进步文化、文艺界人士的性格特点。他告诉我，不能把国民党看做“铁板一块”，也不能用一个尺度去要求民主人士，也就是说，这里的情况既复杂又微妙，要看到这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我在这个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周公馆”吃了中饭、晚饭，除恩来同志外，我还认识了许多初次见面的同志，如钱之光、童小鹏、龚澎、陈家康、王梓木、章文晋、张颖、陈舜瑶、张剑虹等等。假如我记忆不错的话，邓颖超和徐冰的夫人张晓梅，也是在这一天认识的。我把和潘公展谈话的情况告诉了恩来同志，他同意了我既不参加“文运会”，也不参加“文工会”的做法，同时还指示我，在你到《新华日报》去看望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这些老朋友之前，一定要先到张家花园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去，拜访老舍，和到中华剧艺社去看望应云卫，他说：“勤交朋友”要尽可能多交新朋友。对老舍，我久闻大名，也读过他的小说，但只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武汉见过一面，没有深谈。几天之后，我专程拜访了他，我们一见如故，他还和我到一家小茶馆闲谈了一个多小时。应云卫则是30年代的老朋友了，他陪我到国泰电影院对面的一个大杂院去看了“中艺”的宿舍，二十多个人挤在两间破破烂烂的屋子里，见到了陈白尘、赵慧深、贺孟斧，然后他指着这些为了话剧运动而茹辛耐苦的穷朋友对我说：在重庆，我们过的是这样的生活；然后又说，《屈原》演出成功，松了一口气，但现在还是剧本荒，你来了，第一件事是向你“订货”，今年雾季的开场戏靠你了。我初来乍到，要了解的事、要做的事很多，只能姑漫应之，而老应却认了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够交情，一言为定。”

五月以后，从香港脱险回来的人陆续到了重庆，胡绳、乔冠华、胡风、吴全衡、宋之的、于伶、凤子、还有王苹、王莹、虞静子、戴浩……等等。我记得先后开过三次欢迎茶话会，一次是郭沫若主持的，在“文工会”，一次是“全国文协”由老舍主持在张家花园，还有一次是张道藩出面在“文运会”。前两次都开得非常热烈，文化界朋友有的是小别重逢，有的是初次见面，留在重庆的人谈了听到香港沦陷的消息时对我们这些人的关怀和忧虑，从香港回来的人则谈了香港沦陷后和途经东江游击区的所见所闻，大家都情绪欢畅。而在张道藩召开的那次会就很不相同了，尽管张道藩对大家很客气，讲了一些言不由衷的欢迎词，简又文、王平陵等人也参加了，但一是出席的人不多，二是大家都是客套一番，谁也不讲真心话。这是我第一次和张道藩见面，我很想对一九三六年他在南京捣乱“四十年代剧社”演出的事挖苦他几句，结果还是自己控制住了，张道藩和宋之的在武汉同台演过戏，这一天他对宋之的谈了许多话。散会出来，之的就对我和于伶说，张道藩说要请他当“文运会”委员，不必上班办公，月致车马费一百元，还说他们已向从香港回来的文化人，发了十几份聘书，问我如何对付是好？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徐冰，请他向恩来同志请示。很快徐冰就回答我，组织上决定，党员一律不接受聘书，非党同志则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并说，可以告诉之的，受了聘，我们也决不会见外，因为在当时的情势下，“拿他们的钱，做我们的事”，也是有先例的，而且这也是一种可以取得合法地位的办法（当时，史东山、白杨、舒绣文等都在“中央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导演、演员，但他们都在我们办的剧团演话剧，当“中电”和“中制”厂方拍片要分配角色时，他们也都有愿意不愿意的自由的）。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宋之的，并说，现在大家都穷，拿他们一百块钱也不无小补，可是，之的却断然拒绝了，他说，党员不拿，我也不拿！他真有点燕赵豪侠之气，连不必“折腰”的“五斗米”也还是不接受的。

重庆的雾很出名，重庆的热也真出奇。一到六七月，气温就在三十五摄氏度以上，我在广州、桂林一直以不怕热出了名，可是重庆的闷热可真有点受不了。我从来不曾睡过席子，现在，只能听于立群的劝告，买了一张篾席铺在行军床上。从上海到四川来的“下江人”都说，重庆、武汉、南京是中国的三大“火炉”，其实，用“火炉”来形容是不一定恰当的，重庆的热，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蒸笼”，使我吃惊的是在篾席上睡一晚，早上起来，在席子上会留下一片很深的人形的汗迹。在这种高温气候下，尽管应云卫急如星火地催我写剧本，这笔债还是一天一天地拖下来不能还。有一天晚上，大概是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索性把天官府那间斗室的门打开，把席子铺在门口的地板上，关了灯，好容易睡着了。到半夜，突然听到一声啊哟的叫声，黑夜中一人扑倒在我的身上，打开灯一看，原来应云卫又来逼债了；他满面愁容，连连讲了几句“对不起”之后说，半夜三更打搅你，实在不应该，可是，今晚又和陈白尘再三研究，还得请你帮忙，你答允写的本子，一定要在八月内交货，没有剧本，不排戏，谁肯借钱给我，你是“快手”，无论如何得在八月内赶出一个剧本来。他不断地揩汗，看他的衬衫都湿透了，他放弃了一家轮船公司的优裕职务，为了话剧事业，挈妇携雏，跑到这个烽火连天的山城，典当度日，还要低声下气地请朋友们帮助，这种精神实在使我太感动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一定写，按期交稿，写得好不好就不管了。于是，他脸上就露出了笑容，好，这一下子我放心了，中艺有的是演员，最近又从香港回来了一批，你放手写，角色多，服装布景多，你都不要管，一切由我负责。这时他才从地上站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这儿太热，我给你到北碚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但千万千万，一定要尽快写好。他走了之后，我一夜不能入睡。我想起了一九二九年冬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情景，想起了为了话剧事业，弃家远渡重洋，到苏联去学艺的朱穰丞，也想起了为了戏剧事业而在雨花台流血牺牲的宗晖……当然也还有正在战地艰苦奋斗的抗敌演剧队，没有这些无私忘我的先驱者，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是不可能在中国成长发展的。不计成败，不计工绌，一定得写，于是我又想起了在桂林被禁的《再会吧，香港》。香港沦陷前后的许许多多亲身经历的事，可歌可泣的事，实在太多了。当时在重庆，曾流传过一阵“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这件事，郭沫若和老舍都和我谈起过，实际上，这种“理论”早在三十年代在上海就有过争论，就是“政治不要干涉文艺”。很巧，我到重庆不久就遇到阔别多年的丁瓒，和认识了也刚从香港回来的吴在东，他们都是医生，和他们交谈中，都谈起过从事医学、搞科学的人很少关心政治的问题，这就触动了我想写一个以“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为主题的剧本，这就是我向应云卫交账的《法西斯细菌》。听了吴、丁两位的谈话，知道了许多“善良的、真纯地相信医学的超然性的医生们，都被日本法西斯强盗从科学之宫，驱逐到战乱的现实中来了，他们被迫着离开了实验室，放下了显微镜，把他们的视线转移到了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我想，这一类的事，该不只限于医学界吧，正像过去有过（现在也还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一样，自然科学界同样的也会有许多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吧”（见《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一）。

七月下旬，云卫给我在北碚找到了一间靠山的小屋，地方很安静，一个人住，中午和晚饭都包给了附近的一家小饭馆，更有利的是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北碚图书馆，随时可以去读书看报，从抗战起，乱哄哄地过了五年，一到北碚，真像是到了世外桃源，安静、舒适，真是一个安心写作的地方，活了四十二岁，这样的静寂生活还不曾有过。

我从丁瓒和吴在东那里借来了一些医书，也经过“文工会”的关系，向重庆图书馆借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当我读到当代细菌学家泰斗，同时又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曾沙（zinsser）教授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 ，lice and history）我完全被迷住了。我贪馋地读完了这本书，又到图书馆去找到了一些他发表在前年《大西洋》杂志上的那篇有名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more truth than poetry），我决定了把一个善良的细菌学者作为我打算写的戏剧里的英雄，同时，把我的意图集中在《老鼠·虱子和历史》这本书的结语上：

伤寒还没有死，也许，它还要续存几个世纪，只要人类的愚蠢和野蛮能给它有活动的机会。

野蛮和愚蠢是什么？有常识的读者可以想到：贫穷、牢狱和战争。——这一切，都和法西斯主义有着不可分的关联。对于传染病，现代医学是有法子可以预防和治疗，—— 最少也可以阻止其发展了，可是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恰恰阻止了医学技术的进步，而助长了疫病的传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zins- ser早已证明了战争、虱子与疫病之间的关系，西班牙战争之后发生在佛朗哥集中营里的伤寒和其他的疫病，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了，我不忍想象希特勒铁蹄下的黑暗欧洲的卫生状况，我更不忍想象日寇蹂躏下的沦陷区里的同胞生活！可是，这还是“随伴”着战争而来的灾害呢，法西斯还不是在大量地制造和散布霍乱、伤寒、黑死病乃至“黄雨”之类的细菌弹吗？死于自发的和人为的疫病之外，“战争”本身不还每天每天的杀伤着千万个年轻有为的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吗？我禁不住借了一个剧中人的口，讲出了我自己要讲的话来：

伤寒和其他的疫病，每年不过死伤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罢了，可是法西斯细菌在去年一年内，不已经在苏联杀伤了千万人吗？——

法西斯主义不消灭，世界上一切卫生、预防、医疗的科学，都只是徒托空言，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只有在和平、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生根滋长的。

这个原来题名叫《第七号风球》的剧本，如期在八月底交卷，应云卫看也不看，连连说“够朋友”，就拿去油印了。事实上，老应也是够朋友的，他明知我过去写的剧本都不上座，这出戏他却选了最好的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为什么用《第七号风球》这个名字，主要是当时文网森严，怕戏剧检查处看到“法西斯”这三个字就会扣检。当我七月间去北碚之前，我到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去过两次，第一次见到章汉夫的时候，还来不及叙旧，他就向我诉苦，说在这个地方办报，当编辑实在太困难了，他拿起一张前一天的报纸给我看，说你看看这版面就知道了，这是七月七日的报，一方面登了冯玉祥、张发奎、郭沫若、沈钧儒和日本人反战同盟负责人鹿地亘等为纪念“七七”五周年而写的题词和文章，但是第一版上的中共中央纪念抗战五周年的宣言，和董必武写的社论，却被检删了许多地方，留下了一块块的空白。汉夫还拿出几份旧报给我看，几乎每天都有一两条奇特的“编者启事”：

本版今日原拟发表的×××先生的文章，被新闻检查处检扣，未能发表，特向作者致歉。

章汉夫对我说，你在广州、桂林，环境也许好一点，我在武汉、重庆，麻烦就多了，武汉那一段是“内忧”，在这儿则是“外患”。我不懂他的意思，他说，在武汉主要是王明的刁难和挑剔，每天早上就提心吊胆，一个标题，一句话他认为不妥，就要挨骂，譬如三八年三八妇女节登了一张邓颖超的照片，没有登孟庆澍的，他就大发雷霆。现在恩来、董老在管，这类事不会有了，可是国民党的“新检处”实在太不讲理，送小样去审查，要么用红笔打一个大×，有的则盖一个戳子：“免登”、“缓登”。我们把扣发的文章开了“天窗”，第二天还要打电话叫梓年和我去“听训”，跟他们吵也没有用。你大概也听说了，抓报贩，邮局扣报，打人……真是花样繁多。听了他这些话，我才把《法西斯细菌》这个剧名改为《第七号风球》。“风球”这个词，大家都不懂，因为这是东南亚一带的常用名词，那一带地方七八月间经常有台风，当地气象台就用风球来传递信息，二三级大风，香港就挂风球，风愈大，风球就升级，所以《第七号风球》，意思就是特大的台风即将袭来的紧急警报。但郭老看了这个剧本之后，不赞成用这个古怪的剧名，他说，还是用原来的名字好，现在美国参战了，美国、英国报上也在讲反对法西斯，你可以看看重庆报纸，“反法西斯”的话，都没有被扣检。我查了一下《新华日报》，果然也有反德日意法西斯联盟的文章，于是又把剧名改了过来。

这出戏是十月二十日左右在国泰电影院上演的，当时，我还住在北碚，首场演出没有看。大概在三天之后，恩来同志派人通知，要我当天下午进城，因为他请了几位医生看这出戏，要我去作陪。到了曾家岩，恩来同志很高兴地对我说，这出戏写得不错，我打算请几位医生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他说，皖南事变之后，重庆文艺界万马齐喑，我们在这个时期钻了国民党的一个空子，沫若的《屈原》打破了十个多月来的沉闷，连国民党的“要人们”也去看了，当然他们也知道，戏里骂的是什么人，但这是古代的事，是历史，他们也没有办法。吃晚饭的时候，我问徐冰、张颖，这出戏卖不卖座，他们都说第一天大概有八九成，在重庆已经很不错了。恩来同志说，我在延安看过你的《上海屋檐下》，在这里看过《一年间》，我还是喜欢这出戏，清淡当然也是一种风格，但我觉得你的戏写得太冷。饭后一起到了剧场。恩来同志请了五六位中外医生，除了丁瓒之外，我记得还有一位后来成了我的邻居的奥地利人弗来茨·扬生。恩来同志都给我作了介绍，但我现在都已经记不起名字了，其中有一位姓韩的著名牙科医生。这几位医生对我的习作有什么意见我不知道，但是帮助我写成了这个剧本的吴在东和丁瓒，都是为我这个剧本的演出而感到非常高兴。这出戏能够上演，我就天真地认为出单行本是不成问题了。因此，美学出版社要去了这个剧本的修订稿之后，我曾写过两篇短短的“代跋”，但是真是出于意外，“戏剧检查处”通过的剧本，还是被“书报检查处”禁止了。因此，直到一九四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我的剧本集时，我才有机会在扉页上写了“献给w（吴）t（丁）”这一句献词，没有他们，这出戏是写不出的。书被禁了，事情却还有余波。到了下一年，一九四三年七月，一位评论家对这个剧本提出了颇有一点火气，也还用了不少教条八股语汇的批评。批评的论点是：一、我给主人公俞实夫“布置”的上海、香港、桂林这几个都不是“典型环境”，假如这位科学家处身在“一个战争尚未直接波及的地方”，那么他就不会放弃他的研究工作而去参加红十字会的工作了，因此他断定俞实夫的转变是不真实的；二、他认为要“勉强”科学家参加战时实际工作，是一种“前线主义”。我读了之后，认为这只是与战争无关论的翻版，不打算和他争辩。可是事有凑巧，正在这时，经龚澎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参加抗战医务工作的刘秉扬博士（更巧的是他是《老鼠·虱子和历史》作者的私淑弟子），也和他谈到了《法西斯细菌》的问题；他告诉我，美国虽则已经参战，但他们所在的大学还处在“一个战争尚未直接波及的地方”，可是在美国，不仅专攻细菌学的中国人和他自己，美国一参战，zisser研究所的全体人员，都已经离开研究所，到盟国的“前线”去了。那时候，德日意三国同盟的败象已经显露，墨索里尼已经垮台，于是我又在《新蜀报》上写了一篇也带有一点火气的文章，《公式、符咒与“批评”》，这篇文章居然漏过了检查网，全文发表了。

从一九四二年六月份起，我开始给《新华日报》的副刊写文章，也在国际版上写一点时评之类，有被扣被删的，也有好运气登出来的，客观形势使我学会了用曲笔，懂得了“摸气候”，当时是罗斯福的新政时期，西方记者把那时的美苏之间的关系说成是“蜜月时期”，所以只要下笔用心一点，还是大有空子可钻的。由于恩来同志嘱咐我要以“公开合法的文化人身份”从事统战工作，所以我在《新华日报》写文章，很少用夏衍这个笔名，记得起来的，大部分用的是余伯约，至于用司马牛的笔名写杂文，这大概是在一九四三年以后的事了。

一九四二年夏，重庆有三个剧团（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国青年剧社）的导演演员们都在北碚“避暑”，这正在我写《法西斯细菌》的时候，按我的习惯，一般晚上是不写作的，所以每天四五点钟，我就有和戏剧界的新老朋友聚谈的机会。我离开重庆之前，恩来同志曾交给一个任务，要我利用这段时期，“勤交朋友”，记得他曾对我说过：你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你在广州、桂林、香港办报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国民党的党政军方面的人，和一些“左翼”以外的文化界人士也交上了朋友，例如你在桂林和国民党的师长韩练成成了好朋友，在香港认识了反过共的林庚白，这样做很好，不要把这类事看得不重要。现在到了重庆，交朋友的面要更广一些，对于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对他们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这方面我们犯过错误，吃过亏，千万不要再犯。他又说，你是搞戏剧、电影的，这方面，在重庆就有许多可以团结和必须团结的人，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做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做朋友。——这样的话，恩来同志不止和我讲过一次（在桂林，李克农同志也对我讲过同样意思的话，不过，他讲得更加直率一点，例如他说，在国统区，菩萨要拜，鬼也要拜等等）。三十年代“左”倾路线时期不必说了，抗战以后，我一直在白区工作，有时还“独当一面”，实践经验也告诉我，不论在工作顺利或形势严峻的时候，我们这种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是骄傲和急躁，前者是总以为党员比人家进步，高人一等，后者是在团结人和争取人的时候，总想“毕其功于一役”，懒得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恩来同志这些话我一直铭记在心，特别是读了毛泽东同志的《整顿党的作风》之后。

当时在重庆，即使在戏剧界我也还有许多人不熟悉，因此，“勤交朋友”得先从戏剧界做起。经陈白尘的介绍，我首先认识了吴祖光，这时，我还没有看过他的成名之作《风雪夜归人》，但他的剧本《文天祥》，我是看过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去北碚之前，我们一见如故，他是生长在北京的南方人，熟悉老北京的许多奇闻轶事，又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他和我讲了不少曹禺在江津剧校时的故事，所以我就经他的介绍，在北碚认识了曹禺和张骏祥。我和他们两位都是初交，但我早就读过《雷雨》、《日出》，还特别喜欢《原野》，这三个剧本对我都有启发，特别是在刻画人物性格上。张骏祥的剧本，贺孟斧曾借给我看过他用袁俊笔名写的《小城故事》，吴祖光还特别和我说过，他是留美专攻戏剧的专家，所以在一个盛暑的晚上，在北碚的一个露天茶座第一次会见的时候，一点不假，我是怀着向他们求教的心情的。但事情常常和主观臆想相反，他们温文平易，没有一点大作家、名导演的“架势”，特别是曹禺，我的第一印象是过于拘谨。北碚地方不大，但文化艺术界在这儿避暑的人不少，应云卫、陈鲤庭、贺孟斧、以及在重庆出了名的“四大名旦”（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也在这儿度过长夏。每天晚饭后，我下坡来散步，总可以碰到许多熟人，房子里太热，北碚又没有文娱场所，于是在露天茶室喝一杯茶或者“玻璃”（白开水），就可以消磨两三个钟头。戏剧界的朋友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大后方搞戏剧运动的困难：租剧场困难，可演的剧本少，以及审查严、捐税重等等。记得我和陈鲤庭、张骏祥有过一次长谈，谈的主要是提高话剧质量的问题，话是从“转形期”这个问题谈起的，我说，二三十年代，像田汉的南国社、朱穰丞的辛酉社，他们对戏剧运动都有一种也许可以叫做“殉道者”的精神，吃苦赔钱，在所不计，但话剧的观众都还是局限于知识分子和中等生活水平的职员、店员。抗战之后，十几个救亡演剧队赤手空拳地奔赴战地，除了爱国主义之外，也不能否认还有一种“为剧运”而奋斗的理想。现在抗战已经五年，话剧开始为工农群众所接受了，我们的戏剧工作者也已经逐渐从“业余”转向“职业”了，我认为这是话剧运动的一个“转形期”，在这个时期，审查严、捐税重是外在的困难，也许可以说是我们的疏忽或者错误，就是太看重剧本，而忽视了导演和演技的提高。重庆当时有三个“职业剧团”，但即使在雾季，也不是每个剧团都有经常性的演出，让大批戏剧工作者窝工、坐茶馆，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间，让编剧、导演、演员等等都来做一些提高业务水平、艺术水平的工作呢？像我这样的还没有下海的票友，写了些不成样子的剧本，也感到内疚，那么已经下了海的票友，就不该心安理得了，所以我说，就应该利用这个困难时期，来打好话剧艺术的基础，为将来的正规化剧院做准备。鲤庭正热心地在研究斯丹尼斯拉夫斯基，骏祥则是学有专长的“青艺”的院长，所以他们都同意我的想法，下一年，骏祥还要我把那一天的谈话整理出来。我就写了一篇题为《论正规化》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已经记不起了。这篇文章也引起过争论，我自己也觉得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论正规化，的确也有点“不合时宜”。

我在北碚住到十月下旬，才回重庆，一面给《新华日报》写文章，一面为改编托尔斯泰的《复活》打腹稿。改编这出戏，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陈鲤庭和白杨的怂恿，鲤庭想把这出戏搬上舞台，白杨则很想演卡秋莎这个角色；其次是当时有个中苏文化协会，会长是孙科，主持实际工作的是张西曼（因为他公开地亲苏亲共，所以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西曼斯基），中苏文协表面是“太子派”的团体，而具体的支持者，驻会工作者除张西曼外，还有葛一虹、郁文哉、蒋燕……等等。张西曼看了《法西斯细菌》之后，就一再要我写个剧本，为“中苏文协”义演。这两者交叉在一起，鲤庭和白杨就逼着我改编《复活》。我在日本时读过一些俄国小说，但我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我最喜欢的是契诃夫、果戈里和屠格涅夫，而对托尔斯泰则既钦佩、又有点嫌他动不动就大讲哲理，可是现在已经逼上梁山，那就只能硬着头皮，来冒一次失败的危险了。从一九四二年冬到一九四三年二月，我一有空就到重庆图书馆去读有关《复活》和托尔斯泰的书，我居然找到了一整套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大托尔斯泰全集》，和耿济之译的《复活》。我这个人有一个坏习惯，要么随意浏览，不求甚解，但一旦钻了进去，就会着迷。读了这些书，一方面觉得对托尔斯泰有了进一步理解，另一方面也就越来越感到改编的困难。这部小说不止一次改编过戏剧，先是法国的巴大叶，其次是田汉，同时我也看过英国和苏联改编的电影，这些都可以作为参考，当然也能搬用。任何一个改编者对原作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戏的主题，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偏重。田汉改编的本子很出色，但他似乎太着重于俄国的土地制度问题。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一直想接近农民，替农民做些好事，他说过：“学习使你们自己和人民血肉相关”，但他也加上了一段话：“我还想加上，学习使你们自己成为人民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这种不该单用你的头脑（用头脑来同情是容易的），而应该用你们对人民的爱，用你们的心。”我曾经在一个时期热心地读过一些英国女作家维季尼亚·渥尔夫（virginia wolfe）的文章 ，她不止一次地引用托尔斯泰的这句话来自勉，于是我就把这一段托翁自己的话，来作为改编的脉络。

《复活》于一九四三年完稿，经陈鲤庭的精心排练，于同年四月作为“中苏文协”筹款而正式公演。首演那一天苏联驻华大使和文化参赞费德林来看了戏，还到后台去会见了导演和演员。剧本送审的时候，据应云卫说，“戏剧检查处”的负责人看也不看就盖了一个“审讫”的图章，理由很简单，“中苏文协”的会长是孙科。托尔斯泰是大作家，导演、演员都是一时之选，时间又碰上了苏德战场上苏军开始反攻的时候，因此，这出戏在我所写的（改编）剧本中是比较卖座的。

戏上演了，但我却并不感到轻松。在当时，以至到“文革”，这出戏一直是我的一个沉重的包袱，文艺界每次搞运动，总有人算我的老账，要算的是什么账呢？正像我改编《祝福》时加了一段祥林嫂砍门槛的戏一样，就是我把卡秋莎的性格加强了一点，她最后拒绝了那位贵族的忏悔。关于祥林嫂那一案，尽管直到今年（一九八四）还有一位批评家扭住我不放，但那倒是我亲自请示过毛主席，他老人家点了头，说“可以，现在，结尾不必写得那样凄惨了”；而卡秋莎这一案，现在依然是“悬案”。为什么这样写，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

virginia wolfe 曾经不止一次引用过托尔斯泰上述的那一段名言，但是最近有人正确地批评她，由于她过于洗练的感觉，终于限制了她只能停止于“懂得了应该”，而实际上还是不能和人民血肉相关。要使被压损（strain）了的物体恢复原状，要使为了要适应这个奇怪的“社会”而变形变性了的、曾经被叫做“人”的动物重新回复到正直、朴质、具有正常感觉的 human being ，这是如何困难的事啊 ，— — 在《复活》这两个字前面，我真的有点感到恐惧。

已经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我的想法一直没有改，看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一九四三年是个很不寻常的年头，苏联红军开始在东线反攻，从收复了罗斯托夫之后，接着又传出了哈尔科夫大捷的喜讯。这一年初，红军大举向基辅、向斯摩棱斯克，以闪电般的速度进攻，同时，美国参战之后，用空军和海军向苏联支援了大批军火，在这种情势下，被占领了的法国地下军也开始活动了，法共的《人道报》也在继续出版，《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的时候，英共的《工人日报》还发来了贺电。这时乔冠华用于怀的笔名，在《新华日报》写“每周时事述评”，很受读者的欢迎。南方局外事组的成员（王炳南、龚澎、乔冠华、陈家康……）都是我的熟朋友，他们那里有不少外面看不到的外文书刊，所以一有空就到他们那里去看报和聊天。我也经过他们，认识了当时在重庆很活跃的外国朋友，就是苏联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德林，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这两位“费先生”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苏联不必说，美国在罗斯福执政时期也派了一些很开明的、甚至同情中共的外交官和记者到中国来，费正清又是汉学家，所以很快就成了相处得很好的朋友。我在这时期给《新华日报》写了不少谈国际问题的文章，记得起来的还有《欧洲的地下火》、《英国事象》、《兴奋之后》，以及庆祝法国国庆一百五十四周年的《祝福人类抬头的日子》等等，这些短文不涉及中国内政，“新检处”都开恩放过了，只有一篇：《我的心不能平静》，那是为祝贺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大胜而写的，不知为了什么，这篇文章遭了“腰斩”，开场白之外，全部开了天窗，费德林知道了这件事（因为文章前面还留了一个副标题：“致苏联友人”），他为我不平，把原稿要了去，译成俄文全文在《真理报》上发表了。

也就在这一年春季，我们从美国记者口中常常听到一种很奇怪的议论，说你们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村发展壮大起来的，党员里面农民也占多数，那么为什么要自称共产党而不称农民党呢？对那些年轻的美国记者，跟他讲理论，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的意思是：因为你们是共产党，所以美国政府只能援助国民党，假如你们改名中国农民党，那么美国就可以放手帮助你们了，我们反问他，罗斯福不是正在援助苏联共产党吗？于是他们只能用“那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来回答了。到这一年六月，这个奇怪的问题，才使我们明白过来，原来是英美政府利用苏联急需军援和希望英美早日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就乘机对苏联施加压力，这是从许多外国共产党改名为工人党、劳动党，以及一九四三年五月，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正式向国际各支部建议解散共产国际这一步骤可以看得出来的。六月中旬（记不清具体的日子）恩来同志在红岩召开了一次扩大干部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大意是：“今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建议解散共产国际。我党中央表示了同意共产国际的建议，同时还指出，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过共产国际的帮助，但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领导上的报告、指示，是不许作笔记的，所以上记括弧中的话，是我凭自己记忆，回到曾家岩后又和陈家康作了核对，抄在一本闲书的扉页上的，现在居然找到了这本书，所以上述传达大致是可靠的。恩来同志在这次报告中也含蓄地谈到了一些我党“六大”以后共产国际和我党之间的关系，并对“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及“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这两点，作了详细的阐述。我们这些人过去也知道一些共产国际的历史，但一直是把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看做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所以乍听到共产国际的解散，思想上的震动是很大的。由于此，我们对希特勒侵苏以前的许多国际间的大事，特别是苏芬战争，苏联进兵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苏德协定等等，都是以共产国际和苏联“划线”的，对苏联出兵波兰、斯大林和松冈洋右拥抱等等，我自己也写过一些为苏联辩护的文章。因此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思想上的波动是很大的，当然，回头来想想过去，对恩来同志所说的“长期以来中共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政策与方针”，则是很快就可以想通，是完全同意的。

这种大事有非常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所以国民党是不会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的。从六月份起，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他的各级党部发了一个秘密指令，立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叫嚷：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连平时不会公开反共的报刊也随声附和起来，《新华日报》和《群众》首当其冲，当然不能缄默，不能不起来应战。但是反动派除了可以运用“新闻检查”这一工具之外，还派大批特务抢走报童手里的报纸和其他印刷品（有一段时期，我们曾把被扣检的党的文件、社论、文章等等印成小册子，由报贩随报赠阅），甚至不止一次在《新华日报》发行部放火。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这一年七月一日，报社前两天将一篇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送审，“新检处”不仅不准发表，而且把原稿扣留。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七七宣言》前三天送检的时候说要“研究”，约定下一天去取，先说没有收到，给他们看了送稿回戳时才说“此稿免登”，熊谨汀亲自到“新检处”去交涉，才勉强说“可以登，但要删节”，一看小样，竟被删去了两千多字，这还不算，到七月六日，突然又下命令，这篇宣言不准发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宪兵、警察和便衣特务的包围化龙桥一带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当时写过两篇杂文，一篇是历史小品，一篇的题目是《口谤与腹谤》，连借古喻今的曲笔也不放过，在小样上都盖上了“免登”。

与此同时，胡宗南还结集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全面的内战危机一触即发。但是反动派实在太蠢，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们不识时务，当他们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本，而美国正打算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空军基地来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的关键时刻，反动派想要发动全面内战，显而易见，这种做法，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党内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连他们的外国主子也不会同意的。这一次反共高潮的时间比前两次都短，一方面很快遭到了国内进步民主人士和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美英两国也对蒋介石施加了压力，所以除了一小撮托派分子和特务组织喧闹了一阵之外，到秋末，要“解散共产党”的声音就听不见了。当然，延安三万群众召开了紧急动员大会，表示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是使这一场丑剧迅速收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蔡叔厚也在这时候从上海赶到重庆，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党员向南方局来请示他们今后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关系问题。他先找到了徐冰，徐冰约刘少文（张明）和我商量，请示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要他们继续长期隐蔽，今后由刘少文和他们单线联系。

在这里得补记一下戏剧界的事情。应云卫主持的中华艺术剧社演出了《复活》之后，为了经济上的原因，决定到成都一带去巡回演出了，张骏祥不愿意再当中国青年剧社的社长，辞了职，于是 cc 派的阎折梧就想继任社长这个职务。这件事张颖告诉了我，我请示了恩来同志，他考虑了一下之后对我说，你去请马彦祥来接替张骏祥。他分析了形势，对我说，“三青团”的负责人是张文伯（治中），他是不会把剧团交给 cc 派的，马彦祥政治色彩不浓，只要他肯出来，张文伯是会同意的。我说“三青团”的名声不好，进步文化人是不愿意沾手的，张骏祥不干，可能也是这个原故；恩来同志果断地说：你去劝他出来勉为其难，他假如不肯，你可以说，这是我的意见。果然，马彦祥再三推辞，直到我说了这是恩来同志的意见，他才接替了这个职务。由于“中艺”走了之后，我们不能没有一个新的剧团来填补空白，所以得到恩来、沫若两位的同意，决定由于伶、金山、宋之的和司徒慧敏来组织了中国艺术剧社（“中术”）。这一批人都刚从香港回来，在戏剧界有声望，国民党也不敢公开禁止，所以为了争取公开合法，还请了张道藩等国民党人为挂名理事，并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成立大会。好在尽管“文网森严”，在文艺、新闻界进步力量还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事先和《新民报》、《新蜀报》等川系报纸及《时事新报》（当时唐纳在当编辑，他是孔令侃的同学）打了招呼，所以“中术”成立的消息在许多报上都刊登了。“中术”在重庆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之后，除了党的灵活策略之外，主要靠的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大后方”干任何一件事，没有群众的支持，是寸步难行的。

在一九四三年春，我大部分时间忙于“中术”的创建和演出工作。在重庆，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知道得较晚，看到的文件也不多，据我记忆，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讲话《整顿党的作风》，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直到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摘要”。对于整风，《新华日报》曾发表过一篇社论：《敬告本报读者——请对本报提出全面的批评》，社论说：“本报既为中共的机关报，又以人民喉舌自期，就更加要切实执行整顿三风的工作”，“本报与读者，是相依为命的，有如鱼水之不可或离，如本报不能得到读者的诚恳而又大胆的批评，那就像盆鲜花缺少了清水的灌溉，而终于枯萎。”我已经记不起具体的时日，大概是在九月初，在董老的主持下，还对《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和作者，进行了一次“整风”，这是我经历过的第一次整风，受到批评的有章汉夫、陈家康、乔冠华和我。章汉夫是当时实际上的总编辑，他的失误最大的一件事是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去世的那一天（一九四三年八月），报上全文登载了中央社发的消息和照片，并围了一个很大的黑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作为中共党报，这样做显然是不对的；对乔冠华、陈家康和我，主要是在副刊上写的文章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尤其是对罗斯福的“新政”作了不正确的看法，宣传乃至欣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自由、民主”。前面提到过的我写的那篇《祝福！人类抬头的日子》，就是一个例子。这次小整风批评是坦率、尖锐的，但并没有什么“残酷的斗争”。我们这些人在“大后方”工作久了，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几乎已经成了习惯，所以在国内外斗争严峻的时刻，这次整风对我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这几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但并不觉得因此而背上了包袱，所以我们还是继续不断写文章。在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除了在《新华日报》上用余伯约、姜添、韦彧等笔名写了不少杂文之外，我还在《新民晚报》、《新蜀报》、《天下文章》、《国讯》等报刊上写过文章。如前所说，给《新华日报》写的政论性的杂文，被扣检的不少，但关于戏剧、文艺方面的评论、杂文，大部分还是能够登出来的，如《论正规化》、《人、演员、剧团》、《论戏德》等等。我还记得《论戏德》这篇文章，是读了李健吾的新作《云彩霞》之后，联想到当时话剧界某些演员的争名争利，有感而写的，的确在重庆戏剧界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后来，在我和宋之的、于伶集体创作的《戏剧春秋》中，又塑造了一个唐倩倩这样的、有才无德的人物，来加以鞭挞。了解一点中国话剧史的人都知道，唐倩倩这个人物不是完全虚构，而是有模特儿的，这个人在演技上是个好演员，而其后果，则是十分凄惨的。大概可以说，一九四三年，是我在重庆时期杂文写得最多的一年。

第三次反共高潮过去之后，由于进步民主运动的兴起，再加上苏美双方都对国民党施加了一些压力，所以到一九四四年初，国民党假惺惺地作了一些骗人的小动作。大概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一位苏联驻重庆的记者告诉我，说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对一大批洋记者说：“我们坦白地承认，过去几年的新闻检查的办法，有一些不适当之处，致使新闻界感到不满，使你们遇到了不少麻烦，现在政府正在检查研究，准备放宽尺度。”这位苏联记者是我的老熟人，他是当做一个“好消息”来告诉我的，我坦率地告诉他，不要太天真。第一，这些话是对外国记者说的，特别是对美国记者说的，因为美国报上有过几次对国民党的“不民主”提出了批评，有些文章甚至公开指名骂了国民党的“最高领袖”，所以他们不能不做一些姿态，但即使真的“放宽”了尺度，也只是对你们外国人，对我们中国记者是轮不到的；第二，梁寒操这个人是“太子派”，尽管他现在已经投靠了cc，当了宣传部长，但他的话的“实际价值”是有限的。这位苏联朋友听了之后只能耸耸肩膀，说原来如此。事实也是这样，正在这个时候，《新华日报》上还可以经常看到“某某一文不能刊登，特向作者致歉”的编者启事。

在这之前，梁寒操还和潘公展、张道藩合作，由文化运动委员会张道藩出面也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宣布政府决定，每年二月十五日为“戏剧节”，表示国民党对戏剧工作的重视；当有人问戏剧审查的尺度能不能放宽，压得戏剧界喘不过气来的“娱乐税”能不能减免时，张的一个小喽啰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政府正在研究。”对此，我也写了一两篇文章；《不止于祝颂》和《我们在困难中前进》等等。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的妻子带了子女到重庆来了，一家四口，就不能再挤在文工会的会客室里了。唐瑜给我在临江路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挤出了一间小屋，我们就在那里暂时安顿下来；当时沈宁十二岁，沈旦华六岁，到晚上，四个人横排着睡在一张床上，用一张条凳搁脚，这件事四十年后记忆犹新。唐瑜是个热心人，他卖掉了在缅甸经商的哥哥送给他的半只金梳子，在中一路下坡盖了两间“捆绑房子”（战时重庆穷人住的泥墙、竹架的一种特殊建筑）。唐瑜和我各住一间，没有门牌，为了寄信方便，我在屋前竖了一块木板，上面写了“依庐”这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还养了一头名叫“来福”的狗，我们一家在这里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戏剧春秋》、《离离草》、《芳草天涯》这几个剧本，都是在这间风雨茅庐中写的。

“依庐”这两间房子从租地皮、“设计”到施工，都是唐瑜一手经办的，我一分钱也没有花，一分力也没有出，文艺戏剧界朋友们，称赞他居然成了一个“建筑师”。他也对造房子发生了兴趣，不久之后，他又狠了狠心，把他原来在昆明和夏云瑚合资经营的一家电影院的股本转让给别人，用这笔钱又在离“依庐”不远的坡下租了一块地，“亲自绘图设计”，又造了一间可以住十多个人的大房子，呼朋引类，让当时没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进去，这就是“文革”中喧闹过一阵的所谓“二流堂”。唐瑜搬到“二流堂”去之后，他又把我隔壁那一间房子无偿让给了进步的奥地利医生弗里茨·扬生。当时住在“二流堂”的，有吴祖光、高汾、吕恩、盛家伦、方菁、沈求我，他们之中，除高汾是新闻记者之外，其他都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文艺界的“个体户”。这些人都有专业，如吴祖光是剧作家，方菁是画家，盛家伦是音乐家，吕恩是演员等等。战时重庆谈不上有文艺界集会的地方，朋友们碰头主要的方法是“泡茶馆”，加上当时茶馆里几乎都有“莫谈国事”的招贴，现在有了这样一所可以高谈阔论的地方，有时候唐瑜还会请喝咖啡，于是，很自然地这地方就成了进步文化人碰头集会的地方。这“二流堂”所在地可能是一块“风水”很好的“福地”，因为在这儿住过的人，除盛家伦在五十年代去世外，其他的人都还能活到现在。至于“二流堂”这个名字，也是颇有来头的，有一次郭沫若和徐冰到这地方会见朋友，杂谈中提到延安传到重庆的秧歌剧，如荣高棠、韦明同志等在《新华日报》演出过《二流子改造》等等，郭老看了一下周围的人，开玩笑地说，住在这里的都没有固定职业，都是二流子，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叫做“二流堂”；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在座的人不仅不以为意，而且还要郭老写下来作为“堂名”来自嘲一番。想不到正像《十五贯》里的“戏言成巧祸”，十几年之后，一九五七年，这句“戏言”居然成了“大祸”，硬把“二流堂”说成“裴多菲俱乐部”和“反党小集团”，一直到“文革”时期，凡是在这里住过的人，无一不受到株连，“二流堂分子”这顶帽子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能摘掉。唐瑜这个“堂主”不必说了，连我这个不住在“二流堂”，但经常到那里去的人，也加上了比“分子”更厉害的“后台”这样一个罪名。《十五贯》的祖本“错斩崔宁”中规劝世人“颦笑之间，最宜谨慎”，现在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一九四三年秋，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创造了“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新的斗争方式，大生产运动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克服了日、伪对解放区的进攻和封锁，以及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所造成的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大后方，以团结、抗日、民主为口号的统一战线深入发展，即使在重庆，包括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和民主党派、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在内的反对一党专政，要求民主宪政的力量日益壮大。

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节节败退，德日法西斯的败象已日益明显。这一年冬，林伯渠、王若飞同志从延安到重庆，郭沫若同志在天官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了一次有三四十位进步民主人士参加的欢迎宴会，林老和王若飞同志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生动情景；他们还带来了陕北的小米、红枣和大生产中“自己动手”生产出来的手工业品、毛织衣料，质量超过重庆的延安火柴，特别使大后方文化人高兴的是他们还带来了延安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和文艺书籍。这是一次重庆很难得的盛会，许多民主人士都发了言，那晚上林老在棉袄外面又加上一件延安毛料的上衣，王若飞则是一个胖子，于是有人说：林老“丰衣”，若飞“足食”，这就是大生产胜利的象征。酒酣耳热，心情振奋，直到深夜才散。第二天，徐冰约我到曾家岩，把来自延安的土特产品和书刊分送给和我们有联系的各界民主人士，送毛料的不多，送小米、小册子的则相当普遍。我记得送给冯玉祥将军的是徐冰亲自送去的，送文艺界人士的则由我分头送去。大家收到这些珍贵的礼物都非常高兴，连得到一盒延安火柴也感到光荣，只有我把一包礼品送给张恨水先生（他当时写了有名的《八十一梦》，我是经过张慧剑的介绍和他认识的）时，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说，红枣和小米拜领了，这毛料，我不能受，因为做了衣服穿在身上，人家就会说我和延安有关系了。他的考虑是对的，后来我和徐冰都觉得在当时的重庆，送礼物也是一门学问。我也给“二流堂”送去了延安带来的礼物，他们高兴极了，说把小米和红枣留下，到阴历除夕那晚上熬粥做宵夜。除夕晚上，我参加了他们的集会，并传达了林老所作的解放区大生产情况的报告。

话说回来，再谈谈一九四三年雾季话剧界的情况。这一年九月七日，是应云卫四十岁生日，他不在重庆，但戏剧界的朋友都很怀念他。在当时，要开会是不容易的（记得在“中国青年剧社”曾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座谈会），于是，我们相约写几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来祝贺他的生日。我在《新蜀报》上写了一篇，其中有一段话说，“假如要以一个人的经历来传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历史，那么云卫正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宋之的对这句话发生了兴趣，因为应云卫在当时说来，似乎可以说是一个“奇人”。他是三北轮船公司的副经理，很受到浙江财阀虞洽卿的重视，可是他偏偏对话剧着了迷。他假如“安分守己”，本是可以在“十里洋场”过舒舒服服的生活的，可是他就是为热爱话剧，一辈子为“剧运”而含辛茹苦。他是一个好人，但他不是一个完人，他在三十年代初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毅然加入了“剧联”，他先是为“剧运”而献身，经过战争年代的锻炼，而终于成了共产党的忠实的同路人，终身为民族解放、人民民主而奋斗。我们这些人和他共事几十年，我们看到他的勇气和毅力，当然也看到他从旧社会留下来的生活上、作风上的弱点。宋之的找了我和于伶，几乎是作了决定似的说：写几篇文章是不够的，得写一个剧本。抗战以来，我们写过歌颂军队、歌颂农民的戏，也写过表扬教育界、新闻界的戏。曹禺写了《蜕变》，是以医护人员为主人公的。可是为什么不写以戏剧工作者为主人公的戏呢，现在我们三个人来凑一下，写一个叫《戏剧春秋》的剧本吧。我和于伶都觉得“春秋”这两个字很好，我们可以歌颂，也可以作一些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中术”正演过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本来打算演李健吾的《云彩霞》，可是连这个剧本也通不过。于是我们三个人就来了一个“突击”创作，起初是三人鼎坐议定提纲，然后是讨论故事人物，最后是分幕分场地各人自认承包。大概我只写了两幕一场，从起意到脱稿，大概一共只花了三个多星期，后来再由我从头润色了一遍。戏上演后，我写过一篇短文，其中有以下一段话：

最初，我们是打算献给一个人的，但结果，还是使我们改变计划，而成为献给一群人了。我们虚构了一个故事，而在这虚构的故事中，却容纳了我们的笑声与泪影。朋友们，要索隐某一个人，考证某一件事，这努力会是白费的，甲中有乙，乙中有丙，这一群人中，我们计划着写进了我们大家的成功、失败、光荣、耻辱、长处和缺点。

由于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者的努力，这一炮居然打响了，上座很好，演出的场次也最多。我很少看自己写的戏，而这出戏我却看了四五遍。有几位演员的演技非常精彩，特别是蓝马演的陆宪揆、黄宗江演的咖啡馆侍者（他刚从上海到重庆，这出戏里他扮了三个不同的角色）、蒋天流扮的唐倩倩等。宋之的、于伶和我都沉浸在剧中人的悲欢哀乐之中。我这个人从来不敢写诗，但也破例地写了一首不像诗的《献词》：

献给一个人，

献给一群人，

献给支撑着的，

献给倒下了的；

我们歌，

我们哭，

我们“春秋”我们的贤者。

天快亮了！

我们赞颂我们的英雄，

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了，

疲累了的圣·克里斯托夫

回头来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

啊，你这累人的

快要到来的明天。

《新华日报》小整风，和“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激励了我，除了用余伯约、姜添的笔名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写文章外，我又换了“司马牛”这个笔名，开始给“新华副刊”写“补白”、“漫谈”这一类四五百字的短文，由于这类文章是供副刊作“补白”用的，后来就变成了几十个字一段的“三言两语”。司马牛大概是和袁水拍的“马凡陀”前后出现的，这些短文和讽刺诗一直写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我离开重庆为止，写了多少篇，我自己也记不起了。

跨进了一九四四年，国际国内都出现了风云变幻的局面，欧洲方面由于苏军猛烈西进，迫使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不得不考虑战后的欧洲“势力范围”的问题——这些问题原则上都已经在德黑兰会议谈定了的，但战争是非常讲实际的，一旦一方先越过了商定的那一条线，“迟到”者是必定会吃亏的。因此，开辟第二战场就成了“不能再拖”的事了。乔冠华（于怀）当时在《新华日报》写“时事述评”，他在香港是以“军事评论家”著名的，这时候他也摩拳擦掌，搜集了许多有关资料，他的房间里挂满了地图，像指挥官那样地随着苏军的西进，每天在地图上插上一面面小红旗。我和汉夫也要求他在英美联军登陆的那一天（当时的暗号是：d. day），一定要写出一篇好文章来。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那一天前夕，他患肠梗阻进了医院，李灏（法国文学翻译家李青崖之子，吴祖光的表兄，有名的外科医师，也是《新华日报》的义务医生）给他做了开腹手术。手术进行得顺利，但诺曼底登陆这篇“述评”，就落在我的肩上了。从这一天起，到八月底乔冠华出院止，每周一篇，我用余伯约的笔名写了七八篇欧洲战事述评。我没有当过兵，更没有学过军事，写这些文章主要靠外国通讯社的资料，和一些外国朋友的帮助（如爱泼斯坦、扬生）。这些文章记得起和查得到的，有：《前进吧，时间》、《震撼世界的两周间》、《人民战争颂》、《向法西斯的巢穴进军》、《第二战场一个月》、《向着自由民主的方向》、《维斯杜拉河的声音》、《黎明之前的设计》、《解放了巴黎之后》等等。当龚澎和我带着报纸到医院去探问这位“乔老爷”（这个封号是一九四一年在香港就叫开了的）的时候，他苦笑着对我说：“这是你运气好，别得意，出院之后，我会写得更多更好的。”

在开辟第二战场之前，国内还曾出现了一件十分惊险的事。从四月中旬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他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援救他深入东南亚的孤军，以及摧毁美军设在江西、粤北、安徽一带的空军基地，首先从河南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五月，日军攻占了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从六月到八月（也就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向湖南进攻的日军占领了长沙、衡阳；十一月，向广西进攻的日军攻占了柳州、桂林、南宁；至此，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完成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观战、避战”政策，所以这一次日军在大陆上的进攻，真可以说是“所向无敌”，不到半年的时间之内，国民党宁愿把河南、湖南、广西三省送给敌人，而一心想把嫡系部队集中起来进攻西北解放区！国民党军不战而退，日本军的胃口就越来越大，进占广西的日军继续向西挺进，一度打到了贵州的毕节。这一下不仅国民党慌了手脚，连美国人也着急了，因为他们正在成都建设一个规模很大的空军基地。那时候，“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国民党的达官贵人的家眷又再作逃跑的打算了，他们有的是汽车、飞机，他们可以近逃昆明、远逃美国，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是不管的。南方局又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徐冰通知我，要我尽快统计一下民主人士和党内文艺界人士的妇孺的名单和人数，粗粗估计，老弱病残和儿童最少也有二三百人，单靠“八办”和《新华日报》的交通工具是无法担负这一任务的。徐冰和我去找了冯玉祥将军，他答允可以想办法弄几辆卡车；但他毕竟是军人，他还是说：我看日本人是不会打重庆的，理由是他们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后来正如他的估计，日军到了毕节之后就停步了，这总算是一场虚惊。

经过三次反共高潮的失败，和国民党军队的一退千里，一方面国民党的威望一落千丈，另一方面重庆和大后方的反对一党专政，要求召开各党派联合会议的运动却一天比一天高涨了，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废止一党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国民党当然不会同意，但这一建议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具体的例子是九月下旬，张澜、冯玉祥、沈钧儒等五百余人召开一次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的大会，接着十月间在“银社”（“中术”租用的剧场）举行的追悼邹韬奋逝世的群众会上，黄炎培致悼辞后，郭沫若、张澜等发言，都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同年双十节，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在这种空前强烈的民主运动前面，国民党除了派特殊警察将登载了“民盟”的那篇宣言的《新华日报》全部没收和打伤了几个报童之外，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的威风了。

假如我记忆不错的话，周恩来同志十一月初从延安回到重庆（荣高棠同志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协作会议”上讲话中，提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南方局）改为‘重庆工作委员会’，这时，恩来同志在延安，董必武和林伯渠也要回延安。”那么，恩来同志回到重庆的日子应该是在十一月七日之后），于十一月十八日，在化龙桥《新华日报》向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内容是“国内外形势和解放区的情况”，这次会议我是参加了的。几天之后，恩来同志又在曾家岩开了一次小会，徐冰、乔冠华、陈家康和我向他汇报了前一段时期的统战、外事、文艺方面的情况，恩来同志传达了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及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动向。为此，我重新把一九四三年秋到一九四四年十月这一段时期用“司马牛”笔名写的很多（几乎每隔两三天一篇）的“杂感”、“漫谈”之类的短文看了一遍，所以“司马牛”暂时中断，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月，才重新连续发表。

写到这里，要补记一件重要的事。从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到十月七日，为了筹备建立联合国，英美苏和英美中分别在美国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树大厦召开了两次首脑会议。章汉夫要随同董老赴美国，代表中共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所以董老决定由我接替章汉夫的工作。我建议只用“代总编辑”的名义，因为章汉夫还是要回来的，董老同意了我的意见，所以大概在九月间我就搬到化龙桥去住了。当了代总编辑，就不像以前自由撰稿或特约评论员那样清闲了，好在原来的班子都没有动，如许涤新、胡绳、乔冠华、熊复、石西民等也都是我的熟人，上面是先由王若飞同志领导。周恩来同志回到重庆后，《新华日报》的社论、代论以及重要的文章，都可以先请恩来同志审阅，他对这件事是抓得很紧，审稿是非常认真的，有时一篇社论经他修改后还不满意，就责成我们重新拟稿。和以前不同的是住进了化龙桥，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进城，到朋友们家去串门、聊闲天了。当时不像现在，报馆的“编制”很紧，跑外勤的记者更少，每天得讨论和设计版面，安排专访，组织外稿，特别是每天要上夜班，一定要到深夜两三点钟看了大样之后才能休息。好在《新华日报》的排字工友是很出色的（前一年重庆各报举行过一次排字竞赛，在十来家日报中，《新华日报》得了第一名），校对也很认真，所以看大样时，只要看一看各版的大标题，再把社论或代论校阅一遍就可以签字付印了，加上我当年四十五岁，精力饱满，所以还可以随便写一点“司马牛”来作补白。戏剧界的那种自由主义、松松垮垮的情况，《新华日报》是没有的，内部团结一致，工作忙，但心情愉快。对付“新闻检查处”的事都由潘梓年、石西民去负责，我可以不出面了。

一九四五年是所谓“胜利年”，自从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德国法西斯遭到了东西两方的夹击，溃灭已成定局。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了逐岛进攻，山本五十六战死，长期以来一直吹嘘“赫赫战功”的日本“皇军”，这时候也只能“创造”一些古怪的名词（如把败退叫做“背进”，把全军覆灭叫做“全员玉碎”等等）来遮羞了。在这一年春，我记得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一月中旬（十五日？），孙科在重庆官邸接见《新华日报》记者，对雅尔塔会议和当前中国内部政治问题发表谈话，他说：“必须认识联合政府是遵循民主方式，解决阶级问题的途径。”在不久之前还派出大批特务扣抢《新华日报》的情势之下，这位院长先生居然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这样动听的谈话，不受到什么外来的“气候”影响，显然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件事是大约在四月下旬（也就是在希特勒垮台之前不久），就是董老到了华盛顿之后，美国方面不止一次制造谣言，甚至发表所谓“董必武谈话”，所以董老给《新华日报》发来了一个电报，电文是：

我在国外的一切谈话，都将交《新华日报》正式发表，以免远道误传，请予鉴察。

这个声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之后，孔祥熙系统的《时事新报》依旧在五月间译载了一篇用李查氏署名的完全歪曲事实的文章。于是《新华日报》又在五月二十六日发表了《重要声明》：

前美国李查氏所发表的关于董必武同志的谈话，从头到尾都是诬蔑之辞，董必武同志已在美国中外各报上予以否认，不意本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又予译载，殊感诧异，恐读者不明真相，特此声明。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发生这一类事件呢？因为苏联红军于五月二日攻克柏林，五月八日德国正式向盟军无条件投降，而这之前，罗斯福突然去世，杜鲁门当上了总统，在美国，一种反苏反共的潜流已经蠢蠢欲动了。

希特勒服毒自焚和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我们在兴奋和忙碌中迎来了重庆的炎夏。由于兴奋与忙乱，这一段时期内我做了些什么，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我常常利用上午十时后到下午四时这一空隙，奔走于化龙桥、曾家岩、天官府之间，连回“依庐”去看看孩子们的时间也没有。这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时代。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团结和胜利”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我只记得六月二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七大”召开的消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和朱总司令的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七月六日，又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当时中国已成为“四强”之一，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万党员，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东南及其他地区抗击和包围着大量日军，国民党还不敢公开破坏“国共合作”，所以这些文件还可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但是毫无疑问，他们肯定会用“邮检”、没收等等办法来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的，因此，我们动员全馆职工，把这些重要文件印成单张或小册子，通过各种渠道（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国民党内的革命派、民盟和许多进步民主人士的帮助），分送到大后方各地和海外侨胞——当时香港还在日本占领中，所以只有滇缅路是惟一的通道。当时在昆明、缅甸都有一些爱国的、和我们有联系的工商界人士，通过他们，就可以邮寄到欧洲和美国。紧接在“七大”之后，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美国用 b29型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宣战；八月九日，美国在长崎投了第二颗原子弹；同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进攻，作恶多端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已成定局。

就是在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的第三天，八月九日，我在《新华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从原子炸弹所想起的》的“时评”，开头就说：

原子弹的发明和初次使用，震撼了整个世界。科学革命和战争革命在同一天发生了。从科学的见地来说，原子弹的发明，和由于原子分裂所发散的“能”的实际应用，无疑地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一旦控制这种“能”的装置的完成，过去的产业革命将会黯然失色，蒸汽引擎、内燃机、水力发电机……都将逐渐成为时代的遗物，由煤炭和石油的竞争，而引起的政治角逐，也将会逐渐失去他的意义。把这种“能”应用于建设性的动力，及和平工业生产的时候，人类文明必然会有划时代的改进，可是在今天，不幸而这一个足以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发明，却初试锋芒于杀人盈万的战争中了！……

科学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它可以造福人群，而当它掌握在法西斯侵略者手里的时候，就可以使人类受到巨大的灾难……作为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的科学发明，应该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全体所共有、所使用、所控制，这种科学发明——无尽藏的“能”，应该使用在为人类谋福利的方向，而这种一举手间就可以杀伤千万人民的武器，应该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来控制。在今天，这已经是加在世界进步科学家和人民群众肩上的责任了。让科学属于人民，让科学成为保卫和平、造福人群的工具！

这些话都是常识，也未免有点过分乐观，但正当“广岛事件”震惊世界，许多人瞠目不知所措的时候，对于“核分裂”所产生的能量这个新问题，至少在重庆是惟一的一篇从全人类立场发表的文章。事隔三十九年，重读此文，除了对联合国安理会抱有一点幻想（当时，董老是代表中共在联合国宪章草案上签了字的）之外，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严重的错误，而且这篇“时评”是经过领导审阅后发表的。谁也想不到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一九六四年文化部整风、以及“文革”中，这篇文章都成了我的“罪名”，戴上了“和平主义”、“宣传核恐怖”的帽子。——这些早已过去的事，本来不想再提起了，碰巧我写这段回忆的时候，正碰上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一九八四年的广岛“反核爆”和平大会的时候，所以还是将这一段文章摘录下来，让后人评述。

这期间的确很忙，但我一天也没有停过笔，除了写过二三十篇司马牛“杂感”之外，记得起来的还有《为中国剧坛祝福》和《悼沈振黄》这两篇文章。前一篇发表在《新华日报》，这是为了祝贺我的一位亲密的难忘的战友洪深五十初度而写的。当时他不在重庆，但在战乱中他看到这篇文章之后，专门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说我对他有褒有贬，是“别创一格”的祝辞，因此他说只有“知己者”才会写这样的文章；后一篇是我在张家花园“全国文协”理事会欢迎邵荃麟同志从敌后回到重庆的那一天，从他口中知道了沈振黄同志在黔桂公路上因车祸去世而写的。沈振黄是一位不知名的画家，生活书店店员，抗战开始就由我介绍他参加了钱亦石同志（后左洪涛）为队长的战地服务队，长期“隐蔽”在张发奎军中，历尽艰辛，终于在日军进占桂林后，受命到重庆来和我联系时牺牲的。他真可以说是一个“无名英雄”，当我后来看到他的夫人带了三个孩子回到重庆的时候，我这个很少流泪的人终于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之外，就是我在全国解放之前写的最后一个剧本《芳草天涯》，有人在文章中说这个剧本写于一九四五年春，其实，这个本子的初稿完成于一九四四年秋，也就是我到化龙桥之前，但后来又作了较大的修改，所以交给“中术”，则的确是在一九四五年春。这个剧本是应“中术”的几位演员的一再要求而写的，他们说我没有写过一个以爱情为题材的剧本，希望我“试一试”，同时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出场人物少”，而又“有戏可演”的本子，所以全剧只有六个角色。我过去写剧本从来是“交出就算完成任务”，很少有“较大的修改”的，这次却破了例，因为这出戏的初稿是以悲剧结束的，但一九四五年春，我在《新华日报》编辑部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一段话：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困难还很多，敌人的力量还很强大，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他号召全党“要团结得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但家庭里的斗争，是要用民主来解决的”。最后这两句话，显然是为了加强全党团结而讲的，但他用了家庭这个比喻，使我联想到了《芳草天涯》的悲剧的结尾，我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我把剧中男女主人公的决裂改成了和解，由于我用了“容忍”这个词，后来一直被批评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这出戏和我其他的戏一样，我自己并不满意，但对我说来最“不幸”的是这出戏的演出恰恰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的那一特定的时期，加上也恰好是演出于茅盾的《清明前后》之后。“中术”演出时我已经“复员”到了上海，所以《新华日报》对这出戏的评论文章是在同年十月才看到的。从此之后，这个连我自己也不满意的剧本，就一直成了我的一个包袱，像寺院门前的一口钟一样“逢时过节总要敲打一番”。何其芳同志一九五九年写的《评〈芳草天涯〉》就是一个例子。我丝毫不否认像我们这样的人的头脑里有“资产阶级思想”，但我还是想不通：对敌人当然不该容忍，但是不是夫妻之间有一点容忍就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尽管对这个问题想不通，我还是坚信：对作者来说，最寂寞的莫过于作品发表之后听不到任何声音。听听逆耳之言，是可以使人清醒，使人谨慎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亿万中国人民——解放区的、大后方的、沦陷区的——用血、泪和汗换来的这个日子，终于到来了。对于这日子很快就要到来，我们并不是没有精神准备，那可以说，从八月九日苏联宣布对日宣战，美国对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的那一天，就已经肯定无疑的了。特别是八月十日，南方局（重庆工作委员会）接到了延安发来的毛泽东同志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那篇声明，全报社作了迎接这个日子的准备。从那一天起，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等，我们的心每时每刻都在翻腾，就算从甲午战争算起吧，田中奏折、二十一条、九一八、一·二九、七七、八一三，这近百年的耻辱的历史，终于走到尽头，中国成为战胜国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播，《新华日报》的全体同人发疯了，也可以说，全重庆，全国人民都发疯了。“发疯”这个词也许有点贬义，那么，就用“欣喜若狂”的“狂”字来形容吧，有人欢呼雀跃，有人无言流泪，这一天我没有睡，凌晨看完报纸清样，就想进城去看一看毕生难得看到的举国欢腾的场面。五点钟我就下了山，化龙桥街上挤满了人，上了公共汽车，也是一片欢声，认识和不认识这一条界限——，男女老少，本地人，下江人都可以相互攀谈，这个喜讯明明是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谁都想讲话，谁都想把自己的喜悦传达给别人。四川人是善于摆“龙门阵”的，挤满了人的车厢里一片欢声，一个花白胡子的老汉大声地说：“老子能盼到这一天，明天早上就死，也甘心了。”

两路口下车，遇到了一批新闻界同业，《新民报》的，《时事新报》的，也有一个《中央日报》的，大家都想知道一些更多、更新的消息。我问那位《中央日报》的记者，你们还有什么新消息，他坦然地说：“还不是一样，中央社发的……”于是不知谁首先说：去找美国新闻处，听说有一个日本天皇的“诏书”。于是我也跟着他们到了美国新闻处。特别是在这个时刻，对这些不速之客，美国人是招待得十分殷勤的，果然有日皇裕仁亲自广播的《停战诏书》，而且是日文记录本，用的是明治时期的古文，还是“朕告汝臣民”那种口气。美国人讲了一些“花絮”，说太平洋某些岛上的日军还在顽抗，并告诉我们麦克阿瑟的坐舰“米苏里”号正驶向东京。

我到了曾家岩、天官府、张家花园，见了些什么人，谈了些什么，兴奋过了头，什么也记不起了。回“依庐”吃了中饭，午觉也没有睡，就又赶回了化龙桥。

“不浇水，不培土”而偏想抢“桃子”的斗争开始了。从八月十一日起，蒋介石对他的那批“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常败将军们发了命令，一是要他们“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要早已和他有了默契的汪伪部队“切实负责维持地区治安”，同时却对八路军、新四军下达“命令”，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杜鲁门政府和蒋介石密切配合，八月十二日（日本投降前三天）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他们都以为这个计划很精明，可以坐享其成，使日、蒋、汪“合三为一”。可是时代不同了，一九四五年不同于一九二七年，他们再也不能称心如意，为所欲为了。中共中央来了个针锋相对，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打电报给蒋介石，坚决拒绝了他的错误命令。十五日，朱德电令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部队，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缴械投降；同一天，朱德总司令还向美、苏、英三国政府致送说帖，说明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的指挥下，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的日伪军队投降。一切反动派都是怕硬的，这一手使他们慌了手脚。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最怕的是苏联援助共产党，所以蒋介石就派宋子文、蒋经国赴苏联会见斯大林。就在日军投降前夕，八月十四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有外蒙古独立，也是这次斯宋会谈时商定的。

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时局发生了出人意外的变化。从八月十三日到八月十六日，四天之内，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两篇措辞强硬的文章（《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和以朱总司令名义给蒋介石的两份同样措辞强硬的电报。但在这之后十天，八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对于这一政策上的大转弯我们当时不懂，后来也不敢问，直到一九五八年，康生这个伪君子才向我泄了密，他说，那是早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决定了的，正当国共双方针锋相对、一触即发的时候，斯大林派特使到了延安，说服中共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这件事，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也有扼要的叙述：

同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十八页）

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八月二十六日晚，潘梓年把一条简短的“毛泽东同志即将来渝”的“本报讯”给我，要我明天在第一版显著的地位发表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新华日报》从编辑部到排字房，看到这条消息立即沸腾了。当然，大家的心情是十分兴奋的，也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了蒋介石已经发了三封电报，请毛主席来渝“共商国事”。

八月二十七日，这条消息震动了整个“陪都”，徐冰后来对我说，“你们只摇摇笔杆子，我可腿也快跑断了”，主要是要把事情的经过（根据八月二十六日的《通知》）告诉各方民主人士。徐冰说，“他们又惊又喜”，也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重庆是“虎穴”，毛主席到重庆太危险了。

八月二十八日，我上午就到曾家岩，吃了饭，下午一点就赶到九龙坡机场，等到三点半，赫尔利的专机着陆。发表在二十九日《新华日报》的“本报讯”，是恩来同志要我写的，这条消息是当天在曾家岩二楼乔冠华的房间里赶出来的，因为六点以前要送给恩来同志审阅，实在写得很粗糙，但是这一“现场新闻”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所以抄在下面：

（本报讯）八月间充满了伟大的日子，伟大的新闻。昨天上午本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来渝的消息，重庆市民间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喜悦啊！本报门市部挤满了打听消息的热心的读者，“毛先生来了！这一下好了！”好多公务员、军人、学生热烈地向营业部的同志们握手，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象征着和平、团结与光明。

下午一点半，九龙坡机场已经很热闹了。外国记者们欢迎了“巴丹之战”的温锐特将军之后，就不断地打听延安专机的消息。邵力子和雷震先生来得很早，接着是各民主党派领袖和中国记者，张表方、左舜生、章伯钧、谭平山……先生都来了，新从苏联归来的郭沫若先生和夫人也赶来了，沈衡山先生快活得像个青年，听说他昨天听到了消息，就一直兴奋到不能休息。机场上的警戒是严密的，美军宪兵之外，蒋主席派了警卫组长陈希曾来帮同照料一切。

人们在酷热中等候了两个钟头，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机场负责人报告专机在十一点半由延安起飞，计时三点可到重庆。

一架标名“美国姑娘”的银色飞机下降了，人们像潮水一般的涌过去，可是美国同业们知道这不是赫尔利大使的专机，三点三十分，两架飞机渐渐地接近了，在低空盘旋了两周，机身上的一颗五角星也可以看到了，休息室里的人奔出来，宪兵和机场人员忙着维持秩序。

待望着的人终于到了！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最前列是排齐了的几十位摄影记者的阵势。毛泽东！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就站在大家前面了！一片闪光和摄影机发动的声音，赫尔利大使陪着毛主席下机，接着是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外国记者喊了：“站近一点，大使先生！”

摄影竞赛继续了十分钟之久，赫尔利大使对毛主席说：“好莱坞！”的确，这是好莱坞影片里习见的情景。

毛泽东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蓝灰布中山服，巴拿马帽，站在飞机前面频频地向欢迎者含笑招呼。人们包围拢来，七月间去过延安的五位参政员是异地重逢，其他各位也经过恩来同志的介绍而一一交换了热烈的握手。新闻记者开始自我介绍，毛主席发表了简短的谈话（见另条）。

四点正，一列汽车从机场出发，路上的市民很敏感地感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来了。”有人向汽车挥手，每人都是带着欢喜和仰望的笑容的。

赫尔利大使一直把毛、周、王三位送到曾家岩张部长公馆，小憩之后，就回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休息。

这条消息经恩来同志审阅，并作了一些修改，我记得起来的有两处：一、在“机场上的警戒是严密的”下面，加了“蒋主席派了警卫组长陈希曾来帮同照料一切”，这一句是恩来同志加上的；二、在毛主席下飞机时，原来我写的是：“第一个露面的是赫尔利大使，他右手挥着帽子，以美国西部片中的牛仔的姿势，连蹦带跳地走下舷梯”，“毛主席满面笑容，口中说：‘青山绿水，好地方，好地方’”。这两句话，恩来同志用铅笔删去了。

两党开始谈判前，恩来、若飞同志对南方局、“八办”、《新华日报》的干部作了指示，在这重要时刻，大家一定要在各自岗位上认真工作，严守纪律，未经授权，不得传布会谈消息。我从二十九日起就一直在化龙桥工作，很少下山。从这时起，《新华日报》编辑部加强了审稿和仔细校看清样的工作。因此，毛泽东同志九月四日到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探访和慰问工作人员的事，以及到《大公报》宿舍拜访王芸生的事，也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九月一日，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副会长邵力子出面，在中苏文协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同时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我和潘梓年等都收到了请帖。我们先到曾家岩，恩来同志对我说：今天你是酒会的客人，又是《新华日报》的编辑和记者，所以你得写一篇“特写”，明天见报。这样，会前会后，会内会外，你都得去看看、听听。我问：这篇“特写”要着重哪些方面？恩来同志想了一下说：一是要强调团结，提一下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因为这是毛主席一九二四年以来第一次和国民党领导人的会见；二是出席这次酒会的人，不论他们过去如何反共，都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为此，酒会七点开始，我四点多就到了“中苏文协”，先向王昆仑和张西曼了解了一下这次酒会的准备经过，然后从六点起，就守在会场门口。等酒会散后，我就回到“依庐”写稿。为了让读者知道一点当时的情景，这里也把这篇特写抄录如下：

（本报特写）下了一场夜雨，山城已经是新凉时节了。中苏文化协会孙、邵两会长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昨天下午七时，在会所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鸡尾酒会，同时还举行了苏联各民族友好的照片展览。下午六时左右，黄家垭口一带的街上就挤满了人，各式的汽车一辆辆地停下来，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夫妇、罗申武官、孙夫人、孙院长、冯焕章将军、覃理鸣副院长、翁文灏副院长、邵秘书长、王世杰部长、陈辞修部长、张治中部长、鹿钟麟部长、梁寒操先生、朱家骅部长、陈立夫部长、吴铁成秘书长、贺耀祖市长、沈钧儒先生、马寅初先生、左舜生先生、郭沫若先生、傅斯年先生、谭平山先生、王芸生先生、冯夫人李德全先生、王昆仑先生、许宝驹先生、张申府先生、高崇民先生、史良先生、曹孟君先生、刘清扬先生、贺夫人倪斐君先生、茅盾先生、侯外庐先生、张西曼先生、阳翰笙先生等，和文化、新闻、戏剧界人士三百多人，一个个准时到会。这样的集会，在战时陪都是常有的，可是，今天的情景却显得很不平常。天下起细雨来了，可是人和汽车终于越聚越多地拥塞了这一带的坡道。六点半，几千市民几乎把交通都阻塞了，交通警察和宪兵忙着维持秩序，傍晚的街头充满了汽车喇叭和市民们兴奋地谈话的声音。

今天这个会的意义是重大的，可是，因为有一个人的参加，而更显得重要。几千只眼睛望着“中苏文协”的大门，几千个人谈论着一个人的名字。“毛泽东！”“今天毛泽东要来参加。”

报上没有发表过消息，举办者方面甚至守口如瓶地保守秘密，但，这千余的市民终于在细雨中停下了脚步。“什么，毛先生要来参加？”一位老公务员模样的人向他同行者问，脸上浮出笑容来，“瞻仰一下丰采吧。”他挤到文风书店屋檐下站定之后，感慨地说：“咳，毛先生啊，真说得上是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了。”

“中苏文协”二楼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是一片欢乐的声音，一片期待的眼色。全陪都的知名人士，党政军要人，文化艺术界人士，都聚会在这里，今天二楼特别显得狭窄了。这一边是孙夫人在和郭沫若先生握手，那一边是陈立夫先生在和孙院长碰杯，是冯焕章先生洪亮的笑声，是谭平山先生风生的谈笑，彼得罗夫大使忙着和已知未知的朋友们招呼，当主人的孙哲生先生今天更是满面春风。准七点，楼下一片哄动，多少只眼睛望着大门的入口，在一片鼓掌声中，大家待望着的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到会了。

大家紧随着他，楼下的人一起拥到楼上来了。数不清的热情的握手，洋溢着真情的招呼，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恭恭敬敬地握了一下毛泽东同志的手，立刻跳跃地回到她妈妈的身边，骄傲地说：“妈，我握过手了。”

在毛泽东同志脸上，是欢喜和感动的表情。当覃理鸣先生和他相见的时候，紧握着手久久说不出话来，终于眼圈红润，流下泪来。这是一个何等动人的场面，今天集合在这儿的不是有许多民国十三年时代的老朋友、老同志吗？冯焕章先生两手握住了毛泽东同志的手，看了又看，然后举起酒杯来说：“您来了，中苏友好条约缔结了，来，来，让我们为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毛主席兴奋地干了杯，瞧，冯先生不也已经悄悄地用手帕在擦眼泪了吗？谭平山先生是在九龙坡飞机场已经见面过了，今天还像是初见似的热烈地握手，干杯。……今天的会见，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民十三的老同志们重新在一起握手言欢，相互问好，“三大政策”的精神洋溢今天的会场。多少人在怀旧，多少人在期待着一个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

正厅正中挂着中苏两国的国旗，在这辉煌的国旗前面，苏大使和毛泽东同志握手了，“干杯！”为了中苏两大民族的友好同盟，为了新中国的和平建设。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在各室巡历了一周，每个人都向他举起了衷心祝福的酒杯。毛主席脸上已经泛起了红晕，冯焕章先生说：“今天，您会喝得躺下来的。”时间飞一般的过去，为了晚八时还有吴秘书长铁成的约宴，毛主席只能向大家告辞了，“有机会再谈吧”，“一定要的”，“真是，老朋友二十年不见了”。人们用恋恋不舍的感情目送着他，又是一连串的握手，许多人一直送到门口，旁边听见一位作家在对一个朋友说：“你的眼好贪馋啊。”

薄暮的门口还是挤满了人。“来了，来了，”毛主席临上车的时候，门内外的人齐声鼓掌，“毛先生”，“欢迎欢迎！”人像潮一般推动，“毛先生，欢迎你！”这是发自内心的渴望着团结、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声音。

在这期间，我一直住在化龙桥，而且还碰上了一次“水灾”。一天上午，嘉陵江江水猛涨，我正在编辑室伏案写稿，忽然听到一片“大水来了”的呼声，来不及躲避，水已经渗到小写字台的下面，赶快站起来，洪水已经没到腿部，等我把桌上的一叠文稿收起，那张小桌就被大水冲走了，幸亏得到工友们的抢救，把我背到地势较高的坡上，才幸免于难，但是我为了写司马牛“杂感”而剪贴的一些资料，却全被大水卷走。直到下午水势停止上涨，我们才派人涉水进城向恩来同志作了报告，表示值此时局重要时期，《新华日报》一定要排除万难，继续出版。

由于“重庆谈判”开始，重庆乃至成都，反独裁争民主的声势大振，连过去不大出面讲话的人也要求废止新闻检查制度了。九月一日，重庆《国讯》等八家杂志发表联合声明，主要内容是国民党设置的新闻杂志检查处，原来冠有“战时”字样，也说明这只是“战时”的一种临时性措施，现在战争结束了，这个机构就应该立即撤销。这个声明得到成都二十多家通讯社、报纸、杂志的响应，接着，九月十五日，重庆二十家杂志正式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参政会提出，即日起，不再向“新检处”送审稿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终于不得不宣布废止审查制度。当然，他们是不会放下屠刀的，据一位熟悉内情的朋友告诉我，所有检查人员都调到北平、上海、汉口这些“收复区”去工作，并给他们发了奖章。

这一段时期内，除写几篇“杂感”之外，还应《中学生》杂志之嘱，写了一篇《九一八杂记》。

不久，我奉命回上海，准备《救亡日报》的复刊，我匆忙地结束了《新华日报》的工作，答复了一些读者的来信，连文艺界的朋友也来不及告别，就单枪匹马地飞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