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荆州，诸葛亮眼里没有荆州牧刘表这个“木偶”。至于刘表眼里是否有这个“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尽管史籍上没有留下记载，但是从一个侧面，却可以为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答案。《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司马徽别传》说：“（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人谓刘表曰：‘司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后见之，曰：‘世间人为妄语，此直小书生耳。’”据《三国志·蜀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司马徽当时被称为“水镜”，即是说，他如水如镜，以鉴识人伦著称。在荆州负有重望的司马徽，当人们向刘表推荐时，刘表也曾会见。结果却是，对这位“未遇”的“奇士”，刘表看来不过是一名“小书生”，人们对他的称誉也属于“世间人”的“妄语”。这正如陈寿在《三国志·魏志·刘表传》对刘表所作的评论：“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与司马徽被称为“水镜”的同时，诸葛亮也被称为“卧龙”，当时他们是齐名的。刘表轻视“水镜”为“小书生”，即使人们曾向刘表推荐过诸葛亮，这位“卧龙”也当然会被轻视为“小书生”的。从这个侧面说明，刘表眼里是没有诸葛亮这号人物的。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说：“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司马徽），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诸葛亮）、庞士元（庞统）也。’”作为“伏龙”的诸葛亮，在司马徽眼里不是“儒生俗士”，而是通晓“时务”的“俊杰”，这是很高也是符合实际的评价，诸葛亮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

在荆州，刘备开始出现在诸葛亮的视野中。《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说：“时先主（刘备）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徐庶是诸葛亮的好友，他在刘备那里得到重视。所谓“三顾茅庐”，应该说，这是诸葛亮对刘备诚意的考验。两人会见的结果，产生了《隆中对》。

刘备是当时反复无常的“枭雄”，这时寄居荆州，目的是伺机夺取刘表的这块地盘。《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说：“荆州豪杰归先主（刘备）者日益多，（刘）表疑其心，阴御之。”裴松之注引《世语》说：“（刘）备屯樊城，刘表礼焉，惮其为人，不甚信用。”所谓“表疑其心”“惮其为人”，刘表不但对刘备深为疑忌，而且暗中加以防备。对刘备的“枭雄”行径，刘表有所知晓，诸葛亮当然也有所知晓。为什么刘备却成为诸葛亮心目中的“诸侯”呢？

“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王伯之事”，这是庞统成为刘备谋士后对刘备所说的，见《三国志·蜀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据上引《襄阳记》，庞统是司马徽称誉的“凤雏”，与“伏龙”（诸葛亮）并列的通晓“时务”的“俊杰”。当处于“权变之时”，不能墨守成规，如《隆中对》所说，诸葛亮向刘备提出的正是“兼弱攻昧”之策，即“兼”刘表之“弱”，攻刘璋之“昧”，所谓“王伯之事”与《隆中对》的“霸业可成”也完全是一回事。诸葛亮宗奉申不害、韩非、管仲之学（《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引《诸葛亮集》所载刘备遗诏，诸葛亮曾为刘禅写《申》《韩》《管子》之书），庞统也当然如此，思想上两人应该属于同一类型。

刘备是这个战乱时期反复无常的“枭雄”，并非刘表那样的“木偶”，诸葛亮心目中选择的正是这样的“诸侯”，两人在政治上的结合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