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七千多字的《文心雕龙》，基本上概括了从先秦到晋宋千余年间的文学面貌，评论了两百多个作家，总结了三十五种文体，相当全面地探讨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艺术方法，并建立了体大虑周的理论体系。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文心雕龙》是有其重要贡献的。文学创作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如艺术构思、艺术风格、继承和革新、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学和现实的关系等，刘勰在总结前人点滴意见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专题论述。刘勰的观点、理论，当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不少问题是他的认识水平所不可能作出正确解释的，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束缚，使他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对某些文学理论的阐发，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这一方面是我们所不应忽视的。但总的来看，《文心雕龙》的成就是主要的。有人认为：“其体大思精，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136这个评价是并不为过的。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文学理论的某些方面或个别论点，高于刘勰的自然很多，但在整个理论体系上，全面或主要方面超过《文心雕龙》的论著，却是没有的。这就有它值得我们注意的重要价值。
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近二三十年来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总是在逐步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的发展之中。当然，从这部巨著的重要意义来看，从《文心雕龙》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还未能得到解决，以至某些重大问题（如《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等）尚未开展认真的研究来看，我们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的。
好在近年来注意《文心雕龙》的同志愈来愈多，本书把它全部译注出来，不敢抱解决任何问题的奢望，若能为更多的读者研究原著提供一点参考，也就是译注者的大幸了。这篇引论在介绍有关问题中，力图把一些有分歧的重大问题介绍给读者；余岂好辩，谈到这些问题，不能不表示一点自己的看法，目的还是为读者阅读原著时提供一点参考。一己之见，最多只能算“分歧”之一。引论和译注，谬误一定不少，恳请读者、专家赐正。
1980年9月
注：
1《文镜秘府论》中曾多次引用《文心雕龙》，此书是日僧遍照金刚于公元806年回国后不久写成的。
2见铃木虎雄《文心雕龙校勘记》。
3如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编《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日本九州大学冈村繁教授编《文心雕龙索引》等。
4《赠丁翼》，《文选》李善注：“《论衡》曰：‘说经者为世儒’”。
5、9、12钟嵘《诗品序》。
6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7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8见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1962年本71、77页。
10萧绎《金楼子·立言》。
11刘知几《史通·自序》。
13《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
14据王元化考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文心雕龙创作论》5页）
15《资治通鉴》卷一四七：天监七年，“诏吏部尚书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奉朝请是第二班。
16《梁书·临川王宏传》：“天监元年，封临川郡王。……三年，加侍中，进号中军将军。四年，高祖诏北伐。”刘勰于天监三年萧宏进号中军将军后，做他的记室。
17《南史·陈伯之传》：“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宏北侵，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之书。”可见萧宏于天监四年北伐时，他的记室已换丘迟。刘勰于此年改任车骑仓曹参军。
18《梁书·夏侯详传》及万斯同《梁将相大臣表》（《历代史表》卷三十五）都说，任车骑将军的夏侯详于天监六年征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刘勰为其部属，可能因夏侯详调职而于此年改任太末令。
19《梁书·南康王绩传》：“南康简王绩……（天监）十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刘勰于此年改任萧绩的记室。
20《南史·庾仲容传》：庾仲容为昭明太子萧统舍人，因“除安成王中记室”而去职。萧统有《饯庾仲容》诗送别。《南史·安成王秀传》说，萧秀于“天监元年封安成郡王，……十三年为郢州刺史，加都督”。可知庾仲容于天监十三年离东宫，刘勰大约在此年或稍后任东宫通事舍人。
21《南史·武帝纪》说，天监十六年“冬十月，宗庙荐羞，始用蔬果”。则刘勰上表建议二郊农社“宜与七庙同改”，当在天监十六年十月之后不久。
22刘勰出仕之前，曾和僧祐一起在定林寺整理佛经十多年，出仕后的十多年，僧祐陆续搜集到部分经卷尚待整理。僧祐卒于天监十七年（见《高僧传·僧祐传》），因此，刘勰在本年奉命再入定林寺整理僧祐所集最后一批佛经。
23《梁书·刘勰传》列“迁步兵校尉”于刘勰上表之后，可能是上表后不久迁任此职。
24有关刘勰卒年问题，目前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范文澜推算在普通元、二年（公元520、521年），见《文心雕龙注》731页。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一说为普通二—四年（公元521—523年），见《文心雕龙校注》1958年版10页；近说为大同四、五年（公元538—539年），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187页。李庆甲《刘勰卒年考》定为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一辑184—194页。杨、李二家主要以南宋《兴隆佛教编年》、《佛祖统纪》等所载为据。这些新发现的线索是有价值的。尚存疑问是，若刘勰卒于大同四、五年，则他任步兵校尉之后的一二十年，史无记载；而《梁书》于其任步兵校尉之前的十多年，既详载其官职活动，何独后二十年一无可载？
25《梁书·武帝纪上》。
26《颜氏家训·涉务》。
27《梁书·刘勰传》。
28《寒素论》，《文苑英华》卷七六○。
29《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30《晋书·裴頠传》。
31见《庾度支集》。
32《南史·庾肩吾传》。
33刘师培以“新野庾氏”为世族。见《中国中古文学史》88页。
34梁武帝《敕舍道事佛》：“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全梁文》卷四）
35、67、74马宏山《论〈文心雕龙〉的纲》，《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四期。其“佛儒合一”说有一定道理，“以佛统儒”论颇待斟酌。说详下。
36《高僧传》卷十四。
37《高僧传》卷九。
38、43《弘明集》卷一。
39《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422页。
40、41《大正藏》卷八。
42《智度论》卷四十三。
44《闲居编·自序》。
45《送庶几序》，《闲居编》卷二十九。
46《释门正统》卷五《庆昭传》：“智者大师撰《金光明经玄义》，有广略二本行世。晤恩撰《发挥记》解释略本，谓广本为后人擅增，以四失评之。弟子奉先源清、灵光洪敏，共构难词，辅成师说。法智（即智礼）乃撰《扶宗释难》，力救广本，而庆昭与孤山智圆，既预清门，亦撰《辨讹》，驳《释难》之非，救《发挥》之得。如是反覆，各至于五，绵历七年。……自兹二家观法不同，各开户牖，枝派永异，山家遂号清、昭之学为山外宗。”
47《停云阁诗话》卷一。
48道安《二教论·儒道升降论》，《广弘明集》卷八。
49《列子·仲尼》篇。
50道安《二教论》引《清净法行经》：“佛遣三弟子，震旦（指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广弘明集》卷八）
51《喻道论》，《弘明集》卷三。
52《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五。
53《答法勖问》，《广弘明集》卷十八。
54《庭诰》，《弘明集》卷十三。
55《与孔中丞书》，《弘明集》卷十一。
56《答萧司徒书》，《弘明集》卷十一。
57《会三教》：“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日映众星。……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见丁福保辑《全梁诗》卷一）
58《均圣论》，《全梁文》卷二十九。
59《弘明集》卷八。
60杨明照《刘勰〈灭惑论〉撰年考》认为写于《文心雕龙》成书之前（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王元化《〈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认为写于《文心雕龙》成书之后（见《文心雕龙创作论》）。
61《全三国文》卷十九。
62《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孔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
63《管子·水地》。
64、87杨柳桥《〈文心雕龙〉文章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文史哲》1980年第一期。
65《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河东集》卷三十四。
66涵芬楼影印本《太平御览》卷五八一，此句作“圣因文以明道”。但从论者所引原文（“圣因文而明道”）来看，并非所据版本的不同，而是理解的不同。即使据《御览》，也是“圣因文——以明道”，不是“圣因——文以明道”。
68见慧皎《唱导论》：“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高僧传》卷十五）
69刘绶松《“文心雕龙”初探》，《文学研究》1957年第二期。
70《孟子·离娄下》。
71《西都赋》，《文选》卷一。
72佛教徒年满二十，正式受戒，叫做“年满具戒”。
73周振甫《〈文心雕龙〉的〈原道〉》，《文学遗产》四四五期。75马宏山的原话是：“虽然，‘玄圣’一词在《庄子·天道篇》、《后汉书·王充传论》以及班固《典引》、何承天《上白鸠颂》等文中曾出现，但均是泛指‘老君、尼父者也’，注家皆不得其确解。只有孙绰、宗炳和法琳等人之所谓‘玄圣’，专为指佛而言，具体明确，毫不含糊。可见在刘勰之前和之后，佛教信徒都称佛为‘玄圣’，则是无可置疑的。能不能说偏偏处于中间的刘勰，而他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在使用这个已有特定意义的词语时，可以凭空生发出另外的意义来，或仍然沿袭‘泛指’呢？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76《文选》，卷四十八。
77《后汉书·班固传》。
78《高僧传》卷七，《慧严传》引。
79《孟子·滕文公下》。
80《孟子·万章下》：“夫义，路也；礼，门也。”
81《两都赋序》，《文选》卷一。
82《七略》，《初学记》卷二十一。
83《雕虫论》，《全梁文》卷五十三。
84《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疏。
85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225页。
86詹锳《刘勰与〈文心雕龙〉》22页。
88、90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68、191页。
89见《文心雕龙选译·前言》。
91《文心雕龙札记》文化学社版14页。
92《南齐书·文学传论》：“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
93《唐音癸签》卷二：“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曰生思。”
94《山水纯全集·论观画别识》：“盖有不测之神思，难名之妙意，寓于其间矣。”
95《四溟诗话》卷四：“或造句弗就，勿令疲其神思。”
96《文颂·神思》（见《诗品集释》94页）。
97《随园诗话》卷六：“偶作一诗，觉神思滞塞，亦欲于故纸堆中求之。”
98《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
99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
100《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册254页。
101《典论·论文》。
102《文赋》。
103詹锳《刘勰与〈文心雕龙〉》60页。
104穆克宏《刘勰的风格论刍议》，《福建师大学报》1980年第一期。
105《文心雕龙札记》文化学社版29页。
106舒直《略谈刘勰的“风骨”论》，《文学遗产》二七四期。
107王达津《试说刘勰论风骨》，《文学遗产》二七八期。
108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107页。
109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234页；李树尔《论风骨》，《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一辑35页。
110《世说新语·赏誉》注引。
111《宋书·武帝纪》。
112《古画品录》，《丛书集成》本3页。
113《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为孔子语，自然为刘勰所宗奉。
114《论语·卫灵公》。
115《文心雕龙札记》文化学社版47页。
116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113页。
11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534页。
118如詹锳《刘勰与〈文心雕龙〉》列《定势》为“风格学”；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析《定势》说，刘勰“认为体裁有体裁一定的风格”；穆克宏《刘勰的风格论刍议》说，势“即文体风格”。
119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文化学社版35页。
120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527页。
121振甫《通变》，《新闻业务》1962年第二期47页。
122詹锳《刘勰与〈文心雕龙〉》68页。
123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110页。
124过去我们曾把“设情以位体”误解为“根据内容来确立体裁”。确立体裁就不属熔意，今从刘永济说改。
125刘永济《释刘勰的“三准”论》，《文学研究》1957年第二期。
126熊寄缃《刘勰是怎样谈创作过程的？》《文学遗产》三九三期。
127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185页。
128詹锳《刘勰与〈文心雕龙〉》50页。
129《宋书·谢灵运传论》。
130《十三经注疏》世界书局影印阮刻本1522页。
131详见拙著《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
132《修竹篇序》，《陈子昂集》中华书局排印本15页。
133《文心雕龙札记》文化学社本233、245—246页。
134郭绍虞《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96—99页；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219页。
135《晋书·陆机传》。
136游国恩、萧涤非等主编《中国文学史》，1979年版第一册3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