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论》的历代著录情况，《隋书·经籍志》著录六卷，《旧唐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崇文总目》也作六卷 ，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并作二卷，《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亦作二卷 。曾巩曾经校勘《中论》一书，并序云：“始见馆阁及世所有徐干《中论》二十篇，以为尽于此。及观《贞观政要》，怪太宗称尝见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书此篇阙。因考之《魏志》，见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余篇，于是知馆阁及世所有干《中论》二十篇者，非全书也。” 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谈到《中论》的著录情况时云：“今此本亦止二十篇，中分上下两卷。按《崇文总目》六卷，不知何人合之。李献民云‘别本有《复三年》、《制役》二篇’，乃知子固时尚未亡，特不之见尔。”分析历代书目对《中论》一书的著录情况，尤其根据曾巩、晁公武所提到的《中论》的《复三年丧》和《制役》两篇逸文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知道，直至宋仁宗景佑元年编撰《崇文总目》之时，《中论》一书应该尚有完本存世，但是到了南宋时期该书即已残缺不全，并且出现了将所存二十篇合并为上下两卷的本子，而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等人的著录所依据的就是这一本子。此外，我们还可以知道，《中论》一书在北宋时即有不同的版本，曾巩明言所见《中论》为二十篇，则说明他所见之版本已经缺少了《复三年丧》和《制役》二篇，而曾经编撰《邯郸书目》的李献民所见之“别本”，则比曾巩所见之版本多出了《复三年丧》、《制役》两篇。到了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晁公武编撰《郡斋读书志》之时，他所依据的是已经合并为上下两卷的本子，说明其时《中论》已经不复有完本行世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在讲到《中论》的版本情况时云：“是书隋、唐志皆作六卷，隋志又注云：‘梁目一卷。’《崇文总目》亦作六卷，而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并作二卷，与今本合，则宋人所并矣。书凡二十篇，……曾巩校书序云：‘始见馆阁《中论》二十篇，及观《贞观政要》，太宗称尝见干《中论·复三年丧》篇，今书独阙，又考之《魏志》，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余篇，乃知馆阁本非全书。而晁公武又称李献民所见别本，实有《复三年丧》、《制役》二篇。李献民者，李淑之子，尝撰《邯郸书目》者也。是其书在宋仁宗时尚未尽残阙，巩特据馆阁不全本著之于录，相沿既久，所谓别本者不可复见，于是二篇遂佚不存。”综合我们在前面征引的材料所述的情况，可知《四库全书总目》所云与实情相符。

《中论》有原序一篇，然不著作者姓名，所以究竟出之于何人之手，似乎难以确考。但是，根据《中论·序》结尾的一段话，可以推断该序应系徐干同时代人所作。《中论·序》有云：“余数侍坐，观君之言长怖，笃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则？自顾才志不如之远矣耳。然宗之仰之，以为师表。自君之亡，有子贡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从这段文字所透露的信息可知，该序之作者曾经与徐干有所往来，对徐干的道德文章非常景仰，对《中论》一书十分推崇，徐干故世之后，其出于对亡者的思念以及担心《中论》一书从此湮没，便特意作了此序。所以，断定该序作者系徐干同时代人应无疑义。正因为有《中论·序》中的这么一段文字作佐证，所以陈振孙、严可均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均以为该序系徐干同时人所作 。又，《中论·序》与《中论》之注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这个与徐干同时代之人不但为《中论》作序，而且《中论》之注也是出之于他的手笔。姚振绪《〈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四云：“案《中论》旧序末云：‘故追述其事，粗举其显露易知之数，沈冥幽微、深奥广远者，遗之精通君子，将自赞明之也。’此数语，则为注其书者之所作，可知也。”至于这个为《中论》作序和注之人的具体姓名，虽有是“任嘏”的说法，但因缺乏文献方面的佐证，故实难以考定。唐人马总《意林》五云：“《中论》六卷，徐伟长作，任氏注。”既然《中论》之序与注皆出自同一人之手，那么按照马总此说，则《中论》之序便也应该是这个姓任的人所作了。但是，此任氏是否就是与徐干同时代的任嘏呢？虽然任嘏是徐干同时代人，本人亦善于著述，但是关于他为《中论》作序及注一事，因史书及历代书目中均没有记载，故而尚且无法确认之，所以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十五注云：“任嘏与干同时，多著述，疑此序文及注皆任嘏作，不敢定之。”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审慎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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