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廨差和巡捕在戏园门口锁了霍春荣，正要走时，见贝府的家人急急的赶来询问，并重重的许了谢仪。若是换了别人，只要案情犯得轻些，这班差人便好得钱买放，怎奈这霍春荣是臬台的公事提人，更兼犯的案情甚重。若要买放了他，就是工程局委员也耽不起这个处分，何况这班差人，那敢怠慢？一个差人便冷笑一声道：“我们是奉上差遣，概不由己。这霍春荣是臬台朱大人立等提案的人，我们耽不起这个干系。你想，朱大人的性情何等利害！我们若把他放走，我们自己还要性命么？倒是请你们太太回去，叫贝大人写封信到朱大人那里和他说个情儿，料想朱大人没有不答应的。此刻向我们话说，却是没用。”一面说着，一面把霍春荣前推后拥径自去了。
贝夫人在轿子里头看得分明，听得真切，见霍春荣铁索钉铛的被一班差人拉着，脚不点地的走了过去。贝夫人看了这般光景，止不住一阵心酸，早流下泪来。想来霍春荣的案情犯得重了，所以臬台立刻提人。自家想来想，想不出一个搭救的法儿，只得要依着差人的说话，叫贝太史写信去保他出来。偏偏的贝太史又到上海去了，不在苏州，一时不得回来。只得自行回去，在轿中跺脚恨道：“平日间用他不着的时候，他偏要挨在家中，这个当儿要用着他起来，却又走到上海去了。”
贝夫人回到家中，母女二人十分懊恼。贝小姐红着眼圈，含了一汪珠泪，默然不语。贝夫人也背过脸儿暗中流泪，口内却还在那里安慰着贝小姐道：“你不要心慌，待我慢慢儿的想法。好在你父亲也就要回来。等他回来之后，叫他写信，或者亲去见那朱臬台。难道咱们这等一分人家，要保一个人都保不下来么？”贝小姐听了，略略心上安了些儿，却终是满心不快，便也睡了。
一夜之中，一个半老徐娘，一个卢家少妇，不知流掉了许多眼泪。锦帏虚掩，宝枕横陈；蜡泪未消，春痕犹腻。红愁绿怨，凄凉斗帐之春；冰簟银床，辜负华清之梦。好容易盼到次日，贝夫人一早起来，便叫一个家人到电报局去，打个急电到上海去，要叫贝太史立刻回来；又叫两个家人去到臬台衙门打听霍春荣的消息。那知这件事儿异常机密，再也打听不出来。
这一天工夫，贝夫人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茶饭无心，坐立不定。又过一天，贝太史在上海接着了家中一个急电，叫他立时回去，不晓得家中出了什么事情，倒大大的吃了一惊，果然立刻趁了轮船回到苏州。贝夫人见丈夫回来了，略觉放心。
这个时候，正是用得着他的时候，免不得也要放些笑面出来，便叫他写信给朱臬台，保那霍春荣出来。贝太史听了，呆了一呆，不敢开口。
原来贝夫人和霍春荣的事实，贝太史也有点风声，虽然心中愤恨，却也无可如何，又不敢把霍春荣怎样。现在听得朱臬台访拿他，正在心中快活，不提防他这位夫人竟堂堂皇皇的叫他写信，要把霍春荣取保出来，不觉呆了半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贝夫人见他并不开口，已经有些怒意，便问道：“怎样样，为什么一句口都不开？难道我烦你这点事儿，你都不答应么？”贝太史见他夫人发怒，粉面生红，蛾眉微竖，又吓得手足慌忙，满心里想要教训他几句，无奈见了他的影子，听了他的声音，更觉得筋酥骨软。此刻见夫人发起火来，那里还敢驳回，挣了半晌方才挣出一句话来道：“我不晓得他犯的是什么案情，怎么就好写信？况且朱竹君也不是遇事生风的人，这件事儿一定内中有个道理。若是冒冒失失的写封信去就要保人，他答应了还好；若不答应，可不是落了一个下风？你也要替我想想才是。”贝夫人怒道：“我不管他犯的是什么案情，横竖是冤枉的就是了。你不肯写信，难道就罢了不成？”说着把一对秋波狠狠的瞪着贝太史，差不多又要发作。若是贝太史是个有些性气的人，把正言责备夫人几句，就是贝夫人再要凶悍些儿，也不能把贝太史当真怎样。无奈贝太史向来惧内，真是闻风胆落，望影惊心。现在见他夫人倒竖双眉，又将发作，就吓得诺诺连声的道：“我也没有说一定不肯写信，不过问问他的案情，好像被他们看了，说你连他犯的什么案情也没有弄得清楚，还要来保什么人？所以我和你商量一回儿，并不是不肯听你的话，你休要这般动气。”
贝夫人听了贝太史一番说话，方才收了怒容，却又冷笑一声道：“他犯的什么案情，我知道么？你一个做男子的，这点事儿打听不出，反来问起我来，可不是个笑话？”
贝太史又碰这个钉子，也只好低头忍受，便向贝夫人道：“你既然一定要去保他，我就去写信就是了。”贝夫人听他肯写，立刻换了一面的笑容，向贝太史笑道：“我不过叫你写一封信儿，你就装腔做势的不肯答应，一定要呕上我的气来才肯去写，我真不懂你是个什么性情。”说着，又笑了。又问道：“你清早进城，可曾吃过点心？”贝太史道：“我接了你的电报，不知家中有什么事情，急得我一夜没有合眼。轮船一到码头。我就忙着上岸赶紧回来，这早晚何曾吃过什么点心？”贝夫人听了，慌忙替他张罗点心。一会儿来了，贝夫人即向他笑道：“你今天没有吃过点心，想是有些饿了，快些吃罢！吃饱了好去写信。”贝太史这一刻儿的快活，真是他有生以来从没有受过他夫人这般优待，只把他乐得抓耳挠腮，不知怎样才好，把方才那一肚皮的怨气早消化到九霄云外去了。吃了点心，急匆匆的往外便走。贝夫人叫住他问道：“可是去写信么？”贝太史连连答应，果然走到书房内，顺着他夫人的意思，实实结结的写了一封信，拿进来给贝夫人看了。贝夫人甚是欢喜，叫他快些送去。贝太史又在信中加盖了一方名字图章，叫了一个能干家人，当面吩咐了几句说话，叫他把这一封信送到臬台衙门，面见朱臬台，要讨一个回信。家人答应去了。
不料家人去了一会，空手回来，也没有回信。贝太史甚是诧异，急问：“怎么没有回信，可是没有见着朱大人吗？”家人道：“见是见着的。朱大人正在签押房着公事，家人把老爷的的信呈上，并说要求大人赏封回信，好待家人回去销差。不想朱大人拆开了信看了一回，冷笑一声，问道：“这霍春荣这案情，难道你家大人竟不晓得么？”家人回道：‘小的主人初从上海回来，实在不知备细，总求大人开恩准他取保，小的主人就感激不尽了。’朱大人听了不但不肯答应，反又冷笑两声，对家人说：‘你回去上复你们贵上，这霍春荣是抚台的访牌，不干我事，况且犯的案情十分暖昧，你们贵上就不管这件事情也罢。’家人无法，只得回来，听老爷的示下。”
贝太史听了，尚在沉吟，贝夫人早急得手足如冰，花容失色，急向贝太史道；“他既是这般说法，你最好径去拜会他一趟，打听打听究竟是怎样一个道理，或者再写封信给那抚台，料想讨了情儿也还使得。不然像咱们这样人家，一个戏子都保不下来，以后还要想办得了事么？”贝太史听了贝夫人一派一厢情愿的话头，虽是心中狠不愿意，又不敢推辞，只得说道：“这个抚台我和他没有来往，写信去也是枉然，还是朱臬台和我的交情还好，或者到他那里问了个明白，和他商议一个法儿。
只是朱臬台答应了，叫他取保，料想抚台也没有什么不肯。你道何如？”贝夫人听见丈夫肯去，又欢喜起来，立刻替他取出衣冠，亲手和他穿带。这又是向来没有的事情，破题儿第一次。
贝太史受了这般恩宠，不觉的有些感激涕零起来，自然尽心竭力的和他办事。
不料轿子到了臬台衙门，投进贴子，隔了半天也不叫请。
贝太史呆呆的坐在轿内，等得好不心焦；又等了好一会，方见一个家人拿着名贴慢吞吞的走了出来，走到轿子面前说声“挡驾”，请一个安。贝太史十分疑惑，连忙把来的家人叫住，细细问他为什么今天不见。那家人把眼看着贝太史的面上，嘻的笑了一声，方才答道：“大人有公事，不能见客。”说了这一句，竟自走了进去。
贝太史看了这般光景，只得回来向贝夫人说了。贝夫人也无计可施，只同着小姐无情无绪的暗中流泪。贝太史看在眼中也不敢问。
贝夫人想了一天，忽然想了一个主意出来，心中大喜。你道他想的是什么主意？他忽然想起父亲现在军机声名赫奕，只要打个电报给他父亲，请他父亲在京里一个电报打给江苏巡抚，和霍春荣说个情儿。料想外省督抚一个个都要巴结军机处的人员；就是一个军机章京，他也不肯得罪，何况他父亲做了相国十年，那有办不到的事情？想定了主意，便逼着贝太史和他拟了一个极长的电稿，约有二百多字，说了无数的谎话，也不晓得怎样措辞，做书的人当初没有看见他的底稿，也只好付之阙如的了。
当下拟好了电报，叫家人到电报局内打了一个三等商电，这一个电报却就花了一百四五十块钱，立时立刻发了出去。
贝夫人自从发了这个电报，指望余中堂听了他的说话，打个电报给苏州抚台，眼见得霍春荣不日便可放出狴犴，重圆绮梦，眼睁睁的只望霍春荣出来。那知过了两天，余中堂外来了一回电，电报局翻好号码送了过来。贝夫人见了余中堂回电，心中大喜，只道霍春荣的事情有些指望，谁知拆开来一看，那电码端端正正的不多几个字儿，除了住处、姓名之外，只有八个大字，是“事涉优伶，毋庸过问”。贝夫人看了，气得他把一张电报撕得粉碎，掼在地上，又把他父亲咒骂了一常自此之后，贝夫人无可奈何，只得死心塌地的，暗暗的叫人去看了霍春荣几次，花了好些使费，因此霍春荣虽然拘禁县监，倒也并不吃苦。
贝夫人一边的事按下不提，只说霍春荣被差人拿去，在巡捕房关了一夜，工程局委员问了一堂，霍春荣自己也昏天黑地的说不出为了什么事情。工程局委员道：“你的事情本来是上宪提人，我也不来问你，只把你解到臬台那里，看你的远气罢了。”说着就叫廨差押下去，备了文书，将他申解到臬台衙门。
臬台朱竹君看了文书，也不提讯，把霍春荣发到元和县来，叫他问供。
元和县大老爷接到了臬台的公事不敢怠慢，立刻升堂，把霍春荣带上堂来。那霍春荣到了县堂，跪在地下，不等县大老爷开口，先是高声问道：“小的究竟犯了什么罪犯，要朱大人这样的费心搜捉？”县大老爷见他这般强项，不由也动起火来，把惊堂一拍道：“你这个该死的棍徒，你引诱贝大人的妻女，夜入人家，还说没有罪么？本县看你还是好好的招成，免受刑罚。”霍春荣见县大老爷这般问法，胆又放大了几分，定一定神，又高声答道：“戏子唱戏为生，向来安分，不敢做这样的事情，求大老爷明鉴。”县大老爷又拍着惊堂道：“现在有真赃实据，你还要希图抵赖么？”霍春荣心中暗想：“事到如今，左右难逃公道，落得索性把他挺撞一番。”便又高声道：“大老爷既说现有真赃实据，请问大老爷是个什么赃据呢？”县大老爷又喝道：“你时常自己拿着什么扇袋、荷包给人观看，说是贝夫人母女亲手制造送给你的，难道还不算真赃实据不成？”
霍春荣听到此处，竟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满堂差役相顾失色。县大老爷又羞又怒，高声喝道：“你笑的什么！”难道本县问错了么？”霍春荣笑了一会方才回道：“就是这荷包、扇袋，就算做引诱的凭据么？不瞒你大老爷说，戏子在京城里头唱戏，那些王爷、中堂的太太、小姐们说戏子唱得好戏，时常叫到府中说说闲话，不算什么希奇。再说起荷包、扇袋来，戏子在京城里，常有太太们赏些活计，更算不了什么事情。大老爷说戏子引诱贝大人家的妻女，戏子唱戏为生，那有这般大胆？不过贝大人的太太常到戏园看戏，贝大人又是个头等乡绅，点了戏子的戏，戏子不能不唱。贝太太放了赏钱，戏子不能不上去谢赏。谢赏的时候，贝太太叫住戏子，问几句话儿，戏子不敢不应。贝太太一团好意，和戏子说句话儿，难道戏子就好跑掉了么？至于大老爷说戏子夜入人家，戏子一个唱戏的人那敢向人家混走？都是贝太太几次叫人来叫戏子进城，戏子方敢进去。况且贝大人家是何等的规矩，那样的门墙，就凭着戏子这样一个人儿，里边没有招呼，就走进得去么？这样的事情，大老爷要说是戏子的罪名，戏子就死也不服。大老爷若是不信，只顾叫人到贝府上去打听，若有一定虚言，听凭大老爷怎生惩罚。”正是：一夕公庭之供，口利如风；三千堂上之刑，鞭飞碧血。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