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因亚洲杯中日决赛日本队遭到中国球迷大嘘，日本传出了要求中国修改教科书的声音，认为教科书里抗日战争的内容诸如“南京大屠杀”、“万人坑”，是一种“反日教育”，应该删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有点耳熟，哦，想起来了，原来上个世纪30年代，自“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中国人经常会被日本政府告知，要求中国政府取缔“反日宣传”和“反日教育”。其中，发生在1935年的“《新生》事件”，就是此类中日交涉的“杰作”。

1935年5月4日，上海的《新生》周刊发表了一篇署名易水的文章《闲话皇帝》，在提及日本天皇的时候，稍有不恭之词。第二天，上海的日文报纸马上作出反应，说是《新生》侮辱了天皇。在上海的日本浪人马上上街游行，一通打砸，不少商家的玻璃橱窗倒了霉。紧接着，日本驻上海领事向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向日本谢罪，严惩有关责任人，停止一切形式的反日宣传。而日本的国内，更是一片甚嚣尘上的“惩戒支那”的声音。自以为处在“剿共”关键时刻的国民党政府，此时表现得身段柔软而卑躬，不仅强令《新生》停刊，将《新生》的老板杜重远交付法庭审判，判刑14个月，而且撤消了让《闲话皇帝》漏网过关的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新生》事件”。

事情过去了将近70年，世界变了，中国更是大变了，但是惟独日本有那么一些人却依旧是老样子。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的作者）说日本人的特性之一是特别在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其实这不算是日本人的什么独特之处。大概但凡是人，都希望别人说自己好，不说或者当面不说自家的短处、坏事和糗事。东方人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对此更在意一点，西方所谓比较注意面子而已。可是，自甲午（1894年）以来的日本，实际上是在不停顿地干坏事，却又不停地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的方式不许被加害者说他们，这里已经不是面子问题，而是超级的强横霸道了。因为强盗抢劫杀人之后，一般不会在意被害亲属的抨击和叫骂，更不会出面制止这种苦主的可怜举动，但是当年的日本却能做出来。自甲午以来，每当中国局势稍有好转，日本就会有点动作。辛亥革命后好容易政局稳定了，人家出来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让袁世凯政权失去合法性；国民党政权取代北洋政府，好容易进入清亡后第二个稳定期，人家来了个“九·一八事变”，让亡国的危险始终压在本该大规模建设的国民政府头上，占了东北还不够，再占热河，再侵绥远和冀东，进而整个华北，害得平津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放不下。欺负人欺负到这个份上了，还不许人家叫，一叫他们就抗议，就要“惩戒”。按他们的逻辑，他们在中国干的所有坏事，杀人放火抢东西占土地，都是中国人反日遭到的“惩戒”，属于他们的“自卫行动”。

日本战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种超级强盗逻辑其实并没有真的在日本消失。只是现在没有条件像当年那样为所欲为了，只好把过去做过的所有坏事全不认账，不仅自己不认账，也不许受害人声张，否则就是反日教育，反日宣传。

当然，造成日本右翼有如此底气，张扬这种逻辑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毕竟很长时间以来，日本是给予中国最多援助的西方（泛意的）国家，有着那么多的低息贷款和技术转让。只是，日本人也许没有想过，虽然借了钱，帮了忙，但在历史责任问题上遮遮掩掩，半吞半吐，硬是对灭绝人性的化学战、细菌战等战争伤害置之不理，对慰安妇、强制劳工问题视而不见，拒绝道歉，拒绝赔偿。如此作为，无论借出多少钱，恐怕也难以让昔日的受害国老百姓对他们心存感激。

也许，有人会说，在日本持这种逻辑的，只是少数的右翼。不错，在靖国神社穿着“皇军”的军装，扛着三八枪游行的，开了放着最大音量喇叭的宣传车穿行街市的，在国会接二连三“失言”的国会议员，是少数的右翼分子。不过，沉默的大多数却对这种张扬的右翼言论和行为，表现出了太多的容忍甚至欣赏，以至于政客为了选票的缘故，时常要“失言”和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点在邻居伤口上撒盐的事情。其实，在近代日本崛起的大多数时间里，狂热的军国主义者都是少数，只是少数的能量却日见其大，最后挟持了沉默的多数，使他们最终也变得疯狂起来。条件是，只要多数对少数的狂热缺乏足够的警觉，甚至在境遇欠佳的时候还对此表示某种程度的欣赏。

只是，世界毕竟已经变了，即使是一肚皮强盗逻辑，想要再次挟持大多数也不大可能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情势了。日本右翼张狂的结果，其实最终伤害的还是日本自己，使其通往正常国家的道路变得更加崎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