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耳朝是持续不断的征伐和大致和平两个时期之间的有意义的过渡期。忽必烈朝后期发动的所有对外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铁穆耳改变祖先的扩张政策,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更多的征服将无任何成果并且耗费巨大。他即位后立刻取消了忽必烈在位最后几年规划的对安南的征服,代之以将安南作为纳贡国。1298年,铁穆耳否定了再次入侵日本的建议,并在第二年派遣一名僧侣作为和平使者前往这个岛国。[1] 铁穆耳朝的对外征伐,只有1300—1301年的征缅之战和1301—1303年征八百媳妇之战,八百媳妇是在今天泰国北部和缅甸东部的一个小国。虽然这两次战役都以失败告终,但其原有目的亦不在于征服二国。发动征缅之战是因为缅国人废黜了奉元廷为宗主的国王而要对其惩罚,征八百媳妇则是由于该国侵蚀元朝领土而采取的征讨行动。[2]
铁穆耳汗最大的政治和军事成就是成功地结束了与窝阔台后汗海都(约1235—1301年)、察合台后汗笃哇(1282—1307年在位)的耗时和耗力的战争,他们从1268年或1269年开始对忽必烈的大汗地位提出挑战。[3] 但是,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尽管忽必烈在1/4世纪中经过持续不断地努力将他的中亚敌手阻挡在生产粮食的定居地区之外,海都和笃哇在忽必烈去世时又卷土重来,把他们的控制区延伸到畏兀儿地区并不时侵入蒙古本土。
铁穆耳在位的大多数时间不得不为保卫内亚地区耗费大量资源,实际上在他当政的初期在蒙古本土就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1298年的一个冬夜,笃哇突袭合尔哈都由宗王阔阔出(死于1313年)指挥的驻守漠北的元军主力,阔阔出是铁穆耳的叔父,代铁穆耳统军于漠北。此战的结果是铁穆耳女婿高唐王阔里吉思(死于1298年)被俘,在漠北的元军伤亡惨重。[4]
海山(1281—1311年)重建防卫体系后,元在漠北的地位才得以恢复。海山是铁穆耳长兄答剌麻八剌(1264—1292年)之子,于1299年受命统军于漠北,取代无能的阔阔出,其时年方18岁。[5] 除了诸王统率的蒙古军和驻守漠北多年的宿将床兀儿(1260—1322年)统率的钦察军外,海山手下还有来自各卫的汉军和新从汉地调来的蒙古军。
再次得到加强的元军在次年秋季转入攻势,在阿尔泰山南将海都击败。1301年9月,海都和笃哇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于是在阿尔泰山之东的铁坚古和合刺合塔爆发了更具历史性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本身可能是未分胜负,所以在汉文和波斯文史料中对战役的结果有截然不同的记载。[6] 重要的是该战役的间接结果,笃哇在作战中负伤,而海都死于战后不久,可能也是在战斗中受了伤。[7]
海都之死,清除了蒙古诸汗国媾和的主要障碍。恰是海都的同盟者笃哇首倡和议。笃哇已倦于无望的挑战大汗权威,他更关心的是在中亚建立自己的统治,所以他设法使海都之子察八儿在1303年夏季成为窝阔台汗国的统治者。当年秋季,笃哇说服察八儿与他一道向铁穆耳表示他们将停止敌对行动,并且承认铁穆耳是全体蒙古人的大汗。
铁穆耳对这一建议很快做出了积极反映。虽然笃哇提议的为媾和召开的忽邻勒台并未举行,停战的和约还是达成了。由铁穆耳、笃哇和察八儿共同派出的使者于1304年年初抵达伊利汗完者都(1304—1316年在位)的汗廷,请求完者都同意和平并重建全体蒙古人的统一的建议。[8] 和约对完者都及其他蒙古汗国的统治者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完者都在1305年致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的信中骄傲地宣布蒙古人世界已取得了和平,并且鼓励欧洲诸王以蒙古人为榜样。[9]
虽然1303年取得的和平是短暂的,但它不仅重新确定了元廷与其他蒙古汗国的宗主关系,还为元朝通过离间察合台后人和窝阔台后人的关系彻底解除来自中亚的威胁提供了机会。
在外部压力减轻后不久,曾是同盟者的笃哇和察八儿之间为疆域问题发生了冲突。在这次冲突中,铁穆耳支持笃哇。1306年秋季,铁穆耳派遣海山率领一支军队越过阿尔泰山南麓去支援笃哇。海山从背后向察八儿发起进攻,俘虏了察八儿家族的几个成员,并远进至也儿的石河。察八儿别无选择,只得向笃哇投降。[10]
察八儿后被笃哇所废,可能是在1307年;他的幼弟养吉察儿被笃哇立为窝阔台汗国的傀儡汗。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察八儿于1310年海山在位时向元廷投降,这就标志着困扰了元廷近40年的窝阔台汗国的完结。笃哇及其继承者绝大多数时间承认元廷的宗主地位,持续地向大都派出贡使。此后元廷与察合台汗国之间除了1316—1320年间的短暂冲突外都维持着和平关系。[11] 这样,忽必烈未能达到的确立元廷对整个蒙古世界的宗主地位的目标,终于在铁穆耳朝后期得以实现。
[1] [653]《元史》,卷208,第4630页;卷209,第4650页。
[2] [653]《元史》,卷211,第4659页;[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1,32a—33a。[642]《元朝征缅录》;此书被翻译成了法文,见[200]于贝尔:《印度支那研究(5):蒲甘王朝》。
[3] 关于对海都和笃哇的战争,见[29]w.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492—494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124—129页;[107]惠谷俊之:《海都之乱的考察》;[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56—58页。
[4] 关于这次失败,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6—327页;[741]刘迎胜:《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第76—77页。
[5] [653]《元史》,卷22,第477页;[305]松田孝一:《海山出镇西北蒙古》。但是,松田孝一将海山出镇的时间误为1298年。
[6] [653]《元史》,卷22,第477页;[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9页;[741]刘迎胜:《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第78—79页。
[7] 关于海都之死的矛盾记载,见[27]巴托尔德:《中亚史四论》,第1卷,第128—130页;[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49—50页。
[8] 关于1303年和议的最详细记载见于[387]波斯史家哈撒尼的《完者都史》,第32—35页。汉文史料见[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6,13b—14a;[653]《元史》,卷21,第454、456页。研究成果,见[253] w.柯维思:《蒙古人:12世纪(原文如此)初叶世界和平思想的倡导者》;[435]佐口透:《14世纪元朝与西方三王的关系》;[739]刘迎胜:《元代蒙古诸汗国之间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50—51页。
[9] [319]田清波、柯立夫:《1289—1305年伊利汗阿鲁浑、完者都致美男子腓力四世的信》,第55—85页。
[10] [653]《元史》,卷22,第477页;[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13b;[740]刘迎胜:《〈史集〉窝阔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第51—53页。
[11] [13]托马斯·t.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的畏兀儿人》,第259页。